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前边我说过，那时我家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孩子们每每用篱笆竹竿当枪发起战斗。可惜我那时太瘦小，老也打不过别人。这时我就会发出自己最后的武器，大骂对方道：“我爸爸是共产党，你爸爸是国民党！”对方就哭了，败下阵去。那时我虽然恨我父亲，但他在我心目中依然是高大无比的。我一次次地在心中用想象的画笔，描绘出父亲在战场上英勇战斗的情况，终于忍不住，把它画在了纸上拿给妈妈看。妈妈却告诉我，你爸爸没打过枪，他一直当文书，当然也没有骑过大马。记得我当时很伤心，可那张画却被妈妈拿走了。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脾气很大，不象人家的父亲那样到了星期天会带孩子去逛公园看电影。他不会，他只会在自己的屋子里一关门，然后就拿了本厚厚的书，看呀看呀，还在上面画写红道道。每当这时，妈妈就会警告我们小声，说是爸爸要工作了，出去玩！我不知道“工作”具体指的是什么，但相信一定是很严重的事。可是，我观察到的仅仅是在书上画那些红道道。
那一天，爸爸单位有同事到家里来，他们在另外的屋子说话，我就遛进了他的屋子，被他摊在桌子上的书吸引了。翻来看时，第一页上印着个大胡子外国老头的照片。我兴致来了，就开始帮助爸爸“工作”，用红蓝铅笔在书面上画起了红道道。显然，我画的要比爸爸更有创造性，横的竖的和斜的都有。结果您一定不难预见，我挨了狠狠一顿屁板。从那时我记住了，那是马克思的书，马克思就是那个大胡子老头，他的书是谁也不能随便踫的。所以一直到我长大，还对马克思的书有深深的敬畏，因为总能想起那顿屁板。
那天我哭了，我妈就冲进屋来，对着我爸爸大吼：“你算是个什么英雄？就会那孩子出气！你什么时候说是带孩子玩了，他长这么大？”我还真没见过妈妈这样厉害过，以至于我惊讶得都顾不上哭了。爸爸尴尬地笑了，他变得嘻皮笑脸，从床上拉过一条花枕巾，包在头上变成了个女的，然后就矬了身子跳起了苏联水兵的踢踏舞。边跳还边唱：“集体农庄有这么一位挤奶的老妈妈，她的名字就叫作乌尔瓦拉，这位老妈妈，真正是服气大，她生了五个女儿五朵花……”哈！这可真是没想到，我爸爸竟然会跳舞吔！爸爸踢着脚围着妈妈转，可妈妈就是撅着嘴不理他。我却早忘了打屁板那回子事儿啦，笑着学了爸爸的样子跳，脸上的泪花还没干呢！要说，那个年代机关里跳舞是日常的活动。我记得上学前的每个周末，机关的大食堂里都会闪动起五颜六色的电灯泡，然后把吃饭用的方桌搬到食堂四周高高地摞起来，腾出地方来开办舞会。那时节好象全民都在跳舞。记得大学生有个顺口溜说：“一年级的看不惯，二年级的试试看，三年级的团团转，四年级的一身汗！”可见当年跳舞的规模。你想啊，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咱们不跳舞还干什么哩？中南海也是夜夜嘣嚓嚓哩！可我爸爸不跳，他从不到那些地方去，妈妈很眼馋，跟他磨了几回，可他正色道：“你要去也可以，离婚再去！”妈就不去了，躲到屋子里一个人抹眼泪。可我总去。我们那些小孩子们到了舞场，就钻到堆起的饭桌下面，看着那些大人一个男的搂着一个女的，转啊转啊的，心里觉得总有些异样的感觉。于是就偷偷地把脚从桌子下面伸出去绊人家。
然而，这样的好时光在我成年之前的岁月里真的是太少太少啦。不久外面的世界就变了。机关的大食堂里拉起了一根根绳子，上面贴满了三角形的红纸和绿纸，纸上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可知道人们管那些叫作大字报。我们小孩喜欢拿了扫帚苗，跳起来去抽那些高高飘动的纸。可没过多久，我就觉出家里的气氛有些不对。爸爸总是阴沉着个脸把门关得严严的，在里边和妈妈吵架。再后来，大院里就响起了大喇叭，说的什么我不懂，但听那声音很严重似的。所有听的人也满脸严重。那想必一定也就严重了吧？
一天，爸爸和妈妈打起了行李卷，到湖北农村“下放劳动”去了。我不知道此时的父亲已经被开除了党籍，成了右派。直到文革后他被平反，我才知道他曾经相应党的号召给领导提了意见。那时，工人还住在小板棚里，可一个领导却用了两层楼来养花。爸爸说：“这样下去就会在我们党和人民之间划出一条深深的鸿沟。”就是这话使他和我们全家都倒了霉。妈妈虽然被评为左派，不用跟爸爸一起下乡，可她却毫不犹豫地背起了自己的铺盖卷。这时留下来照顾我们兄弟姊妹的就是前面我在故事里讲过的那个奶奶。
再后来我真的是不愿意多讲它了，我们家和全国所有的家庭一样经历了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我妈妈这个反右时被划成左派的人，在由于当了个中学校长，可真就是倒楣透了。而我爸爸却因为早早当了右派，失去了当官的机会，这时却躲过了批斗。很快，我和大弟弟到内蒙草原插队了，爸爸和妈妈就带着弟妹们去了江西五七干校。再后来，我从内蒙到了西藏，又干了五年。总算把十年文革熬了过去。这十年里，我竟然没有和家人一起过过一个春节。
１９７７年的春节，爸爸的右派平了反，弟弟一家也从外地调回了北京，我也从西藏赶了回来，我们一家人总算又团聚了。可老爸这时的腿却已经瘸了，那是在挖防空洞的时候，人乘坐的卷扬机钢缆断了，从１０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把我爸的脚后跟跌成了粉碎性骨折。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个除夕夜，外面是不停的花炮和笑声。那时我们家已经有了第三代，弟弟妹妹的小孩子们满地跑了。全家在一起包饺子，电视机里响着郭兰英撕心裂肺地唱着《锈金匾》。我老爸突然抱了孙子说：“看爷爷给你们跳个舞！”说着就在地当央跳起了他的拿手戏——苏联水兵踢踏舞。可你要知道，他不仅老了，而且瘸了，根本就跳不出个点来了。小孙子就笑着说：“爷爷象个小白兔！”逗得大家哈哈笑。
吃饭的时候，老爷子突然来了情绪，举起酒杯对我说：“十年咱们大家才团圆啊，你是长子，来个祝酒辞吧。”我站了起来，拿着酒杯，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十年，风风雨雨，一家人总算安全地活了过来，那是怎样的岁月啊！我就照实了说：“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爸爸的右派彻底平反了，也许应该庆贺。可如果一个人的钱包丢了，他又找到了，那里边的钱一分也没多，那钱本来就属于他，有什么可值得庆贺的？我爸爸本来就是个共产党员，现在他又是共产党员了，这又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吗？小的时候，我恨过爸爸，怕过爸爸，但我现在要说的是，我尊敬我爸爸。他有顽强的信念，用了自己的生命执着地画着一条红道道。我想说的是，我爸爸最象共产党员的恰恰是他不是共产党员的那二十年！”弟弟喝彩道：“说得好！”可爸却把酒杯放下了，说：“你这酒我不能喝！怎么能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呢？这些事能怪我们党吗？”
现在，我爸快八十了。住在１５０多平米的大房子里，那是国家分给他和妈妈的。他们享受着全公费医疗，每年还有老干部旅游。我们兄弟姊妹们也都挺好，只是大家很少回家了，甚至连春节也凑不到一起过。每次回家，爸爸总是在饭桌上对我们宣讲国内外政治局势，那神气就好象这国家是他掌握着的。我和弟妹们都私下里立了规矩：谁也不能在爸爸面前发党一句牢骚。我们总是迎合着他说：“是啊，咱们党就是不能力整治腐败！改革开放总是应该的呀！”说得爸爸高兴得直打嗝儿。
那一次我回家，偶然翻看爸爸的书橱，不經意从里边翻出了一个本子。打开一看，我顿时惊呆了：我发现里边夹着一幅画，上面画的是一个骑着象狗一样的“大白马”的人，正想前方伸出了小手枪，向一个白狗子射击。这就是小的时候我画的爸爸呀！一时间，我鼻子酸得差点儿留下眼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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