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荒》长篇连载六
作者：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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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荒》长篇连载六
作者：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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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荒》长篇连载六
因为查无实据，“五不准学习班”结束了。 我颤颤巍巍地站立在洗劫一空的蒙古包中，痴痴地发呆。牧民们因为怕事，都搬走了，只剩下这个知青包，孤零零立在寒风中。它四面透风，已经破旧不堪。 我缓缓走向羊圈，发现哈那、毡子、哈马车和柜子车都不见了，一些衣物扔在地上。我已经一无所有，是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了，举目无亲，到处遭冷眼，连情同手足的知青们也不敢理睬我。 太冷了。大饿了。大痛苦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这样的虚弱。 可是，我要活下去，必须活下去，活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我将滚在一边的铁皮炉子扶起来，搬到包中央。我翻出小米口袋，找到一把小米，又在蒙古包门口创出篓子，迎着漫天风雪去寻找牛粪。空旷的雪原上，渺小的我在缓缓移动，用木又在雪中探找硬物。雪很大，走出不远，便已看不清蒙古包轮廓了。我终于找到了碎牛粪，还有马粪。一只黑乎乎的活物向我扑来，双爪稳稳地搭在了我的肩上，用舌头舔我的脸颊。我一阵惊恐，心想，这下子完啦！ 眼角的余光一瞥，啊！我的小黑子！ 小黑子喘着粗气，围绕着我转呀跳呀，一次次直立起来，将爪子在我的肩上。它是只粗壮的蒙古狗，直立起来时比我还高。见到小黑子，我百感交集，忍不住泪水流了下来。黑子通人性，舔去了我脸上的泪珠。 人们全变了，只有小黑子对我一如既往。我情不自禁地丢下木又，双手紧紧抱住小黑子，把脸贴在它的大嘴上。 天色黑了下来。 迷蒙的风雪中，奔来一乘人马，客气地向我问候，是恩布赫。他头戴火红的狐皮帽，帽后拖着两条狐尾，漂亮极了。他表情矜持，古怪，目光中透着怜悯和疑虑。他说，巴音淖尔队改名字了，编人兵团，是七十四团八连，还派来个连长达勒嘎，连长叫我明天和石梅一起去八连的“样板班”，以后我就是那个班的人了。他嘱咐我要自己照顾自己，还希望把小黑子留给他们。言罢，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便呼唤小黑子。我无话可说，小黑子本来就是恩布赫送给我的。如今，我要离开巴音淖尔草原了，物归原主是应该的。 小黑子又在牵拉我的袍子，恋恋不舍地望着我，嗓子里懂懂地响。我知道，小黑子明白了恩布赫的话，不愿意离开我。 “长征，还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余汝明的小黄狗死了。”恩布赫说。 “怎么回事片我心里一沉。 恩布赫向我讲述了小黄被枪杀的经过，场部的兵团战士以为小黄是野狗，开枪打死了，还吃了肉，剥了皮，做成了褥子。 牧民们无不为之痛惜，都说草原上很多年才出这么一只奇狗。 恩布赫翻身上马，叫着黑子一起走。黑子不肯，围着我转，哀衷地看着我，向我求助。我硬着心肠不理会。恩布赫抛过来马杆套，套住它拖着就走。黑子挣脱了。一群狗一拥而上，簇拥着它消失在风雪里。 我像一尊塑像呆立在风雪中，望着小黑子消失的方向，一动不动…… 片刻，小黑子又冲了回来，伸出长长的舌头，不断地舔我的脸和冻僵了的手。 恩布赫又从风雪的帐慢中钻出来，转了几圈，停下来，将丈余长的套马竿撑在雪地上，立马静候。 我明白恩布赫的意思，放开了小黑子，思布赫又投来套马索，它躲了过去。恩布赫套它不住，只好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我狠了狠心，拾起木叉，做出赶它的动作。黑子盯着我手中的木叉，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蹲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眼神，我永远不会忘记，红红的，蒙着一层盈盈的泪光，那么委屈，难过又那么无助，它不会说话，却用眼神传达了万语千言。 我又一次举起木又向它挥舞，撵它走。它又与我僵持了一会儿，站起身，嗓子里发出鸣鸣的悲声，像是在哭，尾巴拖在雪地上，垂着头，长鸣了几声，离去了。 黑子走了，被绳索套着，不住地回头。 黑子在这个险恶的世道上，比无数的人更善良。黑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淹没了一切。 清晨，雪停了，露出了蓝天。 石梅拖着一根打狗棍，来到包门口。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来找我。 她问，为什么没听见黑子叫？我回答后，她长叹一声说，昨天她也将心爱的牧羊犬小面包送给了房东阿爸。她是步行来的，可见她目前的境况。 连长派人催我们搬家，却又不提供搬家用具。 我和石梅一连跑了几个牧民家，全都冷漠着脸，推说没有空车。后来，我们找到一个旧蒙古包，是个极贫户，像是知青的包。我们喊开了门，出来的人是杨亦森。他面无表情，听了我们说明来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和石梅驾车走出很远，见杨亦森依然仁立在坡上，目送着我们，我们心头一热，充满了感激。 古道上，我们驾着陌生的牛车，载着行李，走在陌生的路上，驶向陌生的地方和更加陌生的命运。 四周一片静寂，没有尽头，不见一缕炊烟，只有古老木轮转动的吱吱声，仿佛在诉说着草原的沧桑。 我们始终沉默着，心事重重。 走过了中午又走到了黄昏，终于看见了一缕炊烟。一座孤零零的 蒙古包傍山而立。未闻狗吠声，走近它，才看清这座巨大的蒙古包已经 陈旧得黑默默的。现在已是隆冬，留在这片草场上的只能是“五类分子”的家。放眼四野，仅此一家，别无选择，看来，今夜只能投宿在阶级敌人家里了，尽管不乐意，也只好硬了头皮，跟在石梅身后走进包门。 女主人见是北京知青，高兴得像是受宠若惊。“文革”中“五类分子”是专政对象，没有人与他们来往，更无权接待北京知青。今天，有知青进门，女人赶紧烧茶。石梅十分健谈，用夹生的蒙话与老太太拉家常。热茶端了上来，我抬眼看见了老太大的一双碧眼，像波斯猫的眼睛，想起来了，初来草原时，曾经遇见过这双碧绿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着敌意。在斗牧主的山岗上，也曾见过这双眼睛。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碧眼红发者为妖怪，今天，我坐在了女妖家里，然而，看见的却是善良和慈祥。 包顶露出的天空已经黑尽，干完活儿的人们回来了，炉旁围满了人。这是一个大家庭。蒙古包内十分阔大。哈那上挂着褪了色的壁毯，这是普通牧民家没有的，似乎在述说着这户人家的经历。 一位白胡须的老人进来了，满包的人都投去尊敬的目光。显然，这位威严的家长无疑是昔日的大牧主了。老牧主身穿镶银花边黑长袍，旧得褪成了深灰色，腰系旧腰带，十分和善地向我和石梅打招呼，问寒问暖，问家乡亲人，问内地额吉、阿爸的健康，问有多少兄弟姐妹，他的亲切和朴实使我不敢想象他就是“阶级敌人”。全包的老老少少都不插嘴，人人向我们投来友好的目光。 几个女人在煮食物，倒茶水。全家人喝晚茶时，壮小伙子们谈自己的见闻，孩子们在地毯上抛玩羊腿拐骨。老牧主始终威严地教导着儿孙们。碧眼女主人带着儿媳在人圈后走来走去，关照每一个人，好融洽，好温馨。 我从小被告知“五类分子”是牛鬼蛇神，这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磨刀霍霍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心怀鬼胎，时刻准备举起屠刀，从人民手中夺回自己失去的天堂。他们个个贼眉鼠眼，阴险奸诈，是天生的罪犯……可是，现实为什么不是那个样子呢？眼前的老牧主亲切和善得令人感动。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难道中毒了，不能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我对自己怀疑了起来。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睡在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蒙古包里，实在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于是，彻夜未眠。 天刚刚亮，我和石梅便起来了，喝过碧眼女主人煮的早茶，按着她指的方向，又上路了。 一位中年男子骑马等在路旁，将我们的牛车引到了一座崭新的蒙古包前。几位女知青钻出了包，冲着我俩“长征”、“石梅”地乱叫，谁答应了就是谁。看样子，我俩已是声名远播了。进了蒙古包，里面几十个人的目光全都对准我们，好奇，新鲜，警惕，轻蔑……不一而足。 早就听说过萨伦女知青彭继红率众牧民返回家园的故事，眼前这个牧业班的人都是萨伦队留下的人员。蒙古包外，一群孩子簇拥着一位中年兵团干部走来，他进包坐在我和石梅身旁。他正是新任连长金巴。 金巴说，我和石梅所在的这个班已被树为“样板班”。为了锻炼这个班，便把他们安置在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巴音淖尔队。他要求我们要好好向样板班的贫下中牧学习，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 从金巴连长的嘴里，我知道了我们的新身份一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接着，样板班的干部、牧民、知青代表依次发言，对新来的两个“思想反动”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进行训活，发言都很长，而且都学会了拖长腔，“嗯”呀“啊”的。一位叫贾素英的女知青，口气极像徐永红，自称虚怀大度，对我俩既往不咎。但是，要求我们必须好好改造…… 从此，一种新生活开始了。 第二天，正在生病的我和石梅就被班长吐门仓派了活儿，参加一个极为法大的工程。连长说，要开展劳动竞赛，用双手筑成一道草原上“学大寨”的长城！他要求我们提高认识，要有一种自豪感。 于是，我们荣幸地加人了运土坯的竞赛。几个年轻牧民故意给我们的牛车装得特别多，想必是为了更好地改造我们。沉重的车辕子压得牛抬不起头，呼呼地喘粗气。由于车载过重，再也载不动人，我和石梅只能步行牵着牛车往返。别人都是乘着牛车往返，速度很快，我和石梅拉着超重的牛车，一路小跑地追赶大家。几个专管卸土坯的男牧民，轮到我们时让我们自己动手卸车。我们便飞快地卸完坯，然后迅速跳上空车，追赶大家。只有在放空车的时刻，我俩才能公平竞赛。我们挥鞭赶车，抓住每一次放空车的机会，决不输给别人。 没人帮装车倒是好事，不用排队等候，有了主动权，装完车就跑，我俩竟然比别人驾车运载还快。 石梅累得气喘吁吁，脸色鲜红，嘴唇鲜润得像涂了口红那么漂亮，比平时显得更加美丽。 收工了，人们驾车结伴而归，但都回避我俩，像躲避瘟疫一样。石梅说，长征，还记得有一句话吗，“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我说：但愿咱们能坚持笑到最后。 石梅被分配放羊去了。 我的活儿是与“五类分子”一同搭棚子。早茶后，女知青们骑着马干活去了。因为我的待遇与“五类分子”相同，只能徒步走向远处。我懂得了在茫茫草原上没马骑是什么感受，像机器人一样，迈动双腿，走呀走呀走，走得汗水淋漓，仿佛没有尽头。终于到了干活儿的地方，有十几个人挖土，运上，用木板搭做上墙的模子。这是在砌一座冬季储备牧草的棚圈。来此干活儿的人都是巴音淖尔队的“五类分子”，叫不出名宇，但是，他们却都认识我。他们都是被歧视的人，所以不歧视我。他们请我登上土墙打夯，算是技术活儿。十分奇怪——这群人中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才十六七岁，与我一起打夯。我和她光脚站在木板模夹住的墙上，人们将上倒进模板，再。浇水淋湿。我俩用木夯将土夯实。夯实一节，便向上加一块木板，再加上，浇水夯实。一层层加上去，墙一段段升高。草原上的土墙能够经受狂风暴雨而不倒塌，秘密就在这些工序上。浇水很有讲究，必须不多不少，才有粘结力。我和小姑娘打夯很卖力。人们帮我们唱着夯歌，不知不觉中，土墙上升了一人多高。 中午，大家累了，小想后，继续夯墙，十分自觉，一团和气。我悄悄地想，这些人真的是阶级敌人吗，这么与人为善，这么吃苦耐劳和乐于助人。 收工时，告别“阶级敌人’丫l，我徒步在夕阳的余辉里，非常自在。 远处，山坡上果坐着一个牧羊女，旁边的马儿正在吃草，坡下散着羊群，像一幅画。走近了，我才看出牧羊女正是石梅。她的背影好美啊，那么富有诗情画意。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石梅发觉了，点头示意，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忧伤，手中的笔记本滑落在草地上。我立刻帮她拾起，却见她白皙的面颊飞起一片红云，将本子夺了回去，藏进自己的蒙袍里。本子里必有秘密！越不让我看，我就越想看，于是便用活激她，说得她不得不承认——里面全是爱情诗，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是不谈爱情的。 我说，不管是哪个阶级的，反正我要看！她的脸红到了耳根，说什么也不肯，并说这些诗都是一场美丽的梦，自己就是那梦中的新娘，文旭就是那梦中的英俊王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与文旭竟这样被迫别离了。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悲音，催人泪下。她从小就爱他，少女时代就梦想着嫁给他，做他的新娘。这本诗集，是写给他的情诗，从小写到大。 他从小就读她的诗。这诗是爱的结晶，只有他有权读这些诗…… 听罢，我也变成了大红脸，好没羞哇，硬要看别人的恋爱序…… 她说，天长日久，诗集就变成了几大本，现在重读时，心里好痛！相爱的恋人不能厮守在一起，是不是太残忍了？可是，残忍不是我的错，必须替后代想一想…… 她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了。 她慢慢抬起头，看我傻傻的样子，凄然一笑，说：“你们出身好的人，不能理解我们，很苦闷呀，终身受人歧视．你想想是一种什么滋味啊！ 文旭出身好，有些事他担着，现在文旭出了事，他外公又受审查，如果将来我跟他结了婚，后代哪里还有出头之日？一人犯法，株连九族，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上学、就业、做人、婚嫁……样样都要受牵听了她的话，我的心口一阵紧缩。我不敢探想我和余汝明的今后和前途，那大痛苦了；我隐隐地觉得我们比石梅和文旭还不如。 石梅从蒙袍的衣襟里掏出一本旧书。她翻开第一页，是一位穿锦缎戴珠王的清末美夫人照片。她指着照片下一行小字，说：她是赵一曼。原来，赵一曼也出身于有钱人家庭。 那一刻，望着她凝重的表情，我觉得，我懂了她想说的一切，不用多言，一座人为地横在我们之间的冰山正在融成涓涓细流，浇灌着友谊的心田……
“样板班”搬人一条狭长的山谷。牧民的蒙古包扎在山谷半山坡两侧，女知青包扎在朝阳的南坡上。 早茶后，包里只剩下我和牟宇清收拾屋子，突然，包外响起了马。轰鸣声，一辆大卡车停下了。车上，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兵团战士，了刺刀，戒备森严。一位全副武装的军人跳下卡车走来。 我从容地打水，面对刺刀逼人的寒光，视而不见，若无其事般地走向蒙古包，斜脱了一眼这位雄赳赳的军人，然后拉开包门，钻了进去。只听见军人厉声喝道： 听口气便知今天必有重要事情发生。但是，我听而不闻地将水桶放在炉旁，舀水人锅，向灶口添把牛粪，烧茶。有人将脑袋探进蒙古包，喊道： “等我做完事再说。”我依然忙碌着。 加了牛粪，火燃了起来，又加了几铲羊粪压火，然后，我起身出了蒙古包。来人们立成一排人墙等着我。我依然视而不见，朝一旁的仓库走去，准备取日用品。我估计，此一去时间不会短。 我抱着衣物，从仓库到蒙古包，来来往往。徐永红、汪干事及众兵团战士们跟在后面，往往来来，如临大敌。 汪干事的表情极为冷峻。他正在严肃地执行神圣的阶级斗争任务。他神秘地向徐永红使了个眼色，低沉着声音说：“你先出去一下，我有事要单独跟长征谈！” 徐永红乖巧地退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 江干事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折叠成方块的纸条递给我，说： 我浑身一震，有如受到雷击一般，鼻子酸酸的，双手接过纸条。我一直在期盼他的消息，盼得太久大苦了啊，哪怕仅有只言片语。然而，他像消失了一样，吉元音讯。此刻，他的纸条突然送至眼前，我觉得，我可以经受无数的沉重、痛苦，甚至百死一生，但是，却承受不了双手捧着的这张纸条。我好想哭一场呵，我努力压抑着，两手哆哆喷嚏的，怎么也展不开纸条…… 这是一页从练习本上撕下的纸，密密麻麻，写满了熟悉的字。我飞快地看完信，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重读一遍，确认是他的笔迹，连语气都是他的。我再将重点段落反复地读着，他这样写道： 你的余汝明 犹如五雷轰顶，我眼前一黑，几乎失去知觉。 一时间，我不知道想了些什么，也不知该想些什么，大脑里一片空白，手里捏着信发呆，心里有一种不曾体验过的深长的锐痛，我知道，那是我的生命被彻底击穿了。这时，一个声音飘进了耳膜，时近时远： “什么包？”我惊愕地问。 “就是装着你跟他来往信件的包！” 我睁大了眼睛，余汝明为什么要我交出这个包？它是我用来装“红宝书’的书套。北京刚出版《毛泽东选集》精装合订本时，天不亮，我便去排了长队，花了我一个中学生全部的积蓄买了来，视为珍宝，担心弄脏，又跑到王府井扯了一尺紫红色细纹布，在工艺美术商店买了一幅毛主席纺织绣像，与己动手缝制书套，书套上缝上了这幅毛主席绣像。到了草原后，余汝明将毛泽东的书取出，书套盛装来往信件。这个绣着毛主席像的书套，怎么可以当作反革命罪证呢？ “你还犹豫什么？快交出来！” 我长征从来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一赌气取出了书套。汪干事望见毛主席像，怔了一下，立刻把书套装人了军用包中。 我背过身子，眼泪就涌上了眼眶，又强忍回去。我逼着自己进人一种曾经向往的角色，从容地收拾行李，从容地叠好换洗衣服，从容地将洗漱用品和毛选裹进铺盖，捆好行李。 江干事看着这一切，目瞪口呆。这些事，本来应该在他的严厉命令下做完，我却像没有看见他一样，自己—一做了。汪干事恨道：“看来，你是早有准备的啰。你是王八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你们才是真正的大王八，茅坑里最臭的石头，你们才是！” “好哇，你敢骂汪干事。’滁永红说。 “小丑！”我根本不用正眼看她。 “反了反了。你真是鸭子死了——嘴硬！”汪干事脸色通红。 “呸！你才是鸭子！”我顶道。 汪干事一脸难堪，无奈地挥手制止道：“好了好了，废话少说，上车吧！” 一说要上车，我想起了铝制大洗衣盆必须带去。上一次，近两个月没有大盆洗衣服，极不方便。兵团战士们将我的行李扔上卡车，我则拎了大盆往车上爬。江干事在我身后说：“看来你是早有准备，想得真周到，连洗衣盆都带上，显然是要顽抗到底呀！” 上了车，我没功夫再搭理他们，选了背风的驾驶棚后面坐下。 兵团战士拉开了枪栓，将子弹推上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卡车开动了，颠簸着向新场部驰去。 远处，石梅骑着马追逐着卡车。 她纵马跑上一处高坡，久久地目送着我。 石梅，再见，我相依为命的朋友……我遥望着她，直到看不见了。 卡车不走大路，在坑坑洼洼的草地上行驶，将车上的人颠得东倒西歪，几乎抛了出去。兵团战士们只好收敛了威武的造型，抓紧车栏。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收了刺刀，拉上保险。有人开始呕吐、晕车，更多的人被颠出一副苦相。 卡车终于上了公路，直奔场部厕所旁停下。可能是徐永红被颠得憋不住尿了。 兵团战士们列队方便完毕，又摆出杀气腾腾的威武架势，荷枪实弹，昂首挺胸，目光平视，站立在卡车上的四周，包围着我——一个“反革命罪犯”。在人们的围观中，我强忍住悲愤，高傲地昂着头，无意间，我看见了一双泪眼——是尼玛阿娘！我心里一惊，见她正站在卡车下无言地望着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悲伤。我忍住眼泪忍着心痛，将身子背转过去，不去看她。 汽车开走了，离巴音宝力格越来越远。 尼玛阿娘依然站立在那里，目送着我。渐渐地，她的身影融入了无垠的草原，浑然一体。 草原，荒莽的大草原呵……
霍斯淖尔被黑暗的天色融成了一片。人们已相互看不清面孔。 我被徐永红带进一座古老院落。这是仿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独门独院，大门修了屋檐门洞，陈旧古朴，不知经过了几朝几代。我拎着行车和大盆，迈进油漆斑驳的大门后，大门重重地关闭了，接着是上锁的声音。 院子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宽，围墙有一人多高。北边是一座土坯屋。 门开了，屋厅很小，摆着巨大的白木箱。这是富裕牧民的储藏室。 厅屋西侧有一扇门，门旁有炉灶。 进了里屋，南有单人小炕，西有个双人大炕。徐永红让我在小炕上铺行李，她自己上了大炕。 也许是一路受风了，我觉得头重脚轻，放下铺盖就睡了。朦胧中，听见有男人说话，像是汤副政委。 “这个人态度非常不好，必须再派一个有能力的人来。”我翻了个身，脸转向墙壁。 汤副政委转移了话题，说这宅子是一个老牧主的库房，老牧主因为怕挨斗，在这屋里的梁上上吊死了，说得徐永红尖叫起来。 原来，她这么胆小呀。 汤副政委又说，有罪行的人才会自杀，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人一死，马上就定为反革命，家属也成了“反革命家属”，跟着牛鬼蛇神一起扫大街。所以，自杀的人最自种…… 显然，汤副政委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团里真的给徐永红派了个助手，名叫季静停，芳龄一十七，原任团机关广播员兼共青团宣传委员。她心灵嘴巧，人称小八哥，正在积极争取加人共产党。团里调她来阶级斗争第一线与阶级敌人刺刀见红，是组织对她莫大的考验。她觉得光荣极了。从此，她整天在我耳边喊喊喳喳，真让人受不了。 这次审查，重点突出——交待余汝明的“罪行”，坦白与他的“不正当关系”。徐永红布置完任务，就去团部卖乖，于是季静停就在一旁督阵。她激将法用得也巧妙，说老三届的知青不如她的笔杆子，我想，你小黄毛丫头片子别胡吹，顶多只会写篇表扬稿，哪儿配跟我们这届人比，于是中了计，提笔就写，写知青的劳动竞赛，牧羊，与牧民的深挚情感，很快就是一厚摞。她看了一遍，转手交给徐永红。徐永红大为恼怒，立刻全部退还，责令只许写揭发材料，特别强调要老老实实交待与余汝明的关系。 我与余汝明的关系，是我们自己的事，与她何干。 禁止别人恋爱，并称之为不正当，如同禁止宇宙间不息而生生的大自然规律，且称之为不正当，何等荒唐可笑。她的爹妈就没恋爱过吗？ 而且，将来有一天，她也会恋爱的，是不是也不正当，也要禁止，是否她和她的爹妈也要被勒令写交待材料？ 这是什么逻辑？！ 考虑再三，我依照自己的意思，以爱情为专题，洋洋洒洒地写了几 篇散文，扔给了徐永红。徐永红读了，气得乱嚷： “下流，明目张胆地谈恋爱，真下流！”“你下流！”我平静地回道。 “你睁眼看看，现在在什么地方，胆敢顶嘴！”“顶你怎么样，你又不代表党！”我故意刺她的短处。她眼里闪出泪花，一脸的委屈。 材料又要重写，心里烦躁，便望向窗外高高的围墙。 我渴望走出围墙，于是，想了一个好主意。 院里没有厕所。霍斯淖尔的建筑群里只有一座公厕，设在湖畔，往返要走半个小时，无异于放风。于是，我努力喝水，频繁上厕所。开始，徐永红没有在意，一次次陪同，一次次在厕所外站岗，后来终于不耐烦了，尤其不堪忍受的是发现我居然在厕所里哼歌。 “明白了，我明白了，她这是故意的，故意对抗写材料，狡猾！真猾呀！”徐永红在厕所外面自言自语。 糟啦，她识破我的花招了。 一天，小季去团部了，徐永红也出了门。我写得山穷水尽，喝多了水又要出去方便，不见了徐永红，心头一阵高兴，推门而出，却推不开，原来，我被反锁在屋里了。于是，我将灶坑当做了便池。 傍晚，烧茶时，灶坑里冒出一股臊味儿，很熏人。徐永红根道：“往灶坑里解手，这屋怎么住！”我说：“真是的，把门反锁着，要解大便怎么办？灶坑里如果解了大便，能把人熏死呢。”徐永红又脸色通红，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于她又风尘仆仆地去了团部。 汤副政府果然亲临小院指挥：在小屋左侧挖一茅坑，不许长征迈出小院的大门。 徐永红得令，找来镐头，监督我挖坑。 此时已是寒冬，土地冻得坚硬如铁，半天只凿出一个小坑，于是，我故意磨洋工。徐永红先是在一旁冷嘲热讽，后来失去耐性，干脆夺过镐头，高高举过头顶，使足力气狠狠抢下去，被狠狠弹回来，挖了数下，她也力不从心了。 我站在一旁指指点点，学着她的腔调，冷嘲热讽，一副监工的样子。 她意识到了，镐头一扔，又指挥我干。看着我磨洋工，她受不了，又将镐头抢在手里，使劲挖起来。我又指指点点，冷嘲热讽。就这样，挖一个小小茅坑，竟用了两天半时间。在此期间，汤副政委曾亲临指挥，围着长不及一米，宽不及一尺，深不过二尺的茅坑团团转——真正的一场闹剧！ 我又被逼着写文章了。 徐永红发现每一页纸上都是圆圈和不成形的图画，她黔驴技穷，只好又去团部，留下季静停督阵。这女孩子只会说：“写呀写呀！”我头也不抬地说：“别吵别吵，要慢慢思考、回忆。”于是，她便不作声了，也不打扰我。我照样画那些圆圈。 徐永红回来了，严厉地说： “你听着，你很不老实，汤副政委让你去一趟。”我整理了蒙袍，扎好腰带，梳理了头发，上路了。徐永红在前，季静停在后。徐永红故技重演，一路又哈三喝四，像押着一名重犯，惹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 进了团领导办公室，立刻感受到一种剑拔弯张的气氛。汤副政委命令我站在桌前接受审问，依然是那套老话：“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早就受够了，我要横下一条心，他们硬逼我承认是反革命并且检举别人，我要坚决顶到底！ 江干事阴沉着声调，说：“你知道余汝明犯的是什么罪吗？”“不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罪！”“不！他响应毛主席号召，千里迢迢来边疆，不辞辛苦地干活儿，何罪之有？”“人家自己都交待了，你还替他辩护，包庇反革命！”“他说那些话，一定是你们逼供出来的。我不信！”“你不信就是不相信组织，不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没有不相信党，只是不信你们。”“他就是代表党在挽救你！”徐永红说。 “不！他没有这个资格。’戏说。 “他是领导，领导就代表党，你跟他顶嘴，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被徐永红的话激怒了。 汤副政委威胁道：“长征，你态度这么不好，不怕给余汝明带来麻吗？！”我说：“人要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的教导。”“你还在犟！你现在必须检举，同他划清界限。你竟然还在迷恋他，他是要判刑的。反革命罪判刑很重，可能一判就是十年、几十年！”“我等着他！”“哼，等不出来吧，说不定会判无期徒刑。”“那也要等他，等一辈子，等到头发白！”我的语气冷静而坚定，旁无人。 他们被激怒了，而徐永红的愤怒明显地有些夸张。 她高声嚷道：“长征！你这么不老实，告诉你，余汝明的反党罪行很重，不认罪要枪毙的！”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也嚷道：“枪毙吧，连我也一齐枪毙好了！ 我就是不跟他划清界限，我爱他！我死也要跟他死在一起！”沉默，双方都沉默了。屋子里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大家的呼吸声。 他们应该知道，我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很久，汤副政委恍若梦醒般地一挥手，喊道：“带下去！”徐永红立刻推了我一把，说：“走！”我一扭头，轻蔑地盯了她一眼，步伐从容地朝外走去，目光望向远处。 回到了土屋，我干脆什么也不写了。她说要枪毙人，那就枪毙好了，今后我绝不再说一句话。几天过去了，徐永红无计可施，除了找汤副政委训我，不知该干什么。有一天，她又来叫我去汤副政委那里。 这一次，没有去办公室，而是去了汤副政委宿舍。一进屋，她就像变了一个人，酸溜溜的，像只温顺的小羊羔儿“哗哗”叫着那么说话，帮他倒水，将一叠洗净的衣服从书包里取出来递给他。他对她的态度也格外亲切。但是，一面对我，他俩的态度便又是恶狠狠的，依然老调重弹，逼我交待。我不再说一句话。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我像一尊木雕立在那里，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天黑了，房间里点亮了煤油灯。 我的影子映在墙上，一动不动。汤副政委怔怔地望着我，尴尬、窘迫、吃惊、疑虑……他自言自语地说：“对牛弹琴，对牛弹琴！”他们不再理会我，开始了自己的话题。汤副政委请徐永红坐在他的床上，连连夸她助人为乐。徐永红恭维着他，声调又细又柔又软。 汤副政委笑吟吟地问：“小徐呀，你这次表现得很好嘛，你的人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下来了，你是不是还有其他要求呀？”徐永红娇声细语道：“汤政委，我非常想读书您是了解的。我已经体验过了贫下中牧的生活，经受了这次阶级斗争的锻炼与考验，又有了很大提高，论艰苦，我的身上还爬过好几个虱子。听说……诉说团里有几个大学名额，我想……我希望……”她在绕弯子。 汤副政委马上听明白了，说：“你在这次阶级斗争中经受住了党的考验，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你放心吧，首先我这关就已经通过了。”在温柔的气氛中，交易已达成。 他们昏了头了，竟然当着我的面进行交易。 我想，我大概要换地方了。 果然。第二天晚上，汤副政委光临了小屋。我已经上炕睡下了。季静停被徐永红支了出去。墙壁上晃动着两个黑影子。 “小季越来越自由散漫，越来越不像话，不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低，而且事事偷懒……”这个徐永红，太擅长告密了。 “依你看……”汤副政委的声音低了下去。两个人开始咬耳朵。墙壁上，两个黑影并在了一起…… 不久，季静稼被调走了。徐永红上大学去了，临行前就这样打发了她的助手。 我知道，我真的要换地方了。
霍斯淖尔湖畔。环形山呈半月状，拥抱着一片灰色的土坯房。人们推开家门，便可以看见浮浮荡荡的金色芦苇，茂密旺盛，一望无际，顺着整个湖岸向湖心蔓延，直至视线不及的彼岸。 柔柔的苇穗，像一团团绒绒的羽毛，洁白、轻盈，给人一种透明的感觉，一眼望去，宛如浮在苇塘上的白雾。七十四团组建以后，许多连队将打苇子列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初到霍斯淖尔，我就注意到了这茫茫无垠的苇浪，为她的浩瀚壮观赞叹。现在，我被责令到这里劳动改造。 临行前，汤副政委向我重申了“五不准”纪律：不准给家里人写信；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对兵团战士谈牧场里的运动；不准自由行动；不准看除“毛选”以外的任何读物。然后，江干事领着我，来到了战勤连女知青排住的一排平房。从前，这里是客栈，烟熏火燎，脏乱不堪。 此刻，窗口传出了女声的京剧合唱： 江干事敲响了第一个门。屋内一阵骚动，传出女孩子们紧张而又天真的喧哗：“快！快快！‘反革命’来了……” 一似小孩子撞见大老虎那么恐怖。我心里一阵苦笑，不知那些兵团干部向她们宣传了些什么。 “大家不要紧张，我们这么多人嘛，沉着一点！”一个严肃的女中音。 木门开了，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身上，打量着我这个穿一身补了蓝学生装的“反动”知青。她们全都绷着面孔，神色严峻，如临大敌。我刚从高高的围墙里走出，又步人了戒备森严的人墙。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们都得进人一场巨大的活剧，无论幕落幕启，谁也逃脱不了自己的角色。 窗外，传来兵团战士晨练的跑步声。 我是被监督者，由两名兵团战士看守着，无权参加晨练。看守者可以免去早操，于是，这份美差谁都乐意干，大家争先恐后请战，态度极端严肃认真。从此，我背后总有四只警惕的眼睛死死地盯视，如果目光会放电，我的脊背早被烧焦了。以后的许多岁月里，我都感到背后有一双盯视的眼睛，冷漠、严酷、警惕，充满莫名的仇恨…… 徐永红说过余汝明要判刑、枪毙，那么，我在这里是为了等待那宣判的日子吗？这种等待是残酷的。李铁梅陪绑枪毙是什么滋味？如果我有这么一天，会吓信吗？会一齐枪毙吗？一旦死了，谁来为我们昭雪？他做不成爸爸了，我也做不成妈妈了。一想起他说要我做妈妈的事，我就会脸红。原来，人是这么生出来的，真没羞…… “刚发愣了，写材料！”两个女兵冲着我喊。 女战士们人人忠于职守，将我看得密不透风。 她们人均十六七岁，大单纯了。 “领导说了，只许你老实交待，不许你乱说乱动。这里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你必须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否则绝没有好下场！”一个小姑娘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背课文一样生硬地训斥我，小脸蛋儿绷得紧紧的，嘴角颤抖着。不知她们被灌输了些什么，竟然高度紧张到这种程度。 为了不让小朋友们失望，我坐在南炕头，装模作样地写字、思考，其实思想早凌万顷之茫然，飘飘忽不知其所止。思想这东西，真好，看不见摸不着，自由自在，变化无穷。 这间屋子不大，大通炕上共睡了十三个人，我就睡在南炕上。这炕上的女战士来自呼和浩特、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只有我是假内蒙古人，连晚上睡觉都本地化了，不脱衣服，裹着袍子盖皮被。 早操结束，女兵们个个红着脸蛋，叼着气搓着手，从屋外进来，围住火炉，抱着烟筒取暖。一个女孩捂住耳朵叫道：“哎呀，我耳朵要掉了！” 大家立刻将她围住，帮她搓耳朵。郑排长廖怪道： 一壶热水倒了小半盆，全班十三人轮流洗。最后，水成黑色时轮到了我。望着冒黑泡的泥水，我真不想洗。班长催道：“快洗，脏水不脏人。”我只好闭上眼，将毛巾浸了黑水拧干，擦一把脸。 小胖和小林端来一大盆包谷大法子问饭，还有成萝卜干。郑排长关照说：“大家尽量吃饱，中午在外边可是吃不着热乎饭呀。”她像个幼儿园阿姨，事事都管到了。 排长郑晶晶命令集合，姑娘们立刻放下碗筷，纷纷戴好帽子、围巾、手套、口罩，一人拿一把推刀，争先恐后地奔出去。这气氛使我想起曾在八一学校上学时的情景，每日早晨也这么紧张。从小在军营中长大，看惯了军营生活，融人她们之中很自然，集合速度也不比她们慢。只是，清一色黄兵团服中，惟我一人穿着缀有补丁的蓝学生服，腰缠蓝布腰带，戴着狗皮帽子，脚蹬棉胶鞋。夹在她们中间，肩负着稠密的注视目光，心中的苦味只有自己知道。 想起自己也曾站在喊口令的位置上，负责组织上千名外地来京串联学生，走在长安街上，接受红司令的检阅。毛泽东八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我参加过五次，其中四次是作为红卫兵领队身份参加的…… 玫瑰色的梦在红海洋中消失了。 毛泽东一挥手，同学们就浩浩荡荡地奔赴了农村、边疆“炼红心’。 可是，炼来炼去，怎么炼成了被斗争对象，成了“众矢之的”？难道这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吗？ 此刻，连指导员正在发布命令，因为思想开小差，我反应慢了些，被身旁的女兵碰了一下才清醒。 队伍向大苇塘进发，人们背着推刀，严肃、安静，只听见行进的脚步声，没人敢说话。道旁站着看热闹的老乡，瞪大眼睛紧盯着我。我不能抬眼，因为随时都能撞上一种盯视的目光，好刺人心。 北风呼啸。狼爆凄厉。芦苇瑟瑟抖动。 我顶着风，无言地挥动推刀，苇子一排排地倒了下去，不费力就把 娃娃兵远远甩在了身后。她们怎么也追不上我。我心里很得意。 中午，我被呵斥声叫到苇垛下。 那里，等满了人群。远处，两个姑娘用雪橇拖着饭筐走来。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饭筐旁。人们饿坏了，一拥而上，围了个水泄不通。围灰色围裙的炊事姑娘掀开脏棉被，露出一筐烤饼。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中，仅几分钟，全冻得硬邦邦的。姑娘们一双冻红的小手捧着冻硬的饼，艰难地啃着，没有热水喝。那受罪的模样，实在让人怜悯。她们才十六七岁，有的仅十五，不过是一群娃娃呀，这样干活，连大男人都受不了的。 几个小姑娘围在一起取暖。 一位包着围巾的女孩打开一简罐头，猪肉上的油冻硬了，没有热水，如何吃这硬油块？她们拿着小匙，围着冻猪肉，一齐放声哭了起来。我很想去安慰她们，可是不能，会连累她们的。她们大稚嫩，我想不出帮助她们的办法，只有沉默。 我想，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自己，也要让她们见识见识老知青干活的能力。 “长征……”和蔼的呼唤声将我从沉思中惊醒。 很久了，没有听过这么友好的语调，我心里一热，抬起头，疑惑地望着来者。他大约五十岁，穿军服，显然是个大官儿。他温和地看着我，说：“长征，你干得很好，不像高干子女。” 我疑惑了，这位兵团干部，态度怎么跟汤副政委相反？也许又在假惺惺。一扭头不理他，拖了苇子堆就走。一旁男兵团战士说：“唐政委，您瞧她多傲气，连理都不理。” 日落西山，战士归营。经过一天的劳动，班里女兵们对我刮目相看，态度发生了变化。郑排长竟当众说：人家老知青就是比咱们强，干活又快又好。 夜里，躺在炕上，满眼是那金色的苇子…… 我找到了自由的途径，每天打苇子尽量快干，独自纵深地开出一条通道，然后在深处拓展一片空地。在这块四周是茂密苇墙的天然屏障中，只有我自己，没有监视，没有审讯，没有侮辱和斗争，自由自在，一任思想驰骋。此时此刻，我又想他了。有好几个月不见他了，不知他现在怎样了？平时睡在排长班长之间，我不敢回忆我和他的事，怕说梦话被她们听见。团里天天要我写揭发他的材料，把我和他的关系说成是世界上最丑的事。可是，我心里装满了他。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总是想一个人，是不是很糟糕？大概我已经不可救药了，也不清楚自己是怎样被“资产阶级爱情观”“腐蚀”了…… 我想他，想他……汝明，你在哪里呵？哪儿是他住的方向？一定离霍斯淖尔不远？我想唱一支歌，让我悠远的歌声穿透大苇塘，飞越环形山，传到他那里，告诉他，我永远等着他……于是，我放声唱起他最爱听的歌，尽情地唱，仿佛天地间只有我一人，唱着唱着，大多的郁闷和悲伤便宣泄了出来，心情好了许多。 循着歌声，郑排长找到了我，面无表情地说：“你的歌唱得不错呀……但是，不准你离大家这么远，这是指导员的指示！” 我闭紧嘴唇，沉默不语，只听见推刀磨擦冰面和苇子倒地的声音。不久人声传进苇墙的通道，姑娘们追着排长涌进这片小天地，几把推刀推倒了苇墙，与大片剃光的苇塘连接在、起…… 又一个清晨，当姑娘们去取推刀时，副班长罗芹将最钝的刀递给了 我。我掂出了它的份量。即使用钝刀，我也不会输！ 用钝刀打苇子的确又漫又费力，但是，细细观察，这二尺长的刀刃，尽管中间部分很钝，靠近刀柄处却比较锋利，用刀边使劲，苇子一碰即倒，于是速度又提高了，我又当仁不让地走在了最前边。钝刀打苇子，毕竟费力，双手磨起血泡，我依然不减速，做人要昂起头颅，逆境中更是如此。 工间休息，我发现一片未长苇子的雪地，一时兴起，拆下一枝苇子，将毛泽东喜爱的古训写了上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谢萌萌从苇子里钻出，仔细地看白雪上的字，摇摇头，表示看不懂。她小学刚毕业就撞上了“文革”。她又钻进了苇子，里面传来说话声： “啊？好猖狂，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写反动标语！” “毛主席喜欢的座右铭。” “在什么书上看到的？” “手抄本《毛泽东传》。” “哦，哦……”’陈指导员不再说话。排长也来了，与陈指导员交换了眼色，又走到一旁低声交谈后走了。一会儿，苇子里传来陈指导员的声音： “座右铭是什么意思？” “这都不懂呀！” “我们没念多少书嘛。人家老知青读书比我们多。” “哼！读书越多越反动！” “可不能这么说。”是郑晶晶的声音。 血红的晚霞中，走在回归的队列里，磨破了血泡的双手火辣辣地疼。我想起了营房院中有一块磨刀石，晚饭后，便将磨刀石搬进了屋，烧了半壶水，然后将十几把推刀—一检查，凡是卷了刃、钝了口的，统统拆下，蘸了温水在石上磨。 “你也会磨刀？”谢萌萌惊异地问。 一排一班的屋子为什么这么黑？是烟熏的。烟熏当然是烟囱不畅。每日清晨，第一件伤脑筋的事是生炉子冒黑烟，大冬天，熏得人住屋外跑。等炉子着了，火又燃得半死不活，半天烧不开水。火炉旁竟然结着冰霜。 郑排长带着一身寒气进了屋，将呼啸的北风关在门外，立刻抱住烟囱暖手，埋怨屋里还结冰霜。大家说是炉子不好，团部的炉子烧得砖都红了，屋里热得只穿毛衣，哪像咱们这儿，冻死人。 我默默无言。开始注意砖炉的构造，观察炉膛大小，通风口的位置，回屋便琢磨这炉子的毛病。炉膛大大，通风口位置不对，烟囱也有问题，气流不走炉底却走了风口，氧气便不能充分助燃，所以火不旺。于是，煤炉改造的草图绘在了心中。 郑排长交待高班长改造炉子。星期天，高雅娟从男生排请来了一个“小炉匠”，女孩子们马上包围了他，端茶递烟，个个嘴上都像抹了蜜，叫得小男兵劲头十足。他马上脱下棉衣，拆了旧炉子。几个姑娘忙着端水，和泥，递砖，递毛巾。小伙子三下五除二就砌好了新炉子，匆匆地走了。姑娘们立刻生火，一会儿便被包裹在一团雾里，炉盖上浓烟四起，弥漫整个小屋，呛得大家涕泪交流，依然不见火起，于是，群起而攻之说是炉子砌坏了。高雅娟只好拆了炉子。姑娘们挽起袖子，拿着泥刀，像孩子搭积木一样，拆了又搭，搭了又拆，反反复复弄不好，一个个垂头丧气，宣布不会盘这个玩艺儿。我见是时候了，走过去，对高班长不容推辞地说：“请把泥刀给我！” 雅娟疑惑地看着我。罗芹率直地问：“你会？”我自信地点点头。萌萌高兴地喊：“班长！让她砌吧，她肯定会！”多么单纯的女孩子，她以为我什么全会。 很快拆了新炉子，依照自己的方案砌了起来。班长、萌萌帮忙，大家配合默契。 炉子砌好了，我点燃了几张纸，放人炉膛，“轰”地一声火着了。炉火走向与设计一致，我心中有了底。萌萌往炉膛里填柴，加煤块，并盖上炉盖。我从通风小口点着了火，不见浓烟冒出，烟道畅通。柴火引着了煤块，很快炉砖便烧红了，烟筒烫手。 烟筒烧红了。水滚开了。 屋里温度升了起来。姑娘们脸上绽开了笑容，我的心里很甜，很开心。 夜里，郑排长回到小屋，热气扑面，欣喜地问高雅娟：“是三排来人修的？” “不，是她。”高班长指着我。 郑排长向我投来信任的目光。很久了，我没有见过这种目光，心里暖暖的，呵，我多么希望永远生活在这种目光里。人与人之间，本该是这样的。 “战勤连炊事班，炊事班全体同志，赶快到团卫生室，你们班长病逝，你们班长病逝……”播音员急切而沉重地喊着。 团部操场上正在放映的电影突然中断了。 忽拉拉站起一排人，向场外挤去，秩序大乱。人群中笼罩着不祥的气氛。 “王班长得的是小感冒，怎么会死呢？” “啊，不会吧，他这么个结实人会死？” “是不是听错了？” 电影散场很久了，一班姑娘们都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地等消息。 门开了，连部文书小社进来了，脖颈上挂着一双崭新的大头翻毛皮鞋。 郑排长问，为什么又把皮鞋拿了回来？ 小杜说，人死了好一阵子，脚硬了，皮鞋穿不上去。 屋里一片抽泣声。 陈指导员推门而人，阴沉着脸。郑排长迎上前问：“听说王班长只是得了感冒，怎么会死了？” 陈指导员说是合医生误诊，实际得了急性肝炎，没及时治疗，晚了。 语气很悲痛。雅娟说，这吕医生水平太差了，上个月，电话班李卫东嗓子疼，也是他误诊，说是着了凉，随便开了几片药，谁知他是咽喉神经麻痹症，后来不能吃喝，死了。这叫什么医生呀。 “王班长啊……”一声凄厉的哀嚎，令人心颤，是小胖在哭喊。 郑晶晶从容地为指导员出谋划策，商议王班长的后事。 这一排一班，成了指导员的临时办公室，人来人往。郑晶晶像他的高参。 王班长病逝的第四天，文书小社领来一位中年男子，脸膛黑红，胡茬子又长又租，显然几天没刮脸了；一身中式黑棉袄，手提帆布包。不用说，他一定是王大伯了。 王大伯一进门便叫道：“孩子们……” 姑娘们一拥而上，“大伯、大伯”地喊个不停。有人接了他手里的包，有人拉他坐在炕沿儿上，有人倒了茶，双手捧给他，问寒问暖，问路上辛苦，谁都不提王班长的名宇，惟恐老人家再伤心。 “孩子们……” “大伯…” “你们过得还好吧？你们怎么不说话？”他环视着黑屋，说：“孩子们辛苦哇，住这样的屋子，连个水缸都没有，怎么吃水呀？” 姑娘们告诉他，每天早晨，炊事班派人去村外水并打水，全连共有一口大水缸。王大伯又问吃什么饭，有肉没有，想不想家……姑娘们一一回答，有的说，我想奶奶。有的说，俺想俺爸……七嘴八舌。 小杜将一件新的军大衣和那双大头皮鞋交给王大伯。王大伯推辞道： “大伯，他穿不上，还是您拿回去吧。” 王大伯摇摇头，噙着泪说：“我带来了。”他打开帆布包，取出一双黑布鞋，说：“给他穿这个，这是他娘熬了一夜为他赶做的。” 小社接过来，又传给了郑晶晶。郑晶晶细细地看，便咽道：“孩童身上衣，慈母手中线……” 有人“哇”地哭出了声，接着便哭成一片。 陈指导员、炊事班战士们、王班长生前好友纷至沓来，挤满小屋。 黑压压的影子映在报纸糊的墙上，晃动着。哭声震得小屋像要倾倒了一样。 王大伯被这集体的哭嚎深深地感动了，他劝说孩子们别哭坏了身子，你们爹娘也想你们呀，千万都要保重。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看到你们跟看见我那二小子是一样的啊！大伯越劝，北炕角落里的小胖哭声越高，上气接不了下气，像要将五脏六腑哭出来似的。大伯循声望去，目光里充满了怜爱。她的声音早已泄露了她内心的秘密。可怜的小胖。 王大伯低声询问身边的人，小胖姑娘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然后 叹道：“同岁呀，可惜了……” 他向小胖招手，将她拉过来。 小胖便咽着，低头坐在王大伯的身边。 王大伯拍着她的头，劝慰她，才说了几句，自己竟也眼圈红了，连连摇头，叹息。 王大伯起身告辞去歇息。小胖硬要替大伯提行李，大伯劝她留步，怎么也劝不住。小胖一手提着帆布包，一手搀着大伯出了门。 大家簇拥着他们消失在夜幕中。 团卫生室里，停放着王来富的尸体。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兵团战士服，平躺着，身上覆盖着白被单，显得魁梧高大，脸上没有血色，神态安详。王大伯仔细端详着儿子，一双手颤颤抖抖地抚摸着，不由得老泪纵横。 小胖已经哭得眼睛红肿。她默默地走到王来富身旁，将那双黑布鞋套在了他僵硬的脚上，穿上了，很合适。据说，人死了，身体僵硬，穿不上衣服和鞋子，只有死者的亲人才穿得上。 小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绣花小手绢，那是她起早贪黑悄悄绣的，细密的针线，绣进了她多少真挚的情思呵。她将绣花小手绢放在王来富早已僵硬了的手心里，然后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他，目不转睛，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凝视呵，仿佛一切都已凝固，一切语言都成了多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呵，好深好深，好悲苦好悲苦。突然，小胖跪了下来，跪在众目瞪腹之下，又一次失声偷哭起来，滔滔的泪水，像是进发自她的内脏最深处，是沉重的，更是压抑的。她哭呵，哭呵，双肩颤抖着，哭得惊天动地，闻者无不泪下。 大家说，今生今世没有听过这样的哭声。 可怜的小胖阿！ 汤副政委仁立在半月形环山的东坡上，十分满意已选的墓地。 他说，举目四望，背靠环山，面对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以后这里就是咱们兵团战士的公墓了。 人们走到李卫东墓前，鞠躬致哀。 坟头上，稀疏的野草在寒风中颤抖。木制的墓碑上，字迹已经模糊。 汤副政委和陈指导员在李卫东的墓旁选了一块地作坟穴。大家开始动手挖掘。 有人唱起了悲枪的《洪湖赤卫队》——“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八师七十四团战勤连炊事班长王来富，静静地躺在白木棺材里下葬了。他和电话班活务员李卫东是第一批在草原永久落户的兵团战士。
我永远忘不了姑娘们集体嚎哭的情景。 从此，我不再从心里嘲笑她们的眼泪。我同情她们。 相处久了，她们不再顾忌，当着我的面说怪话，称招兵的人是大骗子——说内蒙古这地儿可好了，每月可以挣一只大绵羊，还发枪发衣服，发羊毛大头皮鞋。大绵羊能值好多好多钱吧？穿军装背枪多“飒爽英姿”呀，大头皮鞋又多威风！于是，人人争着报名。谁知，来了几个月，没见着一只绵羊，整天吃玉米大法子加咸菜，每周才有一顿牛羊肉。大头皮鞋更没见到。只有男知青排有几杆破枪。兵团战士月薪六元。女知青比男知青多七角。男知青不满，找到当官的说理：男知青比女知青出力大，干活多，凭什么女知青的钱反而比男知青多？回答说是女知青有特殊情况，不宜多问。于是男知青们气呼呼地离开了。女孩子们知道了，得意地哈哈大笑，说男孩子们太笨，全是傻帽儿。 不知为什么兵团女战士的眼泪那么多。从前，在巴音淖尔时，接触的全是男知青，他们充满阳刚之气，大声吹牛，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整天快快乐乐，没见过谁掉眼泪。现在，才知道女孩子确实是水做的，一丁点儿小事都会冒眼泪。这时我才觉察到，自己怎么不像女的，是不是这些年被男性化了？怎么这些女孩娇气得整天让我担心，我觉得，我该为她们做些什么事。我想到了义务帮厨，顶替王班长的空缺。 清晨，天正黑着，姑娘们仍在睡梦中。我踏碎了寂静，向炊事班走去。 厨房亮着灯，两个姑娘正在忙碌。我进了门，径直走向灶台，向灶里添柴。两个姑娘惊讶地望着我。我旁若无人，只管干活儿。她俩正在埋怨厨房缺人手，顾不上问我的来历，很乐意地接受了。由于配合默契，早饭开得很顺利。早饭后打苇子，晚上收工回来，姑娘们都累得在炕上东倒西歪，我收拾好工具，洗了手，便又去了厨房。 厨房不大。南墙上是糊着破纸的木格窗。窗下的灶台上有两口特大号铁锅。屋梁上，悬荡着破碎的蜘蛛网，缀满重重的灰尘，随着气流缓缓颤动。地面脏得难以下脚，像是几百年没清扫过。两个姑娘围着肮脏的围裙，正忙着做晚饭。长辫子姑娘见我来，马上将板凳让给了我。显然，两位姑娘很欢迎我。长辫子姑娘揉面，短发姑娘往大锅里倒水。我添柴加火。很快，大锅里的水沸腾了。 两个姑娘一齐将大铝盆抬上灶台，里面盛满面疙瘩。面疙瘩和得大小不一，大的如乒乓球，小的似米粒。短发姑娘说：“火再大些。”我立刻添柴，又架空柴块，火迅速燃旺了。两个姑娘大把地抓了面疙瘩抛向沸水。长辫子姑娘立刻用大铁锨一样的锅铲在里面搅动。 “哈哈，瞧这面疙瘩个儿大吧。这才是真正的王八蛋。今儿咱们做工八蛋扎猛子，省事。” “对对，我就喜欢做王八蛋扎猛子，真痛快。”这两个小丫头像在玩游戏，争着向沸水里抛“王八蛋”，脸儿红红的，时时发出兴奋的呼喊。 突然，“咕略”一声，墙壁上一片泥块掉进了大锅，她俩高兴得嗷嗷直叫。 我急得站起来，说：“快，快捞出来户长辫子跳上灶台，抄起铲子将泥块搅了一下，让它化在锅里。她快乐地喊：“捞出来干嘛？只当是加了点胡椒粉吧。” 我责备道：“为什么不捞出来？这锅饭怎么吃？”“牙珍着吃呗，谁叫指导员派我们干这鬼差事的。条件不好嘛，艰苦奋斗嘛，大家共同克服点困难嘛。” “这样吃下去会得阑尾炎的。”我说。 “得了又怎么样，省了医生失业呀。” 起风了，刮得破窗纸哗哗响。一股股寒风钻了进来，灰沙吹进大锅里，上面脏兮兮地漂浮了一层，真像是撒了胡椒粉。我急得又站起来，长辫子姑娘哼哼道：“有什么办法，克服着点儿吧。” 开饭了。姑娘们端着各种颜色、形状的碗、饭盒，边吃边吐沙子。 “呸！真牙储，呸呸！真他妈的王八蛋！” 排长说：“炊事班是怎么搞的，天天吃饭都这么牙渗。” 萌萌说：“上个月我住院割阑尾，医生说咱们团阑尾炎的发病率太高了，就像咱们团女同志得妇科病一样，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呢。” 我的心颤抖了，因为亲眼看见了炊事实况，当然也就明白了战勤连阑尾炎发病率高的原因。 冬日。天空湛蓝如洗。 白云悠悠，天气太好了。 一匹白马拉的水车慢吞吞地走在空无一人的路上，好安静，只有马蹄声、车轮声和大木桶内“哗哗”的水声。我驾着马车，好开心，有一种获得自由的难以言喻的快乐。 这些日子，我大天去炊事班帮厨，感动了班里所有的成员。她们放心地让我独自赶车拉水。从前由王班长拉水，他去世后，全由姑娘们自己干。她们连绵羊都怕，更别说驾驭高头大马了，以为拉水的活儿苦不堪言，其实是小事一桩。这是一件不可告人的美差，独自驾车去村外，真是一种享受啊。 一个星期天。炊事班的短发姑娘喊我去帮助套马。郑晶晶不高兴了，说最反感墙倒众人推——人一倒霉，谁都来使唤。山西姑娘央求说，王班长不在了，班里确实没人会套车，只好求长征了。郑晶晶扭过脸去，不再吭气。萌萌羞那姑娘说：“什么不会套车，干脆承认你胆小好啦！” 我知道，她心里是向着我的。 我去了，将水车套上马。正要上车，高雅娟匆匆跑来，厉声说：“长征！别走，指导员命令你以后不准再去打水了。”她又转向一旁的长辫子姑娘，说“你们怎么能让监督对象打水？这可是关系到全连的大问题，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们责任重大呀！” 望着远去的马车，我心里好一阵悲哀。 我连打水的权利都没有啦，已经被划到人民的范围之外了…… 大白马拉水归来，被挂在了水车铁轮子上。 指导员说，要改善伙食，杀掉它。 草原人自古爱马，不吃马肉。 骏马是草原人的骄傲，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杀马的。天知道指导员怎么想的。 中午时分，大白马倒在了血泊里。 它被割断咽喉，鲜血淌了一地。昨天，它披着长长鬃毛的大脑袋还在威风凛凛地高昂着，今天就死了，我为失去这不会说话的伴儿哀伤。 晚餐时，食堂格外热闹。 全连男男女女聚集在小学校教室里。并列在一起的课桌上燃着许多蜡烛。大小不一的盆碗摆在桌上，每人分了一份马肉炖萝卜，香气四溢，诱人垂涎。人们狼吞虎咽，谈笑风生，桌上留下了一堆堆骨渣。我端着马肉，咽不下去。可怜的大白马呀，就这样变成了一片碎骨渣，可怕的人类…… 第二天，短发姑娘找上门来，理直气壮地对郑晶晶说： 郑晶晶冷笑一声道：“哦！马没了让人去拉车！好好儿的大白马，拉车多省事，非要宰了吃，全连这么多人，能分几块肉？以后天天人拉车，看累死你们。让人家代替牲口拉车，像话吗？” 我站在了大白马的位置上，将马套套在自己肩上，拉着水车上路了。一旁跟着几个女战士。回来时，上坡下坡，由于车高人矮，水在大木桶内晃荡，溅得我们头发和衣服全湿了，很快结成了冰，硬邦邦的，像穿上了一身盔甲。 又到了放电影的日子。放映之前，先放映了一组幻灯：一群兵团女战士在拉水车，衣服上裹满冰壳——表扬战勤连炊事班姑娘为解决全连吃水问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无畏。 高音喇叭里，激荡着高昂的声音：“为全连战友吃水，何惧水溅全身冻成冰。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 观众们被感动了，纷纷向炊事班投去敬慕的眼光。 此后，炊事班再也不找我拉水了。兵团姑娘们争先恐后地帮助炊事班拉水车。她们单纯得真可爱。 夜。一、二排正聚集在二排宿舍开会。 二排的屋子大，能坐下全排的人。 “长征，上这儿来坐。”一个柔弱的声音。我抬眼望去，见是一位娇小的姑娘，披散一头瀑布般的黑发，半躺在南炕头。她披着棉大衣，背靠着垫高的枕头，齐胸盖一条被子——是个病号。她面带凄楚，身子软软的，但是，竟敢当众叫我坐她身边，不怕受牵累？她好勇敢！ 她很美，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我脱了鞋上炕，坐在了这位美丽的小病号身旁。有人在窃窃私语： 屋里，人声鼎沸。 “她真是个病西施，名不虚传，长得真漂亮，病怄怄的，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是雅娟和萌萌在低声议论。 “听说她本来没病，后来犯了作风错误就病了。”有人插话。 “她呀，哼！骚货一个，得的是妇科病，叫什么卵……巢炎。从前她总是借口有病不上工，谁知在宿舍干什么，就是这样搞出来的病。”又有人说。 我听了，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小慧也爬上炕，低声与病西施说话，眼睛里充满了同情。 我仔细打量病西施，她的双眸黑白分明，又大又亮，两道黛眉弯如新月，又细又长，因为病，眼眶罩着淡青色，额眉微蹩，鼻子小巧，嘴唇的曲线很美，有些苍白的瓜子脸，生着病也那么动人。她没有梳头，披散的长发又黑又亮，这模样，在这个年代，大与众不同了。 “冯丽，你肚子还疼吗？”小慧柔声问。 “还是疼，来那个疼得更厉害。” “多吗？” “很多很多，真的不是故意装病。女的真可怜，来了那个还要去冰上干活儿，弄坏了身体是一辈子的事呀，将来结婚都成问题，指导员也不是没爱人，应当懂得呀。” 她说话如此大胆，竟敢提“结婚”二字。 “小慧，女孩子单独留在宿舍里太危险了，最好也不要单独去看病。唉，那天我不该感冒，治病，反而落下更坏的病。记住，男人没几个好东西，你在连部，千万小心点，别上当！” 声音不大不小，也不回避他人。 小慧听了点着头，眼里闪出了泪花。 “好像你对陈指导员有好感？”病西施问。 “他挺可怜的，常说他爱人患癌症快死了，他说他喜欢我，说我天真活泼，就是大小了。”小慧脸上现出甜甜的微笑。 “我警告过你，只要是男的就要小心点，别傻了……” “大家安静！”有人高声喊道。 梳小辫的姑娘站在炕上说：“现在请二排长给我们讲故事。” 鼓掌。没文化生活，讲故事就是最大的娱乐。 长的目光扫视着众人，最后戏剧般地停留在我身上。于是，大家的目光也一齐聚集在我身上。 开场了，绘声绘色，主题极为严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没有人再说笑，大家都听出了故事的针对性。 长曾与一排长竞争，没有争到管教“反革命”的重任，不甘示弱，要在这两排合一的场合露一手，效果不错。每当她讲到关键时刻，都要盯着我久久地看，大家的目光也就一次次在我身上聚焦。 用目光扫视大家，但是，心里很不是味儿。 导员悄悄进来了，径直朝冯丽的炕边走去。小慧移开位置，让指导员坐下。 “好点，但愿不要再看病！”口气又冷又硬。 员不厌其烦地安慰她保重身体，眼里满含着柔情，还替她拉拉被子，并且问她给家里去信了没有。 “指导员，我怎么给父母写信？怎么说？我一辈子算是完了！” “小冯呀，人生的路还长呀。想开些，生病治病，会好的。”他们谈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了。 看着伤心的冯丽，我想起了余汝明。那个风雪之夜，他使心计留住我，对我做了那事。当时我很害怕，羞得心慌意乱，生怕别人听见。不过，我和她不一样。我有余汝明对我终身的承诺，他发誓要与我白头到老…… 二排长讲完了故事。指导员做完了阶级斗争天天讲报告。散会了。 会后，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早晨，我感到头晕目眩。 小杜通知我不要出门，说团保卫科找我有事。 保卫科龚干事来了，夹着黑公文包，鼓囊囊的，显然装着很多“黑材料”。 “你要老实交待，你知道的，我们已经掌握。你不知道的，也全部掌握了。余汝明罪证如山，只等着正式判刑。现在关键看你的态度，不老实，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龚干事厉声说。 他的话跟徐永红一样，早听腻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干脆对着干。他说一句，我顶一句，句句引用毛泽东的话。舌战中，我以富有想像力的语言，将自己塑造成了大义凛然的革命者。龚干事竟然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束手无策。原来，他根本不了解巴音宝力格牧场运动的始末。 一旁，留下来看守我的柳小香瞪圆眼睛看着我们。她想不到平日沉默寡言的我会这样口若悬河，并且第一次听说了牧场运动的真相，目光里充满了疑惑。 龚干事不是对手，气急败坏地说：“你……你，讲了一万条，林副主席还是接班人，已经写人党章。余汝明批林就是对抗‘公安六条’，就能定罪。好了，不与你争，听说你有病，有病就要治。柳小香，今晚带她去看病吧……” 龚干事走了，头上冒着热气。 晚饭后，天已黑尽。我们一行三人进了团卫生队的院子。吴医生已经等候在门口，带我们走进手术室，屋内一片雪白。吴医生也不问诊，说要用新医疗法，给我治疗“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采用“强刺激”新技术。萌萌闻言吓得脸色都变了。吴医生着在眼里，要她和小慧一同出去等。萌萌走了，小慧却不肯走，说要协助吴医生工作。 吴医生在我头顶上找了百会穴，涂了碘酒，取出一根三棱针。我知道那是放血用的。我学过针灸，知道强刺激是用较强的针刺手法。发高烧才放血呢。他将三棱针刺人我的头顶，连刺多次，并用碘酒压住流血。一团团带血的棉球抛在地上。我一声不吭。他又取出一把手术刀，说用刀在穴位上开个口子才是真正的强刺激。言罢，手起刀落，刀尖划开了头顶，鲜血洞洞冒出，顺着太阳穴流淌。小慧吓得叫出声来，又立刻捂住了嘴。 “拿消毒棉花来，再把碘酒也拿来！” 吴医生用棉花压住伤口，又用浓碘酒压在了新鲜的伤口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我咬了咬牙，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小慧又惊叫道： “你叫唤啥！打了麻药还叫什么强刺激！少多嘴，拿纱布绷带来！” 吴医生将纱布盖在我头顶的伤口上，贴了胶布，又让我上手术台俯卧着，命令我解裤带。我不肯，问为什么，他说尾椎骨那儿有个长强穴，治疗神经官能症有特效。小慧在这里，你怕什么？他让小慧解了我的裤带。我以为他扎几针就算了，不料，他抓起了手术刀，手起刀落，刀尖扎进了尾椎骨的位置。这一刀，下手重了。小慧忍不住说：“行了行了！这样重地挨刀子，让人怎么坐凳子。” 吴医生又夹了浓碘酒压住伤口，疼得我咬住了嘴唇，几乎咬出血。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不要失态！挺住。吴医生神色倒有些慌，因为下刀子重了，血出多了。他在我灼热的伤口上用粗糙的纱布揉来揉去，好像我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看见血淋淋的纱布一块块扔在地上。折腾了好一阵，吴医生又用纱布封住了我的第二道伤口。我忍痛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准备出门。吴医生又将我按在凳子上，不顾我的反对，用纱布包裹头顶，并且从下巴到头顶缠上绷带，又围着整个头部绕了几圈。顿时，我变成了重伤员模样。吴医生的行为如此夸张，不能不让我怀疑他的动机。 有几个人忍不住好奇心，进来盯着我观看，叽叽喳喳： “唉，真像个残兵败将啦。” “电影上的俘虏都是这个样子。” “怎么搞的？她进去好好的，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小慧、萌萌跟着我出了手术室。 门口挤满看热闹的人，夹道围观。这种侮辱性的围观，使我心如刀割…… 天很冷，不再有行人，我感到自己高傲的自尊心受到了难以形容的侮辱。我不是反革命。即使是反革命，也不应该这样折腾。我有着与牲畜不同的人的尊严呵。走在刺骨的寒风里，裤子磨着伤口，火辣辣地痛。 两个姑娘在我身后低声议论：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这样整治？ 满屋的人看着我，一齐瞪大了眼睛。大家面面相觑，惊讶不解。 郑晶晶问小慧：“这是怎么搞的？” 小慧眼睛里闪出泪花，一五一十地说。 郑晶晶绷着脸说：“用刀子割了再拿碘酒烧，也真下得了手。头昏割屁股，什么道理？以后让人家怎么干活儿广小慧道：“排长，这两大别让长征去打苇子了吧，她尾椎上的刀口割得长了，又没缝针。” 郑晶晶当即同意，嘱我留在炊事班帮厨。 春节即将来临。炊事班早早地做准备了。这地方没有鸡鸭鱼猪，只好全用牛羊肉代替。内蒙古正值酷冬，整只宰好的牛羊冻得硬邦邦的，如果不剁开是吃不到嘴里的。剁肉是一件苦事，炊事班的姑娘们正为此发愁。这时，我来了，正中她们的意。于是，切肉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 厨房狭窄，不方便。我将每块几十斤重的冻肉块全部搬口班里，卷起铺盖，跪在凉炕席上干活。我磨利了刀刃，将大肉块放在小面板上，一片片切下，装进大盆。 从早干到晚，大家收工回来了，谁都不怨我占了炕席。晚饭后，我继续切，不停地切。姑娘们看见满盆的肉，人人眼中闪着光彩。兵团规定三年不能回家探亲，她们注定要在这里过年了。 一连三天，我跪在冰冷的炕席上，一刀刀切完了全连人过节用的冻肉，终于发现我站立不起来了，由于膝盖长时间弯曲重压，也由于炕上大凉。我想去上厕所，才发现双腿完全不听使唤，只好用双手帮忙，将身子移下炕，勉强下了地，一步步挪到公厕。 进了厕所，只见每个粪坑都露了尖儿。粪便一层层冻成高高的冰柱子，不能再供人使用了，于是，姑娘们居然随地大小便。我无处下脚，屏住呼吸，踏着脚尖穿行，找了一个空地蹲下去。当我站立起来时，发现膝盖硬挺挺的，怎么也站不起来，急忙扶住墙壁，用手去撑，还是不行。正着急时，两个女兵团战士进来了。 一个扎两根翘翘辫，穿一身松松垮垮的黄色兵团服，像裹着一个布娃娃。一个梳一双流行的小刷子，黄兵团服外罩着老厚的蓝棉衣。她们踮着脚进来了，抱怨着蹲下。 我努力地想站起来。布娃娃很机灵，一眼看出我有毛病，向我伸过双手，喊道：“沈芳姐，快来，你看她站不起来了！”沈芳立刻赶来，将我扶住。她俩左右挽住我，帮我站了起来。 “你的腿怎么了？这么厉害。你是哪个连的？”沈芳问。 “就是旁边那个连的，你们呢？”我支吾着向北边指。 “我们是工副业连的。” “干什么活儿？” “做酱菜。”布娃娃抢着说。 沈芳告诉说，工副业连主要制作副食品，做咸菜，泡酸菜，做豆瓣酱、酱油、豆腐。他们连长还说以后要做罐头，让内地人也吃上他们做的牛、羊肉罐头。她很自豪，连长的蓝图被她描绘得如此诱人。 沈芳的眉宇间有一股豪气。布娃娃小嘴鲜红，皮肤嫩得可以捏出水，奶声仍气的，根本还是个小孩儿。我忍不住问她有多大了。她口气很大地称快十五岁了。我说，看她样子，只有十三四岁，怎么也跑到这地方来了？ 她说是自己坚决要求来的。她见沈芳和许多好朋友都响应毛主席号召，就跟妈吵，也一定要来，最后她赢了，她说着时，一脸的得意。沈芳疼爱地望着她，说：“这小豆子，跟她妈吵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咋啦，不吵妈还不放咱呢，年龄怎么了？我向毛主席保证，咱干活儿哪点落在你们后面了？”小豆子吸着嘴，撒娇似地说。 “小豆子，快，快，要集合了！’抗芳催促她，又对我友好地说：“大姐，我们先走了，你可要当心呀，以后再见吧，我们住得不远。” 她俩踮着脚出去了。 目送这对可爱的兵团姐妹出了门，我扶着墙，走了出去。又有几个姑娘鱼贯而人，大骂不文明。 傍晚，陈指导员来了，指派我去打扫厕所。郑晶晶轻声对雅娟说： 她的一番话，说得我好感动。 第二天，我扛起十字镐，迈着不听使唤的双腿，表情平静地走向公厕。 我用镐头砸掉冻牢在地上的粪便，开出一条通道，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敲掉茅坑里冒尖的粪堆格外费力，猛力下镐，只能敲掉一点碎冰碴，粪冰碴四处飞溅，溅到我脸上、嘴上和头发上。最糟糕的是要弓腰。 我的膝盖失了灵，腿不能弯，弯一下就会跪下去，难得再站起来，只好绷直双腿向前弯腰，每弯一下，就扯动尾椎的刀口，疼得直冒汗。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我强迫自己坚持下去。 当人们再次跨进公厕，里面已经干干净净了
柳小香长得小巧玲珑，亮亮的眸子里透着灵气，因她做事沉稳，高雅娟总是派她看管我。我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随之，郑晶晶也渐渐有了变化。 我观察郑晶晶，她有主见，敢决断，办事沉稳。她与我朝夕相处，也在观察我。常常，我一抬眼便碰见她一双锐利的大眼睛，目光里不再对我有敌意了。这种年月，乱说话会飞来横祸，但是，她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已经告诉了我许多许多。 点灯时，郑晶晶擦亮了灯罩，整个屋子显得亮多了。郑晶晶坐在灯下，缝补内衣。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姑娘们三五成群地疯疯笑笑，下棋，织毛衣，为小事吵嘴，哭鼻子……把个北炕上折腾得热热闹闹。
“保卫科不许我对你们谈这些。” 她神秘地一笑，说：“你对我说没关系，我跟那些女孩子们不一样，我比你小不了几岁，也参加过运动。” 郑晶晶说出这番话，令我大为吃惊。我考虑了一下，便简述牧场运动情况，并且搬出毛主席让“干部亮相”的最新指示，说明朝鲁书记是广大牧民信赖的好干部，应该保护。 郑晶晶闪动着聪慧的大眼睛，点头自语道：“今天是好人，明天就被打倒，后来又平反，平反了又反过来整别人。今天你上台，明天他上台，是是非非，何苦来呢。我看呀，真正的坏人才不这么蹦跶呢。我这个排长只能例行公事。长征，你自己保重……” 正说着，高雅娟也拿着衣服坐在了灯下。萌萌也凑了过来。高雅娟说：“排长，咱们指导员就说你是块领导料子，比二排长好。二排长可是个人物，要是你长征在她手下，不给整死才怪呢。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呀，就是好折腾。我家就住在公安部大院，北京的大干部都关在一个楼里。那帮高干子女冲公安部，要找他们的爸爸妈妈，可也是的，把大人全抓走了，留下这些孩子能不急眼吗？冲了就犯法，就抓起来，成了反革命。这年头，反革命帽子满天飞。” “长征，你家在哪儿呀？”郑晶晶问。“江城。”“哦，好远的地方，我听说那里武斗很厉害，你没赶上？对了，你在北京上学，后来的两大派武斗，你参加了没有？”郑晶晶又问，句句问中要害。 幸亏我们走得早，没来得及参加武斗。 “可惜我没瞧见这个热闹。”我答。 郑晶晶说：“原来你还不如我呢。那时候人人分了好几派，各派都去抢枪，说‘文攻武卫’是江青提出来的。我们学生也跟着凑热闹，向‘工总司’要枪，我还弄到一支小手枪玩过。那可是真枪呀。你别看那些小姑娘文文静静的，其实好多人都玩过枪。” 我摇摇头，一再表示惊讶。 “最可笑的是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打派仗。 ‘捍卫团’守在地道里。‘工总司’发动人海战术，又是枪又是炮，把‘捍卫团’打得钻进地道里不敢露头，‘捍卫团’被围了好多天，受不了了，在地道口升起一件白衬衣，表示投降了。‘工总司’的人得意洋洋，在地道口围成一圈，里面的人高举双手出来了。” “太可笑了，好像一场梦。”萌萌说。 “那会儿，别看我们是女孩子，胆子大着呢，也围在地道口，看那些老工人举着双手，一个个胡子老长，脸也好久没洗。你说自己是真革命，他说自己是真革命，吵来吵去，都是当爸爸的人了，还跟年轻人一样打派仗，傻不傻？” “后来呢？”萌萌问。 “后来打赢了的就自称革命派，夺权，专政，把另一派打成反革命。 另一派不服气，跑到北京‘中央文革’那里告状，告赢了，就又抖起来了，跑回来再夺权，再专政，说对方是反革命。唉，这年头当个反革命容易得很呢，太像闹剧了。” 高雅娟说：“郑排长，怪不得你有主见，原来你见过大世面呀。我妈可不行，管我太严了，把我关在家里，成了小保姆了。 这天晚上，郑晶晶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她果然有经历。我暗暗希望她与领导和平相处不然她的经历将成为十分惨烈的条罪状。对于政治游戏的残酷，她还是估计不足，不该谈得这么随意。我有些为她担心了。 灯光照着郑晶晶的脸，柔柔的，我第一次细细观察她，脸盘儿圆润，高额头，大眼睛，两条粗黑的辫子垂在隆起的胸前，原来她长得很漂亮呢……
人心浮动，都在期盼春节到来。连里买回一小群活羊，陈指导员说要送到连部，犒劳建营房的功臣们，让他们过个肥年。他派了几个男战士赶羊，不行，没放过牧赶不动，急得他们围住百十只羊团团转。经过再三考虑，陈指导员向团里请示——最后决定——可以让监督对象——长征赶羊去连部。 为了保险，陈指导员派了两个人随行监督，但是，只有一匹马，她们二人只能步行。一个男兵团战士低声对陈指导员说：“指导员，长征一个人骑马，万一逃跑了怎么办？谁负责？” 指导员笑着摇摇头，他有把握，这个人是不会跑的。他将一未封口的牛皮纸信封交到我手中，让我亲手交给连长。我将信仔细揣进怀里，携了长鞭，翻身上马。罗芹和柳小香两位监督者走在我的坐骑左右。我挥鞭赶羊，向后山而去。 这群羊全是新疆改良种，傻头傻脑的，没有山羊带路，死活不肯走路。我挥动长鞭，大呼小叫，赶一下它们挪几步，磨磨蹭蹭慢慢吞吞，急死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它们赶上了北山顶。站在高山岗上，极目远眺，好一派北国风光啊！霍斯淖尔的土屋群，女生排的黑屋，像小积木一样，时隐时现在淡淡的雾气中，环山、苇子湖，浩渺在清白的色调里。山顶上，一条车辙密布的大路蜿蜒远去，直达山背后的盆地。盆地北侧有一片红砖瓦房，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还要走很远的路，我骑在马上，扬鞭赶羊，终于越过山岗，加快了行进速度，将两位监督者甩下很远。 这两个女孩子已经气喘吁吁，力不能支，只好跑到公路上，这样步伐轻松得多，监督方式也改成了“目光遥控”。 又自由了，真开心！ 羊群呈扇状在我前而散开。我放声纵情歌唱歌，歌声飞扬在草原上。我穿着蒙袍，放牧在白雪覆盖的金色草滩，唱着悠扬的牧歌，此景此情，令两个初来草原的女战士看得发了呆。 我的歌声在原野上回荡，他要能听见该多好呀。他在哪里？是在那东方的山背后吗？如果朝东走，翻过环山，能看见他吗？我好想他呀，想得好苦好苦，好累好累。愿我的歌声飞到山那边，和他在一起。汝明呵，汝明呵，你听见我的歌了吗？ 我们找连司务长交差，然后走进很气派的食堂，在长凳上坐下，伏在放着血淋淋的牛头的案板上，像男子汉一样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了一顿。 饭后，我将指导员让我带的信交给连长。他一脸的络腮胡子，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说话音若洪钟。读完信，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是长征？”我点点头。他转身叫道：“小慧，带她们去女生班找地方睡。” 小慧应声而至，领了我们就走。今天才知道她住在这里，每天在连部与霍斯淖尔之间来回奔波。 夜幕降临了，一位干部模样的男子走来，低声对我说：“长征，到医务室来，我要给你检查身体。”“为什么？”“怕你有肝炎，有传染病。”“我没传染病。”“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跟我走吧。” 我想问问小慧，不见她的影子，只好跟着他走了。 医生带我进了卫生室，让我躺在检查台上，松开裤带，说要检查肝区。他起身去弄电灯，突然熄灭，屋内一片黑暗，我下意识地坐了起来。 那医生摸黑走来，让我躺下。我心里紧张，提高嗓门说：“医生，摸着黑怎么检查？” 医生仍压低声音道：“不要紧，我只是摸摸你的肝区，看看肝大不大。” “还是看看电灯是怎么回事再检查吧。” “就这么将就点吧。” 正争执着，有人推门进来了。 “谁在医务室里？怎么不开灯？” 是小慧的声音。她伸手拉电灯开关，不亮，问道：“吕医生，黑灯瞎火的，你在做什么呢？” “哦……哦……我在给长征做检查，听说她有病，怕有传染病，查一下肝区，不知怎么，一下子灯就不亮了。”他的声音有些紧张。“那叫小李来修灯。”“不要紧，很快就查完了，你来了正好，多实践实践，医疗水平会提高得更快。” 吕医生说着拉开我的内衣，触摸肝区及腹部，摸了一阵，也让小慧摸，边摸边讲解，得出结论正常，说完，迅速离开，将小慧和我留在黑屋里。小慧低声问：他没把你怎么样吧？我问她，会怎么样？她说没什么，但是又补了一句：“长征，以后他再给你检查，一定要告诉我。” 我听出她话中有话，忽然想起了病西施、误诊、传染病、王来富……对！就是他——害人的吕医生，那灯是他捣了鬼才熄灭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 幸亏小慧来了，不然就糟了。 又是一夜无眠。 羊群散在草滩上。 我又看见了那座神秘的大帐篷，里面究竟住着什么人啊？好奇心驱使我将羊群赶到山坡下，向大帐篷走去。 大帐篷的帆布门掀开了，出来一位中年男子，身穿中山装，披着蓝色棉大衣，头发稀疏，戴着厚厚的黑边眼镜，文质彬彬。他像我看他一样打量我，请我进去坐坐，喝点茶。我欣然同意，随他进帐。 他问了我的姓名，又问是北京知青吧，生活习惯吗？声音亲切和蔼。很久很久没有人这样正常地对我说话了，我眼睛立刻湿润了。他见状安慰道：“长征，想家了吧？”我惊奇他那么好记忆，立刻记住了我的名字。我摇摇头。他微笑着说不信，转身为我倒茶。又想起请我坐，我见他桌上放有许多翻开的书本，密密麻麻的外文，有的是英文，有的是俄文，有的是日文，还有几种看不出是什么文字，问他，说是德文和法文。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见有这么大学问的人，更奇怪他独自住在这里。他究竟是什么人？逃难的学术权威？隐士？想到了我就问。他笑着摇摇头，拒绝回答，说是叫他老郭好了。 我说，你怕什么，当学术权威怕被人斗是吧？我要是这么有学问，一定当学术权威！他说你真是革命小将的口气，太单纯了，太天真了，我认为你们应当读书，做比放羊更重要的事…… 罗芹突然出现在帐篷门口，脚步轻得没有一点声音。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她绷着脸，厉声喝道：“长征！放羊怎么放到这里来了！” 我明白在这里不能久留，我的“反革命分子”身份会给老郭带来灾难，一定不能牵连这么优秀的人物。我起身向帐外羊群张望，然后向老郭告辞。 我挥舞长鞭，将羊群赶向草旺的地方。 回首远望，那座帐篷已经很远了，孤零零的，里面住着的这位神秘人物，一定有着更加神秘的经历和故事。这种年月，该有多少非凡的人物神秘地隐身，流落荒山、荒原、荒村啊。 可惜，我不可以再走近大帐篷了。 晚饭后，小慧将我叫到了连部。 大胡子连长请我坐下，叫小香、罗芹坐在一旁。他表情平淡地问：“你父亲是老红军？”“是的。”“哦，不像呀，你这样的高干子弟不多呀，别人都走后门去当兵，你跑这野地方来放羊，不简单呀。瞧你穿着蒙古衣服，还真像牧民呢， 半导体收音机型传来歌曲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胡子说：“最近苏修对边疆知青加强了宣传，你们不要上当呀。” 我回敬道：“怎么可能呢，您太小看知青了吧？” 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不料，他却和颜悦色地说：“我忘了，你是个红卫兵呀，呵呵，我们可是被那些造反派斗惨啰，批我们是修正主义军事路线。唉，一批就把我批到内蒙古来啰。当兵嘛，不搞训练搞什么？我是神枪手、神炮手，百发百中，这也有罪啦，说是搞反动的单纯军事路线，荒唐！报纸居然老是表扬那些叫娃娃们住地窝子的连队，什么不怕苦啦，光荣啦，献身啦，崇高啦，我就看不惯。冰天雪地住地窝子里，把孩子们冻坏了，怎么向家长交待！我看呀，嚷嚷最凶的人，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住地窝子的。卑鄙呀。这些娃娃，骂我厉害，冬天一下雪，住到了瓦房里，烧个热炕头，该不再骂了吧，唉……” “你们这些娃娃们呀，能多少理解我这个黑山东，累死在这里也甘心啰。”他边说边看表，说：“时间不早了，我给你们指导员写封信，长征你明天带回去，你们这次表现很好，明天，长征骑马回去，小罗、柳小香后天坐顺路汽车过去。” “我看长征会自觉的，就照我的命令办，回去就跟指导员说是连长叫这么办的，好啦，我这就写信，交给长征带着。”他的语气斩钉截铁。 夜里，我难以入眠。 小慧说，大胡子连长过去在部队是个人物，全军大比武时得过全军的优胜奖。“文革”中，批判他是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执行者，停了职，被发配到内蒙古来……我想起爸爸，那年全军大比武，爸爸是具体组织者之一，这是从大字报上看来的。我记得，每天早晨，爸爸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还跟年轻战士一起出操。抓军事训练，每天回来很晚。我常常等爸爸，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还没醒，爸爸又出发了……后来，爸爸成了“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被推上高高的批斗台…… 这个黑山东，一定也挨过不少拳头、皮带，为什么好人都这么不幸呢…… 我相信好人早晚会有好报。 那么，坏人呢，尤其是制造灾难的坏人，会有报应吗？ 第二天，在窸窸窣窣的雪花中，我怀中揣着连长的信，单人匹马回到了霍斯淖尔。 第一次在草原上过节，女知青排每天都有人哭鼻子。 傍晚，陈指导员站在炉火旁，面向一排全体战士进行“节前教育”，讲全国山河一片红，讲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讲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劳苦大众仍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待我们去解放，特别地重温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人家又一次将目光集中在我身上。他耸人听闻地说： 这么久了，听不到余汝明的消息，今天突然提到，我心中一阵乱跳。他们要把他怎么样？他的问题究竟发展成了什么样子？我抚摸着尚没有痊愈的双膝，心里好难受。同是远离亲人的知青，我又是她们的大姐姐，当然要关爱她们，惟一可以做到的是帮厨。 我偏要去，尽一点心意，何罪之有？！ 第二天，我披着一身晨霜，固执地走向亮着灯光的炊事班……帮厨时，听说陈指导员打了招呼，要亲自上灶，露两手功夫，让大家吃一顿美味佳肴。 傍晚炊事班准备完毕，专等陈指导员光临掌勺。短发姑娘坐在灶口生火，弄得烟雾弥漫，熏得人睁不开眼。在姑娘们一致的埋怨声中，我这个“阶级敌人”钻了空子，轻拍短发姑娘的肩膀。短发姑娘正在抹泪，见了我喜出望外，立刻让位。我也不客气，坐近灶口，将大块木柴抽出来，捡些细树枝塞进去，再撕几张废纸，倒一点灯油，火苗轰然窜起，然后架空大木柴，火焰旺旺地燃烧起来了。 陈指导员来了，我视而不见他严峻的脸色。 短发姑娘凑到我身旁，小声说：“我来烧吧，指导员特别说了的，今晚只要可靠的人帮厨。” 我装作没听见，固执地守在灶口，沉静，严肃，凛然不可侵犯，心中燃着一团烈火，短发姑娘畏缩地退到一旁。指导员见状也让了步，装做不认识，在我烧的铁锅里倒油，下作料，爆炒肉片。他在火上烹、煎、炒、炸，指挥道：“火旺点，小点，微火，大火……”我们配合默契。他炒得来了劲，说：“烧火这事很有点技巧，火心不空就烧不着，‘人要虚心，火要空心’，道理是一样的嘛……” 他在跟我聊天。
陈指导员说：“别看我是男的，世界有名的厨师都是男的。你瞧今天花样怎么样？炒十个菜不在话下。”短发姑娘听罢便点数道：“炸牛排、熘羊肉丸子、葱爆羊肉、萝卜炖牛肉、酱牛肉、木须肉、海带粉丝骨头汤、酸辣肉片炒大白菜、糖醋排骨、拔丝土豆，还有油炸黄豆。哎哟，还真有十个菜了哩，指导员是咱们连的一级大师傅啦。” 指导员炒着菜，吩咐通知各排派两个人来端，集中餐具，在各班的土炕上摆起一桌桌“酒席”，每桌有色酒二瓶，白酒一瓶。食堂还破例煮了一大锅白米饭。各班来盛饭的代表都把饭盆盛得堆出了尖。
有人笑，有人哭，有人唱，有人大喊大叫。一个个脸色通红，有的姑娘喝多了干脆蜷在炕角睡着了。我吃着吃着，便“咕噜噜”肠鸣，马上跑向厕所，好多人也在往厕所跑。就这样我一连闹了三天肚子，吃素的陡然吃得太荤，实在是物极必反。 因为放了三天假，屋里人走空了，只剩下我和柳小香。留下柳小香，是为了看守我。
我也低声道：“什么事？” 来人摘下狗皮帽子，斜睨了一眼正在写信的小香，压低声音说：“我是萨伦队的，大名穆元真，外号‘小和尚’。你们巴音淖尔队的牧民托我问你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助，他们都记挂着你呢。” 我心里一热，好感动，但是立刻又平静下来，我不能连累别人，于是说：“我没有事。”他说：“你写个信，我好向牧民们交待。” 我想了一下，提笔写道： 小香一抬头，大声喊道；“我们领导说了，不准她跟外人说话，你快走吧！” 穆元真收起了信，将帽子扣在头上，右手按着左胸，向小香深鞠一躬，行维吾尔族大礼，拖着京腔道：“我不过是来问路的，好厉害的丫头片子呀！”说完，一溜烟走掉了。 第二天，姑娘们又结伴而出，剩下我、谢萌萌和高雅娟。突然，门开了，陈指导员进来了，身后跟着几个穿绿军装的，有汤副政委、汪干事、师部的严科长…… 高雅娟正在睡懒觉，一见来这么多人，赶紧爬起来。汤副政委笑道：“别急，我们是来给你们拜年的，孩子们过年好呀。” 雅娟和萌萌连忙回拜。 我冷若冰霜，将脸扭向一边。 汤副政委和蔼地说：“长征，你给家里写信没有？” 我冷冷一笑，心想，分明是你下令不准写信，不准说话，装什么大善人。但是，我耳根子软，一听见软话就委屈得想哭，不过，我绝不能落泪，于是便紧绷着脸，不理他们。 汤副政委落了个没趣，搭讪道：“你这个丫头，脾气太倔了嘛，只要好好坦白交待，前途还是光明的嘛。” 又是这一套，我反感透了．更不睬他。一屋子人都很尴尬。两个姑娘解了围，夸指导员亲自下厨房做菜，味道好极了。陈指导员就像大家的男妈妈，受到师干部的表扬，汤副政委听了，也表扬陈指导员扎根边疆，全心全意为兵团战士服务。陈指导员同时受到师、团两级领导的表扬，脸红得像个大姑娘。我好奇陈指导员还会害羞。 慰问完毕，首长们告辞了。 放假第三天上午，门又被推开了，我一看，是小和尚。屋里人很多，都在忙自己的事，谁也没有注意。他闪身进了屋，低声说：“长征，这个口袋是牧民们给你的。”小香眼睛尖，发现了，冲着小和尚嚷：“你怎么又来了？” “我顺路，过年嘛，新年好呀。好好好，我这就走。”将鼓囊囊的口袋放在我身旁，一转身就溜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口袋上。我当着大家的面，打开口袋，露出满满的新鲜奶豆腐、黄油炸果子、黄油块，还有一只漂亮的白瓷凸花碗。果子花样很多，显然是各家的心意。牧民们真的记挂着我呢！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温暖和安慰。他们多么纯朴和善良啊！ 我抓起果子，想分给姑娘们，可是大家都拼命摇头，拒绝吃“反革命”的东西。我心里真别扭。 她们不理我，牧民们却不认为我是坏人，这就够了。牧民们将我当自己人，这正是我的精神支柱啊。 一九七一年，我过了一个值得回味的春节。
“长征，汤副政委叫你。”谢萌萌喊道。 我跟着萌萌走出黑屋，看见了汤副政委的背影。他久久地背朝着我，说：“长征，你现在去司务长那里结账，结了账就回去。”声音很温和。 我疑惑地望着他的背影。 他转过身来，脸色显得苍老，没有了过去的威风，一双眼睛灰蒙蒙的，透着无限的茫然。 为什么把一个“重大案件的线索”放走？ 就这么两句话？ 就这么简单？我可是被全副武装的兵团战士用枪押来的，那么多人围观，像看绑赴刑场立即处决的囚犯。今天，他两句话就将我打发了？没有说明，没有交待，更没有结论。 何等的莫名其妙，随随便便。 我不是石头，不是畜牲，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呀。 我问回哪里去？他说回牧场。我说就这么随便放了我吗？他点点头。我说没有什么需要说明一下的吗？他摇摇头。我说怎么回去？他说你自己找车吧。他轻松得像结束了一场儿戏。我不再看他，说：“自己找个车，谁敢让我坐他的车？是你们把我弄来的，就该由你们找车送我回去！”他答应了，说：没有什么话对组织上说一说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让我表示感谢；让我表示一定认真交待问题，与余汝明划清界限；让我说一说以实际行动重新做人…… 他错了。他们错了！他应该明白——不是所有的人在受尽凌辱后，都会丧失最后的尊严。 我不再看他，转身去收拾行李，结账。萌萌来帮我将行车放在拖拉机上，然后与排里的人一块出工去了。没等我上车，司机就开车跑了。剩下我一个人。没有行人，四周静悄悄的。我一咬唇，迈开腿，朝着巴音宝力格方向走了。 我穿着薄薄的棉袍，走出十几里，步入一片白茫茫的雪地草滩，迎面过来几乘骆驼，我上前高声问路。“怎么走？”“走？”几个牧民在高高的骆驼背上劝阻，天这么冷，要走上百里路，不行呀。我固执地说能走到，路上住牧民家。 其实我不识路，更不知路上有没有人家，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不管是死是活，我一定要离开这个让人伤心之地。放眼望去，白皑皑一片，没有尽头，风很硬，很冷。我吃力地走着，像一个机械人。人这种动物真笨，要是长翅膀就好了。 忽然，身后传来拖拉机声，回头一望，是那辆拖拉机开来了。司机肯让我这个“反革命”坐他的车？拖拉机真的停下了。司机口气生硬地说：“喂！你找死呀，一个人走路不被狼掏了才怪呢！”我不答话，翻身爬上了车，坐在拖斗里我的行李上。司机是个彪形大汉，黑红的方脸，穿着白板老羊皮短大衣。他盯了我一眼，这一眼盯得我心惊肉跳。冰天雪地，一片荒野，只有一个强壮的男人和一个弱小的姑娘……我忐忑不安了。车飞快地开着，北风扑面，我被寒冷包裹住了，大脑已经冻得麻木。放眼雪原和天空，我感慨万千，呵，自由了！ 拖拉机奔驰了一个多钟头，停住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他要干什么？想暖和一下手脚？想乘机勒索？或者，有什么其他念头…… 司机跳了下来，站在车身的背风处，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抽，来回踱步，吞云吐雾。他皱着眉头，斜睨了我一眼，我也正警惕地偷视他，目光撞在了一起，心里一动，他要干什么？四处望去，不见一个人影，荒原野地的，我哪儿是他的对手呀。 一种不祥的感觉从心中升起。 “现在几点钟了？”他突然问。 我一惊，闪过一个念头，他想勒索我的手表？ “喂，下来走走，暖和暖和。”他说。 “不……不，我不冷。”我违心地说，实际上舌头都冻得不好使了。 “你会冻僵的。”他又说。 他一定有什么企图，我蜷缩成一团，坐在行李上，想着怎么办。 他不再说话，专心地吸烟，目光迷茫地望着远方。我顺他的目光窥视，那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开阔的冰雪世界。在这样荒寂的地方，独立面对这个粗壮的汉子，如果他真是坏人，我只好硬拼了，拼不过，就同归于尽…… 他与我的目光又撞在了一起，大概是因为我警惕的眼神太难看，他扭过头去不再看我。 吸罢烟，他将烟头踩进冰雪，跳上车，发动机器，向前驶去。我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我承认我想错了，世界上的人不全是那么坏呀。 拖拉机到了巴音宝力格牧场的旧场部。我心中三呼“乌拉”！车一停，我将行李扔下车，立刻跳了下去。不等我说一声谢，司机开了就跑。望着远去的拖拉机，我在心里向司机道歉，对不起，我误解了你，心里真惭愧。谢谢你，司机！ 站在旧场部，我感到茫然。 上哪儿去呢，那克思？曹大娘？都不合适。对，打听有没有去巴音淖尔的车，回牧业队去。一个女人指路，让我去兽医的家可以问到。我去了，敲开了门，见是一个穿兵团装的矮个子干部。我吃了一惊，根本不想再见兵团的人。门上贴着大红双喜字，小新娘羞涩热情地请我进屋喝茶。我不客气地说：“不吃你们的东西！”我重重地带上门，转身就走。哼！兵团规定知青三年不准结婚，他们当干部的一来草原就结婚，什么意思？对待知青公平吗？那小新娘的模样还是个未成年少女嘛！不是提倡晚婚吗？ 我重又落入寒冷之中，怎么回家呢？ 哪儿又是我的家？四顾茫茫，我该向何处去？ 是去巴音淖尔，还是去萨伦队的女知青包？兵团不许我回原队怎么办……先借一匹马回了队再说吧。于是，我去大车班借马。大车班的门开着，四壁又黑又脏，里面有一个穿兵团服的男孩子。我犹豫着问他，是不是大车班的人？他说是。我心里一凉，兵团的人真是无孔不入呀。总算明白了，牧场是真的编入了兵团了。我只好向这个兵团战士借马，他惊异地问：“你刚从团部回来？”他知道我，显然已经知道我回来的消息，又让我吃了一惊。旧场部没有电话，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帮我找巴音淖尔的人去了。我在凳子上坐下，浑身冷得发抖。 工夫不大，男孩子就带来了一个知青，是苏子义，我高兴得站了起来喊道：“苏子义！”苏子义不答话，表情冷漠。三个人相视无言，尴尬了好一会儿。 苏子义冷冷地说：“你回来了？”声音里透着急于疏远的调子，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声调也低了下去答道：“是的。”他淡淡地说：“你就呆在这儿吧，我还有事。”说罢，板着脸走了。 我的心一下子像掉进了冰窟窿，冷透了。望着他的背影，我想，不怪他，一定是被“五不准学习班”吓怕了，因为我的存在，玷污了全队知青的名声。他们回避我是对的。眼下，如果我仍不理智地去找他们帮忙，会影响他们的清白。不要怨他，我难过地想。我清醒地知道，我重新返回的地方，不再是过去那个世界，我将面对的是一种我不忍心面对的残酷——情同手足的知青同学们对我的蔑视和冷漠！我饿极了，鼓起勇气，向那个男孩子要了一碗茶喝，踌躇再三，又厚着脸皮要吃的。他递了一个玉米窝头，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突然，背后有人热情地叫了一声： “长征！你回来了？”回头一看，是小和尚！我感激地问：“你也在大车班里？”他点点头，问我吃饭了没有，是不是要回牧业队，说要帮我借一匹马来，还有鞍子给我用，说罢，一阵风地走了。 一会儿，小和尚在屋外喊我，出了屋，见他牵着一匹备了鞍的白马，旁边放着一乘小雪橇，上面有一件光板羊皮大衣。他得意地说：“这匹大车马老实，你不用怕摔，就是懒，它要是不想走，你就抽它，这是我的马鞭。”他将马鞭递给我，又说：“短大衣是贾素英放在仓库里的，现在雪大，穿上吧，不然会冻坏的。”我感激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在帮我回家，可是，哪儿是家呢？他看出我的犹豫，说：“去你们包吧，石梅也在那儿，我告诉你怎么走。”小和尚将我带到大路旁，指着两道雪橇的印子说，这是牟宇清前天来买粮留下的，只要始终顺着它走就不会迷路。你要走得快，太阳刚落山就能赶到。不过，你可要狠狠抽这匹懒马。好了，上马吧，我不送你了，走好。 我上路了，走出场部，回头遥望着，心里默默地说： 小和尚，谢谢你，我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你！ 终于到家了，我急切地钻进蒙古包。 石梅正在切羊肉，仔细打量我，没有认出来，我抹去眉毛上白花花的冰霜，脱下皮帽，露出一双小辫子。她激动得叫了起来：“长征，你回来啦！”赶紧放下手中的刀，往炉里添粪，将茶壶烧上，又帮我将行李搬进包来。包很新，收拾得干净极了。 我靠近火炉烤火，多日不见，真想她呀。 我们刚说了几句话，牟宇清、郝爱华和丁霁进来了，围坐在炉旁，沉默着打量我。石梅望望我，欲言又止，无奈地淡笑着。从她的神态中，我知道了她的处境，意识到自己从一个噩梦中走出，又步入了另一个噩梦。 夜里，我与石梅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相视无言。 翌日。清晨。班长吐门仓给我分配工作：消除牛圈里的粪，铲草喂牛，给牛饮水。石梅冲我苦笑。我知道，吐门仓将最苦的活儿交给了我，我去的是“五类分子”干活的地方。 石梅问我怎么没穿毡疙瘩，说会冻坏的。我说毡靴被徐永红弄丢了，还告诉她皮裤、皮袍、马鞍子、笼头、嚼子……都在抄家时不知去向，除了铺盖，我已经一无所有。我穿上了贾素英的短皮大衣、郝爱华的破皮裤、牟宇清的漏底毡疙瘩。贾素英还未回来，我就将她的马鞍、马笼头、嚼子佩戴在刚牵来给我的黑马上，然后翻身上马，向牛弱畜的大棚跑去。 来到大棚，我想起有名的恶婆乌兰花儿就住在这儿。一群妇女正在清扫牛粪，她们都是出身“黑五类”，社会地位低下，我加入其中，一起劳作。 每天清完牛圈，我就与富牧家的媳妇乌云其里格一起，打水饮牛。井不深。石砌的高井台。井口可见井下的小冰窟窿，结有一层薄冰。我用长棍捅开薄冰，然后将帆布水桶扔进去打水，再将水倒进井旁的木水槽里饮牛。 这时，上百头牛便围住水槽饮用、不一会儿，水就结冰了，牛们用前蹄踏碎薄冰，一旦一拥而上，木槽便会破裂。我担心着，打几桶水就跳下井台凿槽里的冰，捞出冰块。乌云其其格继续打水，倒入槽里。北风呼啸着，掠起井旁的雪沫，扑头盖脸地散落我一身。天太冷了，我想，我冻僵了的面孔一定很难看。 捞完冰块，我跳上井台，接过乌云其其格手里的帆布水桶，投入井中，盛满后拉到井口。大风将它刮得东摇西晃，水在空中飞溅，很快皮衣结成了冰壳。我被冰壳包住了，活像一只裹在冰冻蚕茧里的蛹。 冬天，打水饮牛很苦。旧社会，是佃户、奴隶干的活儿。“文革”中，是“五类分子”干的活儿。如今，落在了我的头上，可见我的社会地位如何了。 巴依拉路过井台，驻马而立，久久凝视着我，满含着深深的同情。他的目光深深刻在我的心中，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他是“五类分子”的孩子，他才十七八岁。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扭过头去跟乌云其其格说话。 乌云其其格是巴音宝力格草原上有名的漂亮姑娘，二十八九岁，由于风吹日晒，像个非洲黑美人。她长辫齐腰，扎着天蓝色绸带，十分迷人。她精力旺盛，喜欢说话，蒙古语在她嘴里流利又好听，咬字清晰，舌头像俄语那样打嘟噜，嗓音清脆得像银铃，具有音乐般的质感。 从她的叙述中，我知道了她的父母都是贫牧，她从小学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做出的奶豆腐人见人夸。长大以后，许多人来提亲，父母不答应，一定要她嫁个好人家。她的丈夫满都拉是一个英俊的男子汉，勤劳，善良，驯的马在那达慕大会上赛跑得了第一。他们夫唱妇随，十分幸福美满。满都拉的家是世袭贵族，拥有许多牛羊和马匹。内蒙古解放后，他家拥护共产党，将私人牲畜入股，成立公私合营牧场。据知，他还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满都拉一家人都很勤劳，奉公守法。逢年开会，朝鲁书记便请他家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乌云其其格很活跃，是牧场共青团负责人、民兵连长。不料，“文革”一开始，她家就划为富牧，成了被打倒对象。朝鲁书记也被打倒了。她说非常怀念朝鲁书记和莲花阿嘎，想不通今天的变化。她还说解放时自己才九岁，满都拉才十二三岁，弟弟铁木勒还在地毡上爬，怎么会剥削别人。一家人除了老实放牧，从来不做害人的事，为什么就成了“五类分子”？她不服气，因此，人家就说她不老实。 是呀，她和满都拉一家人，明明都是好人。 那么，“五类分子”的种种标准又是谁以及根据什么制订的呢？ 休息时，乌云其其格邀我去她家喝茶。从前，知青不去“五类分子”家。今天，我忍不住好奇，随她去了。包里收拾得几净镜明，漆画木箱上供奉着毛泽东像，地上铺着花毡，浓郁的蒙古族风格。她开始烧茶，动作轻盈，再注视她的蒙袍，上面花边精美极了，的确是好手工。腰带也缠得比别人好看，一对长辫子随着她的动作摆动，她那么美丽，真是百里挑一，唉，可惜呀，可惜她嫁错了“阶级”。 人的命运，究竟是谁操纵的呢？ 烧好茶，她斟满盛着粟米奶豆腐的瓷花碗，递给我，然后给自己挠痒，并且当着我的面松开腰带，脱下墨绿色长袍和贴身绒衣，裸着上身，专心翻看绒衣缝隙，寻找虱子。 我第一次看见蒙古人的裸体。她肌肤白嫩，光洁，半透明一般，身子的曲线异常优雅，高高隆起的乳房特别柔美，可以说是东方的活维纳斯。想不到蒙古人的皮肤会这么美丽，令人目眩。牧民们的脸、颈、手都被这里的阳光晒成了古铜色，因此，我一直以为蒙古人像印度人，属于棕色人种。今天，我惊异得如同发现了新大陆。我想，如果画成油画，一定比维纳斯更具魅力，她浑身散发着东方女性无与伦比的美…… 百年以后，有谁可以想象，这么美好的生命，曾经被劫掠去了生命中的生命。 我很想知道，谁是劫掠者。 我喝着茶，听她讲述她丈夫的弟弟铁木勒。铁木勒从小就很乖，勤劳，善良，爱帮助人。我想起了那个风雪漫天的傍晚，我迷路了，是他第一个找到了我……乌云其其格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夸铁木勒从小到大没做过坏事，没打过架，从不说谎，老老实实，英俊魁梧，身体结实，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在巴音淖尔数一数二，而且孝顺，什么话儿都会干，也爱读书，他很喜欢有文化的人……乌云其其格充满期望的眼神使我懂得了她的好意。她是在做媒呢。可是我心中只有余汝明。我永远属于他。我望着她，淡淡地笑，装作听不懂，只有这样，才会不伤害她。 翌日。清扫牛圈。乌兰花儿突然大喊大叫，粗哑的大嗓门像男人一样宏亮。她走起路来两脚生风，比男人更夯实有力，做事刁钻古怪，说一不二。在她滔滔不绝的吼声中，我发现妇女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我身上，才明白她是在斥责我。我平静地用木掀铲着牛粪。她口齿不清，只能听懂只言片语。语言不通真是好事，省了生许多闲气。我发现，乌云其其格满脸的委屈。原来，乌兰花儿是在指责我不该去乌云其其格的蒙古包喝茶，说她家是富牧，是万恶的阶级敌人，没资格让北京知青进她的家门。她说她才是真正的贫下中牧，所以我必须而且也只能到她家去喝茶。她勒令我今后不许再进乌云其其格的蒙古包，必须去她家喝茶。她声色俱厉地质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听毛主席的话，不认真接受她这个贫下中牧的再教育，要查找我的阶级根源、阶级立场、阶级觉悟！接受再教育就必须进她家的蒙古包喝午茶！她抖动着一张肥脸，露出黄牙，唾沫飞溅，一双胖手叉在粗壮的腰上，颠来倒去地说个不停。 唉，如此美好的邀请，竟然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真让人哭笑不得。就这样，我被骂进了她的蒙古包。 乌兰花儿确是贫牧出身，划入“五类分子”事出有因。她与一个曾经当过喇嘛的人同居，老喇嘛在牧民中享有很高威望，人们爱屋及乌，对她也同样尊敬。乌兰花儿因此而荣耀，渐渐地变得十分骄横。“文革”开始了，当地的寺庙几乎尽皆砸毁，宗教遭到破坏，那个老喇嘛被扣上了“反动喇嘛”的帽子，她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因为她与老喇嘛的关系不明确，自然身份就不明确。她本人是贫牧，不应划为“五类分子”，而她的同居者又是“反动喇嘛”，她为他生有儿女，多年来与他朝夕相伴。她不肯离开老喇嘛，老喇嘛也离不开她。蒙古人对喇嘛的信奉根深蒂固，即使在“文革”时期批判了“封建迷信”，私下里依然始终如一。人们诚心诚意地爱戴老喇嘛，乌兰花儿的实际地下身份没变，公开场合却是“五类分子”待遇，她当然不服气。北京知青来了，给乌兰花儿贴了大字报，从此遭到她的痛恨。 由于乌兰花儿的复杂身份，使她具有优越感。在牛棚这片天地里，她会公开为自己喊冤叫屈，常常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吼声震天，引来“五类分子”们的同情。她常常高声骂知青乱写她的大字报，强求路人进她的蒙古包，边骂人边端出茶果、手扒肉来盛情款待客人。如果有谁胆敢不进她家的包门，一定被她骂得一钱不值。 因为我在牛棚干活，乌兰花儿便向我摆架子，耍威风。如果发现我胆敢不去她的蒙古包喝茶，吃她的发霉的奶豆腐和炸煳的果子，就会受到训斥。她说这是在对我这个反动苏和同进行“再教育”。每到中午，她就会高声喊叫：“苏和同——长征，恰喔（喝茶）！”尾声拖得很长。“苏和同”这个词叫得最响亮。她这是一种自我炫耀。 被她骂进家门后，她便当众羞辱我，以此发泄对知青贴大字报的不满。其实，我甚至没看见过那张大字报。她勒令我坐在蒙古包的角落里——最没地位者坐的地方，给所有“五类分子”端了茶后，才将给我的茶放在地毡上，而不是递在手里。有几次，我不肯喝，她便气得乱喊乱叫，强迫我吃掉放在我面前的东西。 尽管如此，我依然对她心存感激。 每次去井台打水，乌云其其格便安慰我，说别看乌兰花儿脾气坏，心眼儿却很好，对人不坏，她真的是贫牧。 其实，乌兰花儿再厉害，她的身份也一样有问题，没谁真怕她。这里的人都老老实实干活儿，互相关照，没有一双双监视的眼睛盯在背后，我感到十分庆幸。跟“五类分子”一起干活儿，名义上不好听，但是我觉得处境比石梅好。每天见她如履薄冰似的样子，我觉得她更可怜。 精神上的痛苦，远远大于肉体上的痛苦。 一天，干活归来，我望见包里坐着一个秃顶老头儿。老头儿见了我，开口便问：“姑娘，你叫长征？”我应答后，他自我介绍姓吴，蒙名叫嘎其日，是大车老板，这次远道而来专门为了牵马。他说相中了我的黑马，做辕子马一定合适，已经跟金巴连长说了，连长答应了，这就把马拉走。 我没回他话，也不想看他一眼。 我的三匹马已经收归队里，今天算是收走了最后一匹马。只有“五类分子”不分马，我的地位跟他们完全一样了。我感到一阵心痛。我发现，吴嘎其日正用戏弄的目光欣赏我的悲伤。我尽量不动声色，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石梅知道了，激动得放下切面的刀，不停地向上推眼镜，摘下擦擦又戴上。她欲言又止。郝爱华忍不住嚷道：“吴老头儿，你这不是缺德嘛！你知道长征在牛弱畜干活，离咱包那么远，现在雪又厚，你把她的马弄走了，叫她怎么去干活儿？”吴嘎其日说：“嘿嘿，你去对连长说吧，我只管相辕子马。”说罢，戴上皮帽出了门，去马桩上解下黑马哈勒，拴在车辕边上。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抢走我的哈勒，却不能说“不”。 一个连自己都不能保护的人，怎么可能保护自己的马呢？ 哈勒真老实，顺从地跟着他走了。 吴嘎其日赶着马车，消失在草原上。 我依在蒙古包门口，遥望远方，麻木了的心又一阵阵锐痛起来，很久很久，我依然恍如梦中。 从此，我迈开双腿，走在厚厚的雪地上，徒步远行去干活儿。 每天，我穿着别人的皮袄、皮裤、漏底毡靴，手提打狗棍，朝出暮归，走过厚厚的雪地，清牛粪、叉草，打水饮牛。午饭只有小半碗炒米、一小块发霉的酸奶酪，要干一整天活，要抵御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想起这些日子便心有余悸，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想起了曹春峨大娘的忆苦思甜，解放前，她拄着打狗棍讨饭。当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拄着打狗棍？现在明白了，那是为了打狗。可是，文化大革命的今天，我为什么要拿起别人丢掉的打狗棍，抵御贫下中牧家的恶狗围攻？我千里迢迢来到草原，真心实意为贫下中牧的利益奋斗，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郝爱华常常为我鸣不平，令我好感动。 她告诉我，她父母都是北京地质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大半生都转战于高山峻岭中，为国家探宝。她本人成为北京市少年乒乓球赛冠军，被教练看中，还带她去过国家队，观摩国家运动员的训练，准备培养她当国家队乒乓球队员。她对国际上著名乒乓球员都有认真的研究，特别对日本具有争夺世界冠军潜力的几个球员了解最清楚。不料，文化大革命来了，批判名利思想，一批就将她批到了草原上。少女时的美好向往，成了水远的记忆。我为她感到惋惜。 郝爱华说我总是说梦话。石梅说她也总是做梦，常常梦见她背着我在天上飞，背后有人追赶，飞呀飞，飞得好累好危险。 我听了，久久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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