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母亲的眼泪   

我1950年出生，父母都是教师，填表写家庭出身时，我填写“职员”；至于在父母的政治面貌一格里，当然填写“右派”了。只是后来父亲去世，母亲摘了帽子，才填写“群众”。

追求进步，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是我们很多“地富反坏右”子女都具有的强烈愿望。

听同学讲述的一个故事

上中学后，我从同学A那里听到一个故事：

一中学学生与妈妈同看《白毛女》电影时，看到母亲因同情女主人公喜儿而流下了眼泪。

该同学问道：“妈妈，咱家不是地主家庭吗？地主不是总剥削农民吗？您怎么会哭呢？”她的妈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孩子，咱们家对农民没有这么狠，对他们挺不错的……”说完了这个故事后，A问我：“你说，那位母亲会对女儿说谎吗？她的眼泪是不是虚伪的？”我学到的知识，和A同学是一样的——地主属于剥削阶级，它的本性就是剥削，怎么会对农民“不错”呢？

听到这一故事，我眼前浮现了那位边看电影、边流泪的地主母亲的形象；但我也想到了自己在书本上学到的真理——地主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剥削者，它和农民是不共戴天的。

真情流泪与虚伪作秀的两种地主母亲形象在我脑海中徘徊。我疑惑着：这个世界会有好地主吗？

反正我学到的书本上没有这样说过。

看了雷锋的日记

当在报刊上看到了雷锋日记时，我豁然开朗了。

雷锋在日记里这样说：

看问题不仅要看现象，还要从现象中抓住本质。有人说南方的地主剥削农民轻些，农民受的苦浅些，北方的地主狠些，剥削农民重些，农民受的苦深一些，这都是不正确的。张三地主是活阎王，李四地主是笑面虎，这绝不能说张三地主不好，李四地主好些。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作为还未成年的孩子，我当然相信人民的好榜样雷锋的话——雷锋贫农出身，又是孤儿，他是党员，觉悟高，那是不用说了。

何况雷锋的话还上了党报、党刊，那更不会有错。

那个看了《白毛女》而流泪的地主母亲形象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淡去……

观察了牧主与富牧（相当于富农）

17岁，我到了内蒙牧区插队，由于我没有包羊群，大部分时候都在打零工，就有机会和打零工的牧主及其子弟们在一起干活。我所在的牧场，放牧牛羊或马群，是相对高等的工作——它是由牧民来做的；而打草，盖棚圈等零活，则被视为低等工作——由牧主们完成。我除了春冬两季在牧民家帮工之外，夏秋两季与牧主或其子弟一起盖棚打草。

逐渐地，我已经能把牧主子弟与贫下中牧相区别开来了。说起劳动，他们都是兢兢业业，看不出彼此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当然，我还是把握住了一个明显的特征：凡神情爽朗，或不时发出豪迈的笑声的，大都是贫下中牧；而谨小慎微，表情黯淡的，大都是牧主或其子弟。另外，在集体劳动中，干那些最危险或最吃力活计的，一定是富牧子弟。

至于阶级性——地富的反动性与贫下中牧的革命性，我在他们的行动中并未观察出来，只能从表情上大致区分，如是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我听说，牧主们大多已经去世，不少牧主子弟在发家致富方面一直走在前面。他们似乎比一般牧民更善于经营，富裕的步子迈得更快一些。在国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后，这些牧主、富牧子弟开始展示着自己的生产能力……

他们都是地主

阴差阳错，我返京后，在大学讲台上讲起古代文学来。

在讲课过程中，我逐渐有一种感觉——我讲的主要“地主文学”。例如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西江月》：

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

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行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

辛弃疾叙述了他被贬闲居期间，在检查、巡视他的山园时，看到了有小孩子在溜进他的枣园，在用长竿准备偷打他的枣子！当然，我们的大慈大悲的辛老汉，不会来责罚这些可怜的穷孩子，他悄悄地观察着儿童怎样偷打他的枣子，兴致勃勃。他此刻，最怕的，就是有过路行人惊散了这些为解馋而偷枣的毛孩们。

在讲解这一有趣时刻时，一个事实赫然显露：辛弃疾是地主——还是蛮大的地主呢！你看，他在自己的地盘上种了那么多的松竹（“连云松竹”），还有了那么一大片梨林。枣子满山坡，满园地，他是一个富有的大地主呦！

辛弃疾是中国诗词上的大作家。自我懂事以来，还未见过有谁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批评过；他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优秀人物的杰出代表。可是，我看到，被贬时的辛弃疾占有大量土地，他所建高楼建筑令人惊叹不已。那么，为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批判者们对他的地主身份，奢华生活，没有追究、清算呢？甚至在“横扫一切”的文革中，他也能逃过一劫？

讲课时必然会遇到那位名垂青史的大名人——“先忧后乐”的范仲淹。他也是地主！他所筹建的用来帮助家乡族人的“义庄”，就是通过捐赠的形式，以自己一部分田地中的田租，用于慈善的目的。范仲淹能够用他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家乡的族人，但范仲淹毕竟首先是位地主啊。他如果没有大量土地，哪来能力去帮助他的同胞呢？

范仲淹、辛弃疾是地主，他们所写的诗词，必然打下了地主文化的烙印，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贵族文化的烙印。而那些传诵古今的歌颂或同情农（渔）民的作品，恰恰是以范、辛为代表的地主知识分子创作出来的。范仲淹的《江上渔者》不用说，辛弃疾的写乡村农民生活的小小词章，在宋代词史上被公认为是写得最好的，按照阶级观点，怎样解释呢？过着富足生活的地主，竟然会写出同情、讴歌劳动者的优美诗词！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在讲那位大名鼎鼎的南宋诗人范成大时，我的感慨更深了。

范成大，曾经代表南宋出使金国谈判，他在金人的威逼恫吓面前，大义凛然，不辱使命，不仅为南宋人所钦仰，就是连金人，对他的风采，也是钦佩有加。范成大退休后，在苏州所拥有的建筑，名目有“北山堂、钱岩观、镜阁、寿枥堂，”等等，其它的“亭宇尤多”，真是数不胜数。他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种植了大量的梅花，构筑了“农圃”。（见注解）孝宗亲自给他所在地题名“石湖”，文人名士聚集赋诗，极一时之盛。像范成大这样的官僚，占地更多，种植的植物，也更丰富多彩。而就是他这样富庶之极的地主，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了具有里程碑式的六十首农事诗《四时田园杂兴》，其包括农事范围之广，描写之动人深刻，在古代诗歌中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你看他的诗作：“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写农民的劳动，多么充满热情，多么生动有趣。“采菱辛苦废犁锄，血脂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描写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之残酷，沁满了诗人的血泪。

写出乡村农人生活最出彩的，恰恰是辛弃疾、范成大这些拥有很多土地、个人生活非常舒适的士大夫文人，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按照当时的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生活条件与政治地位迥然不同的地主与农民，是不可能有感情上的共鸣的。

其实，地主并非是铁板一块，为富不仁者有之，宽厚待人者，也自有人在。而仁义多情如范仲淹者，亦不乏其人。我国古代的灿烂文学，大都出于地主知识分子之手，这一事实更告诉我们，所谓贵族（或地主）文学，精华在所多有，早已深入国人骨髓，不是一个阶级分析的观点就可以轻易抹杀掉的。

因此可以明白，在建国后、文革中，人们曾高呼批判、清算古代封建地主文化，同时却屡屡歌咏范成大、辛弃疾这些“地主作者”的作品而声音不绝的原因了。

魅力！当一批富有魅力的文学佳作放在你的面前时，你沉浸于其中，竟然忘掉了你念念不忘的批判原则或立场时，你就应该反思这原则、立场本身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中文系古代文学所教授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地主文学”（也有少量民间文学）——地主知识分子的作品。很多脍炙人口，传诵不息的文学精品——我国文学之瑰宝，出自他们之手，是不争的事实。怎么解释？

魅力！对国家、百姓、生活的热爱，不断修养、辛勤创作，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与他们有更充足的经济条件与读书时间有一定关联。

看来，对“地主文学”，否定不了，因为它一直在我国世代传承。当然，它并非完美，且有不少缺点、不足，正如一切事物都不可能完美一样。

那个流泪的地主母亲，在我眼前，又渐渐清晰起来。孟子说，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同情贫苦农民的眼泪，难道只能从贫苦人眼里流出，而与地主母亲无缘吗？

我们都相信人类的这种普遍的良知，朋友，对麽？

注解：

文穆范成大，岁晚卜筑于吴郡盘门外十里。盖因阖闾所筑越来溪故城之基，随地高下，而为亭榭。所植皆名花，而梅尤多，别筑农圃。堂对楞伽（QIE，阳平），临石湖，盖太湖之一，范蠡所从入五湖者也。孝皇尝御书石湖二大字以赐之。又有北山堂、钱岩观、镜阁、寿枥堂。他亭宇尤多。一时名人胜士，篇章赋咏，莫不及铺张之美。（宋周密《齐东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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