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荒》长篇连载七
作者：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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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荒》长篇连载七
作者：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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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荒》长篇连载七 三十九 猛根的老婆波日吉阿娘有几天没出来干活了。 猛根是东北蒙古人，早年从东北农区迁来，娶妻生子成了真正的乌珠穆沁人。这两年，交了一个会赚钱的朋友叫金福禄。金福禄样样活路都会干，能吃苦，凭着一双巧手在巴音淖尔立住了脚，并且养活了一家三代十几口人，还供着五六个孩子上学。猛根羡慕金福禄的致富业绩，常与金家来往，想改善一下窘迫的生活。猛根是共产党员，人们便认为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堕落了。兵团初建，狠抓阶级斗争，打击资本主义倾向。猛根撞在了枪口上，成为斗争重点，弄到山里劳动改造去了。他的老婆波日吉被牵连，进了牛棚。我发现她身体很差。几天没来，乌云其其格说她病了，怕乌兰花儿骂，不敢去看她。我不顾这些，走向了波日吉阿娘家。 拉开毡门，没有扑面的热气，包里包外一样冷。女主人穿一件半旧的墨绿缎袍，蓬头垢面，目光呆滞，怀里抱着瘦小的脏男孩。孩子身上的羊皮连裆裤黑得发亮，瘦削的脸上糊满鼻涕，小手黑得像乌鸡爪。地上结满冰霜，那孩子冷得蜷缩成一团，好像冻僵了，只有转动的眼珠说明他还是活物。 日吉像是病得厉害，站起来都难。曾经听说她得的是传染病骨结核。我不顾了，走到将熄的火炉前，添牛粪燃火，刷锅煮茶，然后找了三个瓷碗，倒进炒米，斟满浓茶端到阿娘面前。阿娘的眼珠开始转动，缓缓伸出手接了茶，慢慢送到嘴边呷吸。她眼里噙着一汪泪水，推推怀里的孩子，教他叫我“阿娘”，那是对家庭主妇的尊称，我顿时羞成了大红脸。 我决定留在这里，照顾阿娘，便征求她的意见。阿娘声音低弱地说，你是知青，住在这里不怕吗？我说不怕，劝她别想太多。阿娘哽咽道，你不嫌我，就搬来住吧，阿娘有病，没有力气给你煮茶吃，会苦了你啊。 我说没关系，我会。 高高兴兴地回去打了行李，背在肩上，在雪地里走走停停，搬到了阿娘家里。 入夜，我用羊粪封了炉火。下半夜，我被冻醒，听到满包咔咔的响声，是什么东西在结冰。我的枕巾上结了冰霜。包里四面透风，冷得睡不着。我听见阿娘在翻身，叹息着悄声自语。我看她根本不是在过日子，像在自暴自弃。 我早早起来生燃炉子，烧得跟别的牧民家一样暖和。我是北京知青，要用我的心去温暖她那颗被冻僵了的心。我化雪水煮茶，再给孩子洗净小脸小手。 阿娘躺着，默默看我做着的一切，慢慢将身子移到炉前，向里面添牛粪。她眼中噙满了泪，紧紧搂住孩子，狂吻他的小脸，然后，理了理散乱的发辫，束紧腰带，出了门。小男孩赛音郭勒喊着阿娘，咿咿呀呀哭着，追到包外。 阿娘泪流满面，将儿子推进我的怀里，说：“长征呼痕，北京来的苏和同，我要去山里看猛根，把孩子交给你了，你要帮我带着他，将来做个好人。我和猛根都不是反革命，你看见了，我们把毛主席像供在从前供佛的地方，怎么会反毛主席呀。呼痕，阿娘要走了，你来做他的阿娘吧，以后你就把这里当作你的家。我走了……”她那悲怆的语气和坚定的目光，使我感到了不祥。我听说过蒙古族妇女自杀的故事，那是将绳子一头拴在车架后，一头套住自己脖颈，将马车赶至人迹罕见的地方，然后疯狂抽打牲口，让它狂奔起来后自己就跳下车去，人被拖在地上直到勒死。这是一种惨烈的自杀方式。 阿娘一脸绝望的表情，还套了马车，说明已经无意掩饰自杀企图。即使不是刻意去自杀，走到半路上人也就差不多了。 我必须坚决制止悲剧的发生！ 阿娘正在套车。我将小赛音郭勒送进蒙古包，转身赶到车旁，果断地抓住她的手，说：“阿娘，你不能乱想。我也相信猛根不是反革命，迟早会弄清的。你身体不好，为了赛音郭勒也要保重自己，千万别乱想，你有什么事，我去替你办！”我强行卸了车，将马拴在车轮上，把阿娘拉回了蒙古包。她见自己的企图被我识穿，忍不住又拥住儿子，泪如泉涌…… 这一天，她抱紧儿子，对我讲了很多很多，从上午一直讲到深夜。 次日清晨，阿娘告诉我，她有一种事必须要办。我怕她出事，再三劝她，有什么事我去替她办，一定会办好。阿娘信任地告诉我，必须去金福禄家一趟，告诉他马上把卖牛的钱交给场里。这是猛根叮嘱过的。我估计，大概是猛根与金福禄合伙卖了一头牛，准备上交一部分，两人平分一部分，牛钱没有来得及上交，猛根就被弄走了。 我决定由我来处理这件事。 她急于替丈夫洗清罪名。看她一脸的焦急，我不能迟疑。驾上马车，朝着阿娘指的方向，向阿腾百欣山脚出发了。 马车在茫茫大雪中奔跑起来。我这是头一次驾马车走远路．心里害怕起来，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了退路，帮人帮到底，豁出去了。 显然，猛根不是反革命，而是有过失。据说是有个熟人想买牛，猛根打算卖了牛再向场里交钱，这样做确实不合手续，应当批评教育，但是不能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我很明白自己要做的事，就是协助有关领导改正极左错误，以求正确处理。 马在漫天飞舞的风雪中颠簸着行进。冒着白毛风出远门，这份苦差是我自找的。我要用自己的行为感化那些过于激进的人们，也许太天真了，但是我要尽到义务，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飞雪遮住我的视线，前边一片迷蒙，我似乎成了盲人。我牢牢抓住缰绳，坚持着马头对准的方向。风雪越来越大，我落入雪幕中，几乎窒息，心中越来越没底，如果走错了方向，后果不堪设想。 车翻上一座山坡，远处，一团黑影显现出来，啊，那一定是金福禄的营子啦！ 我终于坐在了金福禄对面，单独面对这位传说中的神奇人物。金福禄满口答应妥善办理好卖牛的钱，并且说．现在我们很穷，要供养一窝孩子生活，上学，怎么够呢？我不是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仅仅是为了全家人活命呀……当然卖牛的钱我会马上去办的。 完成了使命，我不顾劝阻，坚决回去。不然，阿娘一定以为我迷了路，会急出病的。万一她出来寻找，丢下孩子在家，非出乱子不可。 我必须回去！ 重又落入风雪世界，我想，波日吉阿娘为什么选这种天去？是不是因为白毛风可以掩人耳目？可怜的老实人，受着何等的惊吓呀。人，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呢？ 天色越来越暗，连马头都看不清了，太冷了啊！ 终于，透过风雪的屏障，我看到了蒙古包的影子，越来越近。蒙古包前，一个人影在晃动，是波日吉阿娘！不知道她在雪地上站了多久，她为我担心了。阿娘帮我卸车、绊马，拉着我进蒙古包，往炉膛里添火，烧茶。她的情绪显然好多了，烧好茶，满斟了三碗，小赛音郭勒也咯咯地笑着。我们三人守着火炉喝奶茶、吃手扒肉，说着话儿。羊油灯将蒙古包照得亮亮的。 突然，毡门被推开了，是小牛倌巴依拉，一个英俊少年。他走到包正中坐下，与我们共进晚餐。他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死死地盯着我看，目光热烈，脸色通红，看得我很不好意思。 夜深了，巴依拉仍然不走。牧区的男女，婚嫁不讲年龄差别，又常常将同情与性爱混淆。我想起前不久巴依拉在井台上的同情目光，可是，同情并不等于爱情，更不等于性爱。我比较传统，绝不会越雷池一步。 我取出一本书在灯下看起来，如果他不离去，我准备在灯下坐一夜。 巴依拉红着脸向我移动、靠拢，装作看我手中的书。我知道他不懂汉文。他得寸进尺地捏住了书角，一张娃娃脸越挨越近，装作认真看书的样子。他哪里知道，我有了余汝明，就不会再与任何人有什么瓜葛。他越靠近，我就越紧张，头发根都竖了起来，怕他做了傻事。我珍惜他的同情，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只有向阿娘求助了。我盯住阿娘，她立刻会意，下逐客令。她咕咕噜噜地对他说着，只见他脸色绯红，发烫的目光逐渐冷却，无言地垂首静坐了一会儿，依依不舍地向我道别。他在掀起门帘的一瞬间，又扭头朝我深望，然后弓身出了毡门。 我松了一口气，非常感谢阿娘的帮助。 熄了灯，睡在地铺上，我想余汝明了。 很久没有他的音讯，他的处境究竟怎么样？兵团打算怎样处置他？身体好吗？想起他，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样地痛。他也像这样想我吗？我听见阿娘又在叹气，我知道，她像我一样在想猛根。 女人呵，永远牵肠挂肚的女人呵…… 冬去春来，寒风依然那么肆虐。清晨，我出门去倒炉灰，突然，一只冰冷的手按住了我。我一抬眼，触到阿娘那紧张的目光。她双手抱住撮箕，急切地阻止我。我的呼痕，风太大，灰里如果有未烧透的羊粪，大风一吹就会着火，你、我还有牧场就全完了！听了她的话，我猛然想起在团部参加灭火的情景，被火焰吞噬的蒙古包像燃烧的牛粪堆，马群在烈火中狂奔，烧焦的草地、牛群、羊群变成了一片炭黑色，一位北京女知青被烤得惨不忍睹…… 我匆忙收拾掉火种。 老天爷保佑！ 又是一个疲惫的上午。 我站在青草垛上，叉草喂牛。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是巴依拉。他手持长马竿身后紧跟着几个小伙子。别看他一米七八的大个子，实际他还是只鹰雏，离大人差得远。 “长征，你……快！”他急得直口吃，手指远处，说：“车……车！吉普车来了，是不是找你的？怎么办？”他慌张地四处张望。 一双乌黑的双眸幽幽地望着我，稚气未脱的英俊脸颊透出关切和焦急。他真是个善良的小伙子。说话间，又有几个牧民策马来报，让我快避一避。我心里不知如何谢他们。 我很冷静，淡淡一笑说：“哈嘛怪（没关系），没做坏事的人是不会怕的。”我仍然叉着青草。小伙子们见我如此轻松，放了心，都陆续掉转马头散去，只剩巴依拉，仍然驻马立在一旁，久久凝视着我，眼里充满同情和不解，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抖开缓绳，慢吞吞地走开，又几次回头，终于渐渐远去。 我干完活儿，回到了波日吉阿娘的蒙古包。她递给我一碗炒米茶，里面有奶豆腐。阿娘有病，奶豆腐做得不够好，以后，就由我来替她做吧。正想着，包外传来汽车马达声。 吉普车来过几次，都是抓知青的。人们对它产生了恐惧心理，认为它来祸必来。 阿娘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说：“我的呼痕，车来了！是不是来找你？怎么办？”她也像巴依拉那样四处张望，想将我藏起来。蒙古包不大，没有藏人之处。我依然品茶，感激地一再安慰阿娘。 吉普车开到了蒙古包后面。许多人跳下车来。纷乱的脚步声走向了乌兰花儿家。巴依拉又神秘地钻进包来，小声报告说乌兰花儿家来了五六个兵团达勒嘎，还带着枪呢！言毕，他退了出去，骑马跑了。 我静坐在地毡上，等待着。 我想不出为什么对我大动干戈，莫非余汝明有什么事？是宣判了吗？等待判决的心是怎样的焦灼啊。时光无声地流逝。我哑然失笑，笑他们一次又一次荷枪实弹，只为抓一个孱弱的姑娘。阿娘搂紧了赛音郭勒，默默地望着我，为我担心。 包外响起马达声，车开动了，经过我们的蒙古包，朝东南开去。他们怎么了？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牵连别人，我不顾阿娘的阻止，走出了蒙古包，车上的人果然看见了我，有人大喊：“长征……”吉普车没有掉头，一直朝南开去。 不久，传说刚刚发生了一场大火灾，烧了几百里的草原。那天吉普车来就是为了调查失火原因的。我和波日吉阿娘万分庆幸那天收好了火种，若不是阿娘及时提醒我，恐怕吉普车就真的冲我开来了。
四十一 一个仲夏之夜，我给拉昔老爹的羊群下夜。他不让我坐哈马车上，不给皮袍披，一夜下来，冻得我手脚麻木。天边露出晨曦，星月稀疏，羊群醒了，开始走动。我该下班了，将羊群交给拉昔，踏晨露回知青包，远远看见石梅赶着羊群，向格斯乌拉山方向而去。我迎上前，帮她将羊群赶到山脚下的溪流旁。 溪流又细又小，如同内地的排水沟。但是，它的源头不小，来自百里外的霍斯淖尔湖。在团部打苇子时，湖面结了厚冰，一如平地，感觉不出它的浩渺。一到夏季，芦苇荡里一片碧波，浩浩荡荡，浮光耀金。这条小溪流，淌着霍斯淖尔的湖水，清澈见底，弯弯曲曲，一泻百里，流向何方便不得而知了。知青包就扎在小溪旁，用水方便。 溪水很浅。我望着石梅赶着羊群上了格斯乌拉山，便回了知青包。 我又累又困，圈了一夜羊，整夜未合眼，昏昏沉沉。夏夜的蚊子像一团团云雾，包裹着我和羊群。我的脸和手都被咬得变了形，脸和鼻子肿得差不多高。这是一群新疆改良羊，毛厚，不耐热，有一点风就顶风跑着纳凉。一旦跑了群就要喂狼群了。因此，要来回不停步地走着用套马竿拦截，整夜走路加起来有上百里，像急行军，累得精疲力竭。我刚要歇息，班长大叔来了，催我去剪羊毛，说是连长亲自指示的。我咬着牙，挣扎着去了。 清晨，天空晴朗朗的。 牧人们已将羊群圈人木栅栏里。有人圈羊。有人在剪羊毛。我也抓了一只羊剪起来。剪羊毛是件愉快的活儿。一只灰兮兮的羊，剪完后，像脱了一件旧大衣，剩下一层新绒毛，漂亮极了。 天色忽然沉暗下来，零零星星的雨点开始飘落。我和牧民们出了羊圈，进入一旁的帆布帐篷。大家都说要下大暴雨．有人说，前不久，一个兵团战士到山头上去站岗，背着上了刺刀的枪，遇上雷雨，被雷电劈死了。有人说，兵团的人也怪，没事爬那山顶上放什么哨呢。也有人说，有一个马倌放的马也是被雷劈死的，奇怪的是人还活着…… 天越来越黑，大帐里黑得看不见彼此的面孔。空气湿度越来越大。年长者说，这雨一下会没个完，今天干不成活了。于是，人们四散回家。我也匆匆往家走。 浓浓的黑云贴着蒙古包浮动，有时又低得在大地上游移。天空没有了。一声霹雳，震耳欲聋砸了下来。天地被巨大的火柱连接在一起。天地合一了，顷刻间，大雨奔泻而下，将人们淋成了落水鸡。幸亏我早晨出门时聪明地穿了一件雨衣。大雨太凶猛了，雨衣渐渐失火了作用。我被淋得里外透湿，环顾四周，白茫茫雨幕遮住了视线，只好站住不动，任凭大雨冲击。 我突然想起了石梅，心里一惊，她的惨状可想而知，此刻一定着急万分。 石梅——我相依为命的朋友，你等着，我马上去帮你。 我匆忙找到一匹白马，飞骑而去，奔到小溪旁。眼前的景象令我大惊．天哪，好大一条河！那涓涓细流不见了，突然变成的大河足有数丈宽，翻滚着黄色的泥沙，沸水一般奔腾着，跳跃着，怒吼着，浩浩荡荡，一泻而去。 石梅和她的羊群被围困在对岸的山坡上了。我心内焦急，一时已弄不清这河水的深浅，怎么办？急迫中，我驱动坐骑，纵身跃入激流，只露出了马头，我和马儿的半截身体都浸没在水中。马儿奋力游向彼岸，我抓紧它的鬃毛，双脚一再猛击马肚子。 过了河，石梅向我迎来，毫无掩饰地称赞道：“长征，你真像个女英雄，骑着马一下子就跳进激流，我真为你捏把汗，怕你淹死了，如果马儿不会游泳，你穿着棉衣，就是会游泳也浮不起来，会淹死的！你的举动跟你软弱的性格对比太鲜明了。”一席话，使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变化。 从前，我可是有名的假小子呀，她却说我性格软弱。我的个性哪儿去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变化…… 我找到一处缓坡，估计水不深，准备由此过河。可是，羊群望着河水滚滚，死活不肯下水。石梅看住羊群。我又骑马顺着河岸朝下游走，一眼望出去，好大一条河，没有尽头。我失望地回来。两个人无计可施，只有在山上过夜了。 夜幕降临，刮起了一阵阵冷风。我们浑身都湿透了，冻得哆哆嗦嗦的。我饿了，想起石梅没吃饭，反心自己已经全身湿透了，干脆再次渡河去取食物。我已经不再有恐惧心，当纵身跳入大河的一刹那，心中竟有一种征服大自然的自豪。返回山上时，我们喝着冷茶，吃着冷食，身上直冒冷气。这一夜，风雨交加，我们咬紧不停磕击的牙齿，守着羊群。呵，困难时，有个伴儿真幸福。 我们俩都知道，比起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肉体的折磨又算得了什么？ 人的生命是有尊严的。被践踏甚至掠去尊严的生命，会有着一种怎样刻骨铭心的痛苦。我想，应该让一切扼杀他人尊严者，都来体验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的处境与心境，进而再体验体验一切被扼杀尊严者的处境与心境。两个姑娘像保护神，一个守在羊群西边，一个守在东头。 半夜，雨停了。 星光点点，闪烁在天幕上。 狼嗥凄厉，时近时远。很快，各种不同声音的狼嗥互相呼应起来，向着羊群这边靠拢，声音越来越近，几乎就在身旁。平日，听见的狼嗥声遥远而又蒙朧，此时，狼嗥声如此真切，变化多端高低、粗细、柔硬，汇成了野性的合唱，听得人毛骨悚然。显然，羊群陷在狼阵里啦！早就听说了，绵延远去的格斯乌拉山是个大狼窝，这回真的身临其境了。狼群前呼后应，逼近了羊群。我对石梅说：“快，快亮手电，狼怕灯光！”我们一齐开亮了电筒，只见十几双绿森森的眼睛在闪烁，离羊群只有十几米远！如果它们一齐冲过来就完了！ 我们赤手空拳，十分紧张。人一急，什么怪招都想得出，“快叫，咱们乱叫，叫得奇奇怪怪，让狼不知遇到了什么怪物，吓跑它们！”石梅说。于是，我俩一起放开喉咙，曲里拐弯，长长短短地大叫，像莽荒年代的原始人。怎么难听怎么凄厉怎么恐怖就怎么叫。一会儿学大老虎，一会儿又装狮子，一会儿又成了大灰狼，咿咿呜呜，一似鬼哭妖嚎，并且将两支手电向狼群乱射乱舞，在黑暗中划出乱七八糟的光束，把狼群吓懵了，一齐停止了嚎叫，静静地立在原地。狼是有头脑的生灵，知道害怕。双方对峙一阵之后，领头的老狼一声长啸，向山下奔去，紧接着，群狼前呼后应地叫了起来，一齐朝山下奔去。 我们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 远处，传来一阵阵狗叫。“再坚持一会儿天就亮了。”石梅说。 熬过漫漫长夜，天色终于亮了。 奔腾的河水已经平息下来。经过一夜的流泄，河面开始变窄。石梅白天还要放羊，必须赶回包里用早餐。她骑马过河，河水浅了一些。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晨曦中，我眼前突然一黑，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 不知躺了多久，醒来时，眼前一片瓦蓝。仰卧在湿漉漉的草地上，身上一阵阵发冷。羊呢？我立刻坐了起来。糟了！狼！羊群完了！望着空荡荡的草地，我惊出一身汗，焦急地四处张望，不知怎么搞的，天旋地转。我挣扎着站起来，向身后的远处望去，啊，羊群！羊儿正乖乖地吃草。 太阳升起来了，悬浮在亘古的混沌里。 暴风雨过后，风和日丽。 我病了，头重脚轻。郝爱华和石梅都劝我好好休息。 太阳就要落山了。血红血红。 很久没有听到余汝明的音讯。他的名字就像我心上深深的伤口，一触就疼。每当我独自歇息时，他的形象便浮在眼前，占据了整个思想。他就像是我全部的生命。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有摩擦，离开他了，却又是这般牵肠挂肚。这种牵挂使心的深处又沉又痛，万般恐惧又隐隐地怀有一线希望，那种感觉是生命的一种极端，永远难以言传。我常常梦见他像一个幻影，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他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告诉我。我正要去问，他就不见了。我喊着他的名字醒来，四周一片漆黑…… 我们的蒙古包又搬了家，扎在格斯乌拉山前的公路旁，人来人往。 昨天，姜志毅路过我们包，进来喝茶。他说，前几天宝力格队的一个男知青见到了余汝明、文旭和王大可，他们和十几个人被背枪的兵团战十押着挑水浇地。一个男知青不慎摔倒在地，那哨兵跑过去，用枪托砸他的屁股，打得很重。那孩子哇哇地惨叫个不停。我听着，心像针扎一样。姜志毅不敢久留，喝了碗茶便匆匆走人。我也不送他，心里流着泪，真想大哭一场。 今天我休息，正在忙内务，一位黑脸大汉进了包门。我认出来了，是图门大叔，正是他在雪地里救了葛温温的命，因此在知青中大名鼎鼎。他来干什么？不怕被怀疑吗？ 图门坐在地毡上，不说话，从腰里解下一根牛皮条，固定了，用刀一根根划开准备做马靽，我忙着给他倒炒米茶，端手扒肉。 图门说，他到处找我和石梅，今天总算是见到了，也就放心了。我们牧民都知道巴高淖尔的知青是些什么人，个个心眼儿好，干活儿样样行。你们知青去了霍斯淖尔，我们一直担心你们。你们刚被兵团的车拉走，我就去了你们包，把你们的书都收起来了。 我喜出望外，那一箱书可是我们的宝贝呀！我急问书的下落，他神秘地笑道：放心吧，全烧掉了，省了那些达勒嘎看见了再来找麻烦。 我愣住了，这箱书好不容易从“文革”的焚书运动中抢救下来，运到草原，还是化为灰烬了。他实在是一片好心呀。唉，怪谁呢？ 图门又说，有什么困难只管跟阿哈（阿哈：大哥）说，还问我是否有鞍子、马笼头和马嚼子。其实，他不知道——我一匹马也没有了，要这些有什么用呢。 说话间，他将做马靽的皮条切割好了，正在抹油。我听温湿说过。阿哈的手很巧，会做马靽、马鞍、马鞭，编筐做篓、放牧牲畜、缝补剪裁……样样全会。我今天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 他说，别小看咱们不起眼的老百姓，还认识北京城里的大学校长呢。校长姓王，在东北抗日队伍中加入了苏维埃共青团。那时，苏联人驱赶的白俄人跑到中国，成了土匪，到处祸害百姓。那一年，王同志被白俄土匪抓住，打了个半死，胳臂反捆着，骑在马背上，被押着到处乱跑了一个多月，后因伤口烂了，他身体不行了，骑不住马，白俄骑兵队嫌他累赘，就将他丢到荒甸子上，被咱村的老乡们发现，摸着他还有口气，就抬回来给他治伤。他昏死了好多日子，后来活了过来，老乡们都劝他别再干了，就留咱村，成个家。我表婶还要把闺女嫁给他。他却一定要回队伍去。伤好以后，他就走了。后来全国解放，他进了北京城，当了大学的校长，成了大人物了。 他说，王同志是条好汉，还会唱苏联歌曲，是个有学问的人。你看他，伤那么重都挺过来了，那才叫个英雄。大妹子，千万要想开点。你再看看朝鲁书记，那些人用烧红的烙铁烫他，莲花大嫂子也死了，他多痛苦呀，现在，他不还活得硬邦邦的吗？大妹子，千万要珍重自己，再苦再难也会有个头，挺一挺就过去了…… 我明白了，图门阿哈是来开导我的，他哪里知道，那王校长一定正在挨批斗呢，“文革”的重点在学校，他在劫难逃，天知道他能不能熬过“文革”年月…… 阿哈做好了皮靽子，塞到我手里。我向他道谢，他不爱听，说太见外了，转身出了门。我追出去时，他已经骑马走远了。 阿哈，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地活着，活下去。
清晨起来，出门望见前方有一座崭新的蒙古包不知住着什么人。这时远处过来一行空架车队，上面散坐着几个牧民，领头的是乌云其其格，身后跟着清一色的“五类分子”家属。她拥我微笑，请我们上车，一同去拉草。我们的车队向新蒙古包方向驶去，临近时，突然从包里窜出几个穿黄兵团服的男战士，背着枪，哗啦啦一阵小跑，朝着我们冲将过来。 我立刻绷紧了神经。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为什么打草还背着枪？一定是连长的精心安排。 他们跑到了车跟前，都是些十六七岁的小孩子，背着枪，像背着一根烧火棍，晃晃荡荡的，一窝蜂上了最后的两辆车。他们将枪横放在腿上，东倒西歪的样子。我从小在军营中长大，知道军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几个娃娃，还不能叫做兵，只是小孩子，拿枪当玩具。我心中对他们生出几缕同情。 等大家坐定了，车队开始行进。我回头一看，发现布局不对，车前都坐着“五类分子”，车后是兵同战士押车，枪口对准了我们。我又想起了余汝明，他们也在被人用枪押着干活。我心中又是一阵锐痛，怨气又在心中冉冉升起。我不服！我不是坏人！也是热爱毛主席热爱贫下中牧的。我不远千里来到茫茫草原，以自己全部的真诚响应号召，何罪之有？ 秋季打草进入了尾声。 饮罢晚茶，八九点就熄灯人寝。 有人进了包，怔怔地望着我，目不转睛，是余汝明！他一步步向我走来，大雾将他隐没了。我在雾中寻找他，怎么也找不到，于是便醒了，才知道是个梦。我翻身起床，见被子上积满了白雪。贾素英也爬了起来。满包都是白雪，像一个雪窝。我急忙将雪扫成堆，准备清理出去。贾素英厉声喝斥道：“你没长眼睛呀！先干什么都不清楚吗，嗯？”口气像主人训斥奴仆。 我不理她继续清理。 已经没有牛粪烧了。我拿起打狗根，走向茫茫雪地，寻找牛粪。爬上一座山坡，棍下触到了牛粪块，我高兴极了。 可是，怎么把粪弄回来？现在包里既无牛又无马，那就自己当回牛吧。我回包去，拖了筐子车上路，穿一件小薄袄，踏着半尺深的积雪，逆风向南坡的半腰上爬去。一会儿就捡了大半车，已是热汗涔涔。车很重，我咬了牙拖着车往回走。渐渐地，热得薄棉袄穿不住了。我干脆脱下棉袄，只剩下一件贴身的白衬衣，依然汗水淋漓。太累了，我停下来，坐在车扶手上歇息，让寒风吹干我的汗水。 远处，有人骑马跑来，是巴音淖尔的秦跃。我微笑着，心里却一阵酸楚，好久没见过我们小队的知青同学了，看见他们我就会伤心。我知道，我的存在连累了他们。兵团的人传说我是坏女人，跟队里所有的男生睡过觉。真是无中生有。其实巴音淖尔大多数男知青不仅身体干净，心灵也很干净。我跟余汝明是订了婚的。我只与他一个人好。既然有人造谣，我就要格外注意，尽量不要接触巴音淖尔的男知青。 秦跃下了马，目光中流露出困惑和同情，问我为什么不用牛拉车，怎么穿得这么少，为什么只是一个人拉车？他要帮我，我拒绝了，拉了车就走，装出十分轻松的样子，仍是一脸的微笑。他皱起了眉头，盯住我观察。我明白，他怀疑我得了神经病。 “长征，快把棉衣穿上，你自己要保重自己啊。”他说。 我说没关系，我很热。你快走吧。 他表情怪异地点点头，走了。幸亏他走了，不然贾素英又要搬弄口舌了。她特别正经，特别革命，特别偏激，好像永远不谈恋爱似的。不过，她又最爱议论男女之事。一次，夜里熄了灯，她跟那几个女生聊天，大讲有个另外公社的女知青跟一个马倌好上了，怀了孕，肚子大了，没办法弄掉。她是赤脚医生，学过医，会憋气不让孩子出来。孩子憋在肚子里几天，闷死了。牧民帮她把孩子接了出来，是个白胖小子，牧民们都说可惜了。讲这故事时，她津津有味，滔滔不绝，对那女知青未婚先孕的描述尤为逼真细腻。她讲了许多许多，只谈性关系，直奔主题，却从不言及比性更重要的情与爱。 真不想回包里，不想看见贾素英那双冷漠的目光。
九月。一个黑夜。没有月亮。 我坐在小油灯下看书，外面传来隆隆的马达声响，山远而近，接着，公路上开过去很多汽车，一辆接一辆，响彻云霄。我习惯了草原的静寂，此时，立刻警觉起来，猜测发生了什么大事——难道发生了世界大战？ 边疆组建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兵团，就是为了“屯垦戍边”。时刻“备战备荒”是毛泽东制订的基本国策。我们知青就是保卫和建设边疆的志愿者，随时准备献出一腔热血。 推门出去，只见公路上车灯连车灯，闪闪烁烁。长长的车队，足有上百辆车。奇怪的是都不开大灯，只开小灯，轰隆隆地过了好长时间。显然，一定是边境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如果真要打仗，那就在战场上见，等着瞧，看谁敢为祖国捐躯！咱们巴音淖尔的知青，一定个个都是好样的！
如果余汝明在，一定有不同于别人的判断。 牟宇清从北京探亲回来了。 这是一个黄昏，天边露着一抹血痕。 牟宇清跨进蒙古包，看见我和贾素英，脸上一阵激动。她衣着很整洁，贾素英跟她打招呼，她却不急于与贾素英说话，对我看了又看，眼神里透着激动和神秘。她这是怎么了？在背后，她给我和石梅向连长打了很多次小报告，现在却对我挺亲热，难道她的立场突然动摇了？ 牟宇清理好行李，拉着我的胳膊走出蒙古包，站在黑地里，彼此看不清面容。她是不是吃错药了？为什么要背着人跟反革命分子说悄悄话？ 她不怕受牵连吗？ “林彪摔死了！” “什么？”我不信，怀疑是听错了。 她语气坚定并向我叙述了一遍林彪叛逃的经过。我立刻联想起那个长长车队经过的夜晚。事关重大，我依然十分疑惑。问她是哪儿听来的消息？她说是踩三轮车的工人。显然是在说谎。牟宇清不是好道听途说的人，一定是从正规渠道听到的，又不敢说。她还说整个北京城已是家喻户晓了。这次回队途经师部，听说有关中央文件已经传达到师团级了，据说以后会下达到某层。 好大胆的牟宇清，胆敢传播这种消息，看来不是谣言。我睁大眼看着她，她的大眼睛在夜色中闪烁，面容的轮廓显得很美。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呢。如果真是这样，余汝明就不会被判刑、枪毙了。他的主要罪状就是反对林彪的言论，而无辜的我则是受了他的株连。我心里突然激动起来，啊，余汝明要口来了！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拥抱牟宇清，感激她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想冲到茫茫大草原深处，独自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这一夜，我梦见的全是余汝明，时隐时现，时在云中时在雾里，缥缥缈缈…… 下工时候，金巴连长召集配种站全体人员开会，但是不许我参加。面对正在开会的蒙古包相距十几米远，我搜肠刮肚，放开嗓门将最流行的革命歌曲唱了个遍，还有“八个样板戏”唱段。我被称为“金嗓子”，歌声可以传出几里远。 会议结束了，知青们回到了包里，脸色都不好看，贾素英不说话。牟宇清沉着脸，在我身旁低声说：“今晚连长在会上宣布你是反革命行为，要牧民与你划清界限。当时我反对连长这么说，可又不知连长是不是知道中央文件精神，我试着问他，他的态度是半信半疑，说在上级没有正式向群众传达之前，对这种反林举动仍按‘公安六条’执行。他要这么做，我也没办法，不过以后肯定会变化的。”她的这种态度，使我对她有了好感。 “公室六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一个人变成反革命，竟是这样简单——说一句什么话就足够了，而目没有抗争、辩解、反诉的可能。 这些天来，每当做完了活儿，我就坐在蒙古包门口，望着远处，等待着，幻想地平线上突然冒出一辆吉普车——他回来了，坐在里面，想到吉普车，我心又隐隐地刺痛……进而想到余汝明白纸黑字地承认自己有罪，让我与他划清界限。这些文字，像烧红的烙铁，灼烫着我的心，一触就钻心地痛。但愿这些都不是真的。 是的，我不敢面对这残酷的真实。 我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埋头写批判稿 丁霁也从北京回来了，公开讲述林彪出逃的消息。蒙古包里的气氛变得融洽了。 大家都在等待正式的消息。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金巴连长通知全体知青开会。 样板班的女知青最早进了会场，点亮了灯，盘腿坐在炕上。配种站附近的几个男知青也进了屋，沉默不语。从前，我们队的男知青多么活跃呀，如今，都整傻了。 金巴连长来了，一身绿军装，笑容可掬，只是，神态依然那么自负。 我不看他，眼睛盯着跳动的灯芯。 他勿需向我道歉，因为领导者天然地永远正确。今天，他坦然地面对我，一如他昨天将我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样坦然。这样的人很多，永远不会尴尬，永远不知道忏悔，永远说自己又受骗上当了。此刻，他开始谈笑风声，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感受： 那是一个下午呀，首长通知大家说要传达上级指示，干部们集合后走进小礼堂，礼堂所有的窗子都挂了窗帘。我想，可能是传达很重要、很机密的文件。会场非常肃静，与往常一样，大家掏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着，正式传达中央军委文件，宣读了林彪叛逃经过，中央的结论。会场一片寂静，真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会叮当响。大家听完了，你看我，我看你，以为耳朵坏了，又都不敢相互问，怕问错了。谁敢相信呀，刚刚还在齐声敬祝他永远健康，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让人太吃惊了嘛。首长当时问：大家听清了没有？全场鸦雀无声，没一个人敢吭声的。我心里想，首长刚刚听到文件时，情景也会一样吧。团里已经准备了大批判材料，我带来了，供大家学习、参考。大家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口诛笔伐反革命分子林彪，自己教育自己，不要再上当受骗，现在就可以发言嘛。 我知道，我应该说一说话。我拿出准备好的批判稿，批判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论、“政治可以冲击业务”论、“精神万能”论、“群众运动天然正确”论、“顶峰论”……我倾尽了全力，将过去余汝明谈到的观点和自己的一些看法统统整理出来，引经据典，洋洋万言，尽量具有说服力。 接着女知青们—一发言。 最后，连长宣读师团宣传部门写的批判稿，听着听着，我觉得不对味了，里面许多观点和余汝明完全一样，甚至遣词造句都相同。我猜想，这篇文章的观点，肯定来自余汝明的供词。本来是作为反革命言论定罪的依据，一夜之间，却成了“大批判示范教材”，是是非非，颠颠倒倒，混混沌沌，多么滑稽呀。 袁宁坐在角落里，目光中闪烁着迷茫和困惑，喃喃自语道：“我们太相信组织了，太相信组织了，前几天还在背诵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前言，刚背会了就批判……” 批判结束，金巴连长宣布散会。 出门时，我的目光与他的目光不期而遇。他不知所措，脸色顿时通红，移开目光，迅速转身走了。
自从开过批判会，牟宇清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却警觉地与她保持距离。我忘不了郝爱华临走时的那双泪眼，不想再牵连了牟宇清。 我在等待余汝明的消息，应当有音讯了，可是，兵团没有一点反应。 我沉默着，每天做那些永远做不完的事。 这天傍晚，我正坐在地毡上搓马鬃绳。包外先是传来吉普车的马达声，接着又是由远而近的马靴声。门被推开了，探进一颗脑袋，戴着军帽，一个老头儿。他并不进包，用一双友善的眼睛盯着我，说：“长征，还记得我吗？在霍斯淖尔打苇子的时候，我见过你，你到外面来一下，我们个别谈谈好吗？”语气很和蔼，使我感到意外。 想起来了，他就是那次在冰上打苇子时遇见的兵团达勒嘎，跟我打过招呼。 到了包外，老军人先自我介绍——他叫唐海川，是团政委，我们队加青在回部办“正不准学习班”时，他不在家，是汤副政委直接负责这件事，有关知青的事他不清楚，回团时，他看见我在战勤连打苇子，干活很好，说像我这样的干部子女不多见。然后，他又充满关切地问我的近况，并问我为什么不给家人写信？这显然是明知故问——分明是团部领导一再规定我“五不准”，作为团里的政委，竟然出尔反尔，假装不知道，这不是在演戏吗？堂堂政委，声称不清楚副政委做的事，可能吗？他们不是要在知青里抓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吗？不是要向上级表功吗？今天怎么变成了这种调子？ 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讨厌虚伪。 唐政委见我态度生硬，并不动气，亲切地说：“长征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是团里并没有给你们下结论嘛。我看见你在团里干活那么努力，穿着也很朴素，一点儿干部子女的味道也没有，就一直对你的印象很好嘛，你在你写的材料中提出的许多看法，我非常赞成。我们的观点是有共同点的嘛……”既然他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拿我当反革命对待？整起人来，无所不用其极。这种残酷的斗争手段，用在满腔热血地建设边疆的知青身上，对吗？你们就真的一贯正确、永运正确吗？真的可以对被冤屈的知青造成的损害不负责任吗？今天，你们又有借口了，把责任推给“林彪反革命集团”，永远声称上当受骗，你们自己呢？我将忍了很久的话，像机枪扫射一样放了出来。他耐心地听着，自言自语似地说：“长征呀，来找你谈话，我是做了思想准备的，知道你一定会有许多意见，这也难怪，你是受了一些委屈，可是，当时的形势是那样的嘛，谁知道林彪是坏人呢？我想，你父亲革命几十年，我当兵也有二十年了，我对部队的孩子是有感情的，我们会找到共同语言的……”虽然我很有看法，可是，听了这些话，我鼻子酸酸的。这些年月，我生活在白眼、呵斥和敌视中，突然被亲切地称作“自己人”，心里一时说不清甜酸苦神涩，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戒备。 唐政委感觉到了我的变化，关切地向我招手，说找个地方坐下说，希望我把他当作叔叔。 他不愧是一位老练的政工干部，态度诚恳，经验丰富，专找我感兴趣的话题，谈巴音淖尔的知青，谈朝鲁书记，谈牧场的运动，我固执己见，他点头称是，好像他从来就是站在我这一边似的。于是，我对他的敌对情绪越来越淡，居然还产生了好感。与他相比，我毕竟太年轻了。 他渐渐转移了话题，说：“长征，你一年没给你妈写信了吧？你妈很想你呀。她给团里来信，向我们要人，其实，你早就回队了嘛，我们并没有对你怎么样嘛，你还是给你妈妈写封信吧，省得她太担心。你父亲是老革命了，能送你到艰苦地方来，很不容易，那些高干子弟，有多少到艰苦地方来的。将心比心，要是我的孩子也到这么远的地方，又干这么艰苦的活儿，我也担心呀。你妈妈来了电报，说她病倒了。你回家去吧，我批准你回去。你走吧，最好回去了就别再来了，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一阵沉默。万千感慨。 如果我不是干部子女，甚至是出身于“黑五类”家庭，他会变得这样亲切吗？会批准我回去吗？会专程亲自来谈话吗？ 他又和蔼地谈了许多家常话，却不提及余汝明，使我对他的意图有些疑惑。天快黑了，他起身告辞，一再叮咛，让我给妈妈回信，并且明天就起程回家！ 他钻进吉普车，走了。难道他来回跑二百里路只是为了给一个“现行反革命”捎口信吗？ 我归心似箭，纵马向八连连部跑去。夜幕下闪烁着星斗。大地一片漆黑。 一路上，有不少狼窝。每到天黑，狼就会下山。从萨伦到连部有点距离，单人匹马走夜路，容易迷路。 我朝着北斗星的方向一直走。我想，只要不走偏方向，一定会到达连部。连部设在旧场部。草原空旷漆黑，只有我的马蹄声，传得很远很远。渐渐地，远处传来狗吠声。马儿跃上一个小坡，眼前出现星星点点的灯光，没有迷路！我策马扬鞭朝灯光奔驰而去。 近了，近了，一片黑压压的平房。我很快找到第一排土坯屋的第四个窗口，是牟宇清告诉我的。我翻身下马，站在窗下，敲响窗玻璃。那位粮油管理员正躺着休息，还未熄灯。他打着呵欠，问我办什么事。我向他讲明回家探亲，请他发给我一点路上用的粮票。他漫不经心地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报出姓名，他瞪大了眼睛说：“什么？再说一遍。”我重复了一遍。 “哦？你就是那个从团办了学习班回来的长征？”“嗯。”“没有没有，我们这里不发给你这种人粮票。”我如实相告，据理力争。 “凭据呢？假条呢？给你发粮票，谁负得了责任？！”我不再求他，跃上马背，狠狠抽了马屁股．冲进沉沉的夜色深处…… 妈妈，我好想你！ 从前，我生在福中不知福，以为妈妈爱我理所当然。经历了这么多的冷酷、无情、凶残，我才知道亲情的无限珍贵。我多么渴望这种爱呵！小时候，我生病了，妈妈总是守在身边照顾我。现在，妈妈病了，我多想照顾她呀。我要回家看妈妈，管理员不发给我粮票也要回家！我可以自己准备一些干粮，可是，我的皮袍皮裤毡疙瘩都被别人弄丢了，去年冬天，小和尚将贾素英的短皮袄借给了我穿，今年她探亲回来，不可能再借给我了。现在正值隆冬，一路上冰天雪地，没皮衣会冻死的，买吧，路费又怎么办？无论我怎样干活，都只给我评最低的分，因此，钱只够买火车票的。 一路上，我愁得没办法。 第二天清晨，我去连里请假，十分担心连长不批准。出乎意外，他什么都没说，盖上了大红章，让人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我接过盖了大红章的假条，小心折好，揣进怀里，转身跃上马鞍，匆匆赶回包里，赶紧准备干粮。正忙着，门外有人喊我。 我开了包门，见是满脸黑胡子的图门阿哈。他抱着一件皮袍，让我出去一下。我出了包，他将皮袍披在了我的肩头，说：“长征，你穿上试试，眼看要下雪了，你还没有皮袍穿，我就自个儿缝了一件，虽然不当事儿，总比没有的强。”我穿上皮袍，鼻子一酸，泪就涌上了眼眶。我忍了又忍，硬是不让泪水流下来。 “阿哈，我不能要，我穿了，你怎么过冬呢？不，不，不！”他将皮袍又推给我，我又推还给他，他急了，脸色沉了下来，说：“长征姑娘，你不要阿哈的，你就是看不起我！我有穿的，不用你管。你父母离你那么远，余汝明又关着，你怎么办？冻坏了可是一辈子的事呀，要自己懂得爱护自己，可别像阿哈我这样……”草原人太善良了，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要听。 图门阿哈将皮得勒塞进我手中，我请他进包喝茶，他不肯，问我还缺什么，没有皮裤他回去缝一条送来。我告诉他我马上要回家了，他说好，好，明天给你牵来牛车，说完，他翻身上马，头也没回地消失在草原深处。 当天夜里，油灯下，我为余汝明剪裁了一件蓝卡其布中山装罩衣，飞针走线，缝进我的一片深情。我边缝制边在心里声声呼唤：汝明汝明，我想你，你知道吗？为了你，我流了多少泪，我盼你回来，无论你是死是活，我都会等着你，你千万要自己保重。你说过，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要生在草原上…… 到了半夜，衣服做完了，望着细密的针脚，跟机器制做的一样。我将衣服贴在脸上吻着，又贴在心口上，让它带去我的一片心意吧。 夜里，刮起了白毛风，将草原变成一片雪海冰川，气温骤然降至零下几十度。感谢图门阿哈，不然，我是走不出冰雪严寒的草原的。 清晨，我冒着酷寒，上路了。 赶着牛车越过萨伦山口。 山口已经成了巨大的风口，将雪沫刮得如流沙，扑打着我的脸，生疼。老牛睁不开眼睛，别别扭扭不肯走，要不停地敲打牛屁股。 离开牧场的路好难走啊。 穿着皮得勒，依然冻得浑身透凉。 到了旧场部，图门阿哈已经等在那里，让我去他家喝茶。他还找到一辆拖肉的卡车。图门对司机说，捎上一个回家探亲的知青。 于是，我坐在了高高的冻肉上，只有图门和老阿爸送行。 卡车驶出了巴音宝力格牧场。 我紧紧抓住车栏，以免从高高的冻羊肉上滚落下去。巴音淖尔草原离我越来越远，想着就要离开草原了，心头一热，眼睛就湿了。我这才知道，我对这片土地是多么的留恋和热爱呵。 车到了霍斯淖尔，我去团部打听唐政委，干部们都说不知他在哪儿。这个唐海川，来无影，去无踪，又没人否定他的存在，是个神秘人物。但是，无论怎样，我对他的放行都心存感谢。我在团部办好了探亲手续，双手捧着盖了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就像捧着皇帝大赦天下的诏书，我是笼中久困的小鸟儿，被放飞了！ 当我迈出保卫股的门时，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太阳西斜。我找到了霍斯淖尔惟一的小饭馆。服务员说吃饭不要粮票，我坐下来，要了一碗汤，两张饼，埋头吃了起来。 一只肮脏而又粗糙的手，颤颤抖抖地伸了过来，手指关节肿得变了形，指甲里嵌满了黑泥；接着，是沙哑低沉的乞讨声：“大姐，行行好，给我点吃的吧，我没办法才要的呀，行行好……”抬眼一看是一位老太婆，满头白发，浮肿的脸上布满皱纹，目光黯淡，好熟悉的面孔，似乎在哪儿见过？我一阵心酸，立刻将盘里的饼都给了她。她连声说谢谢，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出门去。寒风吹乱了她一头白发。望着她的背影，我想起了在风雪中倒毙的祥林嫂。 邻桌几个人在议论：“这不是巴音宝力格的曹老大娘吗？‘文革’那会儿，她到处作忆苦思甜报告。一张嘴可会讲了，大红人，在场里风光得很，现在怎么会落到这个田地？”“她那儿子出门赶大车，赚不到钱，弄得她呆在家里没饭吃，出来讨吃的。这年头谁管谁呀。”“唉，世上的事，谁说得清嘛。”想起来了，这个老太婆正是我们刚到牧场那年给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的曹春娥大娘，讲过她当年沿街讨饭的经历。现在她又讨饭了！我痛心疾首，抓起身边的干粮袋追了出去，已经不见她的踪影。 师部离团部仅几里路。 我爬上一道坡，望见坡下一片新瓦房。兵团组建才一年多，竟在草原上建起了一座新城。只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关着余汝明。日盼夜想有见面的一天，这一天总算等到了！汝明啊，今天就要见到你了，你好吗？你一定瘦多了吗。你想我吗？你可知道，我想你想得心都在流血啊！今天，我一定要找到你，也许那些达勒嘎会放你跟我一起走呢！ 夜幕降临了，在刺骨的寒风中，我打听到了师部保卫科的驻地，来到一排平房前。我上前敲门，一个军人开了门，见我一身牧民的打扮，问道：“找准？”“余汝明。”“嗯？你来看人？来，进来。”我进了屋，只见炉旁围坐着几个军人。一位自称保卫科长的人厉声问；“你来看余汝明？怎么来的？准允许你来的？！”这口气像在审讯一个罪犯。我告诉他我妈妈生病了，回家看妈妈路过师部。我的回答像在受审。 “你的假条呢？谁批的？”我拿出假条，上面印着团部和连部的大红印章。“你就是长征，回去几天？”他惊异地问。“一个月的假。”“哦？你来这里有什么要求？来，来，坐下，坐下。”没想到他又变得这么客气。他将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打量着，目光晦涩地微笑着问：“喝水吗？”他将一碗白开水端在我面前。我想拒绝，可是，又饥又渴，在这寒夜里上哪里去找水喝？我想起了黑夜里的丹娘，她穿着白色连衣裙，光着脚，临刑前喝光了德国鬼子给她的一杯热水…… 喝吧，别跟自己过不去，我端起碗一饮而尽。 这时，屋门大开，几个穿军大衣的兵团干部进了屋，叽叽咕咕地议论着什么。我被围在了中间。他们的眼睛全像看猴儿一样，又将我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并且互递眼色。他们目不转睛地盯视着我，像要将我笼罩在他们的目光里。我突然感到一种钻心地痛，刚进屋时的憧憬和希望破碎了。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目光，使我感受到了余汝明的处境，这些人将要在我面前表演什么？难道要像押着真正的罪犯那样，用带刺刀的枪押着他走进这间屋子，再当着我用枪托击打他的双腿吗？或者当着我呵斥他。这样，对于他和我都会是一种怎样的屈辱和耻辱？我不能忍受。我觉得自己的心脏会在那一刻碎裂。我意识到自己泪水在心头漫溢，面对一双双嘲弄的目光，我绝不能在他们面前失态。我咬紧牙齿，牙齿竟然被咬碎了一块，掉在舌上像小石粒。我将它吞进了肚子里。 汝明呵，我日夜思念的人，我不要你看见我的眼泪，不要你再受屈辱和侮辱。我要你坚强地活着，我要你在我面前有着永远的尊严，我也要你知道我也是坚强的，我不让你看见我内心的疼痛…… 就在这一瞬间，我决定——不看他了——我不能给他留下一个伤心的记忆。 “你这次是干什么来了？”科长又问。 “来看他。 “你是他什么人？”“未婚妻，爱人。”“什么什么？怎么能叫爱人？你们又没结婚。”“因为我爱他，所以叫爱人，这跟结婚不结婚没关系。”我说。 围观者们惊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静了片刻，科长说：“你……你这个人太那个那个浪漫……了嘛，是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论嘛，光讲爱情就不讲阶级斗争了？你要跟余汝明好好划清界限，帮助他改造嘛。余汝明这个人有很多理论，这些思想理论连咱们师长都不敢想。他很大胆，有的理论也值得探讨嘛．他很聪明，如果用在正道上，也许是很有能力的人嘛……你有什么要求？”我沉默着，从书包里取出我缝制的蓝中山装，里面夹着一封信，还有一包点心，放在了桌上，说：“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你要不要看他？”我摇摇头，不再看他，强迫自己将泪水流进肚里去。 科长说让我放心，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余汝明的，但是，吃的东西不能交。改造思想嘛．怎么可以送吃的呢。我站起身来，固执地坚持将点心留下，转身朝门外走去。 出了门，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任泪水泛滥在脸上。汝明，汝明，我多么想见你呵，但是，我不能这样地见你。我盲目地在雪地上走，走到一段写着大标语的石砌围墙下，我向里面轻声呼唤：“汝明，汝明……”我哽咽着，心里像被撕开了一样地痛，我喊着，可是，回答我的只是寒风凄厉的呼啸。 我明白了，情况并不像我想的那么乐观。 我像一个游魂，在黑暗冰冷的雪地上，踉踉跄跄地走着…… 公元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清晨。风很坚硬。 开往锡林浩特的汽车就要启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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