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有个特别让我烦的习惯：对钱分外在意。比如我在写一个剧本，她就会问：“给你多少钱啊？给你了吗？”如果我去外地讲学，她也会问：“这次给你多少钱啊？”尽管我知道她并不会向我要一分钱，而且她经常会为我花很多钱，比如经常会给我买些衣服什么的。但她却习惯于把钱看得特别的重。她和我爸都是七十多奔八十的人了，可每次我这儿来总要先骑自行车然后再挤公共汽车，我爸已经瘸了一条腿，走路的时候都打晃，汽车该有多悬！我就说：“打车吧二老，一共再十来块钱，留着它干吗呀？”可说什么也不听。你想啊，如果我老爸真的摔上一跤，那该是多少钱？还有，我妈吃饭，那饭桌上总是有很多不知道是哪一顿吃剩下的菜，已经来回热得发了黑，可她还是舍不得扔。只要有一盘那样的东西在餐桌上，保证你的食欲就没了。我们如果请我二老到外边下饭馆，我妈根本就吃不好。因为她一边吃一边就用筷子指点着一道道菜问：“这个多少钱啊？”当你如实报价后，她就心疼得不再下筷子，好象在吃儿女们的肉似的。所以我妹妹就老骗她，一盘红闷海参她说是只有１１元钱。害的我妈到别的馆子吃饭的时候总要批评人家的海参太宰人，“我吃的那个馆子，比你这盘大多了，才１１块！叫你们经理来！”
    我小弟弟在深圳开了商店，出钱请二老到深圳玩儿。在参观家俱店的时候我妈坐到是一个真皮沙发上试了试，太舒服了，她半天就舍不得起来。等她和老爸回到北京家中不久，突然接到一个提货单，竟然就是那套沙发！是小儿子看在眼里，决定孝敬老妈的。老妈那着那单子眼泪就下来了，她为了省点钱，就自己找人把沙发拉回了家。那天，她就在沙发上起来坐下，坐下起来，最后竟然在沙发上睡着了。小弟弟知道了这事非常生气，他就给妈寄了两万块钱，可他没想到，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我妈买的菜还是菜摊上“搓堆儿”的那种。小弟弟的脾气不好，对我妈下了命令：“妈，你必须把这钱在一个月花光，要不以后别想让我再给你了！”这可就把我妈难坏了。你想啊，她这一辈子才花过多少钱？这可是两万啊！我给她出了个主意：到外地旅游一次！可妈说，那里的宾馆太贵，一张床一夜就是一百多，她想着就睡不着。最后她努力花了一个月，总共才用了四千块，其中还有两千都是为孙子花了。弟弟长叹一声说：“妈这‘扣门儿病’算是没治了！”
    前几年的一天，我重新翻看了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看到后来，一个细节深深地震动了我：那个从饥饿中死里逃生的人后来养成了一个怪毛病——每回吃东西都要多拿一点，然后偷偷地藏在床低下，哪怕它们腐烂发霉……我立刻想到了我娘，我明白了娘为什么会那样在意钱。
    她这一生怕是让钱给吓怕了。
    我妈的老家在山东。还是在我妈出生之前，那年家乡大旱，旱得家里几亩地打下的粮食只烙了几张大饼。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姥爷就用一根扁担桃了所有的家当，带着姥姥和我大姨、二姨闯了关东。东北的日子也不好过，种人家的二八田（收成给地主八成，我姥爷家只剩二成），勉强糊弄肚子。好在那时山东人扎堆儿，大家也齐心，就穷帮穷，活了下来。为了补贴家用，姥爷就上山采野花到集市上卖。那时虽然中日还没开战，但东北已经用了很多日本人，他们特别喜欢花。真正的好花在陡峭的悬崖上，要冒很大的危险。姥爷胆子大，用根绳子往腰间一系就下到半空。可俗话说：“上得山多必遇虎。”一天，天已经漆黑姥爷还是没回来。姥姥急了，就叫山东乡亲们去山里找，结果发现姥爷系在悬崖上的绳子断了，下面却没了动静。直到第二天，天亮以后，人们才发现姥爷命大，他被悬崖上伸出来的一棵小树接住了，昏死在那上面。人们把他想办法弄了上来，发现树杈在他肚子上扎进去，穿了个洞，肠子都流了出来。姥爷醒来后，没让姥姥送医院，只让个日本大夫来看了看，麻药也没打就缝合上，日本大夫认为这样会感染致死的。可姥爷命硬，过没多久就又爬悬崖去了。再后来，他们山东的老乡就自己起了个会，叫什么会我忘记了，类似于什么“拳”，经常在一起练拳练棒。山东人嘛，没有几个是不会两下子的。他们还凑份子，开了个小小的榨油的作坊。带到我妈出生，家里生活总算松宽了点儿（这也成了我妈在文革期间被认为是“隐瞒资本家成份”之罪行的原因）。姥爷知道让孩子上学是重要的，就勒紧了裤腰带供妈妈和我小姨上了学，抗战爆发时上到了高中。可怜那时吃的是搀了石粉的混合面，小姨闹了个肠结节，死在了家里。
    解放后，照理说我妈和我爸都是干部，两人工资近二百元，在左邻右舍里应该算是很高的了。可你知道那点钱养活了多少口人？我太太、我爷爷和奶奶（二爷爷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我姥姥（姥爷解放后干蹬三轮，可没多久当年被树杈戳穿的地方长出了癌，死了）和小舅、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再加上他们俩！在我对童年的记忆里，“穷”，这个字是记忆最深的了。有时候，家里会买来半斤水果糖，所有的孩子就都围在了桌子旁边，象小狼一样地等着。这时妈妈就你一块他一块地分。我们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后舍不得一下子吃光，就添一添再用糖纸包上，过一会儿再添一添，（现在对诸位说起这些来我脸上还很挂着住哩）。我大弟弟特鬼，他把自己的糖吃完了，就用糖纸包了块石头骗对妹妹说：“我的糖和你的味可不一样。不信让我添添你的，你再尝尝我的！”妹妹上当，给他添了。可他却一下子吞到肚子里。妹妹一看他的那块是石头，就大哭着找妈妈告状。直到现在，每次家庭聚会上，妹妹还总会提起她二哥当年这点“德行”！
    还记得，每年天快冷的时候，妈都会犯愁。这么多孩子，光过冬的棉鞋就得花多少钱啊！他就找我商量：“你看，今年妈妈给你织双厚厚的毛袜子，你就穿单鞋过冬好不好？”那时虽然我才是个小学生，但已经知道了妈妈的难处，就连连点头。可是，到了天一冷，我依然会有新棉鞋穿，而妈妈却穿了厚毛袜子过冬……
    最清楚记得的是 “自然灾害”的那三年。虽然北京比外地强多了，但家里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候，粮食还是不够。妈妈家带了我和弟弟到远郊去挖野菜，当然，我们必须走着去走着回来。不然那成本家太高了。这本是为国家解决困难的态度吧？没想到到了文革时期又成了妈妈的一条罪状：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存心给国家抹黑。做饭的时候，不管该用多少米，妈妈总会再从锅里抓回一小把，说是在她的老家，有个老婆婆就是这样。不管她的儿媳用多少米做饭，她总会抓回一小把。儿媳很不理解她的这一行为。可等到闹灾的时候，只有那老婆婆家没有死人。当然，我妈说的那是万恶的旧社会的故事。然而靠了我妈的这种勤俭，我们这些孩子总算都长大成人了。
    我是老大。我下面有个妹妹，她两岁那年得了大脑炎。当时正赶上抗美援朝，药品奇缺，妹妹就得了脑膜炎后遗症，人傻了，也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记得一天，我放学回家，妈妈正在筒子楼的楼道里炒菜，我推门进屋，竟然看到躺在床上的傻妹妹自己顺着墙爬了起来！我跑到楼道里大叫。妈妈扔了锅铲就冲进屋子，她立刻就大哭起来。妹妹一害怕就摔倒了。可我们就叫：“起来呀，再起来一个！”妹妹就傻笑着又往起爬。那一天，全家充满了笑声，成了我们全家的节日。
    文革的时候，妈妈和爸爸都不得不到五七干校去。我和弟弟也插队到了内蒙。只好把妹妹送进了安定医院。当时的医院已经闹革命，医护人员不是在忙着造反就是被造了反，反正没什么人管病人了。妹妹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最后被那些病人打死了。这些事，不说也罢，不说也罢啊……
    １９６７那一年，我报名到内蒙去插队。妈妈那时虽然从关押中放回了家，可还没解放。她不敢阻拦我“干革命”。就说要带我下一回馆子。我和妈穿过满街的大字报和红海洋，来到了大栅栏的一家清真小馆（不知道谁知道那馆子叫什么？反正当年那里只有这样一家羊肉馆），为我要了一碗羊杂碎汤。我平日是一点点羊肉都不吃的，怕膻。可我知道妈这回的用意：如果你连羊肉都不吃，还是别去的好。我硬是闭着眼睛，低着头，把那碗东西吞了下去。抬头看时，妈妈眼里闪着泪光，只轻声说：“走吧，回家收拾东西……”
    我在草原上生活得比我自己想象的可得意多了，有吃有喝，干活也不累。最重要的是没人管，十分的自由。蒙古人真的太好太好，对我们一视同仁，分给的工分特高。我头一年竟然分得了好几百块钱啊！我记得把零头的七十块钱给妈寄去了，爸后来对我说，可糟糕了！妈收到那钱后就哭啊哭啊，说：“你看这孩子，这钱不定是怎么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