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荒》之二：

  生硬的革命者记忆

第二天，队里召开欢迎大会，授给我们每人一个忠字牌（即用红电光纸裱糊的心型纸板，有碗大小，中间贴一个黄色的“忠”字），戴在胸前。宣传队还表演了忠字舞。，只有进入黑龙江，才沿路看到这个阵仗，边疆省份发明的“忠字化运动”还真不一般，太好笑了。会后，每人领到一把锄头，从此，我们就是北大荒的人了。

北大荒的“大”，除了辽阔还有气魄。每个生产队的耕地都是几万亩，地块以数字排列，叫一号地、二号地，一块地号几千亩，播种、收割全部是机械化作业。机械不能干的活，人才去干，譬如玉米和大豆要用人力锄草间苗，一块大豆地横3000米，竖2000米，眼看着不远，半天锄不了一根垅。譬如麦收秋收，粮食进了场院，翻场收场、装袋入囤，连喘息的功夫都没有。譬如连阴雨中的小麦地，大雪埋没的大豆地，都要人力收割，站在没踝的稀泥或没膝的雪地里弯腰挥镰，滋味真不好受。

我们初来乍到，正是麦收季节，每天都有几十吨小麦从地里拉进晒场，从早上三四点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那不是干活而是打仗。一看天边有可疑云朵漂移过来，经验丰富的场院保管员就招呼大伙儿赶紧收场，连队上空响起紧急钟声，后勤人员跑步赶来，连刚卸套的驴马也牵来加入战斗。起先嘻嘻哈哈的我们，往往不等把小麦收拢苫好，大雨就瓢泼般砸下来。北大荒的天空瞬息万变，优秀的场院保管员就是气象专家，我们队的保管员、老铁道兵李顺义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呢。天热活忙，人人汗流浃背，有次我不听老同志劝告，穿了件半袖衬衫，结果两臂的“阳面”晒出了累累水泡，水泡融合，大个的赛过鸡蛋，火烧火燎夜不能寐，就那样也没有误过半天工。把小麦全部摊平，它们晒太阳，我们躺在阴凉地的片刻，别提有多舒服了。

到连队过了大约半个月，副指导员老董（山东支边青年，当年27岁）找我谈话，说队里决定让我担任气象员和出纳，气象员只要6小时一次去气象站记录风向、风速、温度和湿度就行，出纳的主要工作是发工资和日常的资金收支。气象站在大野地里，半夜的查看实在犯难，我既怕鬼又怕狼，虽有要好同学陪着，也止不住心里发毛。出纳的活儿不难，我第一次发工资，从分场领来钱，不懂得要事先点好装袋，而是当场数钱，来一个发一个，好在最后亏得不多，就几毛钱。这些工作都是“业余”，一做完我就上场院去干活。

一个月后，小学校开学在即，连里又决定让我当小学老师，立刻着手准备开学的工作。看到同学们天天晒得面红耳赤，衣服后背全是白花花的汗碱，累得不言不语，一头栽在铺上，我觉得自己好象做了亏心事。有天下工后，趁大伙儿去食堂打饭的空挡，一个同学对我说：麻杆儿，你知道同学们说你什么吗？你根本就没过劳动关，怎么能当老师？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当晚就去找指导员，坚决拒绝去小学校。1958年转业的解放军前军官，胖胖的孙指导员听完了我不当老师的理由，呵呵呵地笑起来，像哄小孩儿一样拍着我肩膀说，女同志干会计和教员，是咱们这里最好的工作，队里让你干是对你的信任啊，当然，也看你还小，长得这么单薄，重活你哪干得了？我说我没过劳动关，老头儿说，劳动关可以慢慢过嘛，等你长结实了再大几岁也可以过嘛。

我负责教一年级和六年级。一年级的新生是我挨家挨户招来的，一共30人，最大的12岁，最小的5岁。5岁的小姑娘叫小燕，长得特别可爱，脸蛋上两个小酒窝，天生一副笑模样。妈妈起初不同意小燕上学，才5岁，大名还没起嘛，就去上学？我说大名叫海燕好不好？苏联作家高尔基有篇散文就叫“海燕”，她妈妈一高兴，就把女儿交给了我。马德花也是我上门招来的，她是个皮肤白皙的小姑娘，一头棕黄的头发天然卷曲，粉嘟嘟的脸蛋，胖胖的小身子，跑起来摇摇摆摆的，憨厚可爱，像个洋娃娃。马德花6岁多，显然比小燕“成熟”，从我去她家招生的那天起，就成了我脚前脚后的小“跟班”，给我拿粉笔，帮我擦黑板，上课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做完作业总是想第一个让老师看。一年后当我辞职不干后，马德花几次跑到宿舍看我，总是追问：冯老师，你咋不教我们了呀？眼睛里满是遗憾和不舍。

开学了，边疆的学校也在百废待兴中。我教的“复式班”有一年级新生30个，六年级老生3个，是3个老师中学生最多的。没有课本和教学大纲，每天教什么，没人告诉你，全凭自己编。一年级还好说，从1、2、3和A、B、C开始。六年级就很伤脑筋，只能从毛选里挑短文，再编些应用题，算做语文和算术两门。还教体育和音乐，体育就是大小孩子一块玩老鹰捉小鸡，音乐课就是唱革命歌曲。上课了，给一年级讲课时，六年级就抿着嘴笑，像是上边来听课和检查工作的领导，给六年级讲课时，一年级的孩子就大眼瞪小眼。有时看到他们交头接耳，拉起一个厉声问道：“你们在说什么？”小孩子转身指着六年级：“他们说冯老师的外号叫麻杆儿。”真是的，哪里有什么师道尊严？如果看我气急败坏，大孩子反而像家长似的安慰我说，冯老师别生气啊他们不懂事。3个六年级的大孩子都十五六了，我干脆让他们仨做助手，分片包干指导一年级。几个月下来，大孩子虽没长进，小娃娃们却有了不小的收获，会做简单的算术，学会了汉语拼音和一些汉字。当然，也有几个小孩子把字写成蝌蚪文，特别是12岁的那个男孩，幼年得过大脑炎，他总把一个字分开写在两个格里，愣把中文弄成了日文。

一年以后，我坚决要求去农业排劳动，孙指导员被我闹得烦不胜烦，答应可以考虑我的要求。新学期开学在即，一个晚上，全队在大食堂集中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后，孙指导员再次宣布让我当老师，我嚯地站起来，大声宣布坚决不当老师。老头儿非常恼火，手里扬起上级党委对教师名单的批文，严厉斥责我必须服从命令。散会后，与会者照例集合连夜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拦住指导员，和他大吵大闹。第二天，我就被派往农业排劳动。

写到这里，我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同学中许多是“老高三”、“红五类”、共青团员，而我，出身不好、初中文化、白丁一个，凭什么总是受到“优待”？领导明明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不让我做重活，把最好的工作给了我，我却执拗偏激，蛮不讲理，毫不领情。当我懂得感激和感恩时，那些关心爱护过我的北大荒前辈们，已经下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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