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归去来

作者：李大同

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２０１１年３月出版），

作者简介：李大同，祖籍陕西，1952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原《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文革前为北京第26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红卫兵，因对当时的运动不理解提出十个问题，被列入团中央的《内参》上报。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帮”子弟独自前往内蒙插队。在10年的插队期间，蒙语一流，担任过大队会计和负责人，甚至荣获了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爱。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后任驻内蒙古记者，学校教育部、科学部主任、高级记者。1995年在报内创立《冰点》时评栏目，翌年起成为报内之品牌栏目。1996年《冰点》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后遭改组。

我的家庭

我家祖籍是陕西,李姓发源于甘肃陇西，先祖也可能是胡人。听家里一幺姑婆说，我们家见过的家谱可上溯到明朝末年。那时祖上在陕西带兵,明朝衰亡后，就开始迁徙。乾隆年间进入重庆，就再没有动过。

我爷爷是资本家、开明士绅。李家房子很大，两层楼，有抽水马桶，曾是地下党的联络处。本来，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我的祖父和继祖母还指望着这房子过日子，当时每月租金收入200余元，可维持体面的生活。1956年以后让政府收为“经租房”，就不够生活了，每月父亲要补贴祖父。结果，租着租着房子没有了，无偿剥夺了吧。现在，祖宅地段是重庆的“王府井”，黄金地段。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父亲他们兄弟姐妹的路子是按部就班安排好的——重庆小学，成都中学，北京汇文高中（那时是全英语教学），然后上大学或去美国留学，都当了教授。我爷爷曾说，他的义务是让儿女都大学毕业，然后就不管了。6个孩子当中，只有我父亲一个早早参加了革命。

父亲原名叫李春禔，参加革命后改成黄天祥。解放后，我们子女又改回祖姓。父亲算是小知识分子，初中毕业。他1936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重庆的外围组织——民主救国会，比三八式干部早一点参加民主革命吧。去延安前，他在成都上中学。父亲这代人是有理想的，他是从西安步行到的延安。很多同伴要坐大车去，他说，我不能坐车，我要锤炼意志。我父亲是1938年初到延安的,到了延安先是在陕北公学，后去中央党校。他们那一代人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抗日救亡。当时的知识青年精英，一部分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一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军队，其实都是为了抗战，打日本鬼子。在给父亲七十岁祝寿的家宴上，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你这一生哪一段过得最有价值？”他回答说：“抗日战争。”父亲到延安三四个月后，就被派往敌后，到内蒙古大青山一带打游击。1944年，他是中共绥西地委敌工科长、武川县委书记。一次遭遇鬼子包围，他宁死不当俘虏，跳了崖，悬崖有20多丈高。他命大，正好跳到老乡的柴草垛上。但从大腿根到臀部的连接处摔断了，后来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老乡看见是县委书记，赶紧把他抬到山洞里。腿后来接好了，但也瘸了，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半寸左右。后来把他转移到山西养伤，办干校。他在当地很有影响，在内蒙的关系也很广，后来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乌兰夫、奎璧、克力更等，当时他们都在一块儿。文革中，父亲还对乌兰夫是否存在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关键证明。

1943年，父亲参加了在山西偏关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差不多被整了一年。就因为他是小知识分子，是城市人，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嘛,就要怀疑你。延安也发过来被迫“揭发”出来的材料。他结果被整成了托派。这把我父亲气死了：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怎么倒成了托派了！他那时年轻气盛，差点把眼睛都气瞎了,后来用针灸治了很久。那时,父亲气得半死，说我要退党！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脱帽道歉，一风吹了。而我父亲要退党的那一句气话，却进入了档案。文革时还被翻出来当作罪证。

文革前，父亲曾让我们看过一本名叫《大青山》的书，是他的一个老战友写的，说的就是他们打游击那段的事。那时候，条件太艰苦了，连鞋子都没有，把藤条捆在脚上，晚上就钻进树叶堆里睡觉。处决汉奸都舍不得用子弹，用石头砸。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往延安运鸦片，用骡队往延安送。内蒙有种大烟的传统，就在河套地区。这件事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你们为延安送来了黑金子。

内战胜利后，父亲南下回到四川，参加接管川北。当时四川有四个行政公署：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是胡耀邦，我父亲是川北行政公署研究室主任，大概就是搞政策研究，笔杆子嘛。我父母结婚是在川北首府南充，耀邦是证婚人。父亲和耀邦关系很密切。耀邦从川北调北京的时候，不许开任何形式的欢送会，只让我父亲一个人去送他。

我父亲是1952年被耀邦调到团中央的。耀邦调北京原来不是要去团中央，而是要去建设部当部长。据说，当时团中央的领导年龄偏大，他们给毛泽东报了三个团中央第一书记人选：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三人都是长征时的红小鬼。毛圈了胡耀邦。耀邦知道了很不高兴,他不喜欢干团中央。当时团中央还有廖承志、冯文彬等老人嘛。冯文彬是带着他参加长征的人哪！但是还得去。让耀邦去，就是重组团中央。他去了，廖承志、冯文彬他们就调走了。耀邦重组的方式，就是把各大区的团委书记调到团中央来。另外，就是个别他熟悉信任的干部。他一个电报打给了我父亲：“你快来！”那时也逗，也没有什么中央组织部调令啊，耀邦一个电报，就把我父母调到了北京。当时我刚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重庆的爷爷家。

1954年，我都两岁了，母亲才到重庆把我接回来。那时我都不认她，我是奶妈的奶喂大的。到了北京，就在团中央的大院里长大。这时，团中央的大院已经起来了,在北京的中心正义路3号。五十年代，那里很幽静，有很长的街心花园，路口两端都有站岗的。

我父亲到北京先是在团中央办公厅，后来是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中国青年报》的反右，就是我父亲坐镇。中国青年报当时也打了不少右派，为了保总编辑张黎群和副总编辑陈模，要牺牲一些人，也不可能完全实事求是。张黎群说话冒了，说“党报是传声筒”，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让邓小平注意上了。亏了毛的大秘书、他的好朋友田家英为他说话，团中央耀邦这边又力保他，才没有把他打成“右派”，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被撤消了团中央常委和《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职务，发配到了大西南。陈模是小八路，团中央也想保，怎么保？他当过彭真的秘书，就想让彭真出面说一句话。结果，不向彭真汇报还好，一汇报，彭真说：“陈模不是右派，还有谁是右派？”这下铁板钉钉了。

中青报是反右重灾区，远远超过百分之五。总编辑和部门主任一级进去好几个，包括著名右派刘宾雁等。我父亲和张黎群都是四川人，也都去过延安，但并不熟悉。这次反右派，两人角色相反，反倒惺惺相惜，彼此欣赏、尊重对方的人格，从此成为终生的“铁哥们儿”。我们后辈听起来，感到还真是一段佳话。

少年时代

小学我上的是北京东交民巷小学。这个学校就在台基厂，几乎算是干部子弟小学。学校被北京市委、市人委、团中央、公安部、高法、高检、国防科工委、外贸部、元帅府等大院包围着。除了机关勤杂工的孩子，基本都是干部子弟，贺龙、罗荣桓的女儿都上过这所小学。

我中学是在26中，是个男校，就是以前的汇文中学。我在小学始终是双百生，两门100分，上四中应该没问题。我上汇文中学时因为有个契机：团中央宣传部有个副部长的夫人，是汇文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她那年就动员团中央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凡是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都去汇文，结果那一届，院里孩子基本都上了汇文。汇文当时也不错，是北京十所重点中学之一，历史悠久，1871年由美国教会建校，是毛泽东选集里提到的惟一一所中学；设备一流，校园也大，可以寄宿。报考时，我先去参观了一趟四中，觉得它太寒酸，就一个破烂的二层小楼，不能住宿，离家也远。而汇文中学呢，有很气派的五层教学大楼；还有五层的宿舍楼，是可以全住宿的中学；是北京唯一有正规网球场的中学；还有十万册藏书；有母腹中胎儿从一个月到十个月的真实标本，是当时北京设施最好的中学。骑车上学只需要15分钟。当时我们上生物解剖课一人一只兔子，别的学校哪有这个条件？有钱呀！

后来想想，当时学校对干部子弟在态度上还是有倾斜的。我记得，开学典礼第一天，入学仪式大会之后，校团委书记就点名把我们一些新生留下来，对我们说：你们是国家将来要依靠的力量。他们大概从档案中已经摸清我们的家庭背景，就是说，学校在政治上把我们当子弟对待。团委书记当场要求我们马上就写入团申请书。当时十五岁才能入团，我才十二岁，还早着呢。我记得初二时发生过一件事：上语文课时，我看小说，语文老师就拿粉笔头拽我，我哪儿受得了这个，拾起粉笔头就拽她。老师气哭了，跑出去告状。我被教导主任叫到办公室，我以为要狠批我一顿，结果没有一句批评。他说：“大同，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将来国家要依靠的对象。老师有错误，你们要耐心帮助老师……”听了这话，我很意外，但并不太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确实知道自己有错。当时，很多干部子弟的家教和革命传统教育甚严。我弟弟上小学时，先被送进育才小学，这是纯正的高干子弟学校，我父亲知道后，立即让转到东交民巷小学，说整天和干部子弟混在一起没什么好处。“不许有任何优越感”，是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我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比别人“高一头”的意识。仅仅是从学校对待你和别的同学的态度上，会感到自己和别人有些不一样。那时高干有什么特权？除了工资高一些，三年困难时期有一点“特供”（几斤豆子、几两油什么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我是家里老大，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没穿破的衣服是要往下传的。有了新衣服总恨不能洗白了再穿，生怕穿得光鲜了，让人笑话为“资产阶级作风”。那时候是什么社会政治氛围啊！我有一段时间中午带饭在学校吃，就是带个红烧肉，班里同学都跳着脚喊“资本家、资本家”，气得我再也不在学校吃饭了。干部家庭要说有特权，主要是信息特权。

当然，我们生活要比一般家庭好得多。我在三年困难（大饥荒）时期，没有饥饿的印象。我听一个也是干部子弟的朋友说，当时他到别人家去玩，脚不由自主地就往人家厨房走去。看到人家有一小碗腌好的生肉，那家人中午要打打牙祭，他想都没想，就往嘴里放，嚼都没嚼，就往下咽，差点没被噎死。饿成那个样子！我没有这种体验。我问我母亲，怎么我对饥饿没有一点印象？她说，你们怎么能有印象？当时咱们家每月工资都吃光，保证你们的营养。你们牛奶都没有断，没有牛奶，就买炼乳罐头。

我们不仅没有饥饿过，而且没有觉得生活水平降低过。当时，依父母的收入，只有三个孩子，生活算是很好的了，星期天甚至还经常去北京饭店的“谭家菜”打牙祭，就是解馋。记得母亲经常让保姆买一口袋青蛙回来，五分钱一只，给我们做田鸡肉，作为补充。当时家家都养鸡，靠这个吃鸡蛋；机关还分给每家一小块地，种菜解决副食什么的。记得我们家的菜地主要种辣椒。

如果说有特权，那就是信息特权。我父亲是搞宣传工作的，各个出版社，经常送来本社新出书目、书籍的内容梗概，我父亲要做的就是打勾，打过勾的书，过两天出版社就会盖着赠阅的章送来。其中包括大量的所谓“封资修”的书、内部书、灰皮书。那时我还体会不到这些书的价值，文革中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宝贝。小时候喜欢看的是中国小说，什么《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啊！有一次在书架上找书时，我父亲指着《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问我：你们为什么不爱看这些书呢？这是很好的书呀！我说没有意思！那会儿还没有开蒙呢！那些灰不溜秋的政治书，更别说了。

我的“文化革命”

中学上了两年，就文化革命了。文化革命真是让人摸不到头脑的一场运动。红卫兵很快起来了。在北京，“八?一八”以前加入红卫兵的叫“老兵”。毛泽东接见以后的红卫兵，就不叫“老兵”了。我是1966年7月左右加入的红卫兵。

我父亲1964年已经调到中央农林部政治部当宣传部长。共青团九大以后，凡是年龄超过四十岁的团中央常委，一律走。那时他已经42岁。

文革初，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也想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积极地从正面去想。但总的感觉不好。我属于保守派。我敬重的老师，都弄得灰头土脸的。我骨子里有一种保守倾向。就拼命地学习毛选，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体会，当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不是如同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一场痞子运动？那么，当前的阶级阵线怎么划分？总之十分困惑。你不能把老师当成地主老财，把校长当成土豪劣绅！再踩上一脚？不大对劲啊！有一天晚上，我给我父亲提了十个问题，写在一张纸上，放在他桌上。他平时很晚才回来，我们几乎见不到他。我说，你回答一下我的这些问题。那些具体问题已经记不清楚了，总之是对种种过火行为表示不能理解。这十个问题，立刻让团中央如获至宝。到处都在造反，竟然有这样的一些保守看法！

我写这个东西大概在1966年的7、8月份。我母亲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负责内参《团的情况》的编辑工作。当年她是和我父亲一块调过来的。她觉得我小小年纪，这样思考，很重要，就拿去提供给书记处参阅。结果，很快刊登在1966年下半年的一期《团的情况》上。这是团中央最高的内参件，往党中央书记处送的，我本人看过。我记得引语说：一个14岁的干部子弟李大同，向其父提出十个问题……这份《团的情况》有很多人知道，代表了当时中学生中的保守倾向。否则不会被当权者那么重视。

我本人还是红卫兵仪仗队的队员。1966年国庆游行：第一方队是解放军仪仗队，第二方队是红卫兵仪仗队。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个头，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夜一夜地练习走正步。我们这一排扛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红卫兵万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万什么岁呀？1966年11月底我们串联回来，老红卫兵组织就不行了。满大街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现在大家印象中的红卫兵好像就是一群打砸抢分子，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红卫兵里分很多层次。老红卫兵只有半年就垮台了。

文革初期，我们的校长高万春，跳楼自杀了，他是14级干部。学校斗老师时，我也没有参与。这可能和自己的出身有点关系，看不惯。在北京，相比之下，汇文还是比较温和的。当时，传说崇文门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把一个老太太的头削了一半，全北京的红卫兵蜂拥去看。文革中，有暴力行为的主要是初中的孩子。我虽然是初中生，但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曾有一次让我押送两个“地富”回原籍，由于临时取消，也没有送成。我本人和我这个圈子的人很少接近暴力。我们也去看过北京六中的“红色恐怖万岁”，感到很恶心。我们这类地方干部子弟，受父母熏陶，政策意识特别强，我们当时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马、恩、列、斯、毛，就斯大林还能凑合，林彪、总理出身什么？父亲母亲也是例子，知识分子干部哪有几个出身好的？他们是为了理想参加革命，不像多数老红军是为了有饭吃参加革命。我父亲去延安时，身上带着一百大洋啊！他对我爷爷说，你给我钱也走，你不给我也走，爷爷当然得给。我当年插队，带的是高级罗盘——军用指北针。一个罗盘25元钱，那时25元是什么概念？我妈带着我一边买这买那，一边数落：你们这叫插队吗？我离开北京时也带了100“大洋”，人民币，那时也是个不小的数。

后来，团中央给北京各个区的中学派了工作组。崇文区是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去的，她是团中央工作组组长。我当时是年级文革组长，所谓“靠得住”的孩子。这时我们是拥护工作组，配合工作组的。文革一开始角色是“造反”，在工作组进入学校时就转换了。老红卫兵又基本上进入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班子。毛泽东“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后，老红卫兵被打下去了，到1966年底，这时家里也地震沦陷了，父母亲都受到严重冲击。一天晚上，父亲正在办公室洗脚，一群造反派冲进来，把袜子往他嘴里一塞，就抬走了，再无音讯。从此我父亲竟然失踪了一个多月。

一开始，我天天陪我母亲站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往里给总理递信，别的也顾不得管了。人在哪儿呢？一个月了，没有音讯，后来我一个人经常去中南海西门口递信。谁都递，主要给总理。我父亲是农林口文革8人小组成员，谭震林是组长。总理后来下个命令：必须保证农林口黄天祥和另外一人的生命安全。北京卫戍区部队准备出动搜索了。总理下令后不久，一天夜里11点多，我们家楼下汽车喇叭响了几下，我们趴在凉台上一看，车没了，老头给送回来了，坐在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的腿被打断了，耳朵里流着血，全身衣服哪儿都是血，整个臀部青黑一片，我当时还拍了照作为罪证。造反派放他回来前还强迫他把衣服上的血迹洗掉，我父亲就是不洗。父亲太硬，太倔，打游击出身的人，什么苦没吃过？你不是不下跪吗？造反派迎面就踹过来一脚，那腿还不断？！

文革开始后，我听过他和梁步庭（原团中央书记，此时为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后任青海、山东省委书记）在我家的一次谈话。梁步庭说，老黄，走资派就走资派吧，只要不是“死不改悔”的就行，反正是跟着他（指毛）走的嘛。我父亲说：“那可不行，这是原则问题……”谁跟你讲原则呀？那时老头儿如果“中庸”一点，不会遭那么大罪。

我家老头是条铁汉，可这次，回家躺在床上，眼有点湿，说：当年被日本鬼子弄断，这次被娃娃们弄断了。很伤感。但是父亲和我们专门谈了一次话，他对我和我弟弟说：“你们要相信，你们的父亲绝对不是走资派，不是反革命，是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当时团中央机关里，某书记的孩子已经贴出大字报，声明和他父亲彻底断绝父子关系。某书记，大院里有那么多他的大字报，回家和妻子交流不够，妻子绝望之极，在图书馆上吊自杀了。还有两个书记也跳楼自杀了。我相信父亲的话。那时，我和我弟弟，护着父亲到处转移，带着大口罩、墨镜，今天到一个老朋友家，明天到一个战友家。我们家的实木门，一寸多厚，三道插销，愣能给踹开，闯进来。天花板撬开，地板撬开，人没有办法呆了。白天不来，经常是夜里一两点，一伙人突然来了！主要是农大的造反派。这种日子大概有一年多吧，才逐渐平静下来了。

到了1968年，北京的风气也坏了，满街“拍婆子”的。一些年轻人骑个锰钢（永久13型）自行车，带转铃的，往街上一戳，见到漂亮的女生就上去：“交个朋友吧？”这让我受不了。我们院里一帮孩子，就开始跟卫戍区的一个教官练擒拿格斗。

那时，军宣队进驻各单位。当时驻团中央的军人中有一帮卫戍区的，有个老班长是“硬骨头六连”的训练标兵，又刚从越南战场上回来，他教我们擒拿、格斗。我们练得很苦，包括拼刺刀。每天下午还骑车到玉渊潭运河游泳，要逆流向上游至少十个台阶（相当于2500米）。回来饱撮一顿，再到篮球场，正儿八经比赛两场篮球。那时按毛泽东的教导办，“野蛮其体魄”！我当时可以潜泳60米，非常强壮，而且身怀擒拿绝技。后来教官和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不能打架了，条件反射，一个反关节回击，对方骨头就会断。

另外一项活动，就是开始大量读书，还是按毛说的，“文明其精神”。我们是有先天条件的。家里书多。原来我们认为不好看的书，开始看进去了。我们大院里有个读书会，别管是什么书，懂不懂，别人说看了我也得看；如果别人看了我没有看，会感到耻辱，大家比着读。比如，当时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热泪盈框；看《大骗子江奈生魏尔德》这种书，那叫津津有味，后来再版我买了一本，就没有当年的感觉了。还有《笑面人》、《约翰?克力斯朵夫》等等，那个震撼啊！现在再看那些冗长的叙述，已经受不了了。还有一些灰皮书：《赫鲁晓夫主义》、《大策略家赫鲁晓夫》、《新阶级》这些讲苏联东欧的书，使我们很早就开始思考：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九评》，我是来来回回看，看苏联方面到底说得有没有道理。感觉中国当时是有些问题的。可见干部子弟其中的一部分，是当时中国青年中最前卫的一些人。不是他们天生聪明，而是他们接触到的信息不一样。当然，如果你家是二机部的，可能你就接触不到这些东西，而恰好你家是搞意识形态的，就什么都有。有些东西，我们是偷偷看的。我父亲说：这些东西你们还看不了。他越说看不了，我们就越看。

当时还有理解不了的东西，但已经感到这个阵营是有裂缝的，有可以讨论问题的空隙，再不把共产党看成是伟大、崇高、天衣无缝的了。看中苏论战，觉得苏联有很多论据是站得住的。我们本能地就不接受核战争，那确实没有胜利者。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那是不得了的！就这样，我们脑子里开始装了很多反“正统”意识形态的东西。但不能说建立了一个系统，因为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抵消着新信息和新想法。起码，我们不再“纯洁”了。我见到毛泽东时，就不会掉眼泪。情感上也发生着变化。

记得1967年，联动有一伙人，有一次冲公安部之前，跑到我们大院歇脚，说：“我们现在怀疑林彪。”我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就讲了一大堆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觉得林彪也可以怀疑。江青更不要说，都骂得狗血喷头。那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用最好的相机，把老画报上江青过去的照片翻拍下来，弄得人手都有一套，看：江青这个戏子！当时干部子弟对中央高层的神秘感很快就没有了。我们也受毛泽东很多讲话的影响，比如毛泽东1964年春节讲话就说得很对，上课看《红楼梦》也好，抄书也是学习，这个学生将来有出息。

老红卫兵其实很早就边缘化了。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统，老红卫兵为此还举行过多次长安街游行。整个长安街，几万人带着最原始的红袖章、红领巾浩浩荡荡。这是怀旧示威。我们也去了，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各个学校“老兵”成立合唱队，唱长征组歌。101中学有两个女生领唱非常优秀，我们听得热泪盈眶。那时学校我们也不去了，基本就是逍遥派，在家读书。

离开北京

开始上山下乡了，我们比较倒霉，一批一批都没有我们。先是东北兵团，然后是去山西插队，接下来是去陕西。我们这些人大概是读俄罗斯文学作品读多了，本能地厌恶农活。以前的下乡劳动没有留下任何美好的记忆：腰酸背痛，我个子又大，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拔麦子手上鲜血淋淋，我心说这辈子可不能干农活。

我们大院一些孩子说，我们得自己走，不能跟着学校走。去哪儿最好？哪儿最自由？你猜一开始我们最先选择了哪儿？鄂伦春自治旗！那儿是什么地方？游猎生活！整天骑马打猎多带劲啊！而且同苏联最近，一旦打起仗来，就是前线。那时干部子弟虽然家庭大都垮了却不服气，有一种抱负，也是给自己找心理平衡：是英雄，是好汉，咱们战场上见！练了一身功夫，在毛泽东时代“要解放全人类”的宣传教育下，总渴望打仗，像父辈一样建功立业。当时不少干部子弟去越南，甚至参加缅共，战死了不少。

我们给鄂伦春旗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想到你们那里插队。人家很热情，很快回了信，说：“我们这里没有安置知青的任务，因为这里有克山病。到现在病因不明。”这下把我们给吓住了。赶快查医书，看克山病是什么病，一看是关于侵害到心脏的什么病，病因不明。好么！这地方可不能去！去哪儿呢？想不出去哪儿。当时有一伙人和我们一样坐不住了，家里全“黑”，也不想去农村，这就是李三友、秦晓他们五个人，都是四中的。他们决定去内蒙草原。其中路书奇是我们大院里的子弟，我们去为他们送行。这五个人去了草原后，每人每天写一篇日记。不久，这本日记就传回了北京，这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与我们的沟通。写得特别有意思，一种全新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他们写了去草原一路上的艰辛，哎呀，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刺激！心说这才是生活啊！像冯江华，他是原水电部党组书记冯仲云的孩子，他父亲在文革中死得早；李三友，西纠第一号通令就是他起草的，他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不便，我们管他叫戈培尔；路书奇是大院儿孩子中最成熟的一个，天生就是一个搞政治的，好像当时是四中革委会副主任。我们看了这本日记非常非常激动。马上决定走这条路！

他们走了大概不超过20天，我们就看到了那本日记。他们后来被当地政府顺利地收下了。我们决定也去草原。

我从决定到出发，只有两天时间。院里还有一个同伴叫朱力平的，也要去，他还有同学也要去。我们七联系、八联系，最后联系了十个人，清一色“黑帮”子弟，决定一块走。我对父母说，我要去草原！我母亲一听就急了：你能吃羊肉吗？她觉得羊肉对我是最大的威胁。我说，蒙古人能吃，我们也能吃。我父亲先说“你们想当‘盲流’？”（编者注：那一时期对没户口的流窜人口的统称）。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盲流”。他又说：我得考虑考虑，那地方，几十里地没有人烟，抗日战争我就在那里。他考虑的结果是：必须得学校同意，全国一盘棋，你们不能胡来。

当时学校已经是工人宣传队管理。工宣队那家伙，一脸不屑，你们还想插队？他的态度是，你们这些家里有问题的黑帮子弟，爱去哪儿去哪儿吧，也许巴不得有地方要我们。我回去就和父亲说：工宣队没有意见。他说，那就去吧。我当时的态度是：你们同意，我去；不同意，一分钱不给，我也去。因为在北京的日子，无所事事，无聊，我再也不想过下去了。没有棉衣，就把父亲下乡时的棉裤接长了一截儿，把他下乡的皮大衣带上，两床被子，一个褥子，衣服、药品；打行李，买东西，自己迁出了户口。

我们没有和内蒙方面联系。但有李三友他们的前车之鉴，我们以为会很顺利。迁户口时，警察问：迁哪儿？我们说，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其实去了才知道，我们整个就是盲流。

我们去内蒙是1968年12月15日。天气很冷了，上了路。火车坐到赛汉塔拉，下了火车，离阿巴嘎旗还有七百多里地。那时没有客车，只有卡车，要顶着北风往北开。我们到处求拉煤的、拉肉的，人家凭什么拉你呢？一开始我们递烟什么的，人家根本不理你。幸好我们带了最好的行贿的东西——毛主席像章，带了好几大盒。我们就说，我们还有东西，你来看一下。我们把像章一展开，哈呀，他们眼睛就亮了：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要了好几个。然后说，行！第二天上车。两个女生在驾驶楼里，我们男生都在上边，没有篷子，整整走了两天，颠得浑身散了架，到了阿巴嘎旗。

“盲流”知青

这时我们才发现，十个人里，只有三个人身上带了钱。我是富翁，带了一百元钱，老曹带了一百元钱，另外一人带了三十元钱。其他人竟一分钱没有，因为父母都停发工资了吧。我们只好把所有的钱集中在一起，然后就打听在哪儿住最便宜。人家告诉我们最便宜的是残疾人开的福利车马店。在黑暗中我们跌跌撞撞地找到了这个车马店。骡马粪味儿，屎尿交加，扑面而来。一个退伍残疾军人在管事，问：一晚上多少钱？答：一块五；这么贵！有没有便宜的？说：大通铺，一人五角；又问，还有没有更便宜的？说通铺不生火，两角。我们就决定睡那两角的了。他把我们引进一个大通铺屋，连玻璃都没有，窗子上的一点破纸还噼哩啪啦地响。当时是零下20几度。我们把所有的被子铺开，靠着墙，一个挨一个地挤，带着皮帽子睡下。

那晚上还是睡着了。但是早晨一起来，满嘴边是冰碴子，因为你一呼气，哈出的气马上就会冻住。第二天，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吧，哇，所有的钢笔都冻住了。这儿不能多呆，得赶紧去旗里找安置办。安办的人说，我们这里没有接待你们的计划指标，不能收。他说：“你们是什么人？有介绍信吗？”“没有。”“有什么能证明你们是什么人吗？”“没有。”他们看着我们这些清一色的一米八的大个头儿，不像是知青。只有当时的破学生证，还有北京户口，可以证明我们是北京的。别的任何证明都没有。我们决定，到盟里的安办活动活动。我和另一个人就前往盟里去了。那时去盟里坐卡车要走200多里地，到盟所在地的锡林浩特，我们找到盟安办。他们说：“我们得等下一批指标来了再考虑接待你们，这次安排不了。”我俩一想，这个地方更住不起。赶紧往回返。这回是从东往西走，那天零下38度，6级大风，伙伴身体较弱，让他去车楼里，我就上到了车顶。司机很有经验，用毡子把我裹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毡筒里。但是车开出一百多里后，我觉得所有的冷气都往我的心脏集中，感觉快不行了。旁边是半扇冻牛肉。我当时敲敲牛肉，嘣嘣地；又敲敲自己的心脏，看看是不是也冻成那个样子。后来觉得要冻死了，不行了。用最后一点力气，敲了敲驾驶楼。急刹车！司机问我，怎么了？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瞪着眼看他们，摇了摇头，完全说不了话了。他们一看不好，赶紧把我弄下来，旁边正好有个道班房，进去，给我按摩，喝红糖水，半天才缓过来。还得走啊，司机又把他的羊皮大衣给我裹在毡子里面，接着走。走到夜里才回到阿巴嘎旗。等我们再找到那个车马店时，那帮家伙们，都到那个一人一块五的有火房间里去了。他们说夜里在被子里挤着还行，白天没法呆，大家都穿着棉衣在那儿蹦。说，不行，还得到有火的房间去。小房间，一人一块五，炕上能挤四五个人。接下来就开始了长达33天的抗战。我们每天从车马店到知青办去磨。到那儿就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你得收我们！”“不收！”“你得收！”他看我们填的表，全是干部子弟。说：“你们肯定是联动的！”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反联动的。”后来，还是用毛主席像章打开了缺口。我们发现知青办四个人是两派，我们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开始孤立那个主任——挖肃派，拿着大像章，把保守派的三个人买通。慢慢地都搞熟了。主任就说，好吧，我们派人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吧。结果知青办专门派了一个人到北京各个学校了解我们的情况：是不是联动分子？是不是反革命？一了解，我们学生本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他们就是走了一下形式，顺便旅游一下。真正解决的原因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已经发表了。这是最强大的力量。

李三友他们在北部伊和高勒公社，我们离那有四百多里路呢。所以也没法找他们。等那安办外调的人回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大事，安办另外几个人也被我们买通，同意要我们了。他们决定把我们发配到“阶级斗争最复杂”的牧场去——阿巴嘎旗南部的白音德力格尔牧场。那里，从来没有去过一个知青。为什么说那里阶级斗争最复杂？因为，当时内蒙正在搞挖肃，清查“内人党”，唯有白音德力格尔是保守派占上风，挖不下去。当时去了内蒙的知青，普遍参加了“挖肃”，要表现出是输出革命来了。

我们出发了。白天坐马车，晚上睡庙里，弄点牛粪一烧，走了三天才到。去了以后呢？我们很快就参加了那个地方的反“挖肃”。我们的场长，叫乌力吉巴雅尔，是老复员军人，被打成“内人党”，让造反派抓到红星大队去拷打。我们天生就是保守派，听了听情况介绍，同情场长，决定一块参加抢场长的行动。于是去红星大队，提着镐头把儿，愣是把老场长抢出来了！我们这帮人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又人高马大的。

那里是个牧场，是内蒙为数不多的公私合营的牧场。原来归大牧主所有，所有牲畜都是他的私产。与城市的公私合营、与资本家达成的赎买协议是一样的，作价以后，每年付他3%本息，三十年付完。实际管理权都已经是公家的了。场长刚回来时，被打得不能动了。但回来后人就安全了，为此，老乡们对我们不错。

这时，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从12月中出来，到收留了我们，到抢出了场长，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决定回北京休整一下。这时我们还没有分配到大队里。另外有五个人已经去了红星大队，也是北京来的知青“盲流”，有廖平平（廖承志的儿子）、黄小源（黄静波的孩子）等。他们比我们晚到旗里，结果却比我们先下到了队里，他们也使了些“阴谋诡计”，还偷过我们的烟，也曾住在那个福利车马店。

我们回到北京，开始准备正式在草原上安家落户。实际上1969年春天，我们在北京过完了春节，再次回去，才真正进入了草原生活。

初受挫折

我们是把各人家里的书，有价值的全部运走。用大木箱子。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也包括当时的“内部小说”。其中包括《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等；我们还有全套的《摘译》；也有马恩列斯的书、中外历史的书；还包括传统文化方面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耀邦在团中央时主持编的《中华活页文选》，基本上是古文精品。

如果没有书，我们在草原怎么活啊？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书，人就废了。我记得有一本精装的《堂吉柯德》，被我们看散架了，不知读过多少遍，连人物对话都背下来了。《唐诗三百首》至少背下来二百多首……

我们带的书有多少？两个牛车，专门拉我们的书。在草原游牧，一年搬四次家，换草场，我们这个包，是原来牧主的大包。一次要用八辆牛车才能把我们的家搬走，其中两辆牛车，专门运我们的书。直到我离开草原，还有满满一木箱子书。其它除了不断传阅流失了，就是在没有柴火就要冻死时烧掉了。当然是先从最没有用的书烧起：第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第二本烧的是农业科学知识。刚下来时，我们还想用种树啊等农业科学，改变那里的面貌。在草原，实际上不需要这些农业科学知识。

我们下去，和一般知青不一样的是，我们思想上根本不是去接受什么再教育的，我们很狂：我们是要去掌权去的！是要改造那块地方去的。个个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管理一个生产队算什么？

我们后来也和李三友他们联系上了。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旗里，但他们公社在旗所在地往北二百多里，我们牧场是旗往南二百多里，我们之间有四百多里地。一个月能通一封信就不错了。别的联系根本不可能有。后来，到七十年代初，我们来了一次远征，四个人骑马去他们那里访问了一次，当时叫“千里北征”。到他们那里,我们骑了三四天。一人骑一匹，牵一匹，换着骑。

下去之后，生活很快就教训了我们。

首先，语言不通，感到就像到了外国一样。连说吃饭都听不懂，你还想“统治”？下乡前父亲还教过我两句蒙古话，说你会这两句话就饿不死了。结果我发现他们那儿的蒙古话和我们那儿的不一样。我们那吃饭叫：“浩勒亦得”。我父亲打游击地方，是伊克昭盟、河套地区，吃饭叫“布达亦得”。还别说吃饭，刚下分场，第一夜是住在老乡家的蒙古包里。可是，我们长这么大没有男女混居过呀！试想你脑袋旁边就是女主人的脑袋，好家伙！怎么睡得着？还有关于草原上性病的传说，吓死了！简直吓死了！瞪着眼，一夜没有睡着。这方面的事就忽略了吧。

我们第一次长虱子时，也吓傻了！人身上怎么能长这东西呢？人家告诉我用两手指甲一掐，“叭”就掐死了。我第一次掐时，浑身起鸡皮疙瘩，掐不下去，害怕，呕心。是别人帮我掐死的。后来一回到北京，就把所有的衣服放到蒸笼里蒸。第二天，虱子就没有了。我们回去告诉老乡说：我们回到北京就没有虱子了。老乡根本不相信！说天底下可能有没虱子的人吗？他们认为虱子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营地，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知青当时每人有一百多元的安置费嘛。我们六个男生的钱可以买八个“哈那”（侧墙）的大蒙古包。我们去以后，因为是春天，哪儿有什么羊肉啊！我们就是到场部买些小米、面，没有肉。牧民一年也杀不了几只羊。开始牧民们从心里是很歧视我们的。他们也欢迎你，那时因为怕毛泽东，而一旦你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就没有人理你了。他们把我们当成内蒙曾经有过的盲流一样看待。那些盲流是困难时期闯口外，干那些蒙古族牧民不干的杂活、苦活、累活的人。汉人在牧民那里是低人一等甚至低人两等的。

但我们借着政治的余威，下去第二天，就跟他们的说，我们要放牛放羊。是毛主席让我们来的！我们得靠放牛放羊挣工分，吃饭啊。他们不敢不给。他们从最近的、离我们约一里地的羊群中，给我们分了一半羊群过来；又从离我们更近的牛群里，给我们分了一半牛群过来。我们可高兴啦！放牛放羊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跟着它们屁股后面走嘛？每一头牛身上刷了一道红漆，标志着是我们的了。我和一哥儿们放牛，走着走着，牛就没了。它们又回到原来的牛群去了，根本不理我们。不给我们马，我们追不上嘛。羊就更别说了，我们当中，三个人放着一群羊，白天还拢住了，到了晚上，下夜，出问题了。羊在夜里是要卧到它们拉屎撒尿有味的地方，而我们这里是生草地，它们怎么会卧呢？它们一叫，一里外原来的羊群也叫，它们就开始往那儿冲。我们把裤腰带解下来了，抽啊，打啊，羊群把我们撞得七倒八歪，天黑啊！一会儿一只都没有了。这就是牧民第一次收拾我们。

哥儿几个全儍了，一天牛羊都放不成，还好意思向人家要吗？还有可怕的事呢！一出去就转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蒙古包在那儿。我第一天，在草原撒了泡尿就转了向。草原很平，走啊，走啊，有了坡，觉得人家看不见了，才敢方便。可回去时，怎么蒙古包看不见了呢？找不回去了！有一天，我出去方便一下，回来走了二十多里地，天都黑了，还找不回去。是牧民们打着手电把我找回去的。迷路是很可怕的，有了指北针也没有用，要看地形。

后来我们就商量怎么办。我说，这样下去永无出头之日。蒙古老乡们的生产、生活技能，我们一点都没有，生存技能低于一个五六岁的草原上的孩子。我提议，咱们不能在一起住了，一人插到一个牧民家里去。首先掌握语言，然后掌握生产技能。

我们和一般知青不同的是，这是我们选择来的。选择来的和分配来的不一样。我们无怨无悔，什么坎都得迈过去。谁让你选择了这块地方？如果是强迫来的，也许你会怨天尤人，低沉、颓废……。干部子弟还有点不同，深受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影响。越是艰苦，反倒越有一种亢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精神状态。受了一通折磨后，我们决定，必须先掌握蒙古人所有的生产和生活技能，包括语言，我们才能统治这块地方。当时脑子里真用了“统治”这两字啊。

我是毫不犹豫地走了。只有两三个人不愿意下到老乡蒙古包里，女生不敢，千金小姐，住到男女不分的蒙古包里，不可想象。有两个男的也不愿意到牧民家去生活，就去了配种站。我们雅干西勒分场是全内蒙的改良畜试点。羊是改良羊；牛是荷兰红改良牛；马都是顿河、卡巴金种马。当初最富的大队是红星大队，我们表示，我们不是冲着钱来的，是冲着好马来的。顿河是中挽马，卡巴金是高纯血，比蒙古马可高大、漂亮多了！

我下到的蒙古包，男主人曾经当过土匪，有一个老伴，还有一个他们领养的上海女儿。1960年代困难时期，从上海运来很多孤儿，让牧民们领养。

与牧民一起生活

和牧民在一起生活，早晨、中午都是喝茶、奶食；晚上一直到女主人挤完所有的奶牛之后，已经到十点多了，她才回来做顿饭。这顿饭，一年360天，有300天是面条汤。

他们也能做面条，面是商品粮，买来的。草原上全是商品粮，但定量很低，一个人也就十一二斤粮食。我们的定量和牧民完全一样，都是细粮：白面、小米、炒米，一个月大概就是十一二斤。其它就是奶食，如奶豆腐、奶片、奶皮子、奶碴子，大概就这几种。最好吃的是奶豆腐，是白奶豆腐，白奶豆腐就是奶还没有完全酸，微酸时制成奶豆腐。我下到老乡家里，第一次吃奶豆腐，手掰下一小角儿往嘴里放，当时就要吐。忍着不敢吐，跑到外面吐出来了。酸臭无比，咱们根本接受不了。茶呢？砖茶加牛奶加小米，喝一碗就够了，咸得很。还有一种是奶茶加炒米加黄油喝起来很香。

那种奶食品营养很高，但我们刚去喝不了。我们根本不会吃那些东西啊！天天就盼着晚上那顿面条。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半脸盆面条端上来了。老乡做面怎么做？一锅水烧开，削几个肉条放在锅里，这边水咕咕地响，那边擀面条。就切成三寸长，往锅里一倒。连汤带面，放点盐就行了。老乡就吃小两碗，吃完，舌头一舔，舔得锃亮，碗放下了。你猜，第一天我吃几碗？我连吃十碗！肚子里还空着那，刚垫了个底儿！可老乡都放下碗了。锅里虽然还有一点面条，但要第二天早晨给放羊的喝。我心说每天要盛十几碗，也太掉价了。就给家里写信：你们在北京给我买一个最大的碗寄来。

一个月后，碗寄来了，搪瓷的，其实就是一个小脸盆。我只盛一碗，半脸盆面条就下去了。那天晚上，我盛上那么一碗，躲在后面猛喝啊，喝得都撑了，跑到外面直溜弯儿。早晨起来一看那碗，我直笑，上面写着：社会主义好。

当然，不能这么下去。我就想，必须学会吃奶食。仗着年轻，大概有半个多月，奶食就可以吃了。肚子里有奶食品，就不那么饿了。生活关很快就过去了。

手抓羊肉，别提有多香了！平时，老乡吃一次肉，也是很算计的。把肉剔得就剩下骨头。肉留下来，慢慢吃，只喝汤。因为夏天肉稀缺。真正大块吃肉是冬天。秋天，就和分庄稼一样分肉食牛羊：譬如你家可以宰两头牛，五只羊，一天就得宰掉。然后挂在那里冻着。这时你可以猛吃肉。冬天，每天早晨都是肉，没有别的。夏天不行，羊很瘦，不能吃。一年基本上吃不上蔬菜，一天到晚喝茶呀。

家务事我也不怎么做，实际上是做不了。主要是干杂活。比如，剪羊毛时，就观察怎么剪，先从哪下手？然后学着剪。然后是调教生马，这是基本的生产技能。

你别看蒙古人生活很封闭，其实一个蒙古包里从早到晚能来几拨人。都要进来喝茶。然后就互相通告有什么新闻。草原上的消息，走得比电报都快。他刚把从别人家听到的什么告诉了你，你又很快把刚听到事情告诉另一家。一传十，十传百。

一个蒙古包与另一个蒙古包也就是十几米的距离。但是一个浩特组（畜群组）和另一个浩特组——也就是一个营子，要有二三十里地。一般一个畜群有三个蒙古包：一群牛，一群羊，还有一个是下夜的。羊群要有两个工，一个白天放羊，一个下夜。夜里需要人看着，一是怕它们跑，二是怕来狼。

我们牧场是两级核算。牧场是一级，分场是一级。决算在分场（大队）。一个分场有二十多个浩特。我们全分场也就两百多号人。

其次，就是怎么过语言关的问题。我们当时在盟里看到一种《蒙汉小辞典》，一人买了一本。里面有3700多个基础蒙语单词。我每天早晨就像背英语单词一样背蒙古单词。小辞典有汉语注音，但你用汉语注出来的蒙语和老乡说话，老乡听不懂。小辞典还有拉丁语注音，你一用卷舌音，他们就听懂了。他们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比如“手”和“火”，我们听去都一样，都是“嘎了”；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卷了舌头。蒙古文字是拼音文字，我大概过了三个月，日常的会话就能听懂50%了。

我的蒙文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三十多年没有接触了。前两年有个电影叫《疾风中的马》，给内蒙老知青专门放了一场。蒙语对白，中文字幕。我一开始还得看中文字幕，电影看到一半时，我的语言记忆就恢复了。后半部电影，我基本就不用看字幕了，听起来特有味道。在草原时，我曾用蒙文读党的十大报告，念得滚瓜烂熟。老乡都吓得要命，因为很多政治词汇是翻译过来的，他们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觉得我的蒙语比他们说得都好。我们的蒙语是用拉丁语音来学的，学完了，请老乡来校正。所以，我们的发音非常准确。有一年内蒙古大学新蒙语系，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到我们那里实习，撞到我们蒙古包里，我和他用蒙语对话。当时，我刚刚去了半年，他说：你这半年的蒙语水平，超过我们四年级的蒙语水平。我多少有一点语言方面的天赋。我是我们这伙人里蒙语最好的一个。后来，我们逐步掌握了放牛、放羊、放马的技能。

我白天干各种杂活，跟着他们的孩子放羊。一方面看他们怎么放，然后我们再看书获得一些放牧知识。比如羊群要吃回头草，羊是一边走一边吃，吃五六百米后，要拦住，让它往回走。充分利用这片草场。然后再从另一边往前走。还要顶风赶羊，顺风，羊就跑了，回来时顺风走。各种知识，在一年到两年之间，我们基本掌握了。放牛难一些。放牛是散放，在阿旗北部放牛简单，因为那边缺水，方圆几十里只有一口井，所有的畜群都要到这口井来喝水，丢不了。可是我们那地方不缺水，是浑达克沙漠北部边缘。挖地一米多深就见水了，遍地都是沼泽、河流、湖泊，牛群在哪儿都能喝到水。所以，必须得对它们经常去的地方了如指掌，而且对地形也得非常熟悉。

掌握了基本生产技能后，我们的野心还没有死——我们要“统治”这块地方。这时老乡已经发现我们和原来的汉族盲流不一样了。发现我们半年时间就掌握了他们的语言，甚至只用一天的时间学习蒙文就初步能读蒙文文章。其实，我们在旁边摆着字母表，跟着字母表硬往下读。这在老乡看来真是奇迹。“知识青年”蒙语直译过来是：聪明的青年人。他们看我们很快会说蒙语后，恨不能把他们会的所有汉语说出来，原来他们是一句都不说的。就看着你，大眼瞪小眼。当发现我们奇迹般地掌握了他们的语言，觉得面子挂不住了，也拼命地说他们会的几句汉语。这时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地方了。

我们里面出了马倌，会套马；做马具——马绊、马笼头、马嚼子（甚至是银嚼子）、马鞍子。马鞍子工序最复杂也会做了。我们很快把老乡所有的看家本领都学会了。我们知青都分别掌握了其中的一项技能，而且我们不是一般的掌握，而是高手！我们做出的马杆子，让老乡们都赞叹不已。我们当中的路东文，是路书奇的弟弟，动手能力极强，马具做得最好。我也行。我们知青里头有马倌、牛倌、羊倌；而我，竟然从一开始就当了管理者。

我做了当家人

大概是1972年，牧场（总场）一级核算的体制彻底崩溃了。原来分场没有独立核算权，所有牧民都欠牧场的钱，牧场欠国家的钱，好几万。总场说，不行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核算权要下放到分场，让分场独立核算。这就需要有管理人员，有会计。可蒙古老乡谁会呢？只能选知青。那次开会，讨论谁能当会计，分场老乡一起举手大喊——大同！大同！为什么选我？因为我蒙语最好。另外，我生性老成。我在我们知青里年龄倒数第二，但老乡觉得我老谋深算的，很有主意。还是选了我。

在老乡家时，我们的收入不都给老乡，但要付粮钱、肉钱。或自己买了粮放在那儿，或是老乡买了羊后，下一只我来买。这时我们开始自己独立过了。因为我们有了充分的生产生活技能。我们能包羊群，两个整工，一人一天就能挣到十个工分了，我们也不要求挣得很多。知青们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谁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能挣多少就挣多少，收入都放在一起。

我当了会计，成了管理者以后就不干牧活了。当时我面对的局面是相当糟糕的。老乡们欠分场一万多元钱，分场欠国家一万多元钱。里外里，我们欠国家两万多块钱。没有一家不是一年干下来还倒欠公家的钱。老乡家穷得蒙古包都见了天，买不起新毡子换。冬天穿的袍子没有面了，只有白板羊皮，因为没有钱买布。甚至连烟都抽不起，就是摘一种树叶子，勉强当烟抽。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管理问题，无非是要开源节流。另外就是要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

我是非常强硬的。那时老乡生活，每月都得先到我这里借钱。以前，他们要借多少就借多少，反正是不还的。现在不行了，我就算：你家包了一群羊，你的总收入将是多少，你的借款只能在你的总收入额度之内，超过一分钱也不借。老乡一开始骂呀——当面骂我是“黑汉人”！

我们还有一个分场长，他没有搞过经营管理，他不懂。出纳也是知青，所以我们说了算。当时开了几次大会。每一个浩特，你一年需要多少马鬃、马尾（搓绳子）都精确到“两”来计算。整夜开会。干部子弟对《人民公社60条》，《23条》都反复读过，知道这就是经营管理。我们就是让群众自己讨论通过，严格执行。开那达慕大会，老乡来借钱，不借！因为你一年都收入不了这么多，我不能让你再欠款。还是骂啊！但是，到这年年底分红时，我宣布：80%以上的家庭还清了欠款。就是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刨去已经借支的部分，其它的我不给他了，用来抵欠款。

他的羊群、牛群繁殖了，是他给分场带来的收入。他当年有多少工分，一个工分值多少钱（分场总收入除以总工分数），按每人工分，他应该分到多少钱。扣去了他的欠款，他实际应该拿多少钱。第一年他们大多数虽然没有拿到现钱，但他们已经不欠公家的钱了。

到了第二年，100%的家庭有了收入。这已经是多年没有的事情。我到牧场银行取钱的时候，要求都给我一元钱的票子，这样装到纸袋里厚一点。牧民除去他们所有借支，平均一家能拿五六百元的现金收入。我包在红纸包里，给一家一户发现金，老乡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那年回北京腰里揣着五百元钱，如同现在大款的感觉！

自从文化革命开始，老乡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现金。过去每年分红时，就是告诉他们：你欠了多少钱。而这年是，把他们一年吃的牛羊、借的款都折完了，还剩这么多的钱啊！我当会计后，分场第一年的工分值是1.2元，第二年工分值是1.6元，第三年工分值到了1.8元。这时老乡把我当救星看待了。后来，我那方章是很有名的。任何条子上如果没有大同的篆字印，你休想拿走一只羊。书记队长来要也不行，先问：有没有大同的印？公章都不行。这样，一举奠定了我们管理者的地位。不过，这时我们依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那达慕大会的桂冠

我们在草原真正的胜利，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在文化上战胜他们。我们很早以前就有了文化碰撞的意识。比如，有一次我到一个老乡家去，他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大家族首领，儿子是马倌儿。马倌儿用的刀子不能从供销社买，一定是弄一把钢锉回来做，钢锉是好钢。马倌儿要经常做马杆子，刀子钢要非常好。他用一个羊皮口袋一样的东西在退火，先把钢锉的硬度减低一点，然后再做成刀子。我看他儿子在羊皮鼓风机上把钢锉一直烧红，拿出来放在一边退火。这时他的爸爸，看着看着，就伸出手去拿，手刚一接触到钢锉，“刺啦”一声，手就冒了烟。老人惨叫起来。当时我笑得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你没有看见它刚从火里拿出来，你干吗要去摸它呢？他说：“我的孩子，你不知道，我们蒙古人不是用眼睛看东西，而是用手去看东西的呀。”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感觉到了文化的不同。

蒙古民族是个非常感性的民族，他们没有理性的思维。抽象的词他们文化里是没有的。记得我曾经拿着我父亲当年视察南洋玉器厂时人家赠给的一块玉，给自己刻了一个名章。蒙古老乡都有烟锅子，烟嘴多是玉石的。通常要用一个二岁马才能换来这么一块玉石烟嘴。我就问他们，你看我这块玉石值多少钱？他们都来看。这块玉章玲珑剔透。像咱们，看看就完了，蒙古老乡不，他们看过之后，放在嘴里舔，然后用牙轻轻地咬，然后再舔。感受着玉的温度和质感。最后告诉我说：“这是好玉！”他不是看了以后说，而是舔了以后才说。

再比如，1973年以前，我一直入不了党，来了一个阿巴嘎旗本地蒙古人当了我们公社书记。他很喜欢我们知青。他说：“大同，你怎么没有入党啊？”我说：“我父亲还没有解放。”他说：“你有你父亲的照片吗？”我说：“有，在我的蒙古包里。”他说：“哪天我过去看看。”有一天，他自己骑着骆驼到我们蒙古包里来了。聊了聊天，他说，把你阿爸照片拿出来我看看。我正好有一套父亲1955年出访苏联的照片。他就在那儿看。看完一张，再看一张，足足看了半个小时，最后对我说：“好人哪！”他仅仅凭感觉、看面相就能做出判断，他回去第二天就批了我入了党。

有段时间，滕海清来了，整个内蒙都军管了。滕海清原来是军区司令员。他继续挖“内人党”，整当地干部。他们以为知青是天然的依靠力量，让我们知青给他们当翻译。军代表把老乡训得都发抖啊！我们就用蒙古话对老乡说：“你怕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站好，别怕他们，什么也别说！”我们声色俱厉，看上去也像在训老乡。可军代表一看，怎么刚才还吓得腿都打弯了，一会儿一个个都直起来了？就怀疑了我们。后来派别的懂蒙语的人在旁边听，才知道我们说的都是反话。他们说这帮知青不能用，完全站在老乡那边，把我们都换了。还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把我们的羊群也给剥夺了。

我们没办法，曾经一度靠打零工活着。每天骑着马，到人家蒙古包去问：你这儿有活吗？你这儿有活吗？这么凑合活着，生活很不稳定。这大概持续了有半年时间，后来军代表撤了，我们才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赵紫阳到了内蒙后，制定了很多符合实际的政策，还到我们牧场来视察过。其中一条政策是知青可以购买自留畜。我主张买。我们每人可以买6到8只母羊，一只羊才10元钱，可以让它下羔。但是我们那伙人坚决反对，说我们是无产者，不能有私有财产。我说，这不能算私有财产，我们放到老乡的羊群里，羊毛给他，我们只吃肉，可以省下买肉的钱。他们还不干。当时要是买了，我们到今天都是大牧主了。因为羊是成几何级数发展的。

再说文化碰撞。我们发现，若想让蒙古老乡把你当自己人，最终要在文化上战胜他。我们在智力上取胜，他们并不完全佩服。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看家的本事，最主要的：一是赛马、一是摔跤。摔跤，我们不行。我们知青中有一个天桥宝三儿的徒孙，技法很好，但一让蒙古摔跤手抓住，就像被铁钳子固住了，什么绊儿都使不出来了，因为力量差得太远。蒙古式摔跤不分级别的，100斤重的和200斤重的摔，摔得过人家吗？摔跤不行，我们就研究赛马。赛马是比摔跤更加神秘的蒙古文化。

什么样的马可以参加赛马？首先你得对这匹马有正确判断，看它是否有长跑的骨骼、肌肉和天分。一般的马倌都不敢说什么马能长跑。在蒙古赛马是往前走60里地，再往回跑60里地。一般的马根本不能一口气这样折腾120里地。我们在城市赛马场看的赛马，才跑1000多米，而在蒙古是长距离赛马。当决定了用哪一匹马参加赛马，还要进行神秘的拴养。控制它吃草，一直到把它皮下、肚子里的脂肪完全消耗掉，同时又不能伤害它的精神，让它浑身都是精肉了，它才能跑下这么远来。

拴起来是不让它吃草。马，你要不管它，它就不停地吃草。它是直肠子，一会儿，哗，一泡屎就泄下来了，不像牛羊还要反刍。最后把马拴得肚子就猎狗肚子一样呈弯弓型，浑身瘦骨嶙峋，但它不是弱马，而是具备了长跑的条件。平时拴这种赛马，至少要拴一个半月。在这四五十天里，每隔两天，要跑一次这种长距离，像运动员一样。跑的当中，既训练了马，也训练了骑手。让骑在马身上的孩子懂得如何驾驭这匹马。蒙古赛马全是让小孩子骑，是为了尽可能减轻重量。而且都是光背马，不能备鞍子，因此，参加赛马的人神秘感很强。

我们就想，要想让蒙古老乡对我们服气，就得在赛马上比他们强。最后就选了我的青马。我这匹马，老乡看不起，因为它是改良马。改良马不耐粗饲，不像蒙古马那么吃苦耐劳，什么恶劣的条件也能活着。改良马需要有好的草场。老乡觉得改良马不经造（折腾）。我们坚定认为，改良马有前途，蒙古马难看，矮小，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是文化的冲突。我们就要改良马当坐骑。

我这匹马，是牧场引进的卡巴金种马的第一代儿子。从小桀骜不驯。参加赛马那年，当我的坐骑也有三四年了。决定参加赛马后，我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拴它一次，然后观察它的粪便。夏天吃青草，马本来拉的都是稀糊糊的粪便，但是拴的马，高度吸收草里的养分，最后拉的粪竟然掉到地上都摔不开，得像骆驼粪一样掰开看。这是很神秘的。从老乡那儿听到不少拴马的秘诀，但我们认为大多是迷信的东西，不科学。我们则是根据从俄罗斯翻译过来的养马学——怎么调教马的心脏、肌肉，分别用慢步、快步、袭步来进行，而且一定要让它夜里吃草！蒙古老乡的赛马，夜里一口草都不许它吃。而我们不但让它夜里吃草，而且还加了葡萄糖，葡萄糖有活跃三磷三腺苷的作用。我们一直拴到参加那达慕大会，得了头马——冠军。

我1973年写成了《赛马日记》，成为手抄本流传，一直流传到北大留学生那里。他们看了非常惊讶！后来，有人编《草原启示录》，从我的日记中摘了一万多字，收了进去。又被文革研究者杨健注意到，把它当作史料引进《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去。我的日记有四万多字，没有全部发表过。当年是在蒙古包里点了六根蜡烛，用了两天两夜写完的。开始在信纸上写，后觉得信纸会被蹂躏坏，又誊在一个破烂的纸本上。纸本很快传走，两年以后才传回给我。这个本我还留着，原始的名字叫《心弦》，是说赛马怎么牵动人的心弦。后来在《草原启示录》中改为《雅干西勒日记》。现在有了博客，我就把过去写过的东西都贴上了。

我们得了冠军，让老乡真服了！他们开始不把我们当汉人了，认为我们是自己人，而且比他们还厉害。他们有时甚至当着我们面痛骂汉人，根本忘了我们也是汉人。通过赛马，是一次重大转变。牧民们认为我们全面蒙古化了。我们自己也有了巨大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彷徨与孤独

 生活的转折，是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以后。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没有上大学的梦想。

1972年，北京外语学院的老师，来我们旗招生，问知青办：这里的北京知青，谁的蒙语最好？打听到我蒙语说得好，就来牧场找到了我。他让我找来一个蒙古老乡，说：你们随便谈话，我在一边听听。结果，他非常满意，说：“太好了，没有听出你与蒙古老乡说话的差别来。”其实他是法语老师。他通过听你说蒙语，考察你的学语言的能力。这个老师就决定要我。但回去一调档案，就黄了，不能要了。

1974年，我又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又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没有去成。1975年，还有一次。这一次，招生老师说：你来起草一个给农林部（我父亲单位）的函，只要他们说不影响你升学就行，我们有1%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标。我亲自起草的这份东西，最后一句是：“黄天祥的问题审查，是否应不影响其子女的升学问题，请回函。”我想，回答不外乎：或者“是”，或者“否”。如果他们说影响实际就违反了当时的政策。结果农林部军代表那个坏啊！他们根本不回答你的问题，回函写道：“经查，黄天祥的问题目前没有发现和其子女有关”。你说这叫个什么东西？！那意思是说，还有可能查出我与我父亲有关的问题。

三次受辱，这个大学不能上了。

其实，到了1974年我们分场就只剩下我一人了。这时候感到很孤独。当时，造反派说我父亲是叛徒，起因是当年父亲被派到土匪组织中工作，感化他们出来打日本，别和八路军作对。结果土匪组织内部哗变，把我父亲捆起来了。可他们又不敢真惹八路军，就把八路军代表——我父亲给放了。这样，我父亲在文革中就被打成叛徒。造反派说：你要不叛变，怎么会放你呢？其实档案中早已经甄别清楚了。在这之前，我曾和梁步庭有一次对话，梁步庭曾经和我父亲同在湖北沙洋干校。我问他：“以您的政治经验，我爸爸的问题，还有没有可能翻过来？”他想了半天，说：“没有可能”。他那年去看胡耀邦的时候，还和耀邦说了这件事。耀邦很生气，质问梁：“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你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叛徒。”梁步庭说：“耀邦，你不知道，我不说话就是态度”。在干校时，梁步庭与我父亲在厕所见面都不敢说话。开斗争大会时，我父亲太硬，雄辩滔滔，散会时人们说，这也不知道谁斗谁！他连走资派都不承认，太不知道妥协！

三次求学不成，我就真正考虑扎在草原上了。我开始设计我的蒙古包，一定让它要比老乡的富丽堂皇。我铺的是地毯，周围一圈是挂毯，然后是书架。一看，这个蒙古人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当时觉得这一辈子是走不了了。

蒙古老乡也真是想把我留下。我们大队有个叫颜金的老太太，德高望重，是妇女的首领。她专门和我谈了一次话。她说：“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说谁会嫁给我们这样的知青呢？她说：“不！想跟你的人多了。你跟我说，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你是要有文化的，还是要有钱的，还要长得漂亮的？方圆几百里地内的姑娘，我都可以把她领来！”她确实想让我当草原女婿。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人在草原的这几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不属于草原。你总是在关心外面发生着什么，北京发生着什么，外国发生着什么。“美国之音”在草原上听得特别清楚，比北京清楚。我每天要听两三个小时。北京稍微有个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感到坐卧不安，就感到要发生什么变化。再看看老乡，他们的精神生活，只有马头琴，只有他们的歌曲，他们根本不关心外界的任何事。这时你觉得：他们才真正属于这块地方。这么偏僻，恒无变化，他们觉得这是与生俱来的。

剩下我一人后，曾经有一年我根本就没有在我的蒙古包里住过。这时，老乡感到我一个人住，会有问题。因此，你会看到蒙古的老规矩出现了：早晨喝完了茶，我正想要干什么呢，老远的，山梁上，一个老乡骑着一匹马，又牵着一匹带鞍子的马过来了，请我到他们家去。他知道你自己有马，为什么还要牵一匹带鞍子的马呢？这是一种迎接的礼仪：我牵一匹带鞍子的马来，你是不能拒绝的。老乡怕我一人太孤独。我在这个老乡家一住就是一星期。等我回来后，山梁上又出现另一老乡牵着一匹带鞍马过来……。很有诗意，也很感人，我又到另一个老乡家去住。

每家都有我的专用被褥，绸缎的。睡觉时，从大木箱子里拿出干干净净的被褥，给我用。这是专门给我做的。他们自己是羊皮褥子，羊皮被子，往身上一拉就行。我的蒙古袍，也是老乡给我做的。我成了个公共女婿。这一年我就没有回我自己的住处。从一个浩特到另一个浩特。那年年初，我只买了七斤面，回去已经成了硬块了。这时，我已是分场主任，党支部书记。好像成年在管理巡视似的。

猫头鹰和女尸

等我再次回到我的住处时，我屋子的玻璃碎了两块。炕上有两只死猫头鹰，你说不迷信吧，也有点毛骨悚然！猫头鹰进宅，好事不来啊！可能是猫头鹰撞碎了玻璃，进来出不去了。晚上我躺下睡觉，又有猫头鹰叫……我拿上枪推上子弹出去一看，木桩子上站着一只猫头鹰在叫。连打两天，打下两只，第三天还来。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冥冥之中感觉这地方不能呆了。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北部一个公社女知青和当地老乡发生了关系，怀了孕。当时，中央有个26号文件下来，大意思是：迫害知识青年的要严厉打击。其实，这女知青的事，不是什么迫害，是两情相悦。但把这个蒙古青年给抓了起来，判了三年徒刑。女知青在当地没有办法呆了。旗里认为，最干净的、从没有绯闻的地方就是我们白音德力格尔了。这时，旗委副书记、武装部王政委就对我说：“大同，能不能让×××到你们那去？我说那怎么行？我们这里怎么能来有这种丑闻的人？”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怎么样。王政委分管知青工作，说：“大同啊，你得给我这张老脸啊！她在那呆不下去了。”我说，那好吧。她就搬过来了。

她过来以后才知道，这个女生家里很有背景。她父亲是中央某部的一个处长，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张浩，她的小姑父是原云南省委书记。文革开始时，林彪还派秘书到她们家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这个女孩儿，属于女中豪杰一类，14岁就到了草原。那时和老乡发生性关系的，都是不懂人事的女孩儿。草原上的蒙古小伙子剽悍起来，也是很有魅力的。她糊里糊涂，怀孕六个月了都不知道。找她姑姑，才知道怀孕了。于是事情闹大了。

没有想到，一年以后，这个女孩子淹死了。在我们营地七八里外，有一片湖水。夏天，我们常到这个湖里游泳。当时，我刚参加盟里的一个学习班回来。上边想把我当成后备干部，让我和旗一级的干部参加这个学习班。当我回到我们知青的住房时，她不在，一夜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和老乡一直找到这个湖边，找见了我的枪和她的蓝头巾，但没有人。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一件事，全内蒙都知道。结果，两三天捞不上人来，后来，北京的潜水队都出动了，38军的侦察排也来了，还是没有捞上来。我每天都在水里潜来潜去，在里面摸。那湖深不见底。当时因为水太冷了，水温高的话一天就能浮上来。结果到了第四天，尸体慢慢浮起来了。当时，我也是被怀疑对象啊。后来，1977年我在旗里的党校，遇到一位干部对我说：“你是好人啊。”我说：“你根据什么说我是好人？”他说：“你不知道，那个女知青死了以后，我就是调查组的，我调查了你们大队的每一个老乡，所有的老乡，异口同声地说，你是好人。一句你的坏话都没有。这种事情，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解除了对你的怀疑。”她后来就埋在我屋前200米远的沙坡底下。你看，先是猫头鹰叫；之后又死了一个人。再往后，我们的狗又半身不遂了，很怪！它是一条能抓狐狸、非常优秀的猎狗。有一天早晨，突然就半身不遂了。我怎么喂它，它都不吃，看都不看一眼饭食，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又一天早晨，我发现狗没了。狗临死之前，会恢复到狼的本性，不死在主人家里，要死在野外。它硬是用两条前腿拖着后腿，翻过我们前面的大沙包，到一个沙坑底下，死在那儿了。我挖了一坑，把它埋了，垒起一座小坟，插了一个木板：写着“爱狗”。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神秘兮兮的事情。我们牧场场部正南面有一个大高坡，高坡上有一棵巨大的树，在草原上老远就能看见这棵大树。这棵树在1977年莫名其妙地倒了。这一系列的事叠加起来，你再不信鬼神，心里也打鼓。让我觉得知青在这儿的气数尽了。已经到了第九个年头了。所有的伙伴都走了，新来了一个女的还死了，猫头鹰、狗、树……我也应该走了。

本来，我是坚决拒绝到旗里当干部的。旗里早就想调我去当干部或当中学校长之类的，我断然拒绝，觉得还是当牧民好。如果我在草原，我只当牧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回，我接受了旗里的调令，先到阿巴嘎旗党校当教员。调令早在1977年初就下来了，我是到1977年底才走。我要培养出合格的会计和出纳才能放心走。我相中了一个马倌儿，上过初中，在当地文化水平就是最高的了。我让他住到我的办公室来，每天教他——收入怎么登，支出怎么登，怎么平衡，怎么计算工分。他和我住了半个多月，一天到晚打算盘。直到我觉得他懂了。

临走前，老乡们全来送我。这时，我的办公室还在夏营地，老乡们已经搬到冬营地去了。冬营地离夏营地有七八十里路！那天晚上，我们大队所有人家除了看畜群的外，都坐着牛车往大队部来给我送行。冬天啊，男女老少，杀牛宰羊开始炖肉。然后我们大队两个最好的歌手跪在我面前说：“大同，原来你让我们给你唱蒙古老歌，我们不敢唱。今天，你点哪一曲，我们就唱哪一曲。一个唱高音，一个唱低音。”蒙古人唱歌不能坐着，只有跪着才能发声，唱他们的长调。他们整整给我唱了一夜。我是喝一口酒，点一支歌；再一口酒，再点一支。我们的老马倌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啊！他70多岁了，五十年代全内蒙摔跤手第五名啊！袍子都哭湿了。他们真把我当成自己人了。我也很心酸，但我知道知青气数已尽。老乡们富裕有钱了；我们赛马赢了；蒙古语言文字学会了；接班人培养了；能走的人都走光了，我已经尽到最后责任了。

其实，到了党校也没有什么事做，一年培训一两次公社书记和旗里的局长们。讲毛选五卷，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党校有个很好的图书馆，我一天到晚就是读书。大概到1978年初，内蒙要开自治区团代会，把我借调到那儿去起草报告。

这时，我父亲已经平反了。父亲一平反，他过去的资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中国青年报》要复刊，要招收第一批记者。听说老黄的孩子还在内蒙，怎么办呢？让他拿点作品来，看看能不能当记者？招第一批记者，报社都是三个人去考察：记者部主任、人事部主任、编辑部一个部门主任。每一个记者，当面考察，所有的作品都要拿来。我呢？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一个铅字，没有上过几年学。后来他们问我：有没有写成文字的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我告诉他们：有一本《赛马日记》。另外有给家里人写的信。那时，给家里人写信经常讨论局势，一写就是上万字。我说只有这些。他们说拿来看看。报社一个副总编辑看后说：“很好。《赛马日记》证明文字功力很强，家信证明思想非常解放。”结果，一纸调令就发下去了。我是第一批记者里，惟一一个没有经过任何考察就进来了。

我开始当内蒙古记者站记者，干了两年后提升为机动记者，然后当编辑、编辑部主任。大体经历就是这样一个脉络。总的来说，我们草原知青，是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一群人，保持了一种状态。不颓废，总是有生活的热情。在一种异族文化内找到自己生活的乐趣，并能够施展抱负，还有不间断地阅读。当然后来回北京后，我也参加了自学高考，两年后顺利拿到文凭。在报社工作没有文凭不行。

草原文化再品味

当时决定在草原扎根，在草原也有一段初恋，但最终我放弃了。因为我认识到我不可能在草原永远呆下去，我是要走的。我在草原，会适应草原文化，而蒙古姑娘到了北京，会立刻枯萎。后来那个姑娘失恋后，人比黄花瘦。做出这个决定后，我也不敢去她们家了。她也是一个上海孤儿，但不是最初房东家的那个姑娘。

她叫琪琪格。别的上海姑娘连同肤色都被同化了，根本看不出是汉族人。唯独这个姑娘完整地保留了江浙一带人的肤色，一点都没能变，白白净净的，永远吹不红。我们知青开始曾恶作剧，告诉她：你爹你妈都在上海。她就“呸、呸！”地恼我们，根本不相信。时间久了，她信了。相信以后，开始拼命地学汉文，而且不愿意穿袍子了，喜欢汉人衣着打扮，让我们从北京给她买高级的香皂和雪花膏。人一旦有了民族归属感，她会下意识地改变作派。对我来说，那也是一段很美的初恋。我当青年突击队队长时，她是铁姑娘队队长。我们有一段时间建草库仑，日夜在一起，感觉很美好，夜里两人在月光下骑马徜徉……当她已经完全投入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不可能娶她，我肯定是要走的。我没想到能在草原呆十年，太久了。原来想能呆四五年就不错了。如果我不是和牧民有这种交情，根本是呆不住的。

我给他们当家的时候是他们生活最好的时候，蒸蒸日上。当时我们已是经济收入最好的分场。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牧区，没有多少可学的。但我也是先进知青的代表，去过大寨。担任分场主任以上的知青，组织到大寨参观过。我属于被自治区培养的干部苗子，当时还找不到像我这样蒙汉兼备的苗子。上完盟里的学习班后，还要到自治区的学习班去。

但是在那地方，汉族永远不能担任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有些人，在汉族区长大，一句蒙语不会，但他是蒙族，就能当一把手；你一口流利的蒙语，也永远只能当二把手。二把手基本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事。

蒙古族的文化，除了赛马、摔跤，还体现在所有的器物上。也可以说是马具文化，比如，马绊。马晚上要吃草，你不能让它走远了，就设计出一种马绊。让两条前腿和一条后腿被绊在一起。可以走着吃草，但不能走很远。

马绊是用皮条拧出来的。一开始，我们以为，最好的马绊，做好以后，应该能直直地竖立着。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的马绊，给马戴上以后，马的蹊部，总会被磨出血。我们特别奇怪，拿我们做的马绊和老乡做的相比较，看不出什么区别来。后来，有一次，一个老牧主到我们包里来喝茶，他叫金巴。原来整个牧场都是他的。他一看我炕桌上的紫檀木算盘，就说：“这是我的。”我心说，这个还乡团，还记着呢！但是牧民们都说，所有牧民的活技，手艺最高的就是这个老金巴。我们对老金巴说：“给你酒喝，你帮我们做一个马绊。”他说：“什么酒？”我们说：“北京二锅头。”草原上的人喝不到这么纯的高度酒，他们喝的都是破薯干酒。他尝了尝：“嗯，好酒！”喝完了，说：“皮条呢？”拿过皮条，往脚上一缠，然后就“欻、欻……”往手上吐两口唾沫，根本不让人帮就干起来。我们做的时候，还得一个人拽着皮条，另一个人用刀。他干起来就像耍杂戏一样，手在飞快动着。一会儿，一个马绊子做出来了。猛一看，他做的和我们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就问他：“你做的马绊和我们做的马绊，到底有什么区别？他说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我做的嘛”。但是特别怪，用他的马绊，马蹊就是不出血。后来，我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对照，就发现，他的马绊和马腿接触的部位，皮条割得要比我们的窄两毫米。细微之差，就差在这两毫米上！你知道吗？这就是文化。

更奇妙的是，我们把马绊涂上油，挂在杆子上，老乡们进来喝茶，抬眼看到这个马绊，就说：“这是金巴做的吧？”一眼就看出来了。同样一个马绊，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金巴做的。他从哪儿看出来的？人家做的就显得高贵、不凡，真让人暗暗称奇。他做的器具是有一种人的气度在其中的，你不能不服气。

他进知青蒙古包都是小心翼翼的。他认为你是汉族，又是北京来的，偶尔看到你这儿没什么人，他才进来喝茶。我们也没有想问他过去的事情，只是想把他的手艺偷下来。让他做马嚼子、绊子，我们看着他怎么做，拿他的做样本和我们的比较，哪儿粗，哪儿打结扣；特别是马绊子前腿分岔处，到底分多少？一把，还是一把半？我们原来没有把握。金巴一来，一按他的做，就弄清楚了。草原的牧主和内地的地主不同，牧主都是劳动能手。因为他有生产资料，劳动技能他们最全。连个牲口毛都没有的，就是二流子。当然“地主”也是被执政党扭曲的概念，很多地主富农也都是劳动能手。

另外那里有一个汗贝喇嘛，也是一个大牧主，阿巴嘎旗原来就叫汗贝庙。汗贝喇嘛一看就雍容华贵，气质不凡。草原上原来的精壮汉子，身高马大、漂亮的都要去当喇嘛，而喇嘛不能成婚，导致人种退化，剩下的都是歪瓜劣枣。共产党来了让喇嘛都还俗，延缓了种族上的危机。原来蒙古族是多么剽悍的民族！后来不行了。

还比如套马。如果让汉族人去套，就比较功利。冲上去，把杆上的套一扬，套在马脖子上，往后一坐，杆子往后一抻，就算是套住了。但是蒙古人不然，他们一定要在飞跑追逐当中甩出最漂亮的弧度来。杆上有一米多长的绳，套马时，一定让绳套兜起来，再往前一送，让它整好套在马嘴上，再一抖，让绳套正好兜在马咽喉处。这才是最漂亮的套马。而且不能用两只手。即使撒了杆子，全场也是一片喝彩。

他们的摔跤也令人神迷。我们分场的伦德格曾代表内蒙到外蒙参加比赛。他身高一米八几。他讲起当年他的摔跤，听得我们目眩神迷。

伦德格将近40岁的时候，基本上不怎么摔了。这时东乌旗来了一个摔跤手，叫乃登。乃登曾经作为后备苗子选到国家摔跤队，得过全国轻量级冠军。但是他无法忍受城市生活，就跑回到草原。他这个全国冠军摔那达慕还不是小菜一碟？内蒙各地开那达慕大会时，他就戴上十几个马笼头拴在马鞍子上，到处参加比赛。每到一处，肯定拿冠军，奖品是一匹二岁公马。那时，那达慕大会上，经常看着他骑着一匹马，牵着一溜二岁马，咵、咵、咵地过来了，都是他的奖品。1963年，查干诺尔公社（牧场附近）那达慕会期间，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他知道伦德格的厉害：一腿扫过来一般人都得横着出去。我们那儿一个老复员军人叫嘎拉登，是伦德格的助手。他一看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就是已经赢了五个那达慕，摔倒了天下英雄，吓得把马笼头揣到怀里。一个那达慕大会，512个摔跤手，他一路下来要摔倒多少人啊？我问伦德格，你赢了还是输了？他说，你猜。我说，如果纯凭技术，你赢不了他。他说：“对！我是赢在经验上。”他就给我们讲了那次摔跤的经过。那次就是他们俩决冠亚军。

他说乃登也很小心，两个人互相架住以后，以一只脚为轴心，另一只脚慢慢挪动，找对方的破绽，谁也不敢出第一脚。真正的摔跤高手是要借力打力的，永不先出招儿。你一旦先出招，他就会四两拨千斤。伦德格这种传统的摔跤手更是这样，从不主动出招儿。他们开始就是慢慢地走，走了十几分钟，两人都没敢出脚使绊儿。全场屏心静气，都不敢出声。伦德格说，走着走着我看到旁边有一粒豆子大的小石头。我不动声色，继续往那边挪。蒙古摔跤手的靴是平底的，等看到乃登一只脚整好踩在那个小石头上，我“啪”的一脚，闪电般地打过去，乃登脚下一滑，单腿一个膝盖沾了地。他输了！听得我们惊心动魄。

这种文化是让我们折服的。平时，我们体会不到那么细致的东西。后来，每次那达慕会上伦德格是当然的裁判长。有一年让伦德格表演，乃登已经是超级冠军了，他的摔跤服上有80颗银钉，他把自己的摔跤服捧到伦德格面前，意思是，只有伦德格才配穿这套服装。这一切，我们都很欣赏，感到崇高，有一种荣誉感！这就是让我们感动，没让我们绝望的草原。

有一次，我到场部开会，路过一家浩特，连马都没有下，开玩笑地说：“今晚我在你们家吃饭！”结果牧场的会一直开到夜里，我黑灯瞎火地往回赶。一下马，一进那家门，锅上正在咕嘟咕嘟蒸着包子。我路过他们家时，他们家的面条已经切好，要下锅了。一听我说要到他们家吃饭，面条不吃了，当即杀羊。切肉丁，包包子。包子包好了，一家人都不吃，等着大同来。我一进门，就拿酒。这时，你会感到这地方值得呆。他们生怕我走了。即使后来我走不了，也不会绝望。

他们的生活态度是完全听天命的。没有任何追求。我就这样活着，祖辈让我这样活着。除非你给了他新的刺激和引诱。那年，我把对我们最好的牧民老乡老戴请到了北京。我说，老戴你这辈子洗过澡吗？他说没有。我说到北京愿意洗澡吗？他说：“洗，洗。”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我们在东单的一家比较高档的清华池要了单间。单间外面有床，里面有淋浴，也有澡盆。五角钱。老头一进到大屋里，看到大池子里一池赤条条的人，就傻了。他哪见过这阵势？吓得跌跌撞撞的。我说别紧张，咱们是单间。脱了衣报，胳膊肘上黑嘎贝儿厚厚的，我帮他用丝瓜瓤搓啊，搓啊！所有内衣都让澡堂洗干净熨烫后再拿来，消灭虱子。一辈子没有洗过澡的人洗完以后，舒服死了，红光满面的。

我们带内蒙老乡到故宫、长城、颐和园，所有名胜都去了。连自然博物馆都去了，大开眼界。在草原上，蒙古包门都向东南，一到北京他就晕了，不辨方向，到处都是窗户。有一次在王府井，差点把他丢了。我们还给他专门制作了一个大相册让他带回去，上百张照片呀。据说，老头讲了一年，相册上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实际上，到后来我们已经不认为我们是知青了，而是汉文化的使者。在和蒙古文化较量了一番后，双方握手言和。文化是平等的。你有你永远胜出的地方，我也有我永远胜出的地方。总之，在草原，我们过得还是比较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气质。

在很大程度上，这段生活决定了我们以后的人生态度——积极、乐观，熬得住，不怕孤独和寂寞。这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