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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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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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责任编辑：韩智文 来源：中国通辽网http://www.tongliaowang.com/zhuanti/content/2011-03/07/content_103665.htm
1968年6月11日 哲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成员由9人组成。 1968年6月24日 通辽市革委会在通辽市东方红影剧院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全市1000多名初高中应届毕业生代表出席大会。会议上哲盟革委会常委、通辽市革委会副主任金殿琛讲话。与会青年表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牧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6月29日 首批到哲盟农村牧区安家落户的天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940余人，分别到达科左后旗甘旗卡和通辽，他们分别受到当地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 1968年8月初 通辽市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扎鲁特旗安家落户。 1968年8月18日 《内蒙古日报》刊载消息，北京市800多名知识青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村各乡插队落户。行前，集体到天安门前宣誓。 1968年8月24日 哲里木盟革委会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办公室、知青办向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呈送《关于知识青年安置方面的几个问题的请示》。《请示》说：1.应届毕业生中，有的家住在国家设在农村、牧区的工矿企业，均系非农业人品，吃国家供应粮食。毕业之后不能参加农业生产，需要国家统一安排。对这部分青年同城镇知识青年一道集体插队较为合适。2.对家住国营农、牧、林和劳改农场的青年也应以返乡对待，由场方安排。3.有的知识青年在城镇、农村都有家，应取主要一方，组织应考虑其具体情况。4.对城镇郊区青年，一半是吃国家供应粮食，回到郊区后又不能得到劳动安排，应和城镇青年一样对待；对返乡能够安置的，应按返乡对待。 1968年8月下旬 哲里木盟开鲁县在城关镇影院举办欢迎天津、北京市知识青年到本县插队落户仪式。 1968年8月末 全哲盟共接收外地知识青年7批共6911名，其中北京3052名，天津3859名。哲盟本地243名，其中通辽市91名，开鲁县87名，科左中旗53名，科右中旗12名。全盟共安置7154名，已安置到66个公社，340个生产大队，594个生产队。 1968年9月14日 哲里木盟知青办发出《关于接收安置和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到本年8月底，全盟共接收外地知青7批6 911人，其中北京知青3 052人（完成预定计划的76.3%），天津市知青3 859人（完成64.3%）。动员本盟城镇知青243人（完成计划的18.6%）。知识青年已全部被安置到66个人民公社、340个生产大队、594个生产小队。盟知青办还组织上山下乡知青举办学习班，总结并提出“三心”（安心在农村呆一辈子、专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三自觉”（学习自觉、言私自觉、斗私自觉），“三不倒”（困难大吓不倒、任务重压不倒、时间紧挤不到）、“三头”（在地头、炕头、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当好“三队”（宣传队、工作队、生产队），做好“三员”（贫下中农的勤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员）。 1969年4月7日 通辽市1969年的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上午通辽市革委会和人武部召开大会，进行热烈欢送。 1969年6月 哲里木盟奈曼旗革委会成立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1972年改称五七办公室，1976年10月改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1981年1月撤销。） 1969年9月 天津市上山下乡知青900多人赴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插队落户。 是年，内蒙古自治区盟市级专业文艺团体普遍开展学演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八个样板戏。因样板戏需用管弦乐队伴奏，因此在校学生中凡具备一定水平的小提琴、小号、黑管等西洋管弦乐器演奏者，或擅长舞蹈、京剧者，可被文艺团体录用，许多有艺术特长的“可教子女”也纷纷走此路，以求避免上山下乡插队劳动。 是年，哲里木盟胜利农场有职工1 816人，其中有天津市、哲里木盟等地知青838人。（到1971年，该农场知青达920人。1980年，所有在场知青全部转正成为国营职工。） 1969年6月又有一批来自上海和浙江的知识青年到哲盟安家落户，哲盟人民群众热情地欢迎这批来自祖国南方的知识青年。 1970年1月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组建第六师五十七团，团部驻地哲里木盟扎鲁特旗五七镇（1981年10月，设霍林河办事处；1985年11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设霍林郭勒市，县级，隶属哲里木盟），该团建制为7个连队，官兵总数计628人。 1970年1月 中共吉林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决定把哲盟木盟安置有上山下乡知青的10个农牧场重新划分为5个团，其中胜利农场、香山农场、珠日河农场各为1个团，乌额格其牧场、布敦花牧场、吐列毛都农场合并为1个团，保安农场、辽河农场、六号农场合并为1个团。3月，哲里木盟革委会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将哲里木盟南部的哲南农场等全部交给1413部队，原1325部队撤出。8月，1413部队进驻哲南农场，该农场遂成部队副食品基地。 是年，从1968年开始，哲里木盟共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市知青19 101人，分别安置在通辽县、扎鲁特旗、奈曼旗、开鲁县、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库伦旗；同时安置本盟知青2.58万人。 是年，哲里木盟开鲁县68个生产大队先后办起农村合作医疗所；173个生产大队建立起保健站或卫生所。全县培训赤脚医生360名，内有百余名回乡、插队知青。 1971年4月15日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驻哲里木盟霍林郭勒煤矿六师五十七团三连女战士柏永华、单美英为保护麦种、保护牧场而牺牲。柏永华是北京市第四十九中1967届高中毕业生，牺牲时19岁。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追认二人为中共党员。兵团党委政治部为她们追记一等功，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解放军报》、《兵团战友报》以《火红的年华，战斗的青春》为题作报道。 1972年7月31日 哲里木盟胜利农场组织插场知青回访组一行3人赴天津市慰问知青家庭，历时27天，走访99户，召开家长座谈会11次。 1973年6月10日——14日 中共哲盟委召开了全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旗县市委负责同志，盟和旗县市知青办主任，盟法院、财政、物资、劳动等有关部门同志共32人。会议传达了上级有关知青工作的指示，盟委副书记色音巴雅尔作了讲话，与会人员讨论并对照检查了工作，研究和制定了改进措施。 1973年8月10日 通辽市又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共通辽市委举行大会热烈欢送，哲盟和通辽市委负责同志云曙碧、王克、刘荫轩等出席了欢送大会。 1973年9月13日至17日 哲里木盟胜利农场召开首届知青代表会议。 1973年10月22日 中共哲盟委、通辽市委、通辽县委和通辽铁路地区党委，在东方红影剧院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驻市各单位、各系统党组织负责人，街道公社和办事处负责人，下乡知识青年家属等共1000多人。中共哲盟委副书记色音巴雅尔同志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1973年11月5日 吉林省财政局、吉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京、津、沪、浙插队知识青年探亲路费补助问题的联合通知》。《通知》说：1.自1968年以来，到本省插队的京、津、沪、浙知识青年回家探亲，国家补助两次探亲路费。在农村已经安排其它工作、无固定工资收入的知识青年，或者在农村已经结婚的知识青年（本人），也可给予同样的补助。2.京、津、沪、浙插队知识青年回家探亲，要安排在农闲季节，分期轮流，探亲时间不准超过两个月。3.国家补助的探亲路费，只准报销往返直达的火车硬座、轮船统舱和长途汽车票价，其它费用均由本人自理。4.探亲路费的开支，农村人民公社和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要专设“探亲路费”科目，加强管理，堵塞漏洞。知识青年探亲时，可按最低标准预借往返路费，返回后5日内凭票据报销，人民公社或县结算，多退少补。对享受探亲补助路费的知识青年，要登记造册，以备查考。5.1972年前，来本省插队知识青年的探亲路费，由县列入“解决1972年前遗留问题经费预算”，先从1972年前结余经费中解决，不足部分，再由省增拨；从1973年开始新插队的知识青年探亲路费，列当年安置经费预决算，由国家财政拨款。 是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就毕业分配时免予下乡的照顾对象作明确说明：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下乡。归侨学生下乡的，主要安排到华侨农场。不久，在全国实行所谓“五种人”政策，即除上述四种人外，又加上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如父母有严重疾病不能自理无人照顾的，父母双亡遗留下来的子女无人照顾的）。各地对符合留城条件的毕业生颁给《留城证》，作为就业证明。“五种人”政策的实施，使全区各地应届毕业生中留城人数迅速增加。 是年，自1968年迄今，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共接收知青2112人，其中北京和天津市1113人，通辽市621人，本旗492人。1974~1978年，共接收知青1414人，其中通辽市270人，长春市、吉林市250人。为安置知青，上级共拨款76.6万元，木材755.5立方米、玻璃270标准箱、水泥5560吨。 1974年1月18日 中共哲盟委发出《关于1974年派带队干部的安排意见》，要求各有关旗县和各部门党委、党组选派人员，担任知青带队干部。 1974年2月21日——2月26日 通辽一中、通辽二中、甘旗卡中学、通辽师院附中、通辽三中的157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分别联名写信，表示坚决要求毕业后上山下乡。这一行动，受到共青团哲盟委、共青团通辽市委、共青团科左后旗委以及毕业生所在学校党支部和团委的复信支持。 1974年5月7日——12日 全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盟各旗县市委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知青办、教育局负责人，有关公社主管知青工作的书记，全盟各城镇中学、知青带队干部及盟直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50余人。盟委书记霍明光在会议上作了讲话。 1974年5月17日 中共哲盟委发出哲发（74）20号文件，决定在盟委和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临时动员安置办公室，组成为，主任刘广玉，副主任卜世明，工作人员为教育局、知青办、计委、工交办、财贸办各1人。 1974年6月中旬 中共哲盟委召开了全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电话会议。中共哲盟委副书记色音巴雅尔同志作了讲话，肯定了前段动员安置工作取得的成绩，对今后动员安置工作做了具体布置。 1974年6月27日 通辽市1000多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中共哲盟委、通辽市委举行了欢送大会，并组织了50000余人夹道欢送。 1974年7月13日 中共哲盟委发出哲发（74）25号文件，自即日启用盟革委会16个部门的党委和党组公章，其中启用了“哲里木盟下乡青年工作办公室党组”的公章。 1974年8月7日 通辽市400余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前往农村插队落户。中共通辽市委举行了欢送大会。 1974年1月31日 哲里木盟知青办公室发出《1974年上半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要点》。要求知青认真学习贯彻中央1974年发布的一、二、三号文件。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在知青回家探亲期间，组织5~7天时间举办学习班。要求人数较少的知青点要做好知青并房工作，以便集中管理。 1974年3月5日 吉林省财政局、知青办联合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插队知识青年生活困难补助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1972年以前插队的男知青每年坚持劳动250天左右、女知青230天左右，旱田队全年收入不足100元、水田队（牧业队）不足120元的知青，和因病等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困难者，给予生活补助，最高标准不超过100元/人，建房补助标准不超过200元/人。全省共计补助资金1840万元，其中哲里木盟248万元。 1974年10月24日 吉林省哲里木盟财税局、知青办发出《关于追加1974年知识青年下乡经费指标的通知》。依据《通知》共追加人民币20万元，其中：通辽县6.8万元、开鲁县5000元、科尔沁左翼后旗2万元、科尔沁左翼中旗7万元、科尔沁右翼中旗1万元、扎鲁特旗2万元、奈曼旗4000元、库伦旗3000元。 1974年12月下旬 哲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旗县市代表310多人。12月20日，盟委副书记色音巴雅尔在会上做了报告，报告中号召全体知青向先进人物学习，并总结了工作，布置了今后的任务。 1975年1月7日至14日 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各地代表于1月6日中午同时到达省会长春市。省、市领导人，省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前往车站欢迎。从车站到省宾馆，沿途10万多名群众夹道欢迎全体代表。驻军某部雷锋班、董存瑞班的代表，上海市革委会赴吉林省学习慰问团，天津市革委会赴吉林省学习访问组负责人应邀出席大会。会议期间，有22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驻军某部雷锋班代表在会上发言。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天津市下乡女知识青年齐笑冬，通辽县丰田人民公社前进大队天津市下乡知识青年陈恒军，科尔沁左翼后旗朝鲁吐人民公社阿布海大队蒙古族回乡女知识青年乌云塔娜在会上发言。 1975年2月1日 中共哲盟委、哲盟革委会发出《致全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慰问信》，在春节到来之前，向全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致以亲切的问候。 1975年4月4日 哲里木盟知青办、财税局发布《关于知识青年安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通知》指出：对于知识青年安置经费管理要做到：1.统一领导、分级管理。2.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3.严格掌握经费项目、开支标准和使用范围。4.加强财务管理和财产管理。 1975年5月31日 通辽市400余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1975年9月3日——10月8日 根据中共哲盟委指示，由盟知青办、团委、妇联和各旗县知青办负责人共16人，组成了哲盟知青工作检查团。在盟革委会副主任王克带领下，对全盟知青工作进行了重点检查。共检查了9个旗县市的50个公社、185个大队的246个知青集体户，同3000余名知青见了面，看望了38户已结婚的知青，重点召开了70余次座谈会，在15个公社听取了全面汇报。通过检查，肯定了全盟知青工作的成绩，发现了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今后应抓好的主要工作，并将检查结果向盟委作了报告。 1975年12月22日 新华社讯：1968~1975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1200万人。本年，全国有2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近几年来最多的一年。安置工作也比过去做得好。各地共派出6万多名带队干部。目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已为“文化大革命”前10年上山下乡人数的10倍。 1976年4月13日 哲里木盟财政税务局、知青办发出《关于拨付1976年知识青年下乡经费的通知》。据此《通知》，全盟共计拨款65万元，其中通辽市15万元、开鲁县10万元、科尔沁左翼中旗11万元、科尔沁左翼后旗10万元、科尔沁右翼中旗5万元、扎鲁特旗8万元、奈曼旗4万元、库伦旗2万元。同年9月7日又发出《关于拨付知识青年下乡经费通知》，全盟共计拨款50万元，用于6旗2县知识青年的建房费用。11月1日，盟财政局、知青办再次发出《关于下达知识青年下乡经费和业务费指标的通知》，全盟6旗2县共计50万元。3项合计165万元。 1976年6月18日——22日 中共哲盟委召开了全盟旗县市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会议传达了上级有关指示，分析了哲盟知青工作的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讨论了如何搞好当年毕业生的动员安置工作。 1976年6月26日——7月15日 由哲盟革委会副主任王克、盟知青办主任刘广玉、盟团委书记罗啸天、科左中旗革委会副主任李忠信和天津知青学访团团长田庆云等21人组成的中共哲盟委、科左中旗委知青工作联合调查组，到科左中旗对知青工作深入调查。通过听汇报、召开座谈会、与知青和带队干部交流等形式，广泛吸取了多方面意见，并且对敖宝和希伯花两个公社的知青工作进行了典型调查。向中共哲盟委和中共科左中旗委作了书面报告。 1976年6月 据统计，哲里木盟共有6 1000名中学毕业生，其中有3 000名家住农村牧区的回乡知青，还有600名病困学生（不列为上山下乡动员对象），余2 5000人属于下乡动员对象。 1976年6月 为支持霍林郭勒矿区的建设工作，哲里木盟革委会、哲里木盟军分区联合办理从本盟各旗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抽调一部分知青组成“支霍民兵师”，赴霍林河矿区参加矿山开发与建设工作。 1976年7月——10月 中共奈曼旗委、通辽县委、开鲁县委、库伦旗委、左中旗委、右中旗委，为落实吉林省和哲盟知青会议精神，分别对本旗县知青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将调查情况向盟委作了专题报告。 1976年10月5日 中共哲里木盟委组织部、知青办发出《关于认真做好轮换带队干部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1977年盟直属机关带队干部在1976年73名的基础上，缩减为63名，各单位要选派有一定路线斗争觉悟、思想作风正派、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并要有一定数量的领导骨干，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组成3人带队干部小组，每个小组要有1名成员参加人民公社党委，女干部不能少于三分之一。带队干部主要要做好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搞好集体户和带队干部的自身建设。 是年，据《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载，1974～1976年，全国各地因病、困而退回城市的知青达43万多人。 1977年3月18日至23日 哲里木盟知青办召开全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带队干部工作会议。各旗、县、市、盟直、铁路、军分区共42名带队组负责人与会。大会就带队干部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展揭批“四人帮”，坚持政治建户，抓紧知识青年政治理论学习，打击一小撮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带队干部如何当好党委的参谋与助手，如何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抓典型和加强自身革命化建设等方面展开研讨。会后，盟知青办发布《全盟知青带队干部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说：一年来，各级党组织普遍加强对带队干部工作的领导，把带队干部工作做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抓。通辽市、通辽县、开鲁县、科尔沁左翼后旗等去年多次召开带队干部工作会议，旗、县市委负责亲自到会听取汇报、做指示。通辽县木里图、大林，开鲁县北兴、大榆树、后旗向阳等人民公社党委，从政治、思想、工作上关心带队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参谋助手作用。各派出单位党委也普遍提高对带队干部工作的认识并加强指导。盟计划、文教、财贸、党群口党委、通辽铁路地区党委、通辽市工程公司党总支、市交通系统党委都很重视带队工作，领导亲自去集体户看望、慰问，听取汇报、指导工作。但有些带队干部对带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临时观点，干劲不大；有些学习差，劳动少，浮在上边，不搞“三同”；少数人纪律涣散，经常回家；极个别人甚至违法乱纪，道德败坏。会议认为，上述种种问题虽然不是带队干部工作的主流，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解决。否则，将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四项战斗任务，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应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1．抓好深揭猛批“四人帮”这件头等大事。2．抓好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导向。3．坚持政治建户方向，把知青集体产建设好。4．抓好知青的学习。5．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迫害知青的罪行、保护知青健康成长。特别要注重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腐蚀毒害知青的罪恶活动。 1977年4月7日至6月1日 天津市赴吉林省哲里木盟学访团对科尔沁左翼后旗几年来招工、招生情况进行调查。科尔沁左翼后旗平安、谢尔苏、花灯；吉尔嘎朗、潮海、努古斯台、甘乡、金宝屯8个人民公社，自1968年以来先后接收并安置天津市知识青年1 379人。其中737名被选调到工矿企业，168名升入中专和大专，还有一部分知识青年病、困回天津市或迁入外省。现有天津市知识青年160名，占接收总数的11．6％。其中已婚70名，占现有知青总数的43．7％，未婚90名，占现有知识青年总数56．3％。这些知识青年分布在48个大队、59个生产队，除结婚立户者外，平均每个生产队不到2人。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26岁，最大的33岁，平均年龄28岁左右。学访团针对男女招工比例不平衡、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及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知识青年的问题、关于对已婚知识青年的招工招生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1．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劳动部门及招工招生单位要和知青部门密切配合，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从全面出发，根据知识青年的具体情况，男女招工招生比例要适当考虑。有关招工单位要扭转重男轻女的现象。今后招工招生(主要是招工)女青年比例应适当加大一些，以利于解决现存问题。2．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对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注意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无产阶级政策。招工招生单位要了解知识青年的情况，重视知识青年的政治表现，尊重人民公社、大队和贫下中农的意见，对于一些机密性不大的单位不要政审过严。3．在今后的招工招生中，已婚青年应有一定比例，招生部门应根据已婚青年的政治表现及业务特长，让一些有实践经验和担任农村社会职务的已婚青年到学校深造一下，然后再回到农村发挥大有作为的作用，为贫下中农服务。例如：赤脚医生可去医学院或卫生学校，民办教师可去师范学院或学校，会计可去财贸学校等。劳动部门和招工单位，要从支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着想，为已婚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创造条件。对一些比较困难社队的已婚青年，在既不脱离农村、不脱离贫下中农，又不影响青年发挥大有作为作用的前提下，在2名已婚青年中可招工1名。这样既解决已婚青年的生活困难，同时又为他们扎根农村发挥大有作为的作用创造条件。 1977年7月1日 哲里木盟知青办发出《关于转发科尔沁左翼后旗带队干部领导小组上半年工作总结的通知》。《通知》说：科尔沁左翼后旗的54名带队干部（其中党员23人、团员9人、车间领导干部以上12人）。分布在全旗的18个人民公社，共负责135名知识青年集体户的管理工作。带队干部本着抓认识、抓根本、抓组织的领导，抓总结、抓典型、抓交流的原则，成绩显著。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知识青年季祥生手术后出血过多，40多名带队干部争先献血，有的干部几天几夜不休息，轮流陪护。 1977年8月16日 哲里木盟知青办在1977年应届毕业生动员安置工作总结中指出：全盟4 469名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学习株洲经验，坚持厂社挂钩的原则，全盟动员工作好于往年、快于往年，做到下得快、下得多、下得齐、安置得好。 1977年7月末 全盟共动员安置了1977年应届毕业生4469名，完成了当年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 1977年8月下旬 哲盟知青办在科左后旗召开了全盟知青带队工作经验交流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盟各旗县市的52名知青带队工作干部代表。会议上交流了开展知青带队工作和搞好带队干部自身革命化建设方面的经验，代表们向全盟知青带队干部发出了倡议书。 1978年1月17日 哲盟革委会发出哲革（78）7号文件，决定1978年4月上旬召开全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 1978年2月23日 哲里木盟财税局、知青办联合发布《关于下达知识青年下乡经费和知青工作业务费指标的通知》。据此，补拨1977年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指标25万元，分配给1978年知青工作业务经费13万元。 1978年7月3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与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最早提出插队是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要逐步减少下乡，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你们的责任是讲明这种可能性。知青安置去向，要主要着眼于城市。建议你们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但仍然要下去一些人，下去要改进方法，少搞分散插队，多搞集体安置。 1978年8月22日 哲里木盟知青办印发盟党委知青领导小组《关于认真解决老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全盟共有710名老知青，其中外省的580名(北京市60名、天津市500名、浙江省20名)，多数为“老三届”知青，他们中最长的下乡时间有10年。形成“老知青”状况的原因。1．知青本人被招工招生不走，特别是京、津、沪、浙知青只盼回城。2．招工条件高，致使一些知青因种种原因(家庭出身、身体健康状况等)而不能就职。3．因病、困回城手续难办。4．招工中女知青用工比例低。根据以上情况，知青办并有关部门决定：1．招工中放宽对老知青的年龄限制。2．协助外省市办理知青病困退回城手续。3．对不符合招工条件也不能回城的老知青，协助他们解决一些工作、生活中的具体困难。4．对要求往外省市转户的老知青，积极协助办理手续。5．对长期回城不归的知青，立即发通知，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安排，迅速解决问题。《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助工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动、认真、积极解决好老知青问题，按照中共吉林省委的要求，力争在1～2年内解决全盟老知青问题。 1978年8月28日 哲里木盟知青办、劳动局联合发布《复通辽市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劳动局（关于招收新工人和城镇中学毕业生病残留城标准统一起来的请示报告)同时，印发由通辽市招工领导小组和通辽市知青领导小组于同年8月18日制定的《关于招收新工人和城镇中学毕业生病残留城标准》。 1979年1月3日 中共哲盟委发出哲发（1979）1号文件，调整了盟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包玺，副组长额尔敦、魏涛、周国发，成员孙凤山、朴凤义、乌云巴根、朱克平、张荣宝、楚古拉、杨清。 1979年8月11日——13日 全盟重点旗县知青动员安置工作座谈会在通辽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左中、开鲁、后旗、通辽市、通辽县主管知青工作的负责人和知青办主任，盟委常委、副盟长包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1979年高中毕业生的动员安置工作，进一步落实了安置任务，研究了如何办好知青场队和农工牧副渔业基地以及加强对下乡知青的管理教育问题。 是年，自1970年起，哲里木盟对所辖旗县区上山下乡知青进行就业安排，先后安置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外省市知青1.91万人，安置本盟知青2.55万人。至1979年，哲里木盟共安置待业青年11.82万人。另，1968～1979年，哲里木盟奈曼旗共安置天津、北京等外省市知青804人，本旗城镇知青1 347人。 1980年6月30日 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召开全旗安置待业青年工作会议。据报道，1979年全旗共安置待业青年（含应届初、高中毕业生）1 681人，全部安排在集体企业。 1980年7月1日 哲里木盟行政公署批转盟劳动局《关于1980年待业青年安置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全盟今年已安置1.26万人。其中有1979年以前的下乡知青3 475人，历届留城待业青年9 525人，加上本年毕业的待业知识青年，全盟的待业青年总数达2.58万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下达的安置任务是1.30万人。对此，盟公署决定：1．要加强领导、统筹兼顾、条块结合、全面安排。2．继续解放思想，广开就业门路。3．落实党的经济政策，保障集体企业的自主权。4．整顿提高现有知青企业。5．充实加强劳动服务公司。 1980年12月3日 哲里木盟通辽市召开全市安置待业知识青年劳动就业大会，各机关、厂矿、旗县计90多人与会。会议总结，全市历年来农牧区插队的知青，到1978年已基本安排再就业，对于下乡七八年以上的老知青，到年底基本能妥善安置，仅1979年，全市已安置知青1.5万人。 1980年 是年，吉林省1962～1980年共安置知识青年108.15万人，其中插队知青93.34万人、集体场队4.26万人、国营农场1.64万人、农副基地1.32万人、回乡知青4.47万人、上山下乡知青3.12万人。1968～1976年，全省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市知青6.04万人，其中北京市1.12万人、天津市2.09万人、上海市2.38万人、浙江省4.46万人。时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安置北京市知青4 879人、天津市知青1.47万人、上海市知青9人、浙江省知青680人。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顾洪章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 《中国知青总纪实》吴洵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 《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邢野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 《哲里木盟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通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通辽市图书馆资料科尔沁区图书馆资料哲里木报（1968——1978）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发起人是杨华、李秉衡等。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66、67两届，加上68届毕业生，共计达200万人。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农村落户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开始陆续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区的崇明、奉贤等县的国营农场。毕业生在临行前，各校都举办了上山下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8年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1969年12月，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一年时，上海已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全体常委全部奔赴边疆农村。 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万人，并涌现出金训华、黄山茶林场11位小将、郑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金训华是为在激流中抢救两根电线杆牺牲的。 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在毛泽东主席1968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国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当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万。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197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经济计划的要点》中提出：要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妥善安排城镇知识青年。今后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除了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在城镇安排外，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铁路的建设，用他们代替一部分民工。对于尚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安心于农村。 197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１亿人，平均１人不到１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 1978年5月2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的通知》。《通知》要求，知青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青报考高等学校，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 1978年6月2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的《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由国务院批发给各地区、各部门选点试行。《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以后，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或子女参加工作。招收的子女可以是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可以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可以是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 1978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多次谈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基本思路是，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7月3日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国务院知青办根据胡耀邦同志的谈话精神，于7月9-10日邀请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城市如何广开就业门路，逐步做到城镇青年多留城、少下乡的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陈永贵7月13日听取许世平汇报后，纪登奎说，他们提出要区别对待，有的下乡，有的不下乡，能行得通吗？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逐步调整上山下乡的政策，减少人民的负担是个大问题。原则上不搞插队。用办青年点的方式、工厂办农场的办法加以安排。把10亿的安置经费装备他们发展生产，不搞零星补助。 华国锋主席7月19日同胡耀邦谈话中提到知识青年问题时说，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在7月21日国务院务虚会上，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讲到上山下乡问题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每年国家、地方、企业要花20余亿元(用之于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方向要坚持，但采取什么方法要确定。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接着说，过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很厉害，搞城乡劳动力交流。我们国家这么大，对劳动力的安置完全采取一种办法不行。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管知青工作的党委书记或常委、知青办主任及中央有关部委、各总部、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总结了16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决策性的会议。会议期间，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彭冲、康世恩还同各地区负责人进行了专题座谈。会议历时41天，12月10日举行闭幕大会，由纪登奎主持，陈永贵作总结报告，李先念就当前形势做了重要讲话。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它标志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 同日，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1978]74号文件)。文件指出： 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城市要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 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在乡知青的问题，对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做好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切实加强对知青的保护工作。 1980年5月胡耀邦等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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