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将儿子生下来颇费思量。那天，妻子说：“我们来用钱来决定吧。如果这个钢蹦的正面，也就是‘字儿’的一面，那就是要生下这个孩子。如果是它的背面，也就是‘闷儿’（对不起我不会写那个字）的一面，就不要他。”于是我们扔了三次，但三小却都是“闷儿”的那面。安约定应该是不要孩子。我抬了头看妻子，她将那钱在手中玩了良久，却默默转身走了，此后就再也没提不要孩子的事儿……
　　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和妻子住在他们单位的校医院里，在那个小小的医院竟然有个肝炎病房。由于在一个单位里得肝炎的人毕竟很少，所以那个楼的大部分房间就空着。我们结婚，没有住房，单位的领导行了个方便，就让我们住了进去。当然，要先用木头隔断隔开，然后进行了彻底的消毒。在我们住入之后，就为其他没有住房的大龄青年开了绿灯，接二连三地又进来了几家人，大家在一起生活，在一个楼道里炒菜，一家炸辣椒，全楼人咳嗽，十分亲切。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只有走投无路的劳改释放犯开始成为万元户。所以当时有“亏了插队的，肥了犯罪的”这样的俏皮话。可见，那时万元户比大熊猫也多不了多少。我是老师，她是医生，工资都是５４元多钱。我平时也没什么稿费，她平时顶多就是单位给一点肥皂或口罩之类的劳保用品，故而，生活就显得很清贫。但我们乐得清贫，没有一点点心里不平衡的感觉。记得一次我买了刚刚上市的嫩豌豆，她高兴极了，我们就用豌豆、肉丁和土豆丁做了个炒三丁，然后又用
豌豆皮的去掉里面的硬层，做了个汤。那汤绿绿的，漂着点香油花花，使我们产生了很多对往事的回忆。刚巧，那天停电了，我们点燃了蜡烛，在飘乎不定的烛光里，我回忆起在西藏山沟沟里劳改时偷老乡家地里的豌豆苗吃的事情，而她则第一次都我说起在内蒙插队最后一年的事情。她说，那是第十个年头，插队的知青都走光了。因为她父亲依然被关在秦城，所以不能回北京。那年初夏，村里一个大嫂到她所在的公社卫生院来，给她带来了一篮子青豌豆，她就用它做了好几顿菜，“我敢说，那豌豆才是真正的豌豆，现在的豌豆都用了太多的化肥。”没说什么太复杂的话，都是些往昔的小事，可大概是由于豌豆吧？现在一吃豌豆我就会想起那天晚上来，想起她清瘦的肩胛，孩子般的眼睛……
　　我把妻子送到海淀医院。那时的病房很挤，生孩子的或打孩子的女人挺多的，要两个人挤一张床。妻子瘦小，所以就分配在了一个胖大嫂的身边。刚刚躺下，她就开始阵痛，忍不住“啊，啊”地惨叫。我哪里见过这样的世面，吓得脸也白了，就只能拉着她的手，将她拦在自己的怀里，绝望地看着来来往往无所谓的护士们。妻子抬了头，眼睛里满了泪花，她将脸紧紧地靠了我的腰际。我突然鼻子发酸，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责任。当一个女人把她的生命交付给你的时候，你是她的全部。你是大树，你必须有为她遮风挡雨的能力，可我有吗？妻子在叫喊的间隙里，不停地对周围的人嘟念着：“对不起啦，影响大家啦，对不起啦……”医生把她用推车推走了，我到楼道里等待。在黑暗的楼道里，我看见还有几个象我一样的男子蹲在墙边，个个默默地抽着烟。我也就学了他们的样子贴了墙蹲了下去。这时，从产房里传出杀猪般的叫声，那些人就紧张地站起来，侧耳倾听着，然后再蹲下去。我身边的一个小伙子说：“不是我老婆。”我对他笑笑。他递我一支烟，说：“我家是农村，就怕生的是个女孩儿。”我说：“不会的，一定是男孩儿。”他便长长地吐出口烟说：“这么快咱们就要当爸爸了。”我知道他的意思，确实我们谁的心里也还没有做好准备，但那种期待中似乎有很多令人感动的东西。
　　妻子是在四个小时后推出来的，当那手术车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看见在白被子下面露出的她那苍白失血的脸，只剩下窄窄的一小条。她笑了，对着我吃力地。“是个男孩儿……”她说。她知道我喜欢女儿，所以说的时候多少有些愧疚。我拉了她的手，眼泪就止不住掉了下来，追随着车子，那时我就心理发誓，要用我全部的能力让我的妻子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