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毛泽东以及“陈胜、吴广”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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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毛泽东以及“陈胜、吴广”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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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毛泽东以及“陈胜、吴广” 郭罗基先生在《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里说：“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 郭文又说：“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此语连同上面说毛乃“马克思加陈胜、吴广”，逻辑上就有问题：如果马克思本身就具有“陈胜、吴广”之属性，那么“前一个毛泽东”再奉行“马克思加陈胜、吴广”，是否多余？ 把马克思、毛泽东跟“陈胜、吴广”搅合到一起是没有根据的。陈胜吴广及其从众都是在横直死路一条的前提下揭竿而起，即所谓“官逼民反”或者说“逼上梁山”，甚至可算“垂死挣扎”，实属万般无奈之举。马克思也好，老毛也好，他们并未陷入此种绝境，绝非被逼无奈的选择。马克思绝不是郭文所说的什么“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列宁在《怎么办》第二章第一小节里有一个结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马主义对资产阶级的定性，他就成了压迫阶级一分子，绝不可能还是什么“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纯属理想主义行径，是一种改天换地主宰全社会的理想所驱动，与“被压迫”无关。 不仅马克思，也不仅列宁、斯大林，延续到老毛，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是“被压迫阶级”中成员，而是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造反”都是理想主义在驱动，主宰社会的欲望爆发，而非对压迫的反抗。例如中共成立时１３位代表，连同未出席的领袖人物李大钊、陈独秀，没有一个属于“无产阶级”。据介绍，仅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出身“贫苦农民”，他俩都是从小学一直读上来的，即使不去探讨旧社会“贫苦农民”的孩子能不能上学，他俩也属于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其余代表更无须说，出身“地主资产阶级”的占多数，老毛登基以后这种人连入党都难的，文革时全都算“黑五类”，却创立“无产阶级政党”了。即便老毛，撇开他家地主成分不提，刚眯掉章士钊为资助赴法勤工俭学而募捐得来的两万大洋，还清家里所有旧债，置办了房产讨了老婆，还把弟弟妹妹都接到长沙读书了。论财力雄厚，当时大多数地主资本家也只有艳羡的份。 说白了，从马克思以降，前赴后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真的象陈胜吴广那样，在生命处于危急状态中、或者真受压迫不得不造反的基本没有！他们都是些胸怀大志要改天换地做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主，他们不但衣食无忧前程亦无忧，革命纯属职业选择。跟那些“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者不同之处是，他们不屑于参与社会作出贡献，而奉行“夺权救国”乃至于“救世界”，目标是主宰全社会，掌控所有人的衣食住行乃至命运。毛诗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所言之志极明白，说“陈胜、吴广”太牵强。 若只是理想驱动也不甚稀奇，读书人的禀性就是想入非非，不论古希腊那些思想巨匠，还是春秋战国那些“诸子百家”，延及无数文人，没有一个不在发议论，抒发天下国家、人间正道的见解。不同的是，西方那些读书人各行其道，所抒发之议论五花八门；中国的读书人都挤到“儒家”这根独木桥上了，缘由只在于桥那头是官场，“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诱惑极其现实。“陈胜、吴广”最具理论性的言说莫过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不知是否太史公越俎代庖编撰出来的。即便属实，其所谋求的也只是一种平等权利，很有些“过把瘾就死”的气概；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派就大多了，即便皇帝老子，也没发现谁有这么大的气概。 罗素先生在《自由之路》里有言：“理想主义，正是使正派人成为流氓无赖帮凶的诱因。”言之有据。人有理想是正常现象，我插队时贫下中农向我描述他们的理想：“白天有吃的，夜里有日的，共产主义就实现啦！”虽然可笑，却无损人之意。一旦理想被“主义”起来，就连雷锋那样的助人为乐的楷模，日记里也发誓：“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共产的主义能把无数本来善良敦厚的人调教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理直气壮造谣撒谎的无赖，足以证明罗素所言不虚。 天底下所有的僭主无一例外都得给自己张贴些正义性、合法性广告的，就像商家都要为自己的产品打广告一样。马克思主义为自己张贴的广告除了正义性、先进性之外，还有宿命性：上帝规定给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已经轮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波了，到此人类历史即已终结，往下就剩“必然发展”进入共产主义天堂。虽然不如塔利班们“一摁按钮就升上天堂”来得利索，但也属于值得一搏的美景。理想主义那种道德、人性缺失，不择手段必然会成为实现其理想的不二选择，否则你就会被“温良恭俭让”的大棍打得屁滚尿流。 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极其高渺，野心也就更大。他要以一个党颠覆整个世界，这就需要组织力量，于是看上了“无产阶级”。它有时也会被说成“工人阶级”，但二者之间绝不能划等号。尤其是在农耕社会的东方，“工人阶级”在人群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广大农村根本不存在。于是就有伤“革命群众”的底气，也妨碍“革命造反”的正义性。说“无产阶级”就弥补了这个缺陷，不但流氓无赖小混混皆属无产，老毛说用他们打冲锋是足够勇敢、不怕死的，故封为“革命先锋”；另外还可以掩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先天不足皆来自剥削阶级这个破绽。恩格斯本人就是资本家，马克思也靠着恩格斯的剥削收入或曰工人的血汗养家糊口过了大半辈子。 列宁在《怎么办》里还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这就更迷魂了，你甚至不能不心服口服地踮起脚尖仰望他们灌输各式“革命道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无产阶级”于是从物质的变成精神的，已经不再是具体实在的人群描述，而是周身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圣徒幻影。如果我们曾经领教过巫术或骗术，应该能从中找到一致的内核。无妨反向推理一下，如果号称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不但什么真理也没发现，而且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发现，必须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封建贵族子弟为他们指点迷津，还得捏着鼻子“灌输”才可能明白，那它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呢？ 说穿了，所谓“无产阶级”不过是新时代炮灰的精神铠甲罢了。古埃及奴隶造反、古罗马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俄国的普加乔夫起义、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暴动乃至中国没完没了的农民起义，都显示了一种“暴力民主”的力量。马克思不但从中发现了这种力量一旦爆发其威力何等巨大，还细心地发现历史上这些力量往往不能持久的根由，于是他从理论上为这种“暴力民主”提供了合理性基础，乌合之众有了新的信仰，“精神变物质”应该是无坚不摧的。“无产阶级”也就应运而生了，革命需要这个精神寄托。 法国大革命引发了欧洲暴力革命潮，１８４８年堪称最高潮。马克思兴奋地注意到可以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的人群在英国人数最多，一旦被蛊惑起来将是极为可观的。于是他断言：“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直至“绝对贫困”；恩格斯则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搜罗了大量报纸危言，并断言他们即将奋起革命，即使资产阶级发慈悲也为时太晚，改变不了被革命的结果。事实恰恰相反，英国工人运动谋求的是政治解决，而非暴力革命。 这使两位导师极其气愤，连续发文抨击工运领袖，连“工人贵族”都叫出来了。其实，当时就有认真人士亲自跑到那些据说是最困苦的工人聚集地做了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工人并非耸听危言所描述的那么悲惨。罗素先生在《自由之路》里就指出：“假如我们想要现在去寻找类似于马克思在书中大量列举的那些反映资本家的残暴的例子的话，那我们恐怕得到热带地区或者至少到仍有落后种族可以剥削的地区去搜集我们的大部分材料了。” 当初我在写《阶级斗争理论批判》时费了些力气查阅资料，令我吃惊的是，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前半叶，那些显赫的“垄断资本家”几乎全部来自“无产阶级”。例如美国那些巨头，除了摩根家族、杜邦家族外基本上都是从社会最底层打拼上来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是否体就现在能涌现绝大多数“垄断资本家”这一点上？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则需“从外面”也即非“无产阶级”队伍里输送。 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了：所谓“无产阶级”其实只是一个幽灵，它完全子虚乌有，只不过是那些主宰欲超旺盛的僭主们虚构出来的。有了这个幽灵，他们一方面可以组织起足以使他们攫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基本队伍；另一方面，可以恣意除去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僭主地位的政敌，不管那些人本来面目如何。历史无情，但凡马克思主义胜利之处，无一不是人权灾难泛滥之地；二十世纪的专制、独裁权力，尽皆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如果真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就该扬弃它了，犯不着绞尽脑汁寻找诡辩之辞。 那么，合乎逻辑的判断应该是：借助“无产阶级”幽灵打造共产主义幽灵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是僭主们实现其主宰欲的工具。伯恩斯坦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的确确，如果说科学一词曾经被贬低到纯粹的口头禅（Cant），那就是在这一场合。”还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只要看看，至今工人们连自主办工会的权利都没有，可见那个理论伪善到了何种地步！似郭罗基先生这样企图从这个主义中剥离出理论利器，用来割除这个理论指导下的绝对权力无可避免的腐败，肯定是徒劳的。 201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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