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
作者：米鹤都
|
|
|
|
| |
|
|
| |||
|
|
| |||
|
【纪实】：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
作者：米鹤都
|
|
| ||
|
| ||||
|
| ||||
|
蒯大富口述： 潮起潮落 采写：米鹤都 编辑：米鹤都
近日在网上广为转贴的“岁月流沙——蒯大富口述历史”，是由米鹤都主编、由香港中国书局出版的《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中的一篇。《回忆与反思》之一、之二两册18篇口述历史已于2011年4月在香港面市。“岁月流沙”的口述史作品，作者与被访谈者蒯大富先生签有正式协议，明确其知识产权属于本书编委会所有。但是，在丛书尚未刊印之前，该文的草稿、征求意见稿等几种版本，甚至发现还有被其他人修改过的版本，未经编委会允许而被不负责任地转贴到网上，其中存在着大量的人名、时间、史实以及署名等诸方面的错误，导致以讹传讹，造成不良影响。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作者希望这些转贴的网站、个人予以删除。本文的版权所有者、作者郑重声明：所有版本的《岁月流沙——蒯大富口述历史》均为不合法、不真实、也不代表作者原意的。如引起各种纠纷，我们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如有需要，经作者同意后再行转载。 鉴于盗版和错误的流行，作者对该文正式更名为《潮起潮落》，并将正版文稿于后在此发表，以正视听。另外，在阅读该文及众多的口述史之前，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介绍一下《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的前言，以便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及把握口述历史这种读物的特点。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历程中，共和国同龄人的蹉跎岁月，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古人云：“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当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今天，回头看，他们有太多的倾诉和感慨。 可以说，这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也是为改革事业做了铺垫和牺牲的一代。于前者，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憧憬中奉献出了青春，结果是除了“试错”之外几乎一无所获；于后者，他们的绝大多数也和三十年改革的丰厚“红利”无缘，而在社会利益的洗牌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同时，与他们血肉相连的那一段段无人理清、也无人承担责任的历史也在被集体失忆。然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历史难以割裂。他们青春的惨痛教训尚未理清，更重要的是当年那场“大革命”得以发生发展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枉。当今天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时候，我们依稀记得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不仅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自已的反思留给社会。 参与本丛书创意、策划、采访、编辑、资料整理的同仁们，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那些丰富历史素材的承载者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寻找他们依稀的足迹，聆听他们内心的独白。大家期冀以一种担当的精神，以一己绵薄之力，从这些个体的视角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怎样长大？他们如何走过动荡的六十年？他们青春换取的教训是什么？以及他们今天对生命的反思。或许从他们各异的人生角度和思索中，可以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从而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失忆弥补于万一。这就是《回忆与反思》丛书的由来和同仁们的心愿。 《回忆与反思》丛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六十年，丛书以这代人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段主要经历为线索，以“老三届”为主要代表并兼顾上下，以北京为主要采访地亦涵盖南北，以那些深度参与历史事件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具体的访谈对象。 《回忆与反思》丛书采取口述史的基本形式。为保持文体的可读性和连贯性，丛书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裁，需要强调的是，其中显然包含着众多采访者研究的成果和思想的结晶。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这种形式的认识尚不一致，编者所做的也只能是一种探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无法拉开与历史的距离，今天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难于做到不带情感色彩的超脱，从而也就难于完全客观。这个命题是研究者们难以逾越的，还有待于历史的沉淀和升华。淀下去浓烈的情感，才能升起来超脱的理性。“历史从来不应当是由当代人撰写的，他们的义务仅仅是留下真实的素材和感受。”古罗马哲人马克?奥利略这样说过：“我们之所闻，仅仅是一种观念而非事实本身；我们之所见，只能是一个视角并不代表真理。”编者认为，用这句话为口述史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不等同于“信史”，即便通过研究者的加工整理，也只能是受访者认识水平上的个人观察。相对于历史全貌和真实，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口述，都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和“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因此，敬请读者留意该种历史读物的特点。 《回忆与反思》丛书在对口述史的采写、编辑过程中，是参照当年周恩来先生在人民政协征集编辑《文史资料选集》的“三亲”原则，即以访谈对象“亲闻、亲历、亲见”的历史片段为依据。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倡导治史的直笔精神，倡导不溢美、不掩恶，实事求是地陈述所闻、所历、所见。另外，丛书也参照《文史资料选集》当年“百花齐放”的方针，尊重不同个人的立场视角、思想水平和意识形态，可以“各存其是”，可以“百家争鸣”，不求全求同。需要特别声明，我们在编辑工作中采取“言无不尽、文责自负”的原则。受访者口述的内容，除文字修饰整理外，编者对其观点、认识不做修正，对庞杂的史实原则上不考据订正，最后定稿均经过受访者本人的修改和认可，其内容由受访者“文责自负”。难以避免的是，受访者的某些表述可能与事实存在着出入，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更可能存在着偏激、错误的观点。但这些并不代表得到编者的认同。 另外，由于我们所从事的仅仅是民间的、业余的工作，所能征集到的口述史难能面面俱到。在实际征集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许多有着重要经历的当事人、有过重大过错的当事人以及受过严酷迫害的当事人，由于移居国外、由于身处官场、由于“宣传有纪律”、由于缺乏当众忏悔的勇气、由于恐遭非议、由于不愿再揭开伤疤、由于保护隐私等等，尽管原因不一，结果是相当多的重要当事人并不愿参与口述历史的征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我们也借此呼吁更多的重要历史素材的承载者加入到《口述历史》的行列中，丛书同时依据前述标准，向社会广泛征集这代人各方面传奇人物有价值的口述史。 我们深知，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本从书所能做的只是沧海之一粟，但是我们将尽力而为之。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历史素材的收集、整理，将有助于人们未来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口述史，能够使更多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发展进行反省和思考；我们还希望，通过本丛书，使我们的子女对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父母一代有更真实和更深刻的了解。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辈属于比较殷实富有的，曾祖在海船上当老大，挣了一大笔钱，后来就回家乡买了几十亩地。江苏那地方，几十亩地就很多了，也算比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妈小时候都读过书，那时能把孩子送去读书，还是有点家底的。不过,到我祖父一辈就不行了，他有个毛病，好赌博，而且逢赌必输，很快就把家产全输光了。没地也没钱了，他就开始贩盐。盐城出的那个盐，不是海盐，是硝盐，含氯化镁，比较苦。那时贩盐呢，一斤赚一分钱，那几吨盐也能赚百十块，利润也很大。那已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了，我祖父从盐城贩盐到上海那边，在路上连人带船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兵。刚当兵就跟新四军打仗，结果第一仗我祖父就当了俘虏，从此参加了新四军。 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的地因为早被爷爷输光了，所以成份划的是贫农。我爷爷1950年复员的，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那个复员证上还是陈毅的签字，有陈毅的大印。我父亲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1944年加入共产党，我母亲1945年入党。当年盐城是新四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我父亲没有到部队当兵，因为识字，就在村里当钱粮员，管钱粮啊，先是给新四军、后是给解放军做事。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当过挣工资的干部，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城里去，就是因为我家里孩子比较多，他走不开。所以一直呆在乡下，当过大队长、大队会计什么的，后来老了就不干了。正经说起来我父亲资格也比较老，他去年去世的时候86岁，党龄60多年了，全县也没几个这么高党龄的。 那样一种家庭对我个人的成长的影响，就是从小培养了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的那么一种情感。当然我们家没有什么资产，生活完全靠劳动，我父亲也是一个劳动能手，什么农活都能干。我从小也干农活，后来进入人民公社了，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挣工分少，我每次放假回来，都是整个夏天放一头牛，挣好几分。水牛干活的时候就割草喂它，牛是比较乖的，让它把头低下来，然后就可以蹬在牛角骑上去了，很惬意。 我上中学不是在县城，是几个镇联合办的中学，其中一个镇叫八滩镇，所以叫八滩中学。这个中学1952年成立，在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之后，就把一批“犯了错误”的老师下放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得到他们的教益太多了，当时教我的6个老师中，4个老师是“犯了错误”下来的，是右派或者右倾错误之类的。这些老师的水平真不一般，可以说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们的化学老师，原来是南京的，不知道怎么就把他下放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了，跟他学习很轻松。我高考那年，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高考复习题，实际高考的试题可以说几乎一题不落都复习到了，我等于在考前全部做过一遍。这种优秀的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华工程化学系，化学考了一百分。从1963年开始，我是第一个。接着连续三年，我们那个中学有4个学生考上清华了，特别是工程化学系，一年考上一个，都是这个老师培养出来的。 等我学了化工专业以后，依然觉得这个老师的水平绝对是很高的，在全国的中学化学老师里那也是往前排的。一个人中学遇到这么厉害的老师，那真是一大幸事。农村的孩子并不笨，有好老师带就容易成功。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外语老师也非常非常厉害。不然，像我们那个偏僻农村的中学，怎么可能沾清华的边啊，想都不敢想。后来这些老师退休了，好老师人家也不去我们那个地方了。以后啊，真就没有人考上清华了。 当时中学的数理化啊，我考试基本每次都是满分啊。偶尔一次不是满分，会懊恼半天。我在老师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大学的时候很有信心，而且我当时很狂，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这两个志愿考不上就不想去了。考清华还有比较凑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因为一个物理现象,和老师争执起来。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抬筐，这个动作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我们坚信自己是对的，老师错了。争执不下，我们就给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写信，请他们评判。物理系就把信交给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真给回信了，解释得非常详细。看来还是我们对了。从这以后我们就相互认识了，这个同学是南京的，姓苏，后来他就对我特别感兴趣。从初二到高三，我们一直通信，他就鼓励我考清华，还把清华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励下考了清华。其实我考得并不高，那年清华录取线是450分，6门课平均75分，我考了482分还是多少，就稍微过一点。我们班还有考540分的，很厉害的。 我从来是班里最小的，没怎么打过架，也打不过人家，但是我学习特别好，群众威信应该说相当好了。因为成绩好、学习好，老师宠着，就不让别人欺侮你。考试你考不过，那力气再大那也没用。我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面发展，数理化很棒，文科也很棒，到现在我们中学的作文范文里，还有我的作文。 我们兄弟几个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个弟弟，分别叫大“富、贵、荣、华、万、年”。几个弟弟在班上也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上大学，家里负担不起了，两个大弟弟就没能继续读书，干农活了。再小的弟弟连高中都没赶上。不过，几个弟弟下棋都很厉害，有个弟弟在我们那个县下棋是前几名，我们那一片没人下得过他，他下盲棋都下不过他。因为我，几个弟弟后来没怎么好好念书，也是我欠的账啊。后来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们抚养。我出来后也一直想法弥补。 在中学时，我有点被神话了，一提蒯大富就什么天才，怎么怎么着……其实我天资嘛，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心想考上大学啊，当时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别了。当时我经常都是半夜2点多就起来，点个煤油灯看书，复习化学啊、数学啊，把所有的题整个做一遍。考上清华以后，我回到中学去和同学座谈。当时的教导主任就说：有人说蒯大富是什么天才，不看书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书非常努力，夜里经常开夜车，我就曾经逮过他多少次。我当时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嘛，所以很刻苦。一个是条件比较好，另一个肯努力的话，那肯定成绩很好了。 不过高考完了，我就觉得肯定能考上。放假休息期间，我就跑到亲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刚从亲戚家回来，我三舅住在邮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个通知书。他一路跑过来，说：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华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的。去北京的时候，正赶上华北那年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我坐火车走到济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后转到烟台坐船走渤海过来，走了9天才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我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电灯。那个年代还很落后，这次出门一切都很新鲜。
我小时候有点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说话，而且很讨厌说假话的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上的事情挺感兴趣。1958年我大约十二、三岁，当时宣传什么高产多少多少斤，亩产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结果是：这样的话，一亩地就是光麦粒子堆起来都要堆快一尺高，才能亩产十几万斤。我就认为这不可能，当时就给老师提出来。当时这事情闹得挺大，让人感觉我在反对三面红旗，或者说攻击大跃进。对办公共食堂啊，我也提过意见。我自己也去打过饭，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饭给打散了，把盆也摔坏了。我说集中起来吃，家家去食堂打饭，我说还不如分开各家自己做呢。于是，我就提了意见。因为这些事，学校要找我算账。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别喜欢我，就护着我。最后折衷一下，给我的操行上写了一个评语，说我：“有时问题考虑不全面，乱发言”。 中学时代对将来干什么没怎么想过，不像别人从小立志做科学家、医生、将军什么的，没想过要具体干什么。但是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想做出一番事业。高中毕业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就是要求进步的政治表现，那个时候的思想教育是谁靠组织最近、谁靠党团最近，谁就是先进分子。 我进清华后是在工程化学系。那时工化系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边，一个专业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炼铀235，把铀提纯；一个是高分子；还有一个同位素。这几个专业都算尖端化工。我的专业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弹、原子能、核潜艇、原子反应堆这些，算是绝密专业。当时绝密专业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调查得非常严，政治上要求也严，32个同学，到文革前有五、六个党员，其余都是团员，是个团员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为搞核工业，可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对社会上的事情很热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个信现在有位学者那儿还保存有，他就特别佩服我，说你当时那么小就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反映问题，很坚决也很深刻。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 文革前我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参加军训，基干民兵还经常可以打枪。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比如清华学生吃饭的饭厅啊，吃完饭后桌子上就落了很多剩饭。浪费太大了，半个馒头就扔了，米饭剩一口“咣叽”就倒桌上了。我这从农村来的孩子确实看不惯，后来每次吃完饭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饭啊！我就把这些剩饭放到食堂门口，贴张大字报，说这种浪费多不应该，多少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我们就给扔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学校和党支部全部支持我，说我做得对。后来也有人贴了大字报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费的现象杜绝了。 这件事本身不一定是左了，但再进一步就左了。什么事呢，就是吃红薯的时候，我的同学都要剥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才吃。我就看不惯，因为我祖父从小教育我，吃红薯不但不能剥皮，就是皮上坑坑洼洼的地方没洗干净带点泥，也不能扒皮，要连皮吃下去。结果，我也要求人家这么带皮吃，因此就跟班里的同学吵架，后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 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在《新清华》头版登了一版半吧。《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文革中毕业的时候，好多班因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处一室。而我们班毕业还照了个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给你灌输这些。
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那旗帜多鲜明啊。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6月13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6曰19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嘛。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他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①。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他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但他们上来讲那个话，特别没水平。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说那场辩论会我们是全面胜利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当时实际上我就应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让他们彻底下不了台。后来我还是相信他了，就同意了。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明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骗人的工作作风的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倔的人，脾气还比较好，思想上也不是很固执。比如一开始对蒋南翔、对校党委的态度，感觉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样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星期，很快就转过来了。反过来，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3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就是他们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了钱来。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在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根本不考虑了。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批斗还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还坐着，批斗当中不让发言，让你说话就是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文革初期，大家还比较收敛，没有后来批斗会那么野蛮，也还没有形成后来那股打人的风气。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风潮，不过那时我已经平反了，躲过去了。后来我掌权了，还打了别人；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再次挨整的时候，打人风也过去了。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肯定会很惨。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么由头，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7月20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十八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嘿，马上就想赖帐。我被放出来以后，当时还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绕清华的围墙走啊，四面围墙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围墙，我看后面确实没人跟踪，才放心了。 大约21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当时我已经放出来了。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7月29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7月28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毛主席了。 从7月20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月27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8月3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读书，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十三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的所在地。 周恩来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那种摆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六月一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记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二十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周恩来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根本不让他们进来。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二十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七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七点多讲到十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月5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8月4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就在周总理宣布平反的会场上，有些人就公开提问题和喊口号，说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应当平反，会场上就那样。后来，很多人就退一步说，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少反工作组的同学，不同意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可是我平反后，即便这些同学也不太愿意跟我来往。包括我后来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 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17号到20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②。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十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③ 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名声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啊。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那张著名的“群丑图”其实不是我们搞的，作者也不是清华的，好像是北京戏曲学校的。但是“群丑图”是在清华的报纸《新清华》上发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们那去了，或者是作者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那时期也乱，各校学生混在一起。不过，我当时挺欣赏的，觉得画得挺生动。当时怎么界定画谁不画谁，这个我没参与。大概凡是报纸点过名的、打倒的都画进去了。 11月份，我还到上海去了一次，当时全国不是到处串联嘛，我在北京太忙，还哪儿都没去过，就想乘中央没有下令停止串联之前出去一趟。后来，我叫了几个同学坐火车到上海去了一次，大约总共也就十几天。 当时，全国都闹得很红火，大家也串来串去的，但是我还没有想过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因为我知道中央反对成立全国性组织。有个什么“全红总”嘛，工会系统的，当时就给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严厉批判。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想法。
1967年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的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1月6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6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呢，孙岳秘书就来了，他就是周恩来找我谈话时做记录的那个秘书，我认识他。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月6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吗，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④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当时有些小报说我讲过一句话：“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我连“怀疑一切”这种话都没说过。什么“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是我一个同学写的，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这在理论上很难站住脚嘛。那时也传说是我的话。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我笔记本上有很详细的记录，后来都被法院收走了。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呢，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⑤。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嘛，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⑥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月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月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那天风很大，天气很冷。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呢，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12月30号，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他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1967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天派”、“地派”形成很晚了，当时就根本没有自觉地要形成什么派。一直到1967年9月份，一个是中央文革在9月15日接见了一批人，在9月16日接见了另一批人。于是，头一天被接见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见的叫地派。我们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天派”，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见完了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为其中为首的是北航和清华，航空嘛为天；地派以地质学院和北师大为首，地质嘛为地。关于研究这期间天派、地派的文章啊还没看到，还都说不清楚。在这两次接见以后，其实天派和地派关系也都很好，也没有大分歧。后来，我和韩爱晶曾经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联合起来，但是没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包括各个大学的“东方红”的，以地院王大宾为首，谭厚兰也算地派。聂元梓肯定是天派，不过聂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写了一个大字报，后来工作组入校整我们的时候，她根本没发言啊，也没保护我们，也没发表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这跟我们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她那个造反还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后来当了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组长。那时觉得，我们是自己干出来的，根本瞧不上聂元梓，我们对她根本不以为然。 我们跟谭厚兰关系也不算好，我们和她在政治观点上并没什么对立的，但是有些讨厌她，觉得她个人为人也有些霸道。1967年9月7号，我和韩爱晶策划搞了一个“九七事件”。谭厚兰他们学校有一个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头头也是个女的，姓王，是谭厚兰的对立面。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那天，我们就拉来好多人支持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处都造反，然后就是把谭厚兰的革委会给冲垮了。结果，当天江青、陈伯达就接见我们，把我和韩爱晶臭骂一顿，说我们俩不听话，胡搞，骂得非常厉害。我们吓坏了，从北师大撤出来了。结果，谭厚兰的权威又恢复起来了。 我在三司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学中专部，谁只要同意我们的观点就可以参加，是很松散的、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当时中学生影响不是很大，而大学影响是全国性的。我们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也叫“老兵”，卜大华、骆小海他们也有过冲突。主要是我们成立井冈山后，附中的刘刚他们也成立了个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和这个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们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惯刘刚他们，刘刚他们也看不惯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们当然是支持附中井冈山的了。他们也跟着大学的起哄，后来在中学里头属于四三派。 谈到四三派，就会联想起遇罗克。他写的《出身论》我看过，但我当时也没有太多感觉，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说的有道理，总体觉得讲得对。但是他影响不大，不占主流地位，《出身论》目的是给出身不好的张目嘛，不过我也没想到遇罗克最后被枪毙了。这个就太过分了。他那么写，跟谭力夫的讲话正好相对了。《谭力夫讲话》我也看了，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说家，但是他的观点我当时就不同意。照他那样子搞，革命队伍纯之又纯，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个路线会推走很多人，那最后就成孤家寡人路线了。我也算出身好的红五类嘛，但是我在清华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的观点。反过来说，对联代表的那个思潮对我们也有影响，像我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出身都是很纯洁的，不敢让出身不好的同学做负责人什么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曾经在清华也贴出来了。贺鹏飞他们也在清华开了大会，宣传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在清华不可能成气候，因为清华出身不好的太多了。当时清华1万1千多学生，学生成份里工农子弟占少数，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大约1000多人，干部子弟差不多能占百分之十。知识分子子弟占大多数，还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劳动家庭的子弟。干部子弟在清华学生中比例不大，推行血统论没有太大市场，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几次关键时刻都是由他们来决定方向。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所有同学都当回事，大家就以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说开始反蒋南翔，是刘涛、贺鹏飞他们，至少有七八个吧，给蒋南翔贴了大字报。那大字报一贴，大家就以为是中央的意思。后来就是反工作组的时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报，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影响最大就这两次，这就等于决定了清华运动的方向了。所以，他们一出来表态，清华就很当回事。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去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比他名气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我对这个人也谈不出什么好坏，从个人能力看，讲话很有水平，写文章、组织能力都好，但是与他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还是不相称，太快了太高了。
到了1967年4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4月10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呢，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这是江青在接见我们后的闲扯时候说的，项链的事她没说。戚本禹当时在场。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1967年4月10日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刘平平和刘婷婷都去了。因为她们两个我认识，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号时也喊得响着呢。这些，其实我们都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的。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对于和刘少奇、王光美的关系，一个从好的方面来说，我和刘少奇、王光美的矛盾是一种双方的误会。但是，他们代表了一种共产党基本的思维定式，就是1957年反右的思维定式。他们认为，派工作组是共产党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也是中央工作班子集体决定的。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嘛，土改时这样做，1957年也这么干的嘛，四清就不用说了。我估计刘少奇当时的想法啊，他认为事先还向毛泽东汇报过，毛肯定会支持他，至少不应当反对。那么，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的，是党派的工作组，你能说反对就反对？挑战党的领导，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嘛！你肯定是目的不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不管当时跳出来的是谁，是蒯大富跳出来，还是任何其他人跳出来，那样的条件下肯定要打你反革命的，而且也不会管你死活。 反过来讲呢，我这么理解，我们当时充其量也就是给你工作组提提意见，而且我们也都有中央指示和毛泽东讲话为依据，怎么就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了？从这点上讲也觉得不可理解。你到清华来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扣上反革命帽子？那毛主席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你们平白无故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那你肯定是坏人啊，你可能就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以双方斗争就是根本没有交流的，互相也没有可理解的地方。但导火索实质上就是由于当时工作组工作作风问题，做工作不细致造成的这种误会。 文化革命又是一场新的斗争啊，所以他们这么做呢，也不奇怪。据说刘少奇被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批斗的时候，他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说我是国家主席，有什么什么公民权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宪法拿出来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这么回事。说起来，毛泽东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 有人问过我：你是从农村来的，父亲又是基层干部，你对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大锅饭等造成的后果应该有体会啊，三年困难时期你也应该记事了，当时如果没有刘少奇等提出的“三自一包”，农村当时很难度过难关啊。你对那种情况应当非常了解，所以从道理上讲，朴素的感情首先应当是赞同刘少奇的，怎么你反而反对刘少奇，支持毛泽东这个路线。 我当时这样认识，这个问题很难说当时刘少奇反对了毛泽东那一套错误做法，实际上他们很多做法都是一致的。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差不多刘、邓等很多人都有份。就说这个“三自一包”啊，其实在分地的时候我还帮助丈量呢。它的效果也确实特别好。但是到后来这件事就完全政治化了，认为虽然它可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肯定会造成贫富分化，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当时把社会主义理解得很狭隘，宣传的就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才是社会主义。刘少奇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涉及理论的问题当时就是一股脑儿听毛泽东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套。谁反这个我们就跟谁干，崇拜毛泽东，毛泽东说打倒谁我们就打倒谁。当然，我个人文革初期的遭遇也使我有感情上的因素，在反对刘少奇是更坚定、更积极而已。但当年的思想状态，即使没有这段经历，也肯定是要起来打倒刘少奇的。
后来，我们清华的学生就分成了团派和四一四。我认为，这有浅层的原因，也有深层的原因。浅层的原因就是对干部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团派对干部的态度是比较左的，主张批倒、批臭，再看干部们亮相怎么样。四一四主张就是批斗和教育结合，大面积解放干部。开始就为这事情有分歧。深层次的矛盾呢，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态度。在1968年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私下议论过。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就是说干部没有那么多坏人，打击一大片是不是错了？四一四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他们后面的一些干部，私下议论的时候就更公开地对文化革命不满了，对毛泽东啊，尤其对江青、对林彪表示不满，当时这都是掉脑袋的事啊。 那时中央公布一个《公安六条》作为文革的执法依据，规定不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攻击毛主席、林彪等。当时我们就抓住这条，从四一四少数几个人展开，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这是我给定的，你反蒯大富无所谓，你后来再搞的就是反对文革了。周泉缨当时写了一个《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跟着他又写了“炮打陈伯达”，然后再写“二次炮打陈伯达”。我就认为，你们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就是对着毛泽东来了。这个深层原因，就是说他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当时肯定也不认账，不承认。反过来，四一四抓住我们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太左了，打倒一大片干部。他们也确确实实保护了清华校内的干部。 这是一个理论分歧。我们专门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对四一四思潮进行大规模批判。也像当年中央反苏修的“九评”一样，陆续发表“一批四一四思潮必胜”，二批……三批……什么的。毛主席当时这些小报都看的，对我们批判四一四的文章也很欣赏。他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对四一四也有过好多批评意见。所以，当时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都说过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中央文革都是公开帮我忙的，因为他们了解主席的态度，主席倾向于井冈山团派嘛。但四一四他们根本不在乎，当耳旁风。最后，在1968年召见我们那一次的会上，毛泽东自己也直接讲了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那次批评得相当厉害了，但后来这部分没传达。 所谓两派斗争呢，当时就是要引导对手犯错误。一般讲，掌权的一方是不希望自己单位乱，我们毕竟是掌权的嘛，打起武斗来肯定要负责的。所以，起初我总的方向是反对武斗的，开始有武斗苗头我就制止了。那时北京，像北大、北师大武斗已经打得很厉害了。谢富治还表扬我们说：好多学校都在武斗，清华不武斗，这就很好。但是后来，我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 文革那时候，怎么说呢，我就是太年轻，而且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们1966年9月成立了清华井冈山，11月得到中央文革支持以后迅速发展，从几百人一下就到了几千人。接着，周恩来让唐伟他们和我联合，贺鹏飞他们知道后自我罢官而去，清华就成为我们一派的天下了，几乎全校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井冈山。那时，整个清华就在我手下了。从我个人能力、资历来讲，或者说与当时同龄人比较，可能比一般同学稍微强一点，但和我处的地位来讲太不相称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大学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我的“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上，杨成武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而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里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蒯司令，我是你们的士兵啊……”。连邓大姐⑦见到我也说：我是你们的市民……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常委一共22个吧。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利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就导致得意忘形。1967年5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5月29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已经批准，而且已经宣布明天要开成立大会庆祝了。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他就一夜没睡觉，跟我们在一起，等着我做决定。我也一夜没睡觉，当时我真是矛盾死了。后来就想，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这一下子宣布推迟以后，就完全不可收拾了，两派越闹越僵。当然这当中还有其它因素，如四一四的态度，以及总理当时不能出席这个大会等，对我也有影响，但无论如何，我非常懊悔，这个决定最终是我做的嘛。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北大３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⑧。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1968年4月23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力系的旧电机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之后，我们就更极端了，把四一四说成是代表国民党的。武斗的意义似乎也就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样，大家武斗的时候特别勇敢，当时喊冲的时候，同学们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冲啊。当时我们攻东区浴室，是二层的一个小楼，地面距楼顶有8、9米高。我们用云梯强攻，两个梯子接起来有十几米长，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贴着那个楼顶的边上焊起来铁栏杆，你梯子搭上，只能一个人往上冲，人家三四个人，你还没爬上去呢就被挑下来了。就这样连续硬被挑下了十几个人，有一个人当场死了，一个摔成截瘫，可后面的还继续往上冲！战争期间黄继光堵枪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这些英雄行为我就特别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种心态，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自我激励，感觉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我特别不能接受把文革武斗中这些被打死的孩子，说成像疯子一样死得活该。当时留在校内的同学大概一千人吧，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掏钱吃饭。也没有命令说必须参加，纯粹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当时确实是抱着崇高的目的，在共产党的领袖号召下，为那种“理想主义”而战斗。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社会压力，有同学压力，自己也体会到，清华武斗的责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这儿。我当时很清楚，武斗会死人啊，清华哪怕死一个人，账都会记到我头上的。1968年5月份，我曾提出让解放军把两边隔开，但也没能实施。 四一四最后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们占领，他们想从楼角处挖地道通往外边，运吃的东西什么的。后来就像电影“地道战”里演的一样，我们在周边埋上大缸，就知道他们在挖地道。发现后就弄来炸药，一炸就把它封死了。当时我们把科学馆断电了，但没断水。因为那里面还有我们的人质啊，几个很重要的人。当时不攻也有这个顾虑。而且那个楼非常结实，你要攻打的话除非你死很多人，我们下不了这决心。 这场武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七二七事件”才停止。我从不同意武斗到同意武斗，后来这几十年都懊悔不已！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任传仲等少数几个人，二把手也不主张武斗。但我没能抵制住诱惑，懊悔得很。对清华的武斗我肯定要付很大责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
7月27日那天早上，没有任何与往日不同的征兆。我们总部的一个委员陈继芳回沈阳探亲，说那天要回来。我和同学开了个吉普车到北京站接她，但是没接到，就回来了。回到清华大学快十一点了，就看见学校周围那么多人，车子也开不动了，我们就下车徒步走进清华。开始，清华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就不一样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后，很快就把各楼分割包围了。那时我们团派和四一四的武斗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我们在科学馆把四一四包围得像铁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后就把科学馆的包围圈打开了，把里面不到一百人都放出来了。好多同学都着急了，脑子就跟我想法一样，怎么回事啊？ 后来呢，我就跑到总部那个楼里头去看。路上，我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他们还打着造反组织的旗子，和我们是一派的。这些“天派”的组织，我以前跟他们打过交道，当时跟他们一起组织筹建北京市革委会的。当时有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我看到他，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根本没想到可能会和工人打起来。但是，当时工人来那么多啊，我当时估计有十万人呢，后来毛泽东告诉我有三万多。参加的有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主要是工人。还有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八三四一部队，是负责组织和指挥的。当时八三四一部队的负责人是杨德中、张耀祠，在现场指挥的是张荣温、迟群、谢静宜。 结果发现，工人逐渐把我们包围起来了，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这很恐怖啊。后来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一个同学对工人讲：你们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跑到我们学校干吗？还把我们包围起来。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呜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我们看了感觉非常恐怖。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季宏也被抓走了。他们都是出去讲理时给抓的。后来听说，工人们执行的命令是这样的，进校把所有的学生包围起来，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拉到平谷县办学习班去了。当时感到不可理解，你这么包围干吗嘛？ 我们当时就打电话问市革委会，工宣队来清华大学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面都不给正面回答，就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下次再报告时，又说这两天休息开会干嘛的，反正不答复你吧。我们也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电话，他们的答复就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情况，首长正在工作，正在开会，我们会把情况向他们汇报。江青等领导人的电话我们没有。其它这些电话我们都打过，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们被包围后，看到抓人、打人就很害怕。我当时真是感觉这是灭顶之灾啊！以为北京市的工人宣传队会像王洪文在上海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那样做，当时活活炸死二十来个人呢。那么，结局就是，“上柴联司”⑨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了。但这时我们手里还有武器，怎么能让人家轻松消灭掉呢，那不可能嘛。 我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后来，下午三点的时候吧，我们有个常委，武斗的副总指挥。他就带人冲出去，反过来把工人包围起来，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楼里拖。反过来我们也抓了好多工人和解放军。那些工人看你这么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当时正门出不去了，是从西南门翻墙出去的。当时我们学校的小车都在北京体院，我就跑到体院要了一辆车，就直奔市革委会去了。我到了市革委会，强烈要求见谢富治、吴德。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吴德来了，见面就说，你们学校打死人了。我离开的时候，两边还基本上没开打呢，但是走了以后这段时间说打死人了。我一听打死人了就发毛了。我冲着吴德喊：是谁派的工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包围起来，就这样抓人？他说工人宣传制止武斗有什么错？我说，你们真要把我们当“上柴联司”抓的话，我们肯定就宁死一拼。吴德说，你这样就把北京几百万工人阶级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他把我带进办公室，他打电话找那个工宣队的指挥。那时开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队，叫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以解放军为核心。他后来就把八三四一部队的迟群、谢静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会议室开始谈判。他们说制止武斗，撤出工事，什么什么的，我全接受了。后来迟群提出来交出杀人凶手，我说什么杀人凶手？他说你们打死我们人了。我说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条我接受不了。 这样，我们就一起回清华了。迟群又生枝节，说工人怎么气炸了，非要交出杀人凶手。回到清华后，他又要谈判。清华园门口有个中学，叫清华园中学。当时就找个教室，谈判就在那儿举行。谈判就为了交不交凶手的问题。我说，凶手肯定没法交，我说今天制止武斗、交出武器、撤出工事，这肯定没有问题，我说我到现场就肯定能解决。后来迟群不坚持了，我们就达成协议。工人宣传队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攻进去，如清华广播台、化学馆等地方，我就到我们还占据的地方去做工作。 当时的武斗现场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面把我们的人抓了，我们把他们的人抓进里头，然后工人冲进楼里救他们的人。工人来清华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就带几把镐、锹什么的，准备拆工事来的，还有女的穿裙子呢，不像是为了打仗来的。但是后来看气氛不对，好多同学被抓了之后，大家就毛了，当时决定的策略就是谁进来就打谁，进楼我们就坚决抵抗。因为工人是进攻，而且大多空手来的，所以他们肯定吃亏，伤亡多。 后来我到广播台去，好多头头都在那。我召集会议说，我们闯了天大的祸，工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十万工人已经把我们清华围得像铁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们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会有更多的工人把清华包围起来。我说我们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来，或者扔了，然后人呢，全部撤空。清华我们不要了，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后来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打死了，你占楼还有什么用？我说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 后来大家就听从了我的意见。这时候工人在正门、南门、西门都有包围，就北边没有人把守。我们半夜像逃难一样，夜里一、两点都从北边、体院那边撤光了。当时清华参加武斗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遥派，总共一两千人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我从清华再次跑出来，还是先到体院。到体院我要了一辆车，直奔六部口的电报大楼。和我在一起的有陈育延，是个高干子弟，也是我们总部委员；还有一个是段永基，当时是我秘书。我们到了电报大楼，给中央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杨余傅’黑手派了十万工人包围洗劫清华园！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党中央呼救！”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我们花了五十块钱，当时给不同的人，发了好多份。发完电报就四、五点了，转了一圈，也没地方去。我说还是去北航吧。刚到北航，他们的保卫组长告诉我：老蒯，你怎么还不去啊？我说，什么？他说，韩爱晶早去了，中央找你们呢，走人大会堂西门。噢，我到处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听说在人大会堂西门，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平常去人大会堂接见从来不走西门，一般接见我们都是进东门、南门，北门是宴会厅的地方，西门没有走过。听说在人民大会堂西门，感觉有点特殊，但也不及细想。我就赶快请司机开车，到人民大会堂天已经快亮了。我跑出来时，还要了一把手枪带在身上。这时我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汽车座的底下。后来我就走上台阶，有两个卫兵已经出来，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蒯大富。他们问，干什么？我说，中央首长找接见。他说，你等会儿，我进去通报一下。他就问我带武器没有？我说没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裤脚都卷起来，光着脚丫子，穿个塑料鞋，非常狼狈。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我看见谢富治就哭了，当时就像孩子在外面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后，看见父亲那么一种心情。谢富治说，别哭别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给我把裤脚放下来。后来我就跟着走，一边走一边抽泣，直流眼泪。 我们走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后来知道这是湖南厅，门很宽。进门我一看，一屋子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衬衫，白花花的一片。进门后，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接见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见面握握手，没有其它的。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就是那种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我说了一句：主席救我！就说不出话来了。江青就说：蒯大富，安静点，安静点，别激动。服务员拿来一个痰盂，一把铅笔，还有什么笔记本，还有一沓纸。江青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了，那真正是告御状了。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好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怎么受伤。 那个会从凌晨三点开始的，我去的时候很晚了，大概七点差不多。会一直开到八点半结束，共五个半小时，你想谈了多少话啊。后来，他们已经是在聊天了。我听谢富治讲，毛泽东开始发了很大的火。但他只说主席今天发了大火呀，不过这火是会议开始时对中央领导讲话时发的，冲谁发的我不知道。聂元梓、韩爱晶他们到的时候，主席已经不发火了。当时中央领导人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都在。前头已经谈了四个小时，没散会，实际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主席并且两次发问，蒯大富为何还没来？ 我来以后呢，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主席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说武斗不能再搞了。主席完了又说，打工人无论如何是臭了，你回去要挨门逐户向工人阶级赔礼道歉。工人气很大，你们要给工人消气。不过他也说道：“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看来，毛泽东当时心情也很矛盾，他本来只想把我们从舞台中央赶到旁边去，但是没想到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实现。因为当时我们是跟着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了，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没想明白的疑惑 后来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共同整理了一个传达要点，根据谢富治要求把一些称赞我们的话删掉，包括批评四一四的话，然后五个人签字作为文件传达全国。韩爱晶后来整理出一个文件，比较全面真实。 我当时还没想通呢，怎么我们就都错了？你们外面来了那么多人，也不通知一声就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为什么？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1968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把我们赶下台，派工人宣传队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没想到这么激化，牺牲这么大。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行动是八三四一部队指挥的，但工宣队是北京市派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来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这样做的目的和实际结果，可能是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从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 在我没到会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问了几次，蒯大富为什么不来啊？韩爱晶的会议记录里记载，谢富治两次回答说，蒯大富他不敢来，或者说他不肯来。毛泽东又问，蒯大富为什么不肯来啊？韩爱晶回答：蒯大富不会不肯来的，他要知道一定会来见主席。谢富治在那个会上还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有人搞鬼，包括迟群他们和吴德他们。 7?28会后，我就到各个工厂挨门逐户地去赔礼道歉，还包括善后处理。事后统计，工人死了5个，有枪打死的，有手榴弹炸死的，有长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个，伤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为烈士处理，善后还包括各个工厂被打伤的、住院的工人。后面的事情我没有参加。学生死了2个，伤了一百多。所有打死工人的学生全都找到并抓起来了，没有判死刑，大都判了十五年。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一个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个是诬陷罪，还有一个杀人罪。但是当时要是主要以武斗判我罪的话，我还比较服气。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我对这场武斗负有主要责任，我非常后悔，这也是无可奈何，在劫难逃。 毛泽东那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宣告了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学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学校，办了一段时间学习班，1968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宁夏。
查无实据整肃“五一六” 1970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1970年10月底，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发话，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点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 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代清楚了。 后来我才知道，抓我是因为所谓的“五一六”问题。其实，真正有组织的“五一六”，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他们搞了个小组织，取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根据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名，大约有几十个人。他们在1967年5月开始攻击周恩来。同年9月，毛泽东批示：“五一六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真正的五一六随即就垮台了。此后，1970年初，全国又一次大规模地清查“五一六”，这时一些人在“逼供信”之下，揭发了我。 文革时，各大专院校红卫兵都在揪这个揪那个，有搞康生的、搞陈伯达的、搞总理的，搞……的各种专案组。那时，我确实反过康生。毛泽东把我们从盒子里放出来造反，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而我们一造反，却就没止境了。我们当时怀疑的范围非常大，只要我怀疑你反毛泽东，我们就敢反你。大约是1967年1月的时候，我们反康生是非常公开的，是以清华井冈山总部名义起草了一个公告，叫做“调查康生同志问题联络委员会公报”，由中央高级党校，还有体院、矿院，我们四家联合发表的调查康生问题的报告。后来，陈伯达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臭骂了一通，说你们跟我们不打招呼，这么胡搞，你们会把自己搞垮台的。我们吓得够呛，检查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不过最后对我们没再追究。 1967年9月，有人反陈伯达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准备参与。吸取了反康生事件的教训，然后我们就请示江青。我给江青秘书打电话说，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同志汇报。江青知道我们要反陈伯达后一顿臭骂，说我们胡思乱想。后来我们就没有跳出来，如果当时反了，可能会搞得很厉害，因为我们搜集了好多陈伯达的材料。当时，鉴于这些事，我下了一条死命令，凡是在中央工作的这几个人，对谁都不能搞材料。谁要违反纪律搞材料被揪出来，我第一个站上台把你们抓起来。当时主要是害怕出问题，后来清华就真没人敢搞。所以我们和五一六根本不沾边。 清查“五一六”那段时间，一直把我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干的所有坏事都是我指挥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成五一六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我当时心里有那么一种倚仗。我对迟群说：文化革命初期，王光美、刘少奇打我反革命的时候，我是清华一个普通学生，申诉无门。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他们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没有办法。现在，你迟群想把我蒯大富打成五一六，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往上报。我不是那个时候的蒯大富了，你不拿出证据来让毛主席、周总理相信，行吗？但你拿不出来！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他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对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从那时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没有任何联系，甚至都没过带过话。包括迟群，谢静宜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你说这事江青能不知道吗，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吗？当时我呼救啊，写信啊，写了很多信，没有反应，迟群他们还是为所欲为。 迟群当时很想在清华搞出一个很大的五一六集团来表功，也算报“7?27”的一箭之仇，但最后他落空了。“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1971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1973年才让我去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 当时，抓“五一六”搞得那么大声势，涉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应该涉及有上千万人。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整五一六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没看到太多证据，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来嘛。那会儿他就是要打掉一拨人，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把造反派就整个打下去了。⑩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来告。江苏主要是整得太狠了，所以最后中央有专门一个文件给江苏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像江苏那样平反，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没给个什么说法。那一次，基本上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包括天派、地派在内一股脑儿，都在五一六这个名义下审查挨整，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后来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实际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为例，我分配后去了青铜峡，1970年就把我当五一六抓回来了，然后从1970年审查直到1978年。在清华三年，在东炼五年，这八年期间，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负责审查我们的人都走了，我这五一六问题案子还没完。邓小平上台以后，说文化大革命这笔账还要算，这一算就把我算到反革命那边去了。这就不是单位审查了，而把我抓到监狱去了。
林彪事件时，我正被关起来审查五一六的事。开始审查我的时候，还有关于我们反林彪的什么罪，后来有一段就不问了。大概1971年10月27号，迟群、谢静宜一起来见我，他们才告诉我，林彪死了，是反革命。对林彪事件本身，我感到十分震惊。文革当中，我们认为有两个人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一个是江青，一个就是林彪。那时对林彪的信任还是不可动摇的，很崇拜的。这对我震动很大，如果说林彪都反毛主席，我感到没什么可信的了，好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不过这时候我被关起来很封闭，另外思想也很封闭。所以还没有能够从文革的大思路等角度深入考虑问题。 我和林彪接触很少，对他没很深的印象。我记得1967年7?20事件以后，北京召开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嘛，林彪出席了那个大会。那次我和林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在天安门中间的休息室，林彪坐在沙发上，我们一圈人围着他。林彪就一句一句地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惜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可以抓住大做文章。这个讲话我都记下来了。这很容易理解，就是抓住7?20的事情，抓住军内一小撮反毛主席的事件，大做文章呗。我回学校就传达了，当时别的学校也都提出反对军内一小撮。我就提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解决军队的问题。后来周恩来跟着就接见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搞串联，不能参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我就不弄了。 文革发生的一系列冲击军队的问题，其实也是起源于五一六通知，那时已经提出党内、政府内和军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1967年《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也提到打倒军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力曾跟我谈过，说毛泽东受武汉7?20事件刺激很大，感到很绝望，好像军队已经乱了，对军队也缺乏信任感了。在此之后，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一路上走到哪就讲到哪，对各地军政首长不断发表讲话。然后，这些讲话再被传到北京。中央文革这些在北京的人，看到毛泽东的讲话都感到很吃惊，觉得非常之激烈。讲什么要武装左派啊，打倒右派啊等等。因此，中央文革这些人在传达毛泽东讲话时，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说得不那么激烈，把讲话的棱角磨掉。江青当时讲什么文攻武卫，本质上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的想法，她说的那些话完全在毛泽东这些讲话的范围之内，所以江青后来不服呢。 我以前讲过一些对江青的看法，网上反对意见不少。我一点也不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江青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她舍弃上海那个环境去投奔延安，肯定是奔自由民主去的，奔革命去的。她不可能是投机的，因为共产党当时处在最低潮的时候，就剩了两三万人，穷得缺吃少穿，没有弹药。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话，那共产党很可能就被剿没了，至少七零八落了。那时候你说到那地方去投机？那肯定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嘛，至少以为共产党是光明的。另外，江青在延安坚持13年，一直跟在毛主席身边，很了不起，她这个行动就表明她真正在追求革命。当时有日本人问我，我说：江青在当时的女同胞中，她的马列水平，她的演说能力，文字能力，指挥能力，都是全国一流的。文革当中甚至可以说是那些人中最好的。江青吃透了毛泽东的理论，毛泽东当然也欣赏她。有一种说法，到最后毛泽东想把江山传给江青，不想传给华国锋，我感觉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最信任的人里头还属江青。 江青在文革当中的问题是她个人性格造成的，她政治上没什么太出圈的东西，执行的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那些东西。江青自己个人发挥方面有些什么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太大的出入，没有什么太多偏离毛泽东的。所以，四人帮的错误基本上就等于是毛泽东的错误，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符合，不过可以说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思想。当然，江青在被审判过程中，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表现。 对中央文革其他几个人，就我的接触，我对张春桥印象还是很好的。张春桥当时跟我讲反刘少奇的时候，把我们当成特别信任的御林军看待。我当时特别高兴，等于说中央这么重要的部署，也是主席的决心嘛，让我们来领头落实部署，那是莫大的荣耀。文革后揭发张春桥，也是由于我的私心。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来人，给我讲得很大了，说你揭发嘛，你立功表现好就可以放你回去。我当时在秦城监狱，那个检察长简直是在说，表现好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那种感觉。我当时立功心切，把揭发材料写完，然后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导演，让我反复背，背得一个字不差，以及什么时候做什么手势，都给排演了多少次。后来审判张春桥时我上去揭发。 张春桥绝对是个“人物”，他当时听了我的揭发之后，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都没抬。我感觉他上来一句话不说，等于说你们很可笑。一个是我认为你们没资格审判我；一个是我蔑视你，不需要和你们说话，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件事的事实也确实是那么回事，我说的也毫无捏造夸张之处，揭发张春桥也可能给我免了点罪责。但是，后来我很懊悔，这事其实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去揭发，尤其不必要由我去当面揭发。我觉得很对不起张春桥。他那时对我非常信任，现在让我作为一个敌人和对手去揭发人家，来讨好当局洗刷自己，这种行为很低级的，好像小丑一样，显示你蒯大富很卑鄙。我对这个心里很懊悔。 文革中，总理是比较复杂的。我还是非常佩服周恩来，他一直给我的感觉是宏大的气度。他在文化革命中，拼命想追随毛泽东，不管理解的，不理解的，他一直在按毛泽东的想法来执行，维护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假如错了，或者不理解，他经常会想办法缓解毛泽东指示带来的后果。我们当时都能直接感受到这些。 我们后来私下议论这个，认为总理是一心跟主席的，最不可能反主席的。我说总理就是老保一些老干部，如果总理不想保谁了，那这个人肯定完蛋了。后来对彭德怀，他就保不住了，因为毛泽东的态度太坚决了，太明显了。他就不可能保了。那段时间清华也斗过彭德怀，几十个单位轮流斗，几乎天天斗。 文革当中，谢富治是一个非常正派严谨的共产党员。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紧跟毛泽东，他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毛泽东、总理、江青怎么指示，毛泽东怎么指示，他都坚决执行，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哪怕不理解的也坚决执行。他很忠诚，从战士一直干到副总理，而且特别廉洁，文化革命中，他工资的大部分都交党费了。那个时候一双布鞋，一身军装，没有任何腐化堕落的各种传闻。仅此一点，今天这样的干部已经非常难找了。
1973年，我28岁，被下放到东炼劳动改造。不过，去东炼和我的化工专业毫无关系。在工厂，工人群众和干部对我都很好，有好多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呢。工人对我非常宽松，基本没有人迫害我。而且我还能谈恋爱，有时还到山上约会。 厂里有一个女工，叫刘X，她和我认识后，要和我交朋友。她还是那种女孩子崇拜英雄的情结，她感觉我了不起，把我还看作是“英雄”。而且我当时那套道理还是比较唬人的，后来她就一心想嫁给我。我说我不敢同意，我的头上还悬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坐牢呢。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也觉得确实不大安全。她说，没关系，你要坐牢我给你送饭。当然这也就是小丫头这么一说。最后我们也没成。以后，她到日本去了，在那里定居了。前些年，她到深圳来的时候又找到我，我们见了个面。还有韩爱晶等，大概十来个人一起吃饭。她那次还说，我和老蒯有那么一段情，其实我们还有个孩子呢。那是1975年，当时她怀了个孩子，那孩子要活到现在也30多岁了。这种事情当时算是很严重的事，要让组织上知道那还不把我们斗死。所以，我们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1976年周恩来去世，接着毛泽东去世。这两个人的死，都让我很伤心，我的感觉是心里的依靠一下就没有了。我当时也估计是在劫难逃了，不会再有人护着我，也没有人会给我说话了。毛泽东、周恩来有一个在，四人帮就不会被抓起来，我肯定也不会被抓起来。他们都死了，四人帮再一抓，我心里的支柱完全没有了。1978年4月，一辆吉普车来到东炼，把我再度带回到清华，北京市公安局在那里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蒯大富。当时宣布的反革命罪行里，还有反康生这一条。 再次被抓后，也有领导人讲话提到我。一个是汪东兴，当时他是中央副主席。他讲过，关于清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当时的历史问题。他就点名说，比如讲蒯大富，过去十多年了，处理他的问题，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是在我被抓起来以后，汪东兴讲的，这话本身是正确的，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是没有分量。接着审判四人帮以后，又要准备审判我们的时候，胡耀邦有一次对清华的一个同学说起我。他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这些是比较有利于我的，但是没有分量。 我对我的错误，从什么层面讲呢，就是想想别人的遭遇，想想我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判我刑并不冤。比起那些老干部，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受的各种各样冤屈，比我要大的多。那么多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都吃了那么多苦，何况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没什么大错误，而却被迫害、被批斗、挨打。他们更冤！所以说，我吃些苦，判刑坐牢根本就不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蒯大富无冤可喊。从另一个层面讲，我觉得冤枉在哪里呢？我辩论就主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没有犯反革命罪啊。如果当时说我罪在武斗，或者说整了老干部，那我比较服气。我辩护的不是这些，我是说我不是反革命，罪名不对。我当年的言行，包括打倒刘少奇这件事，都是在毛泽东指导下做的。我当时举许多例子，来论证我的行为是完全是符合毛泽东的教导，当时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是冤枉的，其他就谈不上了。 在这件事上是邓小平说了算的，要判多少年，怎么重判，都是他决定的。邓小平这个同志报复性很强，你要整过他，那你就倒霉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还算比较宽大，或者说刀下留人了。在1978年否定文革的高潮中，如果他说把蒯大富拉出去杀了，一百个蒯大富也打不住，也没人敢给蒯大富说话。在押期间，我给外边写过不少求救信，已经忘记了给谁写的了。当时对我的第一份起诉书列了六条罪，比江青、比张春桥还多一条。这六条一看都是奔死刑去的，我估计可能要判我死刑了。我很绝望，就想通过一切途径，获得某种援应。初次见审判长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问他：审判长，是不是准备判我死刑了？审判长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最多是从犯嘛，江青、王洪文他们都没有判死刑嘛。你案情怎么也比他们轻嘛，怎么会死刑呢？江青1980年底就判了，我是1983年才开始判的，间隔比较长。他把我定性为从犯，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估计死不了了。 审判我的时候，也为我请了律师。我的辩护律师就是曾经给江青辩护的傅志人律师⑾。开始，他派了下面一个律师来，那位律师很和善，但根本没有做过法庭辩论。后来我要求他按照我的辩护词进行辩论，他说我请示一下。后来傅志人律师就亲自来了，我和他进行了模拟的法庭辩论。我们辩论了三个小时，他辩不过我。起诉书要定我反革命罪，那我得有反革命动机啊。我说，你怎么证明我有反革命动机呀？我反刘少奇那是反革命动机？我当时听毛主席的指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啊。后来我反问他，我说：1966年的时候，你当时发现毛主席犯错误了嘛？你和我一样没发现。你当时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吗？你也不可能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你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你也和我一起喊打倒刘少奇。你怎么能说你不是反革命，而我就是反革命呢？ 律师后来说，你的辩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的，对法律的理解也是正确的。现在我们不谈法律了。蒯大富，你是聪明人……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审判你蒯大富主要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判你蒯大富怎么得了，全国至少要放一万人。律师的意思是指1978年后各地的造反派头子被都抓起来了。我要不是反革命，他们会说，北京的蒯大富什么坏事没干过，他要没事，那我们做的就更不算事了。所以说，不但不能放我，而且判刑还必须重判！ 后来，法庭上我也是按照模拟时那么辩护的，法庭上四台摄像机录像。要是能解禁，我很想把法庭的录像档案拿出来看看，挺生动的。当时我父亲和弟弟也去了，法庭休息的时候，他们问那些旁听的政法大学的师生：蒯大富辩护得怎么样？那些人回答：蒯大富说的都是站得住脚的。我法庭辩护的时候非常认真，也非常有力，审判长就跟检察院商量，说这个起诉是不是太重了？检察院可能也觉得有点过了，就把起诉书收回去了。我高兴死了，还以为不起诉了，可马上又给我发来了第二份起诉书。后来，审判我的审判长，私下里跟我讲，所有四人帮案子的审判中，你的辩护是最有力的。但法庭上，驳倒归驳倒，判还是要判的。因为共产党比法大，制定法律的都在违法。最后我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我当时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了，还是有盼头。我出狱的时候42岁。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一个就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经把持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有时候反对毛泽东的决策主张也是很坚决。比如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一个字不许发，那就是一个字发不出来。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于，当时毛泽东提出来，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以后呢，又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当时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 用“全盘否定文革”这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文革，显然不够科学。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发动领导的，八亿人口参加的，搞了十年的运动，全盘否定不符合事实。应该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否定的否定，不应该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制监督，那么人民就失去了监督政府的手段，像现在的情况，那就放任当官的腐败下去。为什么总会有突发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监督的权利。 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共产党打垮，如果共产党将来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内部腐烂透顶，导致自己的灭亡。而当前这种严重的大面积腐败，恰恰就是不科学地全盘否定文化革命的后果，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反思。文革中很多东西可以经过科学的改造加以利用，八亿人口，这么大的党，这么伟大的领袖，搞了十年时间，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好东西，那是不对的。好多人怀念毛泽东，实际是怀念那个时代干部的廉洁，人民有说话的机会。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最后导致邓玉娇把干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钢厂的工人把一个经理打死了，这是很恶性的。由于缺乏渠道，要不就没地方说话，要不就恶性爆发。怎么能搞出一套让人民充分实行当家作主权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参加的、能监督公仆们让他没有机会腐败、让他腐败了以后能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他不敢腐败，这样一套制度的建立，就应当吸取文革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那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路。这是总结文革教训需要真正认识到的。 现在的领导人思维啊，有些不可理解，怎么就让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呢？基本态度就是拖，想把这些问题矛盾往后推，挪到下一届让别人解决。核心的东西就是害怕乱，但是真的要害怕乱，就要把乱的根源解决掉。乱的根源没解决掉，那将来还是要乱的。好比“六四”平反的问题。有人会操作的话，得分会很高的，而且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也不动。这事拖到什么时候，拖多久也得平反。不然，全世界人民面前也说不过去啊。北京人民是记得很牢的，说北洋军阀、蒋介石，什么“3?18”惨案、什么“12?9”啊，整个加起来也没有“六四”杀的人多。你怎么能想象共产党军队向老百姓开枪呢，这没法解释啊。完全用一种实用主义取代了共产党人的理想。 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他这个人，无论无何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国人斗，敢和苏联人斗，敢于硬碰硬。美国之所以和中国平起平坐，或者对中国友好，实际上和两场战争非常有关系，一场是韩战，一场是越战，要脱离当时历史情况就不理解这个。美国人你不把他打得知道疼啊，他就不会买你的账；在越南战场上你不把美国人打趴下打走了，尼克松不会到中国来的，而且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毕恭毕敬。中国这些年有这样的国际地位，离不开毛泽东奠定的基础。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同情草根阶层。所以现在的弱势群体呢，工人呢，农民呢，还怀念毛泽东。那时是强调工人掌权，工农掌权，当然实际上那是不完全真实的，但那个时候工人农民说话还是有机会的，不像现在这样。我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就因为一个看毛泽东反修反腐败，另一个看毛泽东比较能维护弱势群体。 毛泽东当年想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长期的让政府不腐败的办法，创造这么一种制度。但是，毛泽东理论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他想创造这种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却维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旦没有他的领导，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这个制度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这两个极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有时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说觉得毛泽东的做法有道理吗？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但我们那时反康生，后来也反陈伯达，他都不答应，更别说反林彪、反他本人了。这又是个悖论，就是对有的人可以造反，对有的人不能造反。他这个划分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真理为标准。结果呢，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一点。 文革当中群众蜂拥而起，这个发动的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这点上又有一大失误。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这实际上就和武斗一样，他搞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也就在这上面。 再者，毛泽东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心里也在想，主席怎么打倒这么多干部呀？几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县都没什么好人了，简直太厉害了。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向你反扑，你肯定挡不住。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个路子走的。几乎毛泽东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我们打到哪儿，哪儿就垮了。为此我们曾经也特得意。 文革当年，我觉得全国这个力量对比，基本上我们这边的人，属于我这个观点和立场的，也就是比较符合文革主流思想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们是光荣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们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实力对比；另外两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遥派，就基本不参加运动了。当时我们也真感到心虚，有可能会失败。就是觉得我们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尽管如此，我当时认为，即使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也会跟着毛主席一起上山打游击。当时也有心理准备，觉得文革可能失败。当时在我们很猖狂的时候，心里也觉得没底。毛泽东当时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1968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迫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回头看自己这一生，是一种什么心境？在无法摆脱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的前提下，我不为自己曾积极参与了文革这个“试验过程”而后悔，但是也深有忏悔，特别对于由于个人错误导致的损失而内疚不已。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人道主义，要在当时的那个大背景下去看。 文革中打人，最早起来打人的是高干子弟，包括八?一八后的“破四旧”、“红色恐怖”，这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后来在大学生揪斗干部的时候，也动手打人，好像是从第一次在工人体育馆斗彭真那次开始的。那时是所谓革命利益至上，根本不讲什么人道主义，尤其后来毛泽东发表的文化革命思想，认为这场政治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我们这些人的理解就是一场战争的继续，打人、武斗、暴力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么群众专政。群众没有法律约束，就叫无法无天啊，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那时的群众专政绝对是暴民专政，完全不讲理的。就是什么程序都没有了，抓过来就算。比如说当时清华井冈山下面有保卫组和专案组，抓人一般都是我下命令抓的。打人的事我也管过，给专案组强调过，不准打人。但是下面也偷着打，后来我们有过三次检查，都被掩盖过去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直到后来发生闷死罗征启弟弟的恶性事件。 罗征启老师是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属四一四那一派，据说有不少反江青、反林彪、反文革的言论，我们这一派曾把他抓起来，整得很厉害。结果他逃跑了，我们怎么也抓不住他。他有个弟弟，是北京仪器厂的普通工人，我们在一次抄家行动中把他弟弟抓住了，想通过他弟弟找到他的下落。抓人的时候，他弟弟喊叫，抓他的人就用棉丝塞他的嘴，结果塞得太深了，使他弟弟窒息而死。与此事件相关的三个同学去自首了，当场就给关起来了。我知道后也支持他们去自首。后来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清华大学在文化革命中凡是有人命的人，包括武斗，不管是打死工人，打死学生，或者打死干部的几乎都判刑了，基本上都是15年。 罗老师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胸怀坦荡、非常正直的人。文革后，他曾支持一位伤害过他和他弟弟的同学上研究生，这在清华大学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后来，胡耀邦总书记看中了罗征启，准备提拔他当团中央书记。但是，罗老师这时却提了一个常人看来很不合时宜的意见，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在清华读研究生，想出国留学，要挤占别人的名额。罗老师针对此事提意见，说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容易搞特殊化，还是应当先放到基层锻炼锻炼。他还以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支持他的意见，结果反而是他自己没能被提拔上去。另一件事是六四的时候，他当时是深圳大学的校长。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并带头签字，以深圳大学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此信被港、台、日本等媒体转载，影响很大。事后整肃的时候，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荒唐到被开除了深圳户口。他对我说：蒯大富，你当时整我的时候，大喇叭一广播就召来几千人参加。而深圳大学决定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要有个支部大会的程序通过，但这个支部大会就是召集不起来，大家都找借口不参加。后来党委开除他党籍只能是违章操作。我看过他写给中组部的信，那么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为得罪了中国最有势力的两个人，那么忠于党也没用啊。他党籍被开除了，也没有了收入，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不过他坚决不离开深圳，深圳的户口后来总算给恢复了。 现在每年逢年过节，我都要去看望罗老师，真诚地向他表示赔罪和道歉。罗老师等于说是原谅我了，他说你们当时是小孩嘛。我们有些活动也请他参加，他也给面子。我感到罗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境界高尚的人，为人楷模。我们把他弟弟整死了，还把他差点整死，他却还能宽恕我们这些认罪的人，并且帮助我们这些人。 我对武斗这个事，对清华武斗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忏悔。我们当时很少找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比较深入的谈话，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建立共识。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事后虽有些沟通，但很晚了，后果已经造成了。由于我的错误导致的损失太大了，最严重的是武斗。清华搞武斗，那肯定是我的罪过。当时我完全可以控制局势，要是我坚持不打，实际上清华武斗打不起来。因为当时在团派里，我的话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我变了，就煽动打起来了。后来虽然知道这步走错了，又不愿意认错，就坚持着。再到后来，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了。 因为我的错，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内疚。武斗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和我自己相关的人就死掉十几人吧。我的一个同学，和我不是一个系，他跟我私人关系非常好，叫谢晋澄。他就是武斗期间被汽车轧死的。文化革命初期，工作组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当时坚决支持我，在我大字报上写批语：你是好样的！坚决支持！人在困难的时候，有人支持是很难忘的。但是分成两派以后，他参加了四一四。武斗中双方抢粮食，我们这边的汽车过来，四一四的人要阻拦，汽车往前冲，乱哄哄的，一下被撞上就当场轧死了，纯粹就死于非命。那是非常好的同学，我非常难过。 文化革命期间，我也整过很多人，包括中央高层和清华的干部，或者对立面的群众都有。但我可以说，我没有因任何私利去做这些事，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造成的，认为他们是毛主席的敌人，是公敌。学校有个饶慰慈老师，她当时教我们党史，她讲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故事，讲得非常好。文化革命中，她支持四一四，关键是他们私下议论的时候，议论到江青、林彪，说了些当时被认为很反动的话。她最后被我们团派的专案组抓住了，打得很重，受伤比较厉害，被打残了。前几年，我通过饶老师的朋友向她表示对不起，我想看望她，就是表示认罪的意思。她不想见我，我也理解她不愿再回忆起这段历史的痛苦。 回过头来看，文革是一种历史的“试错”，它完全脱离了实际。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是错误的理论，错误的道路，也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我现在还是特别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我非常想知道中央领导人关心不关心这个。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你只要让专家、让明白人研究的话，肯定能找出条路来。不要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而既要保证社会平稳的发展，人民过上好日子，又能监督共产党不腐败，或者是不那么腐败。否则文化大革命的学费就真的白交了。
注释： [1]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文革初期的临时权力组织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后期的权力机构称“革命委员会”。 [2]编者注：韩爱晶对此提出更正意见，他记得应当是开了三天会，应为9月18日起，20日结束。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此处蒯大富记忆有误。 [3]这个大会是以北航红旗等组织为首筹备的。 [4]文革中七机部的一派群众组织。 [5]见前注。 [6]据《王力反思录》的记载，与此有很大出入。编者于2010年12月29日再次求证于蒯大富。蒯大富答复：“1991年夏，我在北京蓟门桥王力家。王力对我说，66年底张春桥见你，让你反刘少奇实际是主席的意思，我们文革小组都知道。他夫人在家，我记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记混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7]即邓颖超，周恩来夫人。 [8]据聂元梓回忆：蒯大富在清华搞“百日大武斗”时，我怕他误以为是我在北大大搞武斗而影响他，因此，我和红代会的陈良把蒯大富找到北大来，就在北大的一院二楼。我说，北大的武斗不是我搞起来的，也劝他不要搞武斗。结果没起什么作用，蒯大富说：“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了，非打不可。”《聂元梓回忆录》，第281页。另据编者对聂元梓的访谈录音记录。 [9]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的十万工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武斗历时一天，死亡18人，983人受伤，之后“上柴联司”663人被关押。 [10]根据编者的了解，对蒯大富的这一说法存疑，并为此咨询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有关专家。他们表示，根据他们目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不支持蒯大富的这一认识。对此另请参阅中共党史第二卷的相关内容。编者征询蒯大富的意见是否删除，他仍保留他的这一认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11]编者注：韩爱晶纠正，蒯大富的律师不是傅志人。
作者简历： 米鹤都，男，祖籍陕西，1952年出生于北京，北京师大一附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6岁到陕北地区上山下乡，20岁应征入伍，在陆军第47军服役，退伍后做过工人。恢复高考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1977级本科生，毕业后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全程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研讨工作。1988年后，先后在美国南伊大、斯坦福等多所大学做客座研究，后从事科技研发的管理工作，曾出版《红卫兵这一代》、《聚焦红卫兵》、《杨虎城将军》等专著，对中共统一战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西安事变、红卫兵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等专题具有深入研究。
米鹤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