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求学记
作者：D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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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求学记
作者：D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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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求学记
（1） 1987年初，我作为访问学者，跨洋来到了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 波士顿是座文化城，大大小小几十所大学挤在这座城里，连街上匆匆来往的行人看起来都颇有风度，很有学问，不是象教授就是象学生。MIT和Harvard这两所美国第一流的名校都在Cambridge市，相隔不远，就象中国的清华和北大的关系。 波士顿的市容很漂亮，积雪被扫在街道两旁堆着，街道显得整洁利索。Charles河把波士顿downtown和Cambridge市隔开，平静宽阔的的河面抖动着河对岸高楼的倒影，MIT就座落在Charles河边。整个城市显得非常宁静，连走路的行人都静静的。即使你要问路时，对方也会彬彬有礼地听你讲完，然后轻轻地告诉你要走的方向。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形象么？我想起了光怪陆离的霓红灯，噪杂喧闹的摇滚乐，摇晃的醉汉，强盗的枪管，妓女的大腿，这些国内电影电视上不断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镜头，跑哪儿去了？ 我所在的地球，大气和行星科学系在一幢Charles河边的十几层高楼里。这幢高楼是一位名叫Green的校友捐赠的，所以也叫Greenbuilding。Green太太是一家大石油公司董事长的夫人，她捐赠的款中留下一笔，专门给系里师生每天下午的休息时间喝咖啡吃点心用的。Green太太的画像就挂在休息室，我每天去喝咖啡时都可以看到画像上的她慈祥的笑容。可惜我进入MIT时，Green太太已经生病，我离开MIT之前她就去世了。MIT有4个捐款最多的校友，Green太太就是其中之一。说来有趣，这4个校友都没有念完大学就肄业了，一个也没有拿到学位。想不到MIT这么多拿到学位的毕业生，不是挣钱不多就是小气，竟然没有一个赶得上这些拿不上学位的有钱而且大方。想想国内文革中宣扬的“读书无用论”，也许真有点道理呢。 然而，初来乍到美国的我，却无心欣赏Boston的美景。因为我希望来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短期访问。按文件规定，要想从访问学者转学生，必须在半年前通知国内单位，也就是说，我必须在半年之内让MIT教授了解我并愿意接受我为博士研究生。这么短的时间内行吗？我心里没有底，因此压力很大。既然要攻读学位，为什么不直接以学生身份出来呢？ 唉，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出国之前，我在单位的表现和人缘实际上很不错的。可单位领导不知哪根神经搭上了，同意单位内所有希望到国外念学位的毕业生出来念学位，唯独不准我联系出来攻读学位。既不准我在国内念博士，也不准我出国念博士。美其名曰“这是领导对你的重视，因为你已经不需要念博士了”。多年以后，我才听说实际原因是单位里有一位室主任一心想推掉职务，以便自己可以专心搞学术出国进修访问。她看好我接班，而且等不及我再念几年拿博士学位，这才引出了这场专卡我一个人的独脚戏。可这种“单独培养”的滋味实在不好受，眼看着其它研究生都去念博士，硬是把我一个卡成硕士。我虽然不奢望成为研究生中突出的矫矫者，可我也不想成为研究生中唯一的落后者呀。一心想随大流，混在大伙中间的我不得不自己悄悄地联系出国深造。领导看这样硬卡不是办法，决定让我出国进修一年，并告诉我，我只有接受这个进修名额，单位才放我出去，否则就别想出去。单位里要好的同事劝我不要和领导硬顶，不如先接受出去进修，然后再转攻读博士的研究生，以往出国进修的人中间，这样的例子很多，单位领导一般都会同意，我所在的单位也有这样的先例。想想也有道理，那就走这“曲线救国”的路吧。 到了美国才知道，国内公派访问学者在这边的名声不太好，不在这里细说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经济待遇明显地低于由美方资助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为了维护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形象，我们必须谎称国内给我们和美方资助的人员相当的待遇，否则美国政府会以我们的待遇太低，无法维持起码的生活而拒绝我们入境。 我们每个月400美金生活费，MIT最便宜的学生宿舍租金每月550美金，我们当然住不起。何况我是堂堂访问学者，怎么能住学生宿舍呢？这不是给我们伟大祖国丢脸吗？要命的是美国租房子，第一次要交三个月房租（还要交最后一个月房租和相当一个月房租的deposit〕我只拿了一个月的生活费来美国，必须找到月租100美金以下的房间，才能承担得起。我最后住进了一间厨房的储藏室改装的房间，还是和另一人合租这一间房，任何一个人要打开箱子或旅行袋取东西，另一个人必须离开房间才有空间。 住在这样的环境下，还别说，中国媒体上宣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头，还真见到了一些，不多说了。当时我吃的是超市买来的过期的面包和牛奶，特别便宜，1美元可买两大条面包。每到街道出垃圾的前一晚，我就爬进一只只垃圾箱，拣一些别人扔掉的生活用品。就这样,我成了'双面人'.白天,我是道貌岸然的访问学者，一本正经地钻研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晚上，我就是拣垃圾的瘪三了。为了在半年内转成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我没有去中餐馆洗盘子挣外快，而是整天呆在MIT计算机前废寝忘食摸程序，处理数据。废寝忘食其实是做不到的，那时不知怎么搞的，肚子特别容易饿。一饿起来就浑身发软冒虚汗，赶紧溜回我那小窝啃两片面包，再回到MIT计算机旁。 我首次接触Jordan教授，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2） Jordan教授是世界闻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后来还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我在国内时就知道他的大名了。 他26岁起就当上了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大圣地牙哥分校的教授。30岁那年，他和另一位教授Minster合作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建立了后来为世界各国采用的现代板块运动模型，也就是著名的Minster-Jordan模型。1983年，他获得了美国地球物理协会的Macelwane奖，这个为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地球物理学家设立的国际性大奖，当时每年只颁发给三个人。80年代初期，全球定位系统（GPS）正开始发展，Jordan已敏锐地察觉到GPS将会在地球物理和构造运动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马上带领MIT小组率先进行这方面研究。说来惭愧，早就世界上声名卓著的Jordan教授，其实还比我小一岁。当他发表那著名的M-J板块运动模型时，俺还在新疆戈壁滩板块上战天斗地炼红心呢。在荒凉的戈壁滩炼了十几年红心，再加上天天念那本红宝书，按说咱的革命觉悟应当比Jordan不知高多少倍，本应该让他来接受我的再教育，跟咱学学怎么开膛破肚宰毛驴什么的。结果咱十几年的道算是白修了，乖乖地跑到美国跟他学GPS。 怪谁呢？想想当年义和团的拳民信那些法师的鬼话，身上画满了鬼符，高叫着“刀枪不入”向前冲时，一排洋枪子弹就把那鬼话揭穿了。谁叫俺信那什么什么呢。 一切安顿好以后，我就去见Jordan。他听说我已安顿好，马上兴致勃勃地谈起了GPS在地球物理上的应用。他告诉我，他有一个用GPS研究南加州构造形变运动的项目，已经得到了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希望我加入这个项目的研究。空间大地测量本来只用于军事，宇航和工程方面，随着测量精度的提高，出现了用空间大地测量研究地球物理现象这门边缘学科。当测量精度达到10的负8次方（厘米级）时，就可以研究板块构造运动，当测量精度达到10的负9次方（毫米级）时，就可以研究区域性形变，当测量精度达到10的负10次方（亚毫米级）时，连地壳蠕变这样的小信号都可以捕捉到了。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 Jordan看起来精力充沛，说话很快，思路的跳跃性很大，老实说，我那半吊子英语水平根本不可能真正听懂他讲什么。好在我对专业词汇比较熟悉，能从他一连串蹦出的话语中拣出几个知道的专业词汇，再加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大致揣摸出他在讲什么。我相信，当时我一定也会有猜错的时候，我那文不对题的回答大概会使Jordan哭笑不得（后来美国同学说我一定是诗人，因为只有诗人才会有这样丰富的想象力，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事后想起来，有时Jordan对我所讲的不作表示，只是意味深长地笑笑，恐怕是在领略我诗人般的语言吧。 Jordan头顶微秃，留着胡子，一付长者风度。其实在美国大学里当教授的，即使年纪很轻，也往往喜欢留胡子或者留长头发，我想这胡子或者头发大概是知识和地位的象征吧。看样子我这辈子就别想留胡子或长头发了。学校里，除了我一个尊敬地喊他“ProfessorJordan”以外，这里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叫他“Tom”。这可和中国的风气大不一样，在中国你要是敢叫单位的党委书记为“小山子”，而不是“X书记”，我敢打赌你有小鞋穿。时间长了，我也就入乡随俗了，也斗胆叫他Tom了，这是后话。 MIT工作的风格也和中国大不一样，每人一张桌子，一台计算机，每天一上班就打开计算机，默默地编程序或者处理数据。哪象我们在国内时，每天上班少不了聊聊电视连续剧啊，体育比赛啊，还有张三长李四短啊，热闹非凡。国内上计算机要排队登记，每星期只有几个小时，而且是按时间算钱的。我们先把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一上机就跟抢银行似的，动作飞快，一个人读程序一个人输入。一开始，我把这种习惯带到了MIT，弄得这里的教授学生目瞪口呆，这人是不是有点歇斯底里，没人跟他抢计算机呀？时间长了才慢慢了解，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各有所长。中国学生数理功底扎实，擅长理论推导。美国学生思想活跃，知识面广，擅长提出新模型。特别是，美国学生的计算机本事一流，我望尘莫及。记得在休息的时候，常看到系里的美国学生在计算机上玩“星球大战”游戏，你可以选择游戏的难度，和外星人大战一场。1987年前后，国内还只有一些很简单的电子游戏，小孩子跳跳蹦蹦拣蘑菇之类。现在一下子看到这么变幻莫测的星球大战，真使我大开眼界。更使我吃惊的是,这个游戏竟然是系里的一个美国学生用业余时间编写的!哇！有这等本事，还来学地球物理干嘛？ （3） Jordan和他的学生们每隔一个月要举办一次地球物理讲座（seminar），每次由一个人负责准备有关的资料和结果，他主讲，大家提问题。正巧，这一次轮到由Jordan讲全球的长周期地震仪台站网，时间一到，我就去听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正式的讲座，非常随便，主要是帮助大家交流信息，扩展视野。地点就在计算机房外面的房间，你可以把午饭带去，一边吃饭一边听讲座。Jordan看来准备得很充分，讲得飞快还展示一些图表。长周期地震仪可以比常规的地震仪更准确地捕获低频地震波信号，过去人们认为的低频地震波噪音中实际上有很多地球内部的信息，特别是当时刚刚提出的“缓慢地震”（slowearthquake）或“寂静地震”（silentearthquake），主要的证据就来自长周期地震波信号。 Jordan还着重谈了当今全球的长周期地震仪台站网的分布，可惜在中国这么一个重要的区域，还没有长周期地震仪台站网。Jordan讲完后，学生们开始提问题。美国学生的思想相当活跃，提问题的面很宽，甚至提出一些相当前沿，超出讲座内容的问题。Jordan看到我悄悄地坐在后面，主动给学生们作一介绍。他告诉学生们，这位是刚从中国来的地球物理科学家，他将在系里工作一年，大家有什么想和他交流的，欢迎去他的办公室。介绍完后，他问我对这个讲座有什么想法，向大家谈一谈。 被Jordan一点名，我只好十分窘迫地站了起来，不知讲什么好。说实话，刚才那一大堆信息狂轰乱炸，我的脑子都被炸糊了，一点头绪都理不出来。唯一听清楚的就是中国还没有长周期地震仪，不知怎么搞的，我竟脱口而出蹦了这么几句，“我想对ProfessorJordan讲的内容作一点纠正，中国不是没有长周期地震仪台站，中国有，只不过还没有正式向世界公开，外面不了解而已。”这一说不打紧，Jordan的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耳根。我这才发现自己闯了祸。我这张乌鸦嘴呀，什么时候才能学得乖巧一点？讲座结束后，我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办公室。怎么搞的？来到MIT才一个月，不会拍马屁也就算了，何苦那么唐突把Jordan弄得下不了台呢？我还心怀鬼胎一心想当Jordan的博士研究生呢。现在好了，人家不讨厌你才怪呢，什么博士生，见鬼去吧！好在这事过了不到两个月，Jordan收到了一封中国国家地震局发来的邀请信，请他作为贵宾出席中国长周期地震仪台站网落成典礼。我想，这回Jordan该明白我讲的不是假话。但是，我还是心里不踏实，谁知道他的心胸如何，会不会还对那次难堪耿耿于怀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来MIT已经二个多月了。四月的Boston天气还是乍寒乍暖，Boston天气的反复无常在美国有点名气，有一句笑话为证，“如果你不满意现在Boston的天气，等5分钟就可以了”。Jordan要在家里举办一次聚会(party)，邀请他的学生们参加，我也收到了邀请。开party是典型的美国风俗之一，不需要什么理由，谁想起来要大家聚一聚找点乐趣，就可以组织一个party。美国人的饮食文化比中国人简单得多，主人家准备几样点心就可以了，客人们通常带些饮料。但这是我来美国后第一次去美国人家参加party，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当时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就是我没有一件象样的外衣。岂但是没有象样的，连一般的都没有。不可能吧，你每天穿什么，光着膀子上班？ 这事说来有点滑稽，我唯一的一件外衣前面被烤糊了一大片，而当时我的经济状况连再买一件外衣的钱都没有。出国之前，兴奋的太太跑了好多商店，左挑右拣为我选了这件外衣。这是一件纯羽绒的滑雪衫，还是在上海最好的商店买的，花掉了我三个月的工资。 到Boston以后，为了节省开销，我不买商店里的蔬菜，而是每星期六去一个叫Haymarket（干草市场）的地方买蔬菜。这是一个农夫和顾客直接买卖的地方，价格要便宜得多。农夫们把一盒盒的蔬菜堆在冰天雪地上，顾客们一个个摊位巡视比较，叫价，还价，最后成交。可是我第一次去干草市场，就惹了麻烦。因为是第一次，我特别好奇，站在摊位前仔细地看。忽然闻到了一股焦味，旁边的人叫了起来，“你的衣服！” 我赶紧看，发现那件宝贝滑雪衫的前面烤糊了一大片。原来农夫为了驱寒，在一张摊位桌下面放了一架吹风机，那吹风机吹出的热风干的好事。幸亏发现得早，滑雪衫还能穿，但那外貌是惨不忍睹了。我没有其它衣服替代，只能硬着头皮穿着它上班。为了不损害伟大祖国的光辉形象，我一进MIT楼房大门就象过街老鼠似的侧着身贴着墙根走，一钻进办公室就把外衣脱了挂起来。 怎么去Jordan家呢？我祈求上帝保佑，让party那天是个大热天。可上帝毫不领情，存心要出我洋相，party那天一早就阴沉沉的，下午干脆下起了大雪。我一横心，就这么走吧。Jordan的家在另一个城市Newton市，要坐地铁，从地铁站出来，还要走一段。那是一个很僻静的地区，一幢幢漂亮的尖顶房散布在白白的雪地上，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我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也许是摩擦产生的静电效应吧，那鸭绒一根根地从烤糊的衣服缝隙里钻出来,拉掉一根,后一根鸭绒马上伸出了脑袋,就跟排队似的.更糟糕的是钻出来的鸭绒都粘在外衣上，甩都甩不掉。当我好不容易摸到Jordan家时，已经活象只脱毛的鸭子。Jordan夫妇开门发现我来了，高兴地叫起来，“欢迎欢迎，这路还好找吧。进来吧，我帮你把外衣挂起来。” 突然，俩口子瞪圆了眼睛，不吱声了。这是一件什么时装啊，从来都没见过！ Party上的主轴戏并不是吃东西，而是聊天。端上一杯香槟或者饮料，打个招呼，就可以聊天了。也许从小就接触这种社交环境吧，我看到的每个美国人都很健谈，Jordan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谈话的内容涵盖面很广，从国际新闻，到球星歌星，从宇宙科技，到生活琐事，随兴所至，他们都能谈得很热闹。糟糕的是他们的对话中不但夹杂着大量的人名地名，还有大量的缩写词和俚语，我多半听不懂，只好似懂非懂地挤在旁边凑热闹。 Jordan告诉我，他喜欢吃辣，而且对辣颇有研究。他说辣是可以度量的，他自己就制定了一个辣度表。说着，Jordan兴致勃勃地要我尝一尝他配制的仙人掌酒，他说这酒的辣度是5度。旁边的美国学生听了惊叫起来，叫我千万别上Tom的当，他说Tom在骗我呢，我要是喝了Tom这杯仙人掌酒，今晚就别想回去了。这种无拘无束的谈话气氛真使我十分开心，这哪象十分对立的师生关系呀，简直就象一个大家庭！ Jordan的女儿当时大约7岁左右。她端着个盘子，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一本正经地问每一个人要喝些什么饮料，然后把饮料倒好递到那个人手中。学生们同她交谈时，就象同一个大人交谈似的尊重她。而她也认真地思考别人的问题，认真地回答。这种平等的关系真是难以想象。有个学生问她，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boyfriend）？她认真地告诉他，有，这男朋友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每天早上男朋友会在哪条路口等她，然后俩人一起穿过马路上学去。我这才知道，这男女朋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定义，而且不是贬义词。在中国，一个7岁小女孩大言不惭地说有男朋友是要打PP的。 有趣的是，中国电影中的中国孩子个个都是早熟的小大人，说出一些完全不象孩子说的大人话。生活中的中国孩子却常常见到扭捏，羞怯，或者任性。美国电影中的美国孩子经常是天真，浪漫，童性十足。生活中见到的美国孩子却多半说话很老练，不怯场。难道这就是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别？ （4） Jordan的GPS组人马分为两摊，一拨是搞地球物理模拟的，另一拨是搞空间大地测量数据分析处理的。我来MIT的任务是学习GPS技术的，就进入了空间大地测量这个组，直接带我的是两位MIT的资深科研人员，Jordan直接抓地球物理组。 当时GPS还起步不久，世界上最有影响的GPS分析处理软件有三家：瑞士Bern大学的Bernese软件，美国宇航局JPL实验室的GIPSY软件，以及MIT的GAMIT软件。这三家都在相互较劲，都想当这个领域的龙头老大。其实当时MIT的软件不叫这个名字，我在MIT干了两年以后才改成这个名字。记得当时取名字时大家嘻嘻哈哈瞎参谋，没当一回事，想不到后来GAMIT成了全世界搞这行的家喻户晓的名字了。 我在国内时从来没接触过GPS，它对我是全新的。所以我一面查阅文献作理论推导，一面学习软件和数据处理技巧。美国的大软件写得挺复杂，一层套一层，要想搞清个来龙去脉还真不容易。好在咱在广阔天地学的其它本事用不上，愚公移山的的精神倒在这儿派上用场了。咱就慢慢啃，一天啃一点，还怕啃不掉你？啃到这个大软件的骨头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这部分主要是矩阵分块(partition)约化和求逆(inverse)运算，是软件中占用资源最多的几部分之一，我感觉中可以找到更简洁一些的算法。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我从算法理论上作了一些推导，推导的结果表明，程序中的算法并没有错，但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如果改变这部分的算法，将可以大大提高软件的效率。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老板（在美国我们都戏称自己的顶头上司为老板）谈了，二个老板都用怀疑的眼光瞧着我。 一个从来没碰过GPS的新手，才来学了几个月软件，就提出要改算法，是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我赶紧把自己的推导给老板看，他们将信将疑。最后他们同意让我试试看，决不能动现有程序，而是把现有程序复制一份，在复制件上试验，看我的算法能不能得出和原程序同样的结果。一个星期以后，老板问我怎么样了。我摇摇头，告诉老板改写的程序已经能够工作，但是我的算法结果还对不上原来的，小数点后第二位就不同了。老板反问，如果你的算法本来就不可能对得上呢？ 我相信自己的理论推导没错，恐怕还是程序中有bug（这是美国通用的俚语，指程序中的差错。早期的计算机一旦运行出错，屏幕上就会出现一只爬行的小虫，于是小虫就成了程序差错的代名词）。搞这行的保险清楚，程序中错得一塌糊涂的大bug好查，最难查的就是这种一切运行正常，仅仅结果有一点点对不上的小bug。又查了一个星期,终于把这只该死的bug逮住了，算出的结果一直到小数点后第八位都和原来的结果一模一样。新的算法要比原先的算法快1500倍，原先要算一个星期的job,现在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只有这部分改进了,其它部分还是同样速度〕！ 老板虽然吃惊，还是很谨慎。他们让美国学生学会操作我写的那一部分程序，从各个角度进行试验。二个星期以后，他们决定采用我的新算法，让我把操作说明(manual)写出来。不多久我又乘胜追击，改动了这个大程序的另一部分算法，使那部分的效率提高了将近500倍。 说实话，这次对大程序动手术成功，当然用到一点数理功底，多少有点运气。我自己也没有料到，正好有二个漏洞撞到我枪口上了，真是瞎猫逮住了死老鼠。虽然这时我对GPS的原理和分析操作远没有达到完全弄懂的程度，美国老板已经对我刮目相看了。有人说，人的运气是守恒的，也许有点道理。坏运气遇多了，就会来个好运气，这不来了一个。有个故事说的是上帝决定给一个小伙子一个月好运气，他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那一个月这小子的运气真是好极了，不管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墙缝里钻的苍蝇，一伸手就可以抓到一个。结果，那一个月的好运气全用来逮苍蝇了。我可得把握住这次好运气，争取当Jordan的博士研究生，别把好运气糟蹋了。 我适时向老板表达了想深入研究GPS在地球物理上的应用，想当Jordan的博士研究生的愿望。这时我来MIT已有半年，如果Jordan愿意收我做博士生，正好来得及向国内单位提出申请。但是，不知道Jordan愿意不愿意收我这只乌鸦嘴呢？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外，老板告诉我，Jordan不但愿意收我当博士研究生，还为能当我的博士导师感到自豪(proudof)。瞧瞧，咱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呀。 我赶紧写信汇报国内单位自己在这边的工作以及要当Jordan博士生的事，希望得到单位领导的谅解和支持。单位的回答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不同意！这时，我已错过申请87年MIT博士研究生的期限（我想等到单位同意后再申请），同时，我正在进一步发展这个大软件包中担任比较重要的工作，这边很需要我继续留下。那我就申请延长吧，反正MIT愿意资助我。正好单位里有两位重量级（副研）的同事和我差不多时间出国，他们也在这时向单位申请延长。他们说一句可顶我说一万句，哈哈，正好借他们的光。单位的批复更是出乎我的意外，同意他们两人的延长，就是不同意我的延长，即使美国愿意出钱也不同意！理由是单位的工作离不开我。我纳闷了，什么工作呢？我在单位里连个小小的课题组长也不是呀！副研，研究室主任都可以延长，他们的工作可比我重要得多呀。 Jordan也非常纳闷，问我为什么单位里不同意我念博士，这边那么多中国学生都能念，你们单位里其它人也都能念，为什么你不能呢？我实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编个理由，“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单位里最差的，不够念博士资格，怕我丢了他们的脸。”“他们认为不够资格，我们认为够了，这还不行吗？”我无言以对。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离一年到期还有几个月，先干到期限再说吧，说不定上帝又给我一次好机会，我可不会用它逮苍蝇呢。 （5） 这最后几个月，我一直在焦头烂额地寻找说服单位同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途径。糟糕的是，在这边中国人圈子里找不到一个能帮我出出主意的，尽管他们中不少人神通广大，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单位批准在美国念学位，延长，甚至留在美国不回去什么事也没有。但是，他们不但不传授一点高招给我，反而取笑我。在美国生存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叫你没有本事呢？ 粉碎四人帮后最早公派出国的人员，有不少是单位里积压的技术骨干，业务尖子，他们的表现总体是很不错的。到了87年前后情况有所改变。这时美国已开始对中国有所了解，国内科研单位里业务好，外语好的人员大多能拿到美方的资助出来。于是派出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属照顾性质。那些单位里工龄长，年纪大，外语差，业务水平一般的，不可能拿到美方资助，眼看着其它人一个个出去心里不可能没想法，辛辛苦苦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可恶的老美才不管你功劳苦劳，没有利用价值他不会掏腰包。于是用公派来照顾他们的情绪。公派体现了党的关怀，社会主义的温暖，让他们出来转一圈镀镀金，回去评个副教授副研，然后光荣退休。 咱一出来就跟划阶级成份似的，一划到公派阶级就成了没本事拿老美的钱的化身。穷一点没啥了不起，咱戈壁滩更穷的日子十几年都过来了，还怕这？难受的是被人瞧不起，冷嘲热讽，这可是戈壁滩十几年都没体会过的滋味。说真的，洋插队的考验比土插队还要难受。当年在戈壁滩地窝子里，一帮知青哥儿们一块儿哄笑，一块儿骂街，一块儿讲带色的故事，穷得还蛮痛快。现在可不一样了，每天早上别人一打开冰箱，首先检查我有没有偷吃过他从餐馆带回来的饭菜。把咱贫下中农当贼看待，什么阶级觉悟哟！我申请读博士和延长都被单位拒绝，在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中是十分罕见的，这又成了中国人圈子中茶余饭后的笑料,象什么“连本单位领导都摆弄不了,没本事还来什么美国，真是”之类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最最没有“噱头”（上海话：本事〕的笑料主角了。当时我的太太也来到美国，看到我孤独无援奔走被人耻笑嘲弄的景象，精神终于受不了崩溃了。一天晚上，她哭着对我说：'我们回国去吧，我实在受不了啦.'太太来美国后就边上学边在中国餐馆打工挣钱，每天干到过半夜才回家，为的是支持我努力争取攻读MIT博士。餐馆打工的辛劳并没有把她压垮，人情的冷漠却压垮了她。我告诉太太，不要难过，要坚强些，到了这个地步，我反而偏要念这个博士了。 国内单位里要好的同事给我出个点子，早几年我们单位另一个和我同样情况公派出来的研究生申请读博士单位批准了，你为什么不发e-mail问问他应该怎么申请？我赶紧发e-mail给他，向他请教如何申请。过了几天，他回了个e-mail。在e-mail中他讲了一大通报上的大道理，什么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如何重要啦，公派出来不要被资本主义花花世界迷住了眼睛啦，公派到期就应该按时回去不应该申请延长或者转学生啦，……等等。这一堂政治课上得我灰头土脸，看来我的思想觉悟实在是太低了。可我有一点弄不懂，你这么高的思想觉悟为什么要申请转读博士呢？难道四个现代化对你就不重要了？再过两年他学成到期时，却把这些大道理都忘了，不理睬单位一次次催，想尽办法要留下来。为了要达到目的，甚至说自己在国内也受过政治迫害。我更弄不懂了，即使我那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把这文革中入党，还当过党支部书记的和政治迫害联系起来。洋插队真是长见识了。 一年到期，我只有先延长了再说。其实在美国J－1访问学者延长并不需要国内单位同意，只要美方单位同意移民局就批。要转学生则必须国内单位同意移民局才批。事先向国内单位打招呼是组织纪律性的表现，我的组织纪律性大概比较高，碰了一鼻子灰那是活该。凭良心讲，从小到大这还是我第一次做不理会单位的“违规”事。 不久，一位带我的美国老板要调到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他知道我想念博士的心愿，就找我谈。他告诉我，他想把我带到圣地牙哥分校，他已经跟那边学校谈过了，那边同意接收我念博士学位，问我是不是愿意去加州。我表示愿意，换个环境也好，这边中国人圈子的冷漠已经把我的心伤透了，换了环境太太的心情也许会好一点。 我不敢把要去加州的事告诉Jordan，他对我真的很好，他和学生们亲密无暇的关系真使我留恋，我觉得自己有一种犯罪感。可是，不久这件事还是让Jordan和另一位美国老板知道了。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要离开MIT呢？这儿有什么不能使你满足的吗？”我只好搪塞，说那边愿意接收我念博士。他们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早就愿意接收你念博士了吗？” 一天下午，MIT的老板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一进办公室，那位要去加大的老板也在那儿。老板告诉我，他们俩人已沟通过了，现在想当面听听你的意见。两边都很欢迎你，两边都接收你攻读博士学位，只希望你明确一下个人的选择。 这可真使我为难了，两位老板对我都很不错，我不管选择哪一边，肯定会伤另一个老板的心。老板看我面有难色，告诉我不必为难，只要选择最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就行。选不上的一方当然会有些遗憾，但同时会为我感到高兴，因为我选择了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我只好说实话了。我告诉他们，这一年多我在MIT学了不少东西，这儿的导师，同事和学生都挺好的，我也很喜欢这儿的学术环境，我只是担心留在这儿读学位会把MIT和我的国内单位关系搞僵，才决定换个地方。MIT的老板笑着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和你国内单位的关系，他们不会和MIT搞坏关系的，因为MIT没有什么求他们的，他们倒有很多地方要求MIT。他接着说，现在把MIT和你国内单位关系问题先排除，你重新考虑一下，你愿意去哪一边？我还有点犹豫， “访问学者转学生的手续不是很容易……”“我一个星期之内帮你办好一切手续。”去加大的老板说。“我一天之内帮你办好一切手续。”留在MIT的老板马上接着回答。老板对我的信任真使我十分感动，我最后说了：“我决定留在MIT……”去加大的老板显然有点失望，他站了起来，很有风度地拍拍我的肩膀，“祝你好运（Goodluck）！”然后离开了办公室。 现在，我死心踏地准备在MIT攻读博士学位了，不管国内单位同意还是不同意。开学前暑假中的一天，Jordan拿着一封信，满腹狐疑地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看，原来是一份中国科学院88年xxx号文件，标题是“关于不准XXX在美国念学位的通知”。这个文件一式三份，一份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份寄我国内单位，一份寄MIT。好家伙，我想念学位的事竟然惊动国家最高层啦！ Jordan问我：“你是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哪里啦，我在中国是个最最不重要的无名小卒。” Jordan觉得很奇怪：“到美国访问和念学位的中国人我见的多了，没有一个人有你这么多麻烦（trouble）呀？” “这是……”我想说“杀鸡敬猴”,但不知道英文该怎么翻译,话卡在嗓门里了. 其实,这种中国特色的文件美国人是无法理解的。那个年头国内出来的逾期的，不归的很多，谁也拿他们没办法，上面也想宰只鸡吓唬吓唬人。国内单位大多睁只眼闭只眼，倒也平安无事。出国人员干脆不理国内单位，想干啥就干啥，也没人找他麻烦。偏偏我的组织纪律性特别强，一本正经写信回去申请。偏偏那时我国内单位的领导胆子特别小，掉张树叶都怕砸着脑袋的那种，他不敢得罪上级，也不敢得罪下面的同事，室主任。因此其它人申请延长也好，转学生也好，他也不敢不同意。唯独对我这个新进单位毫无根底的研究生，又有个室主任盯着要我回去，他才敢拒绝。当我再次写信申请时，他干脆打报告向科学院请示，把球踢给上级。这两个'偏偏'撞到一起，就撞出了这么一份文件。 多年以后，一位友人的忠告才使我恍然大悟，“你真傻呀，你不写那封申请信，就什么事也没有。你不写，领导可以装糊涂。你写了，领导就得表态。你又不是什么要紧人物，谁会替你担风险呢？” 中科院发文件不准我在美国念学位，可以说在美国的出国人员中闻所未闻的。与其说是特大新闻，不如说是特大笑话。这给枯燥沉闷的来美打拼的中国人圈子的生活增添了莫大的乐趣。那一阵子，我的耳朵里刮进了不少闲言碎语。 “啊呀呀，你怎么还不回去呢？你不回去，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就实现不了啦.” "你这么高的思想觉悟，怎么不回去搞四化呢？"我回了他一句。 “啊呦，我们这种人国家看不中，只好到美国混饭吃。哪象你是国家的栋梁，中科院正少个副院长,所以专门发个文件催你呢！” “哈哈哈！”四周一片哄笑声,就象咸亨酒店的酒客们取乐匍匐在地上的孔一己。 人性哪，什么样的都有。 Jordan告诉我，中科院的文件对他没有约束力，他仍然愿意收我为博士研究生。好事多磨呀，念学位的机会对别人也许很平常，对我实在来得不容易，经过这一波三折，我无论如何要把它念下去。但愿今后的路会平坦一点。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6） 开学了，暑假里我已经把手中的GPS工作干了一个段落，可以专心上课了。毕竟年纪大了，我知道自己的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不能和年轻人比，再加上外语差，至少一开始听课是听不下来的。因此我不敢选那些要闭卷考试的课，全选那些不是开卷考，就是用project决定成绩的课。选课要经过导师签字批准，Jordan看了一下我的选课表，二话没说，就用笔“嚓嚓”去掉两门，再重新勾了两门课。 我一看这两门课，不禁暗暗叫苦。一门是渐近理论，一门是反演理论。特别是那门渐近理论，我早就知道那是研究生的鬼门关，没有两把刷子的研究生是不敢选这门课的。这门课是数学系为全校非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开的一门公共课，课的内容之难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这门课不但是闭卷考，而且是打相对分。也就是说，不管你学得怎么样，只要你的相对成绩在全班的最末四份之一，你就有可能完蛋。 Jordan看我的尴尬模样，忙给我解释：“我知道你的数学不错，但是其它教授不知道。要让其它教授信服，你必须通过这门课。”我还有什么话可说，过鬼门关吧。 开学时正好Florida有一个会，开完会回来上课，已经是第三个星期了。渐近理论课的老师一进教室，先给每人发一张图表，上面列着学生成绩（不列名）在班上相对排名位置。老师提醒大家，成绩落在后面的同学要注意了，现在退课(dropout)还来得及，晚了就不好办了。原来美国学校有这么个规矩，在每个学期的前1/3学期，你如果对一门课没兴趣或者没信心，可以退课。退课就算你没选这门课，历史清白，要是不及格那就要进档案，就成了历史问题了。这要命的相对分简直象文革中一打三反搞红色恐怖嘛！别说那成绩掉在后面的，即使成绩在中间的也人人自危，心惊胆颤。你想想，现在成绩在中间，要是后面的都退了课，那我不就垫底了吗？情况确实是这样，我第一次上这课时，一百来人的大阶梯教室人挤得满满的。然后学生一次一次地减少，最后只剩下55人。 第一次小考，我的成绩就落在中间偏后。一看那排名图表，心里直打鼓。不退课吧，要是期末成绩掉在最末1/4，怎么办？退课吧，不光是我自己丢脸，也给Jordan丢脸呀。上完课回办公室，电梯上看到同系的一位美国女研究生，眼泪汪汪的，模样十分可怜。她平时可是嘻嘻哈哈的，从来也不知道忧愁的人哪！下一次上课，她再也没有出现。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不退课。后面还有好几次小考和最后的大考，虽然我第一次考得不好，还有可能追上去。想想当年跑长跑，我第一圈总是落在后面，往往到最后一圈才一个冲刺追到前面。人生的道路也差不多，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就拼它一回吧。 那一个学期的滋味真是不好受，不管怎样，鬼门关过了。 总算过了第一学期，万事开头难，以后的日子，大概会好过一点。谁知道，又出了飞来横祸。一天，老板突然接到MIT的internationalstudentoffice（国际学生办公室）来的电话，电话中说，我在MIT念学位是非法（illigal）的,我的身份必须先转成学生身份才能继续学习。她告诉我老板，根据一项美中两国政府间的协议，访问学者转学生必须有中国单位同意证明美国移民局才能批，不少中国访问学者都拿到了证明，这个不难，建议我也去办一张证明。 中国单位同意证明？这对其它人也许是轻而易举的事，对我比登天还难呀！老板急急地赶到国际学生办公室，向她说明了我的具体情况，并告诉她，如果我离开MIT，对MIT的GPS项目将是灾难性的(disastrous)。国际学生办公室的人员实际上是美国移民局派驻MIT的代表，她把我也叫到办公室，很为难地告诉我，她同情我的遭遇，但她不能做违法的事。如果我拿不到国内单位的同意证明，那我必须退学。然后她又告诉我，有一条合法但是充满风险的路，那就是离开美国，到第三国重新申请以学生身份入境。当时有不少中国的访问学者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用这种方法换成了学生身份。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美国驻那里的大使馆拒签，他们还可以回来想其它办法。因为从美国去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回来是不需要美国签证的。她告诉我，美国驻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大使馆已经发现了这个漏洞，现在这条路已经基本走不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欧洲的美国大使馆去申请，很少有中国访问学者敢冒这个险,因为一旦美国驻那里的大使馆拒签，他们就回不了美国。她警告我，你可要好好想想清楚，一旦决定(commit)冒这个风险，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怕是一条稻草绳也要抓呀。正好当时在英国爱丁堡有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老板知道我决心冒这个风险，不但支持我去，他也去那儿陪我开会。最困难的是把这个风险告诉太太，她不一定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我又不能不告诉她。那天晚上，我对太太说，先不要急着帮我整理行装，明天我要走了，有些事我要跟你好好交代一下。太太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告诉她思想上要做最坏的准备时，她完全震惊了。 我对她说，这一年来你什么样的苦都受了，因为我们最穷，处境最狼狈，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但是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承受，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晚上回来，还有个人听你发泄发泄心里的苦闷。如果我一旦回不来，你只能一个人承受生活，经济和人言的压力。特别是我回不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个特号新闻，我可以想象你会经受什么样的风言风语。在美国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有的人只有嘲弄其它处境比他更糟糕的人心里才好受些，我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顶住。心里难受时，你就想象我坐在墙角，就对着墙角狠狠地发泄吧。一旦签证失败，我只能从英国回上海。我会从单位退职，以自由人的身份申请来美求学。同时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不管生活再艰难，你只要想到在大洋彼岸有一个人正在奔波，总有一天会赶到这里和你共同分担生活的压力，你就会平静下来。我就是这个倔脾气，好好对我讲道理时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一旦用行政手段来压制我时，越是不让我念学位我就偏要念。 我很难想象那一晚上太太心里是什么滋味，她一晚上没睡好，当然，我也没睡好。 第二天，起了风。当我离开家走向地铁站准备去飞机场时，什么话也没向太太说。我想，不管我说什么话，她都会受不了的。 风越刮越大，我忽然想起了二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怎么搞的，想起视死如归的荆轲了？我可不是去刺秦王，我要复还，还要念MIT的博士呢！在飞机场出境处，当我看着海关人员把那张附在护照上可以返回美国的白卡片(I-94)取下时，心里一片茫然。是祸？是福？谁知道呢！ 不管怎样，我已经在法律上正式离开美国了。以后还能不能申请到那张可以进入美国的白卡片，全凭运气了，我真希望那个拍苍蝇的小子少抓一次苍蝇，把那次运气让给我。 在爱丁堡开会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不说也知道。会议的日程表很紧，我们只能出钱委托当地一家旅行社去伦敦美国大使馆代办签证（这钱是MIT老板付的）。每天下午，最提心吊胆的一件事就是打电话问那家旅行社结果如何。在会议结束前一天，旅行社告诉我们，签证办妥了。 天哪，上帝哪，运气守恒，运气守恒哪！ （7） 又回到了Boston，见到了太太，简直象在做梦。 现在，我不再发愁身份问题，可以安心学习和工作了。然而，还有一桩心事始终萦绕在我心间，无法摆脱。什么事呀？一桩接一桩没完没了的，你是不是得了忧郁症？ 就是我公派出国的事。虽然这个公派是单位作为用行政手段不准我一个人念学位给我的一种补偿，他们实际上是舍不得我，是爱我爱得太深了。当时我对单位领导这种一厢情愿的算盘是完全不知情的。当然这种强制的行政手段太粗暴，很过分，效果适得其反。如果换一种怀柔的办法，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虽然我经受了绝大部分出国人员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困境，吃足了苦头，现在回过头想想，自己也有对不起单位的地方。宁可别人负我，不可我负别人。这是从小以来家里教育我们做人的准则,就是这准则害得我终日不得安宁。我做出一个决定，把所有公派的钱退还给单位，同时办理退职手续，不再让单位背包袱，这样我心里也平静些。 友人们听说我这个惊人的决定，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劝我好好想想，这儿不少公派出来的人，他们的单位待他们要好得多，要延长就延长，要转学生就转学生，最后照样留在美国不回去，也没听说有一个人把公派的钱退回去的（包括我单位那个给我上政治课的）。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和经济状况都比你好得多，他们都不退，你这是何苦呢？ 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劝告，不过，我还是愿意按自己的准则做。不就是几千美金麽，少了那点钱饿不死人，我不想为这点钱难受一辈子。就这样，来美国一年多省吃俭用，没看过一场电影，没上过一次馆子（外出开会时除外），没去过一个游乐园，当然更没钱买车，为了省5毛钱车票宁可走2个小时,结果不但没存下一分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因为一还钱，第一年等于没有一分钱收入，还把生活费赔进去了。直到来美国两年后，我们还清了欠债，才和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从零开始打拼了。 开始念学位一年后，Jordan当了我们系的系主任，工作繁忙，他没有精力带研究生了。正好，系里新调来两位教授，Jordan就把我转给新来的教授带了。一年后，我协助新导师干出了两桩轰动这个领域的成果，一时声名大噪。可惜，新导师的心胸远没有Jordan宽广。他不但没感激我的辛勤工作，反而耽心我可能会成为他今后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影响到他在这个领域的地位。于是，他想趁早把我从这个领域排挤出去。这样开始念学位两年后，我在MIT的日子从天堂跌进了地狱，这是另一个长长的故事了。 其实美国的教授中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竞争社会嘛,这种事也难免。 几年以后，我已从MIT毕业再从工作单位赶到Boston参加毕业典礼（MIT规定5月底之前毕业的参加当年夏天的毕业典礼，6月以后毕业的参加第二年的毕业典礼）,太太也陪我飞到了Boston.当我穿上那黑色的博士服，带上那上面方方的，还挂着一条黑穗子的博士帽时，太太的眼眶里闪出了泪花，左一张右一张不停地对着我拍照。当年一起学习的同学也从各地来到了校园参加毕业典礼，大家相见后分外亲切,说不完的知心话。 毕业典礼的重头戏是毕业生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上台接受校长发毕业证书，各系的系主任和请来的贵宾则坐在后面的观礼席上，Jordan也在其中。排在队伍中的我刚走上台，突然，Jordan从观礼席上冲下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了声“祝贺你”，然后返回了观礼席。我眼睛一下子湿润了，赶紧说了声“谢谢”，不知他听清了没有。 谢谢你，Tom！
历史真会开玩笑，我的国内单位出来到美国有几十个人，后来为了生活绝大部分都改行搞其它工作了，包括那位给我上政治课的，受尽磨难的我却阴错阳差地留在科研岗位。国内单位的老领导也退了下来，新领导接替了上去。新领导几次三番托人向我传话，“当时的事嘛……唉唉……是有点……那个……事情已过去了……你……那个……不要想它了……我们……唉唉……往前看，往前看嘛。你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一直都很好，大家都很想念你。今后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国探亲，希望能到单位看看，我们永远是欢迎你的。如果能给大家介绍点国际上的最新科技发展动态，对你的老单位也是很大的帮助呀。” 我还能说什么呢。谁叫我象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心太软，心太软，心太软。”
一对贫困的中国学生夫妇，为了节省开支免房租，住进了一家美国人家当housekeeper。 这家美国人家的主人，恰恰是美国《时代》杂志社评选出的美国当代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于是,衍生出这一段奇特的经历。。。 1990年初，我们仍然被沉重的经济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太太上学没有经济资助，靠我一个人微薄的研究生奖学金支付俩人的生活费用和太太的学费是根本不够的。太太边上学边打工，我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捉襟见肘。听说有的中国学生住进美国人家看管房子或者带小孩可以免房租，这可以节省一大笔开销呀，我们决定试一试。 来美国Boston快三年了，我们住不起学生宿舍，为了省房租，我们一直住在比较穷的房租便宜的区域，而且是和其他来美拼搏的中国人分租的。按理说，同是来美打拼的华夏儿女，又都是经济窘迫处在社会底层，大家应该同舟共济，齐心合力度过难关才是。套句国内文革中的老话，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都是贫下中农，亲不亲阶级分嘛。 不知道是不是我接触到的人正好为小概率样本，实际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帮贫下中农们可是六亲不认，每人打着各自的算盘，一心想的就是早日混到地主资本家行列中。见了早出来几年在美国社会站住脚的点头哈腰羡慕得淌口水，见了晚出来的或者条件更困难的则神气活现百般讽刺挖苦。当你一旦有困难时，不要说同情帮助，各人自扫门前雪还算是好的，更有甚者则落井下石，好象别人越痛苦他的心里才越能得到平衡和满足。话又说回来，美国这个社会本来就是竞争社会，谁有本事谁就上去，来不得一点心慈手软。就象田径场上赛跑，你看见哪个跑得快的选手好心帮一把跑得慢的选手？竞争社会就这么残酷。 其实美国社会还有诚实善良的道德准则和帮助贫困的慈善福利制度一面，我们后来才慢慢了解。可惜这一群来自大搞阶级斗争国度喝狼奶长大的贫下中农们，一到美国还没来得及学会诚实善良，先把那残酷竞争学会了。 也怪咱自己不争气，最穷，条件最困难，还受着一系列限制无法动弹。这二年多一直被同胞们瞧不起，被人奚落嘲笑。也难怪，竞争社会中谁有本事谁就混得好，反过来就是说谁处境最狼狈谁就最没本事。“没本事还来什么美国！”说的也是，谁叫咱没本事呢。惹不起这帮有本事的大老爷们，咱躲着点还不行么？我们早就想离开这压抑的环境，干脆去老美的环境体会体会。 然而，要找这样一个"live in"的机会，并不那么容易。我一有空就查报纸广告，跑各个学校的Housing Office。找baby sitter和housekeeper的人通常要求对方整天呆在家里，只有不上学的学生家属或者探亲来美的老人才能满足这种要求。而我们两人都要上学，白天不能呆在家，找人的一听到我们的情况就摇头。试了几个家庭，都以失败而告终。 一天中午，我到MIT为学生介绍工作的office去查广告。在一个不起眼的广告牌角落上，贴了这么一张小广告： 找housekeeperCambridge市，幽静住宿区，找housekeeper，照顾一老人并做家务。要求单身女性，有工作经验，提供免费食宿，有兴趣者请打电话XXXXXX找XXXXX联系安排interview。 这可是个好机会，照顾老人比照顾小孩的灵活度大得多，照顾小孩一刻都不能离开，照顾老人主要把三顿饭准备好，做家务时间可以灵活安排。虽然我们是一对夫妇而不是单身女性，这方面通常好商量。要找单身女性主要是防止把小孩子带进来，带进我这么一个老孩子，虽然多吃掉一些主人的饭菜，可我还能干活，什么收拾院子呀，商店购物呀，恐怕主人占的便宜更多。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打电话联系，确定第二天晚上去interview。 第二天晚上，我们按照地址来到了Cambridge市西部。这真是一个寂静的住宿区，一幢幢房子和院子的面积都很大，房子大多是尖顶的，典型的New England建筑，院子里有大树和草坪，这种环境在房屋拥挤的Cambridge市是不多的。我们去的这一家院子和房屋的面积更大些，可以想象出当年房屋主人春风得意时的排场。现在的房屋主人好象衰败了，房子外面脏兮兮的，油漆斑驳，看上去好久没有维修了。院子的栅栏歪斜着，草地上散布着高高低低的杂草，好久没有人管理了。只有那房顶上来回转动的风向标，似乎还在诉说着当年这幢房子主人辉煌岁月的故事。 这幢房子的主人叫Edward Bernays，是一位老人。 “他多大年纪了？”我好奇地问了一句。 “98岁。”我的天哪，98岁的老人，恐怕只能歪歪斜斜地躺在床上哼哼哈哈，这个housekeeper不好当。 Jone看出我们脸上的耽心，笑了起来，“Edward身体很健康，你根本看不出他有98岁。他个人生活不需要其它照顾，你们的任务是做好饭以及整幢房子的清洁打扫。”说着，Jone拿出一份表格让我太太填，那是一份job申请表。美国人做事很认真，一板一眼的，哪怕是housekeeper也按job申请手续办。申请者必须要有工作许可（working permit），还要有推荐人的姓名电话等讯息。老美的法制观念总的来说是比较强的，他们知道雇佣没有工作许可的人是违法的，大多不会干。要是中国人，。。。唉唉。。。，咱就不说了。 填完表，Jone就和我们聊开了。她告诉我们已经interview过一些申请者，每人都填了表，还有一些申请者排在我们后面interview。等所有的申请者都interview完了以后，她会和Edward决定录用的人。她透露在我们前面刚interview过的一个也是中国人，叫Gxx，现在Boston大学读声乐。Edward对G小姐其它各方面条件都满意，不过她坚持每天要练嗓子，即使做housekeeper也不能中断，这一条恐怕Edward无法接受。老人家爱清静，受不了噪音，哪怕你是美声唱法。 Gxx，这位拜师于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门下的高才生，美声女高音歌唱家，她的名字早就在国内歌剧界如雷灌耳，想不到也来美国闯荡。当时Boston大学声乐系有好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都在国际声乐比赛中得过奖，早就蜚声歌坛，他们的实际水平恐怕不亚于他们的导师。G小姐这段申请当housekeeper的小插曲，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对她即使在艰苦环境下也不放弃练嗓的敬业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 时间差不多了，Jone朝楼上喊了一声，“Edward，下来吧，interview结束了，客人要走了。”只听见一阵轻微的嗡嗡声，一会儿，一个矮小的老头儿出现在客厅。天哪，这哪象98岁的老人，看起来比80岁的人还矫健。Jone把我们向老人作了介绍，老人示意让我们再坐一会儿。Edward坐在沙发上，和我们聊起了年龄问题。他说人的年龄有三种，一种是法律年龄，一种是生理年龄，一种是心理年龄。有的人法律上的年龄很老，他的实际生理和心理的年龄要年青得多。有的人法律上的年龄不老，他的实际生理和心理的年龄却早就老了。 “您觉得自己的生理年龄是多少呢？”我好奇地问。 “70岁。”“那您的心理年龄又是多少？”“50岁。”真是个人老心不老的有趣的老头。 Jone告诉我们，Edward和他去世的太太在public relation这个领域十分有名。看到我们对此有点无动于衷，并没有十分激动，Jone又补充，“那你们一定知道他的舅舅（我吃不准到底是叔叔还是舅舅，老美都叫uncle，要是瞎溜达在就好了，他一定知道）Freud，Sigmund Freud（中文名叫弗洛伊德）。”“很抱歉，我还不知道。”我的脸红了。 Jone显然有点失望，她没有料到这个MIT博士生的人文知识竟是如此贫乏。 后来我试问了一下MIT的美国老板是不是知道Sigmund Freud，他叫了起来，“当然知道，现代心理学最著名的科学家，他在现代心理学中的地位相当于牛顿在现代物理学中的地位。”我又一次脸红了，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2） 二天过去，没见什么动静。因为有过几次失败的先例，我们对这次机会也不抱多大的希望，何况这次有那么多人去interview。 到了第五天晚上，我们接到了Joan的电话。她告诉我们，她和Edward最后决定雇佣我太太，如果我们还愿意的话，就商定搬过去正式工作的日期。我们哪有不愿意的道理，高兴都来不及呢。真不知这辈子烧了哪支高香，能选到我们头上。后来Joan告诉我们，真正有吸引力的决不是我这个光好听不管用的MIT博士，而是我太太在国内当医生在美国学护理的经历。找了我太太当housekeeper，等于找了个家庭医生，老人最放心。 搬过去第一天，Joan就拿了协定（agreement）让太太看过后签字。协定上写明我太太的工作性质是housekeeper，工作要求是做每日三餐，加上每星期要做20小时的house cleaning工作。Jone还列了一张详细的表格说明house cleaning要做哪些活。而雇主Edward将提供我们食宿，还加每月400美金的工资。协定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后各保留一份。 这是典型的老美办事风格，先小人后君子，把法律上的界限和双方的职责义务先列得清清楚楚，丑话说在前头，免得以后起纠纷。 这一晚，我们来美国后第一次睡在象样的住宿区，再听不到窗外带着摇滚乐呼啸而过的汽车声，从酒吧出来兴犹未尽的酒客的粗语和叫喊，以及老鼠在墙脚咀嚼木头的吱吱声。 听到的却是微风掠过树丛的沙沙声。这种安祥静谧的环境，似曾相识，又显得陌生，尘封的记忆掀开了一角，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躺在妈妈的怀里，数着天上的星星，一颗，二颗，。。。哦，星星眨眼睛了，那上面好玩么？ 这一晚，我和太太都辗转难眠。 协定写得很严格，执行起来还是有灵活性的。太太每天提前把午饭做好就上学去，午饭就由Joan招呼Edward吃。Shopping本来是Joan的事（与钱有关的事我们不插手），我们也经常在晚上陪Joan去shopping。互相帮助，大家都方便。 每天一清早，当太太在整理房间准备早点时，我就跑到门口把报纸和信件收好再放到指定的地方。看报纸和信件是Edward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然后我要把一楼的各扇窗户的窗帘拉开，窗子打开，让新鲜空气透进来。有开必有关，每天晚上把窗户关好当然也是我们的任务。 这是幢二层的楼房，有地下室，二楼上面还有个小阁楼。一楼是会客用的，有大小客厅，厨房和餐厅，一幅Edward的油画象就挂在大客厅墙上。大客厅的一面整墙就是一排大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二楼是卧室，工作室和陈列室。有两部电梯供Edward上下楼用，interview那天我们听到的轻轻的嗡嗡声实际上就是这电梯的声音。 二楼的陈列室是Edward辉煌生涯的缩影，里面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和纪念品。 还有好几把金光闪闪的金钥匙，那时当年Edward访问几个欧洲的城市时，市长颁发给他荣誉市民证书，并送给他一把象征着开启城门的金钥匙。金钥匙尽管很大，和城门相比那就小多了去。如果城门真的能用这把金钥匙打开，一定不会结实，恐怕蹬一脚也能蹬开了。 陈列室里还保存着几份当年Edward办聚会(party)时客人签名的记录。我好奇地辨认上面的签名，大多不认识，应该是一些社会名流，可见我的人文知识是多么糟糕。但有一个签名Eisenhower（中文名艾森豪威尔）我可是知道的，他不就是第34届美国总统吗？ Edward年青的时候，他的舅舅Freud就是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但是Edward并不想笼罩在舅舅的光环之下，他要走自己的路。Freud研究的是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的心理活动的规律，而Edward和他的太太研究的是人类组成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心理活动规律。他们的研究后来就发展成public relation（公共关系）这门学科，Edward和他的太太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Joan告诉我，Edward被称为公共关系之父（The Father of Public Relations），如果这个称号确实，那Edward在这门学科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了。 Edward自己最津津乐道的是1929年他组织的那次party，也是public relation这门学科最经典的成功的范例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期，社会上很多人对public relation这门学科到底有没有实际用途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Edward正寻找一个机会向社会显示这门学科的活力。1929年5月，GE（通用电气公司）联系Edward，说他们要举办一次活动来纪念发明家Edison（中文名爱迪生）第一次电灯试验成功50周年。10月21日，Edward组织了一次非常成功的party。不但让政治界巨头Hoover（胡佛）总统，经济界巨头Ford（福特） 和科学界巨头Edison在party上见面，还有一大批社会名流出席。比如Orville Wright（飞机发明家）, John D. Rockefeller（洛克菲勒，石油大亨）, Madame Curie（居里夫人，科学家）和15家最著名报社的记者。当时的照片和报纸头条新闻也都珍藏在这间陈列室中。 Edward还参与组织和发起了许多民间和舆论的运动，影响了政界的决策，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比如说要求把护士定义为专业(professional)工作人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technical)工作人员，推动把夏威夷变成美国的第49个州，都获得了成功。 其实当时Edward和Joan告诉我们的故事还有很多，我这个没出息的对多数重要的故事却印象淡漠，记得最清楚的偏偏是二个不太重要的故事。在1929年股市大崩溃的那个黑色星期四和1987年股市大跌的那个黑色星期一的前几天，Edward把手中所有的股票都卖了。神仙哪，这决不是巧合！我真想把这一高招学到手。可惜Edward似乎不愿意多谈这两次奇迹的细节，他只是笼统地告诉我，虽然从整体看股市的趋向和经济的好坏是同步的，短期间内股市的涨跌和经济并不直接相关，而是和股民的心态情绪直接相关。把消息炒热了，经济不好时股市也可以涨得很高，一旦股民的信心丧失了，经济还好时股市也会崩溃。他就是每天看报纸，听广播，注意民意的发展趋势。 唉，这话听听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了，没有真功夫不行。90年代末高科技股市泡沫膨胀，害得我惨遭滑铁卢。谁叫你似懂非懂就想吃天鹅肉，该！那是后话喽。 Edward后来在Boston大学当教授，一直到退休。退休以后，还是有不少国际性的组织在举办大型活动前找他咨询，比如国际绿色和平运动组织发动环保运动前就来找他。 Edward收的咨询费可不低，1小时1000美金。还有不少地区的组织邀请他访问，特别是一些欧洲的城市。 慢慢地，找他的人少了，门前冷落起来了。这是正常的，特别在竞争社会。密西西比河也是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总归要胜过旧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Edward的经济状况也不如当年了，这才开始雇用我们这些廉价劳动力。 清晨，当一缕初升的阳光穿过树丛抚摸着窗框的时候，Edward就起来了。吃过早饭，老人家就慢慢地步到他二楼的办公室，一本正经地上班。其实人上了年纪太清闲了反而不好，不少老人一闲下来就有一种失落感，过了一段时间精力，情绪和身体就明显衰退了。相反，退休下来一直有点事干并且和社会群体保持联系的老人，往往能青春常驻，精力旺盛。这大概就是Edward所讲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的差别吧。 Edward每天早饭后上班，下午下班，非常自觉而且有规律。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读报，他读得非常仔细，连报上登的小广告都不放过。第二件事就是处理每天大量的信件和帐单。然后，就开始写他的回忆录了。他的回忆录书名就叫《My first 100 years》（我的第一个100岁）。老人家的雄心可见一斑，不知还打算活几个100岁。等他200岁的时候，连我们都是100多岁的老人了。 一天，我和太太突然冒出个想法，要给Edward照张相片留个纪念。人生苦短，相逢就是有缘，今后不管去什么地方，能看看照片，回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也是一大乐趣。于是我们俩轻轻地走到二楼办公室外，打算悄悄地拍一张Edward的工作照。正在写东西的Edward注意到我们这两个在窃窃私语，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只好告诉他，想拍一张他的照片。 老人家误认为我们想和他拍照，诚惶诚恐地站了起来，拍拍自己的衣服。我们赶紧拦住Edward,告诉他我们只想拍一张他的工作照，请他坐下按平时的工作习惯就行。下面这一张就是那天拍下的照片。 Edward的太太早已去世，他有两个女儿，也都是六七十岁上下的老人了。其实他的女儿也住在Boston，好象还是什么学校的教授，她们的住所离Edward的家其实只隔了几条街。 老美的习性看样子和老中有很大差别，她们很少登门拜访这位老爸，周末和节日有时会礼节性地打个电话问候，圣诞节会寄张卡片。我们在Edward家打工的近两年时间里，总共只见到一次他的女儿。虽然早就听说西方人的家庭观念要比东方人淡泊得多，亲自见到这种状况，心里还是有一种凄凉的感觉。我们在国内见惯了四代同堂，这到底是不是好事见仁见智。随着社会的进步，可能四代同堂会减少，但东方世界的家庭观念比较浓重可能依然会长久地不同于西方世界。 美国是个非常现实的社会，名也好利也好都是根据你的利用价值来确定的，不讲情面。 就象商场上的水果，不熟的卖不出价钱，过熟的也只能贱价出售。这当然比世袭制或者吃老本论资排辈的体制要合理些，社会更有活力。不过看到听到一些过气明星球星老年时凄凉生活的故事，还是有一点“人一走，茶就凉”的感受。Edward显然早已过气了，他当年的辉煌就象沉在大西洋底的“Titanic”号游轮，很少有人去打捞。Edward每年还是照常要办几次party，请一些Boston地区的名流达要，可惜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早几年还有些市长议员之类的达官要人参加，到了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只有些记者之类的来应付应付。 为了节省开支，Edward有时让我太太做部分甚至全部party的菜肴，我太太中西合璧的手艺居然还评价不错。不过老美的表面应酬功夫十分到家，尤其在这种社交场合，究竟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想那就很难确认。交谈的内容大多很无聊，没话找话也能说上一大通，就象中国人说的“今天天气很好，不是吗？哈哈哈！”Edward在这种场合下会比较兴奋，好象又回到了呵叱风云的当年。毕竟年纪大了，Edward讲的内容不是反反复复，就是丢东拉西，同一个题目可以讲好多遍。出于礼貌，来宾们从不打断他的兴致，有时为了渲染气氛，还会象征性地笑出声来捧场。我真佩服这些来宾的修养，听这么枯燥无味反反复复的老调居然还能奉陪到底。有时来宾会悄悄地朝我们挤挤眼睛做个怪脸，意思是“Edward又在讲他的老掉牙的故事，我都听了N遍啦！”虽然Edward对我们还是很不错，但可以看得出，中国人在他心底里的印象属于“下人”。 一旦谈到中国人，他总是说起中国人来美国不是打工淘金，就是修铁路，以后铁路修好了，中国人就开洗衣店，帮人家洗衣。好象中国人到现在还留着满清的大辫子，女的裹着小脚似的，真是老掉牙的印象。我们有时会和他争辩，请他别小看来美国的中国人，得诺贝尔奖的也有，开大公司的也有，当律师教授医生的更不计其数。正巧我太太的外祖父，当年来美国留学，就和Edward上的是同一所Cornell大学，算起来还比Edward高了二届呢。不过老人家的记性真够呛，下一次谈起中国人，他又搬出了老故事。 我们刚到Edward家时住二楼的一间小房间，半年以后Joan对我们说，这间房间Edward要派其它用场，希望我们能搬到小阁楼上去住。这个要求显然带点歧视，因为按美国的标准这个阁楼连人都站不直，是不符合住人的，我们当时居然也没有抗议，就搬上去了。说老实话，我们当时确实已经麻木了。之前在来美打拼的中国人圈子中生活时，因为我们穷，曾经受到个别中国人更严重的歧视。这次相比之下，我们反而已感觉不出来歧视，还自以为“住阁楼也好，更自由些”。这大概是所谓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吧。 在我接触过的中国人中，大多对死亡是很紧张和恐惧的，尤其是对癌这种绝症，简直是谈癌色变。君不见去医院检查一旦查出癌症，医生一定把家属悄悄叫去，关照和商量如何瞒过病人，好象病人一旦知道真情一定会灰心绝望而加速死亡。我不知道这种状况是否统计上正确，西方人相对没有那么紧张，既然上帝招呼你早点去报到，那就去呗。 一天Joan陪Edward去医院检查，晚上我们随便问起Joan检查有什么结果，Joan告诉我们Edward查出是皮肤癌，要去医院住些日子作进一步检查观测。我看Edward若无其事地坐在旁边，赶紧压低嗓门问Joan，“Edward知道不知道？”“他知道，明天就去医院。”Joan觉得有点奇怪，病情当然要告诉病人，这种事还需要问吗？ 老人果然第二天去了医院。过了几天，我太太还特地去医院看望老人。皮肤癌虽然不属于非常恶性的绝症，毕竟和癌沾了边，不知老人家会不会悲观，要安慰安慰。太太回来告诉我，Edward哪里用得着安慰，他在医院里象只活蹦乱跳的兔子，医生跑到哪他就跟到哪，俨然象个医助，还一本正经地安慰其它病人呢。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奇怪，越是怕死的越是死得早，怪不得Edward这么长寿。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我太太学业临近结束，就要毕业了。 太太的这个学位读得很辛苦，不光是她，其他美国同学也是战战兢兢的。她们学校里的教师特别tough，稍不如意就把学生刷下来。而且她们学校的规矩也很特别，只要有一次带教的老师不满意，这个学生就完了，既不能补考也不能留级，只能退学，到毕业时她们班的学生已经刷得只剩一半了。这些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当然要好好庆祝一番。毕业前她们学校还有个发pin（后面带别针的校徽纪念章）的典礼，毕业生们喊了不少亲友来参加她们的典礼。我也打算叫些朋友来给太太捧捧场，可太太不想惊动人家，执意不让我邀请别人。这样只好我一个人去赴她的纪念章典礼了。 Joan听说太太的纪念章典礼只有我一个人单刀赴会，觉得非常不自在。毕业也是人生旅程中的一件大事，怎么能这么寒酸呢？Joan说她和Edward也要去，我有点迟疑，这可要好几个小时呀，别把老人家累坏了。Joan看我有点犹豫不决，笑了起来，这有什么要紧，我们不也是你们的朋友吗？ 纪念章典礼真是很热闹，尤其是同班同学感情更好，马上就要分手了，赶紧三个一组，五个一群照个象。我这才发现太太班里除了她一个外，其他都是美国学生。纪念章典礼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发这个纪念章，毕业生们坐在下面一个一个上台领纪念章。每当一个毕业生上台，她的亲友们就会大声喊叫，跺脚，发泄他们的高兴和祝贺。每个人的亲友都不约而同地在较劲，好象谁的响声越大，谁的成绩就越好似的。我赶紧清清嗓子，准备在太太上台时力战群雄，发出点噪音给太太一个惊喜，Joan和Edward穿着出客的衣服，一本正经地坐在另一排位子上。太太一上台，我就喊了起来。突然，我听到另外也有声音向太太欢呼，原来是Joan和Edward也在大声尖叫。瞧着他们俩那么投入那么兴奋的表情，我心里一阵感动。 这时，更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了。太太班里的美国同学突然全体起立，向太太鼓掌和欢呼。 原来这些美国同学早就商量好了，要给这位孤伶伶的中国同学一个惊喜，同时表达她们对我太太不屈不挠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尊敬。 太太毕业了，我们和Edward分手的时间也到了。 太太开始找工作，一旦找到工作就没有时间为Edward做家务，我们再住在这儿已经不合适了。这样，相处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后，我们告别了Joan和Edward。以后我们还去看了他们两次，还一块儿吃了一顿饭。聊了好多分别后所见所闻的有趣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开车正好经过Edward的房子，特地停在路边再看一眼。Joan和Edward都没有出现，不知是出去了还是在家，房子好象更破旧了一点，草好象长高了。街上的车子匆匆地开来开去，就象一代又一代的人匆匆地来到世界，又匆匆离开了人间。每一幢老房子都见证一段历史，都有一段它自己的故事，老一代结束了自己的故事，新一代又开始编结自己的新故事。 人生苦短，相逢就是有缘。
（1） GPS是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的简称，它是美国国防部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和发展出的主要是用于军事用途的卫星系统，耗资100多亿美金。GPS由24颗卫星（还有几颗备用卫星也在轨道上随时准备替换过时的卫星）组成，分布在2万公里高空6个等角度交叉的轨道平面上。它们提供了全天候，高精度，覆盖全球的实时定位功能。 GPS卫星发布两套讯息，精码（P码）是军用的，定位精度在几十公分，粗码（C/A码）供民用，精度在十几米。 在70年代中期，MIT的一位教授Charles Counselman就提出不用GPS的码，而用运载这些码的电磁波载波的相位也可以定位，并且定位精度可以大大提高到厘米级（现在的载波相位定位精度已经达到毫米级，正在向亚毫米级迈进）。这一革命性的想法刚提出时，全世界绝大部分科学家还是持怀疑态度。虽然这种方法理论上是成立的，能不能实现还很难说。1980年，Counselman和他的助手们在Haystack天文台的停车场上，第一次用研制的GPS接收仪实现了载波相位定位，并且达到了厘米级精度。当年冬天，Counselman在美国地球物理年会上汇报了这项成果，整个会场一下子轰动了。由此开始，GPS的研究和应用变得如火如荼，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它的应用已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多亏了GPS的发展，也养活了包括我在内的一大帮闲人。如果没有它，说不定至今我还在中餐馆里洗盘子呢。 我进入MIT的时候，GPS还刚起步不久，它没有象现在这么普及，还只有很少一些人知道它。MIT是全美国从事GPS研究最早的学院之一，航天系Counselman教授率领的小组侧重于GPS基本技术研究，象电波讯号设计和天线设计。地球系Jordan教授率领的小组侧重于GPS数据处理和地球物理应用的研究，这两个小组经常联系交流研究成果。我加入Jordan的研究小组时，有两位美国研究生已开始从事GPS应用方面的研究，我有幸成为第三位，也是MIT第一位从事GPS应用研究的外国研究生。后来我才发现，我们竟然是美国最早的一批，恐怕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一批，专攻GPS方面研究的研究生之一。 Jordan当时得到美国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项目是利用GPS观测资料研究南加州的板块构造运动和区域性形变场。这是以MIT打头加上好几个加州大学的联合科研项目，我们的第一期任务是用GPS技术测定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老观测点的位置，测定值和老观测值的差别（扣除了系统差和其它因素造成的移动以后）就主要是构造运动产生的台站位移。 这个项目要求我们每年至少去一次加州作野外观测，它使我有机会体尝了和当年上山下乡完全不同的美国野外观测生活，这真是一段难忘的日子。 （2） 第一次去加州观测时，我还完全不会开车，连驾驶盘都没摸过一次，我是跟着美国学生当助手的。另两位学习GPS的美国研究生这次都去，一个叫Mark，另一个叫Kurt。此外跟我们同行的还有几个本科大学生，这儿叫under。这些under暑假里如果参加有关的科研项目，可以折算学分。under是廉价劳动力，搞科研的当然喜欢用他们。under也喜欢参加我们的项目，既去了加州野外观测加游玩，又拿了学分，还有些补助，何乐而不为呢？ 一下飞机每一组人员自己租一辆汽车，从飞机场开到存放GPS仪器的地方，通常是加州理工学院或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学生这方面独立工作的能力很强，也很自觉，通常只要简单地告诉他们做什么，剩下的事他们自己就会处理。开到存仪器的地方后，每组领一台GPS接收仪和一张地图，地图上告诉你观测点在哪个地点以及观测点的特征，还有你当天晚上要住的旅馆名称和地址，每组就各自开车出发了。 这事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到观测点通常要在高速公路上开三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开了5个小时。而且要换好几条高速公路，这个路口出，那个路口进，一旦有差错对我们这些第一次到加州的麻烦就大了。特别是下了高速要找旅馆，在那些陌生的地方一条条马路上窜来窜去而不迷路，不是件容易事。这些美国学生也真有本事，三下两下准能摸对地方。我虽然到美国已经快一年了，一直住在Boston的贫民区，走路到MIT工作，更没有自己的车，别说上高速公路了，连市内汽车都很少坐。一上了加州高速，简直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也不懂，更闹不清东西南北。套句国内当下时髦的话，俺那时可是土得掉渣，跟赵本山演的角色挺象。 更不简单的就是找当年的测量点。对构造运动的时间尺度而言，几十年一百年的时间比眨眼睛还快，当年的观测点至多只相对移动几十公分。可对于人间社会而言，这段时间够得上沧桑岁月，面目全非了。真可谓“构造（运动〕 方一瞬，世上已千年”。当年的标桩好多已毁坏了，只剩下一小截钢筋，要在荒山野岭里找到它可不容易。有的标桩实际是在一块石头上作的记号，要在石头遍地的山顶上找到这块石头更费了老鼻子劲。有的观测点出现了好几个当年留下的标记，到底哪个是我们要测的标桩呢？这事也不好办，当年写标记的老人家早就长眠在地下，咱也不好意思再去打搅他问问。 只好把这几个标桩的相对位置测出来记录下来，再在其中一个标桩上作GPS观测，今后一旦发现错了再用相对位置把它改回来。有的当年的观测点现在已属于私人庄园，在美国私人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哪怕是科研的观测点。必须先打电话征得庄园主人的同意，约好时间去取通往观测点的庄园大门钥匙，然后才能开进庄园，观测完后再把钥匙还给庄园主。好在这些庄园主都很开通，听说我们是搞科研的，而且听说我们的科研结果对今后预报加州地震有帮助，都很支持我们的观测。 载波相位观测的一个严格的要求就是各观测点必须同步观测，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一些重要的系统误差象卫星和接收仪的钟差。这就苦了去那些边远的观测点的小组。有的时候拿到GPS接收仪和地图时离规定的同步观测时间已相差不远，为了赶时间这些小组不得不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弄得UCLA等学校只好硬性规定，凡是因为超速行驶吃的罚单不准报销，可见当时为了完成GPS观测我们不少人把自己驾驶的信誉也赔进去了。 最危险的是接近观测点的那一段山路。几十年以前的观测都是光学观测，观测点必须选择视野宽广能见度好的地方，通常在山顶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汽车到底能开到多接近这个山顶那就天知道了，通常我们总是把汽车开到能开得到的极限，剩下的路就只能把接收仪背着爬上山顶。有一次我们碰上了一个大陡坡，汽车能不能爬上去谁都心中没底，可从陡坡下背上接收仪爬上山顶至少要多走一个小时的路。最后美国学生决定碰碰运气往上开，那一段心惊肉跳的路差一点没把我这个刘姥姥吓出心肌梗塞。好几次汽车一颠簸我就紧张得闭上眼睛，脑海里想象着我们这辆车在陡坡上翻滚的壮烈场面，眼睛一张开发现汽车象只拖破车的老牛，还在吭叱坑叱地使劲。其实不见得那么可怕，因为我从未开过车，对陡坡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次那可是真正危险。那是一段多年没整修过的山路，山路拐来拐去，窄的只勉强容得过一辆车。在一个山路拐角处我们的车卡住了。这个拐角的路的宽度原先恰好是一个车身，有一小截路塌下去了一块，于是这个地方的路宽就不到一个车身，我们的车开到那儿，进也不行，退也不行。大伙商议是不是打电话请拖车公司来把这车拖回去，我们这晚上睡不成觉还是小事，当天的GPS观测就得泡汤了。想来想去还是忍不住要冒险，我们干了半个多小时，把周围能收集到的土石收集来垫到那塌下的地方。量来量去汽车开过那地方时还有小半只后车轮是悬空的，那空荡荡的下面可是深渊啊。让一个驾驶水平最高的开车，一个人看着车轮行进的轨迹作指挥，还有二个人在后面推车。车子开过那塌方位置时，后面两个人使劲推车让汽车后轮尽快吃上前面没塌方的坚实路面。一旦后轮吃上坚实路面，指挥的一声令下，驾驶员得赶紧把方向盘往右转，转慢了前轮就要悬空栽下去。这玩命的买卖可不能多干，一旦失手GPS就得念成SPG了。 过了两年，我赶在去加州观测前把驾驶执照考了出来。美国老板很高兴，从此让我单独租一辆车带一台接收仪去观测。老美的胆子也真大，不想想我的驾龄还不到100小时，从来没开过山路和夜路，就放心让我一个去闯。好在上帝帮忙，没出什么意外（车钥匙锁在车里有一回），反而把我的驾驶技术逼了出来。小麻烦遇到一些，但比起上面的经历就根本算不了什么了。 （3） 第一年去加州观测时，有一个中加州的GPS观测点，在一个私人庄园内。这个观测点在一座比较陡峭的山顶上，那座山根本没有路，山坡上布满了厚厚的一层树上掉下来的落叶。 那时的GPS接收仪还是早期的，既笨重又耗电，数据要写在磁带上，而不是象后来的接收仪直接记录在硬盘里。观测时间从下午开始到第二天，必须要带一台发电机发电才能维持这接收仪干通宵。为了把仪器，天线，发电机和汽油背上山顶，我们去了好几个人。 汽车开进这个庄园后，我才第一次领略了美国富翁的生活。这个庄园的主人是一位退休的好几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他在年青时当兵开飞机，去过朝鲜，还是当年麦克阿瑟将军(MacArthur)的座机驾驶员。他的房子建在一座山顶上，附近的十几个山头都属于他的庄园。房子的窗户很大，可以清楚地望见周围的山头上有飞机跑道，供他的私人小飞机和直升飞机升降。有几个山头上建造了了望台，用于监视山林野火。那天在了望台上的是他的女儿，在弗吉尼亚上大学，暑假期间回家休息。 我们先到主人的家，休息一下，顺便和主人寒喧一番。美国学生很会聊，我插不上嘴，只能竖起耳朵听。主人很认真地问起GPS观测的基本原理和野外测量的误差及精度，使我十分惊讶的是主人的知识十分渊博，问的问题一听就知道是内行。我好奇地问主人“你好象学过测量和定位”，他笑笑告诉我当飞机驾驶员必须对定位有所了解，那时学了点。主人顺便告诉我们，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刚出版，说着他拿起桌子上的一本书给我们看。这本书的书名是《跟随麦克阿瑟将军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书名怎么听起来怪熟悉的，好象文化大革命中喊的跟随红太阳的口号似的。这历史简直象面人张手里捏的面团，要方要圆怎么捏都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们，麦克阿瑟将军带的兵可是被英勇的中朝军队打得屁滚尿流，到这儿怎么就成了从胜利走向胜利？到底谁说的对真是天知道。 从山脚下爬到山顶的观测点，一趟要化大约45分钟。我们要爬三趟才能把所有物件背上山。我第一趟背的是电池，就是汽车上用的那种方电池。我们沿着一条下雨后流水冲出的洼道往上爬。那坡度也够陡的，人必须手脚都着地使劲才行，腰不能直，因为一直腰那电池就会拖着人倒裁葱翻下去。浮土松松的吃不住力，脚踩在落叶上直打滑，每一趟中途要休息两次，爬到山顶个个大汗淋漓。当我们最终把仪器支起来工作时，已接近黄昏。这时庄园的主人拿了条帮助爬山的棍棒也出现在山顶。我们问他怎么上来的，他告诉我们是从另一个山头绕过来的，虽然路要远2倍，但坡度也小得多。庄园主上来一方面是对GPS观测很好奇，另一方面也对我们的汽油和发电机不放心，生怕引起火灾，要亲自看一看是否安全。 我们当然也不敢掉以轻心，那天晚上一人二个小时值班，伺候这宝贝GPS接收仪。谢天谢地，这宝贝那一晚没撒娇，老老实实干完了本份工作。第二天，收了仪器还是一人三趟把它们背下山，又一次大汗淋漓。看来搞哪一行都有那一行的难处，搞科学的采集的数据也是来自不易。 下面这一张照片就是那天下山后在山脚下留的纪念。那个大胡子是UCLA的教授Jackson，那两个大电池之一就是我克服了地心引力把它背到山顶的。照片上我们的衣服其实已经湿透，一拍完照我们就把衣服脱了晾干，那光膀子的形象就不便公开了。 （4） 在那段GPS观测的日子里，有很多有趣的事，有苦也有甜。 GPS技术发展很快，从第二年起GPS接收仪就变得轻巧，而且数据可以直接储存在机器硬盘上，又方便又安全。我第一次被分配单独观测是到Bakersfield附近的一个台站。因为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赶紧向Mark和Kurt打听那台站的情况，他们俩去那台站观测过。他们告诉我，那个台站在高速公路旁边，台桩标记淹没在草丛中间不大好找，但只要知道大致方位总能找到的。说完，Kurt调皮地朝我挤挤眼睛，“Mark，快告诉D那个漂亮的witress（女招待）呀。”Mark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告诉我在那台站附近有好几家酒店，他们那一天在其中的一家酒店吃的饭。那个女招待就在那家酒店工作，那一天他们和那个女招待聊得好高兴。Mark还告诉我，那一天他还喝了点酒，晕晕乎乎的觉得那女招待好温柔好漂亮，他几乎都要爱上她了。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单相思，从来没表白过，Mark马上补充说明。Kurt告诉我那酒店的名字和位置，并关照我如果能见到那个女招待，问问她还记得Mark吗。 我赶到那台站已接近黄昏，赶紧架好仪器开始观测，然后就去找那酒店吃晚饭。那酒店里有不少客人，也有好些年青漂亮的女招待走来走去，但弄不清哪一位女郎是让Mark动心的。不过我这辈子从来不好意思去打听这些漂亮女孩的名字叫什么，一旦别人问我有什么事，就凭我那蹩脚的英语根本不可能说清楚。把晚饭吃完了我还是没有勇气打听，没有完成Kurt交给的任务，心里十分内疚。 从酒店出来，天已经黑了。看见GPS接收仪边上，停了两辆警车。原来就在我吃晚饭的时候，高速公路上的巡警发现了路边有人架设一件可疑的东东，他们也吃不准这是什么玩意儿，就在那儿等架设这个东东的肇事者。见到警察，我心里不免有一阵紧张。在中国我从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扫荡的对象，见到的警察一个个都是凶神恶刹，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 警车里走出两个警察，先朝我敬个礼，然后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是你架设的吗？”言语十分温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有礼貌的警察，绷紧的弦放松了一点。我告诉他们是我架设的，他们的第二句问话却又使我的心悬了起来。 “有permission（许可证）吗？”GPS观测还要许可证？我哪有呀。 我开始结结巴巴地向他们解释，我们这是纯粹的科学观测，是得到美国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这架设的玩意儿其实只是一个天线，用来接受卫星信号的。看样子那两个警察还是一头雾水，其中一个还不断地用对讲机向上级讲些什么。我看那两个警察还挺有耐心的，干脆从头慢慢讲起，给他们作一次科普。我告诉他们，天上卫星的位置是知道的，根据卫星的位置和接收仪的信号就可以算出地面台站的位置。每年来观测就知道台站每年的位置，它们的位置差别就表示台站的移动。知道了台站的移动可以干好多事，比如讲加州的地震就跟台站的移动有关。那两个警察好象是听懂了，因为我看到他们点头了。最后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临走还跟我说了一句，“Good luck！”（祝你好运） 我真是得意万分。要知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对纯美国人讲课，而且我的听众还是两个警察，而且我讲的内容他们居然还听懂了！我的信心大增。 看来我的英语还不是蹩脚得一塌糊涂。 （5） GPS观测的空闲区间，其实可以顺便玩不少好地方。可惜那时我刚从国内来不久，还不懂得享受。再加上当时我的经济状况拮据，一听说门票稍贵就舍不得去，错过了很多好机会，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痛心。 1990年4月的GPS观测，好几个观测点都是好地方，不是荒山野岭。 我首先去的一个点，是在中加州一个叫Morrow Bay的地方。它靠近San Luis Obispo，是一个富得冒油的富人区，也是一个著名的风景点，在加州深度游的旅游路线中就有它。它的取名来自附近海面上孤伶伶突起的一个圆穹形岛屿(叫Morro Rock)，有很漂亮的国家公园和水族馆。亿万年以前，太平洋板块向着北美板块斜着俯冲时，在加州一带插到了北美板块的肚子底下。下插的太平洋板块进入了高温高压的地幔区变软熔化，变成岩浆挤了上来，在加州海岸线一带产生很活跃的火山岩浆活动，Morrow Bay的那个招牌大馒头岛就是那时上升的岩浆形成的。以后太平洋板块越插越进，岩浆区也越来越深，越来越进入北美板块内部。 现在的岩浆区已经在黄石公园一带下面，由于太深已喷不出岩浆了，只有那黄石公园里间歇喷蒸汽和热水的老忠石喷泉，还在提醒人们岩浆的踪迹。 观测点在一个公园的小山顶上，站在这山顶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包括那个馒头岛和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真是风景如画，使人看得如痴如醉。小山下面是一个很漂亮的高尔夫球场，可以看到一辆辆白色的小高尔夫球车在绿色的草地上开来开去。据说这个高尔夫球场在全美国很有点名气，好些大型的高尔夫球赛就在这球场举行。 同行的美国学生早就知道这个高尔夫球场，他们是有备而来，把高尔夫球杆都带来了。一到观测点，他们就兴致勃勃地穿戴上打高尔夫球专用的球衣球鞋球帽，要去那儿一决高低。我从来没摸过高尔夫球，当然很感兴趣，跟他们一起到高尔夫球场看看。美国学生看我有兴趣，鼓动我一起玩。我最关心的却是，玩一次要多少钱？当我听说最便宜的初学者练习也要花25美金，我的手抖了。那时花费超过10美金的游玩对我来讲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仿佛看到了半夜里太太餐馆打工回来，清点揉成一团的一美金一美金小费的情景。其实90年我们已度过了经济上最困难的阶段，大概是惯性吧，那勤俭节约的革命老传统一时还改不掉。我讪讪地对美国学生说，“你们玩吧，我想拍拍照片。”玩不成高尔夫球，拍张照片沾沾洋气也好。至少回到家里我这个刘姥姥可以自豪地告诉太太，你知道吗，我去过高尔夫球场了。不信？你瞧瞧这照片。 我去的另一个观测点，同行的是一位希腊女学生。她是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分校的博士研究生，专门研究板块运动的。她毕业以后回到了希腊，当了一所大学的教授，这是后话。她对GPS也很感兴趣，希望回希腊后搞研究时也能把GPS用上，因此利用这次野外观测的机会来体验体验。 观测中的一天早上，她告诉我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游览点叫赫氏古堡（Hearst Castle）,她要去玩问我愿意不愿意和她一起去。赫氏古堡是美国Hearst家族的财产。1865年，当时富有的采矿主George Hearst买下了San Simean附近4万多英亩的一大片土地。1919年，他的儿子也是美国后来的报业和媒体大王，William Randolph Hearst继承了这份家业并把土地扩展到25万多英亩。小Hearst从小就对欧洲的城堡情有独钟，他一直梦想有一座自己的欧洲式的城堡。他化了28年时间，从欧洲购买运回了大批雕塑，绘画，家具，地毯，艺术品，日用品甚至建筑材料，在家园的山头上建造这座城堡。到1947年这座城堡还没有最后完工，小Hearst却生病离开，这座城堡的建筑再也没有继续下去一直到现在。这座城堡成为一个有名的旅游点，人们在这儿可以俯瞰浩瀚的太平洋，浏览豪华的城堡建筑，聆听一位报业大王没有最终完成的梦想。 我听了心里也有些发痒，忍不住问道，“门票要多少钱？”她告诉我，这个古堡的参观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参观要单独买票，每部分的票价在20美金左右。不用问，这天价早就把我的心吓抖了。我只好鼓励她，你放心去玩吧，晚一点回来也不要紧，这里有我呢。 她完全不知道我心里的小算盘，倒过来劝我，去吧去吧，你这次要是不去，将来要后悔的。我哪好意思向她坦白自己的小气模样，只好胡乱找些理由推托过去。 黄昏，她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她告诉我，真是不虚此行，赫氏古堡的豪华和壮观真是名不虚传。她说拍了些照片，当场就印了两套，一套送给你，你自己看看吧。我赶紧谢谢她，让我从耳听为虚变成了眼见为实。她说，谢什么呀，我还要谢谢你呢，你在这边张罗，让我放心去古堡玩。不是吗？ 我的脸早红了。哪里呀，我这没出息的不就是舍不得那张门票吗？经济困难只是暂时的，失去了开拓眼界的机会可能就不会再来了。 这儿张贴的两张照片，就是当时她给我的。一张是城堡外，一张是城堡的室外游泳池（城堡有三个游泳池，还有两个室内的）。怎么样？我这没出息的该不该后悔？ 后悔药吃了有啥用，罢，罢，不说也罢，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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