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甘阳《毛泽东时代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感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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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甘阳《毛泽东时代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感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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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甘阳《毛泽东时代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感
不过也没啥可怪之处，当年老毛率领麾下文人，大声疾呼推崇美国式民主，甚至直言不讳新中国应采取美国式民主制度。笑蜀先生编著有《历史的先声》一书，大致完整地介绍了那时的雄文。紧接着就玩“变脸”，成为刻骨仇恨、愤怒声讨美帝的领头羊。惟不知甘阳先生是否属于“有样学样”，但这种果断决绝，高调拆毁成名之梯搭建通往更高阶之梯，显然跟老毛当年所为有异曲同工之韵味，不过毛那时欲登基，如今老甘只能当臣仆。 查阅网上相关介绍，又可以看到甘阳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足迹：邓公等大倡开放学习西方之时，甘先生高歌《自由的理念》；那场风波过后，上边狠抓“四项基本原则”了，甘先生圆滑衔接，写《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网罗一批“新左派”从而成为领军人物；等到胡温新政搞“和谐社会”念叨六十年一贯制了，甘阳又不失时机倡导起《新时代的通三统》来。如此配合得当，使人不得不羡慕甘阳政治嗅觉之灵敏，至少表现是令我党满意的，否则不会令其跻身学术官僚队伍里。 现在又读到甘阳大作了，是在《共识网》上阅读的甘阳新作《毛泽东时代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首先感慨的是甘阳创造新词的能耐，譬如这个“创造性破坏”就令愚钝的我费解：以我所学过的汉语知识而论，“创造”是与“破坏”格格不入的反义词，它们咋就能天衣无缝地粘合起来，成为一体呢？全凭一个“性”字。如此一来，“男性女”、“阳性阴”、“东性西”、“黑性白”是否也都可以扭合成汉语新词汇，看来中华文化在甘阳先生指导下必可以开拓无限新空间的！ 鉴于甘阳本文没有细论其“创造性破坏”之内涵，只说是“借用熊彼得”的说法。为了弄明白其涵义，上网搜索得知，熊彼得1934年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大意是“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他说的是经济平衡的打破与重建之间的关系，“打破”是用“成功的创新”去取代“旧的、低效的”事物。这同甘阳说毛的“创造性破坏”不是一码事，毛玩的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坏之时并不知道该立什么。甘确实只是“借用”作为替毛辩解的托词。 熊氏以后进一步论述，说资本主义必将毁灭于它的成功，因为资本的管理者“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结果,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倾向创新的动态趋势以及不断进取与变化的精神。”这位老先生担心的是失去创新欲望，大致是在重申自由资本主义精神。于是老夫就有些纳闷：即使只从字面上理解，熊彼得这位左派经济学家发明这个词是用来论证资本主义必定完蛋的，如今甘先生借用来描述老毛，是否也要论证他必定完蛋呢？显然不会，大概甘先生只取半截，不会认为“儒家社会主义”也可能导致“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故前程无量。 为求证所揣度不是妄断，继续搜索。得知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有专著《创造性破坏》，要义不在经济而在文化，说的是全球化对地域性文化带来的冲击不是坏事，而是促进地域性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创新导致对于旧文化的“破坏”。他认为“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常态。”一种新的、广泛的文化繁荣正是在此种“破坏”中产生，不必为旧文化受到冲击而衰落感到失落。它跟甘阳们鼓吹重振儒学垄断国家精神完全相反。 读到此老夫更纳闷了：甘阳所述究竟是“破坏性创造”还是“创造性破坏”，整不明白了。姑妄推之，似乎叫做“非创造性破坏”更贴切。俺不懂英文，无资格在翻译上说三道四，但综合各种说道，包括甘文所言，就有些感慨：其实我们的汉语里早就有“不破不立”之成语，老毛也引用过的，又何必绕道万里之外，寻一个“西方那一套”的词语回来饶舌呢？大概老甘取“不破不立”没有新鲜感，选择“创造性破坏”更容易吸引眼球，其本意在证明老毛所有倒行逆施皆系为邓公之改革开放做铺垫，是一种高瞻远瞩的“伟大战略部署”，什么恶都没作，都是在为今日辉煌打基础。那么邓公也就什么“新意思”也没搞，只不过执行老毛的“既定方针”而已。 费了些文字破题之后再论及本文主要论点。甘阳绕来绕去甚至不惜携洋自重向我们推销美国人谢淑丽的论说。首先搬来谢的臆断，设定一个无须证实的“公理”：即“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反而高度成功？”她的理由是戈尔巴乔夫并不希望苏联解体，它却解体了。 这里存在着一个很普遍的认知误区。苏联的全称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无“联盟”性质，是一个以俄罗斯为主体、用暴力手段征服而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且既无民族特征又无地域限制，却打着“苏维埃”旗号彰显其扩张本质。它的存在本身，对任何民族国家以及世界和平都是一个威胁。它的解体倒是不折不扣的“创造性破坏”，因为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个解脱；对其他“加盟共和国”而言是被剥夺主权的恢复；对世界和平而言则是危险消除的福音。除了俄罗斯那些民族沙文主义者之外，国际社会皆喜形于色。唯可奇怪的是，受苏联伤害最深的中国，主流媒体却如丧考妣，无论于情于理都是不可理喻的。 至于“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这等市井小民之浅薄认识居然从甘大博士嘴里吐出来，着实令我大跌眼镜。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戈氏之历史贡献日益被世人认同，前不久俄总统授予戈氏最高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对俄罗斯乃至东欧人民自由事业的伟大贡献便证明俄罗斯主流意见之取向。邓公的修修补补是无法与戈氏比肩的，所说“成功”充其量不过“裱糊匠”级别，所支付的血酬代价，在人权史上迟早只会定格于阴影地带，无论多么耀眼的光环都经不起时间的磨蚀。 老甘又发明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建议老甘直接奔“两会”去提案，取代现在这个国号，看看“三种传统”合一的“新的改革共识”是否会被笑纳。最好老甘设计好新国旗、国徽，编撰好新国歌，一并提交“两会”审议，万一获准，老甘就可以当一回“新国父”，体面极了。我们这些草根也可以“搭便车”，一起享受甘式“中国道路”的康庄与辉煌，自会感恩不尽的。 中国的文人，传统意义上就以“帝王师”为最高荣耀，李白诗云：“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如今帝王已不再，却有“西风东渐”传来的宗教崇拜，虽然这个宗教名为主义，教廷制式却是基本延续下来了的，而且其官本位延伸扩展了许多，“大祭司”足以填补做不成“帝王师”之缺憾。如今中国颇多文人纷纷跻身“新左派”、“新儒家”团伙，大抵都冲着这份填补而去。这也不奇怪，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是一个傍权力而苟且的群体，稍有自主意识者寥若晨星，且不成气候。从贵戚到乞丐，除儒生外别的层级都有夺权登基者，唯独他们的历史宿命始终只是为虎作伥。而且越逢“盛世”儒生们的卖笑之声越是响亮，今为权力谋者众也是符合传统的。我们用常识之肉眼也能判读：举凡朝秦暮楚之文人，是不可能有什么真知灼见的，充其量不过帮闲一族，因为你不知道该相信他们哪一个阶段说的是真心话。 不客气地说一句，从已经阅读过老甘的若干大作看，他其实什么深刻的思想都没有，学孙中山的样，东抄西凑“拿来”N多种主义搅合一下，不断发明新词确实也哄得许多人团团转，也赚来若干顶高帽子。这绝不是贬损老甘不够聪明，相反，他实在是太聪明了，以至于“聪明反被聪明误”，在人权与实权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也就不奇怪。无论多聪明的人，一旦陷于利益决定而背离人权，都注定他不可能具有什么真知灼见，若是虚浮的名利之心膨胀，沦为权力的吹鼓手，那就更可悲了。 老甘捡起老毛那个“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事，重心偏向“人民内部矛盾”之诠释，也不是什么新思想，我们早已听总书记说过了，惟不知是老甘跟风总书记，还是老甘早先向总书记提议过且被采纳？ 这种“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之说道，其内核无非不过践踏法治，是一种人治之道，法外施治的说词。历史已经证明它祸国殃民，因为拿捏“矛盾性质”的准则乃“朕意”，属于“大逆罪含义不明”的枉法裁判，55万“右派”已经品尝过它的滋味，据此编制的《公安六条》也使全国人民陷于惶恐，领教过它的淫威。现在老甘捡来个烂萝卜当宝贝，津津有味地在上面玩雕琢，能雕刻出什么不朽来么？若是那件劳什子果然还能雕出精品来，还要宪法、“依法治国”干啥？不如将法院、检察院这些“西方那一套”都废掉，设一个“矛盾处理院”岂不更简单省事？ 无妨翻出托克维尔的一句话来启蒙一下老甘：“民主与社会主义除了平等这一词以外，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但注意两者间的差异：民主是为了自由而追求平等，社会主义则是为了压迫和奴役而追求平等。”邓公从1980年到1991年，不下二十次说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归纳他这些讲话，我们只能看见除“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条不可或缺的肯定性要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条排除性要素之外其余仍无定论。 我倒是很想看看甘阳先生是否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却未能如愿。甘阳本文之中心全在于替毛时代歌功颂德，例如他说：“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信口雌黄到如此地步，你不能不佩服老甘的脸皮够厚，仿佛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要么是蒋介石留下来的，要么就是刘少奇他们偷偷搞的，老毛反倒成了“创造性破坏”者了。仿佛那次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运动，将所有民营企业纳入计划经济体制也是“决定性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举措了。 毛体制根本没能突破苏联模式是不争的事实，甘阳所介绍老毛打破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最能为之佐证的莫过于那个《论十大关系》。沈志华教授早就考证明白，毛那个报告与布尔加宁在苏共20大报告如出一辙，“有些语言都是一样的”。不去考究“照葫芦画瓢”之细节，至少证明甘阳所言不实。因为即使打破斯大林式“中央计划经济”属实，那也是赫鲁晓夫们先打破它另搞一套的，毛所为仍是苏联施行的新模式，始终没跳出“如来佛掌心”。 这也属必然，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甭管怎样修补漏洞，计划经济都是其根本，即使今天也一样。绝不是国家计委改成国家发改委就能解决问题的，即使有“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之说，也没有离开政府掌控，亦不准脱离“中央计划指导”的；人、财、物、销统统限在计划之内，就连农民的粮、棉、油皆被“统购统销”，妄言毛把“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甘阳此语若发声在毛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棒早就“砸烂他的狗头”了。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甘阳为几乎摧毁了中国环境、导致饿殍盈野的“大跃进”的讴歌，说什么“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在乡镇办作坊式企业中国早已有之，黄道婆就在海南岛以及江浙为此效力良多。无论存在多少困难，民国年间乡镇企业仍比比皆是，许涤新、吴承明奉周恩来指令编撰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有详细统计，怎么不说是旧中国奠定“社队企业”的基础呢？ 尤其是，毛的“大跃进”正是破坏“社队企业”的祸因。国家统计局在《新中国50年系列报告之六》里写道：“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陆续建立了70多万个小工厂，从业人员达500万人，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但随后因经济发展总体目标过高，总体策略失误，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全民大炼钢铁，使农村田地荒芜了，也失去了发展企业的基础。这一时期，由于错误地把经济活动当作政治运动来贯彻执行，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使我国农村工业刚刚兴起就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仅仅留下了一点创办工业的经验和基础设施。”这与甘阳将乡镇企业归功于“大跃进”的妄言恰好相反，颠倒黑白至此地步，可知甘阳之论随心所欲的程度。 更何况，1978年以小岗村18位农民私下签署“生死状”突破老毛之倒行逆施为标识，乡镇办企业也随之死灰复燃。中国农民已经“过河”了，领导还在“摸石头”。鉴于农民自己踩出来的路日益宽广，1984年第四号文件才正式认可了农民积极发展工业的努力成果，对乡镇企业从限制转为扶持。历史的真相是：人民有足够的发展经济的智慧与能力，新中国建立后所有社会主义举措只是限制它，改革开放亦不过“松绑”而已。即便如此，乡镇企业顿时迅猛发展起来，上述国家统计局报告记载：“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4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 老毛有一句话是对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甘阳先生正是缺乏“起码的知识”，这才会弄出些“幼稚可笑”的论说，把致力于打压群众的权力说成是推动他们前进的引领者。1989年，被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吓坏了的权力开始“治理整顿”，乡镇企业三年时间大批关停并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减缓，两年减少了近300万人”。直至邓公南巡放话说“不讨论姓资姓社”，国务院连续发1992年19号、1993年10号两个文件，1996年立《乡镇企业法》，这才算是给了乡镇企业生存的许可。到2008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71.2％，从业农民达1.5亿多，它已成为支撑农村乃至国家经济最坚实的支柱。 乡镇企业真如甘阳所说是“社队企业”吗？我们知道，乡镇企业第一个特点就是产供销全靠市场调节，而毛时“社队企业”除了为“大炼钢铁”凑数而外，只能解决农民生活必须，至多为计划经济体制内工业提供半成品。敢于涉及市场必成“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要被重拳出击的。试想，农民小菜园里种点辣椒葱蒜都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遑论市场调节？ 再看所有制形式，“乡镇企业包括乡（镇）办、村（村民小组）办、联户（合伙）办、户（个体私营）办、股份合作制办、股份制办、中外合资、合作办等多种形式；从产业分布看，它从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饮食服务业以及现代种植、养殖业等一、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活动几乎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从企业组织形式看，它既有公司制，也有合伙制，更多的是个人独资；从企业规模看，既有一些大型企业，但大部分是中型和小型企业，是我国中小企业的主体。”这完全不是什么“社队企业”了，甘阳如果确实没整明白尚可以原谅其无知，要是故意搅浑水，那就太过分了。 “大跃进”是人类史上罕见的人权灾难，如果不说绝无仅有的话。它的直接后果是3750以上农民被饿死，仅此，它就必须彻底否定，并清算其决策者的危害人类罪行！甘阳先生“目中无人”，视数千万劳动人民的性命如草芥，无足轻重！对于这类“学者”，我视之为利欲熏心、毫无人性的衣冠禽兽！你不能设想一个完全漠视几千万人命的帮凶，他能明白什么道理，更别指望他还可能具有任何“高见”。他所能做的、所能想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为主子设计更高明的戕害百姓的法子。甘阳先生自甘堕落当然是他的自由，完全有权利作此选择，只是不要装作忧国忧民的样子，如果真的关心“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怎么可能去歌颂连这些人群的生命权利都践踏的“大跃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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