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要写文革小说《悲情大地》

作者：姚蜀平

来源：《观察》 

谢谢各位来参加张风女士举办的‘哈佛文化作坊’活动。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为什么我要写文革小说《悲情大地》”。这本书是香港明镜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的；在前一年，2009年3月，大陆广州花城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题目为《似水流年》的书，这是《悲情大地》的简体字精简版。说它精简，有双重含义：一是内容被压缩太多，尤其第四部，原稿11章，只剩下4章；其结果内容不完整，前后也不连贯。二是我原来在扉页写的“僅以此书献给我文革中去世的父亲、母亲”。可是在出版的书里，这句话没有了；后来我问编辑，回答是：“可能疏忽了。”当然我不相信这个回答（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花城出版社能在建国60周年的2009年，出版了此书）。这也是我一定要在香港出另一个版本的原因。《悲情大地》比《似水流年》多出6、7万字，第四部恢复到9章，基本上是完整的一本书；另外重要的是，扉页上我加上了：“僅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及千百万无辜亡灵——六十年来在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

下面我先讲第一部分：“我亲身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今天我们写历史，或历史小说，都要从故纸堆里去找史实，还要考证。因为谁也不曾在那个年代生活过。但是对那些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特别是重大事件，我们有所见闻和观察，有一定的发言权。至于怎么观察和分析，下面我会谈及。这里先讲一讲我曾经亲身经历了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26岁，大学毕业三年。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革公开推向全社会，就在那天，我被我的工作单位二机部，从千里之外的大西北，押送回北京。当我踏进那座当时在北京尚不多见的八层办公大楼后，发现全楼从一层到八层，整个走廊和楼梯全是贴着挂着批判我的大字报。总有成千上万份，我的头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我的名字被倒写，被红笔打着大大的叉子。和我同时被揪出来的还有几个人，我们一起被称为“黑帮集团”。事情起源于两年前，1964年我们到山西五台县参加四清运动，回来后组织过一次汇报演出。我们这个黑帮集团就是当年汇报演出的编导组。我们中最大的是1962年大学毕业生，最年轻的是1964年的中专毕业生，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我的罪过是自编自导自演了独幕剧《招魂记》，26岁的我被冠以“反共老手”。出身起义军官（此时变成反动军官）的我和另一个出身资本家的总导演，被当作为首分子，处处被推在最前面。自此，我们被大会斗，小会批，挂牌游街，劳改检查，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运动风向转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才从黑帮身份解脱出来。四个月的经历终身难忘。

与此同时，我家也发生了重大变故。网上登过我写的《儿女祭》。它最早是1986年为了纪念我母亲遇难20周年写的，登载在刘年玲女士主编的《秋水》杂志19期。也曾在Linda女士主编的《波士顿新闻》2009年4月24日登载过。我母亲是个退休小学教师，1966年在红8月里被北京外馆中学红卫兵打死。我母亲被斗的更多详情我并不知道。但是最后火葬场卡车到第六人民医院拉我母亲尸体的经过，是我一人亲身经历的；我的哥哥姐姐都是30多年以后，在1999年，我写的《儿女祭》被收到国内出版的《思痛母亲》一书时，他们才看到，才知道。我父亲姚剑鸣在我母亲被打死后，被赶回原籍。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农机院专案组的恐吓、威逼下，他在安徽老家自缢身亡。他是黄埔五期毕业，曾长期出任国民党上校军官，后参加淮海战役廖运周110师起义。建国后，熬过了无数运动，但终究没有躲过文革这一关。我哥哥姚监复同样在运动里遭受残酷斗争，一只眼睛被打瞎，至今他仍活跃在思想战线上，戏称自己“一目了然”。

文革第一年我就挨了闷棍，自知家庭出身不好，故小心翼翼，远离运动。但是还是没有躲过。1970年，当“一打三反”运动展开后，抓“516”之风席卷全国。这次以打击“现行反革命”为主的运动，是继1966年红卫兵残酷迫害“黑五类”、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之后，第三次大规模残害群众的全国性运动。涉及到上千万人。我又一次被打成“516分子”。这次对我的摧残甚至比1966年运动初那次还要甚，一是时间长，二是斗争方式恐怖。当我怀孕6个月时，走进了“学习班”，那是专政的一种文明称呼，是一种比运动初大轰大嗡、疾风暴雨式的斗争更为恐怖、更残酷的斗争方式。你甚至不知道你究竟犯没犯罪，你又犯了什么罪，‘逼供信’使得事情模糊又确切；无影无踪又信誓旦旦。这是为什么这次运动自杀的人最多，受伤害的人也最多。可是最终竟然能不了了之。荒谬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不是普通的人能想像和编造出来的。我的孩子诞生在当地县医院，人家九月怀胎，我是十月才进产房，按照紧急情况做了一次古典式刨腹产。产后继续办学习班，直到我几近崩溃，把我放到蔬菜班，一边劳动，一边继续交代问题。当同班的人去听内部报告或者进行政治学习时，我常独自劳动。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当我独自一人在那起伏的丘陵地，伸直了弯久了疲劳不堪的腰，抬起头来，望着远处泛光的池塘和葱绿的树木，薄雾轻轻飘过，似梦似幻般的感觉让我伫立良久。我突然感到大自然是多么美好，而我所处的社会又是多么险恶丑陋。它们是那么地不协调，我无法解释这一切，但是当时我发誓，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要留下来，留给我的孩子，留给后代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只是那时，我完全不知道，我该怎样把这些留下来，用什么方式和手段，让我的誓言实现。

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就是：“我怎么会选用‘长篇小说’方式来记录文革”1972年，在周恩来指示下，二机部全部人马从干校撤回。我是湖北干校最后一批撤回的人。回到北京后，我作为‘516反革命分子’被安排到一个陌生组里，被监督劳动。虽然回北京，但是我的境况没有改变，我决心自己解放自己，自此我开始了我独自一人的抗争。我给周恩来写信，把信送到中南海警卫手中。申述干校的种种荒唐和无法无天的行径。我的信竟然被转到了二机部领导手里，原来当时的二机部老领导，正和从空军来的军管会在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知道下面群众被整，但不知详情。不意我的信成了老领导对抗军管会的一个武器。但是当时运动还是十分复杂，问题短期无法解决；我决心不等平反，离开那里。经过三年的种种奋斗和努力，我在1975年，调到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这里似乎完全是另一个天地。也许运动已经到了后期，这里也有我的大学同学，这里的人知道我是著名的政治‘运动员’，文革中受到迫害，反而对我很友好。我好容易到了一个好的研究所，似乎也和我的专业对口，可惜新工作是设计一个要花几千万美金的高能设备，似乎有点好高骛远，事实上5年后也下马了，我的几年努力又一次付诸东流。我大学毕业已经十多年了，没有做什么业务工作，心中焦虑不已。我急于要做些什么。那时我萌生一个念头，我要写一位科学家传记。

追溯其源，早在中学毕业时，爱好文学又爱好数学物理的我，决定报考刚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核物理。盼望以后当科学家，同时写科学家。多少年过去了，当科学家的梦想成了泡影，写科学家的愿望在20年后实现了。我刚回到早已生疏的物理领域，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决定用着墨较少的电影剧本形式来写传。我选择的科学家是李四光。他是文革中少数没有打倒的老科学家之一，是著名的、有成就的地质学家，也是科学院副院长；而且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李四光唯一的女儿李林，也在高能所工作。当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没几天，我就找到李林，我对她说：“我要写你爸，用的形式是电影剧本。”那个时代，尽管四人帮倒台，但是当时天还没有翻过来，没人敢为知识分子树碑立传，李林惊喜有人要写她的父亲，高高兴兴地把她母亲写的四万字回忆录借给我看。后来经过种种努力和波折，在电影界老前辈夏衍支持下，北京电影制片厂选用了这个本子，拍了这部影片，片名就是《李四光》。凌子风导演，孙道临主演，1979年公演。

第二年，有一天和几个高能所的同事聊天，他们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文革？你应该写文革！”那是1980年。他们跟我讲了每个人知道的文革中发生的故事，看见的，听到的，以及传说的。我想起了我死去十多年的父母；想起了10年前，我独自在湖北干校，站在高坡上望着起伏的丘陵，远处泛光的池塘和葱绿的树木，我曾对自己发过誓，要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留下来，记录下来。我牢记托尔斯泰说过：“仅仅不公开撒谎是不够的，还必须力求不从反面撒谎——默而不言。”我早就想“言”，可是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言”，怎么记录下这些年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忽然明白了，我要写文革，这次我要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写。我不会写我个人的自传，或家史，那样太狭窄了，太有限了，我要写的是整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众人的苦难，社会的疯狂，要把我的书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不会去直接写历史书，也不想去写政论文章，但是我要用文学的形式来书写。我相信，文学能更深刻地把人的内心世界剖析，能说有些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无法说的话，能揭示人生的某些真相；还有，文学肩负着道德责任，可以做更多的价值判断。有些人们容易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让人记住很久。你不仅要写事件，还要写背后的东西以及人的欲望和心理，要尽可能具体、生动和丰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个人与社会的不幸，是伟大作品的源泉。”我拥有前者，追求后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也不会忘记托尔斯泰说过：“艺术永恒，人生短暂，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我想做的正是这件事。

1981年6月27日，中共11届6中全议，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对文革基本予以否定。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接下来踏踏实实地追踪和研究，既没有搞清真相，更谈不上做真正的清算，当然也不会有公开的道歉，没有更深刻的反思与必要的和解。因为要做所有这些，必须触及到现有体制，会伤筋动骨。平反只能是表面上的，报上登载的必须是部级以上的干部。高层的许多干部，都做了足够的平反宣传，我们知道了刘少奇的最后日子，知道贺龙，彭德怀等被迫害的细节；而普通百姓，没有平反，没有道歉，更没有赔偿，他们也只有自认倒霉。文革批判随着时间的远去，渐渐变成了一个愈来愈难触及的话题。电影上出现文革就是戴高帽挨斗，和一群女红卫兵跳忠字舞。以致到了今天，有些年轻人说起文革，竟然指控那是老一代集体编造的谎言，甚至还有人说批判文革是为了取悦洋人的卖国求荣的汉奸行为；北大学生被问及‘四人帮’，竟答道：“马恩列斯”。

也许看历史著作会感到冗长，看政论文章会觉得枯燥；那么好的文学作品也许可以弥补不足，就像很多人不是通过看历史著作了解法俄战争，而是通过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解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战争，也了解了俄国社会；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知道更多那个时代的法国社会以及法国大革命。我不敢和这些大文豪相比，不过，我相信，我做不到最好，但是我将尽力向更好努力，这总没有什么不可以吧！这就是我的出发点。我相信，人所以和动物不同，因为我们不仅有语言，还有文字，人类有反省的意识，有彻悟的魂灵，在人类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们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人类的文字、文化和艺术，是他独特的不朽之处。我们必须好好把握这个武器，充分利用它，历史学家和作家的神圣职责，就是要用笔记录下来我们走过的路程，要讲真话，这是很难的，因为必须要有真诚的心怀、真实的事实和坚实的真理。作为高贵的人类，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在大灾难之后，人类应该清醒。否则我们会像巴金说的那样：“第二次灾难，会使我们民族毁灭。”可惜我一介小民，个人所知资料信息和上层斗争背景有限，文学和史学功底有限，时间和精力更加有限；自从1980年萌生写文革长篇小说念头，久久没有动笔。198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两年多时间里，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了另一个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我也通过这里的图书馆看到了许多国内看不到的书籍杂志和资料。特别是燕京图书馆有许多珍贵的书籍资料，看着那二十多卷红卫兵小报汇编，我砰然心动。那两年里，我看得很多，想得更多。我感到这里该是我最好的写作地方。当然那是不可能的，我作为中国科学院公派访问学者，1984年回去了。一去五年，当1989年我再度来到这个国家，尽管我没有忘记我的誓言和我的理想目标，可是我为了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存，从60、70年代在政治漩涡里翻滚，转战到90年代和新世纪在经济泥潭里挣扎，我梦想有一个安生的写作环境，但是从来没有过。尽管我没有提笔写，可是我一直在收集资料，在设计人物和构思情节。直到2005年我做了换膝盖手术，自知时不我待，心想在我心脏或大脑，或任何会损害我思考的器官出问题前，一定要完成我的心愿，否则此生死不瞑目。于是我奋然提起笔，把35年前的誓言，25年前给自己许下的愿，落实到了纸上。初稿写下85万字，后经多次修改，《似水流年》的实际字数是40万字，《悲情大地》的实际字数是47万字。我写的文革小说终于在我发誓要留给后人40年后，在我决定写文革小说30年后出版了。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题目，究竟该怎么写文革。

小说有很多类：历史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以及武侠小说等等。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小说或是文学类型，即“见证文学”。那是一些目击证人，为了给未来做见证，他们用笔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文学作品。从苏维埃时代的索尔仁尼琴，无数的犹太作家，以及近年涌现的许多东欧作家。他们认为用笔记录下来他们经历的灾难，是自己的职责，是自赎，也是拯救。

我们国家有没有？也有，不过总有一点走音。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人不安的东西。这些年盛行写传，自传或他人执笔写传，叫做“回忆录”。其中明显有溢美弃恶的现象。只写自己做的好事，详尽地写受难的部分；可是以往整人的事，做过头的事，全没了。有的完全是官方修史，有的领导人的回忆录班子达几十人之多。当权力掩盖了真相，那些即使是离发生事件并不太遥远的史实，都会被扭曲。不要说后代，就连当代人也会被蒙蔽、被欺骗。所以有人说，“正史不一定就是信史，野史也不一定就不是信史。”相对于他们，另有几类人值得注意，一种是受难人自己出面写受难史，可惜他们写的东西不一定能出版。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是由当年右派分子铁流主编的《往事微痕》，另一个是焦国标主编的《黑五类忆旧》。这些作品内容真实、翔实。当事人忠实地记录下自己或家人的受害、受难经历。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和刊物，国内竟然不允许公开出版发行。它们完全由一群老右派、老黑五类或是他们的子女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发行。连通过邮局邮寄都受到重重阻碍。有幸西方很多大学都在收集这两套书，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是非常可贵的历史见证。

另有一些人，他们书写和记录了文革以及这些年在中国发生的各类灾难。他们本人或许并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或不是直接受害者，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有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生命的敬畏，他们是值得钦佩和尊重的。其中有父亲饿死在大跃进年代的杨继绳写的《墓碑》，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以及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等。《文革受难者》被余英时称为“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这是写普通老百姓的苦难史，作者凭一人之力，收集了659个文革红八月死难者的真实史实，针对官方修史的遮掩与回避，这种作品正如余英时所说：“对于一个患了严重失忆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这部《文革受难者》真是一剂及时良药。”还有许多人，如宋永毅等对文革历史做了难能可贵的工作。

当然时下也有一些作家笔下出现文革片断。八十年代出现的“伤痕文学”曾经让许久没有看到真实写照的老百姓感动得流泪。但是，那时的作品，多是局限在有限范围内，不敢深究，回避细节。那些作品笼罩在一个荒谬的哲学下，即“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不应记恨母亲”。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见证文学远远落后于前苏联、东欧和犹太人。我们有些名作家写文革，或是蜻蜓点水，或是荒诞调侃，有位名作家在他的小说中，称文革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大联欢，是毛泽东诗意盎然的狂想曲。”这种写文革的手法让人感到遗憾和无奈。

当我们把对文革的判断只停留在“一场浩劫”、“彻底否定”这些表面词句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就变成了替罪羊。从没有引申到制造浩劫的机制，以及极权统治中的个人责任和参与者的人性等深层去探讨。对当初卷进这场运动，多多少少做过恶的无数普通人，既要看到当时国家权力的容忍与怂恿，领袖的魅力乃至诱惑；也要看到个人道德价值判断的失误，失去了道德底线后的疯狂。事实上，当一个人知道可以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时，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不能笼统地把责任转移掉。当然我们并不提倡人人做忏悔----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一位被长辈称为“当年善良正派的15岁女孩”，在几十年后，承认自己当年打过人，并冠冕堂皇地说：“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

但是国家应该担当起政治罪责。这种在和平环境中出现的群体灭绝罪，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有人选择遗忘，但是终究有一些人会永不忘却。记住，在绝望中求希望，在黑暗中盼光明，是千百万年来人类的生存法则，这是人类之所以历经千难万险，仍然伫立在地球上的原因。我们是地球上人类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打着什么旗号，总不至于自甘堕落到拒绝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吧。

今天我们提笔写文革，是基于记忆，也忠实于记忆；另一方面则基于一种道德追求，和终极关怀。我们必须用微弱的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统治者的谎言、官方的权力的谎言。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程，需要许许多多的人一起来做，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来做。不过我们记住，正义社会总是向受难者、向弱者倾斜，当然前提是正义要在你的国土占上风，不然这种倾斜可能相反。其实指认罪行和宽恕和解并不矛盾，只要犯罪者在良心上真诚悔过；这对某些社会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不过无论如何，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可贵的先例给了我们一点希望。我们看到在西德，在南非，在台湾，经过几十年后，都出现了这种和解。美国这些年，先后在1988年对二战时日裔人道歉和赔偿；1993年对夏威夷土著道歉；2009年对黑奴制度向非裔道歉，2010年5月向印第安人的不公正道歉。2011年1月19日，华裔议员赵美心表示要争取对1882年排华法案正式道歉。我们拭目以待。

不知中国人是否也要等到百年后，才能听到一声道歉。

对文革的思考还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们对当世社会风气低下的焦虑。这和我们前面谈到的文革有许多普通人卷入相关联。如果我们只盼社会制度变革，而人心不变，恐怕到头来等待我们的是一场更大的悲剧。致力于极权主义研究的汉娜?阿伦特说过：“极权主义依靠的是纯粹多数的力量”。德国人曾经担忧：“对道德责任的漠视，是纳粹大屠杀还会重演的重要因素。”这还是德国人说的话，他们已经为自己前辈的罪孽做了足够的忏悔、道歉和赔偿；可是他们仍然在不断召唤人类的同情心、羞耻心和对生命的敬畏。我们呢？

2004年3月25日，俄国发行了两张光盘，记录了130万受难者的名字和生平资料。每年犹太人纪念大屠杀的日子，哈佛大学的犹太学生，都会在哈佛最大的崴德勒图书馆前，轮流朗读二次大战中数百万犹太遇难者的名字，一连几天。

住在波士顿的我们，大家也许都去看过，波士顿热闹的Quincy Market北面，有6个高达54英尺的透明玻璃方柱。那是新英格兰纳粹大屠杀纪念碑。那6个高高的空心玻璃柱代表了6个主要的纳粹灭绝营和集中营，玻璃板上刻着六百万受难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的囚号。他们的名字埋在每个柱子下面的方穴里。在一侧的石碑上，刻着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的著名警句：

“起初纳粹追杀共产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仍然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向我奔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是写于二战后的1945年。它对德国的道德重建起了极大影响，今天也被世界各色人种，为了各种目的引用和传播。许多人到波士顿来，不仅想看河对岸的哈佛大学和MIT，他们也想看看伫立在市政大楼后不远处的六个高高的玻璃方柱，以及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警句，它几乎成了这座大屠杀纪念碑的铭文了。

中国该建多少这种纪念碑、纪念塔、纪念馆？寥寥无几，相信早晚会出现。

前两年海地地震后，引起世界关注，为什么这个社会那么没有自救能力。一位30岁的海地小学女教师，说出了一番看似平凡，实为深刻的话。她说：“我们要从基层、草根性上改造，否则再过300年，再多外援，我们还是站不起来。”这番话对我们同样重要。这也是有些人称我们社会急需“公民教育”，或是“重建社会和伦理”的观念。也许中国还要等若干年后，才能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说清楚；才能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懂得感恩，懂得敬畏，懂得宽容；也能分辨善恶、分辨是非、分辨黑白的人。不管我们看得到还是看不到，我们所作的每一点努力，都会为这个艰难历程助一把力，也许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吧。

我讲了为什么写《悲情大地》的心路历程，由于我不是专业作家，按照艺术标准要求，这本小说肯定有不少地方值得推敲；我也不是史学家、哲学家，对文革的深层次的探讨与反思不可能深刻和全面。我愿意倾听各种批评意见。

对于文革本身及其后遗症值得深入研究。为什么现在中国又出现了肯定文革、甚至号召第二次文革的不祥声音？是否是由于改革中出现了权贵阶层和官僚利益为核心的体制，不受约束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垄断了经济、政治、思想资源，不公正、不平等的分配方式等等。文革中特权政治已经转变成了特权经济。最危险的是中国文化转型走向，在金钱和暴力面前又一次迷失了方向。大陆杀害幼儿、家人的骇人听闻的案例，使人联想起文革中红八月大兴县杀害地主灭族，包括幼儿的暴行。这些问题是不是文革的后遗症和留下的畸形儿。究竟以什么方式缓解现实存在的严重问题等等中国难题，值得深思。对文革，我将继续研究和思考；也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研究和思考；我写此书，也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那些经历过这场旷世难有的历史的人们，一起提笔来写，来记录这段历史。

最后感谢张凤女士，感谢哈佛大学和哈佛文化作坊，感谢听众们和读者们！

                                                         2011年3月4日哈佛文化作坊

 

 

  儿女祭

作者：姚蜀平

来源：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3042.html

“姆妈!”我已经整整20年没有这样呼唤过了。就在我20多岁，大学毕业以后，每当叫起“姆妈”，我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孩，一声“姆妈”的呼唤，会得到多少爱抚与温情。

可是，我再也不能这样呼唤了，因为母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20年前，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带着浑身的伤痕，顶着被零乱剪到发根的灰白头发的阴阳头，怀着无穷恐惧、满腔悲愤、疑惑和对五个子女命运的牵挂与无穷的思念与留恋，死不瞑目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作教师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的手下，被扔到安定门内第六医院的停尸房。后来又被一些人扔到了大卡车上，和许多具同样遍体鳞伤的尸体一起，被送到火葬场火化。没有留下骨灰，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也不许亲人最后送别，甚至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完整的遗物——能打碎的红卫兵都打碎了，能撕烂的都撕烂了，能抢走的都抢走了，……可是姆妈给我们留下无数美好回忆和做一个诚实的人，像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荷花的教导却又怎能打碎；姆妈的朴实、高洁、自尊与独立不羁的品格又怎能毁灭。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初期，首先触及灵魂与皮肉的是我的哥哥(中国农机化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和刚由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成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二院技术人员的我，我们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无情的斗争。但是，我们当时绝没有想到年迈退休、与世无争、年近七旬的父亲(1948年随地下党员廖运周同志为师长的国民党110师起义后，在湖北省建二公司工作)和母亲(一生作教育小孩的教员，1955年从上海市妇联托儿所退职)会遭到不测。

父亲是起义军官，1985年1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发出武字第299号起义人员证明书：“姚剑鸣同志，原系国民党陆军，于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参加起义，特此证明。”但是，父亲在起义前是国民党军需处长的历史，使我们全家日子的好坏全看当时的政治气候了。在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时，我们的日子同全国人民一样相当好过，像解放后我们五兄妹在“重在表现”的政策保护下经过自己努力，都进入了名牌大学，分别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哥姚监复)、南京航空学院(二姐姚一平)、苏联列宁格勒电工学院(三姐姚山平)、北京航空学院(四姐姚南平)和中国科技大学(小妹姚蜀平)毕业，分配在研究院所和大学作技术和教学工作。但是，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全家的命运就相当悲惨。

当红卫兵运动席卷北京城的8月，“出身论”的达摩克利斯利剑高悬在头上时，我们开始感到心悸，预感乌云将至，剑将落下。当时北京市大轰“黑五类”离京，远在锦州部队研究单位工作的三姐来信说，父母不能走，因为他们不属于“黑五类”。我们也用党的一贯政策衡量，党和政府一直按起义军官看待他们。退休后公安局还批准把户口迁来首都落户，农机院还分给房子住，当然不应算作阶级敌人或“黑五类”。可是，当北京市开始出现红卫兵打死人时，敏感的哥哥带着被打得又红又紫的双臂偷偷来到大姐家，向离开农机院宿舍暂住在那里的父母提出劝告，他预感到灾难的威胁，恳求父母立即回武昌原单位，认为父亲从1949年就一直在那里工作的原机关最了解他，相信湖北省建二公司的党组织知道在部队起义后，是作为110师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的父亲把廖运周将军的夫人、女儿和其他起义军官家属转移到解放区等事实，可能在这个时候回到武汉较为安全。母亲想想，默默点头同意了。可是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突然端起一个方凳，极为愤怒地猛地砸向地面，忿忿地喊：“我走!我走!我连累了你们!”我们只有沉默，把命运的选择留给他们自己。晚上，我和哥哥必须赶回机关，准备接受批斗，母亲拖着她那小时得了小儿麻痹症留下后遗症的跛腿，深情地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口，她抚摸着哥哥被打伤的又红又紫的胳膊，像她一生遇到突发性危难时一样从容镇定，没有抽泣和哭喊，真情、坚决、清晰地说了一句话：“我到时候是会自己解决的……”我们有些茫然，不理解她怎么会冒出这句无头无尾的话，但是心里有些难过，更不会想到这句话就是她决心坦然地勇敢地面对厄运的最后遗言。

次日，父亲执意要回农机院宿舍拿一些日用品和换洗衣服，但是一去就不复返了，据说由地兴居的居民委员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扣住了。母亲见父亲不回来，急得一夜没睡好觉，第三天的早晨，天一亮坚持要回去看看，也是一去不复返了。下午我给大姐打电话，急迫地要我到她家去。我满怀疑惑地立即赶到了大姐家，她告诉我，给母亲住处打电话(走廊上有个居民委员会的公家电话)，不是邻居喊“姚大妈”的声音，而是居民委员会的人接的，凶极了，根本不准母亲接电话。一定是情况不好，所以不要我回母亲处。过去，每星期六，单身的我都回家陪伴双亲过周末，虽然这一天又是一个星期六，而我是不能回家了。后来，父亲说，当时在鞭抽棒打时，他和母亲不是想的痛不痛，而是最担心小女儿这时回来。晚上，我和大姐面对面坐着，干着急，苦熬着，突然穿军装在部队工作的四姐姐急匆匆地闯进门来，告诉我们：她刚回了农机院地兴居宿舍，一进大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正在开斗争会。红卫兵没有拦住这个穿军衣的女解放军，但是一位好心的邻居悄悄地、但是很严肃而坚决地对她说：“赶快走!赶快走!”我们心里明白，父母极可能是在斗争会上，否则用不着叫姐姐走。三姐妹在焦急中从傍晚苦熬到清晨。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想等哥哥一起商定如何送走父母的大问题，哥哥应该设法再从“监督检查”的看管室中溜出来共同商议。可是，又是一整天，从早到晚，渺无音讯，父母那边更是不知实情，又不敢轻举妄动，真是心乱如麻。后来才知道，哥哥那天早晨就由两个农机院的红卫兵押送给地兴居外馆中学的红卫兵，脖子上挂了一个大牌子“反革命分子姚监复”，他和被抓去打得背上体无完肤的父亲分开来进行残酷斗争。直到半夜12点，农机院红卫兵乘着卡车来，一看哥哥还活着时，大骂：“他妈的，老子来收尸，你还活着!滚回去!”只是由于一位中学红卫兵的头脑清醒，认真思考了哥哥在残酷拷打后拒不认罪的答辩：“我有什么反革命罪行的事实?如果他们告诉你们具体事实，你批斗，我认罪。如果没有事实，只挂一个牌子，就斗死，会不会有人借刀杀人?”因而，没有斗死哥哥，他捡了条命在卡车上跪着“滚回”农机院了。这样的一天，他怎么还能见我们?星期一，我必须去机关上班，参加批判会，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的教育。正是在批斗大会的会场，忽然广播里叫到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故，匆匆向家里赶去。路上迎面遇到一位妇女，她边走边强忍着哭泣，这位看上去是高级知识分子夫人的痛苦脸色更增加了我心中的惊慌和担心。

我急匆匆地奔上了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搂，扑入眼帘的是一走廊的人群，紧紧围在筒子楼厕所对面父母住的一间小房子门外。一个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上，执行守卫任务。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以后，他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我进屋一看，心像被刹那间扔进了冰窖，全身都缩紧了。啊!这是什么景象啊!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器物!从三姐由苏联带回的手风琴到床上的被褥、枕头，从书报到衣箱，从我放在父母处的每月工资的银行存折到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统统地抄走了。15平方米的地面上，满满地覆盖着那些被撕碎、被打烂、被砸坏了的东西，我的一生从没有见过比这15平方米更加凌乱、更加凄凉、更加沮丧、更加惨痛的地方。我的哥哥、姐姐都先来了，他们蹲在地上翻着、拣着，我也随着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似乎被千军万马践踏、蹂躏过的15平方米的水泥地上翻找着，实际上我们不敢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神，怕充满眼眶的泪水流出来，怕哽咽在喉咙里的哭声哇的一声爆发出来，都低下头来凝视地面。当我们翻出半张还能看到父母和参军的姐姐们的军装照时，盯着我们行动的外馆中学的红卫兵立即把这些撕得粉碎的照片抢过去，再用力地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片；我们又从乱纸堆上发现能留下父母墨迹的半张信纸时，又被红卫兵夺过去，再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纸。在我们兄妹低着头忍着悲痛在地上翻着、门外堆着几十人在看着时，突然进来一个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这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但是现实的因果关系的无情事实使我自从那天以后，一看见这种类型清秀的脸庞，就会想到难忘的15平方米地面，而不自主地会有种要呕吐的感觉。

这位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即我们的母亲)死了，现在第六人民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事。姚剑鸣(我们的父亲)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我的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绝不能哭!哭会带来大祸。我深深地低下了头，翻弄着地下的破碎纸片，可是一切都模糊了，我强忍着，不让一滴泪流出来。

哥哥更惨，胸前还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姚监复”大黑纸牌子，实际上他只不过贴了农机院领导的几张大字报。他立正站着，旁边还有两个农机院红卫兵押送着、监管着。到了这个时候，哥哥还没有失去冷静，提出了一个我们正想追问的问题，他似乎忘记了脖子上“反革命分子”牌子的分量，眼睛盯着女红卫兵问道：“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去派出所销户口，要向他们报告死因。”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似乎难住了这位清秀的很年轻的女孩，她没有也不敢如实回答，而是轻声地似乎理不直气不壮又装作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我们心中非常明白，母亲一生从来没有高血压!但谁敢开口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哥哥多年后一直在后悔，当时没有请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话“高血压”和她的名字写下来，当时是去派出所销户口的书面凭证，今天可送给巴金建议的终将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保存。派出所的警察在哥哥注销母亲的户口时，不想问死因，而按照红卫兵要父亲“滚出北京、回农村老家”的“勒令”，哥哥要迁出父亲户口时，反问：“要把姚剑呜的户口迁走吗？”当晚，我们把父亲从后楼扶到这间满目疮痍、空荡、杂乱、悲凉的房间里，拨开地下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碎的棕床板(这还是父亲退休后从武汉带到北京的)放在水泥地面上，费了大劲用酒精分开血迹斑斑的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搽抹他背上的几道深达1厘米的伤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疼，只关心他的五个子女和陪伴他34年的苦命妻子怎么样。我们嗯嗯应着，把一包破棉花当枕头，扶着父亲慢慢地躺下来，睡在地面上的武汉棕绷床板上。买了一些点心给他吃，他也不知道多少时间只挨批斗，没有进食了，据说几天中只有一位胆大的好心的邻居，烧过一点稀饭给他吃过，他没有心思和口味吃东西，而是不断地反复追问：“你姆妈怎么样?”我们只好骗他又不是骗他地告诉他：“姆妈在第六医院。”他还关心着更可怜的母亲：“她还在医院吗?”看见父亲遍体鳞伤、衰弱不堪、精神恍惚，不断地喃喃自责：“我害了你们!我害了你们!”谁也不忍心告诉他真情，只是嗯嗯地答应着。我在静夜里亲耳听到他清清楚楚地对我不断地诉说的一句话：“我们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这句话多少年来在我耳中震荡，因为它是那样哀怨，那样催人泪下。也许他想到的是在1932年白色恐怖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冒着生命危险，让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在家里“打麻将”，而来的人、谈的事他是心里有数的，在黑夜里雇马车穿宪兵司令部的军装将市委书记的夫人，被通辑的市委负责干部送到下关轮船码头安全地逃出虎口；也许他想过把在黄埔军校时有周恩来讲话的资料藏在农村小阁楼里，解放后交给党组织，他还给一些离家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朋友的生活困难的家属予以经济接济，从未想过再要什么报答，也许他想过潜入敌营20年的廖运周同志，廖率领110师起义前，他曾协助工作，起义后转移家属，将全师军用物资按廖运周密电发往准备起义的张轸部等等。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认，红卫兵小将不承认。如果他天上有灵，知道刘少奇主席、彭德怀、陈毅、贺龙元帅做的好事之多、功劳之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命运之惨，对自己的“做多少好事也没有用”的哀怨就会找到更多的知音和共鸣了。

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接受批判，无法自由行动，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然后回安徽宿松原籍。只有作为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我战战兢兢地找到第六医院，又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管事的老头恶狠狠地问我：“怎么死的?”我小心翼翼地按照女红卫兵的答案说：“高血压。”他说：“嗯。一会儿火葬场来车。等着吧!”不一会儿，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了。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我快步地跟在旁边走，急切而悲伤地凝望着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我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却让血迹粘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是偏在一边……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了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仲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的最前面。当我从上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是他杀?是自杀?不知道!至今不知道!!我还看清了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正在我处于极度恐惧和悲恸不已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吼叫：“是斗死的!什么高血压?是斗死的!”我被吓得一下子从踏板上蹦了下来。面前站着停尸房的那位恶老头儿，正气势汹汹地向我咆哮。突然间，一股怨恨从心底升起，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一改几天来的低声下气，我竟然也跳起脚向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怎么知道?!他们告诉我的!我去问谁!?你说，我去问谁?……”本能的愤怒和反抗把我从一只任人宰割、侮辱的羔羊变成像一只要张口把他吞下去的野兽，恶老头没料到这一手，竟往后退回去了，同时嘴里还不断地咕哝着：“什么高血压。斗死的!”我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她是孤独地没有亲人陪同被拉运到火葬场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我在运尸首的灵车远远逝去以后，立即转身向火车站奔去，想最后见父亲一面——这果真是最后的一面。我在月台上找到去武汉的列车时，父亲已坐在车厢里，他傍着窗口低声地亲切地唤着我的小名，深情地嘱咐我：“以后要听哥哥、姐姐的话啊!’’隐含着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的绝望，似乎已将他的父辈保护人的责任转交给我的哥哥、姐姐了。我强忍着泪默默地点着头，凝望着他。车窗外，我们旁边是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像我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车上的一对落难的老人，我猜想，一定是他们的孙子、孙女，来送被轰出首都，和父亲一样被遣送回原籍的他们的爷爷、奶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为什么没有来送行，是不是也遭到了不幸的打击。我们这些命运相同的天涯沦落人，都在强忍着眼泪和悲痛，都有无数想说、要说的话，但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或者是一句也不敢说。在站台上沉重的沉默的哀伤气氛中，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我最后在车窗外面对父亲喊出声：“爸爸，保重……”我随着慢慢驶离北京的车厢向前走着，死劲盯着是生离但不愿是死别的父亲的眼睛，在父亲依依不舍的目光里，我看到的是闪着惊恐、胆怯、忐忑不安和为我们担心的神色，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终生不会忘记的最后的印象。

走出火车站，我仍然赶回到那间似乎已被千军万马报复扫荡过的15平方米的小屋里，这里曾是我的父母亲住了3年的温馨、亲切的自己的家，现在，我孤单地站在真正是家破人亡的废墟之中，悲愤、怅惘、茫然……我不期望还能找出一件可以留作纪念的遗物。小屋散发出阴冷、混浊、悲惨、凄凉和恐怖的气息，似乎还能依稀看见在毒打、逼供时的母亲，她宁死不屈，绝口否认诬陷她是什么“特务”之类的不实之词，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和子女的命运忍受了酷刑和死亡的威胁，整个漫长的文革期间，任何专案组拿不出一句母亲招供的话来打击她的子女。她以生命保护全家免遭最恶毒的毁灭性的打击、挫败了企图从66岁老妇人打开缺口承认是“特务”，再炮制星期天与子女聚会是“布置特务任务”的恶毒计谋。她只是一个善良的，纯洁的、普通的小学教员和像普天下同样热爱子女的母亲，只是从小就懂得做人要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素洁的白莲花。

我不敢在这间失去了温情，却充满了杀机与恐怖的小屋再停留了。我环顾四周，还有一件血衣和一个破木盆是没有被完全撕烂，砸碎的。这件从父亲身上用酒精与伤口剥离开来的血衣，仍放在地面的棕床板上，我没有胆量把它拿走，但是我把它放在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不论谁再开门走进来或者任何人走过这间房门口，都会看到这件血衣，都会想起含冤逝去的老人。然后，我提起扔在墙角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盆，这是母亲从南方带到北京的红漆脱尽了的旧木盆，也是全屋中唯一一件历经劫难尚能保持原状的家具。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永远离开了这间终生难忘的小房间。

我回到了大姐家，把母亲用过多年的小木盆放在旁边，尽情地洗了洗奔波了整整一天的又脏又疲倦的脸。当我抬起头来从镜子中看到自己那张麻木而毫无表情的面孔，从我的眼光里又看到了与母亲死别、同父亲生离也或为死别的悲痛情景……我突然按捺不住地哭了，我的两肩不停地抽搐着，强忍了一整天的眼泪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母亲已不在人间了。他抱头痛哭一场后，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的老家，在屋后小山上的松林中长眠着我们的祖母、他的母亲。在寂寞、孤独、胆战心惊中他极为痛苦地生活了两年。他无时不牵肠挂肚地惦念着仍在被批斗、下放和不断接受再教育的五个子女的困难处境和未来命运。他终生自责：“是我害了你们!…‘在30年代白色恐怖的年代我要求加入共产党，我们帮助逃出南京虎口的党员对我说：‘你的孩子多，加入组织危险，不入党也能做很多工作帮助党。’但是，最后我还是给全家带来了灾祸。”他也深深地向我叹息：“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终于恶运降临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高潮中，农机院的专案组两人不远千里找到了安徽大别山脚的小村庄，对父亲进行了一场相当凶狠有力的“谈话”，专案组告诉他，他的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由于他的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机院革委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了，他自己也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批斗，这样的当头棒喝使他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与悔恨中自缢谢世了。

他失去任何幻想与希望，被逼上了毁灭自己的解脱之路。他的忍受煎熬痛苦的能力超过了常人能承受的极限。他的最后日子是怎么度过来的，他是不是想给自己的子女留下最后的遗言，他的遗容会不会带着母亲同样的无穷恐惧、愤懑、疑惑，对子女未来命运的惦念、死不瞑目……远在天边、分布四面八方的我们五兄妹不知道，看不见，但是我们从母亲的死亡能清楚到知道和看见父亲的死亡。多年后，我的哥哥在后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乡亲们埋葬的没有碑文的父亲的墓前，把我写的《儿女祭》和五包香烟，五个苹果，作为五个子女的祭物奉献给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乡亲们不忍心把父亲最后日子的惨状告诉哥哥，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姑妈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哥哥的臂膀，另一只手轻柔地抚摸着已经60岁，年龄与当年回老家的父亲相仿的哥哥的微秃的头顶，深情地盯着哥哥的眼睛不断地说：“像啊!真像你爸爸!”突然不断地极为痛苦地抽泣起来说；“你爸爸真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老姑妈90多岁了，但是她的手，不知是由于同情、悲痛还是愤恨，把哥哥的手攥得那么紧，那么痛，她的“可怜啊”的哀鸣把哥哥的心，把我们五兄妹的心上多年尘封的深深的伤口打开了，心在痛、在哭、在流血……父亲和母亲一样，没有为我们五兄妹在临终前留下一句遗言和一件遗物，也没有一个子女能在最后告别人间的父母遗体前放声痛哭或低声抽泣，但愿有天堂，使先后离开我们的父母在那里相会，互相照应，忘记对他们不公正的痛苦的人间岁月。

多少年了，多少个难眠的夜晚和难挨的白天都过去了，我没有去扫过墓，甚至父母遭厄运后，连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都未曾有过。太多的泪水与悲痛都压在心底了，泪早化为血了。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了20年以后的今天，1986年6月20日，我怀着痛苦和悲哀的心情、含着泪水和希望在回忆，用墨水也是用心血写下这篇祭文，愿它化为一股青烟，给在人间受尽折磨、痛苦如今定在天上的母亲和父亲，带去儿女的一片真情与心意。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忘记你们。我们更不会忘记你们所经历的，也是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文革”的这场苦难。中国正在变，我们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希望自己的伟大祖国变得更美好，因为我们绝不愿意我们的下一代再受这样的苦。姆妈，你听见我又一次这样呼唤你了吗?安息吧。姆妈!我要在你这个对我最尊敬最慈祥可爱的普通人的名字——贺定华的后面，写上用在那些逝去的伟人的名字后面的4个字“永垂不朽”，刻在我们五兄妹的心碑上。

                                                                      1986年6月20日

附：

姚监复：《儿女祭》后记

这只是我妹妹姚蜀平1986年6月20日写的《儿女祭》的摘录，对父亲、母亲之死的记叙。至于那个时代中我们五兄妹充满悲欢离合、甜酸苦辣的遭遇，以及“我们想忘掉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大革命不忘记我们”的长时期不公正的生活待遇和被株连九族的悲剧，我想过些年再写吧！需要告诉编辑和读者的是，《儿女祭》作者劫后幸存的五兄妹的命运和逝者的名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都有想象不到的转折。父亲姚剑鸣的起义军官证明书，1986年12月9日由武汉军区、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出；母亲贺定华由北京市东城区五路居街道委员会作出平反决定，退赔抄家物资折款400元整；长子姚监复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次女姚一平仍在北京航空大学任教授；三女姚山平调到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所任高级工程师；四女姚南平从浙江温岭的小学调至浙江教育学院任副教授；五女姚蜀平调至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后应聘为美国几个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比起“文革”，中国正在变好、已经变好、明天应该变得更好，我们这个家庭同千万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家庭一样，是同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相关的。

文化大革命给个人、家庭带来痛苦与灾难，更给党和国家带来极深刻的痛苦与灾难。一定要向前看。但是“文革”这段历史及教训不能忘记。赫尔岑说得好：“向后看就是向前看”。许多值得深思的事、物、理，不应该忘记或一笑置之，特别是“文革中的我们”的一些当代“英雄”能自认为目标是革命的，不顾手段是残忍而卑鄙的。虽然后果是悲惨的严重的，而至今“良心却是平静的”，他们是否有必要静夜扪心自问，回顾和深思以往的所作所为。

我想，“文革”的出现，席卷全国十亿人的原因极为复杂。但是愚昧、野蛮、残忍、无耻和封建法西斯私刑能以革命的名义出现，最深刻的根源是生产力的落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一代终于通过“文革”的反面教育认识到必须切切实实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落后和野蛮的根源。至于个人的悲痛、委屈、家破人亡的惨剧可以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中。含着微笑，向过去告别。但是为了现在和未来的中国，为了十分勤劳、十分老实、十分可爱又十分可怜的中国老百姓，必须为提高中国生产力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实事、真事。为了让中国土地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和全世界历史上空前的也希望是绝后的第一次也但愿是最后一次的“劫难”，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生产力。

当人们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与天奋斗，确实其乐无穷；遵循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客观规律，与地奋斗，确实其乐无穷。当人们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人民意愿，同侵略者、压迫者、专制独裁者斗争，与人奋斗，确实，其乐无穷。

但是，当领导者违反客观自然规律，主观地野蛮地破坏生态环境，使人类成为新的自然灾害的祸首，从黄河断流、长江洪水到北京风尘暴，这样愚蠢地同自然规律对着干的“与天奋斗”，只能是：其乐无。穷！当领导人违反客观农业规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顾农业生产规律，进行掠夺式经营，种植业地力衰竭，渔业竭泽而渔，林业赤字累累，畜牧业超载过牧，资源被破坏，土地沙化、硷化，草原退化，这样愚蠢地同农业生产规律对着干的“与地奋斗”，只能是：其乐无。穷！当领袖人物违抗社会发展规律，想超越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穷过渡、大跃进到共产主义，对一切头脑冷静的智者进行大批判，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古今中外罕见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样野蛮地同社会发展规律对着干，极其残忍地“与人奋斗”，其结果只能是：其乐无。穷！

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它使中国人民清醒了，开始摆脱盲目地、愚蠢地违反规律地无效斗争的“斗争哲学”，渐渐地不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的思想束缚与麻醉了，从文革的疯狂斗争的狂人状态中解脱出来。认清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生产力是最根本的，人是最可宝贵的。比起1966年的8月，现在的中国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更有人性，我们坚信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但是，绝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和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是几千年文明史中最黑暗最残酷的一页，党指出过的“封建法西斯的“文革”绝不是空白。我们都想摆脱“文革”风及其遗毒、遗风、后遗症的纠缠与防止它们的复活，消除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潜在和现实动因，我们有必要回忆与认识、承认与分析、解剖与渗透“文化大革命”的封建法西斯性质，然后我们才能真正不争论，真正一心一意地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道路、政策，才能真正做到一百年不动摇、永远不动摇。

 

                                                                    1998年11月1日

（《儿女祭》原载于1986年《秋水》杂志第19期。摘登于《思痛母亲》一书，者永平、关圣力编，中国戏剧出版社，“那个年代”丛书，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