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死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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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死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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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死
她恨自己为什么不加思考就为胞弟（我的三舅）鸣冤叫屈。我的三舅因为一次技术事故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关进监狱达十五年，后被证明为不实之词而被平反）——而母亲为他叫屈，被加上攻击肃反运动“搞糟了”的罪名，这就是她被定为右派的主要原因。 母亲之所以感觉自己定有牢狱之灾，是因为她目睹民国情事甚多，料想自己坐牢将是板上钉钉之事。于是，盘算收拾东西，准备与我们告别了。 学校的决定下来了。因母亲认错态度较好，从轻处理，工资降一级，到北京远郊北安河农村劳动改造。消息传来，母亲感激涕零。她万万没想到，自己不但未遭重罚，而且保留了工资，每个星期还能回家看看，宽慰之情溢于言表： “比民国好多了！要是在民国，早就坐牢了。”这句话，她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不知说了多少次。 家里没有了父母的陪伴（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因拒绝认错，遣送黑龙江劳动教养），我们感觉空落落的。而一旦母亲周末从乡下回来，我都以渴望之眼觑着她的书包里是否装了空烟盒，那是我可用来和小伙伴玩耍——“拍三角”游戏的玩具。 我看到了！母亲从书包里拿出几个（有时是十几个）空烟盒——那是她的右派男同事抽完烟送给她的。 手捧空烟盒，九岁的我心里开了花；将其叠好成三角形，一溜烟跑去与小朋友玩去了。 母亲的眼里，好象含着泪水，又永远流不出来，或不愿让它们流出来。她默默干着家务，吃饭时总把馒头米饭放在我们的碗里，然后最后一个人独自吃饭。在她的饭碗里，只有一点玉米面粥加上点野菜——自己从野地里捡来的。 我坐在她的对面，看着她喝粥汤——大概是出于儿子对母亲本能的怜悯，我目不转睛地从她的眼窝深处，探求有没有眼泪，并怕它们止不住流出来。她一直误会我饿得难耐（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其实，她到老，都没有理解她儿子的担忧。 “南伢子，你小时怎么老不离吃饭桌，盯着我吃饭，你饿得很吧？”这个问题，后来她问我不下十次，直到弥留之际——却总被我把话岔开。我对她保密了一生。 母亲的脸浮肿起来了，只是两个眸子闪闪发亮。我不能理解她竟能几乎在不吃粮食的情况下，还精神抖擞地干着各种家务活。 那是1959年的事了。那一年，我没有看见她笑过，只是在看到我那写满了五分的记分册时，她的眼神，才露出些许欣慰。一次，她看了我的作文，赞许着说：“很好，点了题”。我问她什么叫点题，她的解答声音里带着一种老师的味道，让我惊奇——她那充满老茧的双手，使我早已不觉得她是一位中学教师。 母亲摘掉右派帽子，只用了一年。她在农村劳动改造时，受到了当地农民的一致称赞；而当她从所有右派同事们中脱颖而出，第一个摘了帽子回到家中时，我看到了她的灿烂笑容。母亲的笑容很好看，好似一朵牡丹花全面绽开的样子。她向我们谈起她这一年改造的经过，庆幸将与她的儿女永不分离。 1967年，我到内蒙古锡盟插队，从此，一干就是十年。在十年中，我探亲的路线主要是朝向巴彦淖尔盟的方向——姐姐插队在彼，母亲随住在姐姐家里。姐夫是贫农兼烈士子弟，家境贫寒。 到了姐姐所插队的乌拉特前旗树林子公社先锋大队小昌汉小队后不久，我就惊讶地看到，母亲，在全村中是极受尊敬的人。一个在祖国的首善之区被视为敌人，并险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的她，为何在乡村中享有高尚礼遇？难道农民的阶级立场竟如此不分明？记得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 “一个好老婆婆！”老乡们赞美道。好在哪里？他们说：好在精神头。虽然身上补丁落补丁，甚至比农民的穿戴还要朴素，而她那读书人的气质却写在脸上与步履里；加上身体素质好，这种年老而精神不老的老年知识女性形象，使村里人甚感新鲜。 “一个特干净、利索的老婆婆!”他们评价道。母亲什么活都干，扫地，喂猪，积攒农肥，照看孩子，做饭，洗衣，却很难看到一点泥土痕迹沾在身上；她永远是那样清洁，整齐。 “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婆！”他们称奇道。下地干活以前，很多老乡总要在姐姐家聚集，聊上一会儿；屋子里的炕上、炕下都挤满了人。这时，母亲常常拿来报纸，戴上老花镜，给大家朗读新闻。初遇这种场面时，我心中着实紧张——一个在京城受尽屈辱的老人，在贫下中农中这样做，不是再取其辱吗？ 而村民们竟如面对一位尊者，在聆听。那种一根针掉在地上都会有响声的敬慕气氛，以及所有听者的虔诚表情，让我大惑不解，当然，也受宠若惊般地感动。 “一个好心肠的老婆婆!”他们景仰地说道。这可得从我的姐夫之家境的改变说起—— 自从母亲来到小昌汉村后，姐夫变得似乎有点神气了。这里的大多数农民都是“常支户”——干了一年活，还要倒欠队里的钱，平时能有余钱来花的人家，寥若晨星。而母亲将她四十二元的退休费，全部给姐姐家作日常之用，她的退休费竟成了一株小小摇钱树。而我的姐夫，在下工之后，斜歪在炕上，手捧新买来的收音机，悠然地听着来自北京的声音。农民们坐在一边，共同享受此快乐时光。 大家都诧异地交口质疑：“老魏，你是哪辈子造的这份福气？！”姐夫傲然不答。 间或有人来找母亲借钱用；而母亲总是慷慨地借与。令我捧腹的是，生产队长也竟登上门来，请教管理生产队的问题——母亲当然婉言谢绝。 到姐姐家串门来的人很多，来时总是要与母亲闲聊几句。他（她）们总情不自禁地凝视她，眼神里半是崇敬，半是探询，好象在母亲的身上有什么神秘之物似的。从姐姐家门口路过的老乡，间或以好奇的眼光，通过姐姐家明亮的大玻璃窗，看上忙碌做针线活或照看外孙女的母亲几眼。每当回想起这一镜头，我耳边就莫名奇妙地响起了一首民歌：“人们走过她的帐房，总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1979年，母亲听说我从锡盟病退回京，就急着要来京照顾我。在离开昌汉村时，许多人来送行。有人抓住她的手，有的流着泪，更多的人是默默无语——朴实的西北老乡，不大会用语言来表达心情。这是昌汉村的一个特殊历史镜头——人们深情远送一位既非亲戚、亦无权柄的双鬓斑白的老妇人。 “这是我一生见到的最伟大的母亲！”姐夫的朋友李小虎上过中学，他感慨地概括。 “我要感谢毛主席，是他给我送来了一个好媳妇！送来了一位好母亲！”姐夫曾经得意忘形地说。 昌汉人也感谢毛主席，他们看到了一群生龙活虎的知青们，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色彩；他们也以同样感激的心情，追忆勤劳谦逊、乐善好施的母亲。北京在他们心中具体化了，他们和北京更亲近了。而使北京形象在他们心中格外美好起来的母亲，曾是在北京大受挞伐、鲜血溅身的人。 在北京火车站口，我迎接母亲的到来。在窗口，我看到她向我招手，那朵茂盛的牡丹花再次绽放了。她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皱纹，红润润的，历经风霜坎坷的痕迹几乎找不到。我读懂了六十八岁的她的笑容的内涵——一切还可以再从新开始了。 在母亲的一生中，苦难实多；而在她的表情与动作里，你丝毫嗅不出苦难的味道；家里每个人的不快或欢愉心情，却都逃不过她那“洞察一切”的眼睛。也许正是总为他人操心，她忘记了自己；这应是她最好的保健秘诀罢。 “南伢子，你不会有什么隐衷吧？我看你最近有点心神不定……”好一个精通心理学的母亲！我那时正被爱情之事所困扰。 “音音，今天怎么这样高兴？是考了个百分吧！” 我翻看外甥女（姐姐最大的女儿，几个月后来京上小学）的成绩单，数学成绩一百分！ 母亲包管了照顾我与大外甥女生活方面的一切。紧接着，姐姐的二女儿、三女儿都来京学习，住在我家。母亲又照管她们，眼看着她们一个个上了大学；直到姐姐回京落户以后，她还协助姐姐一家，为我，还有回京的弟弟，做饭，洗衣，买菜……我的母亲简直是一个不会疲倦的永动机。只是有一天，我发现她在抱着我一岁的小儿子时很吃力，才赶紧找了保姆。那年，她七十五岁。 八十五岁以后的母亲，开始有些悲哀了。她在大街上摔了一跤后，做了髋关节手术，腿内打了钢筋，干活已经不那么利落了。她有白内障，眼睛看不清，经常用抹布洗碗，用洗碗布擦玻璃。大家不让她干活，她开始生气，以为我们看不起她。 接近九十岁光景时，母亲除了顽强力争干家务活的权利以外，开始重操旧业，朗诵唐诗，阅读古文了。她本是国文、历史教师，为我们操劳一辈子的她，对于旧业，早已生疏；但她还是津津有味地阅读，时时练练书法。书上的字看不清，就让姐姐把古诗抄得大大的，以便用放大镜来看；看不见字了，请我们为她朗诵。她每天沉浸于作诗的兴味中，有时一两天里就连写好几首；她手中捧着半导体，一遍又一遍倾听着香港回归或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消息，那时，她言必谈国家大喜事，喜形于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之细节，如数家珍。 在与母亲最后相依的日子里，她曾因为视力与听力的下降，听不到半导体的声音而烦躁不已。当我知道台湾连战先生一行来大陆访问时，在她的耳边大声传递了这一消息。 母亲那已有些木然的眼睛，睁大了。她问我：“你参加会见了吗？”九十四岁的母亲，此刻思维不大清晰了。我巧妙地回答她：“我们一家都参加了……”她眼里露出一丝宽慰，点点头。 她可能不知道,我说的“大家”，是全国的这个大家庭。但这句回答,实在使她满意;在全家,就连小小重孙们也知道，只有国家的大喜事，才能刺激太姥姥的那因衰老而麻木的神经。 在永远离开我们的前几个月，母亲的视力模糊，已经看不大清楚东西了。 我坐在她身边，她看着我，突然说：“你的头发越来越少了！头中间光光的……” 神奇！视力已接近于黑暗的母亲，对我的秃发的进程，观察得如此清晰！ 我靠近母亲，和她闲谈。她此刻最幸福的感觉，是儿女在她身边，多说几句话。 “你知道吗？当时我和一个女同学，约定去延安，后来她不去了，我一个人也就作罢了。”母亲说到这里，大有一种壮志未酬的神态。她笑了，笑得有些失落，但仍不失牡丹绽放的余味。 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的母亲，一个地主阶级的小姐，曾经想去延安？ 这肯定是真的，此刻母亲不会对自己的儿子说假话。 母亲在青年时代曾扔开裹脚布，走向大学学堂，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女秀才。从抗日时期向往延安，到建国后自湖南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任教；从被定为右派到不断的检查，直到摘了帽子；母亲一直在努力工作和诚实地自我改造；但她的这一切勤奋，并未能改变她的景况，反而一度险险被红卫兵暴殴致死，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而令我们子女震撼的是，事后母亲的心胸，象大海一样宽阔。她永远在操劳的过程中，乐观期盼着儿女的美好前景；她永远在打开收音机时，填充着永不知足的精神世界。家庭的惨重损失，旧时的坎坷辛酸，在她那脑海里，几乎无地位可留。 作为至亲,母亲是伟大的;作为一个顺民.母亲又是悲哀的.她一心为儿女,含辛茹苦,让我永生感念.每当我回忆起她的那种惊人的毅力与爱心之时,时常嘘唏不已;而我宁愿她是一个有尊严与人格的公民,能够享受人生快乐的母亲,而不愿意她以超人毅力和爱心为我们背负罪责与痛苦而供后人感泣.在母亲逝世三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追悼小诗: 半生行狱底，身影竟婆娑。皓月悲还喜，清光洒更多。 这首诗，奉献给母亲，也奉献给那些历经磨难的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我知道，母亲没有死，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没有死，他们的苦难，他们的热忱，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曲折人生之路，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永远怀念你们，在特殊时代，作出了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前辈们！有了你们的足迹，后人将大踏步跟上来，走出中华民族辉煌时代的新纪元！
黎烈南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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