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流：在大时代的祭坛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年
作者：林小仲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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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流：在大时代的祭坛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年
作者：林小仲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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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时代的祭坛上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年 作者：刘一流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20世纪50年代 第三章 1961—1963 第四章 1964—1967（上） 第五章1964—1967（下） 第六章 1968—1971（上） 第七章 1968—1971（下） 第八章 1972—1977 第九章 1978---1981 第十章 再回首
第一章 导言 20世纪60年代，这场运动曾经以道德理想主义的光环照耀着青年一代，并且因毛泽东的“再教育”指示而盛极一时，左右了1850万城市知识青年的命运。但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这场运动又千夫所指，万民垢病，最后以数百万知青大回城的方式惨淡收场。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的勃然兴起，与当年的防修反修，遣散和改造“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紧密相连，所以，它是前三十前盛极而衰的历史见证；从历史的结果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的全线崩溃，惨淡收场，不但解放了下乡知青本身，还摧毁了国家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居住权和就业权的垄断，开启了劳动力与人才市场化的新时代。所以，埋葬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大回城”，又是后三十年历史阔步而来的重要篇章。 但是，当年强调安定团结“向前看”，没有对这段历史进行理论的批判。虽然有过知青文学，有过反思十年浩劫的研究，但也只停留在批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层面上，至于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错误，却完全被忽略了（或者说是迴避了）。以叶辛的《蹉跎岁月》为例，小说主人公受压制打击是因为其出身于反动家庭，这个“紧箍咒”一旦解除，就可以谈情说爱，写诗歌，建水电站，实现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革命理想了。其实，这种描写都是虚假的，这些认识极其肤浅和幼稚。 正因为缺乏历史的反思，老知青虽然走进改革开放新时代，却始终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总以为人生就得搞革命，搞革命就得红旗招展，凯歌嘹亮，豪言壮语满天飞。所以，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当年的上山下乡，总有一股不可仰视的道德光彩，而群氓式的大请愿、大回城，却始终是一种追求私利的行为，即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难登大雅之堂，难以直视那一个“英雄”的时代。所以，几十年来，“火红的青春”与动荡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与愤懑彷徨的日子，一直在我们的记忆中共存；政治美学中的“青春无悔”与现实生活中的“青春无奈”一直在我们的脑海中交错回荡。当我们饱受屈辱，迫切需要改变命运时，我们诅咒那一场运动；当我们回归平静、安居乐业时，当年的激情又在燃烧，当年的知青情谊和大地恩情，又冲击着我们的灵魂。 1997年，原国务院知青办工作人员出版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一次为这场运动勾画出基本的轮廊。但就其立场而言，却是两本为上山下乡运动歌功颂德的著作，尤其是“大事记”，甚至突出某一位“典型”，不厌其烦地记述其全部官职，着重指出其“享受副军级待遇”等等，大有“名为树人，实则树己”的嫌疑。 1998年，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相继出版。这两本书共计90多万字，详尽地记述了上山下乡的历史过程，披露了20多年来下乡知青的理想、追求、探索和苦难的人生际遇。但在评价上山下乡运动的功过时，仍然陷于极度的矛盾之中，最后只留下一声叹息：“在乡下时，希望对这场运动全盘否定，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理合法地回到生身的城市去；但回城之后，他们中很多人又游移不定了，因为否定这一切，无异于否定了自己。青春只有一次，当人过中年，生活已不可能重新开始的时候，谁愿意否定自己的青春呢？”（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2008年冬天，各地突然出现一股纪念“再教育”指示发表40周年的热潮，有的人挥动着“青春无悔”的旗号，展示其红卫兵式的旧照片，有的人依然弹唱着“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的曲调，甚至把当年的苦难美化成知青们功成名就的“岁月甘泉”。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表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进入到“纪念史学”的怪圈。一些曾经亲历其境的人和一些根本不知道上山下乡为何物的人，正竭尽全力地洗涤这场运动的污泥和血水，把它打扮成“英雄时代”的杰作，目的是为自已的青春抹上一道亮丽的光彩，为历史增添一笔“价值连城”的精神财富。遗憾的是，如此一闹，上山下乡运动的真相也就永远地消失了，围绕着这场运动的专制和暴力也被彻底地美化了。 因此，我们必须回过头来，重新解剖这场运动，研究其生成、发展、兴盛、衰落和灭亡的过程，还原其历史真相，并且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传统的知青史为了把上山下乡和“就业困难”联系起来，都把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和广义的上山下乡混为一谈，并把上山下乡的源头定在1953--1954年，其实是错误的。 广义的上山下乡，就是城里人到农村去，这种移民由来已久。如果说古代士子的躬耕垅亩、归隐田园也算是无意识的上山下乡，那末两宋以来知识分子扎根农村，建立“渔樵耕读”的理想人生，巳经成为一个历史潮流，已经算是第一轮的上山下乡运动了。 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也曽多次提倡城市居民上山下乡。比如，动员城市游民“移民插社”、“移民垦荒”，动员失业工人和农村知识青年“回乡生产”，动员城市知 识分子下乡就业，安排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强迫四类分子、右派分子回乡改造等等，可谓种类繁多，目的各异，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广义的上山下乡是一项历史久远，目标和对象都因时而异的移民活动。与此相比，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只是一个特殊阶段；所以，要研究这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就要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其他人、其他形式的上山下乡区别开来，并且从区分和辩异中认识其独特的面目。 （1）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别于城市游民和城市失业工人的“上山下乡”。 50年代初期，滞留城市的游民很多，他们大都是失去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所以，政府多次组织他们回乡生产、开发边疆，力求把他们吸引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 1950年劳动部发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规定“凡由乡村到城市不久或目前在乡村中有亲属可以回乡的失业工人，应由工会根据自愿原则，组织并鼓励他们回乡生产。”并先后动员了16.5万失业人员回乡务农。 1955年到1966年，城市劳动部又以移民插社、移民垦荒等形式动员了数十万人参加农业生产。当年共青团中央引进了苏联老大哥建设共青城的模式，动员城市青年集体垦荒。其中影响最大，传颂至今的，便有杨华率领的奔赴黑龙江萝北的“北京青年自愿垦荒队”。 关于这些上山下乡、垦荒移民，知青史都循例写上一笔，似乎他们就是上山下乡的“鼻祖”。但深入分析之后，又一致公认，这些“鼻祖”不外是城市游民或农民而已。这些人的文化程度、职业追求和个人理想，都和后来的城市知识青年截然不同。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别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 1955年，毛泽东写下一段著名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文一直被解释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令”，其实是为农村招聘知识人才一事而发，是重构农村知识阶层的号召。 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应聘或分配到农村去，当会计员、办事员、教师、医务人员等等，绝大部分都拿固定工资，都在农村政府机关、乡、社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学而致用的岗位，并且因为其专业技能而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是新一代的农村知识分子。 相反，60年代以后的下乡知青却以普通劳动力的身份来到农村，他们虽然头顶着“有文化的”桂冠，实际上却与农民同工同酬，甚至因为体力不足和劳动技能缺乏而远远落在农民后面。所以，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50年代中期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群体，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3）城市知识青年有别于回乡知识青年和农村知识青年。 所谓回乡知识青年，是指家在农村，并且寄读于城市的农村知识青年。这种青年在50年代，在城乡二元制确立之前曾经大量存在。至于散落在农村，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知识青年（即当年的小学，初、高中生），其数量也随着农村教育的发展而逐年增多。例如，知青史上赫赫有名的邢燕子和董加耕，前者一直随爷爷在农村生活，并且在当地读了两年农业中学，虽然有条件进城工作，但进城入户之前仍属农村知识青年；后者虽然在城里念完高中，但户籍和家庭都在农村，是回乡知识青年。他们和自幼生长在城市的城市知识青年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农村知识青年和回乡知识青年，也有升学的要求，也有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愿望。但是，他们家在农村，有父母的牵卦，亲友的关怀，有早以熟悉适的家居环境，有从事农业劳动的技能和习惯，所以他们溶入农村也比较容易，充其量只是一个回归现实生活的过程而已。 与此相比，城市知识青年溶入农村就困难多了。他们在农村里没有父母亲人，没有房屋产业，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传统和养猪种菜、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他们的上山下乡，是从城市转到农村，从工业社会转到农业社会，从一个生活方式转到另一个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构成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特有的安置问题、使用问题和回城问题等等，它与回乡知识青年、农村知识青年的“溶入农村”不可同日而语。 （4）专项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别于50年代的个别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年代，由于城市秩序的整合和农村生产发展的需要，上山下乡动员连年不断，上山下乡潮流始起彼伏，由此也有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卷入其中。 特别是1957年，一场小上山下乡运动骤然兴起，某些高干子女也欣然下乡了。据说刘少奇之子、张闻天之子、南汉宸之子，张鼎丞之侄，女将军李贞的侄女等等，都在“广阔天地”里转了一圈。而平民出身的王培珍、浦锦文等人还扎下根来，做出贡献，成为60年代早期城市知识青年的旗帜。 但是，当年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仍属个别人的行为：其一，当年的动员对象是回乡知识青年或父母、祖业都在农村的城市青年。（如刘少奇宣传当“有文化的新农民”，游说中却多次使用“回到农村”、“回家种地”的字眼，而反对这种主张，游行闹事的，也打着是“绝不回农村”的旗号）。其二，50年代还没有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政策，甚至没有形成安置的概念。其三，60年代以来的知青政策和对于知青人数的统计，都只追溯到60年代早期。60年代以前的下乡青年从来不纳入知青政策的范围，不享受知青招工、病退、顶职、回城的待遇。也就是说，50年代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只是广义上山下乡中的个别现象而已。 （5）结论所谓“知识青年”，在50年代是一个非常随意的称谓，大概读过一点书又未能成为知识分子的，都可以戴上如此一顶“桂冕”；所谓“知青”，却是60年代以来特有的政策概念和历史概念，它指当年代在政府的组织下移民农村，并享有某些政策待遇（如发放给个人和接受单位安置费、下乡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回城等等）的城市知识青年；它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把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知识青年区别开来的特殊的称谓。 所以，《知青史》需要面对的“知青”，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青年，而是60年代以来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知青史》需要研究的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广义的上山下乡，而是一场城市知识青年在政府组织下移民农村的特殊的历史运动。所以，何时出现上山下乡的现象，何时出现“广阔天空，大有作为”的口号，都不是最为关键的。最最重要的问题是：城市知识青年何时以独立的、群体的姿态出现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这才是《知青史》的起点，才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现在的争论者，大都按照当年的宣传口号或个人的经历来评述这场运动，所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始终辩不出个其所以然来。其实，要判定这场运动的是非功过，首先要认识发动它的动机和目的；而认识这个动机和目的，关键又在于认识毛泽东的有关讲话。因为，中国人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一个毛泽东个人思想和路线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年代，而且当年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在毛泽东的策划和指挥下进行的。 (1)毛泽东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讲话。 如果说，独立的、群体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60年代早期，正式被列为移民运动的标志是1964年1月17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那末毛泽东关于这场运动的第一次评论，则出自1964年10月会见日本友人的内部谈话： “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有知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所以说他们是吃蜜糖大的……吃蜜糖大的，赶也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现在下去了。我曾经给我的孩子说：你下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学习。”另一个公开发表，并且把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顶峰的，则是1968年12月22日出台的“再教育”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两个“指示”相隔数年，历史环境不同，所体现的政治内容各有差异，但却相互连接，准确地勾画出毛泽东对城市知识青年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观念和立场： 第一，从60年代的“防修反修”开始，毛泽东就对城市知识青年抱着否定的态度。文革前，他认为城市知识青年是一个“没有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的群体。文革期间，他又向前迈进一大步，认为尚未踏进社会的城市知识青年，也和老、中、青知识分子一样，同是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残次产品，同属一个必须进行彻底改造的社会群体。 第二，至于“改造”的办法，文革前的毛泽东认为，是请贫下中农“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补上一门阶级斗争的主课；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则进一步认为，必须通过“再教育”运动，通过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监督、管理、教育和改造来完成。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场教育和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政治移民运动，它和经济建设、城市就业等等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赞扬过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从来没有公开肯定过他们的“贡献”，没有公开褒奖过他们的“伟大”作用。所谓“就业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三大差别”等等，不过是宣传者的文采，动员者的“外交”词令和知青们聊以自慰的喃喃呓语而已。 （2）从“再教育”的后续政策看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正目的1968年至70年代早期，是上山下乡的鼎盛时期，也是一切行动服从“毛主席战略部署”的非常时期，所以，这个时期的知青政策也最能反映出毛泽东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正意图。 A.看升学、参军和提干。 在那一个年代，由“贫下中农”推荐升学，参军和提干，无疑是步入“接班人”行列的开始，但能获此“殊荣”的下乡知青又有多少呢？ 据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统计，从1962年至1973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人数已达1001万人，能获准升读大、中专院校，走进“上层建筑”的433500人，参军的241000万人，提干的16000人，三项合计共690500人，仅占当时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89%。后来落实政策，知青回城有所放寬，但升学、参军、提干的比例却始终徘徊在7—7.2%的底线上。可见，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滚滚洪流”中，能挤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行列的，只能是少数人而已。 B.看企业招工。 一般说来，下乡知青能获招工，不等同于获得重视和培养，它只是一个得获“恩赦”，回归正常生活的机会而己，但能获此“机会”的知青同样只占少数。 据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提供的数字显示，从1962年到1973年，全国企业职工人数增加了2449万人，下乡知青招工却只有249.6万人，占新增职工总人数的10.2%。以当时下乡知识青年总人数的1001万人计算，比例为24.91%。 由此可见，在上山下乡的“大熔炉”中，能上升为“接班人”的始终只占7%左右，能获“恩赦”的不足25%，其余68--70%的下乡知识青年将被彻底淘汰。他们将溶化在农村，成为新一代有文化无地位的新农民。而取代他们进入城市，进入工厂，进入大专院校的，则是复员军人，贫下中农子女，和一些出身红五类的青年。所以，在上山下乡运动的背后，又出现一股规模宏大却又悄然无声的进城市、进工厂的潮流。两者结合，就是1000多万知青下乡，1000多万农民进城的历史，就是一场旨在改变城市阶级结构，重建无产阶级上层建筑和政治中心的城乡人口大挪移。
归纳上述内容，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50年代的上山下乡，目标不一，对象不定，它是一种广义的上山下乡，而席卷其中的城市知识青年，相对而言，只是极为个别的现象。 严格历史意义上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当在1961年压缩城市人口和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中产生，1962年正式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1964年开始成为一项专门针对城市知识青年的的政治移民运动。这场运动经过几年的发展，最后在毛泽东的“再教育”指示下走向极盛。十年浩劫过后，随着毛泽东和他的“革命路线”的“寿终正寝”，这场运动也成为昔日黄花，迅速凋谢，终于在1981年全面结束。前后历时20年。 具体而言，这场运动又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1）1961--1963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萌发时期。 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工业下马和压缩城市人口，大批失业工人、学生和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支农，揭开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962年6月，共青团召开了三届七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支农问题。7月，团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11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安排的报告。从此，城市知识青年以独立的、群体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这个时期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人数约有30万人。 （2）1964—1967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启动时期。 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出台，一场旷日持久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开始。 这场新的运动承接了知识青年下乡支农的趋势，以消灭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旗帜、实际上却是一场“防修反修”、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因为如此，它又在阶级斗争极端化的推动下，迅速蜕变成一场绥靖城市、清洗“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政治移民运动。及至文革初期，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黑七类狗崽子”被驱赶下乡，上山下乡的政治面目昭然若揭，其积极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这个时期中奔赴农村的城市青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拨人，共计166.6万人左右。 （3）1968—1971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峰时期。 1967年5月，毛泽东表明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不抱希望，他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后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观。”1968年夏天，红卫兵运动终结，新一轮上山下乡高潮兴起。10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引自杜成宪主编《山重水复1966—1976》）12月22日，毛泽东又继中、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两个指示之后，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从理论上把城市知识青年划入知识分子的范畴。从此，尚未踏入社会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便成为一个有别于工农群众，并且必须接受“再教育”的、非无产阶级的阶层，他们必须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经历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接受一场淘汰率高达68%至70%的大清洗和大改造。 1968--1971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奔赴农村的老三届新三级，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二拔人，总数约648.29万人。 （4）1972--1977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衰落时期，由于“913”事件的爆发，上山下乡运动的合理性受到普遍质疑。消极，怨恨，“走后门”，回流城市，逃避下乡的现象日益增多，上山下乡面临着城市知青及其家长的无言抗拒。 1973年3月，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揭开了落实知青政策的帷幕。这场全国性的政策调整，打击了一批犯罪分子，保障了下乡知识青年的部分权利，但是却没有给城市知识青年带来彻底的解放，就其本质而言，它只是把“一锅端”的上山下乡速决战变成一场持久战而已。所以，70年代中期的上山下乡已经失去其道德理想主义的光彩，最后在自下而上的“轮换制”中沦落成一场每年200万人下乡，100多万人回城的政治闹剧。 1972年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三拔人，共计1000.88万，而当年通过各种渠道逃回城市的人数已高达838.7万。所以，1977年底仍然滞留农村的知青（包括1961--1971年下乡者）共计947.89万人。 （5）1978--1981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时期。 1977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和数万名知青入读高等院校，颠复了城市知识青年必须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的理论。次年3月28日，邓小平又提出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设想，第一次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全盘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向。 同年夏天，全国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毛泽东的十年文革，毛泽东晚年的极端主义政策和政治构想，开始在大批判的浪潮中走下神坛，毛泽东精心设计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从此陷入绝境。一些地区，一些城市，已经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大规模地召回下乡知识青年了。 但是，当时的全国知青工作仍然掌握在“凡是派”手中。这些人漠视民众的呼声，仍然坚持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并且利用1978年底召开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机会，制订出《知识青年工作四十条》，企图通过取消农场知青的知青身份，剥夺其回城权利等方式营造出一个上山下乡潮流不可逆转的事实。“凡是派”的政策终于激起全国知青的骚动和反抗，一场由云南知青发起的群众革命运动骤然爆发。一个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回城、大解放的时刻不可遏止地来临了。 据统计，1978年和1979年下乡的知青约为73.86万，但同一时间内的回城人数却高达650万人。1980年上山下乡全面终止，余下的问题就是最后370万知青的大回城了。 1981年10月，各级知青办撤消，有关知青的遗留问题移交劳动部门处理。一场扰攘了20年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划上了句号。 下面，我们将按照顺序剖析这段历史，还它以本来的面目。
第二章 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60年代曾经推出过邢燕子、董加耕、王培珍等等先进典型，这些人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过杰出贡献，而且都是回乡或下乡的知识青年，树立他们的形象，强调他们的人生抉择，无疑是吸引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法宝。但如此一来，6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便和50年代的回乡、下乡拧在一起，形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关系了。其实，与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比，50年代的下乡、回乡、支内、支边、垦荒、插社等等，都只是一种广义的上山下乡而已。
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大约5000万，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10.6%。但城市人口的构成却极为复杂，除了国民党溃退时留下的散兵游勇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逃难者、农业消费城市特有的游民。这些人大都没有安居之所，没有正当职业，没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资金和技能，因此对他们分流处置成了解放初期城市整顿的首要问题，也成了传统的农业消费城市向现代工商业城市转型的关键。共和国初期的回乡生产、支援农业等等，则以解决上述矛盾为宗旨。 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政治移民和经济移民两大类型： （1）所谓政治移民，就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旧军、警、宪人员，反动会道门头目和流氓地痞等等清洗回乡，确保城市的安定。这类移民大都在强制或半强制中执行。也就是说，被清理回乡的人（戴帽的四类分子或不戴帽的、内控的“阶级敌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农村基层组织的监督管理，都被剥夺了重返城市的权利。 这种政治移民曾经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后来却被滥用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1955年肃反运动中清理回乡的“阶级敌人”和“可疑”分子，1957年下放农村的资产阶级大右派，红卫兵运动中赶出城市的“牛鬼蛇神”，战备疏散中的“十种人”，“五七”干校的下台干部、知识分子等等，都是这种政治移民的对象。 （2）所谓经济移民，就是为城市游民、无业人员和逃荒者提供新的生存条件和就业机会。 解放初期，还有大量游民和失业者，他们被战乱捲入城市，但又无法溶入城市，而且大都是劳苦大众，是共和国应当关怀和爱护的对象。对这些人，不能采用强制措施，也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动员解决问题。所以，从50年代开始，各地政府便组织了多次回乡生产、开发内地、开发边疆的移民运动，力图把他们吸引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 比如，1950年劳动部便发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规定“凡由乡村到城市不久或目前在乡村中有亲属可以回乡的失业工人，应由工会根据自愿原则，组织并鼓励他们回乡生产。”由此，先后动员了16.5万失业人员回乡务农。 1955年4月，共青团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恰逢“老大哥”移民垦荒，大规模建设共青城，代表团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建议学习苏联经验，从城市或城市边缘中动员年轻力壮的青年参加垦荒工作。 同年8月，北京60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开垦出1200亩荒地，建立了一个名为北京庄的农场。11月8日，天津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首批52名队员也到达萝北县，在千古荒原上开始了新的生活。据说，他们是团市委从17000多名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临行时团市委还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黄火青和市委、市政府其他领导人都到会送行，并向垦荒队授旗。 随后，北京和天津的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来到萝北，开辟了各类新型的农场。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上海青年开发淮北，浙江青年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开发青海的事迹陆续出现。用今天知青史的语言来说，叫做“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而当年的北京青年自愿垦荒队。以及带领这支队伍的杨华，也成了知青史上循例要记上一笔的“鼻祖”级的人物。 对于上述的垦荒热潮，有些学者过分看重它和苏联“共青城”的联系，甚至认为：“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的……那是出自毛泽东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三千五百万公顷的荒地。”“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创始者。”（见潘鸣啸《失落的一代》） 其实，潘鸣啸等人都低估了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当年的中国领导人学习苏联经验，却没有忘记中国的国情，没有忘记中国知识人才奇缺的事实，所以，当年的垦荒动员都没有把城市知识青年列为重点；所以，参与支边垦荒的青年绝大多数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失业青年和近郊农民，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念过初中、高中、都没有升大学，当专家、工程师的欲望。他们从“狭乡”迁往“宽乡”，从无立足之地到面对无边无际的原野，内心已是无限的满足了。 另外，50年代早期的经济移民，都以城市居民的自愿参与为原则。当年的移民者有拒绝的自由，有逃避的空间，有申诉的余地，已经下乡或回乡的，也有重新回城入户的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民公社，没有城乡二元制，沒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所谓户籍迁移只是一个例行手续而已。 所以，50年代早期的经济移民，始终没有城市知识青年的专门概念，没有形成专门针对城市知识青年的动员和安置政策，即使在支边垦荒，移民揷社的浪潮中，有个别城市知识青年卷入其中，也只算是个“副产品”或“额外成果”而已。
（1）20世纪初，中国农村旧知识阶层的解体和新知识分子的城市化。 中唐以来，我国的封建社会从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农民对地主（或豪强、士族）的人身依附也转变为一定的契约关系，因此，有过一个农村秩序解体，大批农民外流的非常时期，有过“清明上河图”的都市繁华和人口城市化水平高达13%的北宋皇朝。 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村人口的流动，带来了一个新的商业化时期，既造就了两宋的繁荣，也凸显出农村的空虚和衰颓。为了应对危机，重建农业社会的秩序，当时的读书人在程颐、朱熹、王阳明等大儒的倡导下，纷纷“扎根”农村，参与制订家规、族规、村规、民约和兴办学堂、义田、义庄的活动，建立起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以知识分子为骨干，以儒家道德伦理为精神支柱的家族自治和村社自治的新制度。从此以后，“耕樵漁读”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成了他们奋斗终身的崇高目标。这些举人、秀才和童生们付出了辛劳和心血，也赢得了村民的尊重，成为近千年来农村的代言人和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 20世纪初期，科举制度被废除，封建社会解体，这样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便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迅速地没落了、衰亡了。但是，来自于西方的新文化却和中国村社传统格格不入，人数极少的新派知识分子也无法得到农民群众的认同。所以，民初的农村就像鲁迅描述的那样，代表旧知识分子的孔乙己沦落为咸亨酒店门前的乞丐，代表着新知识分子的“假洋鬼子”却成了阿Q们攻击和嘲讽的对象。农村变成了文化的荒漠，新一代的农村知识青年都易地而居，流落到城市里去了。 1926年，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写道：“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1930年上海《国民日报》一篇题为《乡村颓败了》的文章，也披露了这个可悲的事实，它说：“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回乡间……乡村小学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几乎同一时期，梁漱溟遍走各地，最后在《北游所见记略》中发出同样的慨叹：“像今天这世界，还有什么人在村里呢？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它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最后可以说，好人亦不住乡村里了。”（2）农业合作化激发起中国农村重构知识阶层的欲望。 1949年，全国解放，农村生产逐步恢复。据统计，当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2264亿斤，但到1951年，粮食总产量已上升到2874亿斤。1952年粮食总产量超过3000亿斤，1953年高达3337亿斤，上交公粮后，农民人均口粮为487斤，平均每人每月40斤以上。在这个大好形势的推动下，一个农业合作化高潮席卷而来，一年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22万个了。为此，中央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作出1955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60万个，1957年前后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并向高级社过渡的远景规划。 农业生产的繁荣，农村社会的复甦，推动着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一个重建农村知识阶层的历史任务也理所当然地浮出水面。所以，产生了动员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的新课题，诞生了毛泽东的经典语录，即知青史上赫赫有名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本意和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的潮流。 毛泽东的经典语录全文是：“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语录出自1955年夏天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为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撰写的按语。而大李庄乡的先进经验就是把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分配给各个合作社，解决了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因难，体现了合作化高潮中“争骨干，争知识人”的重要性。所以，毛泽东的原意是“参加合作化的工作”，是补充农村的知识岗位，重建农村的知识分子队伍，而不是后来的参加农业生产，当有文化的新农民，更不是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毛泽东的思想还体现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另一篇文章里。那是一篇题为《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道，毛泽东为其写下另外一段按语:“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不过，这里的“当会计”是赤裸裸地指明职业范围，它与后来反复宣传的参加农业生产的“精神”不相符合，于是就被人们偷偷抹去，最后竟完全淡忘了。 可见，当年的就业农村，充实农村知识分子队伍，与后来的上山下乡当农民截然不同。前者以农村的人才需求为前提，以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为出发点，它凸显了知识的重要地位，也满足了就业者的物质需求，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后者却抹去了知识青年的特点和优势，使其等同于一般农业劳动力，甚至变成农民监督和改造的对象。所以，50年代中期“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大都心情舒畅，安贫乐道，而后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却思想动荡，内心彷惶，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成为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毛泽东当年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还强调了一个“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的物质前提，强调了下乡者(包括回乡者)应当以适当的生活条件和适合自己的工作为基础，强调了双向选择和双赢的结果。这个思路是人性化的，实事求是的，可操作的。它体现了国家对知识青年选择职业的关怀、爱护、尊重和负责。 当年的“到农村去工作”，形式是多样的。有单位、行业对口下放，有大学、中专（技）校毕业分配，有政府部门出面招聘考核后择优录取等等。如“1956年5月，南阳市号召青年到农业合作社做会计工作，当时报名十分踊跃，最后从100多名报名者中挑选了40多名。”（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当然，更为大量的青年是通过农村亲友介绍、推荐而下乡就业的。这种就业形式曾经延续多年，为农村增添了大量人才，大概直到60年代初期才因为城乡二元制的确立而宣告终结。 由于当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建立在重构农村知识阶层的基础上，所以，当年的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青年虽然离开了城市，失去了繁华的生活环境，却得到了另外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们没有在生产第一线中叱咤风云，出人头地，却也在农村的各行各业中埋头苦干，敬业乐业，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他们没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没有后来人的政治激情和变幻莫测的革命口号，但却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他们溶化在农村之中，消失在知青史的视野之外，但却是最最成功的一代。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经历，才真正体现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政策内涵。 可以设想，如果上述的政策能持之以恒，如果我们能扎扎实实地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商贸事业，为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的下乡就业营造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这个农村知识分子的群体必然迅速壮大，必然会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 （4）重构农村知识阶层的衰颓和终结。 遗憾的是，在日益政治化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的渠道却未能健康发展。 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因为我国科教文卫投入一直偏低。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53年至1959年的科教文卫投入，平均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58%。其中1958年下降幅度最为严重，仅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19%。十年文革（即1966年至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累计25951.9亿元，科教文卫投入却只有653.29亿元，平均毎年60多亿，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1%左右。所以，农村的科教文卫经费一直奇缺，农村知识阶层的构建一直障碍重重。 从政治方面来说，是因为左倾思想作祟，蔑视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连年不断，农村知识阶层的建设也备受冲击。例如，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农村知识分子也成了打击、排斥的对象；到1958年，讲大话，放“卫星”，吃大锅饭，搞高产田，成了农村的新风尚，农村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便只能画在墙上，构建在共产主义未来的宏伟蓝图中了。 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说，60年代早期的压缩城市人口和城乡二元制确立，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划下一道致命的伤痕。它结束了城乡劳动力与知识人才自由交流的传统，也毁灭了城市知识分子下乡就业，回归田园的历史情趣。从此以后，农村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地“进”，却无法自由地“出”的禁区，上山下乡和到农村就业也就成为失去迁徙自由，失去把握个人前途的人生“悲剧”了。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磨炼，中国人从大跃进的狂热中醒悟过来，但仍然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就最初的上山下乡而言，就是过分强调投身农业生产第一线，过分沉醉了粮食产量的恢复和提高，忽视了重建农村知识阶层的战略意义。所以，在政府的宣传中，下乡当农民，当突击队员，当生产队长，都蒙上一层耀目的光环，而回乡当教师，当会计员、营业员就被曲解为怕艰苦、怕劳动的行为了。 及至6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极端化笼罩全国，农村知识分子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贡献，他们的热诚和光荣，更被全盘否定了。从此以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变成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专用口号。甚至直到今天，知青史的专家、学者谈到50年代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都侧重于参加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知识青年，而把当年“到农村去工作”，投身于农村知识阶层重建的那部分人完全忽略了。
（1）1957年的小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城市就业困难”的结果。 1957年，我国曾出现过一场小上山下乡运动。传统的知青史认为，这是“城市就业困难”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当年的小上山下乡运动是和城市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同步进行的。 根据一：1957年前后，恰恰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推进、顺利发展的时期，是我国工业化重新启动的历史关键。据有关历史资料反映，1950年至1955年，全国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6．6万、37万、24万、43．9万、11．9万、5．4万。1956年，由于家庭妇女参加工作和部分农民流入城市，登记失业人数又猛增至102．5万。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企业职工人数也从1955年的2249万人，增至1956年的2473万人，新增就业职位224万个。1957年，工业化渐入高潮，企业职工又增至3103万人，新增就业职位630万个。以当年9900万城市人口计算，就业率高达31.34%以上，基本上实现青壮劳动力有业可就的目标了。 根据二：当年的工业化发展是正常的，政府大办工业，解决市民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还没有出现向重工业、向钢铁和煤炭倾斜的偏向，所以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有更上一层楼的趋势，不存在就业困难的隐患。事实上，1958年起推行低工资、多就业的政策，全国职工人数已猛增至4532万人，增加了1429万个就业职业，劳动就业率高达40%以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就业困难”的问题。（据回忆，1958年不但有数百万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市青少年的就业人数也十分庞大，许多在校学生都当工人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学生人数顿时流失20%--30%以上。） 由此可见，当年的“上山下乡”需求并非来自城市，并非因为“就业困难”。恰恰相反，“上山下乡”的真正需求来自农村，来自农村与城市工业化潮流争夺知识人才的欲望。也就是说，政府试图通过政治动员的办法，把一部分知识青年（尤其是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吸引到农村中去，以平衡城乡的人才比例，改变农村的文化结构和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2）农村青年文化结构的变化和农村中、小学毕业生的历史尴尬。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几乎成了一个文化荒漠。但随着土地改革的胜利，农村的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农民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一个小学或小学毕业程度的青年群体正在逐步形成。不过，这样的文化程度还不算学业有成，还不足以充当农村知识阶层的角色。他们中除了少数人可以升学之外，大部分都只能留在农村，成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新鲜血液。 所以，从1953年开始，国家便持续不断地对这部分农村青年进行“参加农业生产”的宣传和教育，力图使他们安下心来。例如，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指出：“农村中许多高小毕业生要求升学，他们的家长也要求他们升学……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由于我国目前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还不能用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初级中学，所以，这种要求在目前还不可能完全满足。因此，引导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乃是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的基本办法。”相反，政府对城市知识青年则另有要求。如1954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巩固和发展城市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自学组织》说：“估计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每年都可能有一批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暂时又不能参加生产劳动，这样，组织他们进行自学的工作，势必成为今后社会教育必不可少的形式。”也就是说，在政府的思路中，城市知识青年待业的方式是成立自学组织，继续学习提高；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方向，则是溶入城市各行各业，成为一个城市工商业的生产劳动者。 当然，在动员“参加农业生产”中，为了避免产生某种歧视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副作用，往往又把范围扩展到中、小学毕业生，甚至有意无意地把“农村”知识青年和“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和“参加生产劳动”混为一谈。所以，后来的“知青史”学者又可以在1953年的报刊中找到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词句，并且望文生义地把它定为上山下乡的源头了。 （2）1957年，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理论露出头角。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制定《1956年--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新的设想：“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85%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与此同时，他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全国6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为了落实毛泽东的主张，刘少奇马上行动起来。他走遍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和山东五省，多次接见教师、学生和回乡知识青年，鼓励青年当“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他说，知识青年“有文化，但是差两个条件，一不会种地，二是政治差”，所以下乡后“不要当干部，不要当会计，要先去种地，犁田、耕地”，创造一个“会种地，有文化，政治上好”的条件，最后取得农民群众的支持，实现“……当社干、乡干，当乡长、当县长”的人生目标。刘少奇的讲话后来整理成文，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并且一度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论源泉和精神力量。 如果说，毛泽东在《1956年—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的的设想，只是勾画出一个“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的大方向，那末刘少奇的“当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则说出了“下乡上山”的真正目的：它和1955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样，是为了“争文化人，争知识骨干”，培养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村干部。然而，领袖们的计划又似乎过分粗糙和急进了。它为回乡青年和下乡青年描绘了一个从农民到“社干”、“乡干”、“乡长”和“县长”的美丽蓝图，但却无法为他们提供一个实现理想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因此，1957年的“下乡上山”动员失去了回乡、下乡知识青年的信任，甚至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大环境中，引发出一系列政治事件，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3）小上山下乡运动在阶级斗争的烽火中进行据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记述： 武汉市：“对4月8日社论，群众思想上都很抵触，认为这是浪费人才，怀疑这种提法是否正确。初中毕业生抵触情绪更大，认为不能升学去当农民，就是葬送了前途、毁灭了理想，因而思想很混乱，学习也不安心”。 郑州市：“对几个学校的了解，解决思想问题的占20%，理论上通，实际还有顾虑的占40%--50%，抵触情绪很大的占30%余，特别是干部和高知家长，不满情绪更强烈。”河南潢川县：“在该县应届毕业的900委名学生家长中，有200多人因家中缺乏劳力或其他原因不准备让子女上学，有500多坚决要求子女升学，100多人要求升不上学留原校继续学习，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抱正确态度。”家长：“一个邮电工人对儿子说，升不上学，下乡生产可苦了，一个强劳力一年只收入100余元，可当上干部一个月最少30元。”学生：“上了9年学，是有了一部分知识，但体力很弱，做那沉重的体力劳动是顶不上的……到农村，你有文化不也是锄地？文化有什么用？要是叫我们早种地，既能减轻国家负担，自己也有个劳动能力，不是一举两得吗？如今使我多失望呀！”。 于是，不同的意见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走向对立。 “广东海康县副县长、民主同盟负责人吴林在高中毕业生座谈会上说，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大材小用……他还提出应该让高中毕业生与那些文化水平低的机关干部换班，含蓄地指责政府把知识看成罪恶，让学生下乡劳动其实就是劳动改造，等等”。 “广东海康县，在县长吴林的煽动下，有一些学生到报社，抗议该报关于毕业生的报道”。 “天津47中学生在校内散发传单，扬言绝不回农村，要求学校设立高中……还制制定了游行路线，准备联络外校学生一起游行，到市人民委员会请愿”。 “6月12、13两日，湖北省汉阳县一中有800多名学生（占该校学生总数的2/3以上），听信了今年升学只有5%的谣言，举行罢课、游行，提出许多反动标语和口号，捣毁汉阳县委、县人委机关，绑架殴打革命干部，企图捉拿兵役局长，事后又分头下乡进行欺骗宣传……”然而，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6月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响彻云霄。8月6日，教育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加强领导，警惕右派分子在毕业生特别是不能升学的学生中煽风点火的挑拨活动。同一天，汉阳县蔡甸镇举行3000人的揭发控诉大会，宣布汉阳一中罢课游行事件是反革命集团煽动和组织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并对事件中的为首分子予以逮捕。9月7日，主犯王建国等人被判处死刑。广东海康县的吴林，苏州一中、天津47中事件背后的教师，也劫数难逃，统统带上了右派帽子。 争论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划上句号。15000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奔赴农村，当上了“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并且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领袖们的英明、伟大与正确。不过，运动过后，大跃进来临，大多数“新农民”又乘势而起，堂而皇之地回城就业去了。 热闹一时的小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偃旗息鼓，草草收场了。 （4）1957年上山下乡动员的实质和前景1957年的小上山下乡运动吸引了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但毕竟只是个别的现象。从运动的整体而言，政府对城市知识青年并没有过多的苛求，因为： 其一，当时城市工业化方兴未艾，职工人数一年增加600至1000多万，根本没有必要把大量的城市中、小学毕业生调到农村去；其二，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68亿元，教科文卫投入只有27.76亿，没有足够能力去解决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来的安置问题；其三，当时农村仍处在农业合作社阶段，农民以土地、农具和耕蓄入股，并以此参与分配，城市知识青年却一无所有，难以溶入其中，更难以得到农民的认同。 所以，虽然刘少奇提出当“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的口号，谈话中却一再使用“回到农村”、“回家以后”的字眼，可见其动员对象仍然是“家在农村”的有农村生活条件的回乡知识青年。同样，当年反对“4.8”社论，参与退学、闹事、示威和游行的学生，也有一个共同的心态，共同的口号：“绝不回农村”。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外是一群回乡知识青年而已。 不过，关于回乡知识青年的故事也将要结束了—— 1958年1月，国家颁布了新的户籍管理条例，城市中学都需要凭着城市户口本报名入学了；1961年，全国压缩城市人口，确立了城乡二元制，一切闲居城市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城市寄居、寄读的农村知识青年）都被清理回乡了。回乡知识青年的群体终于从历史的大屏幕中消失，上山下乡的“荣耀”终于降落到城市知识青年头上了。
第三章 1961—1963 一、压缩城市人口和城乡二元制的确立，不但结束了农村人口自发流入城市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一个城市人口单方面流向农村的新时期。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历史趋势从此形成。 （1）在压缩城市人口的浪潮中，第一次出现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中国人是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中迎来20世纪60年代的。 1961年初，农村已经严重缺粮，城镇粮食供应也难以为继。为了及时摆脱困境，陈云再三提议进口粮食和压缩城镇人口。对于前一个建议，共和国高层有所犹豫，大概以为有损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形象，但对于压缩城镇人口的主张，却毫无争议地通过了。 5月中旬，政治局委托周恩来主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6月12日予以通过，6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准下达。根据这个规定：（1）我国从1961年起，每年压缩城市人口1000万，精简职工800万，力争3年内回复到1957年的城市人口水平，即9900万人左右。（2）今后“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特殊需要加人的必须得到中央和政治局的批准”。（3）1958年制定的《城市户籍管理条例》进入到强制执行的阶段，农业人口再也不能随意入户城镇了。 于是，一场压缩城镇人口和确立城乡二元制的浪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首先是驱赶逃荒灾民。各个城市都动用了大量警力，沿街搜索，围追堵截，把所有乞讨流浪、露宿街头的灾民塞上汽车，押回原籍。接着是清理所有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强迫他们离开城市。第三步是通过街道和企业，对1958年1月1日以后入户城镇并有正当职业的人口彻查登记，一律取消户籍，遣送回乡。这轮风暴过后，一些四类分子、有历史污点的市民、甚至资本家家庭，就陆续成为压缩清理的对象了。 其次是工矿企业关、停、并、转和大、中院校的精简裁并。在这个高潮中，1000多万的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二百多万学生被迫离开校园。（据历史资料记载，从1961年到1963年三年合计共撤并学校5460多所，压缩学生180万人。其中1961年撤并中等专业技术学校4000所，压缩学生100多万人；1962年撤并1300所，压缩学生70多万人；1963年撤并160所，压缩学生10多万人）。这些压缩下来的学生，来自农村的，由学校直接迁回原籍；属于城市户口的，一部分回家待业，一部分则由教育部门安排到农场去了。 于是，在压缩城镇人口的同时，又出现了一支城市闲散人员、失业工人和失学学生上山下乡的队伍，出现了一个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高潮。从知青史的角度来说，就是第一次出现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群体，第一次产生了“知青”这一个特定的政策概念。 （2）在团中央的号召下，城市知识青年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 经过各方面努力，1961年压缩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精简职工达873万人，但年终盘点，城镇人口仍比1957年多出2700多万人。1962年，中央又多次召开会议，提出加大压缩城市人口力度的要求。然而，由于城市中的农村人口已基本清理完毕，新一轮压缩的重点就自然而然地落到社会青年和应届毕业生身上了。 1961年12月20日，胡耀邦在12个省市团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就业问题怎么办？”“根本的出路是什么？”正式把压缩城市人口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联系起来。 1962年6月，共青团召开了三届七中全会，第一次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的问题提到共和国的议事日程上。25日，王伟就下乡安置问题作了专题发言，提出13种安置形式，为新一轮的上山下乡高潮勾画出蓝图。 同年7月，团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从此，城市知识青年从失业工人、闲居市民的群体中脱颖而出，以独立的政治姿态出现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 10月，国务院农林办召开了第一次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正式把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这一机构后来几经变动，最后成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加强这项工作的领导。 11月8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安排的报告。与此同时，一大批在“大办农业”中名扬全国的积极分子，如邢燕子、王培珍等等，又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再次出现在舞台上，成为推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榜样。 为了充实这支“领头羊”的队伍，共青团中央还做了一个跟踪调查报道100个知青典型的计划，务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再推出一批先进人物来。一年之后，一个下乡“体验生活”的文学青年，在另一个文学“老年”的举荐下脱颖而出，名扬全国，终于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功臣阁”巍巍乎高哉地搭建起来。一个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便开始形成了。 在这个历史阶段（1961—1963年）中，约有3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为自己、为千百万弟弟妹妹开辟了一条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他们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他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洒下了汗水，奉献了真情，但其苍凉的背影，殉道者的形象，已渐行渐远，日益模糊了……
（1）6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特点共和国的前30年，是国家全能主义的30年。在这个历史环境中，人们只知道有国家的需要，不知道有个人的需求，只承认党的号召，不承认知青的理想和追求，即使是落实政策，也只是勉强承认其生存权利而已。这是一种有悖于人权的思维模式。遗憾的是，今天的知青史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模式，它们没有认真地、系统地研究城市知识青年的特点，更没有公开承认城市知识青年追求升学，追求工业化潮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些基本的观点，以引起后来的研究者的注意。 A.6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发展和变化。 50年代，我国的国民教育水平极低，以1957年为例，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仅有19万人，除去10.7万人能继续升读大学，投入社会的也不外8万人而己。所以，不但初中学生，就连小学毕业生也在胸前插上两支钢笔，标榜其为知识青年了。 但到了60年代，社会环境就截然不同了。城市已经普及小学教育。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入学年龄也普遍降低。当年的城市小学毕业生都只有12--13岁左右，既谈不上有“知识”，也和“青年”对不上号。所以，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实际上是指高、初中毕业生，其年龄在15、16岁到20岁之间。 此外，由于工业化发展和整个世界的经济腾飞、教育理念也大为改变，中国城市知识青年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都与5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迥然不同。具体地说，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都是解放以后才进入学校的，他们在红旗下生活，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感召下成长，既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也有着追求知识、渴望成才，进一步提升个人价值的强烈欲望。如果说，50年代早期的城市青年，满足于当一名普通的生产工人，50年代后期的城市知识青年则希望当车工、钳工，当一个能看图纸，能摆弄机器的技术人才。及至6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要求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升高中、读大学，当工程师、医生、教师，逐步成为他们追求的理想和愿望了。 平心而论，在那一个教育资源困乏的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目标未必都能实现，但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却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60年代教育普及、科学发展和工业化潮流的产物，是值得尊重和鼓励的。 所以，60年代初期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都把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和个人的理想结合起来。有的人认为考不上大学是因为国家暂时困难，招生名额有限，希望一两年后再参加考试；有些人认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需要在劳动实践中争取表现，以“又红又专”的新姿态重新升读大学。当然，也有的人是为了独立自主，减轻家庭负担；也有些人是希望在支援农业的高潮中经风雨，见世面，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如天津市那一个著名的知青典型，最初就是抱着写小说的目的下乡的，而且正因为有一股再续《创业史》的雄心壮志，才选择了柳青体验生活的地点，在“典型环境”中寻找高、大、全的“典型性格”（据某些老知青在网上记述，当年曾看过她的报告材料，大都是一些如何深入生活，如何发掘先进典型的文学套话）。 但是，这种国家利益与个人理想兼顾的局面已经走到了尽头。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国家全能主义终于颠覆了传统的观念，剥夺了个人理想生成和发展的权利。在这种日渐左倾的制度下，个人只是“党”和“国家”的驯服工具，个人的前途（升学、提干或者当专家、学者）都只能是“党”和“国家”对于驯服者的赏赐。所以，在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们的理想和追求，都统统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代名词，而且和大潮流鼓吹的“锣丝钉”论、“扎根”论构成难以化解的矛盾。 B.6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城市情结我国的工业化起步较迟，而且由于长时间的战争和动乱，发展十分缓慢。所以，我国人口城市化程度不高，城乡对立尚未形成。在这个特定的国情中，城乡劳动力和人才的对流一直存在，农村青年把城市看成拼搏人生的战场，城市人也把农村视为落叶归根的圣土。直到50年代，许多城市人还保留着农村的祖屋，保留着自己和宗族、祠堂、祖坟的联系，不少人还乐于回乡娶妻生子，在两地分居中建立起一种城乡相连的小康生活。如那个不是知青的“知靑典型”邢燕子，其父亲是天津华北搪瓷厂副厂长，母亲是缝纫厂职工，全家20多口人，大部分都在城市。邢燕子却从5岁起被送回家乡，在祖父身边长大，后来又留在当地务农，就是一种三代人城乡结合，两地分居，互相照应的家庭模式。这种模式不但普遍存在，而且为人们广泛认同。 然而，这种亘古不变的传统、充满田园诗趣的梦想，却在压缩城市人口的浪潮中彻底破碎了。当年的驱赶“盲流”和限制农民入户城市，最终形成一个城乡二元制的格局，并且在城乡之间划下一道深深的历史伤痕。从此以后，农民失去了进城的自由，城市人也失去了亲近乡土的历史情趣，上山下乡变成了单向的劳动力流动，变成了城市人走向贫穷落后，受苦受难和前途尽毁的同义词，变成了政府大规模清洗政治异己和惩治“牛鬼蛇神”的工具。 60年代的城市知青，就是在这个大变局中下乡的，而且由于“扎根论”的日渐兴起，面临着永远无法回城、无法升学、无法实现人生理想的巨大压力。所以，60年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又多了一份无法磨灭的城市情结，多了一份返回城市，延续其理想的追求。 可见，城市知识青年的个人理想和城市情结，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只要这个大环境存在，就不可能在“斗私批修”中减退，也不可能在“再教育”中消亡。它留存在每一个知青心中，贯穿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部过程，它使城市知青的精神世界永远独立于农村之外，它使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移民永远面对着一个既无法捉摸，又无法消灭的强大的敌人。 （2）60年代早期的上山下乡和上山下乡政策 A.干部子女带头参与。 当然，不管城市知识青年的构成和思想观念产生了什么变化，60年代早期的上山下乡仍以三年自然灾害为背景，以恢复农村生产为目的，它激励着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它是一场干部子女带头，热血青年自愿参与的“精英”运动。 据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介绍，“1963年，北京市有248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到北大荒去，其中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就有31人。包括朱德委员长的孙女朱玉珍，白龙飞将军的儿子白强；到河南黄泛区农场的有万里的儿子万伯翔，郭沫若的儿子郭士英；到井冈山插队的有张以诚将军的儿子张修静，左齐将军的儿子张乐华，赖春风将军的儿子赖文润，甘祖昌将军的儿子甘锦荣。还有大学党委书记，教育、企业及研究机关的研究员、工程师、文艺界界的名演员，政府机关的厅长、局长、处长等，也都带头送子女下去……”。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还记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革命妈妈”陶承的孙女，等等…… 当然，在这些先进事迹背后，还隐藏着一些鮮为人知的“秘密”：这些特殊“知青”大都不用迁移户口，往往由父母的“大”机关发一张公函，便下乡“锻炼”，再发一张公函，便回城“接班”。他们夹杂在普通知青中间，今天下田劳动，明天登台作报告，后天便消声匿迹，不知所终。但是，在纯朴的农民和同样纯朴的知青看来，这些“公子王孙”能纡尊降贵，走进民间，也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了。 B.人性化的上山下乡政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面临困境，城市工业下马等等，毕竟都是暂时的现象。所以，当年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都没有扎根农村的打算。他们都希望支援“任务”完成后就能回城工作或升学，重拾个人的理想。这是一种先公后私，先国家后个人的人生观和道徳观，它为社会所承认，也得到当年政府的 支持和肯定。 1962年6月25日，共青团召开三届七中全会，专题讨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书记处书记王伟作了专题发言，提出了上山下乡13种形式：1。萝北式的远距离开荒；2。举办江西共大式的大学；3。经过“抗大”式学校的训练，然后到农村去；4。集体安置在生产队，分散地进行生产，5。到农村投亲靠友；6。在大队下新建核算单位；7。有组织的集体近距离开荒；8。统一分配到原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或机关农场；9。开办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上山，下乡，下海；10。组织到国营农场当临时工；11。农忙季节组织下乡当季节工；12。举办缎炼性农场，组织青年轮流参加劳动……为长期到农村去做准备；13。在全民所有制农场中，建立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单位。 王伟的讲话有指导性的意义。正如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所说，“几乎包括了此后近20年安置知青下乡的所有形式”。其实，王伟概括的13种形式，不但具备了插社、插场，集体落户，个别人投亲靠友的雏型，也包括了长期、临时和过渡三大类别。也就是说，在当年的上山下乡潮流中，“投亲靠友”，当“季节工”、“临时工”，“举办锻炼性农场，组织青年轮流参加劳动”，不迁移户口，或只办理临时户口登记等等，都是合理的，都是革命的行动。 更为突出的是，当年10月下旬，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路金栋在苏州汇报会上说道：“干一辈子”只能作为一个口号，一个号召，不要把它当作宣誓口号，如果形成宣誓口号，压力就很大……他还说，有的同志反映说，下去的人仅仅巩固了一半，巩固了一半也不错，要百分之百巩固下来是不可能的…… 可见，当年的上山下乡思路灵活，形式多样，临时性的下乡，有期限的下乡，不用迁移户口的下乡，都普遍存在。所谓“扎根”，“一辈子务农”等等，都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只可惜后来的宣传（包括今天知青史专著）都有意识地把它们掩盖起来了。唯一掩盖不住的，是广州地区的“户口保留证”事件。它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在文革初期掀起一阵风雨，所以，顾洪章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定宜庄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都有所记述。不过，他们的记述都以1967年11月周恩来对广州两大派的讲话为依据，其内容是片面的，其观点也大有商榷余地。 C.关于广州户口保留证问题。 1961年，由于工厂下马，学校关闭，大批工人和学生走进农村。 为了使这些下乡者顾全大局，安心务农，也为了使日后的工业上马和学校复课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动员单位都对他们作出承诺，答应日后优先抽调他们回城，甚至还拟订出一个回城的时间。1962年，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上山下乡多样化的原则，便为各级政府兑现承诺提供了政策的依据。于是，1962年9月27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便发出了《关于城市人口下乡的户口迁移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62年10月1日起，具有本市正式户口的职工、学生和居民参加国营农场（包括林场、渔场、果茶场等，下同和机关、企业自办农场、到农林人民公社插社的，在迁移户口的同时，并由所在街公安派出听发给保留本市户籍的证明，满四年以后需要迁回本市的，准予入户。在未满四年的期间内，如有特殊原因必须提前迁移回市的，经所在场（公社）提出意见，市劳动局批准，可以回市入户。适合学龄的青年，如中途考上本市正规学校的，准予提前迁移户口回城学习。”与此同时，文件还规定，“对于1961年以来，经各单位和街道动员参加农场和到人民公社插社的职工、学生和居民，可以补发‘保留本市户籍，满四年后需要回来的，准予入户’的证明……”由此可见，广州的“户口保留证”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大规模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是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与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交接期间的，过渡性的政策，是完全符合中央意图的。从发放范围来说，这项政策不仅面对下乡知青，也面对下放工人和支农居民，不能简单地和后来的知青政策相对应；从实际效果来看，这项政策既缓解了城市的临时困难，也为日后的工业和教育发展留下人才储备，是合情合理并且具有积极意义的；从法律精神上说，“户口保留证”又是政府与临时下乡者的有效合同，一旦成交，双方都应信守承诺，忠实履行。所以，文革前就有许多人期满后返回城市，也有不少人在农村找到了新的位置，从此扎下根来。他们的自由选择恰恰证明，户口保留证的政策曾经深受欢迎，并为各地借鉴推广。据悉，当年除广州之外，广东各地都有过类似的尝试。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也披露过，“‘文革’前天津市政府曾给下乡青年发放过户口保留证，允许4年后回城”。 由此也可见，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说，“1963年周恩来提出把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15年不变的方针，广州市委的许诺成了空头支票”等等，都是错误的，背离史实的，它不外是后来人道听途说，主观臆测的结果而已。 “户口保留证”的单方面毁约，是文革初期的事情。其大概过程是这样的： 1966年8月，广东省珠江农场一些领导人借“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机，组织官办知青造反队，游走于各大农场之间，强迫下乡知青交出户籍保留证明，并且扬言“户口保留证”是陶铸的修正主义政策，80%知青已“斗私批修”、“自我革命”，自觉放弃这个证明了。“知青造反队”的“革命”行动当然顺应了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所以“当权派”都大力支持，乐观其成。 1967年1月1日，某些已经在“大批判”和“大夺权”中失去话语的省、市领导干部，在“造反队”的逼迫下签名同意取消“户口保留证”。从此“造反队”的“自我革命”大功告成，而另外一场反对废除“户口保留证”的运动拉开帷幕，并且在中国知青史上留下了一个特殊的印记。 （3）对留城观望者的宽容和尊重。 另一个历史的事实是：当年大力动员上山下乡，但却没有把它夸大成唯一的选择，知识青年追求知识，留城自学，进工厂当工人等等，都得到尊重和肯定。 1962年7月公布的《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当前任务的决议》指出：“……对不能下乡和暂不愿下乡的，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协助政府在城市安排他们自学，或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和其他劳动”；11月8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城市社会青年安排问题的报告，“建议了三条安排城市知青的出路。一条是上山下乡，一条是在城市就业，一条是组织自学”。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都为城市青年广开就业门路。1962年8月3日，《南方日报》在《广州市中学毕业生代表会议结束》一文中写道：“……一部分到手工业、服务业当学徒；一部分担任夜校、民办学校或儿童识字班、简易小学教师。不能从事这些工作的毕业生，可以读夜校、广播学校，或参加街道自学小组进行自修……”，据《中国知青史--初澜》记述，当年的《北京日报》等还专门组织了“服务行业是否低人一等”的讨论。其实，这种讨论也曾在全国各地展开，目的是吸引城市青年向街道集体企业、服务行业甚至个体劳动的方向发展。从此，城市的街道工厂、民办中小学、民办补习学校和民办函授学校如雨后春荀，迅猛崛起，为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和成长提供了多种选择机会。 (4)隐藏在知识青年下乡支农背后的社会矛盾和它的发展趋向透过上述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60年代早期的上山下乡建立在尊重宪法、尊重人权，尊重城市知识青年个人理想的基础之上，它继承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民主作风，体现了共和国高层关爱民众、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也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谱写了最为灿烂的篇章。但是，这场支农运动毕竟建立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在城乡二元制确立的大环境中，所以又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一个时代的烙印，潜藏着那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矛盾和悲剧色彩。具体地说，当年的下乡知识青年既是爱国者，又是城市的失业者和被淘汰者。 如上所说，60年代早期的知青是一大批因为工厂下马、学校关闭而下乡的。他们的构成不如参军、升大学者那样单纯。他们中有的是反动阶级子女，甚至是父母被镇压的“杀属”，这些人早就被边缘化了，他们的自修、补习、参加高考和申请就业都纯属一厢情愿的行为；他们中间还有一些犯过错误或擅自离职的“社会青年”，按照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这些人也不再安排就业（起码不能到国营企业工作）。所以，顺应压缩城市人口的趋势，把这些城市“废料”动员到农村中去，也成了政府扩大压缩战果和净化城市的重要手段。 所以，当年的学校和政府机关一方面以高昂的调子动员他们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并且为这些无知的孩子献上大红花，戴上一顶顶“革命知识青年”的桂冕，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的沉淪记录在压缩人口和整顿城市秩序的“战果”上。 所以，当年的下乡知青都具有双重的身份：从支援农业的角度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先锋，连接城乡的桥梁；从压缩城市人口的角度来看，他们又是一群城市的失业者，是备受清理、淘汰的“多余人”。所以，在一些管理正常的公社和农场中，城市知青受到农民的欢迎和领导者的重视；而在另外一些公社和农场中，城市知青却又受到鄙视、排斥和凌辱，并且由此产生出许许多多的恶性事件来。 为此，定宜庄在《中国知靑史--初澜》中先后记述了北京延庆农场严重污辱女知青的事件，河北省唐山市柏各庄农场扣压知青口粮，私拆家信，开会批斗，拳打脚踢，甚至骗婚、逼婚的事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云南橄榄坝农场的案例：该农场知青生活艰苦，住房破漏，五分之四的人迫切要求回家，半数以上的人正式提出申请，并且发生过逃跑、偷越国镜和自杀事件。这些事件以乎在向人们说明：大规模的、无选择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没有前途的，它必将导致更多的伤害，引发出更多的社会矛盾。 然而，中国人的头脑正在“防修反修”的高温中发酵发热，谁也没有看到事件的本质，谁也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恰恰相反，一个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计划却在共和国高层中逐渐成形了。
1963年6月，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复苏，压缩城市人口胜利结束，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任务也顺理成章地宣告完成。虽然，一部分人继续上山下乡，仍是城乡劳动力与人才交流的需要，但对于大多数的下乡知青来说，分期分批返回城市，升大学，进工厂，回归正常的生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但是，1963年下半年的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矛盾完全公开，一场互相攻讦、互相否定的论战已经拉开帷幕。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把赫魯晓夫定为修正主义者，把苏联的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也逐步建立起一套阶级斗争，教育革命，防修反修和清除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理论。于是，60年代早期的支农运动也在政治斗争的烈火中扭曲变形，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转化了。 （1）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蕴酿和“一锅端”上山下乡的思想萌芽。 A．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蕴酿的。 具体时间为当年6月29日到7月10日召开的中央六个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具体标志是周恩来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并要求各大区、省、市、自治区编制出15年的安置计划。 B．知青史和知青史研究者都没有发现，“一锅端”的上山下乡早在这场蕴酿中露出端倪。 配合周恩来的要求，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声称今后的15年内，将分批逐年达到劳动年龄，单就200个左右大中城市计算，每年大约有200万人，除城市就业、参军和自动下乡的一部分以外，估计每年有100万人左右的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 然而，当年10月18日周恩来又对此作出修改，他说，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平均每年200万左右）……也就是说，当年需要参军、升学，投身社会，参加工作的人都必须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了。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数字，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解释说：“提出要有3500万知青下乡的基本依据是：每年进入小学的1500万新生里面，农村约占1200万，城市约占300万，城市最多只能增加就业人数100万，再加上高等学校最多招生30来万，合起来才130万人。高等学校还不能全部从城市招生，还要招收一部分农村学生。所以，大中城市出生的人，大约每年仍要有180万以上的人等待安置就业……”其实，这个解释也值得商榷：第一，就城市而言，当年进入小学的新生必须在9至12年后才踏入社会，所以，当年的300万小学新生人数绝对不等于当年的中学毕业生人数。第二，迄今披露的统计数字也无法证明城市毎年能有300万中学毕业生或需要就业的知识青年。（笔者试作推算：其一，据《中国知青史》引用《中国教育年鉴》资料云:1966、1967年的全国中学毕业生约为402万人，平均每年201万人。剔除农村的中学毕业生所占部分，文革初期的城市中学毕业生每年约为150万人左右。其二，从1966年到1977年，上山下乡成了城市知识青年的基本出路，上山下乡总人数共计1510.25万，平均每年125.85万，加上留城、参军的，每年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仍然为140--150万人左右。） 可见，60年代的城市中学毕业生或需要就业的青、少年实在不足200万人。周恩来在1963年10月18日讲话中说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平均每年200万左右），只能有一个解释：当年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暗下决心，要所有中学毕业生中断学业，“一锅端”地上山下乡去了。 C．关于“城市每年只能安排100万人就业”的反思。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蕴让过程中，还有一个明显错误却又刻意坚持的观点，即“城市毎年只能安排100万人就业”。 从理论上看，当年城市人口大约11000万，如果每年只能增加100万个就业职位，其增长率就只有0.9%。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业化速度太慢了，太落后了，甚至是死路一条了。这种现象从来不存在，更不应当把它视为15年或18年内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状态。 从事实上看，我国的职工人数每年都在大幅度增加。1955年，全国职工人数2249万，1956年增至2473万，增加就业职位224万个；1957年全国职工人数上升至3100万，增加就业职位628万个；1958年全国职工人数上升为4594万，增加就业职位1493万个；60年代早期，由于工业下马，职工人数一度缩减，但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复苏，职工人数再度攀升，1965年增至4965万人，共增加就业职位1542万个，平均每年増加600万个。可见，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城市每年只能安置100万人就业”的问题！恰恰相反，只要没有“天灾人祸”，没有极左政策的干扰，每年增加300--500万个就业职位是完全可以的。 奇怪的是，在上山下乡动员的过程中，我们却背离了“社会主义形势大好”的宣传手法，不断地夸大矛盾，强调困难，60年代抛出个“毎年只能安置100万人就业”的假象，70年代又强调基本建设过大，今年内要减小招工，甚至不招工等等，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断绝城市青年留城就业的幻想，促使他们大规模地，自愿自覚地走进农村。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招工为新一轮上山下乡运动的揭幕。 A为上海知青远赴新疆而量身定做的“革命”口号． 1963年以前，上山下乡的动员都停留在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基调上，其目的是解决城市人与农村挣粮吃的问题。直到196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发出《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减任务的决定》说：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全国减少吃商品粮人口2000多万，提出63年减800万，今后15年内，每年动员和组织过百万城镇青壮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但到1963年夏天，这个动员下乡的调子就骤然升级了。 6月9日，上海召开1963年高等学校毕业生代表会议，给全市高等学校毕业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首次提出“上海青年志在四方”的口号。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进一步号召“本届毕业生，热烈响应祖国号召，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边疆去，把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做一个能挑重担，能经风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工人员就在这种新口号、新氛围下降临上海，拉开了动员10万上海知青进新疆的的帷幕。 当年的招工人员在政府机关的配合下，走上街头，走进学校，打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横额，奏起了《新疆是个好地方》的乐曲，反复地宣传新疆的美丽和支援新疆建设的伟大意义。他们歌颂了参军的光荣，兵团的风貌，描述了老一辈农垦兵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也忘不了介绍了甜美的葡萄和浓香的哈密瓜，甚至作出了可以在新疆上技校，当技术人员，当国家干部，可以复员回大上海的承诺。这些浪漫的画卷，美好的前程终于点燃了城市青年心中的火焰，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报名高潮，并且循例地涌现出许多好人好事，如写决心书、申请书，偷取户口本报名，与落后家长展开思想斗争等等，一时间把那南京路上、黄浦滩头闹得个红旗招展，热气腾腾，歌声嘹亮，万象更新。两个月后，15000名青、少年终于踏上西去的列车。年底，又有5000名应届毕业生带着梦想走进新疆。 于是，一个美丽的中国神话诞生了：中国的城市知识青年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于是，一个让世界瞠目结舌的中国传奇出现了：中国的城市知识青年心甘情愿地抛弃学业，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供奉在共产主义的祭坛上！ B．文革前上海知青奔赴新疆的目的其实，在踏上这一段人生历程的时候，许多青年还未满18岁，有的甚至只有15岁左右，属于未成年的上山下乡“童工”。这些年幼无知，毫无机心的青涩少年根本不懂得这次“远行”的意义，他们还以为，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也和参军一样，几年后就可以复员，就可以回家，就可以进工厂，升大学，重新融入城市的生活。但是，这些上海知青的幻想马上就要破灭了。他们“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上”，看到了小说中描述的穷乡僻壤，看到了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灾民，看到了天苍苍，野茫茫和“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凉画面，于是有人哭了，有人下车逃跑了。有人终于在相互沟通中明白，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不过是当了个军垦农场的职工，而且根据国营企业职工不能擅自离职的原则，他们已经失去了再次选择职业的机会，失去了重返大上海的一切可能了。 几十年后，当年的上山下乡“童工”都己白发苍苍，儿女成群，陸续接近退休的年龄，他们才从零星杂乱的回忆中得知，当年的招工是精心谋划的。早在1962年底，农垦部部长王震就在兵团的高层会议中透露过三年内招募10万上海知青的庞大计划。招工开始之时，相关活动也一直备受中央的关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周恩来不但亲自为北京中学毕业生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还指示上海市委派遣工作团赶赴新疆考察，寻找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而在上海知青远赴新疆的同一时间（即1963--1965年）内，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先后批准建立甘肃、青海、宁夏和陕西农业建设师，并由新疆兵团抽调干部传授经验，帮助组建。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也组建了扎木农建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在原有十个农建师的建制下迅速扩大，新编了第十一、十二、十三和十四农建师，为接受更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作出了准备。 可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募10万上海知青的活动，不但深思熟虑，形式创新，而且来头不小，后台很大，它是毛泽东“防修反修”，大规模清理、遣散和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彩排”，是新一轮政治大移民的序曲和前奏。 以三年经济困难为背景的支农运动走到了尽头，另外一场声势浩大的，目的和意义截然不同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拉开了帷幕。18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将陆续走上祭坛，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演绎那一场毛泽东时代特有的，充满政治色彩和人生感悟的历史悲剧了。
1964年1月17日，建国以来第一个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丶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隆重出台。 2月16日和2月28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热情关怀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先后从城市和农村的角度作出动员和接纳城市知识青年的号召。 3月21日，粮食部发出《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4月6日，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出《关于在高寒地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冬装补助问题的通知》为了配合这场运动，展示新的思想和新的气象，中央特意成立了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并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设立了指导全国安置工作的办公室，全国各城市的压缩人口办公室也在一夜之间换了牌子，变成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与此同时，共青团中央和农垦部也相继制订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接受下乡人员的有关规定。 于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算是号角齐鸣，粮草先行，轰轰烈烈地启动了。
1964年，是城市知识青年最为兴奋的一年。 这一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批判“苏修”的大块文章频频见报，每一篇都义正词严，铿锵有力，每一篇都让青年学生心潮激荡、热血沸腾，巴不得马上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用李铁梅高擎红灯的方式证明共产主义事业光芒万丈，后继有人。 这一年，“政治气氛浓浓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宣传教育空前强化。人民公社被描述成朝气蓬勃的新天地，都市生活被丑化成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污泥浊水。年初，《人民日报》报道了“上海知识青年活跃在天山南北”的消息，刊登了中学生们熟悉的诗人贺敬之（其作品《回延安》曾选入中学课文）歌颂上海知青奔赴新疆的长诗《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喊出了一大堆诸如“江山啊，在我们的肩；红旗啊，在我们的手”的豪言壮语；年底，一部表现高干子女参加边疆建设的话剧《年青一代》风靡全国，场场爆满，为城市知识青年指出一条“逃离”城市、“逃离”资产阶级“包围”和“腐蚀”的革命道路。 这一年，“好人好事多多的”。《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第一次联手推出董加耕的事迹。树立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先进典型。董加耕的特点是比前人多了一本雷锋式的日记，多了一些“身居茅屋，胸怀天下；脚踩污泥，放眼全球”的政治誓言。而撰写政治日记，正是当年最时髦的行为，是宣示忠诚的基本动作，也是道德理想主义者自我修养的必备形式。所以，对于董加耕的宣传，又远胜于年前出现的邢燕子、王培珍、周明山和侯隽了。 随后，一大批国家级、省、市级的知青典型粉墨登场，构成一个城市知识青年英雄辈出、繁星闪烁的辉煌时期。这些明星的事迹连篇累牍地刊登在报纸上，这些明星的肉体真身又频频出现在各个城市、各个学校的演讲会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光芒四射的政治名词，刹那间从“九评”中的抽象概念变成活生生的人物，而且活生生地站在青年眼前了。当年的追星一族兴奋了、激动了，热血沸腾地上山下乡追星去了。 这一年，毛泽东也似乎有信心、有诚意把十七、八岁的娃娃打造成革命事业接班人。12月26日，老人家举办生日家宴，特意邀请了邢燕子和董加耕，并把他们安排在自己两旁（其实邢燕子和董加耕分属干部和农民子女。真正的城市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城市知识青年，是永远没有资格入座的），那一天，能同时获此殊荣的“民间代表”还有陈永贵和钱学森。这就是说，在毛泽东心目中，上山下乡与农业学大寨、制造原子弹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将是一场防修反俢、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斗争。 于是，头脑发热的城市知识青年又兴奋了若干时间。他们以为，终于等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终于盼到了一个挤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家行列的伟大时代！ 然而，就在这场革命“嘉年华”中，上山下乡的理论和政策也来了个根本的改变。比如：上山下乡从“支援农业”上升为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措施，上升为城市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唯一道路，上升为移风易俗，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环节；上山下乡的形式也从多渠道，有期限变成“扎根农村干革命”，永远“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了。 总之，“新张开业”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己经在政治浪潮的冲击下扭曲变形了。
（1）1963年7月至1964年7月的九篇论战文章奠定了十年文革的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是“防止赫魯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所以，它的源头来自60年代早期爆发的中苏论战，它的理论基础来自1963年7月至1964年7月的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大块文章，它的转折点就在1964年，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定稿之际，在当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陵会议上。 正是在这一场论战中，我们把赫鲁晓夫推进现代修正主义的行列，把苏联的问题夸大为“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甚至断言：“赫鲁晓夫修正主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骂战方式痛快淋漓，相当解恨，但倘若附诸实行，用以来观察、处理国内的关系，就马上变成一种极端主义的谬论了，它使前30年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提升到阶级斗争极端化的阶段，也使共和国从鼎盛走向衰落，从辉煌走向动乱。 （1）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关于“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的讲话，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为阶级斗争极端化的转折点。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立国，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反而同仇敌忾，巩固了政权。比如50年代的肃反、反右斗争，锉伤了上百万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但却也确立了政党中心主义和国家全能主义的格局，奠定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可逆转的政治方向。 1962年10月，毛泽东重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8月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领导人藏厚雄人，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新的估计。他说：“现在农村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或同盟者手里”。此话轰动一时，但认真推敲，也还没有脱离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常有轨道。因为，生产队毕竟不是政府机关，生产队长也不算国家干部，而且“掌握”了生产队领导权的“同盟者”也不能算是阶级敌人。 但随着中苏论战的白热化，毛泽东的估计就走向极端了，1964年6月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于是，大权旁落的已不是生产队，而是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机关。于是，中国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化成一场全方位的反复辟斗争，转化成一场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斗了。 （2）1964年的阶级斗争极端化揭开全面否定文化、教育战线的“革命大批判”的序幕。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贯猜疑、敌视。1962年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脫帽加冕”，改称其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我们的伟大领袖却始终不发表意见。 一年之后，毛泽东终于打破沉黙，对文艺界、知识分子发起批评，他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段话语气很重，但探索其精神，还承认对方是“共产党人”，还承认“咄咄怪事”属于党内矛盾。 1964年6月，“三分之一权力落在敌人手里”的理论出台，毛泽东的批评就急剧升温，变得更为强硬了。 6月27日，他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非俱乐部那样的团体。”8月20日，毛泽东开始全盘否定文化系统的工作。他说:“文化团体也要赶下去。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10月，毛泽东干脆把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界摆在敌我斗争的位置上，公开宣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关键词就是：资产阶级控制了这些部门。他说：“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呵！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整个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从此，一场关于文化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大批判、大讨伐拉开帷幕，一大批小说、电影和戏剧作品受到围剿，一大批史学、哲学、经济学的名家也被推上政治异端的审判台，如吴晗、翦伯赞的“让步政策”、“非阶级观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孙冶方的“利润挂帅”、“物质剌激”等等，神州大地，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搂”的地步。 C．1964年的“教育革命”逐步展现出毛泽东改造青年一代的意图。 当年的十三陵会议，重点是讨论《九评》的社会主义社会十五项原则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六条标准，研究青年一代的思想问题和政治动向。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没有公开毛泽东的全部讲话。所以，我们只能从毛泽东提倡“教育革命”的言论中看到他对青年一代的评价。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诙谐逗趣，妙语连珠的方式，吹响了“教育革命”冲锋号。 他说：“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现在课程多，害死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的考试……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3月10日，毛泽东又在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的来信中作了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搞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地得到发展。”7月3日，毛泽东给陆定一写信，发出了“七三指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7月5日，毛泽东终于在与毛远新谈话中，点出了“教育革命”的核心内容：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透过这段谈话，人们终于明白：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不是为了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是为了开展“阶级斗争”的教育，解决青年一代脫离三大革命运动，“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工人”，不懂得“仇恨”和“感恩”的“重大”问题。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7.5谈话”赢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它由毛远新整理成《谈话纪要》，交给毛泽东审阅，并在他的同意下印刷发行，一时间大会转达，小会传播，成为一份比公开文件更具权威的“圣谕”。 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把毛泽东“7.3谈话”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它说：“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有些学生不听党的话，不跟着党走，而是跟着资产阶级专家跑。他们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而且由于文科毕业生将来会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就有使我国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于是，9月19日文化部发出《高等艺术院校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1965年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组织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一个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改造的高潮已在高校学生中形成。推而广之，到农村中去，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恶补”阶级斗争的“主课”，也就成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根本目的了。
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终于借助会见日本友人的场合谈及城市知识青年，并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定下调子。他说： “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有知识了，没有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所以说他们是吃蜜糖大的……吃蜜糖长大的，赶也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现在下去了。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1）毛泽东“10.16”谈话的要点。 毛泽东的“10.16”讲话是在1964年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大环境中产生的，其内容也深深地打上那一个时代的烙印，具体而言，有五个要点： A．在毛泽东看来，阶级斗争是青年必修的一门主课，城市知识青年“没有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就是不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懂得“仇恨”和“感恩”，只能算是一个“没有知识”的群体。 B．在毛泽东看来，教育的“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向工农学习，与工农结合。17年的教育制度拒绝了这个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而他们培养出来的城市知识青年，就是一群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残次产品。他们虽然“读了十几年书”，但也只能是“越读越蠢”而已。 C.在毛泽东看来，现在的青年人长在红旗下，过着优越的生活，“是吃蜜糖大的”，但是却害怕艰苦，害怕劳动，“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这就是上山下乡阻力重重的根本原因。 D．在毛泽东看来，解决城市知识青年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请贫下中农“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在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中补上一门阶级斗争的主课。 E．在毛泽东看来，在上山下乡动员中，一定程度的强迫措施——“赶”，将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手段。 毛泽东的“10.16”讲话当年没有公开发表，但其内容已广泛流传，而且在国人中形成共识。从此，“没有知识”、书读得越多越蠢，成了社会舆论攻击城市知识青年的武器，上山下乡也从“支援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式转变成一场强制性的、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2）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定位，导致社会舆论和宣传方向的急剧转变。 如果说，60年代初期的上山下乡是一场少数人自觉参与的精英活动，大都以鼓励、赞扬、肯定成绩，夸大其历史意义的方式来动员，那末从毛泽东讲话发表开始，上山下乡便明确定位成一场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政治移民运动了。所以，动员的形式也变成了“赶”。具体地说，就是夸大城市知识青年的缺点，渲染他们中间的“流氓”、“阿飞”现象，甚至抓住一些人的家庭问题，上纲上线，施加压力，造成一个不上山下乡不足以改变其面貌的大趋势。 比如：1963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号召“本届毕业生，热烈响应祖国号召，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边疆去，把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做一个能挑重担，能经风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言语间充满赞扬和期待，第二年4月6日，团中央提交一份《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就在称赞城市知识青年的同时指出其“缺乏艰苦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等等，开始逐步突出世界观改造的主题了。 毛泽东的“10.16谈话”出笼后，这种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调子又提升了八度。及至1965年元旦，路金栋对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广播讲话就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了。他说：“党号召你们走革命化的道路，下乡上山同农民相结合，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和社会上一部分落后势力，包括你们中间一些人的家庭在内，却向你们散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引诱你们走另一条道路，同革命化背道而驰。引诱无效时，他们又采取各种手段阻拦你们，向你们施加种种压力…… 与此同时，路金栋还批评了知青中的升学梦和“镀一镀金”的思想，甚至用“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帽子来恐吓和威胁。他说，“由于同工农相结合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又由于脱离了工农而返回到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道路上去，这样的知识分子，过去有，今天有，将来也还会有。因此，你们不仅要记住毛主席指出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反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这个唯一的标准，而且还要记住‘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了’这个中肯的告诫……”其实，60年代的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时代，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大多数来自工农家庭，他们本来就是工农的后备军，本来就要和老一辈的工农群众相结合。没有理由说上山下乡就是革命，留城工作，进工厂当工人就是不革命；更没有理由说“扎根农村”才算革命，回城就是“压迫老百姓”，就会滑到反革命的队伍中去。路金栋们无限上纲，夸大其词，甚至搬出陈年本本旧教条，以“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帽子相威胁，目的是强化“赶”的功能，但这种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压力已使城市知识青年感到惶恐和迷惘了。
以上山下乡的方式大规模改造城市知识青年，是这场运动的基本目的，但每年近百万的青少年下乡，又必然影响城市的安定和工业的发展，所以其可行性尚待证明。不过，在那一个特殊的年代，这种“证明”也应运而生了。那就是大三线建设和城市企业、人口战略大转移的战略构想。 （1）大三线和城市人口战略大转移的产生。 60年代，是一个冷战的时代。而我国，则由于台湾海峡的局势和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多了一份战争的敏感和想象。 1964年4月25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家建设中战备漏洞很多，具体而言，约为四点；其一，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60%以上的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其二，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和25个人口五十万至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保证；其三，主要铁路、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袭击的措施；其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有限，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所以很有必要对沿海城市、地区的工业布局予以战略性的调整。 这份报告迎合了当年的冷战思维，迎合了“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分析，因此也深深地剌激了毛泽东的神经，并且在老人家的脑海中翻腾激盪，迅速形成一个建设大三线的伟大构想。 5月10日，毛泽东聆听国家计委汇报，得知铁路建设能力有限时，感慨万分地说：“酒泉和攀枝花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谈话，提出要搞一、二、三线战备布局，特别强调建立四川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他说，大家如果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通不通汽车？不通，我就骑毛驴下西康。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 6月6日，毛泽东再度发表讲话，重申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他的讲话终于得到与会人员的共鸣。由此，“三五”计划的重心转入备战，一个建设大、小三线的战略布局开始产生。 （B）大三线、城市人口战略大转移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结合。 所谓大、小三线建设，带出另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对沿海地区、大中城市的建设实行停（停建新项目）、缩（缩建在建目）、搬（将一些单位全部搬到三线）、分（将一些单位一分为二，部分搬迁）、帮（即一、二线企业对口支持三线单位）；那就是“伤筋动骨”，来一场沿海地区、大中城市企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战略大转移。 但平心而论，这种“大转移”毕竟只是一个工业布局的问题，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风马牛不相及，但奇妙的是，在那一个极端主义的年代，却也终于联系起来，并且由于领导层的信口开河，随意发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推进器了。 第一个把大三线建设和全国人口大挪移联系起来的是周恩来。他在1964年5月28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第一个把大三线建设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合起来的是谭震林。1965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农林口总负责人的他谭震林提出一个“把安置工作和中央新精神结合起来”的新思路，并且作出个惊人的构想。 他说：“从工业来讲，京广铁路以西是第三线，而农业都是第三线。”所以，“要把知识青年安到那里去。”他还说：“去年我国的原子弹一爆炸，赫鲁晓夫一下台，我们就特别引人注目了……我们有那么多山，丢个万把特务下来是有可能的。丢下特务来就捣我们的乱，这里杀人、放火，那里爆炸。所以我们要占领山头。谁去呢？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去，像江西办垦殖场那样，把山头通通占领。福建、浙江、江西和苏南、皖南以及河南、湖北、四川的山头都得占领。这叫第三线，我们要加强这个三线。”谭老板的“高论”荒谬绝伦，本来不值一议，但是在那一个荒谬绝伦的年代，居然也变成了真理。因为，这种谬论体现出“一雷天下响，全国齐呼应”的时代精神，有利于树立“大三线”建设的绝对权威，有利于在“大三线”的战略思维中大规模地疏散城市人口，大规模地清洗“修正主义社会基础”。谭老板也一鸣惊人，刹那间成为推行“新战略”、“新思路”的得力干将。 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确认了这个“占领山头，开发山区”的新方向。 同年8月26日至9月14日召开安置工作座谈会，研究和制定“三五”期间的全国安置规划。农垦部副部长肖克受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委托，以专题报告的方式把谭老板的思想铭刻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丰碑上。他说：“上山与下乡相结合，两方面都要安排。但从全局来说，主要是上山。这是安置工作的战略布局，也是农村中备战的主要方向。”因为，“全国有宜农荒地9.8亿亩，宜林山地26亿亩，宜牧草原15.4亿亩，这些地方都等待我们的青年去开发、去建设。”从此以后，“下乡上山”更名“为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也脱离了请贫下中农“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当老师的大方向，转变成一个占领山头，建造人肉烽火台的浪漫构想了。 几十年之后，顾顺章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引用当年的统计资料，描述了这场百万知青上山干革命的图画，依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甚至流露出一股大跃进时代特有的兴奋和冲动： “如九江地区创办56个小型社办林场，安置916名青年”…… “四川达县地区先后办起610个林牧场，有15700名下乡人员进场劳动”…… “如广东梅县建立了59个上山队，安排6200人，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垦复山地4297亩，其中造林3565亩，培育苖圃200多亩，改造山坑低产田475亩”…… “又如福建平和县山区由点到面发展到497个耕山队，队员扩大到7574人，其中青年占7.5%以上，耕种农田1.8万亩。几年里攻下300多个山头，营造林木53300亩，茶、果9800多亩”……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提出……凡是有山的，一个团支部去占领一个山头，从耕山队搞起，毎个团支部搞100亩粮田、1000亩林地。如果1万个支部这样办了，全省就可以攻占1万个山头，这比办国营农场好得多”…… 但是，这场“攻占”山头的“人民战争”能给“耕山者”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呢？城市知识青年能在这一轮“大跃进”中学而致用，赶上风靡世界的工业化潮流吗？无论是当年的资料还是引述者的研究，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只能在上述的资料中，在推介福建平和县经验的一大堆“成绩”后面，找到了一个“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的短句。 那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年代---一个只谈奉献的年代！一个为了“磨炼”而“磨炼”的年代！ 然而，这个年代创造的“磨炼”才刚刚开始。随着形势的发展，它还将大浪淘沙，荡涤整个青年队伍，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开辟出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新纪元！
第五章 1964—1967（下） 当上山下乡定位为支援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侯，它吸引的是一群热血青年，推行的是一场精英运动。然而，当上山下乡转化成一场思想改造运动时，它就必然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在城市知识青年的群体中，谁最落后？谁最反动？谁最迫切地需要下乡改造？ 于是，上山下乡的对象开始改变了，它终于从一场少数青年献身国家的精英运动，蜕变成一场遣散和改造“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移民运动，并且从此扯大旗，当虎皮，在“革命”的口号下行使着绥靖城市，清洗异己的政治任务了。
（1）把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扩大到青年一代的政策，起源于1957年。 1957年的一场反右斗争，把人数不少的大、中学生卷入其中。这些人大都来自富裕家庭，所以又引起人们对家庭出身和阶级“烙印”的种种联想。从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为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寻找阶级根源、挖掘家庭影响，成了青年工作中的惯用手法。所以，1958年起，所有机要部门和重要岗位都开始拒绝招收反动阶级子女。大学中的军工、外事、财贸、新闻甚至教育等专业，都列为“机密专业”，都对反动阶级子女关上大门。1961年，教育部又发出通知，重申“各级师范学校……今后，凡学生家庭属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的原则。 当然，在若大的青年队伍中，“家庭属五类分子”的只占极少数，他们的沉沦并没有影响大局。青年，在国人的心目中，在青年一代的自我感觉中，仍然是一个团结、统一、朝气蓬勃的整体，仍然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和共和国未来的希望。但到60年代中期，中苏论战风起云涌、“防修反修”的呼声遍及全国，所谓“五类分子”子女、反动阶级子女、资产阶级子女、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等等，都在政治旋风中搅成一团，这个打击面就骤然扩大了。 （2）阶级斗争极端化的理论人为地分裂了青年一代。 1964年6月，毛泽东作出1/3权力落在敌人手里的分析，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子女和“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青年”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列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了。 据知青史透露，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思想，对青年现状作了一个爆炸性的分析：“修正主义在青年中间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怀着阶级报复思想的五类分子子女，一个是轻视劳动，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知识青年。”“我国现在资产阶级分子100万人，以平均一个资本家4个子女计，全国就有400万资产阶级子女，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有一个子女接班，就出现100万资本家的继承人，尤其严重的是还会扩大阵地”，甚至认为，由于修正主义的影响日益严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青年仅占20%左右。于是，“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概念开始流传，它不但包括了“五类分子子女”，还包括了所有资产阶级子女，包括了出身于无产阶级，但却“轻视劳动，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只专不红”的青年学生。而且，按照两头小中间大的毛氏政治统计学估算，既然“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青年只占20%左右”，那末，20%的青年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继承人和殉葬品，60%的青年就是动揺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骑墙派”。换言之，80%的青年都是不可靠的了。 由于这种荒谬的分析，青年工作也陷入阶级斗争极端化的旋涡。青、少年学生和队伍也开始两极分化了。红五类子女成了“依靠对象”和教育革命的“中流砥柱”，出身黒七类和“只专不红”的学生则被划为“修正主义社会基础”，并且受到公开的排斥。他们的言论被监听、记录，或则向“组织”汇报，或则在班级中公开批判，甚至写入档案，打上“不宜录用”的印章。这些人被内定为上山下乡对象，不断受到学校、街道和父母单位的“动员”，天天接受那些上山下乡改造世界观的歪理。其实谁都知道，和升读哈军工的毛远新们相比，这条另类的“接班”道路是何等的崎岖、险恶和漫长。 据罗丹《知青笔记》记述，1964年9月长沙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的6000知青，其中“黑五类子弟”占85%，而在白水等地还可上升到95%。 据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记述，“1966年2月从成都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青中，据一个女知青回忆：‘仅仅因出身不好而被拒之于学校门外的，在我场知青中约有百分之六七十。’”据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透露：1967年7月1日，中央安置办来访接待站向周恩来汇报时提到，“湖南省长沙、衡阳、郴州、黔阳等地20多位安置部门的干部反映……全省近5年（指1962--1966年。引者注）有6万多城市青年下乡，其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70%。”可见，当年借助上山下乡清洗剥削阶级子女的情况何等严重。它绝不是某个地区、某个省份的偏差和错误，它是整个运动的目的和方向的反映！正因为如此，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社会舆论，都极力排斥文革前的下乡知识青年。甚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把他们看成是一批出身复杂，思想反动，理应清洗和整顿的渣滓或群氓。 （3）1965年，剥削阶级子女的上山下乡步伐。 A．为了促使资产阶级子女大规模地走进农村，当年还树立了一批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青典型，刻意渲染他们“背叛”家庭的革命行为。其中有陈国基、鱼姗玲、杨永青等等。 据报道，陈国基出身于南非华侨富商的家庭，回国后就读于广州华侨补习学校。1961年高中毕业，他拒绝出国承继父业，也拒绝了父母让其滞留城市当闲人的好意，最后上山下乡，到广东省国营珠江农场务农，走上一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至于鱼姗玲、杨永青，都出身于上海资产阶级家庭，魚姗玲拒绝跟随父母移居香港，毅然走进荒凉的大西北。24岁的杨永青还辞去营业员的工作，写下“冲破万重关，创业在新疆，一心为革命，誓死不回头！”的血书，来到新疆石河子务农。 这类典型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并且“背叛”了自己的出身，与父母展开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二是扎根农村、扎根边疆，不断以“二等公民”的谦卑和驯服，深挖狠批自已灵魂深处的剥削阶级思想残余。 这些“丑小鸭”成为“白天鹅”的神话，曾使人们赞叹不已。不过，由于70年代落实政策，资产阶级的华侨“巨商”变成国际友人，他们的子女不再纳入上山下乡范畴，陈国基的名字就逐渐淡出，最后从官方知青史的荧屏上完全消失了。 B．1965年的上山下乡，完全向资产阶级子女倾斜，还体现在当年的两件大事上。其一是周恩来在新疆接见上海知青，其二是《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尽管这些资料都抹上了一道“关爱”的华彩，细心者仍然可以发现，当年的“关爱”都笼罩着阶级斗争的乌云，建立在一个不平等的基础上。 比如，周恩来在石河子接见上海知青时说道：“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周恩来的讲话无疑出自爱护青年，但人们仍不能不发出疑问:眼前的小青年除了上山下乡远离家庭外，还要如何划清家庭界限呢？他们刚刚踏入社会，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社会关系”呢？这些隐私又如何才能“交代清楚”呢？如果资产阶级子女上山下乡后还有如此多的特殊任务，他们还能和其他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吗？ 又如，《中国青年报》社论《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曾被史家们认为是铨释“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典范。其实，字里行间都包含着对资产阶级子女的歧视，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一个时代的烙印： 社论说：“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子女从小同他们‘住一屋，睡一坑，吃一锅’，是他们首先要争夺的对象。”社论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理论中的、抽象的剥削阶级（它们）和现实中的知青家长（他们）等同起来，并且统统丑化成“不甘心死亡”的敌对分子。这是何等卑劣的政治诽谤和诬陷！ 社论又说：“对于剥削阶级子女来说，家庭的影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的形成，往往起着不小的作用，有的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不少的作用”轻轻一笔就变成“决定性的作用”，暗示出剥削阶级子女的问题就是阶级本质的问题了。试问，这样的青年还能和工农子弟平起平坐，携手共进吗？ 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如果不引伸到青年一代，就必然随着老一辈人的离世而消亡，就没有发展前途可言。所以，它必然要在青年一代中“挖”出一些潜在的“敌人”，并借此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证明阶级斗争代代相传，证明阶级斗争的理论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然而，这种理论一旦产生，就必然把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和个人表现混为一谈，必然产生出一种以阶级出身划线的政治血统论，必然加速了青少年队伍的分化和对立。 所以，1964年和1965年的参军、升学、进工厂都特别讲究家庭出身，反过来，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却成了“反动阶级”子女的专利。一大批“反动阶级”子女，“剥削阶级”子女和“修正主义社会基础”，开始从正常生活中游离出来。他们怀着“原罪”的自卑，“赎罪”的虔诚，战战兢兢地走进“广阔天地”，诚惶诚恐地接受“脱胎換骨”的改造。他们付出了辛劳，贡献了青春，期望着主流社会的宽恕，期望着重新走进“革命”的行列，奔向那一个即将到来的红彤彤的共产主义天堂。但是，当他们到达农村之后，却又蓦然发现，无休无止的“考验”依然追随着他们。他们已经被这个社会永远永远地抛弃了。
（1）文革伊始，上山下乡成为清洗“牛鬼蛇神”和“狗崽子”的政治工具。 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处在理论宣传和真正目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口号满天飞，道德理想主义的调子振天响，；一方面又把上山下乡当作清理城市异已的政治手段。所以，在上山下乡的“洪流”旁边，天天有“开除公职，遣送回乡”的“阶级敌人”，而在下乡知识青年的队伍中间，又常常出现一些有犯罪记录的青年。如北京有关部门曾把一批“工读”学员安插到内蒙古临河县“上山下乡”，甚至不准接收单位翻阅他们的档案；天津市安排2000多名知青到河北省落户，也在其中安插了70多名犯罪青年等等。及至文革初期，当权者就干脆掀起面纱，公开把上山下乡当成是清洗异已的政治工具了。 1966年8月，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北京市二十六中）的红卫兵们发出个《破旧立新一百例》，宣告： “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没有工作者一律回乡生产。”“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们：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到边疆参加劳动生产！”“今后凡不服从国家分配者，派出所一律不许给在市内找工作，让他们去边疆。”这些娃娃们的胡言乱语，本来不屑一顾，但却意外地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纵容，并且发展成一场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泡制了一系列抄家、游街、殴打和强迫政治异已分子及其子女迁徙回乡的暴行。 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又发出“3.18布告”，规定11种人（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及其家属应当遣送回农村；同年3月23日，北京市当局又泡制了一份《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指岀66年被遣送到农村的部分人又回流城市，其中多半是“11种人”，所以凡“符合处理办法”的，还应该继续遣送。可见，这种大清冼一直没有停止。据后来的不完全统计，当年北京清洗“11种人”85000多，连同家属、子女，共计125000人。而全国被遣送回乡者，竞高达100万人以上。 这些另类的“上山下乡”充分说明，光荣的上山下乡与不光荣的遣送回乡其实只有一字之差，一纸之隔。它们同样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产物，是净化城市的特殊手段，是“党同伐异”的政治大移民。 （2）文革初期的上访、诉苦、串连，构成知青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血统论的蔓延，知识青年在农村的政治地位也骤然下沉了。往日的“先锋”、“桥梁”和“革命事业接班人”，突然变成了“黑七类”狗崽子，变成了“贫下中农”审查、管治和“专政”的对象。于是，城市知识青年的乌托邦梦想彻底破灭了，他们再也无法“扎根”和“革命”了；于是，知青中出现了第一次回流风潮，并且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而异军突起，成为一批另类的“造反者”。 最初，这些被社会遗弃了的青年，还以为自己拥有学生的身份，享有造反的权利。他们带上红袖章，扛起大红旗，穿州过省，到处串连，甚至三五成群地跑到国务院知青办上访、诉苦。“据当时在中央安置办公室工作的同志回忆，过去接待下乡知青上访的人数，每天少则3、5人，多则7、8人，很少有超过10人的时候，他们主要是要求解决下乡插队中的具体问题。”（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但是，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和政治血统论的流传，农村已经没有知识青年的立足之地，这些“贱民”就越来越偏激，越来越“暴戾”了。 顾洪章记述：“当时各地涌向北京的下乡青年就有六七万人。”“1966年8、9月间，从广西等地来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首先占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档案大量散失，公布了处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他们的‘造反’心态不同，一些人难免带有某种报复和泄愤的情绪。”“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平心而论，知青们的串连、造反、抢档案、揪斗政府工作人员等等，都是对红卫兵运动的模仿，其能量尚不及红卫兵小将的十万分之一。但是，掌权者心中明白，文革前的知青大都是非无产阶级子女，他们的“造反”不但有“右派翻天”的嫌疑，而且有损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光辉”形象，所以必须划清阶线，予以警愓、关注、谴 责和及时的回击。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明确地把下乡知青和学校红卫兵区别开来。通知说:“前几年下放农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1月18日，《文汇报》发表社论《坚持上山下乡，支援外地建设的正确方向》，迫不及待地重申：“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措施。我们过去这样做了，现在、将来还要继续坚持这样做下去……这个大方向是不可动摇的。”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处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命令:“所设联络站，一律撤消”，甚至发出训斥、警告和恐吓:“在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人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的坏分子，要彻底清查，依法严办”。 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取缔非法的全国性群众组织的通告，首都革命派夺权斗争委员会、首都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总部发出《通牒》，宣告全国性的知青组织是由一小撮阶级敌人网罗一批牛鬼蛇神和社会渣滓拼凑起来的“反革命组织”，并勒令其“立即解散”。 于是，全国各地展开了一场对知青组织的大诽谤、大围剿。刚刚兴起的知青运动便逐渐低落，最后淹没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激流下面了。 （3）1967年夏天，知青运动的第二个高潮。 1967年5月，知青运动重新兴起。他们的队伍扩大了，目标也更明确了。他们摆脱了诉苦、请愿和乞求怜悯的低级状态，直截了当地提出回城的要求！ A.“户口保留证”的废除，激怒了60年代初期下乡的广州知青，他们纷纷回流城市，并以平沙农场6123兵团为中心，到省军管会门前静坐，要求兑现回城入户的政策。 这些特殊的知青认为自已有文革前的政策为依据，有依法回城入户的一线希望，所以其行动也很有节制。他们不大参与两派斗争，即使“造反”、“静坐”、揪斗当权派，也尽量小心谨慎，避免做成太大的伤害，因此也得到社会的同情。但是，八月武斗随之而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平息纷争，促进两大派联合，中央发出《10.8通知》，以全面压垮知青组织的办法为两大派的斗争抽薪灭火，持证知青的处境便迅速恶化了。 11月14日，周恩来接见广州两大派赴京代表时说：“户口保留证”是陶铸泡制的。于是，风云突变，是非颠倒，扰嚷了两年的户口保留证问题终于有了一个错误的定论，数万名下乡知青成了平息派别斗争的牺牲品，他们兑现合同、回城入户的合法权利也被强行剥夺了。所以，这样一群下乡知识青年又借助两派大联合的时机，组织了持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发动了万人集会游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从农场迁出户口，但却无法在广州入户，于是又占领粮食局，向撕毁合同，阻挠知青入户的政府机关发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最后谴责…… B.广州有一批1966年9月被强行遣送下乡的知青组成“669”兵团，以“反迫害”、“大平反”的名义造反，宣泄其不满和仇恨。他们的“大名”常为文革史、知青史提及，但相关人员的回忆却始终缺失。 C.知青运动中大量存在，并且最具影响力的是1964-1965年的下乡知识青年。这些人年纪最小，稚气十足，大都效法红卫兵运动，投身于大鸣大放大串连的行列。但是，他们的“革命行动”却受到普遍的歧视和抵制，最后只有啸聚成群，办起自己的兵团和总部来了。 他们中的一些人卷进了两派斗争的旋涡。正如周恩来在11月14日讲话时说：“武斗的时候，你们需要帮，给点粮票，给点钱，给住的地方，他们就很高兴了，一呼就来了。这种人是最容易闹事的……”“这部分人从本能上不希望对立两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因为一旦实现‘大联合’，他们在城市就会失去派性组织的庇护，难以立足。但他们又不愿意失魂落魄地返回农村去。于是形成‘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落实到行动上，便是‘最喜欢闹事’。”其实，这一类的知青始终只是少数，之所以夸大他们的破坏作用，把动乱的责任推给他们，无非是为“浴血奋战”的两大派寻找一条体面地下台的途径罢了。 其实，大多数的下乡知识青年只关心自己的城市户口，只关心自己亲历其境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写大字报，印小字报，在“砸烂刘少奇黑安置”的口号下控诉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暴行，揭露这场运动歧视非无产阶级子女，扭曲青年一代的面目，都是为了摆脫那一个时代的囚笼。 据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记述，一篇署名“邵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小兵司令部”的文章就上山下乡提出十六个问题，如“为什么国家发展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宁肯抽其它农业人口，却不抽调城市下乡青年？为什么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使用一套高压和欺骗手段？为什么要在动员中规定任务？并可以顶替？名额上则是多多益善，知识青年像旧社会去充军还是像到农村去干革命？”据海外老知青施明在《老三届之前的拓荒者》一文中回忆：“湖南长沙有一个叫“山鹰战斗兵团”的知青组织（成员是六五届的中学毕业生），一篇题为《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全文篇幅四大版报纸……指出‘上山下乡运动实质是荒唐的移民运动’，‘知识青年的生命在寂寞中燃烧，而火焰又将在缺氧的环境下熄灭’，文章的结束语借用了鲁迅的名句向社会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作者还颇有感触地写道:“这是时代的檄文，历史的见证。它提醒和启发人们思考的命题，比现在足足提早了三十年！”（4）长沙知青大逃亡。 1967年8月，道县的派性武斗演变成杀戮“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暴行。当地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告：“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与之相邻的江永首当其冲，知青中的“黑七类子弟”也陆续上了“斩尽杀绝”的黑名单。 8月17日，长沙知青王伯明正在饭店吃早餐，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举铳便射，王伯明鲜血喷溅，当即死亡。当晚，王伯明的同队知青都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幸好石枧村的农民深明大义，他们在支部书记带头下，掩护王伯明的妹妹（年仅12岁，是学校停课后到农村暂住的）和知青们逃走，他们赶了四五十里山路，终于把知青们送到6950部队驻地。 同一天晚上，江永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的知青也被集中到队部接受“再教育”。民兵们当场枪毙了两名地主、两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妇女，声言“今天的处决只是第一批”。于是，全队99名知青（包括女知青怀里的小孩）连夜逃亡，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逃离民兵的控制范围，来到部队驻地，最后在解放军协助下赶到车站，分别搭乘三部“运尸车”回到长沙。 8月19日，屠杀继续升级。零陵地区又有9名长沙知青死于枪杀，15名受伤。为了阻止知青逃走，民兵炸毁了江永大桥。截断了长途汽车的通道。知青们只能分为三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全州，走麦岭，翻过都庞五岭去广西灌阳。 翻越都庞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岭就到了灌阳。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叉路多，走到悬崖绝壁时幸遇灌阳方向而来的山民指引；虽然几次遭遇民兵拦截，但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终于安全通过。但是，沿着其他线路逃亡的知青就多灾多难了。 江永大桥炸毁以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的四名男生搭上一部过路邮车，结果在寿雁被抓，关了六天，每天都惨遭民兵殴打、折磨。幸好有一个当地人认出了他们（这人的兄弟曾在白水搞过社教，他往来白水多次所以认识），最后找来了一辆马车，装满稻草，把四人藏起来，才戏剧性地救了出去。 也有一些知青心存侥幸，以为返回生产队“抓革命促生产”就会得到宽恕。结果本村农民承诺“宽大”他们，外队的民兵却蜂拥而至，把他们赶到山坡上，演了一幕“假枪毙”的闹剧。知青们遭受恐吓后，只好纷纷加入逃亡行列。他们逃离农村后，又在部队的帮助下汇集一起，坐车离开了江永。一路上还不断遭遇武力堵截，枪口的对峙，几经艰险才闯了过去。 几天后，数千名逃难知青不约而同地出现在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全州的火车站台上。这些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形同乞丐，吓坏了乘警和车站工作人员，拼死把他们堵在车门之外。于是，一场大骚乱爆发了。知青们冲向列车，用石头、扁担砸玻璃，不顾死活地往里爬，并且拼发出愤怒的吼声：“黑七类子女何罪！知识青年何罪！”火车时开时停，当地警察和驻军都闻讯而来，并且荷枪实弹，把知青们当成暴徒团团围住。后来双方交涉，得知逃难知青的真实处境后，才准许他们上了火车。 还有一支从牛路口出发的知青队伍，他们接到了知情人的报信和公社武装部长开出的一张路条：“本来今天晚上要杀你们，是武装部长说了明天再杀……”于是连夜奔逃，赶到车站。这些人几天水米未进，但是却没有广西粮票，连一个馒头都买不到。他们的代表向车站求助，也遭到断然拒绝，最后断然采取卧轨行动。37名知青走上了铁轨，16名男生在前，21名女生在后，一个挨着一个躺下。相持几个小时后，车站才临时加挂了车厢。 8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6000知青终于回到了长沙。他们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衣衫褴缕，蓬头垢面，几乎看不出年龄也分不出性别。至于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几乎不似人形了！
1967年10月8日，笼罩在知青头上的阴霾尚未散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联合发出《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斩钉截铁地否定了知青的回城行动。《通知》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所设的联络站，要立即撤销。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坚持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以非法手段强行在城镇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对于策动、组织和指挥打、砸、抢、抄、抓的少数坏头头和混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采取专政措施。”于是，刚刚捞回一条性命的知青又面临着重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命运。一年以后，清理阶级队伍的二十四级台风刮起，全国的知青组织终于一扫而光，文革初期的知青“造反者”、最早站出来争取知青权益的斗士们，终于在“缺氧的环境下熄灭”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革初期的知青是最为悲惨的。他们奉献了理想和真诚，却收获了侮辱和伤害。他们心碎了，他们的精神崩溃了。“知青是20世纪的农奴”！“知青的命不值一分钱”！于是，有人在造反中颓唐，在捣乱中宣泄，在对抗中走向反面;在武斗中走向死亡。但是，更多的人却在狂潮过后选择了沉默，并且永远地把自己封闭起来。 （据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记述：作者和某些中学红卫兵曽下乡“调查研究”知青的状况，但硏究对象却十分冷淡，所以，“在与一个知青点的五个知青共同生活的几天中，他们只是闷头吃饭干活，竟没人肯与笔者讲话，当然他们之间话也极小……”无独有偶，四川的老三届知青也曾在网上回忆道：在他们知青点附近的山林上，住着一群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这些人离群索居，十分孤僻，从来不和山下的知青来往……） 但是，文革中的知青也是最为辉煌的。他们孕育出遇罗克、张木生这样一批斗士，留下了《出身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这样一些惊世骇俗的文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在1957年的政治风暴中沦落红尘，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因为这样，遇罗克虽然刻苦读书，成绩优异，仍然无法升读大学，最后只能上山下乡，支援农业，。1964年，遇罗克因病回城，但仍然未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许正是这种痛彻心扉的个人经历，使他对红卫兵运动的抄家、抢掠和猖獗一时的政治血统论深痛恶绝，最后拍案而起，向“受压抑最深的青年”发出“起来勇敢战斗吧”的呐喊。 遇罗克是文革期间最为勇猛坚强的斗士，遇罗克的《出身论》也堪称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篇人权宣言。正如定宜庄在《中国知青史--初澜》中所说：“遇罗克被誉为‘划破夜幕的陨星’，‘黒夜中一道剌目的闪电’，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他是这一代知青的骄傲。”同样，文革初期的知青运动也是最为壮烈的。正是这样一批“群氓”，第一次揭露了上山下乡运动背后的阶级歧视，第一次喊出了“我要回城”的口号。他们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被那一个时代彻底埋葬，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延续下来，最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上访、静坐、绝食和知青“大回城”。 文革初期的知青运动死了！文革初期的知青运动用自己的血和泪換取了下一个上山下乡新高潮！
第六章 1968—1971（上）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第一次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公开表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热浪冲天，举国欢腾，一场与红卫兵运动兴起不相上下的上山下乡新高潮轰然而起，遍及神州。 知青作家叶辛回忆：“最新最高指示一发表，上海城沸腾了，几十万革命的师生员工连夜上街游行，锣鼓声直响到深夜。不少同学当场写出了决心书、保证书，刷出了大幅标语，有人还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纷纷豪情满怀地表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闹革命’的雄心壮志”当年的报刊也报道，成都市19中的红卫兵举着“坚决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决心书，一边奔跑，一边高呼口号，朝四川省革委会涌去。由于“表演”出色，终于得到“奖励”，全校1000多人全部到川滇交界的农村插队落户。与此同时，集体分配，全班下乡“一片红”的事迹陆续出现。最为时髦的是，天津市湾兜中学的30名学生和1名教师，竟然徒步行军51天，赶到2000余里之外的山西平陆插队落户。 然而，当年的小青年又何曾知道，这种“民心”、“民意”是如何由一个伟大的政治推手策划出来的呢！
1967年9月，武斗结束，大联合的趋势已经形成，红卫兵运动的黄金时代即将过去，数百万“革命小将”将转化成社会的赘瘤，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溶化在远离城市、远离政治斗争中心的“广阔天地”里。于是，新一轮的上山下乡宣传开始了，新一代的下乡典型也应运而生了。 1967年7月，北京中学红代会政治部的头头、《兵团战报》负责人曲折等人发出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本来，这只是青年人头脑发热的狂想，是红卫兵运动中层出不穷的“创意”之一（当年还有人要越过边境去打倒苏修，解放香港，甚至直奔越南、老挝、缅甸，掀起一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斗争呢）。但是，曲折们的倡议却正好成为红卫兵上山下乡的切入点，于是马上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并且包装改造，广为宣传，终于一夜成名，成为一颗颗光芒夺目的政治新星，他们的“红卫兵大学”也顺理成章地飞到大草原去了。 10月9日，这群现代蔡元培踏上“办学”征途。他们在有关部门的精心策划下，来到天安门广场，向着城楼上的巨幅画像庄严宣誓，表示“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不回头。”如此精彩的一幕，当然通过庞大的宣传机器传遍中国，但是，报道中已经没有“红卫兵大学”的实施计划，“蔡元培”们也还原为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城市知识青年了。 11月11日，北京市又发动和组织了1200个中学红卫兵落户内蒙古和北大荒，“头头”是另一个红卫兵干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北师大附中的“学生领袖”何方方。据悉，此人是刘少奇女儿刘平平的同学，而刘平平是工作组进驻学校时的红人，于是，与刘平平对立的何方方便有幸和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扯上关系，成为当年的“造反”英雄，并且在新一轮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光华灿烂，变成一颗“再立新功”的政治明星。 11月27日，李镇江等55人以“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的名义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的申请报告。次年2月8日，他们动身到云南西双版纳，成为首都红卫兵第一批光荣落户云南的“勇士”。 还有一个孤身只影地走进农村的知青蔡立坚。她是1965届的中学毕业生，文革初期外出串连，途经山西省榆次县杜家山，被这个位于三县之间，海拔1500米，仅有5户16人4个劳动力的贫穷山村所感动。1968年3月，她重回此地，扎根落户，最后把母校的同学、打派仗的“冤家对头”，都吸引到这片土地中来，成为文革期间第一批到公社插队的下乡知识青年。 传统的知青史把他们称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其实，对于整个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来说，他们只是劫后复兴的先遣队而已。他们的脫颖而出，红极一时，似乎只是为了告诉人们：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一定要坚持到底的。
（1）中小学毕业生纳入毕业分配范畴。 1968年，文革进入“大联合”、大夺权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红卫兵运动也完成其“闹一闹”的作用，迅速地走向灭亡了。 4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黑龙江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赫然加上一段“最新指示”：“毕业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于是，地动山摇，万众欢呼，红卫兵又循例庆祝了一番。但是，小将们却不知道：中国教育史上从此多了一个中小学毕业生分配的新问题，中学生的脖子也从此套上了一道无影无形却又无法挣脱的千斤锁链。 按照建国以来的政策，大专院校学生是国家出资培养的，毕业后作为专业人才使用，并且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所以，国家对他们拥有毕业分配权；所以，不服从分配是一种侵害国家权益的违约行为，它将记入违约者的档案，永远不受重用，甚至连进入国营企业的资格也没有。但是，中学教育却是由学生家长自己出资的，它不属于国家培养的范围，所以从来不存在所谓“毕业分配”的问题。换言之，中学生一旦拿到毕业证书，便与学校了结关系，其生活由家长负责，其就业由当地劳动部门解决。具体的程序是，由劳动局登记备案，推介给企业，最后由企业与求职者建立劳动关系。平心而论，这种方式未必最好，但也划分了国家和家庭在培养青年学生中的责、权、利，成了政府和民众20年来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1957年，毛泽东试图打破这个游戏规则，提出个“统筹兼顾”，“统统管着”，但反映不佳，最后只能束之高阁。1964年，全国推行上山下乡运动，这种“统筹兼顾”，控制就业渠道的思想又死灰复燃。按照当年的规定，中学毕业生登记就业后都必须参加为期半年到一年半的“学习班”，接受劳动锻炼和上山下乡教育，最后根据“学员”的家庭出身、政治表现统一安排。所以，在老知青的记忆中又多了了一些关于上山下乡讲习班的故事。后来，文革开始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国家全能主义也被推到不容质疑、不容抗拒的顶峰，这种“统筹兼顾”，“统统管着”的手法就干脆以中小学生毕业分配的新形式断然登台了。 所以，1968年4月开始的“中小学生毕业分配”，标志着20年来的游戏规则完全结束。从此以后，家长对于子女就业的监护权被全面裭夺，中学生对自己的前途也失去其选择的权利了。城市青年从此被綑绑在国家全能主义的战车上，“一锅端”上山下乡的大趋势开始形成。 需要补充的是，由于不懂得（或者是有意识地掩盖了）“毕业分配”的历史沿革，史家们都作出了错误的解读。如顾洪章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云：“由于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因此，1966、1967、1968年三届毕业生的出路问题也提到了日程。”“文革形势的发展，尚留在小学急待升学的69、70两届学生的压力，已不容许他们继续留在学校。国家必须就他们的出路问题尽快作出抉择。”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也说：“大批毕业生积压在学校，终日无所事事，妨碍了学校教学、招生工作，少数学生成了脱缰的野马，在社会上聚众斗殴，扰乱滋事，严重影响到社会治安……”其实恰恰相反：不是毕业生愿意“积压”在学校，而是新出炉的“中小学生毕业分配”把学生重新圈禁在校园内，从而造成了“妨碍学校教学、招生工作”的结果。颠倒了这个因果关系，就无法还原历史的真相了。 （2）红卫兵失宠和两个“再教育”指示的出笼。 A．红卫兵失宠是“一锅端”上山下乡的预警。而转折点则是清华大学“7,27”事件和毛泽东“7.28”召见红卫兵五大头头。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组织工宣队员进驻清华大学，以图平熄武斗，控制局面，实现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但是，这项决策却遭到学生的抵制，并且发生了武斗，当场打死5人，打伤731人。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头目，作了长达数小时的训话。他谈及红卫的命运，谈及所谓“斗、批、走”和“斗、批、散”的问题，最后警告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杀人、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土匪、国民党，就消灭”。 上述讲话已被官方史书广泛引用，但在韩爱晶的回忆中却另有一番情趣。他似乎忘不了老人家的慈祥和宽容，忘不了毛泽东对他的称赞，忘不了毛泽东谴责蒯大富时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更忘不了毛泽东临走时又回过身来叮嘱大家不要为难“小蒯”的护犊之情。因此，韩爱晶仍把当日的会见描述得温馨浪漫，甜蜜动人，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红卫兵运动的覆亡与“7.28”讲话毫无关系。这些红卫兵头头似乎永远不会懂得，“长亭折柳”，“临别依依”，正是老政治家们割袍断义、反目成仇的传统礼仪，是兵戎相见，血流成河新局面的开始…… 曽记得，那位自称为“小小老百姓”的老夫子告诫我们：小心啰，车子要拐弯了！果然，风云骤变，形势急转，工宣队走进清华园。紧接着，毛泽东又把巴基斯坦友人赠送的芒果转送给“工人阶级”，并借此传递出另外一种政治信息：伟大领袖的“慈爱”已经转移了，“小将”们又要悲戚戚地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了。 B.再教育指示给大学红卫兵划定了阶级归属。 为了断绝学生们的“造反”欲望，毛泽东连续发出两个“再教育”指示，为其划定了“成分”： “……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己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与此同时，《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阐述了两个“再教育”指示的含义：对老知识分子来说，接受“再教育”是“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对于中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是因为“过去是在修正主义毒害……现在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于是，所有大学生都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残次产品。不管他们是已经毕业并且享受着干部、工程师、技术员待遇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是在校的大学生，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头头，都与旧知识分子同属一个阶层，都同样要接受工农阶级的再教育。 颠来倒去的历史又在“再教育”的旗帜下“颠倒”了一次。那些曾经用揪斗知识分子来展示其革命天赋的大学红卫兵们，又概莫能外地变成了知识分子了。他们也得仿效讲师、教授的样子，在工宣队面前卑躬屈膝，战战兢兢地朗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了。 （3）工宣队成了强迫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工具不过，1968年下半年的中学红卫兵尚未“定性”。他们是在工宣队全面进驻学校的威摄下，在“复课闹革命”和上山下乡动员中感受这场“再教育”的“余震”的。 “教育”的基本内容是：“狠抓毕业生的世界观改造，”“克服一部分人头脑中留恋城市，不愿到农村不愿到边疆，不服从国家分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 “教育”的具体手法是:A．把上山下乡说成是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唯一道路。从而再推导出“不下乡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结论。 B．抓学生中的思想问题，上卦下联，开展指桑骂槐的“革命大批判”。比如说，学生想升学，就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学生不愿下乡，就批刘少奇的“读书当官论”。总之，谁不顺从谁就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谁就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C．抓住学生中的不满言论、顽固典型，红卫兵运动中的打、砸、抡分子，用“学习班”的方式围攻、斗争、批判，大肆宣扬中学生中的“阶级斗争”，以达到杀鸡警猴，驯服大多数人的政治目的。 D．抓住一些剥削阶级子女的家庭问题，学生家长的政治“污点”，鼓吹学生中的“阶级斗争”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遥相呼应，强迫家长及其子女就范，等等。 当然，这种早期的“再教育”已经打上了阶级暴力的烙印。正如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从《红卫兵战报》中摘录的“领导阶级”的“名言”那样： “你纵有千条妙计，我仍有一定成规。你不服从分配我不分配！凡是你想去的地方我们都不分配！”“你们该清醒清醒了，大学升不了，工程师当不成了！专家的路行不通了！你们官也做不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都完蛋了……”“你们如果再赖在城里不走，通知街道，连破烂都不让你们捡到！”所以，“再教育”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接近50%的学生举手“投降”了。199.68万中学红卫兵上山下乡，开始形成一股伟大的“革命潮流”。然而，与毛泽东的文革理想相比，这种“革命化”速度却又显然过分落后保守，甚至有点右倾机会主义的味道了。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龙颜震怒，语出惊人：“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引自杜成宪主编《山重水复1966—1976》） 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一个专门针对城市知识青年的“再教育”指示。 这个“再教育”指示可分为两个部分。前面21个字，把所有中学毕业生划进知识分子行列，有如雷霆万钧，泰山压顶，就连最基本的论述、说明和鼓励都统统省略了。后面50个字却迂回曲折，绵里藏针，在“说服”、“动员”、“欢迎”的华丽词藻下传授了上山下乡动员的“必杀之术”：对家长施加政治压力。 （1）“再教育”指示的要害是把城市知识青年划进知识分子的行列。 早在1964年，毛泽东就认为城市知识青年不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当年的谈话以批评自己（也包括其它干部）的子女为话题，言语间仍然留有余地，仍然把这种教育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教育和实践教育。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对“青年知识分子”就完全失望了，其审视的目光也就多了一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色彩了。 1967年5月，毛泽东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后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一年之后，毛泽东便相继发出三个“再教育”指示，完成了一个毛式的思想改造新方案。 按照这个新鲜出炉的“再教育”理论，人的阶级性不是来自家庭出身，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是来自其受教育的性质。所以，受旧社会教育的老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的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也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尚未踏入社会，尚无经济地位和社会特权可言的中、小学毕业生，也因其受过“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教育，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类。 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城市知识青年不仅仅是一群“书读得越多越蠢”的娃娃，而且是一个与工农阶级离心离德，血液里都“溶化”着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阶层。他们也必须和老、中、青知识分子一起，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来一场脫胎換骨甚至历时终身的思想改造运动。 所以，新的“教育”已不同于1964年所说的请贫下中农“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当老师”。它没有叔伯、兄弟、姐妹情谊可言，它是一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改造资产阶级和最终消灭资产阶级的生死博斗，也是一场强迫性的教育和改造。而在这场血水中泡三次，烈火中烧三遍斗争中，不但有被改造者的苦难历程，有湼槃重生者的弹冠相庆，也有被淘汰者的彷惶挣扎和被毁灭者的向隅悲鸣。 可见，毛泽东的“再教育”理论又比1964年10月的内部谈话迈进了一步。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作品”，它建立在全盘否定17年，全盘否定传统知识，全盘否定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青年的基础上。它是5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扩大化、极端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毛泽东借助上山下乡运动清洗、遣散城市知识青年，从而改变城市阶级结构，重构“无产阶级政治中心”的政治欲望的反映。 (2)“再教育”指示的深层次目的是实现城市的大清洗、大换血。 A.城市清洗的由来和发展。 城市，在胜利了的农民革命家看来，是一个又可爱又可怕的概念，它象征着革命的成功，新社会的繁华和希望，但又隐藏着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所以，共和国的前30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城市，对云集在城市中的异己分子的打击和清洗。 早在50年代，在农村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同时，城市先后开展了一场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如镇反、肃反、思想改造、反右斗争等等，对一大批暗藏的敌人和政治异己分子实行杀、关、管，而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交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就是司空见惯的处理方法了。 60年代，“防修反修”和“裴多菲俱乐部”的故事交替传播，城市清洗的力度也就大大加强了。1964年5月，毛泽东作出1/3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的判断，随即就提出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重新划分阶级成分的问题，他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阶级。”这种“划阶级”，目的是把一切隐蔽的“敌人”清理出来，尽量从魚龙混杂的城市中清洗出去。所以，文革前夕的中国城市，已经不动声色地开展着一场整肃活动，大量出身于反动家庭的城市知识青年都因此而上山下乡去了。 文革伊始，毛泽东又穿插了一场“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把一大批“牛鬼蛇神”连同他们的家属一齐逐出城市，一方面震慑了暗藏的反对势力，为打倒刘少奇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又为后来的大清洗、大移民创造了经验。 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的台风平地而起，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被关押、批斗，变成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12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把这些“敌人”分门别类，归纳为“十种人”。从此，一场持续三年的城市大清洗遍及全国，被驱赶到农村的城市居民高达250万人。可见，这场运动还隐藏着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一切剥削阶级分子和阶级异已分子（包括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干部队伍和城市中清除出去，换上一批符合无产阶级政治标准的新人，建立起一个个新的城市，一个个纯净透明，可以掌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中心。 所谓三个“再教育”指示，三种不同形式的“上山下乡”，就是当年城市大清洗的重要环节。 B．“再教育”带来了城市清洗的新对象和新形式。 1968年12月21日，《文汇报》社论《必须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说：“知识分子有致命弱点，就是动摇。他们脱离工农群众，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起来。……与其蹲在上面，还不如去做工、去种田。在斗、批搞一段时间之后，成群结队地走到工农中间去。”这段话似乎毫不掩饰地道出了1968年以来城市人口大挪移的秘密，其目的、对象和规模都说清楚了，唯一需要补充的是，这场大迁徙早在半年前就已经拉开了帷幕。 a.遍及全国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的发祥地在黒龙江，始作俑者是那个红极一时的毛家大侄子。 据悉，1968年春，黑龙江省革委会便通过了相关的决议，5月6日正式发文，5月7日已有数百名“学员”进驻柳河，成立了第一个“五七干校”。5天之后，干校已出了“成果”，把这种清洗和安置剩余人员的办法称之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思想革命化的重要途径》。9月30日，毛泽东为其作出批示。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向全国宣传推介。于是，“五七干校”风靡各地，成为一种安置下台干部、下岗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的特殊工具。 据回忆，当时河南息县一地，就有铁道部、全国总工会、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中科院学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七部委的整体“落户”，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五七”干校群。而鄂南咸宁向阳湖干校竟云集了文化部下属6000多知识分子和一大批文化名人。至于散落全国各地，用以来安置小“党阀”、小“学阀”、小“修正主义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干校”更星罗棋布，多若牛毛了。许多“学员”在干校中一“挂”就是几年，因为他们的工作岗位早被军宣队、工宣队和新上台的“无产阶级左派”占据了，无论是单位和城市都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如果不是“913”事件导致形势逆转，政策改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就永远留在农村，成为一群最特殊、最另类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了。 b.戴上大红花的另类清洗---上山下乡。 12月22日，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城市知识青年也开始“成群结队”地走出城市。 当然，这场“清洗”与众不同。它被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环照耀着，被“消灭三大差别”、改造农村、改造中国、改造全世界的理念包围着，被一幕幕写血书、表忠心、递交“请战书”的行为艺术鼓舞着，推动着，而且所有下乡者都能在告别城市的瞬间戴上“大红花”，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地享受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辉煌。一句话，60年代末期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打扮成一场剦割了“造反”精神的后红卫兵运动。所以，当年的大学生对面向边疆、面向农村的分配十分无奈，当年的知识分子对“五七干校”的“再教育”深痛恶绝，而当年的知识青年却对自己的上山下乡怀着一种无法表述的复杂心情，说不清是“干革命”还是“被革命”，分不清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无奈”，甚至几十年后还保留着一种“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政治激情！ 不过，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实现，尽管经过连年不断的大清洗、大换血，城市仍然是“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温床，“天子”脚下仍然爆发了一场另类的“四五”运动。所以，1976年，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观看民众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纪录片时，居然老泪纵横，唏嘘不已。老人家似乎终于明白：城市并没有被他征服，那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场面也成为遥远的、无法复制的历史记忆了。
过去，人们都关注着这个“再教育”指示的前半部分，却把后半部分完全忽略了。其实，这个指示的后半部分同样重要。它以极其隐晦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学生没有经济能力，他们之所以能够坚守城市，拒绝下乡，完全得益于父母的支持。所以，“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才是摧毁城市知识青年的经济后盾，促使其上山下乡的根本办法。 早在文革前夕，动员剥削阶级子女上山下乡，就把孤立“反动”家长，唆使青、少年发动“家庭革命”当成重要的斗争策略。如1965年《中国青年报》社论《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就把剥削阶级家长描述成一群利用“住一屋，睡一坑，吃一锅”来“夺取”子女的阴谋家。1967年，驱赶老知青“返回农村闹革命”，最有成效的办法也是查户口，以家长的政治前途相威胁。至于抓住“反动”家长的不满言论，公开批判斗争。1968年上山下乡再掀高潮，这种手法又得到延续：5月26日，《文汇报》借知青的口打压知青家长：“我父亲是地地道道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文革期间混入‘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静安区愚园路街道造反队，煽动受蒙蔽的群众殴斗里弄干部。我是在他的唆使下于去年10月返沪的……”11月20日，《红卫兵报》的《首都中学师生集体赴山西插队》，直接把批判“反动家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在街道革委会协助下，深入到毕业生家庭宣传公报、搞大批判、忆苦思甜。对于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反动学生家长进行了批判，促进同学划清阶限，分清事非。”可见，“再教育”指示以70%的篇幅提出“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绝不是偶然的。它不但总结了打圧知青家长的经验，还归纳出一个新法宝，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以后，动员上山下乡的“战场”从学校转到机关和工厂，一场教育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政治思想工作转变成利用企业资源向家长施加压力的政治斗争。 所以，从“再教育”指示闪亮登场起，本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充当配角的机关企业便闻风而动，纷纷成立相应的班子，做到领导挂帅，党委常委和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把动员职工子女下乡当作头等的政治任务。随后又是包干动员，又是层层落实，又是宣誓表忠，搞出个“上山下乡一片红”的革命形势。说穿了，就是充分利用机关、企业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把一切压力放在知青家长头上，迫使他们把应当下乡的子女交出来。 值得强调的是，1968年至1969年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持续了两年多的派别斗争已经终结，荷枪实弹的工人纠察队已经取代了形形式式的群众组织，新成立的革委会正以“群众专政”的方式深挖反革命，打击暗藏的异端分子，并且按照《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秋后算帐，追究平民百姓的“反动言论”，追究一切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行为。 这是一个公开剥夺人民思想自由的非常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知青家长都被推到悬崖边上，如果他们有所“不满”，有所“怨言”，就会被“革命群众”检举揭发，上纲上线，甚至斥之为反对上山下乡，反对毛主席革命部署的反革命行为。轻者难免被批判、斗争，当上个反面典型；重者将扣上反革命帽子，被专政，被开除公职，甚至阖家赶出城市。所以，在新一轮的上山下乡动员中，知青家长都哑然失语了。为了保住家庭的安宁，他们都被“说服”了，都拥护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了，都“兴高彩烈”地把自己的子女交给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举了一个的例子：“《中国青年报》记者王恩生曾告诉作者：其父因家中有困难（长子在外当兵，第三子年幼），不同意第二子下乡，结果被工厂开除。因经济来源中断，终于顶不住压力，只好送子下乡”。） 于是，“瓶颈”得以突破，“一锅端”的高潮开始形成！一个以革命的名义侵害家庭、侵害公民权益，剥夺人民就业和居住自由的野蛮时代，终于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来临！
第七章 1968—1971（下） 从1968年到1971年，中国有648.29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1968年199.68万，1969年267.38万，1970年106.4万，1971年74.83万），实现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必须中断学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原则。 然而，对于这段历史，老知青的感受却极不相同。曾经被社会抛弃的大多数知青，至今仍然叹息年华虚度，青春有恨；少数人却认为自己走过了一段“青春无悔”的革命历程。正如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所云：“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还牵涉到对红卫兵和老三届的评价，对红卫兵和老三届中的政治发烧友即文革“梟雄”和“左翼极端分子”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还历史以原来的面目。
对老三届的评价应当从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开始。 文革前的17年教育史，以1958年的“教育改革”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而在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又以1964年为界，划分为“上升期”和“走向动乱”两个阶股。 （1）1949—1957年，是共和国教育制度确立的时期。 这个时期有过学习苏联的迷误，有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干扰，但尚能保持着传统教育制度的大爱精神和人文理念，保持着爱党、爱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激情。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这个教育制度就受到普遍质疑了。 （2）1958--1863年，是教育改革的上升期。 1958年掀起了第一轮的教育改革，许多人文主义的课文被精简、剔除，传统的大爱教育也被阶级斗争的观点取代。但这场改革是有限度的，它没有全盘否定以前7年的成果。所以，历史的联系依然存在，成就仍然有目共睹。 这个时期的重大成果，是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宣传教育空前高涨。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冯定的《平凡的真理》、《论共产主义人生观》，以及形形式式的青年修养通讯，走进学校，走进课堂，为青年一代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所以，那一个时代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造就了一大批纯净的理想主义者。如向秀丽、雷锋，知青史津津乐道的董加耕、邢燕子、王培珍等等，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都是后来人所无法比拟的。 （2）1964--1965年，是教育改革“走向动乱”的开始。 1964年，由于毛泽东的直接干预，教育已经逐渐失控。一切与西方文明相联系的东西，民主、科学、人文思想、人道主义，甚至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道德，都被斥为大毒草，都被排除在教育大门之外。相反，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极端化的行为，却成了青少年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由此，学校教育中的大爱意识没有了，人文精神淡薄了，同学之间以阶级划线，互相排斥，互相践踏，滋生出一批“红五类”的左翼极端分子。这些人以革命的名义歧视出身剥削阶级的学生，把同学中的不同生活取向、不同的人生理想统统斥为修正主义思想，展开围攻、批判和斗争，甚至把矛头指向老师，指向学校，指向教育制度，仿佛天地间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他们的“革命”热情，却因为学识浅薄和个人修养的缺失，逐渐蜕变成一种浮躁的，畸形的，以整人为手段，以抬高自己为目的的政治欲望了。 1965年，城市出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趋势，校园里也掀起阵阵风浪。如清华附中预科班学生便贴出小字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北京市二中、六中、八中的干部子女互相串连，组识罢课，向中央写了《进言书》，要求派工作组到学校开展社教，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建立类似贫协的组织，从而寻找更大的政治特权。 这些问题表明：文革前夕，学生队伍已经在阶级斗争极端化的高温下分化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成为唯恐天下不乱的“革命小将”；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则沦落为“反动阶级孝子贤孙”、“修正主义社会基础”，并且失去其社会地位和政治话语权。
（1）非无产阶级子女的失语、无奈和顺从。 文革伊始，打击面向外扩展，旧职员变成了伪职员，小资产者变成了资产阶级，就连小商贩也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他们的子女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排斥和打击的对象。所以，当年的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在红五类子女与非无产阶级子女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斗争中。 红卫兵运动的序幕是工作组进驻学校，组织“左派”学生斗“右派”学生，剥夺黑七类“狗崽子”的发言权。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杀向社会，抄家抢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在这个高潮中，“牛鬼蛇神”的子女就必然被排斥在“革命”的大门之外，他们必须和父母一样，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盛宴中“享受”着“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特殊待遇，甚至和他们的父母一起“滚”到农村中去。这就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后来，风云突变，“老红卫兵”都保爹、保妈、保刘少奇去了。毛泽东便来了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和造反的权利分“赐”给非无产阶级子女。然而，这种“恩赐”却与传统的阶级路线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新”红卫兵的合法性始终备受质疑；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产生了“保皇派”与“造反派”的区别，产生了“左派夺权”与“右派翻天”的矛盾，产生了“阶级队伍”和“阶级敌人”的荷枪实弹的生死博斗。 这些派别斗争揭示出一个秘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共和国的立国原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基础；所谓“革命造反”，实际上是“红五类”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的政治游戏，是反动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子女不应插足也无法插足的禁区。于是，大多数人都知难而退，逐渐远离政治。他们不但对红卫兵运动保持着“逍遥派”的立场，而且对随之而来的上山下乡高潮釆取观望、逃避和沉黙的态度。 （2）阶级斗争和“接班人”理论培育出来的政治“枭雄”和左翼极端分子。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大字报。同一天，清华附中的干部子女便以“红卫兵”的称谓登上政治舞台。 6月24日，“红卫兵”写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扬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敢造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博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7月4日，27日，“红卫兵”又写出《二论》、《三论》，并委托江青转呈毛泽东。 8月1日，毛泽东写信回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于是，以“红五类”为核心，以“革命造反”为主题的红卫兵运动便一哄而起，成为文革初期“闹一闹”的主要力量，并且造就了一批政治“枭雄”和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左翼极端分子。 表面上看，这种人刚好步入青春期，头脑简单，浅薄无知，却又激情燃烧，充满幻想，最容易受极左思潮的支配。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出身于“红五类”，甚至是高干子弟，自以为“根正苗红”，天生就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责任和权利。（几十年后，蒯大富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些“枭雄”的心态，他说:“我爷爷是新四军，爸爸是共产党员，要不当年怎能红起来呢，敢造反，有底气。我们家是江苏盐城嘛。”）所以，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从砸烂旧党委的小聂元梓，到保工作组的左派和反工作组的右派，从殴打、残杀“牛鬼蛇神”的“小战士”到叱咤风云、高高在上的学生领袖，绝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弟、都是“红五类”中的“龙种”。 更为可怕的是，这些人一直受到重视。他们不但有“权”、有“兵”，有政治后台，甚至直通中央“首长”，直接和文化革命的发动者对话。所以，这些人也有底气，有乘势挟术，胡作非为的本钱。他们在运动中泡制出一个又一个的极左理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其目的只是为了独占鳌头，表现自我，至于大潮过后的社会效果，却永远不会放在心上。 （3）红卫兵左翼极端分子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表现1968年夏天，红卫兵运动突然终结，这些风云人物也被淘汰出局了。他们经过大半年的徘徊、挣扎，又怀着亢奋与无奈，热诚与迷惘的复杂心态走进农村，走进“再教育”的“广阔天地”。然而，“高贵”的血统依然存在，他们身上的红卫兵的气息，文革“枭雄”的狂妄、自大、野心和欲望都依然存在，并且要在新的环境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比如，最早下乡的曲折，连高中课程都没有念完，连办小学的常识也没有，却抛出一个办红卫兵大学的主张，可见都是夸夸其谈。其目的就是要在新一轮的“教育革命”中争先露脸，再当一回引领时尚的“弄潮儿”。 又如，定宜庄、刘小萌《中国知青史》记述，一些人下乡后依然标新立异，风头十足，以伤害他人来烘托自己的革命和进步。他们把农民收藏的族谱、石碑、神台或家族历史纪念物翻出来，上纲上线，诬蔑为变天罪证；把农民（或者是地主婆、四清下台干部之类）送的食品、小礼物斥为糖衣炮弹，腐蚀知青的手段；更有人靠打击“落后”知青，出卖同学，出卖父母来换取个人的政治前途，并且美其名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如70年代中交“白卷”的张铁生，把父亲的家信当作批判材料的柴春泽，“贫贱”时尚能安分守己，“富贵”后则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朱克家等等，都是那个“枭雄”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的“典型”。 此外，红卫兵运动还衍生出一大批幼稚、无知、狂热、盲从的少年。这些人也许没有操权弄术的个人野心，没有多少为非作歹、草菅人命的行为，但却把那些极端主义的谬论视为真理，而且身体力行，影响他人，成为那一个时代特有的，完全政治化的“怪物”。众所周知的知青“英雄”金训华，他是上海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5月25日落户黑龙江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77天后为抢救两根电线杆跳入激流，被洪水吞没。后来，《黑龙江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都报道了他的事迹，《红旗》第12期还发表了他的日记摘抄。其实，金训华的言行和“英勇献身”，正是老三届左翼分子的缩影。 据报道，金训华在捆谷草扎伤手时“深刻反省”道：“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染上修正主义毒素……”其实，每一个下乡知青都晓得，这不过是一个劳动习惯和劳动技巧的问题，只有那些左得出奇，极端得要命的“政治发烧友”，才会发出如此夸张、可笑的呻吟。 据报道，金训华在跳进洪水抢救电线杆时，曾三次被巨浪打入旋涡，但每次挣扎出水面后都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仍然向电线杆游去……但是，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两根电线杆的价值无法和人的价值相比。只有在文化大革命，在红卫兵运动中走出来的左翼分子，才会如此轻蔑生命，漠视人的价值。 作家肖复兴在《黑白记忆》中叙述了一个17岁的女知青因扑救山火而终生残废的故事，随后写道：“忽然想起这样的一个问题，开春时北大荒的荒火是很多的，不仅大兴岛，在北大荒许多地方，类似刘佩玲这样为扑救荒火而牺牲的知青英雄也有不少，但为什么烧伤烧死的大多数是知青，而少见当地人和比我们年长而成熟的干部？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荒火太老了，而我们太年轻，年轻得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冲进了大火之中，老奸巨猾的荒火立刻就把年轻的生命吞噬掉了。”是的，当年的“我们”都在蔑视生命的教育中长大。我们蔑视他人的生命，要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千只脚，一万只脚。我们也蔑视自己的生命，急于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一个“英雄”、“烈士”的称号。而那些政客便利用靑年人的冲动，不断推波助澜，不断推出这类“视死如归”的“英雄”，不断地把我们引进上山下乡的“火场”。于是，1969年8月15日，金训华为抢救两根电线杆而死，成了全国知青的榜样；1970年6月3日，天津知青张勇为抢救落水的羊只而死，又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1970年10月17日，海南岛屯昌县晨兴农场20多名女知青，被突然而来的山洪困在洼地，据说也是手拉手，高唱着革命歌曲“慷慨就义”，而且身上还带着一本足以让其留芳万世的新时代“圣经”…… 更为卑劣的是，一些地区，一些领导，还借助树立“英雄”、“烈士”的手法掩饰事故真相，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肖复兴在《黑白记忆》中记述：1970年9月的一个夜晚，一辆小型车把十几个女知青送到底窑的沙坑前，用仅有的车灯照着她们挖土。而四周却是一片漆黑，一片空旷，一片死寂。17岁的班长，北京女知青李玉琪带头钻进沙坑里，突然，“咚”的一声巨响，沙坑就整个的塌下来，把李玉琪压在厚厚的沙层下面。这是一场百分之百的生产事故。关键是为什么要在夜晚加班工作？为什么操作前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但是，在那一个年代，这些问题都被掩盖起来了。李玉琪被“封”为烈士，补发了10个月工资320元，而最隆重的待遇就是副师长亲临现场，宣读悼词，并且为李玉琪的墓地培了培土。 若干年后，李玉琪的墓地变身为烈士陵园和知青墓园。但随着开放改革的发展，陵园又改建成长毛兔繁殖基地，知青的骸骨，知青的光荣，知青的历史，都被长埋在长毛兔脚下，并且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重读历史，重新抚摸这些伤痕，心里都有一股无法言传的滋味。我们痛惜战友的早逝，怀念他们的激情和火焰，但又不能质疑这些奉献的真正价值。至于“英雄”身上的红卫兵味道和“弄潮儿”本色。到底是老三届知青的共性，还是宣传机器鼓动和加工的结果，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
从1968年到1971年，648万城市知识青年奔向苍茫大地。他们一半溶入人民公社，一半走进生产建设兵团。东北的雪原、内蒙古的大漠、云南的丛林、海南岛的群山，虽然艰难困苦，却又另有一番浪漫气息。兵团战士的称号、类似部队的编制、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似乎满足了他们的政治欲望；充满神秘色彩的老战士，头顶革命光环的老干部，似乎又把他们和老一辈人的光辉岁月联结起来。这些末路红卫兵终于找到了“继读革命”的机遇，找到了“青春无悔”的自我感觉，他们雄心勃勃，建立起20世纪的知青聚落，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共产主义新村”，并且以红卫兵的传统方式，自我张扬，自我陶醉，自得其乐了若干年。他们打造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鼎盛时期，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也留下了许许多多英姿飒爽的照片和凄美动人的故事，甚至几十年后还编写着英雄的赞歌，为自己打造出一段从“小革命”成长为“老革命”的光辉历程。 然而，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已经失去了“造反有理，小将可爱”的关注和支持。他们已经不再是那场革命运动的风云人物了，整个知青群体都被社会边缘化了，被苍茫的农村和农村的苍茫吞没了！他们的“青春无悔”也逐渐被“青春无奈”的现实生活取代了！ （1）清查三代，重新划定家庭成分。 老三届下乡时，适逢清理阶级队伍风靡全国。因此，查三代，划成分，定出身，成了“贫下中农”送给知青们的第一份“厚礼”。 在这一轮风暴中，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和资产阶级家庭的知青顿时沦为贱民，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青，也受到冲击和歧视，因为他们的出身也远远不及贫下中农纯净。就连一些干部子女，也由于父母尚在审查而被错划出身，扔进“可教育好子女”的行列。而这种出身审查，却又成为下乡知青分配工作、享受“政治礼遇”的重要依据。 据过来人回忆，经审查认定为红五类、革干子女的，能安排在场部机关、医院、学校或小工厂工作，能入团、入党充当骨干。而出身于“十种人”的知青，则被遣送到边远垦区，从事最粗重、最艰苦的劳动。还有人说，当连队面临山林大火时，知青们第一件事是报成分。随后，红五类的被安排做后勤工作，黑十类的奔赴火场最前线……这些记叙是否真实，后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通过这种公开或秘密的审查，黑十类子女已经从知青队伍中游离出来，成为农村中的劣等公民，并将面对永无止境的考验和改造，直到油尽灯灭，走向衰老，走向死亡。 （2）但是，黑十类子女的“剥离”并没有使知青得到解脱。相反，由于他们都是旧教育制度的残次产品，是没有知识分子待遇的“次知识分子”，所以又理所当然地低人一等，成为仅次于农村阶级敌人的“改造”对象，成为一系列排斥、压迫和伤害事件的受害者。 《中国知青史。大潮》记载：“河北赵县五四青年队，有120多个下乡青年，在清队中，46人被毒打……有拳打、脚踏、掌脸、跪板凳、木棍打、皮带抽、嘴啃地、吊房梁、枷子夹、光身冻（包括女青年）、火柱烫、火炭烧等15种刑罚。”“山东省武乡县一个队，抓住知青一点小毛病就开会毒打……这个队的支书大声道：这就是贫下中农给你们的再教育！”“内蒙古兵团二师二十六团八连是对知识青年强化改造的一个典型单位。该连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公开宣布：这里过去是劳改队，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新疆兵团有的单位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任意株连，受害者许多是知识青年，以致当地群众中有（一个师）就批了一个团，关了一个营，死伤了一个连之说……”70年代早期，人们已关注到这个事实，并且归结为某些基层干部的素质、文化程度和执行政策的水平问题等等，我们的知青史也作如是说。其实，对于这些“二劳改”的歧视和迫害又何止是“山野村夫”呢！ 1969年，南京知青任毅编了一首排遣个人忧思的歌曲，发出了诸如“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的慨叹。后来，这首“随意之作”被莫斯科电台传播，竟办成震惊中国的大案。1970年2月19日，上海、南京两地军管会联手拘留任毅；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判其死刑，立即执行；1970年8月3日省委（据说是因为许世友的干预）改判为十年。但在拘留待判的5个月中，任毅先后被公开批斗数十场，在公判会上陪绑、陪杀3次，可谓在“鬼门关”上走过几个来回了。 一个普通知青的随意之作，竟然办成惊天大案，正是为了杀鸡儆猴，弹压整个知青群体！它的凶残、暴戾、歹毒和无耻的山村小干部别无二致。它说明，由于1968年的“再教育”指示，由于毛泽东把城市知识青年划进知识分子的范畴，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地位已经全面倾覆了！ （3）强奸、诱奸、迫婚和污辱女知青的丑行。 据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云：“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模底调查。根据辽宁、四川、吉林、安徽等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70%。”。 “在广大农村插队的知青，分散居住，管理不善，女知青被强奸、奸污问题，相当突出。据统计，在以插队为主要安置形式的河北省，1972年发生这类案件竟占全部知青受迫害案件的94%，江苏、吉林两省统计，也在80%左右。”而在生产建设兵团，同类案件也相当普遍。“云南兵团某师十八团卫生队长孙涛奸污女知青11人，其中3人堕胎，占卫生队女知青的半数以上。十八团二十连指导员李文峰奸污、调戏、猥亵女知青15人，致使两名女知青跳河自杀未遂。臭名昭彰的一师二团六营二连连长张国亮（有的文件写作‘张国良’）在1970年3月到翌年2月近一年中，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3人，强奸未遂1人，猥亵17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四团党委6名常委中，强奸、猥亵女知青的就有4名……团参谋长姜玉祥，1970年调到该团，短短8个月内，就强奸女知青5人，调戏猥亵14人，年龄最小的才16岁……兵团司令员何凤山及5个师级干部竟无一清白，均有调戏或奸污女知青的行为。某师师长，不仅奸污了2名女知青，还奸污了1名女知青的母亲。”“在黑龙江兵团，副参谋长姜利江调戏女知青7名……某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都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到兵团后，仗恃‘老本’，为所欲为，奸污、猥亵女知青多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落入李的魔手。”1973年5月，国务院知青办调查小组在《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指出，作案者“有的是阶级敌人，有的是蜕化变质干部”。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毛泽东的“再教育”把城市知识青年变成一个没有政治地位的群体，所以，在某些农民和干部心目中，对这些反动阶级孝子贤孙的凌辱，充其量也只算是一种过激行为而已。 （4）下乡知青的非正常死亡和群死群伤案例。 据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记述： 1972年2月，“国家农林部在《关于黑龙江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从1968年以来，黑龙江共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本省知识青年77.4万人……3年多来，知识青年共死亡978人，其中省属农场及插队青年死亡456人，兵团死亡522人。据兵团分析，因管理教育不够而发生的行政事故死亡333人；因落实政策方面问题而发生自杀、凶杀死亡84人，因病死亡102人，因医疗事故死亡3人。”“1973年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披露：自1969年以来，内蒙古兵团发生事故928起，126名青年死亡，756名青年受伤；广州兵团由于各种事故死亡210人；云南兵因各种事故死亡297人；新疆兵团仅自杀事件即达134起之多。由此可知，在有的兵团，知青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三。”在这些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中，最为触目惊心的是那些群死群伤的事件： 1969年7月5日，黄山茶林场爆发特大山洪，12名上海知青为赶到河对岸的仓库抢救物资，在洪水漫过桥面的情况下强行过桥，结果桥面坍塌，11名知青被洪水卷走。其中9名女生，年龄最大的22岁，最小的只有19岁。 1970年8月，三名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在没有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的情况下挖“瞎炮”，全被炸死；1970年10月16日，13号台风正面袭击海南。17日凌晨3点，屯昌县晨兴农场养猪连处于危险状态，知青们决定跨过洼地，向团部转移。然而，河水上涨，洼地瞬间变成泽国，28人全被洪水卷走，其中22名女知青遇难。 1970年11月7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荒野失火，三十五团的13名女知青和1名男知青不幸罹难，年龄最小者不满17岁。而据凤凰网记述，在这场“浴血奋斗”中毁容的知青，还必须终其一生地忍受着残疾的孤独、痛苦和贫穷。 1970年，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围海造田，“遭遇强台风袭击，一场黑潮冲毁堤坝，卷走房屋。在肆虐的大自然面前，知青们高呼口号，手挽手跳下大海，希望用胸膛和意志筑起一道血肉堤坝。结果，大潮过后，死亡和失踪者多达数百人。”（杜成宪《山重水复1966—1976》） 1971年3月23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一位上海知青半夜看书，碰翻油灯，酿成大火。隔壁10名成都女知青全部遇难，平均年龄只有17岁零3个月。 1972年5月5日，内蒙古兵团所属牧场失火，四连知青在连长的盲目指挥下闯进火场，结果69人丧生。更为可悲的是，“当运载火灾伤员的飞机飞抵北京上空时，被禁止在机场降落，受命转飞呼和浩特市，以防止噩耗扩散，引起众多知青家长的骚然。”（《中国知青史。大潮》） 此外，还有一批为户口而死的案例，堪称世界死亡史上的奇观，如： 1973年国务院知青办收集、编撰的《关于正确对待可教育好的子女问题》透露，湖北省荆州地区有15名下乡女知青因为出身问题而招工落选，最后集体自杀。 据凤凰网曾经登载，落户江西的上海知青虞小黛，为了获取一份胃病证明，居然吞食石灰，结果内脏烧毁，惨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这位少女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希望、最后一份执着、最后一丝幻想，依然是：“我要回城！”唐希、施晓宇主编的福州知青文档《永远的脚印》，收录王基鸿的《知青姐弟》记述，一对平民姐弟插队多年，弟弟年少体弱，劳动生活上一直靠姐姐照顾。后来，姐姐被推荐招工，却又不忍心丢下孱弱的弟弟，几次恳求把指标让给弟弟。遭到拒绝后跳进池塘自杀，并留下遗书，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弟弟的回城资格。 2008年12月22日，《南方日报》一篇纪念“再教育”指示和“青春无悔”40年的大块文章写道：“海南岛上的知青墓并非只有屯昌一处，万宁南林农场有知青七烈士墓，东岭农场有知青三姐妹墓，红明农场有陈敏烈士墓……”其实，所谓知青墓又何止这些呢！ 在那一个动荡的年代，天南地北都有知青的血泪、知青的骸骨、知青的陵园和知青的荒冢，那些英年早逝的亡魂，至今还在呼唤着我们的良知，期待着同时代人的泪眼回望！
第三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产生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中衰、没落
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之所以忍受着阶级斗争极端化的折磨，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正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相信毛、林组合能化险为夷，把中国带上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同样，6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运动正面临着修正主义的破坏，相信防修反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决策能扭转乾坤，打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所以他们也相信，城市知识青年的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和，能换来祖国的强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万古长青。 但是，“913事件”却摧毁了中国人的最后一点信念。它告诉我们：政治家是诡谲多变的，他们说的是“防修反修”，实现共产主义，玩的却是权谋诈术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游戏。于是，“三个忠于”的狂热迅速退潮，“四个无限”的愚昧也从此宣告终结。怀疑、不安、愤懑、动摇，笼罩着整个社会，上山下乡运动的圣洁华彩也颓然剥落，人们开始清醒过来，反思它的存在，反思它的合理性和真正目的。 于是，曾经被少数左翼极端分子簇拥着，维系着，并且光彩夺目，气势迫人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此跌入低谷。据统计，1971年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骤然减至67.39万人，1972年也只有89.61万人。一场喧嚣不已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遭到人民群众的无声抵抗了！ （1）“走后门”蔚然成风。 文革初期，军队权倾朝野，林彪也以“子承父业，理所当然”为由，纵容部队干部把下乡子女招到军队中去。林彪倒台以后，不少干部官复原职，他们的子女也在“落实政策”中重新改写了家庭成分，上升为“知青贵胄”。这些人或则入党提干，或则内招当兵，或则变身为工农兵学员，或则回城“照顾”革命的父亲母亲去了。 所以，在上山下乡运动备受质疑的同时，又兴起一股“走后门”的潮流，这种现象说明，经过文化大革命“锤炼”的干部已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再是那种“党说干啥就干啥”的驯服工具了。他们已经看穿了政治运动的虚伪和残暴，并且学会了利用公权力来保护自己，保护家庭和保护子女的利益了。 但是，这种“走后门”之风，却架空了“贫下中农”决定知青命运的权力，动摇了“再教育”的基本原则，加剧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内部矛盾。每当知青中的权贵子女从“后门”中冲出樊笼，远走高飞时，滞留在农村的“战友”们便倍感失落和惶恐。知青们终于明白，“改造思想”是说着玩的，“扎根农村”是装给别人看的，家庭出身，父母的权力和地位，才是决定他们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从此，“再教育”理论和“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慷慨誓言，都成了昔日黄花，逃离农村，返回城市，才是知青们共同拥有的，最为现实的奋斗目标。 （2）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批评自下而上，遍及全国。 1968年12月，当毛泽东发出“再教育”指示时，全国正刮起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十二级台风。机关、企业乃至街道正以“公安六条”为依据，大肆追查“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行。这种剥夺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暴行持续了几年，并且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得到充分发挥。所以，在上山下乡“一锅端”的浪潮中，家长只能沉默无言地交出子女，知青只能用革命的幻想，表忠心的行为艺术和不着边际千的豪言壮语来麻醉自己的神经。 然而，“913”事件却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向。类以“清队”、“一打三反”的暴行骤然中止了，人民有了一点窃窃私语的空间。于是，对于上山下乡的质疑自下而上，遍及全国。那些关于歧视、迫害和凌辱知青的材料，如雪片纷纷，飞入各级政府机关；那些要求改变知青现状的意见，也终于有了上达中央的渠道。 1972年8月，毛泽东的老同学，曾任湖南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的周世钊在事前通气的情况下，获准递上一份论及知识青年的报告。这份中国式的“奏章”一方面讴歌上山下乡决策的英明伟大，一方面痛骂“黑帮分子的破坏”和知青的“觉悟不高”，一方面又委婉曲折地陈述了一些知青的困难，并且恳请中央予以解决。这种“奏章”充满谦卑、惶惑，但在当年，在“万马齐喑”的十年浩劫中，也算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了。所以，又被后人称为“铁骨铮铮”、“忧国愤世”。 几个月后，又一个小人物登上舞台，这就是李庆霖“反潮流”，“告御状”的故事。其方法与周世钊相同，首先是表忠心，唱赞歌，强调“你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赞同”，儿子也“听从你老人家……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等等，最后才硬着头皮诉说个人困苦，控告“拉关系，走后门”“下乡镀金”的社会现象…… “臭老九”妄议“军国”大事，本来就有“右派翻天”的嫌疑。不过，适逢这两年下乡人数大幅下降，上山下乡运动阻力重重难，终于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成了老人家调整、落实知青政策的敲门砖。于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慷慨解囊，声势浩大地汇去300元钱，“聊补无米之炊”，并且揭开了落实知青政策的帷幕。一个平凡的乡村小学教师也就脱颖而出，成为70年代政坛上一个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的“反潮流”“英雄”了。 （3）第三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产生加速了上山下乡运动衰落。 所谓第三拔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指70年代早期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 这拔人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渡过的，他们还没有念完初小，教育制度就被砸烂。老师就被打倒，学校也被断然关闭了。这些十岁、八岁的小朋友头顶“红小兵”的桂冕，但是却没有大鸣大放的知识，没有大辯论、大串连的能力，没有抢印夺权、武斗杀人的本领。他们的“经风雨，见世面”，就是大清早到市集排队买菜，体验“市场繁荣，人人排队，物价稳定，样样凭证”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他们的“自己解放自己”，就是走家串巷，无所事事，如是当了好几年的“革命”失学少年。 后来，大联合了，“复课闹革命”了，这拔人又无須考核地“晋升”为中学生，再一次体验了“教育革命”的无稽与荒唐：比如，语文课变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大批判文章；物理课变成了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和水泵的“三机一泵；化学与生物变成了稻、棉、油三大作物一头猪；思想品德教育变成了吃阶级餐，跳忠字舞和反复观看那几个虚假无聊的“革命”样板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革期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这一代人既学不到文化知识，也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人生观；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就是游街、武斗，“红色恐怖”和“群众专政”；他们对人生的感悟，就是父母的无尽忧愁和哥哥姐姐们上山下乡的苦难、哀伤。 然而，“雄鹰展翅飞，那怕风雨骤”，上山下乡的“革命重担”终于落到他们肩上了。这些在时代风暴中断送了童年和梦想的青少年，又要面临一场足以埋葬其青春的灾难。所以，这一代人显得格外无奈、格外消极、格外颓唐。他们既没有文革前老知青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没有老三届红卫兵的英雄主义幻想。他们是迷惘的一代，失落的一代，他们的出现给上山下乡运动带来了许多负面行为，但也颠覆了知青史上特有的顺民意识，开辟了一个愤懑、叛逆的新时期。 从此，知青中多了一份“流落异乡”的沧凉；知靑点多了一点失落颓唐，自暴自弃、偷鸡摸狗、打架闹事的“新景象”。 从此，有些人长期滞留城市。成为70年代的“黑人黑户”，成为没有户口、没有粮食、没有工资、没有社会地位的多余人。时间长了，居委主任、街道组长还要登门“问罪”，夜半三更查户口，责令他们及早回去“抓革命，促生产”，老老实实改造世界观。但是，不久之前，正是这些三姑六婆、政治帮闲们敲锣打鼓、满脸笑容地把他们送进农村。前恭后倨，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前路茫茫，使我们的接班人对社会失去了应有的热情和企望！ 从此，不少人学会了请客送礼，巴结权贵，今天寻求“顶职”的途径，明天哀求招工的名额。有的人无病装病，泡医院，贿赂医生，甚至不惜摧残身体，制造各种症状，以图骗取一份蒙混过关的医院证明。 从此，许多女知青牺牲爱情，以婚姻换取生存条件。据1976年吉林省怀德县统计，已婚知青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8%；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统计，占75.5%；1980年吉林省统计，占74.9%。《中国知青史。大潮》综合各地资料，作了一个保守的估计，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也在50%以上。当然，也有人不甘流落异乡，便想方设法嫁个城市人，那管他住的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那怕他人过中年，鳏寡孤独，肢体残缺，病痛缠身；或者退而求之，嫁个市郊农民，起码能够靠近父母，靠近城市，感受一点现代文明的气息。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1000多年前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居然留存至今，并且在知青群体中发扬光大，这也可以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成果了！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早期还兴起了一股偷越国境的风潮。一些知青不甘心流落异乡，居然铤而走险，偷越国境。所以，在毗邻港澳的广东，在与外国接壤的云南等地，“偷渡”成了知青圈子里常常谈及的话题；伪造出差证明，交流穿越边防地区的信息，探索躲开民兵据点和边防哨卡的技巧，几乎成了知青们的交际学问。当然，在这场生死荣辱系于一线的斗争中，空谈者居多，实践者居少，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被关进收容所，有些人甚至以投敌叛国的罪名被批斗判刑。后来，境外舆论鼎沸，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周恩来便绕了个弯弯，说那叫“非法探亲”。于是，“投敌叛国”变成人民内部矛盾，终于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和“谅解”了。 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消失了，说不清是被边防军击毙，还是在大海中淹死。直到1979年，深圳蛇口建立经济特区，人们还在沿海的滩涂上清理出大量骸骨，只是岁月无情，海水有恨，一切历史的痕迹都已经洗涤得干干净净了。人们已经分不出哪些是城市知青，哪些遗骸应当在“青春无悔”的知青史上占有一个小小的牌位！ 第三拔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给共和国的政治老人们出了一道“难题”，那些以改造他人为己任的伟人们，终于品尝到改造他人的苦果了。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 4月27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问题。 5月下旬，各路调查组返回北京，从一大批专题报告中整理出一份总报告，即《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把李庆霖的上书、毛泽东复信、中共福建省委的学习通知和上述之“解决意见”下达全国。 6月22日，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拉开帷幕，各路大员以47天的长时间讨论了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六项解决措施：其一，加强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其二，切实解决知青口粮、住房、医疗等实际困难。其三，加强下乡知青的培养教育。其四，坚决刹住“走后门”风。其五，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其六，做出上山下乡运动的长远规划。 1973年的落实知青政策，是上山下乡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页，它结束了1968年以来“一锅端”的政策，重申了城市知识青年的人权和尊严，打击一些迫害、凌辱知青的犯罪分子，扩宽下乡知青病退、顶职、照顾父母的回城条件，短期内增加下乡知青招工、招工名额，给上千万下乡知青和他们的父母、弟妹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是，1973年的落实知青政策，毕竟建立在坚持上山下乡大方向的基础上，它不可能满足下乡知青渴求解放的强烈欲望，它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加速知青队伍的分化，凸显了剥削阶级子女在下乡和回城中的尴尬地位，从而使这场运动陷入更为尖锐的矛盾之中。 （1）遏止“走后门”的突然中断与华侨子女的集体大回城1973年的落实知青政策是从反对“走后门”、反对“下乡镀金”的浪潮中开始的。 早在1972年，中央便发了三个文件反对“走后门”的特权思想，1973年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又列举其八大罪状，把反对“走后门”列为落实政策和稳定知青队伍的重要措施。为此，当年刻意树立了一批从“后门”回城后，又从“前门”回归农村的先进青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福州军区高干子女钟志民，1968年10月下乡，1969年1月“走后门”当兵，1972年4月又“走后门”上了大学，然而这个“吃糖长大”的“世家子弟”却不甘寂寞，又在反对“走后门”的高潮中轰轰烈烈地返回农村，终于成为《人民日报》公开表扬的人物。可笑的是，两个月后，反对“走后门”的风潮突然终结，他的政治辉煌也就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了。 当年的反对“走后门”斗争，碰到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理论难题：所谓反对“走后门”，目的是让下乡知青拥有平等改造、平等竞争的机会，但是这种平等又有悖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因为，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剥削阶级子女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其阶级本质的反映，是要通过长期的、甚至一辈子的“再教育”来改造的；反过来，红五类子女，尤其是文化革命中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就没有这种必要了。所以，革命干部子女迟早都要回城“接班”，他们“走后门”并无大错，只是缺少一点点必要的“程序”罢了。所以，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又掉转枪头，在批复叶帅的信中写下一个庄谐兼备的批语：“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于是，一场反对“走后门”的“伟大”斗争便糊里糊涂地划上句号了。 从此以后，“后门”成了“前门”，不但干部走了，刚出“牛棚”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走了，后来中美关系改善，尼克松来了，曾经被列为外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走狗的华侨商人也成为座上客了，他们的子女也得获“皇恩大赦”，全部地回城，甚至出国去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终于成为没有政治后台的寻常百姓和小剥削阶级子女的“专利”。当年的红卫兵，今天的下乡知青，终于在他们的“革命实践”中学到一点新的常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另一个侧面就是“老子有权儿好汉，老子无权儿遭殃”，而且同样适用于那一个著名的横批---“基本如此”！ （2）从参军、提干、升学、招工看“落实政策”的本质和下乡知识青年的迷惑。 在毛泽东时代，参军、提干、升学是被信任、被培养的标志，是上升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开始。迄今的“精英”们也津津乐道，回味不已。其实，无论是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还是在落实知青政策的光环下，能得此“恩宠”的知青都只是少数人而已。 据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统计，从1962年至1973年，上山下乡总人数1001万人，能获准升读大、中专院校433500人，参军241000万人，提干16000人，三项合计690500人，占知青总数6.89%。落实政策后至1977年止，升学人数升至825600人、参军416100人、提干31200人，但下乡人数也高达1700万人以上，所以能通过这些途径上升为“接班人”的知青，始终都只有7.1—7.2%左右。更为奇妙的，在这个总体上升了的百分比背后，某些具体项目的比例又神秘地下降了。 比如知青升学的人数，在落实政策的前后就有过一番耐人寻味的变化：据知青史统计，从1962年到1973年，全国高校、中专（技）校共招生2484143人，下乡知青为433500人，占总人数的17.5%。1973年知青政策得以落实，第二年知青升学人数高达169800人，占招生总人数的34.5%。但是高潮过后，知青的升学比例又迅速回落了。据统计，1975年的知青升学人数为149300人，占招生总数的27.9%。1976年，知青升学仅有73000人，占招生人数的12.9%，比落实政策前12年的平均数字还下降了4.6%。 再看城市招工：据统计，1962--1973年，全国企业职工人数增加了2449万人，下乡知青招工却只有249.6万人，占新增职工总人数的10.2%左右。1973年，全国恢复了退休职工子女顶替制，下乡知青也多了一条逃离农村的管道，但从知青回城就业的总人数来看，却没有多大的变化。以1974年为例，全国国营企业职工增加249万人，从下乡知青中实招29万，占总额的11.6%。如果扣除退休顶职的数字（这是一个无法抵赖、无法置换的名额），知青在企业招工中所占的比例，恐怕就比落实政策前的10.2%还要低一点了。 由此可见，城市知识青年升学、招工、回城的通道一直被刻意地堵塞着。这个原则不但在文革之前，“913”事件之前不变，而且在1973年落实政策之后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在“再教育”的革命理论中，城市知识青年始终是一个非无产阶级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永远没有资格涉足上层建筑，永远没有资格走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行列。 另一方面，当年的招生和招工都没有放弃“贫下中农”推荐，领导机关批准的原则，都没有给予知青回城的平等权利。知青的命运仍然掌握在某些的当权者手中，知青们为了从这个狭窄的通道中逃出生天，不得不奴颜婢膝，曲意奉迎，请客送礼，巴结权贵，甚至付出肉体和尊严的代价。当然，在这些折腾中，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反动阶级子女和不甘于充当顺民的知青，他们经历了无数次“政审”，承受着无数次侮辱，却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当他们目送战友离开农村时，内心是何等的孤独、凄怆、痛苦和悲凉。这些“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是弱者中的弱者、贱民中的贱民。他们已经被这个社会永远抛弃了。 所以，1973年的落实知青政策，并沒有导致下乡知青的解放。就其本质而言，它不过是清洗‘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延续，是把城市知识青年溶化在农村的新手腕，新策略。它的“创新”之处，就是把一场“一锅端”的速决战，转換成更具策略的持久战或又下乡又回城的拉锯战而已。
从1975年开始，上山下乡运动似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下乡人数逐年激增，难怪知青史研究者都欢呼雀跃：“迎来了新高潮”。其实，这个庞大的数字是用同样庞大的回城数字换来的。也就是说：新一轮的上山下乡高潮是“轮换制”的产物，是全国人民抵制清洗的集体行动，是70年代末期知青“大回城”的革命前奏。 (1) 60年代早期的下乡模式，在70年代的落实政策中死灰复燃所谓上山下乡“轮换制”，是60年代早期的支农形式之一，也是老百姓心中最为良好的愿望和设想。这种形式兼顾了国家需要和个人的利益，也体现了知识青年在下乡和回城问题上的人格平等，因此曾经得到城市知识青年的普遍拥护。但是，1964年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风云突变，急剧转弯，它建立在清洗“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政治理念上，所以也把下乡知青的个人理想和正当要求视为修正主义的产物，把知青的回城权利修改成当权者的政治“恩赐”。因此，有限期的下乡，人格平等的回城权利，都被风靡一时的“扎根”论完全淹没，完全否定了。 文革初期，为了遏制知青倒流城市，“轮换制”受到猛烈的攻击和批判。而在“轮换制”中奔赴农村的城市知识青年，如广东的“户口保留证”持有者等等，都被剥夺了回城入户的权利。表面看来，“扎根”已成为一股无法逆转的社会潮流，然而高潮过后，人民的思想、知青的愿望，又回到60年代初期的起点上了。所以，1973年，在落实政策的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多数代表都反对无限期的上山下乡，他们认为：从经过锻炼两年的知识青年中招兵、招工、选拔大学生，才有利于动员说服，有利于杜绝“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有利于下乡知青安心工作。然而，这种近似“轮换制”的意见马上遭到大会的否定，甚至成为极左势力攻讦的对象。 不过，正确的思想往往都是在民众中产生，并且在民众中得到积极回应的。1974年，“厂社挂勾”，公司、局系统联合组织上山下乡，又自下而上地把“轮换制”付诸实行了。 (2)从厂社挂勾到公司、局组织上山下乡，开辟了一条上山下乡新路。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工作》，推广“株州经验”，提倡工厂、企业“派一些思想作风好的得力干部”参与下乡知青的管理工作。具体地说，就是工厂企业与公社挂勾合作，向公社输送知青，并保障知青的物质生活和人身安全。这种“厂社挂勾”一旦推行，便发展成企业向公社提供物资援助，以赎买下乡知青（主要是本单位职工子女）回城权利的权权交易了。 这种“交易”的进一步发展是城市企业的“大联合”，是企业以公司、局系统的名义联合起来，形成更为强大的行政力量和经济力量，对下属单位的职工子女进行更为完善、有力的保护。他们不但有财力参予知青点的工作，还有能力向上级索要招工名额，向公社指定回城名单。这样一来，“贫下中农”决定知青命运的权力就被架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意义便荡然无存了，毛泽东设计的移民运动也失去原有的政治意义了。 为了对抗这股“逆流”，又一个“扎根”浪潮席卷而来。197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下乡知青周荣光、王元成的文章《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并以编者按的形式号召知青年“招工不走，城市不回，以实际行动同邓小平反革命路线对着干”。同年6月，辽宁省团委、知青办联合召开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由吴献忠、张铁生、柴春泽等人豋台“合唱”，发出一封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向“拔根”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宣布“扎根农村，铁心务农”，“一反潮流几千年”。 但是，“左派”们的表演却受到冷落。轮换制一如既往地执行，知青们一如既往地等待着回城和进厂。正如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碰头会抱怨的那样:他们“只招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下乡子女”，“不经贫下中农推荐，点名要人”，“任意扩大职工退休子女顶替范围”，“争要招工指标，有的厂还未上马就大量招工……”（《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轮换制”的产生和发展证明，中国的城市知识青年已经成熟了，他们不再是那群头脑简单、盲目轻信的红卫兵了。同样，经过十年浩劫的风吹雨打，中国的工人阶级也悄然地团结起来，他们终于学会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保护自己，保护家庭，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了。 所以，当年的上山下乡城市知识青年中间又呈现出一股另类的风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失去了流落异乡的苍凉和绝望，也失去了革命的激情和信念。他们不再思考邢燕子、董加耕的典型意义，不再关注张铁生、柴春泽、朱克家、吴献忠们的政治表演，他们只是在父母和父母单位的保护下，一面劳动，一面等待着回城，等待着进工厂，等待着另一个春天的来临。 由于“轮換制”的诞生，1975年至1977年上山下乡的人数与回城人数同时暴增，据统计，这3年里下乡人数596.57万人，回城345.7万人，回城率高达57.94%。只可惜下层的力量有限，能在“轮換制”保护下回城的，大都是70年代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那些在“一锅端”风潮中远赴边陲的老三届、新三级，倒被遗弃在遥远的角落了。两年以后，这种不平衡的回城又转变成回城的不平等，并且成了边陲知青不惜血本，拼死反抗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十年世事几翻新，那场精心设计的“上山下乡运动”却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只剩下一个既无法坚持但又不能不坚持的政治空壳了！
第九章 1978---1981 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清算其罪行的声音便从社会底层中响起。但是，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却在十多年的政治惯性中得到延续和发展。 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宣称：“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8月，华国锋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1977年底，国家仍然把176.48万城市青年赶进上山下乡的囚笼，使滞留农村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升到950万人。 于是，一股全面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怒潮终于喷薄而出，汹涌澎湃，席卷全国。
（1）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设想。 A．1975年，邓小平已洞悉上山下乡运动对“整个现代化水平”的危害。 1975年，重返政坛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展了一场拔乱反正，全面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斗争。当时的他还没有扭转乾坤，重造山河的条件，但已从四化建设、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揭露和拼击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危害，提出了某些补救措施。 他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的错误政策，尖指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为此，又以大无畏的气魄重申周恩来曾经提出过的主张:“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后来，胡绳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如此评述道:“文革”中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主持1975年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当时一定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他认识逻辑所决定的。实现四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科技水平落后问题出在于教育上，教育水平不高同招生制度不合理紧密相关，这些又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B．邓小平从恢复高考制度做起，首次冲击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度复出，主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马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教育战线“文革”前17年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思想认识基础。 接着，邓小平又力排众议，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谬论，重申高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主张。他认为，“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他还以自我反省的方式指出，“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这就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改造后升学的宣传南辕北辙，迥然不同了。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学生”，因为，“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30%。于是，被挤压在农村的数万名知青精英终于获得了进入大学殿堂的一个最后机会，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基础也因此而全面崩溃了。 C．邓小平的“3.28”讲话吹响了埋葬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讲话中第一次全面地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第一次提出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张，他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4月4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作出回应：“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到农村去搞饭吃，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务，二是建筑。现在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于是，有关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争议，便从安置政策的层面转移到大方向的问题上来。中国的领导人终于摆脫“整人”、“改造人”的传统思维，开始从经济的角度，工业化发展和人口城市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那一场政治移民运动了。 （2）邓小平讲话成了改革派重新评估上山下乡运动的战斗武器。 1978年夏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全面开展，上山下乡运动又成了凡是派和改革派短兵相接的重大议题。前者极力维护这场毛泽东“首创”的“革命群众运动”，后者却站在这场运动的对立面上，对其展开无情的批判。 邢贲思在《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年国家要花十多亿，包括各种各样的补助、耗费，花这么多的钱，结果到了农村还跟农民争粮吃，农民并不欢迎…… 于光远的评说更为彻底、尖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应当承认这是十多年错误做法造成的。 据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记录：一位黑龙江大学的教师在理论学习辅导会上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方向，从现实来说，农村人口要减少，城市人口要增加……于是，这位教师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与此同时，沉沦在社会底层的知青也开始站立起来，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如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记述： “一位青岛知青，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中……算了这样一笔帐：自掀起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专门的机构，调动了大量的基层干部管理这些工作，造成了大量的干部浪费。青岛一市，每年给知识青年带队的干部就有几千人，如把这几千人建立一个大企业，一年可以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青岛有四五万下乡知青，每人安家费500元，此项费用就达几千万元……如用这笔钱办工业，能建立多少工矿企业呢？”另一个知青在题为《迎接祖国美好的春天》的大字报中写道：“短短十年时间，全国一千万青年浩浩荡荡奔赴农村，作为一个运动，确是伟大而可观。但看看后果，却不敢乐观，是我国的农村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青年吗？是青年离开农村就不能成长吗？---不是，这个上山下乡运动，说近了，是国家经济衰退，不得已安排劳动力的权宜之计；说远了，是对历史进程，对经济规律的一种倒行逆施。”（3）贯彻邓小平“3.28”讲话和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大胆尝试。 与此同时，邓小平关于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设想也见诸行动，不少省、市、地方干部都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灾难有切身体会，所以都极尽所能，为知青的解放作出贡献。 5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的通知》，彻底粉碎了一切阻挠下乡知青参加高考的政治障碍。 5月，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四川、江苏等省知青办提出建议，有些县城和小集镇的中学毕业生可以就地安排就业，不再动员知青上山下乡。 7月，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反映，上海滞留在外省、区的下乡知青尚有37万人，计划在3年内招回16--17万人。 8月，北京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经市委同意，规划:今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上不再到农村插队;而对于仍在郊区农村的14万下乡知青，争取数年内逐步调回。 8月，沈阳、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阜新六个城市联合召回15000名插队内蒙的知青。据悉，当年辽宁省六大城市联合行动，组织15000名知青远征内蒙昭乌达盟，成为一项全国闻名的壮举。但由于地处偏远，生存条件太差，知青生活无法自给，成为家长和政府的沉重包袱，最后只能果断收场。 迄今的知青史没有介绍广东的情况。其实广东人向来务实，60年代早期便有“户口保留证”的“创举”，而且在70年代中期的“轮换制”和招工中有计划地召回了大批老知青。所以，在“大回城”的骚乱中，竟然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一片宁静祥和的景色。 可见，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一个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解放城市知识青年的大趋势，巳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如果能上下一心，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3.28”讲话的精神，开列出知青回城的时间表，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内平安“着陆”，结束这场劳民伤财的政治移民运动。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一场坚持上山下乡运动和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总对决，终于在1978年底，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前后爆发了。
（1）“凡是派”对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消极抵制。 7月3日，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说：“最早提出插队的是邓小平同志……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渐减少下乡，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你们的责任是讲明这种可能性。知青安置去向，要主要着眼于城市。”7月19日，华国锋在同胡耀邦谈话中也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但是，在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多次会议中，邓小平的“3.28”讲话却始终未能完全落实。 7月，国务院知青办根椐胡耀邦的指示，召开座谈会，研究开辟就业门路，逐步做到多留城、少下乡。7月13日，纪登奎听取有关汇报，公然质问道:你们提出要区别对待，有的下乡，有的不下乡，能行得通吗？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逐步调整上山下乡的政策…… 9月12日，纪登奎再次对邓小平的结束上山下乡发起诘难，他说：“总的方针是要稳住”，“逐步做到不搞上山下乡”的提法要考虑。要在坚持上山下乡的方针下，以求安定团结。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10月9日，纪登奎又祭起“就业困难”论的法宝说：城市1000多万人要安排，无论从商品粮还是城市就业分配，两三年内都无能为力。一下子不搞上山下乡，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困难。 10月18日，在政治局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筹备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纪登奎终于一鸣惊人，捧出一个纲领性的意见：“上山下乡口号不能丢”！并且煞有介事地重复着那些“统筹安排，逐步解决”的“毛氏”主张。他说：“要调整政策办法，花钱要讲效果。”“原则上不搞插队。用办青年点的方式、工厂办农场的办法加以安排。把10亿的安置经费装备他们发展生产，不搞零星补助。”“五七干校已经轮训了3遍，搞不下去了，可以组织办农场安置知识青年……”纪登奎的意见迎合了一部分政治老人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心理，终于成为“凡是派”在上山下乡问题上的总代表，并且在新一轮的斗争中赤膊上阵，尽情表演了一回。 （2）“凡是派”操控下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指出会议“对于实现毛泽东主席要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遗愿，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发展知青战线的大好形势，具有重大意义。”10月30日下午，陈永贵和纪登奎召集部分知青代表座谈。纪登奎以上山下乡运动理论权威和“精神领袖”的身份亮相。他说：“知识青年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要依靠粮食问题的解决。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时候就可以真正解决了。”他又说：“根据十年规划达到目标分析，知识青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纪登奎们以为，凭着一张“十年规划”的空头支票和一些老掉牙的政治述语，就可以继续蒙骗下乡知识青年。但是，他们却完全失策了，背时了。他们完全忘记：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人心尽失了！熬过十年苍凉岁月的城市知识青年，再也不会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送给这些政治老人当赌注了！ （3）《中国青年报》敲响了警钟。 11月23日，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揭竿而起，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力陈上山下乡运动给青年一代带来的种种祸害，终于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把上山下乡问题从一千几百个官僚的小会场拖到全民大辩论的社会环境中。 据《中国知青史--大潮》理解，“这篇文章审时度势，对上山下乡的缘起、历程、得失，以及指导理论的正误，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和分析。它高扬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次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全国人民面前。”据《中国知青史--大潮》记述，这篇文章引起全中国的震动。“1个月内，报社就收到读者来信100余封，在信上署名的300多人。许多知青在信中表示……许多年来，报上只说空话、假话，这次评论员文章说了实话，说明真正关心我们疾苦的还是党中央……”其实，无论是知青史还是国务院知青办的知情人士，都没有说清楚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根据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中国青年报》不可能在没有充分蕴让、讨论和通气的情况下发表如此一篇纲领性的文章，更不可能让它出现在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的关键时候。其所以破格而出，显然有它的政治背景，显然是为了打破“两个凡是”的垄断，在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上开拓一个新的政治氛围。但是，那些头脑僵化的政客们并没有引起重视。11月29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出席会议的负责人和知青办主任开会，公开声明《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文章不代表会议精神。这种自以为是的举动，无疑把自己推到民心民意的对立面上。他们再也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下乡知识青年了。 于是，一场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亲手埋葬上山下乡运动的决斗来临了！
（1）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给知青们送上“大礼”。 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闭幕。12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出炉。“最根本的是五点：一是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搞上山下乡；二是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再动员下乡；三是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地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四是已经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予以重新安排，其中，下乡较早的老知青要限期解决；五是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这个有“范围”的上山下乡和有“范围”的“重新安排”，乍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暴露了有关领导人的因循守旧、迂腐无能，他们自以为有“重大突破”，实际上却制造了农场知青和插队知青的新的不平等；他们自以为给知青展示了光辉的未来，实际上却剥夺了农场知青的现有的回城权利，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不安和恐惧。所以，《知青工作四十条》一旦传出，天南地北，数百万农场知青便纷纷“造反”了。 （2）云南知青托起炼狱之门。 云南知青运动的起因有两个版本。有人说，是因为上海知青徐玲先难产死亡激起知青们的反抗，也有人说是因为上海知青丁惠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引起974名知青联名签署。总之，不管最初的原因如何，11月下旬，西双版纳的知青已成立了联席会议，发动了罢工斗争，一场“大回城”的斗争序幕已经揭开了。 12月3日，省、州委领导人接见知青代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推出一个取消农场知青回城权利的《知青工作四十条》，于是，各大农场广播站反复广播，日夜宣传，力图以北京的决议瓦解知青的回城斗争。然而适得其反，新的政策引发起知青的忧虑和愤怒，反抗迅速升级，演变成一场赴京请愿的新战斗了。12月14日，罢工指挥部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付主席的一封公开信》，同时向州委、省委表达了自己的合理要求。12月17日，第一批赴京请愿者143人离开景洪，12月18日第二批请愿者160人从思茅北上，但是两批请愿者都遭到地方军警拦截。几天内，前后11批知青代表，共计2000多人被困在元江、景谷、哀牢山一带。几日之后，部分知青代表绕开阻拦者的纠缠，陆续到达昆明。他们分批购买车票，准备乘坐火车北上。但出发前夕，又被全部拦截下来。 12月28日，100多名知青代表孤注一掷，在昆明东郊一公里左右的羊角凹集体卧轨，抗议阻挠知青赴京请愿的行为。留守农场的知青也作出反应，他们一方面组织知青奔赴省城支援，一方面扣留农场的领导，公开声言：如果卧轨知青遇害，则以牙还牙，予以报复。事态持续60小时，终于震惊云南！震惊全国！ 1979年元旦前夕，云南的知青代表团到达北京。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副部长程子华的接见。然而，接见气氛并不融洽。王副总理表情严峻，先发制人，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说知青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代表们全懵了，大气不敢出，更没人敢提返城的事情。 当晚，王震派人邀请代表们看电影，并且站在电影院门口笑脸相迎。电影结束后，王震打破沉默，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她；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邓副主席说了，不久就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知青中有人抱怨结婚难。王震又风趣地说：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当年打仗，在你们这个年龄，哪里顾得上结婚嘛！我可以给邓（颖超）大姐说说，让她张罗从山东江浙调一些漂亮姑娘到西双版纳，到时候让你们走，你们可能还舍不得走哟！ 暖流正在形成，气氛逐渐和缓，王震也趁机溜走了。一位重庆知青却突然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王震愣住了，估计多少年来，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曾对他直呼其名外，没有谁敢于对他如此大呼大叫？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话大声骂了起来。（大意是:你是个捣蛋鬼，你才吃了几天干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场面一下僵住。双方不欢而散。 上访代表团似乎成功了，因为他们终于代表云南知青踏进共和国的殿堂；上访代表团又似乎失败了，因为他们的回城要求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于是，这群跪着的“造反者”只能取道上海、重庆，意气栏姍地返回云南去了。 1月12日，勐岗农场的知识青年又发出《罢工宣言》、《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再度掀起斗争高潮。次日，上万名知青集体罢工。1月16日，罢工知青在事前发出声明的情况下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和电话总机，并且驱逐了充当说客的省委副书记和冒牌的“中央调查团”。 1月23日晚上7时正，首批参加绝食的311名知青敢死队列队进入广场，上万名下乡知青在场外搭起帐棚，点燃篝火，用悲愤的的口号和歌声为他们自己的英雄呐喊助威。文革初期的夺权、静坐、绝食居然又在祖国的边陲上演了。但是，历史不会重复，今天的知青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革命小将”，不再是他人争权夺利的政治棋子了。他们在争取自身的自由和解放，他们在横额上写上血红血红的大字：“知青要做人！我们要回家。”26日中午，中央调查组赶到勐岗与知青对话。最初，他们仍按照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劝导知青们“抓革命，促生产”，返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结果引起知青们强烈不满。罢工指挥部成员、北京知青吴向东从绝食队伍中走出来，当众割腕自杀抗议。又一名成都女知青跪倒在代表团脚下，泪流满面地哀求:“伯伯！伯伯！救救女儿吧！”接着，全场知青一齐跪下，哭声震天…… 调查组组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并且在文革中受过连续十年的冲击。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着，有好几百人。他们哭，我也哭。我来晚了呀！我打了几十年仗，解放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有这样的情况！我跟知青们说，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说这个话是从内心里说的。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啊！ 1月28日，中央调查组终于宣布：中央一定会满足知识青年的要求。于是，禁锢知青的炼狱之门开启了，数百万知青大回城、大解放的浪潮席卷而来了！ （3）《中国知青史--大潮》笔下的黑龙江知青“大逃亡”。 “1978年下半年，在辽阔的黑龙江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办理‘病退’手续，已形成疯狂的浪潮。数不清的知青拥挤在各级医院里，跟医生软缠硬磨，涕泪交加，逼着要诊断书。”“一些知青为了捞到医生的病退诊断书不择手段:有的买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胃里吞铅块、往血管里注柴油。有的有意吃过敏药，吃过量药物，制造高血压、过敏症和心脏病的假象。有的青年吃麻黄素吃得吐血，昏迷事件层出不穷。有的人假病真做，造成终身悲剧。”“1978年底，黑龙江国营农场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调离的已达20多万人。要求返城的申请表继续成千上万地送去领导机关。仅哈尔滨市知青办，1979年3月份收到的申请表就装了五麻袋另一箱。这年第一季度，全农场系统又有7.4万知青返城，另有6万人已报病退材料待批。这就是说，在农场名册上暂时能卦上号的知青只剩10万多人。”80年代，知青作家梁晓声在《今夜有暴风雪》中如此记述：“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有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4）责任谁负？ 前国务院知青办工作人员撰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云：“从1978年12月，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国营农场一些知青罢工请愿要求回城后，很快蔓延发展到21个省、市、自治区。在已婚插队知青、支边青年、已在当地安排就业的知青、下乡后参军又复员在外地工作的知青，以及下放人员子女中，引起连锁反应，或几十人或上千人上街讲演、上访、静坐、请愿游行，要求‘废除上山下乡制度’、‘一锅端下去的，还得一锅端回来’。到本年2月，形成了一股声势很大的‘回城风’。”然而，这场大回城的是非对错，却成了官方知青史难以启齿的问题。所以，顾洪章在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也只能借“农村人”、，“边疆人”的口予以谴责： “……政策对他们够优惠了，两年一次探亲假，可是他们还不知足……这是一个惨痛教训，今后我们培养人才，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已的‘永久牌’，决不培养‘飞鸽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可是都往高处走，这低处该怎么办呢？”“难道边疆人就该一辈子在边疆，城里人就该一辈子在城里？这不公平。”顾先生杜撰的“群众语言”十分煽情，似乎占理，但实际上却完全背时了。因为，在知青回城的几年之后，人民公社便颓然倒塌了，无论是农村人还是边疆人都变成“飞鸽牌”了。而到了90年代中期（即顾洪章大作问世的日子），这类“飞鸽牌”已经数以亿计，遍及各地了。这些新时期的“飞鸽”离乡背井，走南闯北，不但创造出一个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创造出先进、文明的工业园区，而且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打造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农民工！ 所以，知青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农民和“边疆人”的下沉。恰恰相反，知青的解放是中国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走向公民社会的第一个脚印，因此也毫无疑义地是中国农民走向解放的先声！
1978年底，255万知青逃离农村，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回城者，全国城市已有数百万待业人员，远远超过企业的承载能力。但是，共和国已经成熟了，中国人无需再在“压缩城市人口”的老办法中寻找出路了。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主张。10月4日，邓小平提出从经济角度化解上山下乡问题，他说:“……处理就业问题、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这些都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从此，以“就业困难”逼迫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论彻底破产，知青回城不但合理、合法，而且完全可以操作了。 1980年4月25日，财政部发出《对安置待业青年的城镇集体企业进一步减免税的通知》。1981年7月7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的规定》，个体劳动者的合法地位从此得到承认，国家垄断就业渠道的时代宣告结束，数百万回城知青也陆续溶入社会，开始其新的生活了。 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劳动部门统一兼管知青工作，解决运动的遗留问题。一场折腾了20年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划上了句号。 一个时代终于过去了！无论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是农村知识青年回乡生产，作为一场移民运动、一项政治动员，一种违背工业化发展规律和压抑人性、侵犯人权的政策，都随着那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永远终结了！在开放改革的新时代，在市场机制日趋完善的新环境里，城乡劳动力与人才的自由交流，创业者的物质回报和志愿者的精神满足，重新成为下一轮移民运动（不管是上山下乡还是入城市进工厂）的真正动力！
第十章 再回首 30多年前的“大回城”，无疑是中国知青对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为强烈的批判和否定。然而30年之后，“青春无悔”的声音又悠然响起，1800多万知青的人生悲剧又被矫装打扮，送进“革命”的历史博物馆，有人说这是“既得利益者”借此美化自已的过去，也有人说这是因为知青们不忍否定自己的青春。其实最为内在的原因是：当年在人格上得到解放的知青还没有在理论上、精神上取得彻底的解放。 马克思说过，理论的批判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样，武器的批判（或称实践的批判）也不能代替理论的批判。所以，在“大回城”中取得解放的知青还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視当年的上山下乡理论，从反思和批判中求得精神的救赎和解放。
20世纪60年代，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为其鼓吹造势的理论汗牛充栋，多不胜数。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缩小三大差别，促进城乡结合的需要;彻底改造世界观的需要;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等等，与此相比，“就业需要”倒是一个不能不说但又难以尽说的理由了。因为，长达20年的“就业需要”必须以长达20年的“就业困难”为背景，而这又似乎有悖于社会主义一日千里，飞跃发展的大好形势了。 时至70年代末期，上山下乡运动全线崩溃，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被一一否定了，唯有“就业需要论”还有点骗人的本钱，所以，1981年，上山下乡运动刚刚结束，当年的国务院知青办就泡编制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和总结》，以权威的口吻“告诉”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90年代，知青史的研究渐成风潮，这个观点又被广泛采用，成为官方知青史的基石。如顾洪章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所说：“在实行开放改革政策以前的20多年里，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周期性大上大下过程中，动员城市青年及诚镇其他人口下乡，一直是各个经济调整时期为了克服当时经济困难所釆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上山下乡高潮的出现，常常是在经济工作出现问题之后形成的，但正是为了纠正错误、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才有必要动员城市人口上山下乡。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山下乡就象一个不得不咽下去的苦果。”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试作如下分析。 （1）1955至1957，城市职工增长与广义上山下乡高潮的关系。 1955年至1957年，有过一波广义的上山下乡高潮。尤其是1957年，第一次提出“城市每年只能安排100万人就业，其余的100万毕业生只能到农村务农”。其实恰恰相反，当年的城市工业连年发展，就业职位大幅度增加，“就业困难”已得到根本解决。 据统计，我国1955年的职工人数为2249万人，1956年已增至2473万人，一年内增加了224万个就业职位，比当年失业登记的102万人多出122万个职位。1957年全国职工人数增至3100万人，一年内增加就业职位628万个，以当年的9900万城市人口计算，就业率已经高达31.3%以上。 （2）1963至1977，城市职工增长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关系。 1963年7月，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筹划，到1977年底，恰好走完其生命的主要运程。其间上山下乡的呼声如雷贯耳，上山下乡的人数超过1800万。但在同一个时间里，我国的职工人数也从3425万上升到9102万（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7196万，集体所有制1916万），一共增加就业职位5677万个，是下乡知青总人数的3倍以上。 也就是说，当年创造的就业职位，不但足以让所有城市青年安居乐业，免除劫难，还可以让3000万农民走进城市，根本不存在“就业困难”的问题。 再把上述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细看其上山下乡与就业的关系。 A．文革前：1963年6月底，全国职工人数约为3423万。下半年工业上马，职工总人数升至4080万，半年内增加就业职位657万个。1964年底，全国职工人数为4601万人，一年内增加就业职位521万个。1965年底，全国职工人数又上升到4965万人，增加就业职位364万个。以此合计，3年半内共增加就业职位1542万个，而同一时间内的下乡知青不过120万人左右。试问：为什么1542万个就业职位竟容纳不下120万下乡知青呢？ B．文革初期：由于红卫兵运动，生产停顿，招工暂时停止，但从1979年起，生产就逐渐恢复了。据顾洪章所云，“1971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指出，国民经济发展发展中的基本建设过长，导致‘三个突破’，带来财力、物力供应紧张，必须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减少甚至暂停招收职工。于是，又引发了1972、1973年的新一轮上山下乡高潮。”其实，今天公开的统计数字表明，至1971年底，我国的职工人数已上升到5318万人，1972年底又升至5610万人，从1966年起算，几年内共增就业职位645万个，根本不存在什么“暂停招收职工”的问题。只是如此一骗，倒把文革以来上山下乡的708万城市知识青年统统钉死在“广阔天地”里了。 C．文革后期：从1973年到1977年，我国的工业化仍然在各种政治困扰中发展，全国职工人数（含集体所有制）高达9102万人，5年内又新增了3492万个就业职位。而同一时间罓仍然滞留农村的下乡知青共有947.89万人，仅占新增就业职位的27.14%左右。如果当权者真的爱护城市知识青年，为什么不把这些职位“恩赐”给他们呢？如果当权者真的把上山下乡看成“不能不咽下去的苦果”，为什么不借此机会把它吐出来呢？ 可见，在上世纪的60、70年代，中国城市的就业供求是基本平衡的，根本不存在所谓城市“就业困难”，不得不到农村去寻找出路的问题。
今天，也许毎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就是大工业的兴起和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其特点就是打破农业社会的人口分 布规律，促使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为农业生产模式的改革腾出足够的空间。所以，当今发达国家的人口大都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它们的人口城市化水平都高达70%--80%以上，換一句话说，就是以少数的农民养活大多数的城市人，又以占总人口70—80%的城市人为农业发展提供科学文化和技术改造的力量。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据统计，我国1949年的城市人口只有5000万人，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10.6%左右，还比不上宋徽宗时期的昌盛繁荣。及至1957年，我国总人口高达64653万人，城市人口却只有9900万，人口城市化水平为15.31%左右，充其量只算是农业社会的尾声和工业化社会的开始而已。 1958年，中国人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工业化的高潮，即所谓“大跃进”，而当年的城市人口也随之飚升，一下子增加了1000多万，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到16.7%。两年以后，“跃进”持续，城市人口也增至13000多万，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提升到20%以上。这三年的得失功过，史书各有评述，但对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却一致抱有否定的意见。其实，这段历史是应当重新探讨的： 第一．当年被“压缩”的对象是1958年1月1日以后迁入城市的新移民，他们都有正当的迁移手续，有正当的职业和居留地址。他们不同于逃荒的灾民，不同于流落街头，四处乞讨的流浪者，更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那些寄居于贫民窟的无业游民。 第二．当年（即1958年至1960年）的城市新移民毎年增加1000万，增长率为1.5%/年。而最近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从2000年到2010年的城市人口增长率为13.5%，平均毎年増长1.35%左右。所以，从工业化发展和人口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当年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仍然是合理的，无可非议的。 第三．当年的粮食征购每年都超过1000亿斤，而城市的需求量只有500亿斤左右，所以，“粮食供应困难”、“城市人口过剩”等等都与城市人口增长无关，不能都算到新移民头上。 第四．准确地说，当年的困难来自于粮食储备管理的失衡和工业生产中过分集中、过分迷恋于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所以，它是我们对工业化发展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的结果，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所以，当年的“压缩城市人口”只能是一项“退一步，进两步”的临时的政策，它绝对不能取代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大方向。 但是，历史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突然拐弯了，一场天灾人祸，使共和国陷入困境；一股压缩城市人口的浪潮，又使人口城市化水平重新回落到14%至15%的低位上。更为可悲的是，我们从此走进另一个极端，即无限制地夸大城市人口膨胀的副作用，怀疑和否定工业化必然加速人口城市化的客观规律，甚至从此确立城乡二元制，剥夺农民的进城自由，把临时性的“压缩城市人口”当作一项长期国策来推行。这样一来，“城市人口过剩”就成为迫使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最重量级的武器了。 且看如下一些“经典”言论： 1963年10月，周恩来在召集各大区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谈时强调：“城市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放松不得。这些都要写在决定内。”1965年2月，周恩来在中央安置工作会议中说：“现在城市里毎年涌现出青年劳动后备军，起码是200万。就说大、中、小城市，算1亿人口的话，人口増长率2.5%就是250万。现在计划生育就是把人口増长率压到2%，毎年也有200万……城市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我们城市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一切要按节约计算，毎年增加的劳动力不会太多……” 其实，“城市人口过剩”与否，首先取决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方向。如果一个国家只懂得“强国”，不知道“富民”，只追求超英、赶美、压倒苏修的重工业“指标”，不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满足老百姓就业需求的产业，那末就永远无法摆脱“城市人口过剩”的噩梦。所以，“城市人口过剩”实际上是国家垄断经济，垄断城市产业，垄断城市就业市场的结果，是国家全能主义的“副产品”。 从80年代开始，我们就摒弃了这种保守、落后，违背客观规律的思想，并以沿海地区和城市为起点，开放，改革，开拓市场，容纳个体经济，仅仅几年就让上千万知青和其它回城人员融入社会，而且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农民工进城的高潮。及至2010年，中国已有两亿多农民工离开本土，进军城市，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也从30年前的20—23%上升到49.68%。那个曽经压在国人头上，并且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的“城市人口过剩”魔咒，早就在工业化的潮流中烟消云散，不知所终了。
所谓农村建设需要，包括劳动力需要和知识人才的需要。从整体来说，中国农村地少人多，文化落后，它对城市的知识人才确有企望，但对城市劳动力的流入就缺乏足够的兴趣了。 但是，60年代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无休止地夸大中国“缺粮”的“困难”，夸大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第一线建设的劳动力作用。例如，早在文革前夕就提出“占领山头，开发山区”的设想，就把开辟“宜农荒地9.8亿亩，宜林山地26亿亩，宜牧草原15.4亿亩”的希望寄托在城市知识青年身上；例如，肖克在1965年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中说：“中国土地广大，再好的年景也有部分地区自然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开荒，又精耕细作，就可以增加粮食作物的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国家和人民的储备。”（见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其实，城市知识青年能生产多少粮食，“增加”多少“储备”，人们都是心中有数的。 （1） 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缺粮”，而是粮食使用不当。 历史资料显示，1949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仅有2240亿斤，确属缺粮国家，但随着全国解放和土地改革的胜利，农村生产已迅速恢复，粮食产量也迅速提高。 195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已达到3088亿斤。1957年和1958年再上新的台阶，分别达到3901亿斤和4000亿斤，以当年67000万人口计算，人均口粮每月49.75斤。60年代初期，天灾人祸，粮食产量下降，其中1960年降到2870亿斤，1961年再创低位，只有2780亿斤，但以当年全国7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月仍有33斤左右。1962年灾荒过后，经济好转，粮食产量又连年上升。1966年粮食总产量高达4280亿斤，如果以8亿人口计算，每人每月口粮仍在44.6斤以上。可见，从50年代中期起，中国就不再“缺粮”了，真正的问题在于粮食的管理不善和分配不当。換言之，就是盲目地仿效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盲目地征购和出口粮食。 以1957年为例，当年征购粮食961亿斤，农村留粮2940亿斤，农村人均口粮534.5斤，平均每人每月44.5斤，尚为一个合理的分配。但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对于土地和粮食的支配权被完全剥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据悉，1958年全国粮食总量产为4000亿斤，征购粮食却上升为1175亿斤，农村留粮2825亿斤，农村人均口粮523.1斤，平均每月43.59斤。1959年粮食产量下降为3400亿斤，粮食征购却继续上升，高达1348亿斤，农村留粮下降到2052亿斤，人均366斤，平均每月30.5斤。1960年，粮食总产量跌至2870亿斤，粮食征购仍然高达1021亿斤，农村留粮1846斤，人均312斤，平均每月就只有26斤了。如此底的标准，再加上虚报数字，层层截留，挥霍浪费，自然就捉襟见肘，无法生存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城市每年只需要消费500亿斤粮食（周恩来语）。也就是说，毎年的粮食储备都在500亿斤以上，比当年美国的200亿斤粮食储备还多出1至2倍。然而，这些粮食都跑到外国去了，还外债，换设备，支援“世界革命”去了。所以，当自然灾害并发的时候却找不到储备粮食了。 由此可见，当年的“缺粮”不是天灾，是人祸，是推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依靠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现代化的结果。这样的“缺粮”，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都无法解决，城市知识青年更无法解决。所谓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等等，充其量也只是再增添一批无辜的牺牲品而已！ （2）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人均耕地面积太少。 当然，中国的农业发展也存在着危机，这就是地少人多，耕地面积严重不足。 据唐朝杜预《通典》统计，开元年间，全国的耕地总面积为850万顷，人口7200万，以92%农业人口计算，人均耕地13.2亩。这种状况尚符合孟子“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的理想境界。但到清朝光绪年间，情况就产生了根本变化，当时的耕地面积增至900万顷，农业人口却高达33800多万，人均耕地只有2.63亩，传统的中国农村已经人满为患，无从发展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重视这个矛盾，只是追求“总产量”的提高，“生产关系”的不断改造。所以，及至1965年，我国的耕地面积虽然增至15亿亩，但农业人口却同时增加到63000多万人，人均耕地就只有2.38亩左右了。就此而言，我们比满清王朝还落后了一小截。 面对这种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合理地削减和分散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即把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分散到新垦区域，扩大耕地面积，或者让一部分农业人口流入城市，转化为工人，即通过人口城市化来剌激工业的发展，最后以工业化的成果改造农业。換言之，就是以提高农业人均产量的科学思维取代一味提高总产量的人海战术。 遗憾的是，当年的“我们”却更加注重“总产量”，更加沉迷于“总产量”背后的人海战术，更加欣赏剥夺农民迁徙自由的人民公社和城乡二元制。因为，“总产量”是“国富民强”的标志，人民公社和城乡二元制是万民臣服，天下归一的根本保证。所以，农业学大寨轰然而起，不计成本的开山造田，浪费人力资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被公认为提高农业总产量，加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措施。 只是若干年后，人们才猛然发现，这种提高农产品数量的手法也太低劣了，它不但浪费了一大批城市工业化的人才和力量，还降低了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构成了一个下乡知青与农民争饭吃的新矛盾。换言之，它几乎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新农村的微乎其微的作用完全化解为零了！
城市知识青年对农村贡献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所谓知识青年下乡“送文化”。 毫无疑义，185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有助于农村文化知识的普及。正如有的网友说：“当年，是知青教师教会他们刷牙、漱口”，“当年的知青当教师，使他们所在公社普及了小学、初中教育，终于有人念上高中、甚至考上大学，……”但是，从更深的层面考虑，这种知识青年下乡“送”文化，又不过是农村知识阶层的替代品而已，它掩盖了国家对农村文教事业投入的不足，却无法改变其衰颓破败的局面。 （1）中国农村失去了一个独立的、有话语权的，扎根于农村的知识阶层。 中唐是中国封建社会转折的关键，其标志是农民对地主、豪强和封建士族的人身依附转变为农民与地主的契约关系；其结果是自由农民和城市游民的大量产生。 为了重建农业文明社会的秩序，北宋以来的儒学大师都大力推动知识青年回归乡里，传承文化，弘扬道统，建立起一个扎根村社，服务乡梓的知识阶层。如果说，中世纪的西方文明由遍及欧洲的修道院保存，那末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则由庞大的农村知识阶层支撑着，维护着。他们是村社的骨干，秩序的支柱，农民的精神偶像。中国农村生存和发展的“定海神针”。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个传统的农村知识阶层又迅速衰亡了。而且由于国运衰颓，社会动乱，新文化运动哺育的新知识分子也始终未能在农村扎下根来。 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得以恢复，农村又产生了争取“识字人”和重建农村知识阶层的要求。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发出了“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应当到高兴地那里去”的号召。 遗憾的是，1957年的一场反右斗争，又把这些设想彻底埋葬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浪潮叠起，杀鸡取卵的高征购，狼吞虎咽的公共食堂，邀功请赏的高产试验田，成了农村生活的时尚，而兴办学校、医院，却成为画在墙壁上的，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蓝图。中国农村终于失去了重建农村知识阶层的机遇，失去了一支行使道德教化和道德制约权力的基层力量。农村成了以“吏”（干部）为师的法家天下，人们把无知当作忠诚，把蛮干当作革命，把吹牛造假当作创新，终于酿成一场十室九空、饿殍遍野的“自然灾害”。 三年的天灾人祸，似乎把农村缺乏文化的矛盾暴露无遗，但是，轻蔑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国家已经没有重构农村知识阶层的精神和欲望了。所以，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来临的时候，国家就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要求他们以农业劳动力的身份去充当农村知识阶层的临时的廉价的代用品。也就是说，在这个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知识青年把学到的知识带到农村，带给农民，而“贫下中农”则在接受其文化影响的同时，当仁不让地“领导”他们，用自已的无产阶级观点和立场去“教育”他们。于是，文化知识得到了，阶级的权力彰显了，农村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中的政治异己分子也就无法翘起尾巴，无法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了。 所以，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强调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都强调在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下乡知青参加科教文卫战线，当教师，当文员，都被贬斥为怕艰苦，怕劳动，逃避世界观改造的行为，甚至成为一些先进典型坚守第一线的反面陪衬。 70年代以后，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已经多达1000多万，知识青年进入科教文卫战线也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于是，形形式式的“宣传队”、“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不入品流的“队办小学”纷纷出现，城市知识青年也似乎真的“大有作为”了。其实，知识青年充当农村知识阶层代用品的原则并没有改变，他们虽然参与科教文卫战线的工作，却大多数不入专业人员编制，不享有专业人员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即使走上干部岗位，也只是个以工代干的“黑市干部”而已。所以，他们在科教文卫队伍中始终是一群“临时工”、一种“替代品”，他们始终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状态中浪费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2）从科教文卫投入的宏观角度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送文化”为了证明当年的情况，特引用如下表格，以供诸君参阅：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与科教文卫投入关系一览表》 年 份 国民生产总值（亿（亿元） 科教文卫投入（亿（亿元） 比例% 年 份 国民生产总值（亿（亿元） 科教文卫投入((亿(亿元) 比例% （本表据叶茂林<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中国公共教育投入情况>表的数据制订） 表格中的科教文卫投入，包括科研、教育、文化、卫生四大项，30年来一直只佔国民生产总值的2.5%—2.8%左右。而在以色列，每年光教育经费一项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以上。在韩国，从1966年起，十年内的教育经费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8%，并且把预算的2/3用在强制性基础教育之上。相形之下，我国的科教文卫投入却长期短缺，至于农村所占的份额就更加无法想象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山下乡“一锅端”的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科教文卫投入竟然下降到前30年的最低点，连续三年在2%之间浮动。可见，削弱科教文卫事业投入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送”文化是同步进行的。蔑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急于用“价廉物美”，便于操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送文化”来取代农村知识阶层的重建，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但是，“无恒产者无恒心”，国家一旦把知识青年当作农村知识阶层的替代物，知识青年也就把“送文化”看成是临时的“行当”。他们虽然已经受到某种“眷顾”，已经有了一份“学而致用”的“职业”，但是却没有归宿感，没有安全感，他们只认同知青的身份，却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拥有教师、医生或干部的地位，所以大回城的风暴一旦刮起，便理所当然地从这些“送文化”的岗位上消失了。 （3） 知识青年下乡“送文化”和农民进城“取文化”。 如果进一步剖析“知识青年下乡‘送文化’”的理论，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不过是一种民粹思想的变种，是当权者的政治权术和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自抬身价的把戏而已。 试问:三、五个城市知青，半瓶子的书本知识，能给农村带来什么“文化”呢？难道农民需要的“文化”就是刷牙、漱口、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和读懂一本小学课本吗？ 试问：既然国家能花费大量精力让知识青年下乡“送文化”，为什么不能让农民到城里经风雨、见世面，取他们自已所需的文化呢？难道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或美其名为贫下中农）还缺乏那种“自已教育自已，自已解放自已”的能力吗？ 在那一个荒唐的年代，农民进城“学文化”的权利是被完全剥夺了的，我们无法用它和知识青年下乡“送文化”相比较。但是，在后三十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却看到农民进城“学文化”的巨大威力。这些新时代的弄潮儿不但学会了“刷牙”、“漱口”，还学会了生产技术，管理技能，学会了办公司、办企业，学会了拼博、奋斗、引领时尚和独占鰲头。而这些伟大成就，都是知识青年“送文化”所无法比拟、无法企及的。 历史已经证明，当年的知识青年下乡“送文化”劳民伤财，成效甚微，今天的农民进城“取文化”，却为农村闯开了一条脫贫致富的金光大道。因为，在农村变革的历史过程中，一切民粹主义的政策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只有农民才能自已解放农民自已，只有农民的人身解放和精神解放才是农民走向经济解放和文化解放的根本保证！
刘小萌在其《中国知青史——大潮》中说：“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段话体现了老三届左翼分子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对毛式政治运动的狂热，就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就是“最成功的一代”。所以，他们以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而自豪，以认识了农民，懂得了国情而自居，以“青春无悔”来概括了那一段沧凉的岁月！这种思想如果仅属个人的体验，我们不持异议，因为确有少数人在上山下乡中得到培养和重用。但是，如果把它提升为一代青年的历史使命或“成功”的标志，那就值得商榷了。 （1）外国的开发人力资源与中国的“教育革命”。 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冷战的时代，但也是人们在冷战中寻找和平和发展，并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年代，因而也是一个教育观念迅速转型和教育亊业飞跃发展的年代。所以，当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同时，外国“知青”正忙着升高中、上大学，展开一场提高人口质量，开发人力资源的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革命，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A.著名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就1929年至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定量研究，并且得出如下结论：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所以，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 B．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也作出相同的结论，他说：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东西。 C．日本人痛定思痛，决心从培养人才、教育下一代做起。他们从1947年起便确立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并且在70年代中期普及了高中教育，开始以雄厚的科学、文化底蕴展翅腾飞了。 D．韩国，50年代还经历了一场玉石俱焚的内战，但却不忘“教育兴邦”的道理。从1966年至1976年，韩国人连续十年加大教育投资，其经费平均每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8%，而且把教育预算的2/3规定在强制性的基础教育之内。及至20世纪末，中国2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7年（即初中二年级），韩国人则高达11.48年（即平均为高中三年级）了。 E．台湾，从1968年起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并且根据台湾教育基础薄弱，教育资源短缺的特点，规定以职业教育为主，通过延长义务教育为12年来解决未满18岁的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问题。也就是说，台湾18岁以下的青少年是完全可以免除“上山下乡”的了。 F．相反，我国从1958年开始便对反动阶级子女关上高校大门。到60年代中期，随着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升大学，甚至上高中，都成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头等大事，都把排斥异己当成最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这样，就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一条政治精英化的乎狭窄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发动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中学毕业以后，先做点实际工作”为借口，把他们转化为廉价的农业劳动力。这一切，都与提高人口质量，开发人力资源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都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不利于四个现代化的人才培养。 文革开始以后，这场“教育革命”又得到了更为畸型的发展，最初是停课闹革命，大搞红卫兵运动，纵容一大批政治枭雄和左翼极端分子上窜下跳，胡作非为，其后又卸磨杀驴，以“再教育”的名义把他们全部“发配”到边疆。从此以后，“读书”成为一种原罪，“无文化”却成了无产阶级化的重要标志，“交白卷”的张铁生也变成“反潮流”的先进典型了。 1973年以后，虽然有过落实知青政策，有过少数知青以“工农兵”身份上大学，但前者只能解决知青生存的燃眉之急，后者却是高等教育政治精英化的延续和发展。对于整个知青群体来说，这种“大学”只是悬掛在眼前的一块肉，一 棵草，永远看得着，吃不到，永远引诱你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奋勇前进。所以，历届的中学毕业生仍然摆脱不了中断学业，流落异乡的历史命运；所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全面胜利的光辉岁月，在上山下乡运动风靡全国的同时，又是教育质量连年下降，靑少年文化水平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悲剧。 以文革知青为例，老三届中只有66届30多万人勉强念完高中课程，其余都不过是高二、高一或初中的学生，大多数人都没有达到“毕业生”的程度；随之而来的新三级，其实都是文革前的小学生，复课闹革命后胡里胡塗地上了中学，糊里糊涂地毕业下乡，谁也不知道自已学到了什么，谁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什么“程度”。至于70年代的中学毕业生，同样是被躭搁了的一代，他们从走进中学校门的第一天起，就注定是半瓶子墨水的城市知识青年，注定要在“广阔天地”中摸爬滚打，最后把学到的知识忘个一干二净。所以，70年代的中学生大都无心治学；所以，80年代各行各业都深感人才奇缺，青黄不接，后继无人；所以，1983年曾开展过一轮全国青年职工初中文化补课和考核，并且最后以不了了之的方式惨淡收场。 （2）外国的“教育兴邦”与中国的上山下乡的不同结果。 如果说，几十年前外国人“教育兴邦”，中国人却大搞上山下乡运动，是非对错，一时不可预知。但时至今日，就完全可以下个结论了。且看以下表格： 《中国及OECD部分国家25--64岁人口受教育状况》（引自黄林芳《教育发展机制论》） 年 份 国 家 初中及以下% 高中% 高等院校% 人均受教育年限/年 这个表格不算最权威，也不算最严谨，因为外国人没有把语文“精简”为学毛著，把物理贬低为三机一泵，把化学降格成三酸两碱一筐农葯的“天才”，所以他们的初中、高中、大学与中国人大相径庭。不过，单从统计数字来说，也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到20世纪末，美、日、英、德的低文化（初中及以下）人士已下降到19%，韩国次之，但也下降到34%。但在我们中国，低文化人士仍然高达82%，而且2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7年。也就是说，扣除教育质量上的差异，单从统计数字上看，中国人是以初中二年级的平均学历走进21世纪的。 这就是历史的事实！这就是传统知青史上自我吹嘘的“最成功的一代”！如果剥去其政治上的无知和自大，我们只能恰如其份地指出，这不过是十年浩劫中被扭曲了的一代而已！ （3）结论： 20世纪30--40年代，是一个农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年代，这场战争把数亿农民推上历史舞台，所以就有了“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的大趋势，有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就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伟大思想，有了千百万知识青年走出书斋，奔赴农村，投身革命运动的浪潮。但是，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场“革命”已经成为一种日渐遥远的历史记忆了。 60年代以来的中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是平等的，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根本不存在谁最优异，谁最低劣，谁天生拥有教育他人的权力，谁必须俯首帖耳接受他人“再教育”的问题！ 60年代以来的中国，各行各业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谁也不能说上山下乡就是干革命，进工厂当工人就是不革命，上大学、当工程师、当专家就是走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60年代以来的中学教育，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独佔的地盘。60年代以来的城市中学生和城市知识青年，大都来自工农家庭，他们和老一辈的工农群众生活在一个互相融合，守望相助的社会里，虽然有着文化上的差异，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的不同，但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城市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根本不是一个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根本没有必要采用如此惨烈的“改造”形式…… 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根本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世界人民突破冷战阴霾，大力发展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并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腾飞的新时代。这个时代赋予青年的使命不是中断学业，上山下乡，搞那些纯属子虚乌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是读书求学，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思维方法去认识社会，创造未来。这才是我们改造农村乃至改造中国的力量和保证。 但是，我们的理想和希望都在那一个年代中破灭了！我们的使命被扭曲，我们的青春被耗尽，我们的天赋人权被践踏！我们被摆放在这个大时代的祭坛上，充当了最后一批“自我革命”的祭祀羔羊。而更为可悲的是，在这场“祭祀”终结的几十年以后，我们仍然摆脫不了那些“咒语”的约束，仍然在“被代表”的状态中重复着“青春无悔”的感言。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首往事，反思历史，有必要对那些似是而非的上山下乡理论进行批判和清算，并且象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一样，在反思中求得精神的救赎和解放： “——我说话了，我的灵魂得救了！”
作者：刘一流，广州市文革前老知青，1964年下乡。联络邮件：haoyunqi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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