关于父亲的故事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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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亲的故事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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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亲的故事 那个门洞又深又高，两扇厚重的大门敞开着，门上油漆皴裂，剥落得斑斑驳驳。小女孩长大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样深阔的门洞和那样苍老的大门。 那是个黄昏。 小女孩紧紧抿着嘴巴，缩着肩膀钻进门后。门和墙的夹角非常小，小得正好放下小女孩扁扁的小身体。墙壁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浮土，毛茸茸的。小女孩毫不在意地蹭过去，她从门缝往外看，只瞧见对面同样粗糙龟裂的门框。她偷偷地笑了，屏声静气，小小的心脏在胸壁后面咚咚震响。 门洞里迅速暗下去。母亲的喊声声声迫近。小女孩禁不住想笑出声来。 “老闺女，叫你半天不应，钻这里做啥？” 母亲隔着门大声说。她紧贴着墙壁，大气也不敢出。 “该吃饭啦，你藏这儿做啥？”母亲把她从门后扯出来，用围裙抽打着她的衣服，“你看看这一背土。” 小女孩的身子颤抖着，她说：“我等爹。我想吓他一大跳。” 故事总是到此戛然中断。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对于童年和父亲的记忆，永远停留在许多年前故乡的那个黄昏。 这年夏天，当我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天天在滚烫的大街小巷奔跑，频频往返于家和医院的时候，心中挥之不去的，总是门缝里小女孩那双黑眼睛。小女孩的故事无法继续，但是她期待的眼神让我的心一次又一次隐隐作痛。
一生自恃强健的继父，光着脊梁坐在午后三点钟的树荫下，一刻不停地挥着蒲扇。两只老鸹在枣树上聒噪，青枣清脆地掉在砖地上。我说，真讨厌，老鸹就爱落咱院的树，这么好的枣都给锛下来了。继父仰脸看着树，老枣树盘错的枝桠深处，两只鸟的黑羽毛时隐时现，它们吵个不休。 “嘿，许是两口子吵架呢。”老人笑说。我看了一眼继父，忽然觉得两眼昏黄。我用力地闭了一会眼睛，睁开眼，他赤裸的上身简直就是金黄色。一到伏天，继父就爱光膀子，下身穿一条中式布裤子，白裤腰免着，系根布带子。在我记忆里，他没有穿过西式衣服。继父是真正的老北京人，是蹲在路边喝豆汁吃卤煮火烧长大的北京贫民。 “您恶心吗？” “不恶心，嘿！哪儿都不难受。” “厌不厌油腻？” “这阵儿不爱吃肥肉了，天太热，没别的，年年都苦夏。”继父不以为然地用扇柄搔着脊背。蓦然间，我看见老人背上满是抓痕，心中一惊，半个月不见，老头儿怎么瘦成了这模样？ 1991年6月，我在上山下乡离开北京23年后又回到了这个城市。象所有的老知青一样，我回城的目的就是为了孩子。女儿从小寄居在姥姥家，没户口，是借读生。但是这个孩子知道要强，小学六年，年年被选为三好学生。小学毕业考试的成绩可以上北京最好的中学，只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连进普通的中学都要有门路。我一气之下给北京市长写了一封信，知道无济于事，不过发泄而已。想不到在市长办公会上，市长居然提出了女儿的事。他说，这么好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进重点中学？当即请教育局长查办。当时已是八月底，教育局长说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不可能在重点学校安排了。后来当我知道这件事时，不觉泪流满面。女儿虽然进了一所普通中学借读，但我仍旧对市长心怀感激。两个月后，市政府颁布了在外地的知青子女可以落户的政策，女儿终于有了北京户口。（三年以后，女儿考入北京四中，又过三年，她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这是后话。）眼看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一天天衰老，特别是母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我真不知道怎样才好。不久，听说北京市又有了新的知青政策，所有在外地的知青，只要有一方是北京知青，有单位接收，均可全家回京。这真是一项极其人道的政策。 我和丈夫的户口是六月迁入北京的，因为接收单位有些问题，让我们回原单位等待通知。20天后，我在华北油田的家里，接到继父生病的电话。我以为是他多年的心房纤颤加重了，接电话时我的手直发抖，没想到却是浑身黄染。老人已是78岁的年纪了，不大可能是肝炎，若是梗阻性黄疸，情况就很严重。我心里很害怕，自从六岁那年失去父亲，我再没亲身经历过家人去世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我能不能扛得起。 继父坐在小板凳上打着呵欠，“您躺一会儿吧。”我说。 “不介，不困。你去歇会儿吧。”他说。屋子小，天气热，谁又好意思躺着呢。 “明天咱们去住院吧。” “没大毛病，我知道。” “今天别去值班了。” “那哪儿成啊，没告诉人家，再说也不碍事，没事儿，我知道。”继父用扇柄不住地搔着脊梁，班驳的树影下，他褐色的皮肤上浮着一层暗黄。 我走过去给他轻轻地挠着痒，从九岁那年来到继父家，记忆里他从来没有象父亲那样抚摸过我，我的手也不曾碰过他。看着老人凸起的肩胛骨和皮肤下面根根肋条，我心里百感交集。老人背上依稀可见深褐色的疤痕，那是他幼年出天花的印记。从前母亲每和继父吵架后，总是对我说，你那个死鬼老子心真狠哪，丢下孤儿寡妇让我受这大疤脸的欺负！其实继父是吵不过母亲的，怎么就是欺负了她呢？我不懂。而且我也看不出继父脸上有疤。母亲说，打小没有人管，不知道咋钻心的痒呢，你看看他的脸，就没有一个圆疤，全是抓的一条子一道子的，也够可怜的，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可不敢仔细看继父脸上究竟怎样。那时侯继父高大健壮，黝黑的脸从无笑容，骑一辆破自行车，早出晚归，从永安里的家进城里上班。他在一家房管所当力工，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搋泥递瓦的受苦人。解放以前，听说他拉黄包车。家中还有两个男人，老的我叫爷爷，是继父的继父，从山东逃难来到北京，与继父的母亲搭伙过日子。爷爷是居委会主任，楼前的空地被他开出一个大花坛，花坛里种满了美人蕉和西番莲，爷爷每天都从家里扯一条皮管子，给花浇水。少的我叫哥哥，他也不是继父的亲生儿子，可是他们非常宠他，每当母亲为我的“权益”据理力争时，继父就说，满天的星星也抵不上我这一个月亮。母亲带我来到这样一个奇怪的家庭，实在是万不得已。她的恐惧和抵触传染了我，来到继父家的头几年，我丝毫没有安全感。爷爷为我起了一个新名字，写在户口本上。我不肯认同他们强加给我的姓氏，先由橡皮擦，擦不掉，又用食指蘸着唾沫抹，我的新姓氏消失了，可是那个地方也成为一个椭圆的洞。于是，在户口本上，我成了一个没有姓氏的孩子。很长时间里我都为此担惊受怕，不知道他们发现了会怎样惩罚我，但直到我上山下乡注销户口，九年里竟然没有事发。精明的爷爷在1962年去世，霸道的哥哥因为喜好奇装异服和屡屡旷工泡在舞厅，被单位开除劳教，文革开始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坐牢，继父不识字，至今我也不清楚究竟是他们没有发现呢还是对此不以为然。可是，我是多么提心吊胆呀。 继父挣钱不多，劳教的哥哥又经常泡在家里生病，我们的日子很艰难。家里的破烂家具、继父的旧自行车都卖了，三间房子空空荡荡，只剩下了床板。有一次，继父急匆匆回来，扯起一条线毯就要去卖，母亲把那粉色的线毯搂在怀里，和他大吵，继父暴跳如雷，母亲说，今天你要敢碰我，咱们就上法院！我吓得说不出话，以为继父要把母亲按倒在地，暴打一顿，可是那次冲突以继父妥协告终。他虽然长相粗，不识字，却很少骂脏话，也没有动过母亲一指头。哥哥因病不去农场，白天睡懒觉，晚上仍旧和朋友泡舞厅。继父早晨买好夹肉火烧，放在他屋外的窗台上，悄悄去上班。母亲气愤地说，一样的孩子为什么你两样对待？继父便说，满天的星星不如我这一个月亮。这句话成为经典，母亲在以后的30年里常常拿出这句话抢白继父。在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过日子的年月里，每天哥哥的必修课是打扮自己，对着一面小镜子往大背头上抹发蜡，一丝不苟地修剪仁丹胡子，抱个小提琴咯嘣咯嘣地弹，他从来不拉。哥哥穿的特别摩登，大格子花衬衫，大翻领的中长风衣，包着屁股的瘦腿西裤，锃亮的尖头皮鞋，他的男女朋友也是一样的装束，他们从来不穿四个兜的制服，冬天也不穿棉袄棉裤。他们是当年北京城里非常显眼的一群人。哥哥平时很少说话，他看不起我们。母亲背地里叫他流氓，不许我和他说话。我至今也不明白在那样的家庭里，哥哥怎么如此“前卫”？他害怕吃苦，追求享受，偏爱奇装异服。现在我理解他不过就是一个心高命薄的苦孩子而已。可是小时侯一心认定他就是流氓。公平地说，哥哥从来没有过粗野的言语举止，我甚至不记得他有大声嚷嚷的时候，偶尔有事问我，他总是先叫一声“小妹”，我却板着严肃的小脸，不加理睬。多年以后见到他，他依旧穿得很讲究，很干净。我问他当年的肾炎好利落没有，他笑说，我根本没病。我记得你总把盛着尿的玻璃瓶子摆在窗台上，怎么回事？他告诉我，那样拿去化验才有问题呀。 1991年夏天，和继父坐在树下的那个午后，许多往事扑面而来。人的一辈子就这么不禁过，那个高大结实的壮年汉子，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笑容可掬的老人？从前，他让一个幼年失去父亲的小姑娘望而生畏，如今他除了我再无亲人。继父的老家在顺义，兄弟姐妹叔伯姑舅远亲近邻一个没有。他给单位烧锅炉一直做到65岁退休，以后便每天在母亲喋喋不休的数落中，手不识闲地做着所有的家务活。他的腰弯了，头发白了，但是性情柔和了，脸有笑容了。 岁月，真是一架磨啊。什么样的人生不被碾磨？继父孤单劳累的一生就将到尽头了吗？这样想的时候，我的眼睛禁不住潮湿起来。 当晚，继父照旧夹着饭盒走出家门，到附近一个工地去值更。他象往常一样，饭盒里装满剩菜剩饭。在那一瞬，我有些怀疑自己，或许老人的病没那么严重吧？我已经回来了，以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那天清晨我和丈夫陪继父上医院。离家最近的市二院在油坊胡同，没有公共汽车。我丈夫用自行车推着老人，我一溜小跑跟在后面。当年继父迫于生计把自行车卖掉后，上下班就全靠两腿走路了。他是不乘公共汽车的，三十年间不知走出几个“二万五”？他可曾坐过“二等”？当年高大结实腰板挺直的继父如今弓着背象孩子一样双手紧抓住车座，样子显得很无助。我禁不住笑了，他回头望着我也笑吟吟的，一遍遍地对我说，别急，看跑出汗了。 那个早晨老人穿一件雪白的新汗衫，披着褪色的蓝褂子，虽然是去医院，但是他的心情很好。 看病是复杂麻烦的事情。挂号、检查、抽血、化验、交费，我们搀着继父，楼上楼下地跑，一趟趟地排队，汗湿的衣服贴着前胸后背。 您要累，就歇会儿。 不累，哪就走不动了？又没什么大病。继父笑呵呵地说着，一步一步地迈着台阶。老人是一辈子不进医院，除了牛黄解毒片，几乎没吃过别的药的人。此刻，对医院的恐惧，对生命的没有把握，心脏严重的“房颤”，还有这不明原因的全身黄染，足以让一个人精神濒于崩溃，可是继父看上去却非常坦然。 果然，老人是“梗阻性黄疸”。B超显示，他的肝总管已经完全梗阻，胆囊由于功能性废弃，畏缩到几乎看不见。这是一种肝外的胆管恶性肿瘤，非常罕见且预后不良。没有好办法，只能在肝脏和十二指肠之间插一根金属导管，使胆汁排泄到消化道。我和丈夫毕业于国家正规医学院校又从事临床工作多年，我们当然清楚这样年纪的老人，心功能又差，做手术很危险，再说打开腹腔肿瘤转移怎么办，器官老化脆弱大出血怎么办？有没有别的办法？我抱着一线希望问。医生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况且这个措施也只是缓解症状，延长一段生命而已。”可怜的继父怎么会摊上这个要命的病，想到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我浑身发冷，不知所措。老人钟爱的“月亮”，那个时髦的哥哥，平反后落户天津，与老人从无来往，没有人帮助我拿主意，天大的事情我只有自己扛。我对医生说，既然如此，就算了，天这么热，做手术更遭罪。一句话，我就决定了继父的生死啊。夏天是外科手术的淡季，尽管继父只是保守治疗，医院还是痛快地收他住院了。 我和丈夫安慰继父说，要全面检查才能确诊，咱得先住下来。他点头表示理解，说，不会有什么大毛病，自各儿还能不知道？ 病房在四楼，继父不用我们搀扶，几步一歇地走进病房，脱下他的旧衣衫，换上蓝道道的病号服，听话地坐在病床上。在雪白的床单映衬下，他的脸色灰黄，神情惶惑，整个人显得那么单薄，那么脆弱。从此继父再也没有下过楼，24天以后，老人与世长辞，被我们用平车推下楼，这次他乘坐的是电梯。 姥爷，您想吃什么我去买。安顿好以后我说。我从来没有叫过他父亲，小时侯总是避免直接和他说话，实在有话要说，也是含糊过去。继父为此曾向母亲表示过不满，母亲说，你对她好，真的象个爹，她能不叫你？从我幼年失去父亲后，即便天天打我，我也说不出那两个字，父亲——是我心中的偶像。后来我的女儿寄居在母亲家，我便从此和孩子一起称继父“姥爷”了。 嗨，天热，吃不动，什么也甭买。“姥爷”说得挺轻松。你们忙去吧，甭老惦记我，住两天我就回去了。你赶紧回家吧，别让胖儿自各儿在家，她还小。他又对我丈夫说。 我们商定，丈夫立即返回油田，因为女儿小胖儿独自在家，中考以后她一直呆在油田的家里，等待录取通知，她还不知道姥爷患了绝症呢。我留下照顾住院的继父和家中的母亲。我们在医院门口分手。 我有许多事情要马上做：找继父单位谈住院费用问题；给老人买汗衫内裤；告知继父不能值更了，让那家单位另外找人；通知继父心中的“月亮”、久失联系的哥哥；告诉我的哥哥姐姐们，请他们来安慰母亲。还有，给继父做晚饭，送饭。 在外面跑了一遭回到家已是下午，我还没吃中饭，可是丝毫没有饥饿感。 不是肝炎？母亲问。她已经把杯盘碗筷煮了好几遍了。 不是。 到底啥病？还值得住院？母亲忿忿地说。 可能是癌吧。 毒瘤子？平白无故长了毒瘤子？哈哈——都是苛待我们损下的。母亲冷笑着。 人都到这份儿上了您怎么还这样说话？ 你教教我，我活了八十啦，还得让你教我说话！ 母亲火冒三丈，目光里没有丝毫的怜悯。可是，我发现她的眼睛却是红的，眼角还有眼眵。一辈子干净利落的母亲怎么了？我心里暗暗吃惊，不敢接话。在后来继父住院的日子里，母亲就是这样，点火就着。 你咋就是这么个命，那个早早地撇下你，这个又要走到你前头去？母亲长叹一声，厉声质问着自己。从小俺爹宠着惯着我，生怕我受着一点儿委屈，以为聘到一个知书达理的宅仕人家，一辈子会好过呢，哪想到我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就一天也没好过过，先是受婆婆的气，你爷爷奶奶见天喝茶到半夜，我就得直挺挺地站到半夜，铜茶炊老得在碳火盆上煨着，喝一盅倒一盅，那才叫难伺候呢，啥时候人家说，你歇着去吧，我才敢挪窝，年年冬天冻得脚跟流脓，当个小媳妇有多难！那规矩礼数，换个人也得寻了短见。哪象现在，大翻片，媳妇是婆婆，婆婆是小媳妇……好容易分家另过了，八路军来了，今天这运动明天那运动，你爹那么小心胆怯的一个人，也脱不过去，他一狠心走了，哪知道我受这万人的气……母亲的唠叨一开头就没个完，她只让我心烦意乱。我躺在床上，用手指塞住耳朵。母亲的声音远了，陈年旧事却雾一样罩住了我的心。
母亲正在做午饭，大哥一头撞进门来，娘，娘！爹回来啦！母亲高兴地挓着手，忘了做什么，“你爹在哪儿？”从日本人投降后，父亲就参加了察哈尔解放区的工作，在蔚（县）涿（鹿）宣（化）区做粮秣助理，不久又做了副区长。他不是共产党员，大概是个统战对象吧。 “在村口，还有一个女八路，我爹把她从毛驴上抱下来，我亲眼看见的。”大哥做了奸细很兴奋，母亲的脸色却陡然间变了。 过了一顿饭工夫，父亲回来了。母亲嘘寒问暖，烫酒炒菜，打发父亲吃过饭，她才说：“怎么不把那个女八路带回家来住？我去把她接来？好歹也是我妹妹啊。”这一手可真厉害，父亲的脸刷地红了，他不是个会撒谎的人。不知道他怎样稳住了母亲，才使事情没有闹大。第二天父亲就回区里了。 不久，中央军来了，边区政府撤退到小五台山一带，父亲也走了。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日子肯定不好过，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我常常揣测，譬如对那个女八路的敌意，恐惧被父亲遗弃什么的，反正母亲做出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决定：不知她带去了怎样的口信，父亲居然从南山回来了。回来就不能走了，镇长是本家，卖了地，请他出面作保，父亲向国民党自首了。十个月以后，共产党又打了回来。父亲再次交代检查，得以过关。 这些，只是我长大后听哥哥姐姐所说，是历史还是演义，我不知道，但是冥冥之中决定父母和我的命运的密码，必在其中。 我相信父亲不是一个有坚定的革命信仰的人，没落的封建家庭、祖母的专制和冷漠给予他的是软弱和胆怯。这一点儿也不象他的先祖。 父亲的先祖不仅读书而且习武，据家乡光绪年间修的《蔚州志》记载，道光年间考中武进士的有三人，其中就有我的先祖，为道光十六年（丙申年）进士，时年29岁，钦点蓝翎侍卫，后为乾清宫侍卫，再后就是御前侍卫了。这位先祖是家族的骄傲，老一辈都知道他是“大花翎”。据家谱上记载，他的四个胞兄分别是增广生、文庠生、优增生和武举人。他们为第九世祖，他那一代有22人科举中第，其中文武庠生（即秀才）15人举人2人贡生3人进士1人骑尉1人。《蔚州志卷十六?列传》对冯家几代人有着多处记载，譬如八世祖“冯九皋字鹤鸣家素裕好施济道光癸未岁歉出粟偏饩乡里已丑饥复继之先后及五百石州守匾旌其门”。十一世即父亲的祖父辈乡间权势已衰，财力不振，但仍有朝中骑尉二人大夫一人地方文举一人附贡生一人秀才生郎二十五人。到了父亲这一代，他们成了无所作为而且无所适从的人。家族的衰败已经不可救药。 父亲仅仅是个文弱书生。他不可能经受得起任何运动的考验。转眼十年过去了，新政权成立后，对反革命和地主阶级的清算一波接一波。在一场新的运动中他再次成为审查对象，1956年的春节父亲在忧心忡忡里捱过。区里的两个干部每天晚上到家里来，动员父亲“交代”，有一次，父亲火了，他拍着桌子大声说：“我的事情我都说过了，别人的事情我不知道！”隔着虚掩的门，母亲和十九岁的姐姐月月吓得心惊肉跳。第二天就是正月十五。家乡是个古老的小镇，元宵节的夜晚万家灯火，鞭炮花灯大戏秧歌热闹着严寒中的街巷。父亲没有回家吃晚饭，母亲以为他给唱戏的人们伴奏去了，打发我的小哥哥老三去大戏台探个究竟，十五岁的老三乐不可支地跑了，一去便是肉包子打狗不回头。母亲无奈，守着孤灯和早早入梦的我埋头做针线。扭秧歌的月月半夜才回来，她直奔自己住的厢房。当我的姐姐哼着歌点亮灯时，她吃了一惊，父亲怎么睡在她的屋里？爹，爹！她轻轻推了父亲一下，再看，脸色煞白的父亲已经有些恍惚了。姐姐喊母亲的声音顿时就变了，夜深人静时分那声音尖锐又凄厉。我不知道在那个寒冷的长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梦里我被母亲摇醒。她哆哆嗦嗦地给我穿衣服，我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这时一只冰冷的手握住了我赤裸的脚丫，我一激灵才真的醒了，是父亲正在凝视着我。我看见了父亲的眼泪。母亲说：“你这么狠心，丢下我和这不懂事的孩子你叫我们咋过？”说着已泣不成声。父亲说：“你带着老闺女走吧，老三不念书，就只能让他讨吃去，不要指望老大，他靠不住。”父亲的这句话，不是来自我的记忆，而是来自以后的几十年里母亲无数次的重复。我毕竟年幼，才五岁多，对那个夜晚最深的记忆除了冷就是困，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当时我的大哥在北京工作，二哥在部队服兵役，他是第一批义务兵，刚走不久。家里最大的孩子是月月姐，她正在漆黑的街巷里奔跑，不安的脚步声搅起了大狗小狗一片狂吠，姐姐心里发毛，头皮都要炸了。镇上的中医王大爷与我家是世交，姐姐好不容易喊开他家的门，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王大爷问了半天才明白，既然是这样，我去了也没办法。您和父亲平素那么好，您怎么能见死不救？姐姐扯住他的衣袖不撒手。王中医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是“老大，你不该这么糊涂啊。”母亲哭着求他想办法，你们一向亲似兄弟，你得救他一命啊。他摇着头站了一会，说熬点绿豆汤吧，不等姐姐把锅烧热他就走了。他是害怕受连累啊。我在懵懂中打着瞌睡，再次清醒过来，父亲已经睡了。他穿着一件旧棉袍，头戴一顶黑色瓜皮帽，模样有些古怪。天亮就是父亲四十一岁生日。可是，他再也不会醒来了。 四十一岁，多么年轻啊。 父亲一生中这最后的决定让母亲措手不及。 没有钱。他最后一次看望祖母，把口袋里的钱全部留给他的母亲，只有半张一分的纸币留下了。（母亲从他的棉制服里翻出半张黄色纸片的细节，我牢牢记了一辈子。）父亲是长子，从小由奶妈带养，虚八岁才回到祖母身边，那时他的弟弟已经出世，“外奶”的父亲不受待见。我叔叔从小娇生惯养，赌钱吸鸦片，把家业尽情挥霍。后来他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了军医，解放战争中随部队起义，五○年死在解放兰州的战场上，给祖母挣了一个“光荣烈属”的牌匾挂在门楣上，把自己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家乡的地方志上。1956年阴历正月十五的那个下午，祖母做梦也不会想到，她将永远失去她从未善待过的大儿子。 没有人力。一切全靠姐姐。棺材是她向一个好心人借的。仰慕父亲人品的街坊邻里们自动来帮忙。他们象变戏法似的给棺材涂漆上彩，在长明灯下陪着父亲。 没有孝衣，母亲把我的花棉袄翻过来给我穿，我觉得好玩又新鲜。我是唯一一个不懂得悲伤的人。我常常扒着供桌，看香炉缭绕的烟雾后面，那是父亲安眠的灵柩。我知道父亲死了，可是这件事还不能使我悲痛得忘了玩耍。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他入殓以后的第二天。那是个黄昏，我在母亲的怀里刚刚睡醒。那时我们唯一做的事是哭泣和等待——等北京的大哥回来，已经有人去报丧了。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嘛。母亲搂着我，靠门坐在炕梢。这时，我看见父亲蹲在灶旁吸烟，他总是用那只红烟嘴吸烟，那种烟嘴是化学的。我用手一指，说，爹在那儿呀！多年以后姐告诉我，当时他们都吓得不敢动了，可是我哪里知道？母亲厉声说，你这个屈死鬼，别吓着孩子啊！父亲站起来，面无表情地从我和母亲身旁走过，出去了。父亲吸烟的姿势，从我身旁走过的表情，我永生难忘。所以，我，一个懂得人体科学的人，同时相信人有灵魂。我知道，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黎明前看见父王的情节是发生的真实故事，一个有冤情的人灵魂轻易不会散失。就象我的父亲。 多少年来，我总是看见那个小女孩。她紧紧抿着嘴巴，缩着肩膀钻进门后。门和墙的夹角非常小，小得正好放下小女孩扁扁的小身体。墙壁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浮土，毛茸茸的。她屏声静气，小小的心脏在胸壁后面咚咚震响。瘦小的孩子躲在门缝后面，等待着父亲回来，好吓他一跳，可是她等来的却是父亲的永无归期。 父亲在我心里从来不是一个清晰实在的人，而是记忆的碎片，是画面的叠印，是蒙太奇。父亲——就是他把我举过头顶的那一瞬间快乐的感觉；就是四岁起他教我认的那些方块字的秘密；就是早晨他用胡须扎我脸蛋的痛楚；就是临终时他凝视我的目光。父亲的气息留在他喜爱的笛子、笙和胡琴上面，留在他褪色的制服上面，留在他使用的毛笔钢笔和那半截红蓝铅笔上面，留在他亲手写下的帐单上面……但是在随后动荡不定的日子里，我们失去了家也失去了和父亲有关的一切。只有父亲的一张一寸免冠照，不知怎么到了我这里，我把他翻拍扩印甚至上色，父亲在我心里才终于具体而清晰。姐姐告诉我，她见过父亲的许多照片，“他年轻时特漂亮，一头浓密的黑发从中间分缝，穿绸袍的，穿制服的，戴大围巾的，真是眉清目秀啊。”父亲在放弃生命之前先烧了那些照片，他是决心要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呀！姐姐比我早出生十三年，她当然什么都经过都看见了。我拥有的这帧照片上，父亲的头发很短，发际后退，旧的棉制服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自来水笔一支红铅笔，他的神情很沧桑。我看不出父亲拍这张照片时有多大年纪，总不会超过四十一岁吧？ 我心中的父亲年轻英俊，多才多艺，温文尔雅。他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最爱我，因为我是他最小的女儿，我出生时父亲整好三十五岁，那是男人一生中最好的年纪。
守在继父的病床旁，我常常走神。不知道为什么三番五次我总是想起父亲，为此我心怀歉疚。我知道我目前最要紧的事是照顾重病的老人，即便他不曾给过我父爱，但他对于我们是有大恩的。他照顾了我的母亲整整三十年，他给了少年的我一个家。他还照顾了我的女儿。我必须回报。 一天上午老人输液中忽然说，你到外面呆一会儿。我坐在椅子上，无所事事也自以为是给了继父精神上的支持。可是他让我出去。我不解地问，您怎么啦？临床的小伙子说，大爷想撒尿。我连忙把小便器递上，可是他就是不肯当着我小便。我笑着只好回避，心里却是感慨。 我虽然每天来医院，可继父从不让我做什么。这一天输完液，他破天荒地要我帮他洗一洗裤衩。“我洗不干净。”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裤衩上有片片黑渍，我心一惊，知道这是消化道出血，恶性肝病晚期的症状。我用了很多洗衣粉，把自己的手埋在泡沫里，也没有把那条内裤洗干净，只好上街给他买了两条新的。以后，老人再也没有让我做过任何事情。假若是我的亲生父亲躺在病床上，我是否能为他多做点儿什么呢？即便无事可做，陪他说说话也好。我要让父亲知道，我不仅相貌与他酷似，性格也最象他。我念书好，做事努力，家族的其它已经烟消云散但读书的传统在我这里发扬光大了。不用说，我会从父亲的目光里看出他对我的欣赏和疼爱。我需要亲人的欣赏，需要被疼爱、被呵护、被娇宠。可是，没有，从来没有。 那个夏天坐在市二院的外科病房里，我和继父都陷在长久的沉默里。 住院几天了，老人从不问自己的病，倒是我没话找话，总想说点儿什么。 姥爷，您觉得哪儿不舒服就说，别老忍着。 没事儿。这不挺好？ 肚子疼吗？ 不介，哪儿都不疼。他摇摇头。胆汁排不出去，淤积在肝脏，肿胀的肝岂能不疼？可是，一直到去世，继父没说过一个疼字。如果我是他的亲生女儿，他会不会喊痛？ “对了，明儿你拿瓶风油精来，咬得慌。”他的手不住地挠着前胸后背。老人的身上抓痕累累，其实不是蚊虫叮咬的缘故，是胆汁从皮肤排泄，郁积的胆盐造成的刺激。 您想吃什么我去买。 天热，吃不下去。 我知道继父最喜欢吃豆腐，特地到附近的素味斋买了一个八块钱的家常豆腐。继父哪吃过这么好的菜，平时他也就是切块豆腐白汤煮煮罢了。可是他躺在床上只看了一眼，说，吃不下，你吃了吧。 床头柜上堆满了水果、罐头、奶粉、点心，蛋糕风干了，香蕉发酵了。可是他一点儿也吃不下，食欲完全丧失了，连看一眼的欲望都没有。每天二十四小时陪伴他的是一只最廉价的半导体收音机，它在老人的枕边，声音沙哑，含糊不清，却一直在说在唱，不知疲倦。继父仰卧的姿势久久不动，他微阖着眼在想什么呢？ 您老家在哪呀？有时我们也闲聊，坐在老枣树下扯到天南地北。 顺义。哪个村不清楚。 那您还有亲戚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老人拖长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 那您的母亲，我叫奶奶啦，埋在哪里呢？ 咳！城外头，早先住东城根，城墙外头到处是乱坟岗子。现在都盖大使馆了。早找不着了。继父把我带到了久远的从前。 穷，没钱买棺材，用的是缸。 缸？我惊讶地张着嘴，想象不出怎么把一个僵硬的人窝在缸里面。 哪能用一口？两口缸对在一起，那会儿可不都这样，穷呗，有缸还不错呢。 您拉洋车是不是净挨打呢？还不给钱？话题又转了，继父该是个苦大仇深的人呀。 不介，打人还行？看你横我不拉你。让日本人踢过一回，他嫌我慢，从后边踹我一脚。那样的也少见，日本人不都是那样。嘿！那时侯挣现大洋，一块钱能买七八十个鸡子儿，大肉才多少钱一斤啊？能买一袋洋面，哪儿象现在这钱买不出东西呢……。继父坐在小板凳上，两只手搂住膝盖，乐呵呵地回忆旧社会。 我却想，这老头阶级觉悟真低，怎么能说旧社会好？ 坐在继父的病床旁，从前的事情时常闪回。我平静地凝视着那张暗黄的失去光泽的脸，老人的面相很善，虽然消瘦，皱纹却简练，深深的几道，仿佛与生俱来。还是看不出天花留下的疤痕。我想即便有过，又怎能经得起漫长岁月的磨励？继父他也有过快乐的童年吗？也曾穿着开裆裤满大街奔跑？当年他拉着洋车将青春的汗水抛洒在北平街头时是否也暗恋过某个姑娘？我想象不出。眼前的老人没有欲望，正平静地等待着死神到来。他的两腮塌陷，变成两片阴影。牙齿早就掉光了，舍不得花钱镶，就那么用牙床子当牙使，却最喜欢吃死面烙饼。母亲总说，我这假牙倒不如人家牙床子结实呢。老人的头发什么时候全白了呢？应该找人给他理个发了。 继父睁开眼，轻声说：“小橱柜下面那层，有个铁桶，里边有四百二十块钱，你妈不知道，你拿着花吧。原先我打算买辆小三轮，算了，不买了，你买个金镏子戴吧，我看人家妇女都戴。” 我沉默着，一时语塞。从来没有人声称送我一枚金戒指呀。现在，眼前的这位老人，我的继父，一个没有文化、没享过一天福、干了一辈子粗活重活的“劳动人民”，他要把自己的一点儿私房钱给我买金戒指，以此表达他对我照顾他的感谢，还是对我的……爱怜？想到爱这个字，我真有点受不了。 或许，我该叫他一声“爸”。叫一声又有什么呢，我不是也这么称呼丈夫的父亲吗？老人还能活几天？可是这个字在我的喉咙里上下滚动，就是出不来。 良久，我才说：“我哪儿能花您的钱，咱们买好吃的吧，您想吃什么我给您买什么。” 咳，什么也别买，吃不下去都糟介了。 其实，我正需要钱。我们的调入单位变卦了，那是一家石油科学研究院，本来让我去办院报，我丈夫在卫生所。谁知出国的院长一回来，一句话就让我们失了业，那位院长大人说：“不进科技人员，进个办报的干嘛？” 我在北大荒呆了十年，又在油田生活了十三年，这辈子搬了九次家，第十次搬回北京，还带来一个外省丈夫。可是，我们忽然没有了单位和工作。 我需要钱，但不是用来装点自己。到了该给老人买寿衣的时候了。办后事还不知道需要多少钱呢。
我顺着墙根下的荫凉慢慢往家走。七月底八月初，正是三伏天。我每天两趟四个来回走在这些胡同里。人们提着油瓶子菜篮子从门脸破旧的大杂院出出进进，树荫下面，退休的老人们把象棋子摔得乒乒乓乓，阳光里，老奶奶追赶着跌跌撞撞往前跑的小娃娃。哗——，一个破门楼子里泼出一盆脏水来。这就是普通人的日子，毫无诗意但是自得其乐。新的生命一日一日在成长，同时，那些苍老的生命一个一个在消失。介于中间的，疲于奔命，就象我。 柏油路直烫脚，我走得很慢。我不愿意回家，我无法忍受母亲。她的脾气越来越坏，说话更加刻薄，对继父她是一刻也不宽容。老头儿不在家，她免不了找我别扭，躲闪不及就会被揪住话把。母亲不挑战时就自言自语地回忆着从前。尽管知道她是病态也难忍受啊。 天气太热，到家时我总是面红耳赤。母亲不在屋里，桌上的午饭给我扣着。我象个贼似的抑制着心跳，拉开小橱柜，一下就找到继父的“小金库”了，是一个盛过麦乳精的铁皮桶，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时母亲进来了。 老闺女，看把我孩子热的，快吃饭吧，娘给你扣着，还热呢。 这里边的钱呢，姥爷说有四百二十块钱。我压住火问。 钱？老头子告诉你有钱？你问我，我咋知道？母亲故作惊讶地反问。我气得直哆嗦，不想再说话，摔摔打打地洗脸。 这个死老头子，他不死倒把我孩子累死了！你老管他做啥？母亲讨好地说。 我不管谁管？ 自有公家会管，再说了，他不是还有那个月亮吗，怎么不来看看他？ 我愿意！ 他又不是你亲爹，一个老后，还值得你这么泼出命来？ 您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后爹也是你给我找来的，不是我自己要的！我故意不用您字。 母亲被噎住了，她的嘴张着，却说不出话。 你又不是只生了我一个，为什么他们都躲着不来看你？我继续揭着母亲心上的伤疤。 对，都是我不要脸，损的成了这样。母亲啪啪地扇着自己耳光，我冷笑着无动于衷。您犯不着这样，要打就打我一顿吧。 母亲厉声说，想不到一个老后还有人这么爱！……接着她说了许多羞辱我的话。我终于忍受不住，跑到院子里，坐在烈日下滚烫的石阶上，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我只想中暑，只想大病一场。 我哭着，撕扯着自己的头发，用牙齿咬着自己的手臂。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为什么却让我独自承担这一切？为什么年长我许多的哥哥姐姐不肯伸一伸手？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我被痛苦淹没了。我的心呼喊着父亲，我渴望着此刻他把我搂在怀里，让我远远避开所有的苦痛和烦恼。我想象着父亲正温存地抚摩我的头发，眼泪更加汹涌。午后的小院里，连即鸟都不叫了，只听见我的哭声是那么悲怆。我整个的心都被痛苦和怨恨充斥着。 母亲在屋里顿时悄无声息了。 多年以来，我常常想起那个午后，想起我的粗暴，想起我对母亲的种种伤害，我真是恨不得割掉我的舌头。可是当时，我一点儿也不想理解她体贴她。对继父我悉心照顾，除了良心，难道不是为了道德的完善？可是，依仗着亲情，我却为所欲为，践踏着可怜的母亲，她因再次面对当年父亲弃世时同样的处境而惊慌焦虑，却没有一个儿女为她分担，对她说一句暖心肠的话。我们冷酷而自私，只想着自己，我比他们实际上好不到哪里。 我哭着，对自己怀有无限的怜悯。我恨母亲的不通情理，更恨大哥的冷漠无情。我没有任何物质的要求，只希望能得到同胞手足的一点安慰，大哥比我大整整二十岁呀，我甚至把他看做父亲。 父亲去世的第六天，大哥从北京回来了。一向对他严厉苛求的父亲只比他大十五岁，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融洽的交流。他从小就知道，最宠爱他的是母亲，父亲爱老二，比他小四岁的弟弟。这并不妨碍他霸道，因为他是冯家的长房长孙，父亲不在家时他就是王。大哥做梦也想不到父亲突然大撒把，没有一分钱的财产，却把一副重担放在了他的肩头。他没有准备，他觉得不公平。 父亲下葬后的第三个夜晚，大哥给我们开了会。他是家长了，这是父亲强加给他的，有些话必须说明白。他先点了姐的大名，问：你今年多大了？答：十九。十九了？还想让我养活你，没门儿！你自己想办法去。他又问我的三哥，老三你多大了？老三怯生生地答：十五。好，你爱讨吃爱打半子（给羊倌打杂）随你。大哥真是快刀斩乱麻啊，就这么处理了姐和三哥，他不曾想到对弟妹的这种伤害会跟随他们一辈子。他又说：“咱娘我不管不合天理，小妹妹太小，我也不能不管。” 于是，我们的家不久就解散了。月月姐仓促出嫁，半生婚姻不幸。三哥当了矿工，几次从井下死里逃生。母亲带着我搭乘摆渡涉过桑干河，永远离开了家乡。 二哥从部队复员回乡了，当时正是自然灾害第一年，大哥提出把我送到二哥家，这样才公平，但当即遭到母亲的严厉拒绝。大哥家的日子充满了火药味，四十七岁的母亲和她二十八岁的儿子，性格一样的刚烈和不妥协，母子夫妻婆媳，总吵总吵，他们不吵时就冷战。我在学校几乎门门都是五分，深得老师的喜爱，可是在家里却是个多余的人。不会干活白吃闲饭，我知道自己在哥哥嫂子眼里有多么讨厌。不知从哪天开始我尿炕了，每当母亲把我尿湿的被褥晾在院里，那一天对我来说，就是最黑暗的日子。尿炕使我更加恐惧和无地自容，这种自卑一直伴随着我成长。后来，我们就到了继父家。 长大以后，我理解并原谅了大哥。年轻的时候谁没脾气呢？何况他的工资低，房子小，何况母亲的脾气也不好。 可是这一次，让我怎样谅解他？继父住院后，我已经写去两封信了，也不见他来看望母亲。同一个城市住着，却是咫尺天涯。我不会给你增加任何负担，只求你安慰一下母亲，告诉她，以后的日子有你，有我们兄妹，绝不会再使她受委屈。她盼望的就是儿子这一句话呀。你不敢面对这个现实吗？这一次你能躲到哪里去？ 理智渐渐地控制了歇斯底里的我，我哭够了，睁开眼睛。这时我看到母亲递上来凉毛巾。一辈子不肯向命运低头的老人，目光里满是惊慌和卑微，她轻声对我说：“老闺女，别哭了，那钱娘拿了，给你放在桌上，没有四百二，老头子记错了，是四百。”我握住母亲的手，眼泪再次汹涌。 妈，以后您花钱尽管跟我要，只是现在我需要钱，我拿它给姥爷买装老衣裳。 给他穿身干净衣裳不行？ 不行。 棉衣我都拆洗干净了，我看穿它就挺好。 不行，一定要买新的。 我和母亲平静地聊着。 仿佛雨过天晴，我的呼吸舒畅多了，那顿午饭，我吃得特别撑。 第二天上午，我去城东大哥家当面禀报继父病重的事情。我说，因为忙着照顾病人我只好写信，你都收到了吧。他不置可否，只问老头儿到底是什么病，住院几天了等等，我说，你去看看咱娘吧，她天天盼你去，嘴上不说我也看出来了。说话时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喉头一阵阵发梗。他面无表情地沉思良久，说，哪天有空我去看看。这个我从小惧怕的人，这个面冷嘴硬的哥哥，哪怕他只对我说一句安慰的话，给我一个温和的笑脸，我就会立即抱住他号啕大哭。可是他连一点笑容都没有。离开大哥家时，他最钟爱的小女儿小芹送我下楼，她说，二姑您别难过，我爸就是这种人，我都说他了，你不能总让二姑管我奶奶，她最小，你是长子长兄，现在你必须管。可是他不听我的。我搂住小侄女的肩膀哽咽得说不出话，我拼命地吞咽着泪水，倒是她的眼泪流了下来。这个善良纯真的女孩，几句话就温暖了我的心。 第二天，大哥依旧没有来。我再也不对他抱幻想了。我给继父的儿子写的信也寄出好久了，同样是没有反应。也罢。 继父的病没有好转也不见恶化，老人的食欲虽差，精神还好，生活也能自理，我决定回油田的家里休整两天，顺便取些换洗衣服。我告诉他，我不在时欧阳会来照顾他。欧阳是姐的女婿，单位就在附近，他经常下班后来医院看望姥爷，给他买好吃的，给他擦身。继父说，你家走吧，甭惦记我，也该看看小胖儿，她准想你了。
女儿中考成绩出乎我的意料，数理化三门竟考了299分，文科也不错，英语97语文96，政治差一点，但北京市三好生又奖励6分，这样她的成绩离满分600只差11分。她考上了北京四中。这个懂事的孩子给了我意外的惊喜和快乐，离家回到北京时，我的心情特别好。 在外地工作的三哥来了，许多天以来母亲第一次有了笑容。我给继父买的寿衣摊在床上，见我进门，母亲急忙把它们收拢，对三哥说：“人家冯敬兰对老后可孝敬啦，死啦还要打扮打扮他。”老太太开玩笑的话也象锋利的刀片，不把你割出血来不算完。 我真是不懂，母亲和继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父亲还长，就没有一点儿感情吗？我说，我这么做还不是为您？ 哈哈，母亲冷笑道：“你为我？我还不知道为的谁！那个死鬼不把我撂下，我能受这些炎凉吗？有谁看见我心里的苦和冤？” 您还想要什么？姥爷养活您伺候您挨着您骂，您还不知足？ “你那屈死鬼老子不死，我当牛做马也心甘。”母亲的话和那种凄楚的表情让我哑口无言。 三哥来了三天了，他并没去看继父，我心里不安，连水都没喝一口，就邀他一起去医院了。已是傍晚，病房开过饭了，继父躺在床上，没有睁眼，显然不象吃过饭的样子。我悄声问临床的小伙子：“他——我父亲吃饭了吗？”他说，大爷这几天就没怎么吃，昨天夜里上厕所，摇摇晃晃的，一边走一边说胡话。“是吗？”我吃了一惊。他老念叨您。大姐不骗您，夜里大爷说胡话，我都瘮得慌。老头儿摇摇晃晃地一边走一边说，热死了热死了，谁把火炉子搁我头上啊？ 我站在床边，心里特别内疚，为什么我非要回家？如果他是我父亲，我能抛下他一走了之吗？他肯定失望了，精神才会垮。这时继父睁眼看了我们一眼，又阖上了。我轻声说：“姥爷，您看谁来了？”他的嘴张了几下，才有声音：“老三来啦？坐那儿吧。”您想吃什么我去买，三哥说。不……吃不了，买了也是糟介。我摸摸继父的前额，并不热，手臂也是凉的。难道他要进入肝昏迷了？走廊里悄无一人，医生护士也找不到。 老人的裤子非常脏，粘满大片沥青样的污物，显然，消化道出血加剧了，而消化道出血是诱发肝昏迷的一个危险因素。三哥给他换了衣服，又用热水给他擦洗干净。 天已经黑了。这个夜我应该留下来。 时候不早了，你们哥俩回家吧。继父语低气微口齿却清晰地说。 我夜里陪着您。我说。 不用，没什么事。 大姐，您在这儿也不方便，大爷要起夜有我呢，您放心。临床的小伙子说。 三哥说：“我看没事，还是回去，明天早点来。” 也只好如此了，明天我要雇个人和我倒班看护。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去了医院。继父的状态更差了，嘴里含混不清地喃喃说着什么。有六七张病床的大房子因不满员倍显冷清，那个小伙子夜里害怕，干脆搬到门口的空床上，他主动告诉我，继父一宿没动弹。我去找值班大夫，请他看看老人是不是已经肝昏迷，他说，可能啊，一会交班后，把他送抢救室吧。 八点以后，护士长和两个小护士推着轮椅来了。我叫醒迷迷糊糊的继父，告诉他，大夫要给咱换一间安静的屋子，这边太吵。大家扶他坐起来，他忽然清醒了，笑呵呵地，大声说，成，这就去？一边抓起被单遮住赤裸的腿。小护士把他搀扶到轮椅上，被单滑掉了，老人连忙捡起来把腿围住。大爷真要面子，您这么大岁数了，谁能笑话您呀？一个小护士和继父开着玩笑，我的心却揪得难受。已经病入膏肓的老人，就是这样维护着他的尊严，我没有想到。 继父住进了抢救室。二十四小时以后，老人阖然长逝。 吊瓶挂上了，氧气输上了，继父的状态似乎好了一些。他神色恍惚地说，我快回家了，褂子里还有一点钱，你收着吧，我也用不着。我翻出老人的破钱夹，里边有二十几块钱，我拿给他看，他说，我花不着了。我勉强笑着说，咱再住几天就出院，我给您买辆三轮，您上街还能拉着我妈……我妈老要来看您，我不让她来，那么大岁数了又是小脚，这四层楼她也上不来。继父说，甭来了，我也快回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妈那人刀子嘴豆腐心，脾气不好，其实心里没什么。我说是，我妈其实挺惦记您的。老人闭上眼不再说话，许多天来，我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了痛苦，那是难以名状的。 我知道有些事情必须立即去做，一刻也不能耽误了，三哥也不来，我快急死了。我说，我给天津的哥哥去了信，他没回，可能出差了，这会儿我给他打个电报，马上就回来，我请护士陪您一会儿。继父含混地应了一声，没有睁眼。我急忙退出来，请护士长替我照料一下，就跑了。 我先去电报局，给天津的哥哥打电报，继父固然没有任何财产，那也要当面与他说清。给我丈夫打长途，让他立刻赶来，此时惟有指靠他了。通知继父的单位。找临时看护。回家拿一些旧棉布做尿布……这一天我不知是怎样过去的。 下午，继父的情况明显恶化了，他开始呻吟，烦躁地不住扭动着身体，脉搏紊乱，问话也不回应。我很慌，害怕他心跳骤停，对于老人的离去我还没有准备好。虽然我做过多年临床医生，可是与面对患者的感觉完全不同。我紧张地注视着继父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不知今夜如何熬过去。时间仿佛停滞不前，夕阳斜挂着，一动不动。这时，我丈夫出现在门口，他说，我到家一看你不在，马上就来了。我的眼泪立即蒙住了视线，现在，我终于能松一口气了。临时看护一时找不到我也不怕了，两个人就能坚持几天。他说，你回家休息，我留下。于是，继父七十八岁生命中最后一个长夜由这个内科主治医师陪伴。 我去姐家，当晚留宿。我们谈了许多继父的事情。姐说，那天我们去看他还挺精神的，笑呵呵地把我们送到楼梯口，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我和妈一起住了二十多年，就不知道姥爷和我一天的生日，那天一说，嘿，正好比我大两轮。我和姥爷还挺有缘的，要早知道，一块做个生日多好！明天我得去看看，不然这辈子就见不着了…… 困倦至极的我，没有听完姐的话，就睡着了。
早晨堵车，我赶到医院时已经快八点了。一进走廊就看到抢救室门口的吸痰器和进进出出的医护人员，我不禁心跳加速浑身发冷，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继父已经呼吸衰竭了。他神情淡漠，痛苦地大张着嘴，下巴颤抖着，气管里痰鸣音响亮。我丈夫趴在他耳边，大声说：“姥爷，您看谁来了，您不是一直等着她吗？”老人努力睁大无神的眼睛，哦了一声。我坐在他的床侧，把他冰冷的手握在我的两掌之间。他的指端已经成了暗紫色，提示着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程度。死神正在一步一步逼近，生命已经一寸一寸退却了。我轻轻地按摩着老人冰凉的手臂，我似乎看到，那死神的黑色正从他的指端迅速漫上来。我无法阻止它啊。 后半夜很危险，痰上来的特别快，几次要窒息，我和值班护士一看不好，就赶紧吸痰，总算坚持到天亮，估计今天过不去了。我丈夫小声说道。 你回家吃点东西，把姥爷的寿衣拿来。我正说着，三哥也来了。 我握住继父的手不敢松开。我知道阴阳界就在身旁，一失手他就去了。在这永别的时刻我应该叫他一声父亲了，那是两个最简单的音节，一个婴儿掌握人类语言往往从那两个音节开始，它们在喉咙里翻滚，我听到了那种清脆的响声。可是，我就是发不出来！善良的老人，原谅我吧。一个从小失去父亲的孩子，她不习惯说出那两个字，况且她一生寻找的父亲不是您啊。 我丈夫很快就取来了继父的寿衣。 继父从进入抢救室已经二十四小时，输入大量的液体竟然没有排尿，说明他的肾脏功能也已衰竭。护士长带着两名护士来给他导尿，让我们到外面去。我不明白为什么导尿要求家属回避，就在我们离开抢救室不过二十步远的地方，我们又被唤了回去。继父极其脆弱的生命就在我们离开的那一瞬间离去了。老人非常安详的睡姿使我们脚步轻轻。护士长问：需要抢救吗？我摆摆手。一个对于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记忆、自己也未真正做过父亲的老人，一个终生吃苦受累的劳动者，一个从不诉苦从不抱怨的男子汉，一个被病痛日夜折磨却不肯呻吟的癌症患者，终于受出去了。继父一生都是穷人，可是老人的精神并不卑微，到死他都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我们给他做最后的净身，扶他坐起来，给他穿上簇新的衣裳。老人低垂着头，象个熟睡的孩子，任我们摆布。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像样衣服的继父，穿上蓝色的丝绸长袍，戴上黑色的瓜皮帽，安详地永远睡去了。 我丈夫忽然泪流满面，大滴大滴的泪顺着鼻尖滴落。他哽咽着说：“老头儿太可怜了。”三哥说，谁不可怜？ 可是，我却没有泪。我的心里出奇地平静，因为，我，终于解脱了。 离开医院，我给天津的哥哥再发一封加急电报。
第二天上午，继父曾经倾其所爱的儿子从天津赶来了。这是1966年他被抓走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哥哥老了矮了，不摩登了，眼睛里也没有了傲气，人变得非常谦恭，一进门就解释为什么不能早来。大家客气了一阵，连母亲也温和地问长问短。 我把继父的情况简单告之，准备着他找毛病。哥哥说，我看你做得够好的了，我有什么可说的？看起来人和人还是要靠感情联系啊。 中午吃的是炸酱面。饭后我和哥哥做了一次我们认识以来最友好的谈话。看见他，就想起小时侯的事情，总是有说不出的伤痛。尽管继父在病中从未提起过哥哥，我还是告诉他老人特别想念他。他久久地沉默不语。 不管怎样，他抚养咱们长大了，对咱们是有恩的。我真希望你来看看他，对他总是个安慰吧。那时侯他们对你多好啊。 爷爷还可以，那个老头儿人不错。哥哥不提继父，这有些不公平，我说，继父受了一辈子苦，我觉得他特别可怜。 他可怜？我比他可怜多了。他说。 人和人之间是这样地难以沟通，他怎能不念老人一点儿好？我惊讶地反问：“你怎么可怜啦？” 我六岁时父亲就死了。我母亲是小老婆，哥哥姐姐跟她年龄差不多，根本不容她，我们在家里呆不下去，被赶了出来，经一个亲戚介绍，母亲带着我到了张家口，嫁给一个蒙古人，那个人特别野蛮，老打她，母亲受不了，半年后又带我逃回到北京，可还是没办法过，一个我叫姨的女人介绍了这个老头儿。我母亲到他这儿没几年就疯了，一直关在疯人院里。哥哥简单叙述着，没有什么表情。 你母亲还在吗？我问。 三年自然灾害时就死了。 她很漂亮？ 是。哥哥低下了头。 你在北京还有亲戚吗？ 他摇摇头，又说，好象有个妹妹给人了，原先在宣武门那一带住，后来就没有下落了。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我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我撕开了他心上的创口。短短几句话，包含着两代人多么深的精神伤痛。我无法判断他和继父谁更不幸，但起码我比他幸运多了，因为我有母亲。 不谈这些吧。 失去母亲的照顾，哥哥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环境里得到的只是畸形的爱，两个男人对一个小男孩真心的爱和迁就害了他。他原本就是个少爷，只因庶出，才会沦落。继父哪里知道，他在付出真爱时，哥哥的心里却是怨恨。因为他一心认定年轻美丽的母亲是因继父而疯。想到我母亲与继父共同生活三十年后仍旧不肯认同，我为女人们的命运感慨万分。我们母亲的那一辈，虽然裹小脚，不识字，要男人供养，可是她们的感情也并不随便付出啊。 或许哥哥做一切都是为了和这个家庭较劲，结果是他把自己赔了进去。高中毕业后，他原本在新成立的北京合成纤维厂有不错的工作，却因迷恋舞厅多次旷工直到被开除公职送农场劳教。此后他把聪明全用在逃避劳教上，一年里大半时间呆在家里泡病号。后来又和朋友商议乘国际列车去苏联玩，不料事发，竟为此稀里糊涂成为“现行反革命”。我记得当年的判决书上说他们组织反革命集团，打算逃往台湾当特务。 不是去台湾，哪儿有的事儿啊？坐在树荫下沉默良久的哥哥纠正我说：“其实，那会儿刚听说有国际列车能去苏联，觉得挺新鲜，大伙儿在一起玩，就说咱干脆去苏联吧。”那一年他二十四岁。八年以后刑满释放，正赶上唐山大地震，他们被派去抢救灾民，哥哥这一次吃尽了苦头，徒手从废墟下面找人，他的十指鲜血淋漓几乎露出了骨头。 就这样，青年时代全部断送。虽然平了反，生命已经过去了大半。我眼前的这个衣着得体消瘦单薄的男人，他为自己不肯接受一个贫苦老百姓的辛劳命运做了无谓的抗争后，仍旧什么也没有摆脱。 继父是在去世第三天的上午火化的。继父走得不寂寞，我们的送葬队伍也有十来个人呢，姐姐姐夫、三哥、我的侄男甥女们，能去的都去了。大家匆匆在那里相聚，分手，从此又是难得一见。 三天后，我把老人的骨灰送往老山骨灰堂寄存。大概很少有象我这种情况，一个女人，没有陪伴，独自抱着一盒骨灰，走在逝者众目睽睽之下。 一个工作人员带着我穿过大殿，下木梯，七拐八弯，终于停住了。她说：“到了，放那个格里吧。”她并不等我，倏忽间便不见了。 我抱着骨灰盒傻了。我得承认，在那一瞬，我感觉到成千上万的灵魂在低语，他们咻咻的气息从四面八方弥漫过来。我的头皮发紧，心跳到了喉咙。继父被指定的地方是距地面第二层的格子，我把他安置好，抬起头来，才发现我犹如置身山谷。两边是成排密封的木架，满满的，骨灰盒从地到天。又象是一个庞大的图书馆，每一个小格子都存放着人生的秘密和智慧。我在逝者的长阵里穿行，他们的目光使我迷失了方向。记得是从楼梯下来的，我绕来绕去，竟找不到去路。他们在笑我呢，我知道他们只是想挽留我多停留一会儿。我把继父交给你们了，请多多照顾他吧。 我不知在地下室耽搁了多久才回到地上来。天空灰白，下起了毛毛小雨。站在空旷的停车场，我的视线突然模糊了。我并不想哭。 十点半，大哥将召集我们在他家开会。三十五年前他给我们开会的主题是母亲，今天的主题依旧。只是两次都缺少二哥，那次他在部队无法请假，这次他已经去世整整二十年。召集开会是长子长兄的责任，会后母亲就归了我一个人，不用说什么了，从失去父亲的那一天，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命运就定了。 三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取母亲的骨灰，仍旧是独自一人。遵照母亲生前意愿，我们把她送回家乡，和父亲的遗骨合葬。我无法知道父亲是否爱过母亲，他们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但是上天做证，母亲至死念念不忘的唯一男人，就是父亲。我作为他们最小的孩子，又一次给他们包办了婚姻。
关于父亲的故事结束了。 我抬起目光，寻找那个躲在门后的孩子。我说，好孩子，回家吧，不要傻等了，今生今世，父亲不再回来。 可是，她执拗的眼神告诉我，有父亲才有家。我问自己，家是什么？何处是家？ 或许，对父亲的寻找，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吧？就象父亲是我心里永远的痛，是不幸、缺憾、恐惧和心灵的创伤，是成熟的智慧、美好的人格，也是安全感、温暖的所在和永恒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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