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一中文革轶事【一】
作者：田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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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一中文革轶事【一】
作者：田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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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一中文革轶事【一】
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的王校长是在文革前夕从北京市教育局调入女一中的，她端庄文静，不善言辞。在卞校长被打死的1966年的红八月，王校长也被斗被打、剃了阴阳头受尽了污辱和折磨，但她挺过来了。转眼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王校长是1946年在北平加入中共的地下组织的，可她的入党介绍人拒绝为她证明。众所周知，地下党是单线，一旦某个上级领导翻脸不认账，当事人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假党员”，百口莫辨，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只是，2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几近严酷的审干，王校长都能过关，怎么到了文革，那位革命老同志就不认了呢？ 王校长的丈夫顾传淦也是地下党的革命同志，两人曾相约“中国不解放就不结婚”。顾传淦是中共冀北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为迎接北平的解放，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群众抢修供电设施、保护电厂。1949年2月3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庄严的入城式，就是在北平的辉煌灯火的笼罩中举行的。解放后，顾传淦在北京电力系统任领导干部。 然而在1968年12月12日，这对曾经约定不解放不结婚的青年恋人，这对有着3个孩子的中年夫妇，久久徘徊在那个漆黑寒冷的冬夜，久久徘徊在北京西八里庄的京密引水渠的堤岸上，最终双双自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王校长的3个儿子，最大的才上初二，因为他们至今的长久的沉默，所以这个生死相依的悲壮爱情故事，其真实感性的细节只能与他们不屈的生命一起淹没在黑暗里了，后人谁也无法说清。只有昆德拉还在说，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学校的青年教师傅敏的父母——著名翻译家傅雷、朱梅馥夫妇也是双双自杀，傅敏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也曾投河自尽，他的头撞上了河底的一块大石头。如今傅敏的头发是朝左梳的，就是为了遮住额头上的这块疤。据有关资料统计，以1968年5月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至1969年4月的九大，全国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数在50万以上。 要说文革，女一中被揪出来的老师可不少，男女都被剃了阴阳头，斯文扫地。每天早晨先在在操场上集合，站成两排，唱牛鬼蛇神歌，接着就在红卫兵的监督下劳动，平整操场、打扫厕所或是做煤球。煤球一个个都要用手捏成，红卫兵在煤里掺进石灰，手，几乎都被烧烂。谁上厕所需要洗手，必须说：“报告，黑帮×××要洗黑爪子。”这个×××还不能是自己的名字，他们每人都有侮辱性的称谓，王右派，马右派，语文教研组长叫常大狼，教导主任叫佟母鸡，报告时只能说：“佟母鸡要洗黑爪子。”这时看守的红卫兵就会一起开怀大笑，叫道：“佟母鸡，佟母鸡，快给我们下个蛋。” 高三四班的班主任刘红芳老师也在此列，女一中高三四班就是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强烈要求废除高考，写给党中央、毛主席那封信的那个班，刘老师才是个二十六七岁、刚刚结婚的年青姑娘，因为出身好，受到学校书记张乃一的看重，干劲十足，被张乃一称做“关不住的小野马”，她是作为“黑线的红人”被揪。红卫兵把批判刘红芳的大字报贴到了她居住的胡同里，满墙可见打了红叉的“刘黑臭”。刘老师最后得了精神病，养病在家，街道居委会老太太要通知她个什么事儿，都是一边进院子一边叫：“刘黑臭同志在家吗？”根本不知她其实叫刘红芳。 女一中文革被整的最惨的自然是书记张乃一，头号当权派，她被单独扔在初中部育红小院的石灰水泥坑里，完全没有了人形，只能看见一双幽怨的发着绿光的眼睛。初中的红卫兵经常拿皮带抽她。后来张乃一最在意又最耿耿于怀的是谁打过她，打她的人有什么家庭背景，父母是干嘛的？张乃一是上将李达的夫人，1958年从中央监委调到女一中任书记，其实她用不着费心猜测，打她的红卫兵的父母未必与李达将军有过节，全部都是她在女一中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精心培育的捧在手掌心的革命后代。女一中原校长叫杨滨，她的阶级斗争观念比较淡，重教学，重人才，也只有杨滨才敢把大右派傅雷的儿子傅敏要到女一中当英语老师。但是杨滨因为与张乃一不合，调到男四中当校长去了。 中学的阶级路线，就是强调重用出身好的教师和激励出身好的学生，压制出身不好的。出身好的，学习好就是为无产阶级争了光。出身不好的会做的难题，红五类说：敌人磨刀我也要磨刀，我们也要会做。高三年级的一名烈士子女曾经受命于班主任每周去训斥一名东江纵队的后代，要她看清楚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女一中位于天安门西北角的南长街，学校欢迎外宾的任务频繁，而且几乎都是倾巢出动。每到这时候，每间教室都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关在里面做作业，不允许走动。有个同学临时来了月经，要买卫生纸而被阻挡在校门口，她悲恸地大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还有就是入团，那时入团入党就等于取得了一张进入社会的特别通行证。女一中的青年教师胡红星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红专大学生”的称号，因为出身不好苦苦争取了八年才入上团，而高三年级一位元帅的女儿，学习成绩糟糕还吊儿郎当甚至穿着拖鞋到学校上课，在张乃一的关照下，她第一学期入团，第二学期入党。正是因为在党的阶级路线指引下，在一部分人时时处处被灌输原罪意识和罪恶感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的特权意识和优越感越来越膨胀，1966终于形成一个总爆发，特权学生们到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草菅人命的地步。 当然这前奏的曲作者不是张乃一，而是刘少奇。读《桃园经验》就能知道，曾经刘比毛更左，唯成分论，扎根串联，搬石头，还抄家，喷气式也是桃园发明的。联系到刘在文革后期的不幸，真正印证了中国法家人物的命运多为“杀其身而用其刑”的史实。 女一中的文革内容还有学生斗学生这部分，比较激烈的发生在初中部的育红小院内。笔者曾从窗外看到初一四班的教室内，一个出身不好的被斗女孩弯腰把头放在课桌的位子里，她极度弯曲的背上还压了两三块砖头，天哪，初一的女孩呵。……初三五班的团支部书记许慧云出身于普通劳动者家庭，她因为说了“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这句话，被同班红卫兵带领同学围斗，从教室斗到院子里，斗着斗着就动起手来，许慧云被打得躺倒在地上，这时竟有同学拿脚去踩她的肚子。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里，再没有人看见过许慧云，无论是学校校庆还是同学聚会，像人间蒸发一样她了无踪影。初三二班的团支部书记赵留柱，也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中农家庭，莫名其妙地突然被揪斗。实际上女一中发展团员的事，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无论执行的是什么路线，都是班主任老师说了算，所以赵留柱在20年后还对此感到无限的委屈。当时也有同学对她动了粗，女生要文斗也要武斗。赵留柱后来去山西农村插队，嫁给村里一个复转军人，直到她最后也没能回北京，50岁那年她突发心脏病死在山西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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