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大草原(连载十三):17、策仁丹增,琪玛和他们的儿子们
作者:孟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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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大草原(连载十三): “贵”是草原上人们对老年人的一种尊敬的称呼,不分男女,把“贵”加在人名字的后面,以示尊重(足以可见,草原上男女之间的平等)。这大概类似在人名字后加上“先生”二字以示尊敬一样。策仁丹增贵不是蒙古族人,他是藏族人。很多年以前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从青海来到我们这片草原。策仁丹增贵七十多岁,雪白的头发,下巴上一撮白山羊胡子。他说起话来是很好听的男低音,话说得很慢,说着说着他忘记了下面该说什么,他就用平板的哈哈哈的笑声补进来,随着笑声,他的眼睛快速地一眨一眨着,山羊胡子上下左右地跳动着。他可以想哈哈哈多久,就哈哈哈多久,直到他想起了下句该说什么为止。 策仁丹增贵在我们大队很受尊敬,他人品端正,肚子里装着很多有关草原、人们、羊、牛、马的知识和历史。他与我们大队有影响的南部或北部家族都没有关系,也不是我们队的不懂达勒嘎成员,但是有关大队的任何重大决议,比如建设项目或人员任命什么的,不懂达勒嘎们都事先征求他的意见。有时策仁丹增贵骑着他的有名的走马来参加全队社员大会,大家都耐心地倾听他慢慢陈叙着的宝贵意见。 策仁丹增的“走马”是鲜艳的淡黄颜色,在草原上我没见过第二匹马有这样的颜色。这马身体硕长很是英俊。当一匹马跑起来,它的重心随着身体上下颠簸,有很多马的重心上下移动的幅度是相当不小的。若是骑在这样的马背上,人的身体就被周期性的扔上去落下来,那当然是极为不舒服的。为了避免这颠簸,人就不能坐在马鞍子上而是半蹲在马镫子上,让身体跟着马的身体一同起落。但这半蹲着是相当累的,尤其是要跑远距离。马走起来情形就不一样了。马身体的重心并不上下颠簸,而是沿着一条平行于地面的直线移动。每一匹马都能走,但是只有很少数的马能走得很快。策仁丹增的黄马快走起来能够赶上别的马的中速跑,这样的马被叫做“走马”。走马对老年人是最合适的。 我觉得一匹马是不是走马,百分之二十在于训练,而百分之八十在于遗传基因。草原上只有很少的走马,大多数老年人就只好骑在一般的马背上慢慢走,或者坐在更是慢慢地走着的牛车上。草原牧民从来没有形成这样的观念:多繁殖训练一些走马给老年人骑(用现代市场经济的语言是“卖给老年人骑”,扩大走马的市场),草原牧民就是这样和谐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利用已有的,不想没有的。因为策仁丹增贵在我们大队的这种权威性地位,不懂达勒嘎们把这黄色走马给策仁丹增贵作为他的骑马。 观看策仁丹增贵骑黄走马就像看乌兰牧骑文艺轻骑队表演一样来劲。虽然策仁丹增贵年龄已过七十,但他的背不驼,他穿着紫红色的袍子腰杆笔直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背上,深红色袍子的下摆披在淡黄色的马背上颜色对比鲜明。那马走得又快又稳,就像一艘帆船在平静的湖面上急驶而过。唯一能看出马在动是它飞快移动着的四条腿和背后变化着的背景。 策仁丹增的妻子琪玛是蒙古族人。他们结婚好多年了,有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大女儿嫁得挺远,二女儿就在身边,与策仁丹增一个浩特。二女儿有三个孩子,二女婿放牛,大儿子放羊,他们的两个蒙古包搭得肩靠肩。 琪玛一定是快六十岁了,个子不高,也就一米五多一点。不是很长的灰白色的头发任其自由飘扬,我从来没见过她梳头,或是把头发编成辫子,有时她用一块头巾包着头,但更多时候她任她的灰色长头发短头发在头上竖着躺着挂着,任它们随风而舞。琪玛是一个非常热情,说话有点颠二倒三(比颠三倒四好些)好心的,并不是很老的老太太,她辛苦操劳了一辈子,还在辛苦操劳着。她是一分钟也不能安静地坐在那儿没事干,总得走来蹭去找些事做。 琪玛不是很利索,也不是很讲卫生,人们说她好多时候不穿长裤子,只是穿着一件长袍子和一双高腰蒙古靴。策仁丹增的蒙古包不是很大,包里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但每次我们去总感到包里很是凌乱,而且除了夏天以外他们的蒙古包总是很冷。旁边他们女儿家的蒙古包尽管有三个孩子,但仍显得暖和舒适。我们听说琪玛不少时候不刷碗,所以我们总是避免在策仁丹增的蒙古包里喝茶,而去旁边他们女儿的蒙古包里喝茶。 大多数时候我们进到策仁丹增的蒙古包里,看见他坐在北边的地毡上养神或是抚摸着他们那只黄猫。这好像是我在草原上蒙古包里见到的唯一的一只猫,猫和狗不一样,猫在草原上还是真的没有用,或者说牧民在生活中并不需要猫。这只唯一的黄猫还是一只绝对不友好的猫,每次我伸手摸摸它,它就咬我。有客人来访问,策仁丹增与客人说话时,琪玛总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她说话的声音尖而细,而且不加停顿。策仁丹增总是不急不慢地用他那好听的男低音打断琪玛:“别说了!”琪玛很听她丈夫的,她会立即停住,但她要举起她的右手,很多时候手里拿着火钳,在空中晃一下,同时做个鬼脸以示抗议。她会安静一会儿,找机会再插入策仁丹增与客人的谈话中。 策仁丹增的三个儿子全住在家里。大儿子丹增快三十岁了,是浩特的羊倌,二儿子乌力吉二十多岁是大队的马倌。除了丹增和乌力吉都长得高而瘦像他们的父亲外,这哥俩可是一点都不一样。丹增为人老实,思想和行动略微有些迟顿,丹增顽固地自信自己能干所有的活儿。乌力吉找机会就嘲笑丹增,乌力吉大笑着告诉我们好几次,有一回丹增填写一个表格,表格上有一个栏目是性别,性别这个词儿在蒙语里还有性质特征的意思。丹增在性别这一栏中填上:革命的。乌力吉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哈,他不是男的,不是女的,是革命的,哈哈哈。”丹增坐在一边抬着胳膊,张了几次嘴想申辩,但乌力吉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无奈,可怜的丹增放下了胳膊,毫无希望地盯着他的弟弟在那儿嘲笑他。 乌力吉与他哥哥不一样,思想行动反映极快,为人很是聪明,学习理解什么事几乎不用费力气,与他同龄的年轻人是比不上他的。我总想,若他有机会上大学是一定能够学有所成、干出些什么事情来的。这些年来,我在中国、美国的不少地方见到了一些这样有能力而没有机会的人们,很为他们感到不平。但是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的无情和不公平。我只是希望有机会成了功的人们能看到,在他们成功的背后,历史和社会埋没了多少个没有机会而有着不比他们能力差的人。 乌力吉当然是过份自信的,他认为干什么他都是第一,在这点上他真是可以做一个绝对合格、问心无愧的伟大的美国人。乌力吉动作灵活。他的身体不是很壮,跟别人摔跤时他就避免找块头大的。若有大块头们找他摔跤他总能找出借口不与他们摔,或摔到半截溜掉以避免被摔倒。江华与乌力吉一起放一群马两年多,他说,乌力吉若感到在什么事上你能做的比他好,赛过他,他就略施小计谋让你赢不了,或者使他输得不是那么难堪。乌力吉老想进我们大队领导班子——当一个不懂达勒嘎,但不知为什么大伙儿就是不选他。 马倌们不能老住在家里,尤其是草场不好的年头。冬天他们得赶着马群去我们旗南部草场好的公社走浩特,一去就是两三个月,这样省下草场给我们的羊和牛。马倌们除了几件换洗的内衣别的什么都不带就出门了。在草原上人们可以走到哪吃在哪住在哪。草原上人烟稀少,而物以稀为贵,所以牧民们对来访的任何客人都是特别热情。马倌们就吃住在马群吃草的草场附近的浩特里,不用付钱票不用付粮票。草原牧民一辈子不洗澡,可他们身上也没有那么难闻的味,不似清洁的美国大鼻子们只要一天不洗澡,身上的味那叫难闻,他们旁边简直没法坐人。我想这也是长年进化的结果:草原上干燥寒冷缺水,身上有味的人大家都讨厌,所以得不到机会繁延后代。江华说,乌力吉总是选择有年轻姑娘或年轻寡妇的蒙古包住宿,而且他总知道她们在那儿。多年后我看英国间谍007的电影时,007和他的众多年轻美貌的女人们常使我想起乌力吉。 我们看不到丹增或乌力吉要结婚的任何迹象,因为这哥俩儿都没有女朋友。而没有女朋友的缘故却是根本不同的:姑娘们女人们人人想找一个能干的丈夫,而丹增不是那么能干;对乌力吉却是正相反,所有的姑娘都不够资格做他的老婆。再加上他还年轻,并不急于成家立业,就这么一个人到处闲逛着。我们跟这哥儿俩开玩笑:“你们倆干脆互相结婚得了,这样你也有老婆了,他也有老婆了。”那时候我们还是真不知道有同性恋这样一个概念,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居然还有同性恋这么一回事的。 在我离开草原的前两年丹增结婚了,新娘是巴特孟克的姐姐。她同丹增年龄差不多大,不是很漂亮,也不是很能干,但人很勤快,她是个一直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大家都认为他们俩真是很匹配,大家的观点还是真对:这两口子互相体贴照顾着,从来不吵架,他们的蒙古包不大,里面也没有多少东西,但总是干干净净的,很舒适。 到我离开草原时,乌力吉还在那儿骄傲地东游西逛着。十多年后我听说他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公社教小学。 策仁丹增的小儿子斯琴巴特在我们刚到草原时才十来岁,是个小孩子。他的体型不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瘦而长,而是比较宽而壮。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脸长得越来越像他妈妈琪玛,而且他的性格行为也像琪玛。他也喜欢打断插进别人的谈话中,如果没人阻止他能说个没完没了。斯琴巴特没有乌力吉反映那么快,他也不喜欢读书,没有去公社上小学,也没来上我们的队办小学。他干什么都认为自己数第一,在这点上却是与他的两个哥哥一模一样。几年过去了,斯琴巴特成为一个很有肌肉块头的摔跤好手。 到我离开草原时,他是一个体格健壮英俊的年轻人,他是浩特的牛倌。斯琴巴特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式的草原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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