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机制与人才成长
作者: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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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机制与人才成长 这些年中国的教育界一直在讨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是是非非。因为觉得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有问题,所以一些热心人总想给它开出一剂药方,以根除这种教育的痼疾。虽然中国的教育也许有些病需要医治,但是,我却不赞成随便给教育开药方。因为教育、教育所影响的人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是十分复杂的。 以毛泽东的观点,教育要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种说法有它对的地方。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十七年中国大陆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是这样一种劳动者。只是这样的劳动者多数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而且不少人缺乏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对其他人的爱与同情心。他们有的只是对制定那种教育方针的领袖的盲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那数以千万计的戴着红卫兵袖箍的青年人的狂热行为、残暴举动就证明了这一点。这虽然充分体现了制定那种教育方针的政治领袖的成功,不过那种成功却并不是中国和中国教育的成功。 任何健康的社会,教育首先应当培养的,是对生命、对人有爱心的,也就是有"人性"的人。 在"天下为公"的社会,教育还应当培养人的独立思想和人格、以及人的主动精神。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的目的,不是为某个人或社会集团培养鹰犬、吹鼓手、和物质资料提供者,而是培养能为社会的有序运行、健康发展、不断进步做出贡献的各类人才。"才智之民多则国强"(康有为)。 因为生活总是要进行,因此每一种社会形态,每一个社会历史时代都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因为有需要,社会也自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人才。只是,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对人才有其特定的要求与评价。因此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也就有不同的人才观。在这种社会、这个时代为人所不齿者,在那种社会、那个时代则可能是令人瞩目的英雄。而在那种社会、那个时代是毫无作为者,在这种社会、这个时代却可能正是社会所需要的精英。 我认为社会在其运行过程中,大致有这么几种状态(我又称其为社会历史时代),即:乱世、危世、太平世和末世。在这几种不同的社会状态中,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人们的人才观也是不同的。 一、乱世中,乱世英雄是人才 所谓乱世,是指社会较长时间地陷入战乱或秩序混乱的"无法无天"的时代。而一个社会之所以较长时间地陷入战乱或秩序混乱,主要是由于权威缺失。这个权威,既可能是个人权威,也可能是制度权威。 权威缺失,主要发生在一个国家先前的统治者,多半是帝王刚刚被推翻以后。如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使皇帝倒台之后。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因为旧权威倒台造成了权威的缺失,于是无数英雄好汉(这个英雄好汉甚至包括外国势力)纷纷杀出,想由自己来填补缺失的权威,以实现"指点江山"的美梦。于是,社会便陷入"乱"。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的中国便属这种情况,是典型的个人权威及制度权威缺失的乱世。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也属于既缺少个人权威(德皇已被迫退位)制度权威又不足(许多人不满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情况。 虽然在乱世中,生活仍要继续,社会也仍然需要种种人才。但是在乱世,社会最需要的,或者说能够在这时的社会舞台上赢得观众的,并不是才华横溢文艺家、态度严谨的科学家、学识渊博的教育家、头脑活泛的企业家、条理清楚的行政管理者……。俗语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这个时候,社会最需要的,或者说最能在社会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的,是能够收拾局面、建立"秩序"的"英雄"。当然,这种"英雄"必然握有枪杆子。这是乱世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才。 这种乱世中能够收拾局面或建立"秩序"者,虽然是乱世英雄中最有头脑、最善于利用潮流的(但是这种潮流有时却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逆流),但他们毕竟也是乱世英雄中的一员。乱世英雄中虽然不乏道德高尚者,但也有许多人,从本质上讲是没有道德感的不安份的胆大妄为者。在不是乱世的社会,这些人中最本份的也是满腹牢骚、对社会不满的蠢蠢欲动者,更多的则是强盗土匪黑社会头目。在不是乱世的社会,这些人没有多大的市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希特勒,就只能在维也纳街头靠卖画勉强打发日子。但到了乱世,他们就成了在社会上最能发挥作用的人才。而胜利,又往往使他们成为人人敬羡的王侯。他们的本来面目就被完全掩盖了。 乱世英雄,是乱世社会对人才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常常,这种选择起到的是饮鸩止渴的作用。 二、危世中,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者成不了才 危世,往往与乱世在时间上有接续关系。在危世,社会的权威多半依靠暴力或阴谋而确立了,但却还没有建立一套权力正常地行使、传递、转移的规则与程序。于是,因为权力,整个社会危机四伏,政治运动,或争权夺利的斗争没完没了、惨状环生。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科技、文化等的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列宁去世后的苏联,1949年至1976年9月6日之前的中国社会都属于这种情况。 在危世,人才的标准是什么、谁是人才,多半只取决于当时主宰权力的独裁政客一句话。正因为这样,考试交白卷者成了英雄……,而以前得到广泛承认和尊敬的专家学者艺术大师却成了社会的垃圾,只能去扫厕所。 在危世,"人才"要想较为安稳地生存,只有丢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完全依附于政治强人,只有完全丢弃了自己的思想,以政治强人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不这样做,你就不是人才,而是垃圾,会被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危世,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专家学者与优秀的管理者多半没有好下场。取得最大成功的,常常是那些工于心计的心狠手辣者和卖身投靠的落井下石者。 例如,刘少奇、邓小平既是建国功臣,又相当有效地指导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控制住了由于毛泽东头脑发热造成的国家建设中的不少困难局面。但是,因为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与毛泽东有不同看法,就遭到毛泽东的无情"打倒"。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最后只落得个家破人亡、惨死异地的悲惨下场。而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王洪文之流,充当打手、信口雌黄的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之辈,却个个出尽风头红极一时。 当然,一个社会,健康力量占上风是早晚的事。危世中的那些"英雄"如果没有在危世中被盖棺的话,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三、太平盛世,各路人才竞风流 危世过后,社会可能进入末世,也可能进入太平世。 我们先讲太平世。 太平世,是一个没有内、外部战乱,没有内部动乱,社会平稳运行的时代。 根据政治体制的不同,太平世又可分为民主太平世与专制太平世两种。 在一些国家,太平世是由可以对社会进行渐进式的自我调节的民主制度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来保证的。这种太平世社会,我们称之为民主太平世。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多属民主太平世社会。 而在另一些国家,太平世是靠绝对权威的确立、权力传递机制的确定、具有绝对权威的君主贤明来保证的。这种太平世,我们称之为专制太平世。中国的西汉文景时期,盛唐时期和清代康乾时期即属专制太平世社会。 在民主太平世,社会并不存在对某种人才的特殊需要,各种人才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例如,政治里手比尔·克林顿,产业巨子比尔·盖茨,科学发明巨匠爱迪生,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社会都同样需要他们,人们很难说他们谁比谁更伟大。 在民主太平世,一个人是不是人才不是长官决定,而是或由市场、或由人们一致承认的某种制度、规则决定的。例如克林顿由竞选中得票多而得到认可,盖茨靠在市场中赢得客户赢得利润而为人们瞩目。 在民主太平世,由于制度好,就使投机钻营者没有太大的市场。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多半只有靠真才实学。而有真才实学者受到社会的重视,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发展和稳定。因此在民主太平世,人才是有真才实学者。人们在各个方面努力,使自己具有真才实学,是太平世人们的进取目标。 与民主太平世相比,专制太平世不是一种稳定的太平世。因为它需要"君主明"来做太平世的保证。但是在家天下、世袭制的情况下,却很容易遇上"君主昏"(昏又必定庸)。而昏庸的君主必定会倒行逆施。他下面的各级官员也会贪污腐化、鱼肉人民。社会矛盾将日益尖锐。虽然表面上社会依然太平,但实际上,社会已患上了癌症。这就是末世。 四、末世人才难有成 正象太平世各类人才竞风流一样,末世,仍然是各种人才表演的舞台。只是在末世,即使是最成功的"演员",也不是真正的成功者。 在未世,最成功的"人才"不是有远见卓识、真才实学又品德高尚的人,而是那些没有什么道德感、善于见风使舵的投机钻营者。以清朝晚期这个典型的末世来说,象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有才有识有义之士或只能亡命国外,或只能断首于菜市口。而缺德行、少才学(少年时即"涉足烟花柳巷""赌钱跑马,样样精通",乡试名落孙山),但善于投机、会使心计的袁世凯则能飞黄腾达。只是象袁世凯这样的末世人才,最终也只能落得个全国唾骂、忧惧而亡、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在末世,正因为社会在扼杀有才有识有义之士的同时,又给缺德少才的投机钻营者创造大量机会,就使那个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 五、社会生活催生人才,社会机制引导人才 一些社会时代虽然有处于主导地位的"人才",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在任何一个社会时代,在每一生活领域内,都必然会有同时代的出类拔萃者。只是,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同一领域的出类拔萃者有着不同的高度罢了。例如,在乱世,中国最好的体育运动人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只能领个零蛋回来。但在当今的太平世,中国的运动员却能从奥林匹克扛回大堆的金牌和银牌。…… 应当说,在各个社会时代,由于生活的需要,人才都能够生长。但是,左右人才成长高度和发挥作用程度的,则是社会的运行机制。只有在太平世,所有的人才才能够都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所有的人才都能够同样发挥作用。只有这时,社会才不存在哪种人才处于主导地位的现象,才是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给教育开点药方有时候也是必要的。但最主要的,是创造一种适合各类人才成长的社会机制。人们为什么要去挤独木桥?为什么过分注重挤独木桥的技巧?这不应当从教育上,而是应当从社会机制上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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