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活散记：

（1）吃污

寒冬时节，农活也就不多了，也就刨刨大粪，为了来年吃饭。

十来个穿黑布袄穿草绿袄的围着半人多高的粪堆不紧不慢抡着大镐，冻得坚如顽石的粪肥一镐下去一个白印，蹦起的粪末冰渣凑巧了，直蹿进口里，凉丝儿丝的入口即化，“呸！呸！呸！”不敢咂味赶紧吐了。

吃屎，上海人叫“吃污”——拉屎就是“撤污”——刨过大粪的人有谁是没吃过污的？不知是吃了谁撤的污，我操他妈！老杨家的还是老吕家的大老爷的还是小媳妇的虎犊子的还是病秧子的大葱大酱分解的还是酸菜土豆分解的大饼子的尸身还是臭米面的后代有大肠杆菌还是有痢疾杆菌有蛔虫卵还是有钩虫卵？不曾想不敢想不能想不去想不要想。

——会不会就是自己撤的污？那不冤，谁叫你撤的污还留下了？！

落户的农村地广人乏，污是稀有物资紧俏资源，除了肥田好收粮食喂肚子，猪啊狗啊也把污当作口粮啊，集体户的厕所更是公猪母猪骚扰侵袭糟蹋掠夺的重灾区，那吉林农村黑毛猪又一概放养，在村头野地里自由散漫随意溜达。

一人多高的土坯四方一围，厕所入口处土墙一兜，既文明雅观遮羞实用又有了迂回曲折别有洞天的中国园林建筑之美。内里掘地挖坑，池上横俩木板，搭鸳鸯桥，遂有小桥流水的景致又时有轰隆大气之境界。大功告成，哥们儿疾步跨桥，马步沉腰堕臀下蹲干那好事。那地儿，没有顶，却有通天彻地天人合一的舒畅；没有门，却符合通风换气预防SARS的标准，真正是好。

新盖茅厕三日香，没三日呢，我们南人的污或许真有不同，兴许那北国的猪狗们也早厌了自家的伙食，想尝尝淮扬本帮杭菜甬帮的遗风遗味，尤在冬季，粪坑冻结实了，刚出笼热气腾腾的新鲜玩意儿盘堆在凹凸冰面上，惹得那帮无赖盲流——猪啊狗啊的十分地喜爱。

那猪公（婆）的智商也确实高，那猪公（婆）的嗅觉也实在灵，你憋气使劲正专心出恭呢，那流氓黑毛猪公就在门口流连，呼呼喘着粗气为你数着倒计时，时间稍长，那猪公更急不可耐探头探脑哼哼哧哧拱鼻拱嘴示威逼宫，极恼人。有时听得围墙隔壁厢有窸窸簌簌的声响，这边厢就大气不敢出，待脚步去了，却又闻得惊天动地“呼噜噜”猪公吞食的放肆，牛逼得很。有时你迫不及待清仓出货，兴冲冲却见黑毛猪公拱翻了双桥，奋勇下探甩耳晃脑满足食欲，霸道得很。还不能马上驱赶，要侧身腾出位置，不然这黑毛流氓满嘴污还不蹭你一身拱你个跟头？！

人生三扫兴：洞房花烛夜——火灾；金榜提名时——脑梗；憋气欲放时——无地。这种熄欲扫兴惹火愤恨之事，脱口而出我操你妈！

顿觉失口，不能呀我操你妈！

见过小鸡叽叽喳喳扑腾着啄污。

苞米灌浆成熟，在野地里在青纱帐里点火烧烤真是一种刺激，除了口欲还有挑战，三四人围着青烟袅袅火花噼叭，得避开看青者不让众人察觉不让队长知道。完了把火踩灭了处理了作案现场，手背把烟黑的嘴唇抹干净了，钻出苞米地没事儿一般。唯有那污要泄底：污里自有黄金“珍珠茶”“粒粒橙”，正是小鸡争抢的最爱。

东北农村污之吃香（不是吃着香！），人要猪要狗要鸡要，近百号人的小村落自产哪能自足（就连口粮政府每年都要返销的）。春耕前，筹银去长春买两车污是生产队长的工作之一；春耕前，手持二齿钩和泥“捣（倒）粪”是社员的农活之一。解冻又冻，“捣（倒）粪”那活竟是将污——细细审视块块扒拉——不能说的！不说不说了，真——正——恶——心！

“吁——”打住！

写下“吃污”这个题目，就有点后悔。一字字写来竟一道道闻来竟一路路瞅来竟一幕幕演来。

没办法，真没办法，这就是生活吗，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过过的生活。

（2）敲定

从小就知道“轧朋友”，此“轧”念“gá”，这“轧”字用得好。

上海话中有几个字是极好的，除了“轧”，还有一个“斩”，说奸商“斩”客，不像北方说“宰”。“斩”是由上至下舞刀挥砍，目标直对颈部，擒贼先擒王，取人先斩首，是有幅度的有力度的屠夫的动作手势，真正堂皇、利索、大气，叹为观止。“宰”，阴森小气拖沓，不合北方汉子的脾性。

80年代初我在上海番禺路一弄堂内的有色合金线材厂作劳力，所在就是“轧车班”。将铜棒高温加热烧红，送进轧车，经三四组轧辊挤压成细卷。高高的厂房黑洞洞灰朦朦，唯有卧式加热炉呼呼冒着黑烟闪着明红暗火，烧红通透的铜棒在钢滚子上隆隆穿梭，暗红铜线从滚动的上下轧辊中蹿出，划出急速优雅的长长弧线。百炼成钢，男女之间也是这样经过高温轧滚碾压，由热由粗变细变长冷却成型。“轧”，有交汇碰撞，有敲击火花，有摩擦缠绕，最后融合统一。

60年代末，不知怎么沪上坊间不再说“轧朋友”，俩人在轧朋友，就说这两人“敲定”了，介绍自己的朋友，就说“这是我敲定”。

1969年3月，离开上海远赴东北插队的“战斗××号”海轮上，傍晚的甲板之上穿着红绿针织拉链翻领运动衫（俗称：大翻领，由体校造反派开此风气之先），披着草绿大衣的对对“敲定”惹眼，在我们这代人从未受过青春期教育，未经性启蒙，还懵懵懂懂时，他们是我们插兄插妹中的前卫者。

“敲定”，敲定有敲定的道理。锤落钉钉，一锤定音，就是这意思，比“轧朋友”干脆爽快，也比“谈对象”简单坚决。想来亦是受文化革命暴力的影响，大刀阔斧，雄纠气昂，没有婆婆妈妈缠缠绵绵卿卿我我粘粘糊糊神魄颠倒魂牵梦萦死去活来。挥舞革命的铁锤，砸烂帝修反！用革命之锤把革命之钉敲入双方革命之心，先“敲”而后“定”，既“定”，就永不变心，这样一想，“敲定”也就有海誓山盟的意思了啊。这钉是“穿心钉”、“爱之钉”，或许从丘比特之箭演化而来也未可知。

30多年前，轮船火车卡车马车一路把我们拉到生产队。坐在颠簸的马车上从公社发配到生产小队的路上，刮着大风的阴沉天空里卷起了雪花，我蜷身冻得缩头缩脑，眯眼看得东张西望，我的贼眼还是“一看就看出来了”，同一辆马车上那对男女是“敲定”。窃窃私语，不顾陌生环境恶劣气候：我的眼里只有你，你的眼里只有我，沉浸在温暖甜蜜小气候中。外面的一切与我何干，只要我俩。在土道的颠簸中，那位男青年——后来知道姓翁，回族——在惊呼声里跌下了马车。

“当心呀，侬要当心呀！”女青年小脸煞白。

后来熟悉了，上海时代中学毕业的翁告诉我，那一摔，巧了，原本手背有一鼓起的硬硬小圆包，竟然没了，不见了，好啦！

知青中的所谓“敲定”最后大多难定，世事艰险，前途蹇涉，留下只是旅途插曲，人生历练，命运波澜，身心疤痕。

惨的是有“敲定”不成被“搞定”的。

1969年还是1970年的夏，因各地多有女知青被大队书记公社主任连队指导员兵团政委“搞定”，遂有中共中央所谓保护知识青年26号红头文件，有“江青同志”讲话：看了材料“我流泪了”一说。还记得去公社所在地听县公审宣判大会有线广播，倚在墙角尘土泥地上坐在树丛灌木绿荫旁，乱烘烘闹吼吼高音喇叭回声尖啸，依稀听得公主岭知青“反革命流氓犯”吕清林强行“搞定”多位女知青，又“收听敌台”，“罪大恶极”被判死刑。

一年多后上调进厂，同进厂一白胖知青被人背后指点：她是吕清林集体户的！

我们集体户的那对“敲定”，一“定”之后竟然不变，出工干活你帮我我帮你再累再乏挺过来，生活琐碎我疼你你疼我再穷再苦熬过去。什么流言什么讥讽什么冤屈什么误会，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问候一个表情，统统摆平。一年多后，俩人转去宁夏回族自治区。前两年偶尔听说，他们一“定”至今，再也没有松动过。

这一敲的力量就贯串一生。

近十来年敲定的小锤用得多了，法院宣判，拍卖竞价，决生死定命运，争夺搏杀。不过“敲定”一词也仅用于生意场上了；而被“搞定”的，多半是所谓“有关部门”的政府官员行政职员。男女相恋上海滩还是以“轧”称。

每天下午在徐家汇绿地，十四五岁穿着校服负着沉重双肩背包的小男生小女生手拉手嘴对嘴，“定”它干什么？“好”就行啦！

耶——耶——！

（3）云南大头菜

孩时即知道几种与地名相连的食物，记得最牢的是“太仓肉松”。儿时患病，体软无力，胃纳不佳，母亲熬一小锅白米粥，买一小三角包太仓肉松，一丝丝黄黄的松松的，用筷尖夹一小撮，嗍一大口稀饭，味鲜美，人舒畅，似乎病也好了一半。还有“萧山萝卜干”，平民的食品，价廉物美，咸中带甜。夏日，切丁与毛豆同炒，老黄嫩绿，清香爽口，勾人食欲。还有“高邮咸蛋”，破壳剥一口子，露凝脂蛋白，筷头插入，红黄油急速溢出，不由垂涎欲滴。现在超市里的所谓“红心高邮咸蛋”，质劣味次，名不副实。而孩提时的零食也大多与地名相连，什么“三北豆酥糖”、“三北盐炒豆”、“绍兴香糕”。

抗战时期，全家滞留江西赣州泰和，最后迁徙重庆，母亲在泰和当地居民处学得一手制作“豆豉”技艺，到重庆又学会了腌渍“四川泡菜”。抗战胜利15年后，母亲这一手帮助全家减轻了“3年严重自然灾害”。

上世纪50年代，父亲从中央财经学院进修回来，我们兄弟姐妹欢欢喜喜见到皮儿薄如蝉翼的“北京茯苓饼”，幼小的我都记住了这是“慈禧太后吃的”；又捏一小块黏黏的放进嘴里，于是这甜甜蜜蜜的“北京蜜饯”（果脯）也记在了心里。

父亲还有个年轻时的朋友，解放初毅然放弃在基隆的美差，小舢板渡海冒险从台湾返回大陆，欲投身新中国建设，却不料被逼供审查，发配青海。最后放生，苟且在无锡老家耕地务农，什么满腔热血理想抱负一场空，总算大幸拣了命一条。好像是60年代初期，他来看望父亲，当时也才四十来岁，却已黑瘦苍老驼背。他诉说青海悲惨劳作，草根裹腹，饿尸曝野。也算是我党优秀党员的父亲惊慌，事后一再叮嘱在旁的姐姐千万千万不可外传。我却只知道有“无锡肉骨头”，小小的扁扁的纸盒，红黑的甜甜的骨头。这是有点档子的算是礼品了。爸爸的朋友，还记得他姓张，小小的一盒“无锡肉骨头”，必是张伯伯忍痛出血，这是多少天的口粮？

还有听说过的、我等小百姓却难得一尝的各地名食，如“南京板鸭”、“金华火腿”、“北京烤鸭”等等。

再后来，18岁闯关东，常走京沪线，知道了“符离集烧鸡”、“德州扒鸡”、“天津狗不理”……

1973至1977年间，又利用每年的探亲假跋山涉水，云贵川、陕豫鄂、赣浙皖，攀山渡水，寻古迹访名胜；探幽觅奇，瞻佛祖仰道经，顺便品尝了“泰安煎饼”、“西安泡馍”、“湖北豆皮”、“宣威火腿”、“云南过桥米线”……

地名和食物链接，地域由美食传载，真是绝妙的地理教学。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对中国地理感兴趣，对名山大川有兴致，或许就是受“太仓肉松”、“山东高粱贻”、“桂林腐乳”的启蒙？70年代还热衷于《地理知识》杂志的阅读，为了收集补齐煞费苦心，不惜匿形潜入厂子工会“偷窃”，或许这就是“苏州豆腐干”、“南通脆饼”、“宁波黄泥螺”的诱惑？作孽，作孽，真正罪过！

不过，印象深刻的倒还是“云南大头菜”。

1969年3月，伟大领袖气势磅礴挥了挥巨手，主席挥手我前进，我前进到东北吉林省四平地区插队落户。来自好几个学校的19个男女知青组成一个集体户，设“户长”一人，另有贫下中农“老户长”一位（此乃“顾问”形式）。集体户按人头有安置费，用以建窝盖房、购粮买菜维持头年的生计。

粮食可以到公社粮库去买，蔬菜只有向老乡求购，已经一个冬季下来，老乡地窖里的大白菜、土豆早已不多。3月的吉林还是天寒地冻，若等待开春化冻播种成长，这段时间哪有蔬菜供应？那过了一冬掉了菜帮子的瘦骨伶仃的大白菜成了稀罕物，那藏了一季已经发黑发软皱巴巴的土豆也成了抢手货。无奈，只得倒退向几千里之外的家求援吧。

心急如焚的家长高层会面磋商，权衡筛选比较，拟定救急方案，为响应主席号召，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特隆重推出——“云南大头菜”！恰有第二批赴吉林四平地区插队的知青启程，云南大头菜就此随着北上知青的前进步伐，在锣鼓声，在“欢送”“欢迎”的口号声中到吉林省四平地区怀德县农村插队落户！

云南大头菜原本就是沪上小百姓餐桌上的家常咸菜之一，尤受嘴多口多肚大胃大劳动人民家庭的欢迎。其形厚道，其质单纯，色重味浓，实沉量足。大头菜由酱油腌渍，色暗红及黑，上施以桂花；碗大圆锥状疙瘩切成连刀薄片，犹如书页；手撕刀切，生熟随意；食之方便，咸而下饭；宜存耐放，色味不变。

当第二批到吉林在双城堡公社插队落户的李兄赶了几十里路，送来了用大蒲包严实包裹着的沉甸甸的云南大头菜时，我们真是感激不尽，众人雀跃欢喜。

也不懂得什么“均衡营养蛋白粉”、不知道什么“全面补充维生素”，没听说过“天天向上脑白金脑黄金”，没考虑过什么“健康成长必需”，云南大头菜与吉林苞米面大饼子支撑着我和我的知青兄弟们熬过了在吉林农村的第一个春天。

30多年后还没明白，号称“云南”大头菜，不知是否真是云南特产，也不知正宗的真真“云南大头菜”到底是什么样？

1976年4月，从四川峨嵋到昆明，借宿在厂子同事“云黑子”（该死该死，竟忘了恩人的姓名，偏偏记住了她的外号）的家——昆明铁路局刚建成的家属宿舍里，墙面白灰味犹浓。昆明的街头闹哄哄和全国一样正在聚众游行，人们高喊“拥护党中央英明伟大决策”，举臂高呼“打到某某某”。大家伙儿早都有了经验，报上登的上面头儿们说的老百姓高呼的常和底下人们心里想的是两码事。我们早看淡了什么时世，也早忘了“云南大头菜”，只抓紧时间去金殿、去滇池、去龙门，去品尝“云南过桥米线”。

实在对不起“云南大头菜”！

于我不该忘记的曾支撑起青春皮囊的“云南大头菜”啊，还有多少人知道？

（4）上调

真的没想到，集体户里第二个离开农村上调进厂的竟然是我。

1971年1月寒冬的下午，太阳西斜，淡淡的阳光绵柔无力，我正出工刨大粪呢，有老乡从大队传话来，要我第二天赶紧去公社，上调了，说是范家屯糖厂。怎么是我？我怎么也没想通。

插队落户到吉林农村的第二年，户长老毛就抽调去了长春拖拉机厂。嘴里不说，大伙儿心里隐隐约约都明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是一辈子的事了，内心的坚冰已经融动，未明的希望已经萌发。只是轮到我这个小人物走，这个不显山露水的人走，自己没想到，别人也想不到，或许是集体户几个哥们儿的好意？

我所在的怀德县柳杨公社小山大队的高家窝堡村在公社的最北面，与永发公社的营城子村隔地（2里地）相望，离公社所在地冯家窑有8里路。

第二天，走在去公社的路上，四野开阔，天地俱静，唯有脚踩干雪的“嚓嚓”声，我心里有点乱。

空旷田野上，积雪里露出一截截秋后留下的苞米高梁茬子，阳光里的白雪有些刺眼，细小的动物爪印在细沙般的雪地上，密密地向前延伸，风刮过，远处扬起白面般的雪雾；沟边一蓬蓬枯草在北风中瑟瑟发抖，地头路旁有丛丛榆树，远处村落有高高白杨。白雪红日，天高地阔，要上调了，可以离开农村了，不知为什么，我好像没有喜悦——我不喜欢范家屯。我的一生难道就此定格在闭窄的灰暗的零乱的范家屯？

总有看不见的手掌控着我的命运，我挣脱不了，哪怕善意还是邪恶或许无意之手。

我生出一种感觉，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被关进了笼子，从广阔的田园被压挤进北方小镇角落，我将失去自由。然后我心头泛起一丝失落感，我涌起一股逃避的念头，我不想去，不想去范家屯！

现在想来，从小，我的内心就有一种不安的骚动，有一种莫名的憧憬，有一份苛刻的挑剔——我竟那样地不安分。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每次从延安路上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汾阳路上的上海少年儿童科技站参加活动回家，回到学校，我总有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的感觉。我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眺望，树梢牵挂着的白云，蓝天盘旋着的鸟儿，晨曦映衬着的房屋……那再远处是什么，风云际会，流星破空，有更多我没见过，我不知道的世界……

我想往。

那是一份天生的、潜伏在血液里的轻浮？那是一种天生的、蛰伏在内心的异动？

就是那份不安，我始终飘浮不定；也凭着那份不安，我终于游子归家。

在公社红砖泥屋的大院里找到“五七办”，找到“五七”干事“柳麻子”。他也奇怪：别人都去体检了，你怎么不去？我不知道啊。柳告诉我，这次抽调是去范家屯糖厂。

“你有近视？多少度？那你去范家屯化肥厂吧。”我的心咯噔一下，本就不想去范家屯，去化肥厂？岂不更糟。

“是不是让年纪大些的人先去，我还要锻炼锻炼，以后再说？”我支吾表态。

“柳麻子”的笑脸上有一种很奇怪的眼神：你就去吧！

去把去吧，于是满脑子里塞满了主席老毛的话：“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则安之……既去之……既去之……既去之……”

听从“柳麻子”的安排，还得走10多里地，去公社南面的高台子5队，与那里的知青会合。

早早的天已黑，在昏黄油灯火苗摇曳里啃完大饼子，在别人的被窝里蜷缩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去范家屯镇医院体检。走出高台子村的路上，一条一声不吭的大黄狗猛然从背后扑来，咬住了我的棉裤，我回身大叫“去！”抬脚猛踢，那狗闪身后退，低吼一声又蹿上，我飞脚喝斥，额头冒汗……

在高台子5队集体户，我认识、记住了三个人：和我同批上调进厂的海派“麻花”，睡同一被窝招呼我吃睡洗漱的“橄榄”，野外帮助我撵除恶狗的颜。“麻花”后来成了我的同事我的朋友；而后两位，“橄榄”与颜，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30多年了，即使见到也一定不认识的了。

等拿到通知，才知道去报到的单位是在75里之外的怀德县县城——公主岭镇的“怀德县汽门芯厂”，这一批上调的知青最后给换了单位。略有一丝安慰——没有去范家屯。

去公主岭汽门芯厂报到，我又是一个人，最晚。不知为什么，那报到的消息又被耽搁了。

以后知青上调的频率加快，有去省城的，也有去边远的扶余油田的；有去“一汽”这样大企业的，也有去东风钢厂浑江煤矿的；有去机关行政单位的，也有去白城军马场的。

从没有想到过要有选择的权力（以后的日子里，当选择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却又知道选择的艰难和痛苦），上调是一种荣幸，是一种奖励，是一种幸运，甚至是付出的交换。当你上调的时候，更多人有了上调的期盼。人们殊少怨言，人们生存要求并不高。

还是有一种选择的：横下一条心，扎根农村一辈子。“100年不动摇”的“扎根派”时髦起来，柳杨公社小山7队集体户后来上了《吉林日报》头版，当时的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亲临下乡鼓励。“扎根派”们破釜沉舟，倒也令人起敬。没有大彻大悟大智大勇，没有理想信念不能审时度势，又如何做得了？

世事难料，若干年后，回城风刮起，眼看战天斗地的插兄插妹，包括“100年不动摇”的“扎根派”们纷纷打道回家，有上调者懊悔莫及，干瞪眼品尝上调带来的的酸涩。或许“扎根派”更有超人的远见卓识。谁能料到是这样的结局呢？

在去白城“八一”军马场的那批人中，有小山5队的知青——梅兄——我们曾一起回家探亲。在公主岭火车站，怀德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蒙古族军人扎布在站前广场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从单位请假前往相送，和梅兄挤在穿着草绿色军服、戴着军帽的上调知青和送别的家属朋友的行列里。在人堆里，竟意外遇见了一位校友，原来他也插队到了吉林，他也抽调要去白城军马场。

人生难测，白城“八一”军马场也差不多在30年后出了名，谁能想到，当年养马牧马的知青中，这批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小家伙中，竟冒出了一个出生在公主岭的在全中国甚至世界闻名的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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