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走向武斗说明了什么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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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走向武斗说明了什么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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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走向武斗说明了什么 文革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武斗现象，后在某些地方竟发展为大规模的武斗。身历其中的人们，谁也不会忘记。而这一现象是偶然发生，引导不力，还是有其必然性？笔者的回答是：武斗现象有其必然性。以下试作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十六条》（1966年）中，特别强调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事实却与这一文件精神完全相反——武斗成风，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人们看到，文革那种浓厚的火药味，在一开始，早已充斥着报刊、电台。其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带有暴力性的语言，不一而足。对于革命之真谛的解释，毛泽东的一段语录流传甚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这一反复广播、刊登的语录，没有一字提到武斗，但它那“暴力的行动”之语，对文化革命中造反者的鼓舞，却是不言而喻的。 在实践中，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对于来自群众中的暴力倾向，基本的态度是给以支持。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小组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人们看到，就是这些清华附中红卫兵，在“红八月”里，对教职工和学生的打耳光、抡拳头，用专用的工具打人，在公众场合毒打、折磨被“斗争”的对象，触目惊心。领袖的巨大支持与国民之浓郁的盲从性，使得一股用暴力语言、国骂和鞭笞为荣的潮流，势不可挡。 红卫兵的出现，是武斗风潮必将扩大至全国的信号。“兵”，实际是武力的象征。“红”字，在当时人们心中的感觉，就是鲜血之色。因此，“红卫兵”之誓死用生命、用鲜血捍卫、拼杀之义，不言自明。从此以后，穿军装，扎腰带，戴上红卫兵袖标，甚至在批斗大会上手持皮鞭，女子鬓发成男子状，等等，一时成为青年人的时尚。 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打人了”。这段话，虽然强调了“不要打人”，而“活该”、“不打不相识”之语，仍然在客观上为武斗者留下了余地。
文革的全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文革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在当时的说法，还包括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贫下中农，等等。由这些群体充当文化革命主力军，就要求他们具备强有力的文化素质。而对这一点，毛泽东早已做了充分的估计与论述。 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与贫农，早已掌握了充分的、不容质疑的文化知识与素养。他的这一思想，早在抗日时期就形成了。在他看来，工农分子的知识，比知识分子要多一点。他说：“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942年2月1日） 在毛泽东看来，人类之知识，由三大部分组成，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出，而在这三项知识或运动中，“阶级斗争”是首要的，“生产斗争”排在第二——毛泽东这三种知识或运动的排列顺序，也可以窥见出他的知识观。对于知识文化的这种认识，以及相信工农在文化上对知识分子具有优势，是他发动文革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还有这样一种观点：“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这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1958年5月8日八大二次会议）。所谓“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在毛泽东心里，几乎接近于一种普遍规律了。这是他在文革中依靠大、中学生为先锋的另一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的思想，既然工农与地主资本家势不两立，有着浓郁的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经验，又常在生产第一线，生产知识丰富——他们当然具有雄厚的文化底蕴；学生们没有多少学问，但是敢于冲锋陷阵，具有打败老权威的能力，于是他们成为文革的主力军，当之无愧；他们的文化革命的能力，是不容质疑的。而事实是，毛泽东所依靠的那些革命造反者们，把口号语言，暴力语言渗入运动中，甚至随意闯入人家，乱抄财物，召开批斗会，鞭笞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学术权威，乃至用杀人武器互相对抗，举行大规模的武斗。文化革命成为了一种武力角逐与拼杀。他们辜负了毛泽东对他们的殷切期望。 其实，工农们何尝不知宣传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宗旨？无奈由于知识所限，他们所能够做的，大体上就是用粗豪的嗓子，雄壮的口号，在大字报中，在批斗会上，怒喝那些据说要翻天的敌人；或按照当时的最高指示，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或忆苦思甜，乃至更有甚者——用逼供讯之法，来实行专政。他们的大字报的语言，除了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没有更新与更深的思考。我们看到，一场批斗大会，往往是在重复无新意的大批判后，群情激昂，发展到拳打脚踢，武斗便是批斗大会的最高潮。《十六条》赞美说：“一大批不知名的学生成了勇敢的闯将”。其实，红卫兵从它发展的第一步，就是带着血腥的气味，沿着抄家、砸烂四旧的暴力方向前进着。 年轻人打倒了老年人，白发苍苍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们在红卫兵的扭送、鞭笞下不堪其辱而或投水、或悬梁自尽时，人们发现了大批判的“法宝”，其实就是用武力慑服、用野蛮羞辱，达到振奋士气、取得最终胜利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种“胜利”方法与结局，可能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工农与红卫兵的知识水平与批判能力，没有毛泽东设想得那么出色，文化革命终于发展到暴力斗争，为革命本身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也为文化使命打下了羞耻的暴力印记——这一切，实在与那些参与其中的主力军成员的文化素质密切相关。
毛泽东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他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文革的本质与根源。我们知道，共产党与国民党之斗争，以围剿和反围剿、三年的国内浴血战争，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这种残酷的流血战争，在人们心中打下的印记，是难以磨灭的。因此，只要说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人们就会联想起武装夺取政权，联想起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战斗。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年纪轻轻的红卫兵们，每天受到革命斗争史之教育的工农大众们，他们听到了领袖的这般教导，便会理解到，文革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把过去与国民党进行的武装斗争，重复做一遍罢了。他们要做的，就是鼓起愤怒斗争的意志，向着他们的“阶级敌人”发动猛烈（其中包括带着暴力色彩）的进攻。而这进攻的过程，既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因而，用武力之方法，去征服敌人，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主要是靠武装斗争取得的。进行文化大革命，在工农大众，尤其是贫苦农民，早就跟随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但是，文化革命，毕竟是要有一点墨水的。他们文化知识之课程没有补上，有明显的先天不足。而一定要免其为难，让他们在文化方面与“阶级敌人”进行决战，他们只好在应用文字方面捉襟见肘之时，使出看家本领——从陈胜、吴广时就习惯的揭竿而起，武力制胜的老办法，走向暴力、武斗一途。我们看到红卫兵斗争彭德怀时那种野蛮不堪的场面，看到工农子弟抽打他们的老师、校长，就可以窥见全国广大农村、工厂情况之一般了。 在文革中，由工人进驻学校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贫下中农在农村管理学校，以及在考场上交了白卷，却因出身贫苦上了大学的农村青年张铁生的报道，加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宣传，我们看到了文革的“硕果”。 现在，人们常常痛心疾首，反思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人才的浪费，却常常忽视了那些文化知识极度缺乏却去搞他们极其陌生的教育研究领域的工农分子们。这些工农分子，误以为自己的阶级斗争立场坚定、生产知识也优越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结果，不但耽误了国家的文教事业，而且，在改革开放以后，工农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们由于以出身贫苦自豪而忽视了学习，不少人被时代潮流远远抛在后面，最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由此看出，文化大革命，最终成为武斗暴力充斥的血腥大戏，消灭着文化本身，实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它给人们带来的教训是意味深长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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