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荒》长篇连载五
作者：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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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荒》长篇连载五
作者：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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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荒（长篇连载五）
我和余汝明来场部散心，住在韩智圣家里。 韩智圣是给牧场开拖拉机的，却与众不同。场里职工几乎都加了造反行列，反朝鲁书记，这次又积极投入挖肃运动，与牧业队过不去，韩智圣则带着几个人，坚决站在巴音淖尔知青和三个牧业队牧民一边，与自封的革委会对着干，要把权夺回来，交给朝鲁书记和贫下中牧。他的行动备受巴音淖尔知青的青睐。知青们来牧部办事，如果朝鲁家住不下，就住在韩智圣家，他的夫人韩嫂特别热情。 韩嫂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自幼没了父母，是个孤儿，十六岁就嫁给了韩智圣，为他持家，生孩子，是个不识字的文盲。她很羡慕女知青，说女人有文化多好呀，干什么都能自己拿主意，还可以关心国家和牧场大事，不像她。她惟一能做到的，就是全力支持丈夫。丈夫就是她的天。丈夫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她将所有到家里去的人视为亲人。她学会了唱几句样板戏《红灯记》，便总是挂在嘴边：“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她教她的孩子们把这些来来往往的知青们当亲人，就像《红灯记》里的表叔表婶……住在她家里，每天晚上我都跟她聊天至半夜。她与我情同姐妹，还说等女儿长大了，一定要她嫁给巴音淖尔的知青，要我替她选选哪一个好，说张松林本分，姜志毅惹人喜欢……我笑道，真是那样，咱们之间变成什么辈分了？我不得不叫她婶啦，她便得意地笑，说管他什么辈分，亲上加亲嘛！老韩甚至还亲自去跟知青们说，要将女儿嫁给知青。苏子义说：“老韩，你想占我们的便宜呀，娶了你女儿，我们还怎么称兄道弟呀？不是得叫你岳父大人，那我们太吃亏啦。真惨烈呀。” 十二小队的知青也陆陆续续往牧场集中，观望局势。大家都不信那个黑名单，说没经过讨论就交出朝鲁，是不对的。最近，他们疏远了知青头头。在他们眼里，不能领路还算什么头头？大家分散住在场部周围，整天围着那座私牢打转转，想主意。 大家眼睁睁看着朝鲁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私牢里的皮鞭呼啸声和可怕的斥骂声通宵达旦。造反派们在使用酷刑。我们却像傻瓜一样，只知道围着私牢转。感情，是很难用理智说服的，知青们早已忍无可忍。 余汝明不知所措，也疏于与文旭联系，整天闷头想心事。他对政治高度敏感，知道此案来头不小，弄不好身败名裂，摸不准脉，就不敢下药。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能蹚这潭浑水。 场里，反朝派变成了挖肃派，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关押的人越来越多。 一天，知青们又聚在韩智圣家里，坐满了一炕，曼土坎、多格拉、冬力布、乌力吉也来了。韩大嫂把炕烧得暖暖的，给每人递上茶。大家都很沉重。曼上坎说，他去过私牢，看见大火炉里烧着几把铁钳子、铁钩子，烧红后，三秃子将铁钩子按在朝鲁的脖颈上，烧得皮肉直冒黑烟，朝鲁实在是好样的，一声不吭，晕倒在地上。那些家伙便用凉水泼他的脸，像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大家听了，气愤得直咬牙。多格拉说，派出所的乌兰其里格所长和阿尔腾也被抓了，被打得死去活来，说他们百分之百是“内人党”。三秃子他们为了表功，将他们送到旗里去了。 大家惊得瞪大了眼睛，乌兰其里格和阿尔腾那么好的人，也被抓了，究竟是谁在专谁的政？ 韩大嫂哭了。韩智圣昨天也被三秃子他们抓了，关进私牢，说他保“内人党”头目朝鲁，也是“内人党”，还放出风来，说巴音淖尔的知青可能也被拉进了“内人党”，别看他们是北京来的，照样抓。 乌力吉说，三秃子他们正在惩罚朝鲁，罚站，已经站了三天三夜，不准吃喝，不准睡觉，比日本鬼子、国民党还凶残。他已经晕倒了几次。他们用冷水泼醒他，拉起来再站，逼他交待“内人党”。他除了说自己不是“内人党”，别的什么话也不说。他们用大棒打他，皮开肉绽。他不吭一声。再这样下去，他会死的。前天，那私牢里还拖出去一个死人呢。草菅人命呀！ 韩大嫂哭道：“快想想办法，救救他们，救救老韩，我还有这么一大窝孩子，没了老韩怎么活呀。莲花阿嘎已经没了，朝鲁书记可不能没了呀！” 此时，群情激愤，忍无可忍。文旭没有来，大家把目光投向余汝明。余汝明沉默不语。我失望，大家都在失望。 韩智圣的大儿子大声喊道：“我要去救我爸爸出来！”他推开门跑了出去，几个牧民紧紧跟随，接着，同学们陆续出去了。余汝明依然坐在炕上，不动声色。我也站起来要走，他一把拉住我。他慢慢品着茶，说要像姜太公，稳坐钓鱼台，坐山观虎斗。我可做不了姜大公，我真想去砸了那牢！ 太阳偏西时，曼上坎闯进屋来，兴奋地大叫：“咱们把老韩抢出来啦！哈，三秃子有什么尿，见到咱们巴音淖尔的人，吓得没命地跑，哈哈……” 韩大嫂笑得又流出泪来。曼土坎说，咱们巴音淖尔的牧民来了很多，都住在牧场周围。他们把朝鲁书记送回场里，心里就后悔，听说三秃子那几个坏蛋天天过打人瘾，早就忍不住了。朝鲁书记已经站了三天三夜，再站会死的，刚才，咱们巴音淖尔的知青和牧民，好大一群人，都围在窗户口，往里看，韩智圣的大小子使劲推那窗户。那窗户用钉子钉死了。额伦高娃一拳就把玻璃砸了，别看她平时秀里秀气，没想到，这么勇敢。砸破了窗户，她第一个钻了进去。韩智圣的大小子，还有张松林、雷幼月、苏子义、袁宁、王大可、胡敏、姜志毅和童君……都钻进去了，打开大门，好多知青和牧民冲了进去，三秃子他们拦都拦不住，把韩智圣给救出来了。三秃子吓得脸都白了，苏子义指着三秃子的鼻子说： ‘你小子小心点，再不快点滚蛋，桂克勇就是你的榜样！’ 三秃子吓得屁滚尿流，急忙往外跑。那些家伙，也都跟着跑。挖肃派的人跑光了，咱们就接管了嘛。现在，咱队的知青看着私牢呢。” 余汝明听了，苍白的脸色渐渐有了红润，目光炯炯，说：“到时候了，长征，咱们走，去看看老韩怎么样了。” 我们直奔黑牢。这时，天已黑尽，进了私牢，里面亮着几盏油灯。牢里很静，灯光将十几个站立的人影映在墙上，黑森森的。 余汝明走进了大屋，像检阅一样，巡视被罚站的人们。这些人，有场里的正副场长、党委书记、保卫干事、派出所成员，也有“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斗争两大对立面的顶尖人物，竟然被关在一起罚站，荒诞，滑稽。因为时下正在搞挖肃，接管大牢的知青也不敢放人，但是可以让被关押的人避免皮肉之苦。余汝明高声喊道：“不准体罚，都坐下来交待问题！”知青和牧民们也跟着喊道：“坐下坐下，不能搞体罚，有什么问题都坐下来谈！” 余汝明和我走到朝鲁身旁。他对朝鲁说：“坐下来，坐下来交待问题。” 朝鲁抬头望了我们一眼，单薄的身子僵直地站立着，额上的皱纹也很僵硬，只有眼球还在转动，证明他还活着。他想坐下，腿却不能弯曲，动作机械，身子一偏，跌倒在地。我和余汝明急忙将他扶起来。看牢的张松林、姜志毅、童君也围了过来。余汝明说，他已经站了三天三夜，腿上的血液不流通，赶快把靴子脱下来，用热水给他泡泡脚。姜志毅给他脱靴子，像拔萝卜一样，不敢使劲，怕把冻硬的脚弄坏了。他的双脚肿得很大，胀在靴子里，脱不下来。我们轮流给他脱靴子，终于脱了下来。知青们立刻给他弄来热水泡脚。 满屋站立的人们，都上炕坐了下来。场里原有的干部，几乎都在这里聚齐了，只差因为支持造反派而被结合进革委会的潘虎。别人都成了“内人党”嫌疑犯，就他不嫌疑？这不公平，他也应该关在这里，被嫌疑嫌疑。知青们去场部革委会办公室，也把潘虎带到大牢里。潘虎气鼓鼓的，表示抗议。他也尝到了冤枉的滋味儿，不过，大有区别，不受皮肉之苦，不在极度的恐怖中度日如年。他走进大牢时，人们都惊奇不已，眼睛里充满疑问，怎么他也进来了？他很尴尬，也很不安，是呀，堂堂整人的人，跟被整的人关在一起，真是个大笑话，活闹剧。那个年代，这种闹剧，大概天天都在上演吧。 突然有一天，挖肃工作组匆匆收拾行李，一夜之间，全撤走了，人不知鬼不觉，只传出话来，说上级宣布“挖肃运动结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没有结论，没有说法，那些挖肃积极分子们更是进退两难，尴尬万分。 关押的人被放了出来，没人再提莫名其妙的“内人党”。人们重见天日，恢复了平静。 朝鲁回到家里。家中已被洗劫一空，乱七八糟。莲花阿嘎已经去了，屋内空空荡荡，徒有四壁，但是，莲花阿嘎的身影无处不在。朝鲁一双深邃的眼睛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凉。我们知道，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人们都说，从那以后，朝鲁老得好快。
从此，知青们与知青领袖之间有了隔阂。余汝明门前冷落了。在这次“挖肃’冲，他和文旭消极观望，使巴音淖尔知青群龙无首，莲花阿嘎也没了。对于知青来说，真是输得窝囊！大伙儿自然认为，责任主要在知青领袖头上，尤其是余汝明，责任最大。 那次冲进私牢，他躲在了哪里？他有何颜面见草原的父老乡亲？那自发冲进私牢的八位知青好汉，见了他也不再仰慕，嘴角还常常流露出轻蔑。这对余汝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回队以后，他变了，沉闷、压抑、烦躁。他清醒地知道，他面临着信任危机，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他焦虑着，思考着，企望恢复自己的知青领袖地位和威信，却又十分无奈，于是，显得阴郁和易怒，像一座随时喷发的火山口，一不留神，便会喷出灼人的岩浆来。当然，这火气只会对准我一人。 那一天，又是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口出恶言，又提出“分手”。要知道，这对我是一种致命的创伤。他不止一次这样说了，而且今天是当众。我的心又在流血。我不能接受这种侮辱。他把我当成了什么？这么随意！我是女人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女人未婚同居意味着什么？这种风险，他难道不知道？特别是在“文革”中，被诬为“破鞋”而自杀的女人不知有多少，他难道就不知道？其实，他比一般人更清楚什么叫“人言可畏”！他说，他在这方面脸皮特厚，可是，我与他不同，从小循规蹈矩，自尊自爱。起初，他拼命地追求我，以三寸不烂之音，说服我接受他，在我不设防的情况下，占有了我，从灵魂到肉体控制了我……现在，他这样做会杀死我的，他懂吗？ 我当众高声回答：“分手就分手！”心里在想：分了手我就去跳河！宁死决不受辱！我冲出蒙古包，从哈马车里拖出箱子，取出一本像册，当众翻开，将他的一张照片扯下来，撕得粉碎，撒满了地毡，然后，又扯下一张，刚要撕碎，他急了，跑过来，夺过像册，嚷道：“别撕别撕！这照片有历史价值，你懂吗？” 我将像册又夺了过来，继续撕碎，恨恨地说：“流氓，你是个大流氓，大骗子！流氓的东西，我就要撕，撕光！怎么样！” 此刻，我撕碎了照片，是因为我的心被撕碎了。从前，我精心珍藏这本像册，像珍藏世界上最最贵重的东西，今天，它一钱不值！ 我收拾着行李。包里，鸦雀无声。余汝明走过来，按住我的手，说：“别收拾了，你哪儿都别去！你哪儿也不能去！两口子的事，两口子自己解决，别当人面这样。” 他这人是死要面子。他在说“两口子”，又不“分手”了？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永远是他一个人的天地，再容不得别的人啦。我撕掉的照片，不过是多洗出来的，那照片的原片和底片还好好地夹在像册后面呢。余汝明真会说话，一句话就点在要害了——他在说“两口子”。 他拉着我的手，走出蒙古包。我顺从地随了他出去，走到架子车旁，他说：“长征，原谅我，我是一时冲动，你别往心里去，我爱你是真心，不是欺骗，请你不要误解我……”又是一番忏悔，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又让我感到自己行为的幼稚，似乎是我在无理取闹，一时竟想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一本正经，将像册递到我手上，说：“交给你的东西，怎么能随便丢掉呢……”他真有两下子，这么快便让我觉得自己错了。我接过像册，抱在胸前。他望着我的眼睛，说：“傻丫头，还说不说我是骗子。流氓了？” 我羞红了脸。他笑了，可是，他的眼神还是不对。他的心太深，深不可测。他又说：“长征，我这几天去拆匪包有事，过几天，如果你真想我，就去找我。”说完，他进了蒙古包，将我甩在包外，我随之钻入包里，倒像是我成了他的跟屁虫。这一回，变成了他在当众收拾行李。他穿上皮得勒，系好腰带，戴了狗皮帽子，拎着书包走了出去。姜志毅、童君都在各忙各的事，说是两口子的事不能插嘴，麻烦着呢。余汝明走了，只有我送他出去。他上了马，走了，头也不回。北风吹着我的脸，像针在扎。白茫茫的雪地上，他的身影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此刻，我的心一阵紧缩，疼痛。我怕他离开我，耳鬓厮磨地相伴了几年，数不清的故事和恩恩怨怨，造就了两个人的世界。我与他，已经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离不开他了，就像他离不开我一样。相隔千山万水，他千呼万唤，要我回到他的身旁，现在，我能够理解他的感受了。 我盼着过了两天，便骑马朝着他去的方向出发了。姜志毅一再告诫我，千万别迷了路。童君也劝慰我，说：“两口子的事千万要好好商量。”他们就像我的大哥哥一样关照着，令我好感动。 我顺着姜志毅指出的路，纵马远去，先是看见一片苇子地，再向北，翻过小山坡，就看见饮烟袅袅的蒙古包了。包外，一个人影在晃动，我看清了，是他，在蒙古包门口等我。我的余汝明，我好想他，真想立刻扑进他的怀里，贴在他胸膛上，听他的心跳。我还记得，探亲归来，为了接我，他赶着老黑牛，一天就跑了两天的路。还记得，他见到我时，那么激动，兴奋，令我莫名其妙地感动。现在，我的感受和他一样了，再也不能容忍胯下的阿力克磨蹭。我用马棒打它的屁股，使它快跑起来。余汝明已经看见了我，却转身进了蒙古包。 “稀客稀客，长征，你是无事不入三宝殿呀，今儿是来追你的余汝明吧？”苏子义走出蒙古包，迎了上来，说得我满脸通红，羞死人啦，拆匪就是嘴不饶人。 下马进了蒙古包，只见满屋的人，热气腾腾。锅里煮着香喷喷的手扒肉，半导体里响着苏联歌曲。拆匪包里，总是这么有生气，有说不完的笑话，有侃不完的大山，妙语连珠。怪不得余汝明总爱往拆匪包里跑，一跑就几天不回家。我向人群中巡视，他坐在里面，背对着我。这是为什么？明明他看见我来了，为什么不理我？连招呼都不打吗？我在人群中坐下，张松林倒了茶，让人们给我。我慢慢喝茶，听着众人的议论。 天黑了，点亮了油灯。余汝明凑近灯光看书，根本不理我。我该回去了，要走很远的夜路，迷路了怎么办？他不是说让我过两天来吗？可是，为什么又不理我？我在人群中显得局促不安，他分明是在当众让人难堪，似乎是我在恬不知耻地追他求他！ 我站了起来，准备往外走。包外，黑沉沉的，刮着北风。我知道，拆匪们留不留我都很为难。有人说，可能要刮白毛凤了，会迷路的。也有人说，唉，冬天夜里一个人走路，狼会吃人的。还有人干脆说：天太黑了，今天你在这里凑合一夜，明天再跟余汝明一块儿回去吧。 我又回到蒙古包，余汝明依然不理睬我。他为什么这样呢？我猜不透。跟城府大深的人在一起，真累！入夜，人们躺满了一屋。我合衣靠在哈那壁，躺在余汝明身边。他背对着我，神色冰冷得有些夸张。 翌日清晨，袁宁怪声怪调地说：“老余，人家孟姜女寻夫，千里迢迢寻到这儿，你干嘛不回去。昨天是下雪天留客，今天是天留我不留。别怪我赶你人啦。” 拆匪就是拆匪，说什么全竹筒子里吹火，直进直出。 苏子义、张松林借口粮食不多了，劝余汝明回去。 余汝明胡诌了几句玩笑话，便告别了拆匪们。 一路上，他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若即若离。 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想着这两天的事，心里堵得慌。又不想理他了！他抚住我的双肩，说： “长征，还说我是流氓吗？还说我是骗子吗？在别人的眼里，明明是你在追我嘛！瞧你，追我都追到了他们拆匪包里，哪有女人脸皮这么厚的？起码拆匪包的人会这样认为！” 我睁大了眼睛盯着他，看这个凭三寸不烂之舌迷住我的男人为什么这么说？在他一张一合的嘴巴里，为什么可以随意更变事实？他究竟是一种什么人？为什么对最亲近的人也使尽心机？ 他笑了，冷冷的，怪怪的，说：“长征，我知道，现在无论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了，我对你是不是真心，让事实来作证。”说着，他走出去，从柜子车里取出了我的蓝毛衣。我早就不穿它了。在草原上穿毛衣是活受罪。这地方冬天大冷，没法洗澡，人人长虱子，毛衣成了虱子的安乐窝。穿在身上，便一齐钻出来，咬得人坐卧不安。尤其是脖子里的虱子，从毛衣领子里钻出来，围着脖子咬成一串红疙瘩，像戴了串红项链。因为毛衣孔大多，虱子很难除，只好不穿了。 余汝明让我跟他一起拆，把件漂亮毛衣拆成了一堆毛线，又从我的箱子里翻出了竹针，说要学编织，给我织一双毛袜子，表达他对我深深的感情。他真的在织毛袜子了，男子汉织毛袜子，实在是新鲜事。姜志毅和童君都不时地前来观赏一番毛袜子。姜志毅说，“余汝明真的在改掉大男子主义了。” 看着他用粗大的手指勾着毛线，一针针地织，还把我的鞋脱下来，比比脚的大小，我心头一阵感动。多日来，对他的疑惑烟消云散了。知青们看见了他亲手给我织的毛袜，都赞不绝口。毛袜穿在脚上，暖在我心里。余汝明一下子变成了模范丈夫。他说得对，应该信任他，他在时时解剖自己，改造自己，这双毛袜就是证明。于是，他又完全地拥有了我，任他在爱的田野里尽情耕云播雨。每当这时，他总是俯在我的耳边，轻轻喘息着说：“我的傻丫头，给我生个儿子，我的儿子一定聪明，我会把他教得比我更聪明。”这时，我心里就充满了幸福和幻想，幻想为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一定比余汝明更聪明，更高大健壮，更有本事，而且，我一定要教他做一个正直的人…… 这一年的隆冬，雪下得好静，静得像是在一颗死寂的星体上。雪无情地覆盖了整个草原，连草尖儿也难寻觅了。羊儿在刨雪，很久才能吃一根草。它们渐渐消瘦下去，直至一个又一个地倒毙，留给狼群饱餐。 我望着毡包顶上的玻璃窗，十分焦虑，这是大家辛辛苦苦放肥的羊群啊。 恩布赫大叔进来了，脱下漂亮的狐尾草原帽，露出一头黑发，神情忧郁：“余汝明，雪再这么下，怕要成灾啦。” “草原的天，孩子的脸嘛，是你说过的。”余汝明递过烟去，一副男主人的架势。 恩布赫将烟在铁炉上点着，吸了起来，烟头一明一暗的。 “听老人说，民国的时候也闹过雪灾，嘿！雪有蒙古包那么高，人呀、牲口呀、蒙古包呀，全埋住了，人要是出去，就得挖雪窟窿钻出去，成了打洞的旱獭子了。这雪再下下去，我们也会惨成那个样子啦。”恩布赫叹道。 “阿驾，我们该想想法子，看哪里雪薄点，搬个家，给羊找点草吃。” “还用你操这个心呀，队里早派小冬力布他们去萨伦看草场了。” 过了几日，雪终于停了。天空瓦蓝，一片云也不见。队里全要搬向萨伦草场，不知何时，拖拉机已经压出了一条通向萨伦的雪路。 草原车队行进着，蜿蜒数里。畜群跟着车队。畜群过处，倒毙了一只又一只，一些弱羊落在后面跛行。 前方，出现了一排山峦，蚁群般的车队，向山峦深处迁移，进人了一块小盆地。车队散开来，在半山腰上，支起了一座座毡包。 我们和恩布赫的蒙古包并列，中间照例留一块圈羊的空地。 萨伦草场是块风水宝地，牧草茂盛，雪地上一片金黄。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天，天空中奔雷一般地轰响，是两架飞机在盘旋，看得出，是中国空军的飞机，投下了两只降落伞，飘飘摇摇，吊着巨大的木箱，从天而降。牧民们骑马造了过去，上面贴着蒙汉文写的字条，注明是救灾物资，写了一些感人肺腑的话，要求分送给牧民中真正的困难户，希望干部们以身作则，做好分发工作。 于是，牧民们捧着天上掉下来的北京货，高高兴兴地拿回家。由于物资有限，没有分给知青，反正知青们见着那些东西也不稀罕，只要牧民高兴，知青们也高兴。 老加木萨来到我们包里，掏出一包大中华香烟，轻轻打开锡纸，看看，闻闻，还是带过滤嘴的，太高级啦。老头儿乐得嘴都合不上。他抽出几支，递给大家，大家推说不要。老加木萨点燃了一支，放在嘴里，说这是天堂上掉下来的东西，那木箱上还贴着圣旨呢，是毛主席赏的，也就是说，是皇上赏给咱们玛力沁的，宝贝啊！我们都笑了，老牧民怎么还说这样老掉牙的话。余汝明说，这不稀奇，现在的深山老林中，有的人还不知道到了哪朝哪代，还有人问，现在是光绪几年啦…… 自从来到萨伦，我就忙得团团转。经过长途快速跋涉，许多怀孕的母羊因为动了胎气而早产。我将一只只小羊羔抱上了哈马车，为它们找母羊喂奶。 一次，多格拉骑马奔来，喊道： “长征，快去，余汝明的羊又下羔了。今年羊早产的多了，完了！天太冷，怕是养不活呀，你快去吧。” 他从背上的毡口袋里取出两只小羊羔，递到我手里，便拍马而去。我将两只小羊羔捧回包里，找来一只大筐，垫上羊皮、旧棉袍，再将两只小羊羔及另外几只小羊羔一齐放在里面，然后连滚带跑，直奔到余汝明的羊群，只见几只刚下羔的母羊正等着小羊羔们站起来。小羊羔们挣扎着，身上的羊水已经冻成了冰壳。我将一只站立不稳的小羊羔抱起来，装进毡口袋，一旁的母羊嘴里叼着血淋淋的胎衣，慢慢地咀嚼吞咽，活像一只食肉动物。 有三只小羊羔倒在雪地上，几乎被冻僵了。我急忙将它们装进毡口袋。余汝明手持羊鞭，纵马而来，说要给这几只羔做记号，它们的母羊是头一回下羔子，刚一生下就跑掉了。 我背着装满小羊羔的毡口袋回到家。看着这群小家伙，我明白自己的责任，心中更是充满了快乐。它们长得真好玩，我爱看它们稚嫩的小模样，更爱听它们的叫声。 几天下来，小羊羔剧增到三十多只，我只好将围粪的大藤栏塞进蒙古包，在栏内铺上老羊皮、旧棉袍，将小羊们全部搬进这个“新家”，然后烧牛奶，晾温，像喂小孩一样喂小羊羔。摸着它们胀鼓鼓的小肚皮，我快乐得像孩子。 亮晶晶的眼睛，一齐叫起来。我像托儿所的阿姨，赶快将会跑的小羊羔子放出去。大一点的小羊羔，跑去找到自己的妈妈，急切地钻进母羊的肚皮下，叼住奶头，用小脑袋猛顶乳房，大口地吮吸乳汁。母羊们亲吻着小羊羔，好深的母子情。我有些妒忌它们了。我多想也钻进妈妈的怀里，撒撒娇。我从小依偎在妈妈怀里的机会太少了…… 有几只小羊羔的叫声特别急切，它们还没找到母羊呢。我将几只背上涂了黑圈的小羊羔抱出来。不认羊羔的母羊已经被拴在了车轮上。母羊不认小羊羔，就要唱悲凉的牧歌，求它回心转意。那歌一定要唱得动听，使它大受感动。这是蒙古人几千年放牧的经验。挝姬阿娘蹲在母羊身旁，将小羊羔放在它眼前，挤出它的奶抹在小羔额头上，让母羊嗅，然后开始唱歌。我跟着挝姬阿娘学了几句哭腔，求母羊回心转意。我尽量唱得悲悲切切，像哭丧似的，心里却觉得很好笑，不过，不能笑，心诚则灵呀。母羊果真开始亲吻小羊羔了。小羔子吮吸它的奶，它也不躲了。这样，早晚折腾两次，几天后，它就认小羊羔了。就这样，我每天早晚对羊唱着悲歌，多格拉常在旁当听众，那样子，显然也被我的哭腔感动了。 白天黑夜，我都与小羊羔在一起，精心照料，定时检查每只小羊羔的健康状况，一旦有小羊羔拉稀，立刻打针喂药。小羊羔们长大了，一共三十六只，长得漂亮又可爱，绒绒的小卷毛洁白极了，人见人爱。凡来包里见过小羊羔的人们，目光都很特别，甚至露着钦佩和惊异，弄得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高兴。挝姬阿娘说：“今年雪灾，家家的羊羔都养不活，长征姑娘，你真行，一下子养活了这么多，还长这么大了，真了不起。”从前，挝姬阿娘总把我当孩子看，今天，她这样夸我，让我心里好感动。我的小羊羔为什么能活，因为我怀着一颗挚诚赎罪的心。 余汝明干活也特别卖力气。他在用努力劳动来挽回影响。由于判断失误，他放弃了对朝鲁书记的保护，因而失去了知青和牧民的信任。他悔之不及，常说：“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他来草原不是为了牧羊，而是为了“牧人”。要牧人，一定要掌握人心。 草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草原人古朴的心态，评判人好坏，只看他劳动的好坏。精明的余汝明，自然早已悟透这一点。他放羊特别精心，羊群吃草足，弱羊死亡少。我们的羊群抗过了这场大雪灾！ 春天终于来了，我们的勒勒车队，从萨伦的环山中走出，迁往苏陶勒盖春季草场，准备接羔。 再过两天，就是余汝明的生日了。 我精心搭了个土灶，煮好手扒肉，又做炸果子，还做了许多排又，用羊油炸得黄黄脆脆，余汝明很爱吃。 余汝明生日这天，杨亦森、袁宁、王大可也来了，聚在蒙古包里，喝茶，侃大山。小门半掩着，可以看到淡淡的蓝色远山和开阔的黄草地。 我在做生日寿面。忽然，一只黑狗窜了进来，身子颤抖着，乱钻乱拉。童君跳了起来，摸到一根木棍。叫道：“哥们儿，来者不善，听说最近闹疯狗病，疯狗咬什么，什么就疯。” “那叫狂犬病，狂犬病的死亡率很高呢，千万小心点！”袁宁的声调十分尖锐，听得大家头发根都竖了起来，人人瞪大了眼珠，盯住黑狗。黑狗喘着气，身子缩成一团，哆哆嗦嗦，眼睛泪汪汪的。大家与黑狗相持着，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包里静极了，突然，门口伸进一个脑袋，探来探去，是桑杰。他一眼看见了黑狗，上前用绳子套住脖颈就往外拖。 “桑杰，它是不是疯狗？为什么套它？”童君问。 “就算是疯狗吧，它咬了羊，要判它的死刑！”说着，桑杰拖了它就往车架子那边跑。黑狗很狡猾，突然挣脱了。牧民们骑马追了上去，一时尘土飞扬。黑狗伸长了舌头，气喘咻咻，双耳高高竖起，尾巴夹在裆里，真的像一只拖尾狼。牧羊狗咬了羊必须处死，不准求情，是草原上不成文的规矩。此刻，大家骑马围住黑狗，抛出许多根套马索，将它缚住。黑狗蹲下了，知道末日已到，伤心欲绝地哀嚎着，不再挣扎，听任桑杰拉紧了颈上的绳套，拖到车架子旁。桑杰将绳索的一头挂在车辕木上，系成死扣。几个牧人来到车尾，一齐踩压下去，辕木竖向了天空，黑狗悬吊了起来，使劲踢腿，挣扎，终于不动了，吐出长长的舌头。围观者确认它死了，便纷纷四散而去。 望着吊在空中的狗尸，王大可低头叹道：“唉，可怜的黑狗，如果有来世，你的灵魂千万别再投胎变狗呀。”声调凄楚，颇似兔死狐悲。余汝明属狗，在他生日这天杀狗，总有些不自在。杨亦森则兴高采烈，鼓动大家吃狗肉。于是，知青们七手八脚，将死狗解下来。思布赫闻讯而来，说：“你们汉人，怎么连狗肉都吃？狗吃屎呀，它的肉大埋汰了！”大家也不争辩，扯剥了狗皮，去了内脏，下了狗腿，准备煮手扒肉。我从狗腿上剔下肉来，切成了薄片。这时，我已将面条做好，又细又长，下到锅里，待水沸开，再下肉片。花椒、野菜及各类作料，一应俱全。煮好以后，盛了许多碗，还加上酱油膏。大家端起碗，齐声祝余汝明生日快乐，说了一大堆吉利的玩笑话，然而，没吃几口，便吐了出来，大眼瞪小眼，相互使眼色，但不说出口，不想冲了今天的吉利。 我很奇怪，今天怎么啦？我端起碗，吃了几口，糟了，难吃得直想吐。这狗肉又膻又酸又涩，只有余汝明一个人还在继续吃。他硬撑着，把面条往肚里填，还做出很好吃的样子。可是，无论如何，大家绝不再提筷子，我只好泡了茶，端出手扒肉和炸果子。 后来，我将面条倒进了狗食盆里。小黑和小黄奔了过来，围着盆子嗅，不肯吃。其它狗兄狗弟们也奔来嗅，硬是不吃，然后，齐齐蹲在那张狗皮旁，红着眼睛，低声哀叫，久久不肯离去，它们一定感受到了人这种动物的极端残忍。 春风吹绿了草原。我们又忙碌在苏陶勒盖草场，接春羔。我每当走上井台，推水车饮羊，就会睹物思人，再也看不见莲花阿嘎仁立在井台上的瘦小身影，听不见她亲切和蔼的声音。夜里，我常常梦见一片绿草地，中间有石井台，莲花阿嘎头裹白布包头，笑吟吟地站在井台上……
转眼到了初夏。我赶了牛车去场部购物。 这是一条千年古道，旁边长了许多车前子草，知青生病便采了它煎汤喝。古道的辙印又宽又深。有人说，这是抗日时期苏联红军的坦克压宽的。顺着车道，牛车来到一座小杂货店前，我买了点零碎东西，揣进宽大的袍襟里，便去那日松家喝茶。敲开了白木板门，开门的不是桂花儿，而是她妈妈，显老多了，穿对襟汉装，腕上戴着紫色佛珠，她神情忧郁，连声说：“苏和同你可来了！好！好！”随她进了里屋，我闻到股怪味。屋里最惹眼的，还是窗台上那盆绿茵茵的蒜苗，迎面的木椅上坐着那日松老爹，也是一脸的阴云，见了我，睁大眼睛，说：“好！好！你最和咱闺女说得来，你劝劝她，看她会好不？” 我问：‘你说谁会好不？” 老爹叹口气，指了指炕上。 我一看，只见桂花披头散发，浑身肮脏，蟋缩在炕角，乱发遮住了脸颊，只露出一双呆滞而浑浊的眼睛。这哪里是过去那个美丽活泼的桂花，一双大眼睛曾经神采飞扬，银铃般的笑声悦耳极了。她是这对老夫妻的心肝、宝贝和全部希望。 我愣了，心口一阵紧缩。 那日松老爹说：当初真不该送她去旗里读书。桂花儿被人骗了。去年，她在中专毕业，碰见一个年轻的汽车司机，一见钟情。那小司机说他还没成家，最喜欢有文化的姑娘，说桂花是旗里最美丽的女学生，爱她爱得发疯。于是，桂花以身相许，两人如胶似漆。桂花儿提出结婚时，司机小伙子突然翻了脸，说他在旗里有老婆、孩子，不能结婚，对她不过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现在，玩腻了，她可以回家了。谁知桂花受的是那日松的汉化教育，婚姻观是从一而终，怎么能接受这种耻辱。她的种种憧憬破灭了。当时，她哈哈笑了起来，然后就哭，哭了又笑，然后就不认人了。那司机也吓坏了，怕惹出事来，就哄她上车，送到白云淖尔公社，丢在一个小客栈里。可怜的桂花，不吃不喝，疯了几天，等到接回家时，连爹妈都不认识了。老爹后悔之极，悔不该送她去旗里读书，落得今天的下场。 我听了非常气愤，说应该去告那个司机。老爹说：“谁知道司机是谁呢？桂花已经不认人了。长征姑娘，你千万劝她回心转意，我们全家会谢你的。” 我知道，这种病很难治好。女孩子，最重的就是情，尤其是以身相许了，这种打击是致命的。情伤应由情来治，但已不可能。那司机是有妇之夫，不会来乡里照顾她，一般的劝慰无济于事。我上了炕，给她梳头。她脸上脏兮兮的，但美丽依旧。她的乱发很难梳通，用了水，好一会儿才梳通了。她妈妈叹道：一会儿，她还会弄乱的。我叫着她的名字，说：桂花儿，我是长征呀，把这件事忘掉吧，一切从头来好吗…… 她无动于衷，眼珠乱转，慢悠悠地说：“他……他……他还会来接我……车开跑了……他开汽车来……” 她真的不可救药了。 老爹叹息良久，说：“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除了那小司机，谁劝也没用了。可是，我怎么找到那个臭小子呢？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上的，这丫头从来不说呀……” 我一再劝慰这对老夫老妻。 临别时，老爹说：现在，一来吉普车，就知道准有事。这些日子，又来吉普车啦。等着瞧吧，又有戏了，这个登台，那个下场，走马灯似的，各唱各的调。咱们老百姓呀，老老实实地在台下，看戏。你们苏和同凡事别大认真啦，阿爸吃的盐比你们吃的小米子还多…… 那日松，人称“那克思”，说的话还真有点像个预言。 我在包里扯马鬃，搓成绳，准备给余汝明做一条马肚带。 知青们围坐在火炉旁，谈论就要建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林副统师批准组建的，沿着边界搞“屯垦戍边”，半军事化，像新疆和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一样。现在，先遣干部和新召的兵团战士已经到了。许多兵团战士年纪很小，不懂事，有的还偷牛粪，牧民们很生气。大家还说，又爆了个大新闻，当年那个带人抓朝鲁书记的彭继红，如今又带着萨伦队的牧民们脱离兵团，被定为反革命行为。兵团的官兵开着吉普车追捕她，要捉拿法办。牧民们护着彭继红，策马奔逃。很多吉普车合围堵截。结果，彭继红带着全队百十户人，赶着牛羊，浩浩荡荡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兵团的官兵望尘莫及，空手而归。 王大可说：“这丫头片子真够厉害的。当初，她做的事够极左的，不过，她现在的举动太让我感动了，真后悔，我们不应当跟萨伦队对立。” 文旭说：“萨伦队是从腾格里草原迁来的，运动一来，本地人和外地人自然分成了两派。萨伦队的牧民对朝鲁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朝鲁可能有偏向。其实呀，吵来吵去，都是自己人。” 袁大头说：“瞧人家，秀里秀气的小丫头，还挺厉害，一下队就当了队长，听说蒙语说得还特棒，要不然牧民服她呢。唉，不打不成交，可惜了解她太晚了。她整个一个女嘎达梅林，带着牧民投奔光明。” “哎！继红、继红，当初咱们怎么没看出来你呢？”苏子义说。 “喂！你小子这口气，是不是想这丫头啦？”大头嗔道。 “可没准儿。”苏子义诙谐地说。 “没你份儿啦！人家有了心上人。她跟一个小马倌好上了，非要嫁他不可。” “唉，继红长得漂亮，出身又好，有魄力，又能干，干嘛要嫁一个蒙古小马倌？” “当现代王昭君嘛，不过，嫁的可是出身不好的牧主子弟。” “听说，那位小马倌长得人高英俊，标准蒙古美男子，干活儿特麻利，骑马技术极棒。” “这年头，嫁给牧主儿子能有好果子吃吗？” “她说，因为出身大好了，才要嫁个出身不好的；因为出身不好的人有压力，才不会翘尾巴，她要体会一下夹着尾巴做人的滋味。” “哎呀呀，奇谈怪论，整个一个殉道者，清教徒，苦行僧。她究竟图个什么呢？”苏子义嚷道。 “图防修反修的理想主义呗。”王大可说。 “瞧人家的能力，胆量，气魄，咱们队有谁比得上她呀！”苏子义又说。 没有人注意，余汝明顿时脸色惨白，文旭也红了脸。是呀，彭继红一个女孩子，做出的事轰轰烈烈，好一个女中豪杰，把这两位在草原上叱咤风云的男子汉比得没头没脸。他们全沉默了，有说不出的窝囊。 余汝明沉了脸。大家不欢而散。我的心情很沉重，觉得有什么不祥的事情会发生。彭继红这么左的人，竟然被兵团定为反革命，我们反革委会，又有桂克勇这件麻烦事，而且王大可三次拒捕，前景实在不妙。余汝明这么精明的人，为什么没有警觉呢？ 余汝明放牧羊群，朝出暮归。我夜里看羊，白天剪羊毛，还给余汝明缝了一条马肚带，非常好看。 我准备再用驼绒线加工一下，正忙着，门撞开了，是余汝明，他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背上。我惊叫了一声。他抬起腿，用马靴照我背上狠狠一脚。我躲避不及，一头栽倒在地上，嗓子里喷出一汪又腥又热的液体，两眼一黑，顿时什么都不知道了。我醒过来时，身子欲动不能，嘴里咸咸的，一股粘液在嘴角上淌着。我抬起手擦了一下，黏糊糊的，仔细一看，是殷红的鲜血。 只有伤了内脏，才会吐血啊。我真正地伤心了，他已经多少次无缘无故地打我了？我躺在地毡上泣不成声。 余汝明扬长而去。童君正好进门，将我从地上扶起来。他依然不说话，倒了碗茶递给我。 我背过身子，心想，余汝明这样心狠手黑，究竟是个什么人呀。往事，历历在目。寒冬时节，每个夜晚入睡时，余汝明都要我用身子给他暖热冰冻一般的被子。我们住的是蒙古包地铺，很冷很冷。牧民睡觉时，解开皮袍，在皮袍里脱下内衣，裹紧皮袍躺下，再把褪下半截的皮裤腿折在脚下，外罩皮被，这样，皮袍里的温度始终与体温一致。汉人睡觉时，习惯脱了衣服钻被窝，那么，此时此境，犹如钻进冰窟窿，非常痛苦。但是，余汝明每夜一定要我用身子温热他的被子，他再钻进去，跟我做完那事，困了，再一把将我推回我的冰窟窿似的被子里，使我像受酷刑，苦不堪言。这难道是爱吗？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者，对自己所爱的人尚且如此，对天下人又会如何呢？ 我不敢深想。 这时，余汝明回来了。我坐在地毡上慢慢喝茶，不看他。童君一声不响出去了。余汝明坐到我身边，说：“长征，原谅我。”他这样请求原谅，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我不理他。他继续说对不起我，当时就后悔了，又不能收回，只好硬着头皮走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原谅他的坏脾气吧。他说他的脾气特别像当今的领袖，领袖年轻时也血气方刚，脾气坏，每当政局出现问题，心情便烦躁起来，还用棍棒打过他的亲弟弟呢。他说：“千万别认为脾气坏的人就是坏人。一个特殊的人物必然有特殊的脾气，请多理解，多容忍，我一定会改好的。你答应过呀，原谅我在改造过程中的错误，一个好妻子，最能原谅丈夫的过错。” 恍惚记得，我是答应过他，又有些记不清了，不过，他似乎有些道理。我的天性使我又原谅了他。
巴音淖尔队已经搬到了赛瀚高勒夏季草场。 余汝明和文旭没有放弃责任，他们要让知青们在集体劳动中大显身手，弥补过失。十二小队全体知青，个个汗流使背，生龙活虎，牧民们赞叹有加，说咱队知青个个是好样的，干起活儿来全巴音宝力格第一。 羊身上的虱子、跳蚤和各种寄生虫不少，影响羊皮、羊毛质量，必须用药水洗身子，还要用药水灌，以除去体内寄生虫。洗羊、灌羊，是强体力劳动。今年，这活儿全靠知青了。 洗羊那天，牧人们用牛车围住石头棚。棚内，有石砌的水槽，长一百米有余，宽度正好容下一只羊通过。水槽很深，羊跳不出来。两头有水池，与水槽之间隔有闸门，水池另一头连着小石圈，石圈设有小门，供羊出入。几个牧人将第一批羊赶进小石圈，再经小门赶进泡有药水的水池，深及羊颈，然后又将它们从另一闸门赶进水槽，槽中也注满药水，让羊从水槽中通过，直至百米水槽尽头，再一只只拦住，由妇女们灌打虫药。 羊恐惧万分，拼命往外跳，有跳出水槽的，或逃奔，或挤成一团。人们需要捉羊，拖羊，非常累，像与百十斤的活物肉搏。恐惧中的牲畜，力气大增，很难对付。男知青们奋不顾身，全部赤膊上阵。烈日灼人，他们脊背上纵横着汗水、药水在灰土上淌成的网络，好似纹了身。余汝明和文旭也脱掉了上衣，文旭露出他雪白的胸脯，大伙儿说他看似虎背熊腰，原来是个奶油小生。余汝明骨头架子大，却很瘦，知青们说：“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原来是一块大排骨呀。”“老余，你那几根排骨都可以当搓衣板了。” 余汝明脸上飞起红晕，亮起嗓门，嚷道：“喂喂喂，要什么贫嘴，干活干活！” 大伙儿各尽其责，干得热火朝天。 牧民们对知青赞不绝口，大伙儿更卖力气了。其实，我明白，知青们的超常拼命中有一种忏悔之意，欲以此弥补运动中的过失。我看这目的达到了，牧民们有口皆碑，知青形象更加高大，余汝明亮排骨也声名远播。 中午喝茶时，牧民们煮了手扒肉慰劳知青们。老额吉、阿娘们斟上香奶茶，疼爱地看着这群干活像拼命三郎的小伙子们。 奥玛额吉对我们说，前两天，从西北边跑来一匹疯马，那马蹬子上拖着一条人的大腿，一定是北京女知青的，因为脚上穿着北京女知青才穿的花尼花袜和黑布鞋。她嘱咐苏和同骑马时千万要小心，系紧马肚带，抓紧缰绳，万一落了马，无论马怎么踢你，千万别松了缰绳，抓紧马笼头等于抓住了自己的性命。我连连点头。 干完活儿，知青们骑马一窝蜂去了文旭的蒙古包喝茶。美丽的大狗小面包规规矩矩立在包前迎候。石梅笑容可掬，烧茶招待。文旭拿出宝贝像册让大家传观。像册上贴满他母亲的遗照。他母亲是个绝色美女，穿着旗袍，款式高雅别致，更显出身材婀挪动人。王大可嚷道：“文旭，你的妈妈太美了，美得简直像资产阶级。”胡敏说：“给咱们爷们儿看美人照，是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袁宁说：“美只是属于资产阶级吗，那么，无产阶级就只能丑吗？”他们开始抬杠了。大家都说，文旭长得非常像他母亲，很俊，只是比他妈妈眉毛粗些，嗓门儿大些，胳膊腿儿壮些。文旭说，他想他妈妈了。可惜妈妈那么年轻就死了。他说，他妈妈希望他将来上大学，他的父亲是高级工程师，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上不成大学了。余汝明说，你小子上什么大学嘛，社会实践就是最大的大学，高尔基没上过大学，不也是作家吗，中国这地方，只有搞愚民政策才能治理，谁上台都会搞这一手；老百姓人人像雷锋似的，只知干活报恩，国家才好管。王大可笑余汝明一肚子奇谈怪论。 曼上坎和冬力布也钻进包来凑热闹，说有人在赛瀚高勒的水泡子里发现了一只怪兽，有点像龙，又有点像马驹子，神出鬼没。发现怪兽是草原百年不遇的大事，牧人们议论纷纷，老人认为，一定会有不吉利的事即将发生。余汝明说，什么怪兽，很可能是尼斯湖里的那种湖怪，它们一定是同宗同类，不必大惊小怪。大家七嘴八舌，又说神农架有野人，有人亲眼看见，还说欧洲阿尔卑斯山上有雪人，脚印跟大象一样大，说苏联、美国居然发现了外星人…… 大家侃够了，宣布挖肃运动结束了，大生产运动开始了，于是，各自散去。 忙碌了整个夏天，牧业队浩浩荡荡地搬向秋季草场。余汝明说，这支勒勒车队走到一个遥远的地方该有多好。勒勒车队路过那片绵延数十里的黄花地，奇怪，今年的黄花哪儿去了？牧人们说，黄花也会搬家，草原上的植物，也像咱们游牧似的，到处游着长。 车轮滚滚，人喊马嘶，吱吱呀呀的响声不绝于耳。西边天际，堆起了浓云，空气湿湿的，夏末的风有了秋的寒意，绿茵的原野已是一片黄绿，野花化为累累果实，给羊催膘的旺季到了。 我赶着老黑，突然，“咔嚓”一声，车轴折断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断车轴。童君和姜志毅骑马找回了余汝明。余汝明找来许多工具，与姜志毅、童君一起艰难地修起车来。断轴必须更换。我们的勒勒车一停，立刻阻塞了交通，后边的车队全部停住。思布赫和巴特尔走了过来，以得日扎布也来询问，他指着北边山顶说，刚上路就断了轴，很不吉利，这是依四格老夫妇来借你们的车轴上天去呢。姜志毅说他迷信。他说信不信由你。 巴特尔帮着余汝明做车轴。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驶过。余汝明和童君忙得满头大汗。姜志毅不信以得日扎布的话，却又十分好奇，骑马上了山顶，冲着山顶上的石头堆走去，一会儿，一溜烟似的飞奔下来，面色极为难看，说：真是活见鬼！山顶上真的躺着两个死人，是一对老夫妇，穿着崭新的缎袍、蒙靴，并排躺在石堆旁，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这对老夫妇要归天，没车轴，向咱们借车轴呢。他竟然也这么说，于是，余汝明和童君骑马上了山，一会儿也奔了下来，说真的活见鬼了，怎么不借别人的车轴，单借咱们的车轴。牧民们说，被借车轴的人是要倒霉的。新车轴终于做好，装上了车。我说，我也要去山顶上看看，被余汝明劝阻了：死人有什么好看的？女人看死人更要倒霉，快快赶路吧。 余汝明的脸色阴沉着。我心里也很惶恐。是呀，这么多车，怎么单单借我们的车轴呢？也许，这是一种巧合。可是，也巧合得太可怕了，车轴居然就断在了这放死人的山下。我虽然不迷信，心里却笼罩起不祥的阴云。 傍晚，车队在一座山脚下扎营。一切安排停当后，我们围坐在灶前喝奶茶，重又提起那对死去的老夫妇。我表示不理解，这里人死了就那么丢在山上，风吹日晒，任狼群、老鹰啃吃，多么残忍呀。余汝明说，你懂什么？这是这里的风俗——来自大自然回归大自然。姜志毅说，这里人迷信，认为人吃牲畜生存，死了要还给上苍，所以人死了不埋，让狼和天上的鹰吃掉。我们又谈到了藏人的天葬……今天都怎么啦，尽说死人的事，弄得茶也喝不下了。 晚上，我将采来的蘑菇煮在羊肉锅里。大家胃口不怎么好，没吃几口，我便自己吃，一吃完就头昏，恶心，躺在地毡上起不来。余汝明在摆弄马鞍子，见我这样，说早就知道天花板这东西不能吃。场里的车老板官特嘎来了，见状索来我采的蘑菇，看了看说，这种天花板蘑菇，吃一个死一个，听得我发根都竖了起来。 官特嘎说完便走了，茶也没喝。 余汝明盛了酸奶递给我，说多喝点，不然会跟那些吃毒草的小羊羔一样啦，我可不能没老婆，这草原上，咱队的女知青除了石梅就只有你。你看多格拉的妹妹，长得像冬瓜，竟然有那么多小伙子追她，娶媳妇那天，跟抢亲似的。男人没女人不能活呀。 他像灌小羊羔一样灌我，又将那盆蘑菇肉汤倒了，庆幸自己没胃口，说早就闻出味道不对。其实，他这是马后炮。我伸出手指，在嗓子眼里抠。余汝明说，这样会觉得恶心，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我抠着，真是难受死了。余汝明早就知道这种蘑菇不能吃，为什么不说？煮好了，他不吃，看着我吃，吃出了问题，他又说“早知道”。他的言行，真让我不敢深想。 胃里像燃着火，浑身酸疼得我翻来覆去，我想，我可能要死了……我昏沉沉地睡去了。第二天，我睁开眼，见蒙古包顶盖已经打开，天空湛蓝，时有鸟鸣啾啾传来。我坐了起来，摸摸手脚，活生生的，明白了自己还活着。我爬起来去干活儿，一切如故。 包外，羊已出圈，余汝明正在备鞍。我将羊群赶向一片缓坡，那里长满了蓝幽幽的剑草。这种草最有营养，羊吃了猛上膘。这时，余汝明骑马赶来，穿件蓝中山装，脚趾马靴，戴一顶绿军帽，脸色比过去好多了。他的鞍侧挂着鼓鼓囊囊的书包——又带了许多书。恩布赫、巴特尔最反感知青放羊时看书，看来，他是屡教不改了。他下了马，走近我，一把将我搂住，眼睛盯视着我的眼睛，距离这么近，盯得我不好意思。他低声呼唤着：“傻丫头，傻丫头，我的傻丫头……”然后，他吻住我，吻得透不过气来，嘴唇移向脖颈，又移向眼睛……此刻，我心里充满幸福，一切不愉快都远去了。他要是永远这样待我就好了。吻罢，相互道别，他转过身去，准备上马，我也转身回蒙古包。 我朝坡下走去，没走多远，背后响起马蹄声，余汝明骑马又追上了我。他翻身下马，又走到我身旁，久久地看我，目不转睛，然后又将我抱住，不住地亲吻，那情境似生离死别。他这是怎么了？如此反常？我开始不安起来。心中浮起一幕幕景象：放死尸的山顶，折断的车轴，吉普车追赶的彭继红，拒捕的王大可，还有那些穿黄色兵团服女兵的议论……我推开他后，向他挥挥手，继续朝坡下走，一步一回头。他骑了马，跟上羊群，也是一步一回头，依依恋恋。天天在一起，他还这个样子，更加深我心中的疑虑。 回了家，挝姬阿娘约我一起去拾牛粪。她扭着大肚子，牵着牛粪车，走得很吃力，看样子快要生了。 我们将牛车停在旧营盘上，到处是干透了的牛羊粪。草原干燥，牛羊粪很快会脱水变干，一点不臭，很干净。我背了藤筐，拿粪叉捡粪。阿娘只能昂首挺胸地站着捡粪，用爪形粪叉铲起来，准确地甩进背上的藤筐里。如今，我甩牛粪也够水平，不会让牛粪灌进脖领子。 小黑和小黄围着牛粪车追逐嬉戏。它们已经成长为巴音淖尔的名狗。小黄善于捉狐狸，每逢冬至，牧人们就将它借去。恩布赫、巴特尔的全家人都戴上了美丽的红狐皮帽，帽后垂着漂亮的狐尾。小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牧民们特殊的款待。它更是知青包的忠诚卫士。它的兄弟小黑天性勇猛，敢与恶狼搏斗。有这样两只收狗相伴，我很惬意。 我们很快捡满一车粪，回家时，挝姬阿娘扭着身子，慢慢吞吞地走着。恩布赫见我们回来了，帮着卸牛粪。我说：“阿娘就要生孩子了，您为什么还让她干活？”恩布赫笑道：“我们草原上的妇女都是这样的，不要紧。平时你们一块儿干活，多关照些，麻烦你了。”我应允着。现在，我是自封的赤脚医生，当然要负责任。别看我只学医三个月，还真治好过几个牧民呢。不过，余汝明不赞成我干这一行，说我太笨，学不会。可是，何军医说过，如果我学外科，很有天赋。无论我干什么，余汝明都要贬低。他说过，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搞愚民政策。他对待我是不是在搞愚妻政策？他心思好深，让我猜不透。 傍晚，余汝明赶羊归来，进了包就叫我快跟他走，神情慌张，说是不慎丢失了日记本。我急忙跟了他，连走带跑，顺着他放牧经过的路线细细寻找，如同大海里捞针。天黑时，我和他空手而归。见他一脸沮丧，我说别急，慢慢找，草原那么平坦，一本红色封皮的日记，在阳光下一目了然，会找到的。他宽慰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第三天，我们继续寻找，最后，我们深深地失望了。他情绪低落，无论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他说，那里面写着他对当今政治和这场运动的看法，有对副统师的评论，还有关于裁军、精兵简政、防止干部腐败、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文化等论述。这本日记如果落在极左分子手里，肯定会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大祸临头。我说，牧民捡到了没关系，新来的兵团战士就住在不远处，捡到就麻烦了。余汝明听了，连连叹气。 这时，桑杰骑马过来了。他一脸诡秘，说正在找马，问看见一匹黑骒马没有？说完拍马而去。余汝明说桑杰表情太怪，又自嘲疑心太重。他目光里透出深深的焦虑。长叹道：唉，举大事必慎其终始，天意难违呀。 我望着他，默默无言。 太阳偏西时，袁宁和王大可来了。他们是去场部买东西归来，途经这里。王大可将一封信交给余汝明。我们骑上马，与他俩一同回蒙古包。一路上，王大可说：“胡敏这小子太蠢了，把你的一些观点写信告诉了他哥哥，什么裁军、精兵简政……一大堆，白纸黑字，把他哥哥气得鼻子歪。他哥哥特极左，大义灭亲，把信交给了公安局，公安局说这是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他哥哥立功了。于是，他哥哥回信，告诉胡敏这件事，你说这是什么哥哥，六亲不认。胡敏也真够呛，这样乱写信，害死人。” 余汝明闻言，脸色大变。 我们四个人回到了蒙古包里。 大家叹息今年倒霉事不少。 童君也来了，坐下喝茶，说这些天放羊，看见吉普车跑来跑去，听说兵团就要成立了，正在架电线，那些兵团小战士们在做砖坯，准备盖房。大家听了，沉默不语。兵团组建伊始，便派人抓彭继红，谁知今后还会抓谁？现在，知青们看见吉普车便想起王大可的安危。我说，兵团成立了，一定会抓走王大可的。余汝明冷笑着嘲讽我是一种盲目的、非常有害的悲观主义情绪，其实质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其根源是没有改造彻底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说咱们巴音淖尔的知青不好惹，可是出了名的。我不同意，说现在地大人稀，他们拿咱们没办法。兵团建立后，整个牧场的人力、局势都会发生根本改变，那时，别说抓王大可，还可能把几个知青头头也都抓起来，麻烦可就大了。袁宁闻言，惊愕地看着我，瞪大了眼睛。余汝明依然冷笑不止，说兵团那几个没文化的毛孩子，能把咱们老知青怎么样？ 王大可沉默良久，说：“看样子，我真的非要跑到蒙古去当间谍么？” 袁宁将刀子扎在羊骨上，说：王大可，你小子神经不正常呀，你还想当间谍呢，谁要你呀。间谍都得经过特殊训练，像你这样的，夜里放屁咬牙说梦话，没几天就得露馅儿了。一席话，说得王大可满脸沮丧，连连叹气道：想跑到国外隐姓埋名当间谍，替咱们国家做事，立功赎罪，也没资格了吗？ 天不早了，袁、王二人还要赶路，他们喝罢茶便告辞而去。 余汝明倚在铺盖卷上，拆开王大可带来的信件，见是瞿仁培的字迹，匆匆浏览后，竟喊出声来，怒不可遏地骂道：“混蛋！混蛋！地地道道的大混蛋！” 我问怎么了。余汝明咬牙切齿道：“这小子，要我立刻去向组织自首，不要执迷不悟，如果不自首，就会害了长征，还说要你马上揭发我，说我批评林彪是真正的反革命行为，你只有揭发了我才能得到前程，何去何从，自己选择……什么东西，真的莫名其妙！”一连读了几遍，我们也没明白瞿仁培究竟是什么意思。童君也看不明白。大家都愣了，难道内地的阶级斗争又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 我冷眼看着余汝明，说：汝明，这就是你的朋友吗？这就是你千呼万唤的鱼水深情吗？他在这儿躲过了“清理阶级队伍”，一回北京就拿你当敌人！ “他这是打着革命旗号，行阶级报复，是在混淆阶级阵线，一箭双雕呀！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 余汝明激动得失了态，一连几天，痛心疾首。他是真正地伤心了，恨恨地说：天下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真正的是非，只有利益！岂能让他人这样负我，只能是我负他人。他这是什么意思，瞿仁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只是，对于瞿仁培的反目，我并不十分奇怪，牧民们早就说过瞿仁培不像好人。看来，牧民们的直觉是很厉害的。 秋风越刮越凉，草色逐日变黄。挝姬阿娘在苇子地旁捡牛粪时，将孩子生在了草丛里，是个大胖小子。 日出日落，余汝明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 一天，放牧归来，余汝明一把抱住我，将我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说我越长越漂亮，只是太嫩，为什么总长不大？ 包里只有我和他，天一黑，他就早早铺被入寝，对我百般恩爱，在耳边气喘吁吁地说：“我的傻丫头，我可爱的傻丫头，我惟一的亲人傻丫头，给我生个儿子，我要我的第一个儿子生在草原上，取一个草原名字，哦，给我生四个孩子吧，三男一女。我的儿子一定比我更智慧，更有抱负，更具备雄韬伟略，出类拔萃。咱们马上结婚，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我生儿子，对！咱们明天就去办结婚证！” 将来，我会有一个小余汝明了吗？那该多好！我将头贴在他宽宽的胸膛上，心中充满了甜蜜，直至天亮。 清晨，余汝明穿上我缝制的蓝绸折边特利格，系上青色腰带，擦亮马靴，拉正了军帽，翻身上马，朝东边那淡淡的远山出发了。他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淘气地挤挤眼，然后纵马远去。 望着他的身影，我的心在怦怦地跳，朝夕相处快三年了，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这三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心里的疼痛，只有自己知道。我始终认为，只有正式的身份，才算真正的婚姻，才有真正的幸福，只是我有口难言，因为他要反潮流，反封建，追求与众不同的自由和幸福，却给我带来了多少尴尬和痛苦。这一切，将成为过去。我久久地沉浸在不可言状的幸福中。 我坐在蒙古包的门坎上，等阿等啊，从此，他就是我生命中的生命了。他快回来了，也许会骗骗我，说结婚证在路上丢了，我就说不信，两个人绕来缠去，抢那张大红纸，一会儿，大红纸变成了一个大红的双喜字，接着，化作满天的红双喜字，我要做真正的新娘啦！后来，漫天的红双喜字变成了漫天白雪，纷纷扬扬……我被冻醒了，发现天色已黑。起风了，我依然坐在门坎上，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小黑子依偎着我，见我醒来，亲热地舔我的手。我拍拍它的大脑袋，起身进了包，关上门，点了灯，取出书来看，却看不下去，字里行间都在晃动着他的身影。我轻声呼唤着：“汝明，我的汝明，快口来……” 清晨。阳光下，草原一片鲜亮，空气清新。我忙碌完，又倚着门框，坐在门坎上，望着远山。我想，今天中午，他一定会回来的…… 一阵汽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几个兵团军人跳下吉普车，钻进了我的蒙古包。我烧茶招待他们。他们说架电线经过此地，兵团的电话线马上要开通了，年底就正式成立兵团。他们喝着茶，好奇地打量包内的陈设，问是不是也住着男生。我看见桌上有烟灰碗，哈那上挂着男式上衣，心里忐忑不安，军人更是不会理解的。他们相互对视，一脸惊异。一个中年汉子，向我投来特别的目光，死勾勾地盯住我，带着男性的进攻。我懂了他的意思。他把我看成什么人啦！除了余汝明，我不会再接受别人！我将头扭向一边，继续为大家斟茶，一会儿，又碰上了那家伙热辣辣的目光，那种放肆挑逗的眼神，几乎将我激怒。 包外传来马蹄声，是余汝明回来了，我奔出门去，告诉他来了人。他进了包，目光冷冷的，令来者十分尴尬。这群兵团军人匆匆离去了，边走边小声议论。我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 吉普车在原野上消失了。 我关了门，扑向他，说：“快……快给我看看！” “什么？看什么？”他神情冷漠。我笑道：“别装蒜了！你去办理什么去了，忘啦？快拿出来看看。” 他依然神情冷冰冰的。我伸手在他的前襟里触摸，果然没有摸到那张硬纸。我疑惑地望着他。他一把抓住了我的双手，说： “长征，你别急，这次我们碰钉子了，场里不批准，说是马上就要成立兵团了。咱们场的知青和牧民全部编人兵团，都得服从兵团的规定，三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满了三年才可以批准。” 我说：“我们已经来了三年了，再说在这里成家立业，是扎根的表现，应当鼓励才对呀。” 余汝明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来一拨干部就是一种政策……” 美丽的憧憬破裂了。我怔怔地注视着远方。 余汝明抱住我的肩膀，抚弄着我的头发，安慰道：“我的傻丫头，等吧，再等三年……” 我喃喃地说：“好吧，等吧，反正咱们一辈子生死都要在一起……” 太阳偏西了，淡淡的薄雾袅袅升起。一只不知名的鸟儿，红嘴白头，飞落在架子车上，扇动着翠绿的双翅，清脆地鸣叫，随后飞向暮霭深处。
一九七〇年。金秋。 巴音宝力格牧场即将编人内蒙古建设兵团。根据兵团的规定，我和余汝明的婚事黄了。余汝明时常叹息，三年内要不成孩子了，这是什么规矩，真是岂有此理！ 我也满心的无奈。 挝姬阿娘自从在草丛里生了儿子，没有奶水，病恹恹的。她让尼玛阿娘抱养了她的小宝贝，取了一个吉利名字。尼玛阿娘膝下无子，视同己出，喂养得白白胖胖。我和余汝明常去看这个白胖小子。我担心着挝姬阿娘的身体，她去看病已走了很长时间。 昨天，挝姬阿娘回来了，身体显然好多了。恩布赫带她出远门，找到一个著名的喇嘛医师。那医师用一种巫医似的奇术施治。她的病很怪，下面流血，上面呕吐不止，全身瘫软，找了许多中西医生都治不好。这位神秘的老蒙医将草药捣烂，煮成糊状，敷在她的小腹上，再用层层厚棉布包裹，反复包裹一个多星期后，又用热汤药泡脚，吃古怪的草药，这样治了两星期，便止住了流血，身体也康复了，脸色不再苍白，干活儿如初。她天天都在称赞那位喇嘛蒙医，救了自己一条命。 一天，梗登家的阿娘来约挝姬阿娘，一同步行去看“玛玛”，表情庄重神秘而又虔诚，使我和余汝明都十分好奇。 苏子义和张松林去场部归来，路过我们蒙古包喝茶，一脸的不高兴。原来，他们被朝鲁书记批评了。苏子义说朝鲁不够意思，批评起知青来一点面子不给！朝鲁说，知青放松了自我改造，表现不如刚来时那么好了，也开始不尊重牧民了，骄傲了。张松林说，一定是有人跟知青闹了别扭，瞎告状。 听罢，我更加佩服朝鲁。他被整得这么惨，还不讲情面，而且批评的正是千方百计保护他的人。余汝明脸上浮起冷冷的笑，自语道：“看来，咱们保的这个人没保错，是块料。”言罢，他对苏子义和张松林说：“你们拆匪这帮小子，就是欠人管欠人批！”他俩没想到会碰了一鼻子灰，哈哈大笑，于是，喝着茶，吃着炸果子，又是一番乱侃，问今天是何月何日？我和余汝明都说不清。正好姜志毅也进包里喝茶，也说糟了，答不出来。 余汝明神色有些沮丧，连声叹息：“看着发了黄的报纸，讲着老掉牙的‘新闻’，我看呀，再过几年，咱们该退化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灵啦！”姜志毅喝着茶，称颂我做的奶豆腐大有进步，又说刚才碰到了陆梦云，脸色好苍白呀，像生了大病似的，吓人，她独自骑马朝北去了。 苏子义告诉大家，她被一个骚老头子强奸了，闹得风波不小。那老头子被判了刑，监外执行。这陆梦云惨透了，知青们说她出身不好，一定是对老贫牧有什么企图。几个知青追问她，为什么会出这种事。被逼问不过，她就说了，说实际上不怪那老头儿，是她自己想尝尝做那种事的滋味儿！ 姜志毅使劲摇头说不信，一个黄花闺女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咱们小队的知青再粗也不会说出这种话的！张松林表示同意，说她一定是被人逼得无可奈何才这么说的，一定是她心眼儿好，不想连累了那个老头子坐牢，所以才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 大家都说这样推论比较合理，一定是这么回事。 苏子义又说：陆梦云一个弱女子被强奸了，本来就够可怜的，应该得到大家的同情和关心才是，但是，她反而被批判，说这是阶级报复行为，说她出身不好，想用女色拉贫下中牧下水，害了那个老贫牧，据他们队的人说，那天夜里，陆梦云住在老贫牧家里，给羊下夜，当时同一个包里还有别的同学，她被强奸为什么不反抗？只要她一喊，立刻会有人帮她，再说只要她反抗，那老头儿也干不了她，所以被强奸的事要怪她自己。 其实，这事很难怪她，女孩子很羞涩，发生这种事怎么敢让别人知道。就说那天夜里，余汝明对我做那事，我一声都不敢吭，还生怕别人听见。女孩子的脸面，比什么都重要，这种心理，他们男知青怎么懂？这些想法也只有留在心里，哪能说出口。 这件事到底应当怪谁，大家议论了半天。这几个毛头小子，对于男女之事，自己都糊里糊涂，还枉判别人的是非。惟一知事的余汝明，每遇此事，总是缄口不言，像个局外人，等别人说够了，他突然问一句：她什么出身？苏子义说，她的出身是双料货，地主兼资本家。解放前，她家在乡下有土地，在北京城里有工厂。“文革”期间，她家里人被造反派赶出了北京城，到乡下去了。她家里人本想也带她去，她说要坚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坚决革命，所以报名来了内蒙古。她真不容易，都这么革命了，同学们还不原谅她，唉，也真够倒霉的。 张松林道：陆梦云要是在咱们小队就不会这样了。可是，如果她来了，咱们这里没有女知青的蒙古包，怎么办呢？ 我想起来，陆梦云来过几次，站在石棚圈旁，牵着马，呆呆地朝这边望着，站了很久。咱队的知青都在干活儿，没功夫去打招呼。再说，她是宝力格队的人，跟咱们都不熟悉。后来，她默默地走了，怪可怜的。现在看来，她一定是想到咱们队来。如果我们队有一个傻小子爱上她，不顾一切地娶了她，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咱队落户了。这群小子，实在傻得可以，男婚女嫁的事，好像一点都不懂。我真替陆梦云抱不平，她长得那么漂亮，大大的眼睛，白皙的鹅蛋脸，如云的黑发，修长的身材，为什么没人看上她呢？或许是因为她的家庭出身？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她的眼神是多么的无奈和绝望。她一定是有许多想法才来的，当时，咱们竟然没有想到这些！ 美志毅说，她太内向，来了几次，什么也不说就走了，谁也不知道她想些什么，为什么要来，唉…… 余汝明冷笑道：“她来了又怎么样？男知青谁敢娶她？双料的反动出身。她就是长得赛过仙女，也没人敢要呀。怪她自己吧，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这年头。”大家闻言，都沉默了。 陆梦云，可怜的一个柔弱少女，才经风雪欺凌，又遇雪上加霜。 大家叹息良久，饮罢了茶，各自散去。 余汝明说要去场里发信、购物，看看朝鲁。据说兵团要重新任用他。他是牧场老领导，有民族地区的工作经验，摘了“内人党”的帽子，恢复了工作，但权力受到限制，余汝明称这叫“戴了镣铐跳舞”。 余汝明骑着马，消失在云雾缥缈的远山深处。此去不知多少天才能回来。 太阳落山时，传来马蹄声响。来人下了马，拖下一袋重物，是余汝明！他竟然朝出暮归，来去匆匆。我惊讶地望着他，帮他将布口袋抬进蒙古包。他从袋里拿出许多水果，摆在土灶上烘烤，让我吃，又从袍襟里掏出一块花布、一把塑料梳子递给我。他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将我拥进他的怀中，喃喃道：“我的傻丫头，我现在根本不想住场里，我发现，我开始有了家庭观念，去了场里就想家里的老婆，就想买东西带回家来。你看，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买女人用的东西……这块花布好看吗？这把梳子，我看它漂亮，就买了给你。我只跟朝鲁聊了几句就想往回跑，想让你看见我买的东西，想让你高兴……”一番话，说得我满心的感动。虽然，我并不爱吃水果，布料颜色丑得像绿蛤蟆皮，塑料梳子只梳了一次就断了五根齿，但是，我快乐无比，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特意为我买的，礼轻情重呀！他见我这般高兴，笑了，笑得鲜活而又生动，望着断齿的梳子，一脸的抱歉。因为他的抱歉，我十分开心。他拥紧我，深深地吻着，说：“傻丫头，跟着我不会有错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走出草原，回到北京，会有小汽车接送……”我说：“不，汝明，我们的生活目的不是追求那些，我们要在这里好好向贫下中牧学习，改造世界观。”余汝明一脸的无奈，说：“你呀，一脑子的标语口号。咱们艰苦奋斗为了什么？为了吃苦而吃苦吗？你是真的要做一辈子苦行僧？傻丫头，人生的真谛都不懂哟，真是傻得可爱的傻丫头。”我正要回嘴，他用嘴唇将我的话堵在了嘴里…… 几天后，我和余汝明好奇地去看“玛玛”。那位老喇嘛一头白发，身着棕红色蒙袍，手里捏着佛珠，端坐在蒙古包中央，神态安详。面对这样高深莫测的人，我无言以对，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余汝明用生硬的蒙古语与他交谈。老喇嘛非常平易近人，说喇嘛教是佛教的变种，人们信佛，是因为佛教的主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劝人们向善行善、团结友爱的……老喇嘛也在用现代最革命、最流行的语言解释佛教，难怪人们那么信他。他真智慧。余汝明兴致勃勃地与他谈了许久。老喇嘛的话音像在念经，听了这种声音的频率，我好困，强睁着眼，终于，念经般的声音止住了，我们起身告辞，回了家。 喝晚茶时，姜志毅、恩布赫和他的弟弟巴岱都来了，余汝明余兴未了，又谈起了那位神秘的老喇嘛。恩布赫说，解放前，海力布大喇嘛尚在，喇嘛的势力统治着乌珠穆沁草原。过去，乌珠穆沁喇嘛庙气势非凡，喇嘛有数百人之多，有贵贱等级。自从满人人关后，清朝皇帝就以宗教治理蒙古人，一户蒙古人，如果有三个儿子，就要抽一个出来当喇嘛。这些小喇嘛在寺里担任杂役。巴岱当初就是小喇嘛，每天打水，扫地，照顾大喇嘛的生活起居，然后便是念经。 巴岱说，他当小喇嘛时，小喇嘛服役三年期满，想回家就可以还俗。草原人信奉喇嘛根深蒂固，像现在汉人参军一样，谁家里有一个喇嘛，就觉得很荣耀，因此，当喇嘛再辛苦，牧民们也心甘情愿。 余汝明闻言，自语道：“清帝真聪明，用宗教软化这个剽悍的民族，经过几百年，果然见效，蒙古人不再像历史上的匈奴那么剽悍，那么富有侵略性。”姜志毅也说：“对呀，牧民常说‘火勒嘿，火勒嘿’可怜，可怜，教人要有怜悯心，成了口头禅。来这么久了，没有发现牧民里有打架斗殴现象，而且都很善良，不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可能也是宗教的原因吧。”“这就叫高瞻远瞩，造福千秋万代。”余汝明冒出这么一句。 我问道：西藏人信喇嘛教，内蒙古与西藏相距这么远，为什么也信喇嘛教？而且，我还发现牧民的名字有的像藏人名字，如：嘎森尼玛、桑杰、依登扎布……而且，为什么喇嘛取名字会取藏人的名字？ 余汝明说，明摆着喇嘛教是从西藏传人内蒙古的，当然带入了藏文化啦，据说清朝皇室就信喇嘛教。历史上满蒙本是一家，都是草原马上民族。满人入了关，蒙古人就沾了光，满人是贵族，蒙古人就是二等民族，汉人成了三等民族。清帝深知蒙古民族的厉害，便实行“怀柔”政策，并采取措施，使其信教。说着，他自己也好奇地问恩布赫，内蒙古喇嘛与西藏喇嘛是什么关系呢？恩布赫说，西藏的喇嘛是内蒙古喇嘛的老师，内蒙古的普通喇嘛要想升为高级喇嘛，就要留学，受到西藏最高级喇嘛的认可。去西藏留学的喇嘛在路上要走一年，学习也要很多年，有些人一去难回，能回来的人，历尽千辛万苦。不过，学成回来，地位很高，受人尊敬，因此，再苦也不断有人去西藏留学，所以才苦苦地走呀走，跑那么远路去学经。所以要想当大喇嘛就要当苦行僧。 我恍然大悟——曾经碰见一个戴绣花藏帽的人，让我好奇得很。巴岱说，那个藏人就是去西藏留学的喇嘛带回来的，想看看内蒙古草原，却没有回西藏的盘缠了，一住好多年，现在“文革”了，不兴喇嘛教了，他回西藏也没了指望，但是仍在期盼着，怪可怜的。 一天，我碰见了文旭。他骑马而来，说正在找一头红棕色的牛，已经两天了。我请他来包里喝茶，他向来是一个乐天派，此刻，却情绪不佳，想起了他在北京天安门前哭鼻子的事。一问才知道，他最爱的外公出事了。外公曾经当过张学良的副官，后来投向了延安。解放后，外公成了国家的高级干部，工作卓有成就。文旭来内蒙古时，外公已经被江青一伙软禁了。外公非常疼爱文旭，分别犹如生离死别，所以祖孙二人在天安门前抱头痛哭。不久，外公被关进了监狱，派一个连的兵力专门监视。从此，文旭对时局极为敏感，常常当众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坏话，令人为之捏一把汗，幸亏十二小队的知青都讲哥们儿义气，没有人出卖他。 与文旭不同，余汝明是造反派，自然对中央“文革”坚信不移。但是，他父亲当过新四军，对军长陈毅十分钦佩，现在陈毅也被中央“文革”打倒了，作为新四军子弟的余汝明自然也发发牢骚。于是，两个人有了共同语言。他们的大胆言辞，正合全小队知青的口味，因此，每当文旭骂人时，大家都觉得特别痛快。 听文旭和余汝明侃够了中央“文革”，大家就学江青和当今副统帅讲话。这两位说话的共同特点就是拖长腔。大家一齐学着拖长腔说话，学完都捧腹大笑。论演技，苏子义和袁宁学得似像非像。文旭的模仿力堪称一绝，极有表演天才。其实，我模仿江青说话也挺像的。余汝明在一旁听着，悄悄地乐，有时还拉二胡和手风琴助兴。 大家说说闹闹，直折腾到天黑。
巴音宝力格牧场大门口，迎面是陶斯乌拉山，北边连着苏陶勒盖山。苏陶勒盖山，年年秋天，山上长满白蘑菇圈，一圈九个，厚敦敦，白生生的，可爱极了，也可口极了。如果运气好，一天可采一大筐呢。 苏陶勒盖山下，盖有三座大石圈，每座圈占地上千平方米，彼此间距数里，圈内隔为两半，一半养畜，一半作为储草大仓库。 这些大石圈，是草原上宏伟的建筑。每年秋季，都由最强壮的牧民去打草，在此储放，以备冬季喂养弱畜。 今年的秋季，苏陶勒盖山下异常热闹。 文旭是生产班子的副队长，分管打草工作。他干劲十足地安排劳力，召开牧业会，动员胶轮车集中使用。牧民、知青、“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全聚在一起，分工协作，打草，运输，做饭，烧茶，各行其事。一时间，人声鼎沸，机器轰鸣，大家争先恐后，就连“五类分子”们也在努力表现自我改造的真诚。 每当夕阳西下，一行行车队像移动的一座座小山，在晚霞金红色的光晕中驶向大石圈。三座棚圈里，青草一层层地高高堆起。打草队的领头人，正是因拒捕而闻名全牧场的王大可。 文旭知人善任，将最艰巨的打草任务交给王大可，封他“骠骑大将军”。王大可领命，冲锋在前，每日披星戴月，忙忙碌碌，使三座高高堆起的草山像古埃及金字塔一样壮观，令牧民们敬慕不已，过往者无不称颂，说巴音淖尔今年发了，看那青草的堆头，少说也有二三百万斤，巴音淖尔知青果真了不得！于是，王大可的大名如雷轰响。 王大可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如此拼命地干苦活儿，是想立功赎罪。唉，本来他只想教训一下桂克勇，不料，打了几下子他就死了。他暗下决心，努力干活儿，弥补无意犯下的罪过。 我负责给羊群下夜。这个季节，天亮得早，每天半夜三点便将羊群赶出圈，在晨曦中羊儿可以多吃草，多长膘。清晨，余汝明就骑马出来，换我回去。这样，我们放牧的羊群每日多吃四五个小时的草，很快就明显地上了膘。 看羊的膘情，要看羊尾。本地羊膘好，羊尾可大若脸盆，膘情差的，羊尾则小如拳头，此种弱羊很难熬过酷寒的冬季。 我和余汝明起早贪黑，将羊儿牧放得非常肥壮，羊儿走路时，气喘吁吁，肥尾左右扭动，拍得屁股“啪啪”响，滑稽极了。春季出生的数百只小羊，个头赶上了母羊，因为太胖了，模样憨得可爱。归牧途中，母羊和羔羊相互寻找，大呼小叫，一片喧嚣。 偶尔有牧人经过，便驻马而立，膛目结舌，有的干脆下马观看，“啧啧”赞叹。接着，便有三五成群的牧人前来“观光”，他们连声称赞说，想不到才来三两年的城里学生，把羊群放得如此肥壮，堪称巴音淖尔第一群，实在不可思议。一传十，十传百，牧民和知青纷纷来参观。 知青们暗暗较上了劲儿，也都早出晚归。 据说，文旭和石梅挖空心思，把牛赶到好场子去。文旭放养的牛群，头头硕大无比，肚子撑得滚滚圆，像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笼。牛肥毛色就鲜亮，晚霞照映下，暮归的牛群，毛色鲜丽，像披了炫目的锦缎一般。 石梅的外貌娇美柔弱，性格却是柔中有刚。她偏爱骏马，像溺爱怀里的小猫小狗一样，宠得坐骑奇懒无比，徒有威武雄壮的仪表，走路慢如老牛，从来都是边走路边吃草，很少抬头。让它赶羊，死拽缰绳也不肯动一动。它太肥胖了，看不见脊骨。有一个马倌儿忍不住骑了上去，不料，无论马棒打得多凶，无奈它屁股向太厚了，特别耐打，依然悠悠地埋头吃草。旁观者无不摇头而去，给它取了一个美名“大少爷”。 美丽的石梅与“大少爷”，能干的文旭和“红灯笼”，都成了巴音淖尔的焦点新闻。余汝明还特意前去观赏“红灯笼”们，结论是放牧方式不谋而合，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在这两位知青领袖的带动下，一场自发的劳动竞赛开始了。 巴音淖尔的知青们创下了当年打青草量第一，放羊第一，放牛第一，集体劳动洗羊、灌药、剪羊毛全勤的业绩。从此，巴音淖尔知青勤奋劳动的形象成了一页历史，成了牧民们念念不忘的谈资。 这是一九七O年九月的一个下午。 我和余汝明在一块旧营盘旁支起了蒙古包的骨架，盖上毡顶，然后，他去远处放牧。我解开牛车上的绳索，卸下地毡、箱柜、碗架、铺盖，拖进蒙古包内摆好，很快便收拾得井井有条，然后，用长鬃绳捆围哈那的毡子，挝姬阿娘匆匆赶来帮忙。 这时，有两个身着军装的人，骑马狂奔而来。下马后，干部模样的人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团里派来检查工作的，还询问我的姓名，知青们常去放羊的方位。我注意到这位干部神色紧张，目光躲躲闪闪。与他同来的是一位兵团战士，笑得有些神秘，突然“哗啦”一声，将枪从肩上放下，端在手里，又“啪”地上了刺刀。本来，我一直笑脸相迎，准备热情招待他们，此时立刻觉出一种异常。我也不示弱，换上威严的目光，迎住他的挑战。 两位不速之客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冒出一串问号：他们为什么不找牧民了解生产状况？为什么仅仅打听知青的驻地？为什么不询问知青的生活状况……夕阳西沉，余汝明回来了，晚霞映照着他瘦削高大的身躯。他以老牧民的姿势，撑着马杆跳下马背。我迎上去，帮着拴好马，没等他喘口气，便将自己的疑问说了。他显得有点不耐烦，将我揽在他的怀里，拍拍我的脑袋，讥讽说我疑神疑鬼。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放羊去了。与余汝明换班时，他大睁着一双明眸，定定地望住我，双手捧住我的双颊，亲吻我的眼睛。我心里热乎乎的，又带着莫名的不安，为什么，说不清楚，只有一种朦胧不祥的感觉。我把羊群交给了他，一步一回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般恋恋不舍。像往日一样，他挥着手，催我快回去…… 喝过早茶，我开始了忙碌，忽然，蒙古包外响起了马达声。响声惊醒了沉寂的草原。 一辆吉普车停在了蒙古包前，车上跳下几个兵团干部，一字儿排开，向蒙古包走来。我微笑着，迎了出去，恭请来宾进蒙古包。这群人刚刚坐下，便有人在包前大声喊叫：“长征，长征，不好啦！不好啦！”是葛温温的声音。她跌跌撞撞地闯进了蒙古包，喊道：“余汝明被抓走啦！”言罢，戛然而止，惊讶地看着满屋子人，呆了片刻，又说：“长征，你还当他们是好人呀！他们把余汝明抓走了！他们还把文旭、王大可也抓走了！” “什么？为什么？”我愣住了。 “长征，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们还给余汝明戴上了手铐！” “戴手铐？！”这句话如五雷轰顶，我顿时僵住了。这怎么可能呢？为了放好集体的羊群，他起早贪黑。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离乡背井，不远千里而来……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抓余汝明？他犯了什么法？”我厉声喝问。 “余汝明抗拒无产阶级专政，胆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你们自己人告发了他，我们有证据！现在，我代表党和政府向你们宣布：正式逮捕知青头头余汝明、文旭、王大可。”为首的兵团干部说，神情庄严冷峻。 “你们……你们乱抓人，你们没这个权力！”我气急败坏。 “我们有这个权力！”回答斩钉截铁。 “没事实根据就无权！” “你激动什么，你是他余汝明什么人！”一个年轻干部怪声怪调地问。 我顾不得害羞，大声说，余汝明是我爱人。他说，没结婚算什么爱人？我说，相爱就是爱人。年长的一位干部插话道，你不要感情用事，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论，非常危险呀，不要义气用事，忘了严肃的阶级斗争！ 什么？阶级斗争？我们知青究竟成了什么？ 葛温温更是来了脾气，吼得像发怒的小狮子：“你们乱抓知识青年，大方向错了！全错了！” 这时，姜志毅来了，见状立刻加入了唇枪舌战。 激战良久，他们起身执行公务，乱翻一气，寻找“反革命罪证”，弄得乱七八糟。 我的自尊心被深深刺痛了。 他们翻乱的柜子车里，放着全组知青的衣物。翻乱的哈马车里，放着知青们的箱子。我眼睁睁地看着，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傍晚，一辆卡车开来了。车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巴音淖尔的知青及其行李。三年前，由首都北京向草原播下的“种子”，如今竟这样相聚在一起，太幽默了。据说，要把我们拉到团部去办“学习班”。“文革”这年头，“学习班”就是受审查、受惩罚的代名词。大家都知道了他们三个人被抓的消息，眼神中流露出沉重和痛苦。此刻，我的心更是像刀子戳透了一般锐痛。 我和姜志毅上了车。石梅坐在我身旁。从前，她总是与文旭相依而坐，高傲得不可接近。今天，文旭不在，她失去了坚实的臂膀，与我坐在一起。葛温温不是巴音淖尔知青，兵团干部禁止她上车，急得她围着卡车乱转，车开了，把她一人甩在蒙古包旁。 天黑了，卡车在冷风中疾驰。 后面，紧随着几辆敞篷车，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兵团战士。前面，几辆吉普车在开道。 “好哇，我们怎么像一群俘虏兵了！” “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儿！” “哥们儿，咱包的羊群可是丢在山上了，狼群来了怎么办？” “怎么办，你瞧瞧这群大灰狼！” “什么大灰狼呀，黄鼠狼！” 有人带头唱了起来：“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大家纷纷合唱起来： 歌声，似悲似壮，亦庄亦谐，洒了一路。 公元一九七O年九月二十八日，巴音淖尔草原上，遍布着没有人放牧的畜群……
卡车在一栋土坯屋前停下了。 兵团干部叫我和石梅下车，其余的人暂不下车。我们俩下车后，被一个男战士领进土坯屋的西侧门，又拐入一间小屋。屋内，有土炕，小桌子，煤油灯。我和石梅关了房门，打开行李，铺好铺盖，然后上了炕，盘腿而坐，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因为不隔音，墙那边传来翻动纸页的清晰声响。 有人敲门。一位身材高大的兵团干部进来了，派头十足，身后跟着两个战士。他面部肌肉紧绷，冷峻的目光中透着威严，眼皮一眨不眨地逼视着我们，死勾勾地，阴森森地，长时间地盯着我们的眼睛。 我感受到了一种伤害，也不示弱，迎视他的目光，同样一眨不眨。对视时，屋里安静极了，似乎可以听见空气流动的声音。几分钟过去了，感觉却像过了几年。这种感觉，只有身临其境者才能体验。 终于，他开口说话了，声调低沉，断断续续：“你们……知道为什么来这里？” “不知道，因为我们没做过坏事。”石梅平静地答道。 “不要嘴硬。有人揭发你们知青，你们做的事，我们全掌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们不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才用这种口号。”我立刻反驳。 “不要抵赖。跟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决无好下场！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严，是专门为反革命分子发放下地狱通行证的。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太多了。” 我依然盯视着他，坚持不眨眼皮，直瞪得眼睛发酸，快流出泪来。原来，使劲瞪眼睛还挺费劲的呢。不知过了多久，他渐渐收回了目光，然后盯住墙壁说： “有什么事，跟这两个干部说，以后的活动由我们安排。”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走了？”“走了。”“不知怎么了，他一说话我心里就发抖。”石梅坦率地说。 “我也冷得起鸡皮疙瘩。”我说。 石梅说：“看来这个人过去可能是专审犯人的，要不然怎么说话跟常人不一样，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他一定用了一种气功，让对方感到恐惧。他一定会这种功夫，不然，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有相同的感觉呢？哪有不说话专看人眼睛的呢？这种人，自称专开下地狱的通行证，说不定搞过多少冤案呢。” 我的头皮有些发麻：“会不会把我们也给错开了去地狱？” “不会的，咱们阳寿未尽。”石梅说。 我俩相视而笑，心中都有说不出的凄凉。我们都在担心自己的爱人了。余汝明和文旭今夜住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实行酷刑，甚至开他俩的斗争会？夜深了，我睡不着，想着明天，如果国庆节开斗争会，余汝明会被押上批斗台吗？如果给他“坐飞机”怎么办？想到这里，我的头像炸了似的，一片混乱。我听见石梅也在轻声叹息，她也一夜未眠。 国庆节清晨。 团部操场上坐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前方临时搭起一座台子，正中摆着办公桌。有人在领着呼喊口号： 今天是国庆节，喊这种口号，气氛像开公审大会。 有人低声说：“哥们儿，这是拿咱们当国庆献礼的阶级斗争战利品呢！” 一句话提醒了所有的人。 大家立刻摆出大义凛然的架势。 会场正中部分，是留给巴音淖尔知青的位置，两侧排列着虎背熊腰的男兵团战士。知青队伍排成双行，由后面列向台下。这种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口号此起彼伏，喊得声嘶力竭，好像兵团战士与老知青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巴音淖尔的老知青已是地道的老牧民形象，面对气势汹汹的口号，高昂着头，面不改色，与兵团战士们微笑致意，时而扫视整个会场，时而指指点点，好像是来检阅兵团战士似的。兵团战士们开始惊讶了，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你看，他们满不在乎的样子。”“真是顽固不化，反动透顶！”“唉，他们老知青为什么反动呀？”“咱们也不知道，还不是听领导说的。”“我听说他们使劲保一个‘走资派’。” 一个兵团干部宣布：“国庆献礼一一阶级斗争批斗大会”开始。 我立刻紧张起来，如果余汝明被押上台批斗，怎么办？我一夜未眠，早晨又发了低烧，头很痛，眼睛努力地睁大，望着台上。这时，兵团战士手拿发言稿，大踏步走上台，一个接一个，高声朗读批判稿，义愤填膺，时而振臂领呼口号，喊得震耳欲聋，台下更是群情激愤，吼声一片。 但是，发言十分空洞，大同小异，吓人的帽子满天飞，渐渐地，人们感到乏味了。显然，发言者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批判的是什么。于是，大家乱纷纷地聊起天来。我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了下来。他们普遍只有十六七岁，还是半大孩子，有的刚上初中就停课闹革命，成了半文盲，才到兵团没多久，还不大懂遵守纪律，看见被批判的老知青在聊天，很快便受了传染，而且聊天聊得哈哈笑。大伙儿都盼着文艺节日快上演，纷纷将目光投向那些涂着红脸蛋儿、红嘴唇的“演员”。当最后一个人发完言时，台下响起了整齐的鼓掌声，集体催促演出开始。就这样，批斗大会走了过场。 会场活跃起来，以方阵为单位唱起了歌，还有人站起来指挥，乱挥乱舞地打拍子，互相拉歌，早把“批斗”忘到了脑后。 会议在唱歌跳舞中结束了，但是，浓浓地笼罩在我心头的不祥之感，却依然没有淡去。 次日，在兵团干部的带领下，全队知青学习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语录，然后分组讨论。入秋以来，知青们太累了，可以借机休息一下。 宣布自由活动时，我买了日记本、几斤点心和糖果，然后写了长信，用心爱的白纱巾包起来。石梅也和我一样，包好物品和信。我俩一起去交给了兵团干部，托他们转给余汝明和文旭。 信里，我写满了对他的思念，希望他多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祝愿他早日平安归来……
我们度过了三天逍遥的日子。 第四天。清晨。我团的汤副政委、保卫股江干事一行人光临土屋。 江干事昂首挺胸，代表团党委宣布：本次学习班，定名为“五不准学习班”，除了严格执行全国“五不准学习班”统一的规定外，还要严禁互相交谈，严禁互通信息，必须背对背互相揭发，江干事称： 江干事正值壮年，讲话中气十足，跟在汤副政委身后的干部们，个个目光冷峻，有一种威慑力量，他们向“阶级敌人”开战了！ 知青们心里明白，严峻的较量开始了。 汤副政委抬手指我，喝道：“你！起来！跟她们走。” 一位眉清目秀的女转业军人和一位便衣女人闪了出来。 汤副政委继续喝道：“石梅，还有你、你、你！”他的手指移向姜志毅、袁宁和雷幼月：“也起来，跟她走。” 我从容地站了起来，与石梅、姜志毅、袁宁、雷幼月一起，跟着女转业军人，步出土屋，心中竟然升起一种生离死别的情感。我禁不住回头望望知青战友们。 “快走！”女转业军人低沉而威严地命令道。 我震怒了，但清楚眼前的处境，强忍着。我们的身后又出现两名男转业军人，带着我们在一片土坯房中拐来弯去，走进一座陋屋后，男转业军人退离，那便衣女人关了门。 两位女领导并排而坐，另有七人分坐南北两炕。 便衣女人自我介绍姓徐，名永红，现年二十四岁，下中农出身，内蒙古大学一年级学生，“文革”时辍学，搞了一年运动后支边。党组织信任她，让她与王同志负责这个学习班，希望我们积极配合，老实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徐永红的语气诚恳，但相貌太丑陋，一张脸像踩扁的柿饼，鼻子与颧骨一样高，两眼相距很近，说话时，细小的眉眼像在挤来弄去。她颇有口才，讲话滔滔不绝，弄得王同志插不上嘴。 王同志长得很美，面容白皙，高高的鼻梁，两道又弯又长的黛眉伸向双鬓，黑密睫毛下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颇显得深邃，那里面蕴含着什么？她紧闭红唇，很久不说一句话。 徐永红讲完话后，便背诵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又背诵马、恩、列、斯以及林彪的语录，思路敏捷，口若悬河，直到中午，还轮不到王同志讲话。 吃午饭时，徐永红命令我们排队。走在村间路上，路人指指点点。进了食堂，徐永红说，这里的大师傅是专给团首长做饭的，手艺好极了，吃他们做的饭，是落实“优待俘虏”政策。大师傅端来了饭菜，“咚”地摔在桌上，汤水四溢。大师傅正色道：“听见了吧，吃了我们做的饭，就要好好交待问题。”食堂门口挤满了人，像在围观珍稀动物。人越聚越多，看得我们如芒在背。 回到“隔离审查”屋，徐永红去上厕所，我们有了享受短暂自由的时间，叽哩呱啦地说话。袁宁说，姓徐的说话一套套的，有那么点水平。雷幼月说，她多读了几年书，受修正主义教育的毒比我们深，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姜志毅表示赞同说，看她咬文嚼字的酸相，一个地道的小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才来两个月，住在团部，根本没有和贫下中牧同吃同住，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们？！ “对！说得对！” “那个老转（转业军人）王同志为什么不说话？” “她是幕后指挥？” “也不像，好像她的眼神中有其他的东西……” “注意了……”石梅开始咳嗽，示意大家小心。大家立刻转移话题。雷幼月自吹自擂，袁宁表示不服，姜志毅插进来一些笑话，我和石梅哈哈大笑。徐永红踏进门坎，生气地扫视着大家，脸色由白而红，又由红而白。她坐了下来，打开记录本，要求大家谈谈来边疆的目的，是不是有个人野心。 袁宁反应很快，说：我来内蒙古，主要目的是替国民党还债。 徐永红惊异地瞪大了眼睛。 袁宁不动声色地继续说：“过去，国民党欺压少数民族。现在解放了，各族人民大团结，一律平等，政策虽好，但是落实不够。作为汉人，我们应当感到内疚，所以说我们是抱着管国民党还债的心情来边疆的，要为少数民族说话，替他们办事。” “你再说一遍，替国民党还债是什么意思？”徐永红咄咄逼人地问。 “国民党欠了少数民族的债，少数民族恨汉人，我们作为汉人，难道不该替国民党来还债吗？” “替国民党还债？” “那当然，我们是汉人嘛，理所当然要替汉人还债，当然也就是替国民党还债啦。” 石梅听罢，笑道：“大头！你又造出这么个一鸣惊人的奇谈怪论来，我们还得跟着你替国民党还起债来了。” 徐永红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感动。 她是个蒙古族人，红着脸走出屋去。 袁宁说：“瞧她那德行，丑里八怪的，还管我们！” 恰巧徐永红进屋，闻言脸色一直红到了耳根。 过了一天，徐永红找了一个机会，讲述自己的脸为什么丑，那是因为一次做化学试验，玻璃瓶爆炸，她奋不顾身推开别人，炸伤了她自己……接着，徐永红向我们宣布，袁宁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准予离开“重点审查”班。显然，徐永红不仅对袁宁的“还债”说有好感，而且并不介意他的攻击。 袁宁第一个从这里毕业了。 此后，我们一个个轮流谈“目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白：大多数知青来内蒙古的目的是纯洁高尚的，如果真有野心，干嘛跑到这人烟稀少的大草原上放羊？ 徐永红无言以对，转向了我，说有人揭发我曾经是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联动分子”，让我交待。我根本没参加过，不以为然，她若不信可以派人去北京调查嘛！ 徐永红上厕所去了，我就叽咕根本没参加联动，干嘛乱揭发。石梅说，不要紧，没一定身份想参加还不行呢。咱们巴音淖尔的知青什么派都有：造反派、保守派、老兵、四三、四四、红代会……其实，什么派不派的，现在都是“保朝派”，谁计较过去的事，管它什么“联动”的，你大可不必介意。雷幼月也说：我们谁也没有怪你是“联动”嘛。大家纷纷用宽容的口气安慰我，说不在意我是“联动”，好像我是撒谎的孩子。可是我在意。我不赞成“联动”。据说，他们按父母职位的高低排等级。 这几天，学习的内容是《毛泽东选集》，讨论党的“坦白从宽”政策。徐永红整天板着脸，一丝不苟地背诵最高指示。王同志依然一言不发。徐永红上厕所频繁，每当这时，便是我们最快活的时光。 一次，徐永红和王同志不在，我们四个进行了危险的串供活动。 通过分析，大家心里有了点底，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了“重点”，精神上相互依靠。怕什么就真的来什么——小木门突然推开了，汤副政委背着双手，挺着发福的肚子，气宇轩昂地立在门口，表情严厉，目光灼灼，威严地扫视着我们。我们全都呆住了。他回身点头示意，徐永红进来了。 这个汇报大王！ 我憎恶地望着徐永红。 这一刻，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憎恨爱打小报告者。她真聪明，搬来大人物压我们，打掉我们的锐气。她办到了。 汤副政委宣布，从今天起，姜志毅、雷幼月回学习班，我和石梅留下继续隔离审查。从前在学校，如果我被单独留下，一定是我又取得了什么好成绩，或者有好消息等着我，现在留下来，却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中的重点，心中的疼痛和万千感慨难以言喻。 汤副政委语气凝重地宣布了时下“一打三反”的战果，知青们纷纷反戈一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得以空前显示，一切反动分子正在遭到毁灭性打击，一切负隅顽抗者，下场都将是很惨的，剩下的机会不多了，各位好自为之。以巴音淖尔队三个坏头头为首的知青反革命小集团，恶毒攻击以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音宝力格牧场革命委员会，并且有“5·16’分子重大嫌疑。在“五不准学习班”里，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革自己的命，革一切反动分子的命，向党和人民，向组织老实坦白，写了大量揭发材料，三个知青坏头头已经被孤立了，他们确有大量的反革命言论，反对“以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讲到这里，他的语气更加威严，说： “你们是审查的重点，在政策的感召力下，无动于衷，不闭门思过，公开嘻嘻哈哈，特别是长征和石梅，今后不许再给余汝明和文旭送东西！我正告你们，你们送的东西，都到不了他们手里。至今，你们还与两个坏头头划不清界限。我再正告你们，写信不要再卿卿我我，那么肉麻，要敦促他们老老实实交待问题，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警告你们，必须向党和人民彻底坦白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是一句空话，即使你们不揭发，只要有三人揭发，你不承认也会立案，三人为证就是证据，就可以定案。到那时，后悔莫及。其实，现在让你们交待，就是给予你们最后的宽大机会。你们的态度决定了对你们处理的轻重……” 徐永红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在一旁敲边鼓。她要求牢记汤副政委的重要指示，争取宽大处理，是否对坏头头判刑，要看他们态度的好坏，对我们也是如此，否则，绝没有好下场！ 我真想对准她的柿饼脸给一拳，但是，我忍住了，为了余汝明，我必须要忍，忍！ 我使劲咬住嘴唇，脸颊灼烫，耳朵嗡嗡作响，他们还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记得姜志毅和雷幼月就要离去了。 他们俩走了，跟在汤副政委的身后。 徐永红送汤副政委出门，恭敬地尾随了几步，目送着他们远去。 我与石梅无奈地相视一笑。 此刻，石梅美丽的脸颊上，透着沉郁和矜持。她一向清高，气质不凡。记得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她时，她高昂着头，神情高傲，只跟文旭说话，十二小队人员中只有我是个女生，她却不看我一眼。我的自尊心被刺伤了。有人说她看了很多很多资产阶级的书，像一团谜，难猜。如今，我与她朝夕相处，发现她其实很随和。 自从只剩下我和石梅，便不再议论什么。 小炕桌上，摆着纸和笔，还有满瓶的蓝墨水，显然，徐永红指望我们写完这瓶墨水，交待得越多越好。我和石梅整天坐在桌前犯傻，天天听徐永红训话。写这种揭发材料，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厌烦，绞尽脑汁也憋不出什么词句来，比放羊累多了。 石梅出门去小解，我悄悄看了一眼石梅桌上的“检查检举”材料，上面写道： 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最大缺点是爱虚荣，爱漂亮，喜欢小花手绢。每次到了商店门口，我都控制不住自己，想去柜台看看，凡是好看的花手绢，我都买，像集邮票一样。我保存了很多花手绢，常常独自观赏。文旭知道了我的爱好，便常常买各种各样的花手绢送给我。现在，我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行为完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 文旭送给我花手绢，实际是纵容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原则的表现，作为资产阶级出身的我，不应当用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去影响无产阶级出身的文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谆谆教导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商店里卖出的商品，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买了那么多手绢不用，人民就买不到了，也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这是自私自利的表现，是利用合法手段的浪费，浪费就是犯罪。因此，买花手绢用于收藏，就是变相的犯罪行为。我的这种犯罪行为还影响和腐蚀了文旭，这是我的罪过。文旭买手绢送给我，实际是我的罪过。我忠诚老实地向党和革命人民认真交待，坦白自己的罪过，绝不隐瞒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使自己做的每件事情，每个行为都要符合无产阶级的标准和要求，在艰苦的劳动中努力改造思想，最终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分子…… 哎呀，她太聪明了，我暗暗叫好。 我一副鬼鬼祟祟的嘴脸，被石梅回屋后撞见了。她朝我诡秘地一笑。这一笑，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寓意。嘿！找到样板了，可以模仿一番。于是，我便抓住个人私字一闪念，无限上纲——这是目前最时髦的思想斗争方法。我搜肠刮肚，大笔一挥，洋洋万言，将我从小到大犯的缺点错误—一罗列，连上小学时与小朋友们闹别扭也亮亮相，狠斗私字一闪念，将芝麻小事无限批判，直至骇人听闻。写毕，我冷静地审读了一遍，天哪，这些极端的语言，连自己也吓了一大跳。我扪心自问，这是怎么了？为了应付“交待检查”，就心甘情愿地给自己涂成大花脸吗？本来清清白白的人，为什么要把自己说得这么坏！我怎么了，有何过错，又妨碍了谁？这么罪恶累累，这么十恶不赦，我是谁？我活成了什么？除了真心地爱余汝明，我从未触犯任何禁忌。 一股辛酸，涌上心头。 抬眼看徐永红和王同志，她俩正闲坐在南炕上，百无聊赖，脸上却是掩饰不住的焦急。 我将写好的厚厚一摞材料，交给了王同志。她看都不看，便转给了徐永红。徐永红匆匆浏览了一遍，脸色一沉，将材料摔在小炕桌上，厉声喝道： “言之无物，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这办不到！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的对象余汝明已经落人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铁证如山，国法难逃！你不老实交待，反而为他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将他描写成一个英雄，欲盖弥彰，放烟雾弹。告诉你，罪加一等。我代表组织，给你一个忠告：将功赎罪，重新做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何去何从，你可以选择的机会不多了。” 好让人恼火——我连穿开裆裤时的过错都披露了出来，难道还不老实？我明白了，她让我写的不是检查，而是“反革命分子认罪书”！只有自我栽赃，直至升级到“反革命破坏”，才算做“老实”。那就说实话吧，我从小就是好学生，是少先队大队主席，后来是共青团支部书记，一直受到老师和家长的表扬，从未写过什么“检查”，更没有搞过反革命破坏，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她就不想一想吗，我一旦承认了“反革命”，意味着什么，后果是什么——我的一生将被彻底毁灭。 是谁一一使她变得这么残酷！ 是谁——使她变得这么没有人性！ 徐永红又递来一摞空白纸，让我重写。我扭头看看石梅，她正伏在桌上，眉头紧皱，一脸苦相，显然也没过关。 我苦思苦想，头都想疼了，也想不起自己有过什么反革命罪恶。我根本不认为保朝鲁书记是反革命行为，做人要光明正大，我不会通过检举别人以解脱自己，更不会按照他们的命令去揭发自己的爱人。一横心，干脆不写了！ 我开始在纸上画圆圈儿，从早到晚，画满了大大小小的圆圈。 夜里，徐永红怒气冲冲，说我对抗检查，态度极不老实，并且威胁道： 我不理睬，依然画圆圈，大圆圈套小圆圈，一直画下去。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我已经很多夜晚没睡着觉了……
小木门开了，一位穿军服的瘦老头儿喊我的名字，叫我跟他出去走走。我很高兴，如获大赦，闭门思过这么多天，差点被憋死。走出小屋，在蓝天白云下，我深深地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跟在老军人身后慢慢行走。 瘦老头儿带我来到一座坍塌的土坯墙旁。我们开始相互打量。这位军人有一张饱经风霜的黑脸膛，浓眉下闪烁着一双诚实的眼睛，厚嘴唇，宽下巴，紧扣着风纪扣，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自我介绍姓田，让我叫他“田叔”。他说，组织上知道我是革命军人的后代，便派他找我谈话，为了挽救我，他才硬着头皮接受这个任务，希望我悬崖勒马。他知道我在部队中长大，认为我对党有感情，也有改邪归正的希望。渐渐地，我听明白了，他是在拿我当敌人的堡垒来攻克了。他还说，你是在咱们部队长大的孩子，再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要信任组织，认真交待，揭发你们知青中反革命集团的内幕和罪行。 听到“反革命集团”、“内幕”、“罪行”，我睁大了眼睛，怀疑是不是听错了。田叔依然在诚恳地讲着，动之以情，讲了很久，也真的使我深受感动。可是，田叔阿，您说得再多，我也不是反革命啊！知青里没有反革命集团，我不能编了瞎话骗您啊！ 田叔启发我说，巴音淖尔知青都有外号，都带个“头儿”，什么“韦头儿”、“王头儿”、“张头儿”……解放前，青、洪帮的头目就叫“头儿”，显然，知青反革命集团有好几个头儿。还有，知青们的名字也取得有严重问题。例如袁宁——“宁”字是列宁的宁，经过分析研究，他取这个名宇别有用心，是想当列宁，有政治野心。他的外号叫“大头”，是不是妄想当袁世凯？袁世凯的外号就叫大头。田叔说，他讲这些，是为了点拨一下，启发我自觉揭发。 我哭笑不得，劝田叔别误解知青。 田叔说知青的外号有“匪气”，要进行阶级分析，很可疑嘛，一定是知青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形式。“头儿”的下层组织是什么称呼？你们这个集团进行了哪些反动活动？ 天啊！外号也成了“罪证”了。 显然，情况非常严重。兵团领导已经认定知青里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有组织，有纲领。只要我点一下头，那么必定会牵连那么多有过“头儿”外号的同学。田叔说得很清楚，只要我承认知青中有“反革命集团”，就会对我宽大处理。他亲切地望着我，语气动人，目光里饱含着无限的期望，那神情真是感人。 我摇了摇头，告诉他，巴音淖尔知青中的确没有反革命集团，被抓走的三个知青也不是反革命，接着，一五一十地陈述知青的所作所为。田叔听着听着，脸色变红，变白，又变紫，恨恨地说：你不承认没关系，只要有一个人作证，我们都可以给你们定罪！你一定要好好反省，回去吧！ 这是一个寂寥的傍晚。 徐永红和王同志到团部开会去了，布置我和石梅好好反省。我们认为机会难得，应该回队去看看同学。 走在土路上，我们老远听到了男声在合唱样板戏，循声来到了仓库，里面空空荡荡的，没有家具，没有炕，草垫上摆着十几个人的铺盖，巴音淖尔的知青们横七竖八地坐、卧在上面。这群小子们，谁也不看谁，只顾使劲地嚎唱。 大门被推开了，田叔和汤副政委走了进来。但是，没人瞧他们一眼，知青们唱罢一曲，又唱一曲。田叔干咳着提醒大家，团首长大驾光临，仍然无人理会。知青们公然忽略他们的到来，令他们难堪之极，站了十几分钟，竟没有人溜他们一眼。汤副政委十分无奈而又十分严厉地转向我们，大声喝道：“你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回去！” 没有人理睬我们，我知道，我们与大家之间裂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冰缝，我像掉进了冰缝里，连心都冻结了。短短的一个月，知青们的变化多大呀。曾几何时，知青间有过的亲密友谊和深刻信任，已经不复存在了，彼此之间都感到陌生。我恨，恨这种“背对背揭发”，恨无端地整人，恨无休无止的斗争。他们还要毁掉什么？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我和石梅默默地走出库房大门，没有反抗。一路上，我心里很难过，我看见石梅也在难过、伤心…… 起风了，内蒙古十月的天气已经寒冷。 苍穹中，几颗星星闪着幽光。 夜深了，睡在炕上，我和石梅各自想着心事。我知道她在想文旭，因为我在想余汝明了，很想很想。一想到他在被抓时戴了手铐，我的心就像针扎那么痛。我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对他的感情变得很深了，深得一想起他就心口疼痛。我不知道爱一个人是不是犯法。我正在被审查，应当尽量不去想他，可是，我做不到。我觉得心口被撕开了，流着殷红的血。我恨自己猜疑过他，猜疑他以前跟别的女人也有性关系，不然，他为什么会那么懂得避孕？现在，他被抓走了，我的胡思乱想也消失了，脑子里只剩下他的影子，他的微笑，他的热吻，他不停地叫我的“傻丫头”，他干活时卖力的样子……我忘记了他做过的一切错事，只记住了他的好处。 我想他，想他！想得心都痛了啊。 我和石梅想起看同学的事，都为同学们的冷漠而难过。石梅倚着炕桌，说：“咱俩现在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我说：“该上演霸王别姬吧？”石梅叹道：“霸王落入虎口，谈何别姬，连自杀都来不及了，该演出的是孟姜女哭长城呀。” 将心比心，我知道她很难过，便硬着头皮安慰她。 石梅哑着嗓子说，她出身不好，压力更重。田叔找我谈话而不找她谈话，说明田叔根本认为她不可救药了。她说她历来有自知之明，处处小心谨慎。文旭这次遭遇大祸，正应验了一位算命先生十年前讲的话，说他二十出头要有一个坎儿，果然，这个坎没过好，惹了大祸。她痛心疾首，认为是她害了文旭，是她鼓动他报名来边疆的，不然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徐永红外出回来，拿着两张表格让我们填写，强调家庭出身栏要写详细，不得隐瞒，说完便又出门去了。我一看，表格要求很怪，家庭出身要填写祖宗三代。我下笔一挥而就，写下了三代人的光荣，心里洋洋得意，早忘了父亲正在遥远的地方遭受着人生磨难…… 填完了表，我扭头看石梅，见她正握着笔发呆，便拿过她的表格观看，大惊，原来她父亲担任过国民党政权的要职，其母亲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我愣住了。石梅夺过表格，面颊涨得通红。 不知什么时候，徐永红已经站在了我们旁边，嘴角流露出嘲弄的笑意。 就在这一瞬间，我终于理解了石梅的清高、冷漠、谨慎与矜持，也明白了她为什么一直回避我。 我们相对无言，沉默。 整整两天，我都在沉默中思考。 徐永红乘石梅外出买东西，抓紧时机，进行离间，并且劝我反戈一击，尽早回到人民的怀抱。 她滔滔不绝，每一句话都令我厌恶。我扭过头去，不想看她。 石梅已经选择了支边，这需要多么大的献身精神，为什么要怀疑她自我革命的真诚？仅仅出身不好，就永远不给出路吗，就否认她的一切美好与善良并把她往死路上逼吗？ 我终于想通了，决定与石梅风雨同舟。两天来，石梅的表情变化也很复杂。她不再难堪，不再回避我，主动与我说话了。我知道，她不会向命运低头，她是那种柔中有刚的优秀女性。 石梅介绍了自己的父亲，说他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支持共产党，说国民党最初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就是国民党。尽管如此，她父母一直有清醒的认识，从小教她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不要指望父母，因此，她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成绩始终保持班级第一，由于品学兼优，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选为班长，还任过少先队大队长。到了中学，她更加感到了出身的压力。“文革”开始后，她自觉地成了逍遥派。 她诉说着，目光那么诚挚。谈到文旭，她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我知道她在为文旭心痛。她讲述了她与文旭相爱的过程。 初中时，文旭是班里最淘气的学生，课堂上，无时无刻不在做小动作。他不是多嘴多舌地打断老师讲课，就是玩弹弓，给前面的同学背上画小王八，弄得同学哄堂大笑。老师只好让他与班长石梅同桌，指望品学兼优的班长管住他。文旭便在课桌上划了“三八线”，不许她越界。他像患了多动症似的，不停地动。女班长对他颇不客气，管来管去，他就真的老实了。石梅学习成绩拔尖，相貌也是班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不自量力的文旭竟然向她提出来交朋友。石梅说，只要他不再淘气了，就同意跟他好。文旭果然真的不再淘气，听她的话。于是，她就真的跟他好上了。“文革”开始了，出身不好的同学靠边站，出身好的同学大多数都加入了红卫兵。但是，出身好的文旭却始终陪着出身不好的石梅当逍遥派。别人打派仗，她就将他带到图书馆，两个人整天泡在那里，读遍世界名著。她称这是替他“扫盲”。她说文旭是个大孩子，很聪明，记忆力超常的好。后来，他的学习成绩也在班上很拔尖了。文旭对家庭的依赖性太强，于是，石梅动员他远离父母，去艰苦的地方锻炼。来内蒙古便是石梅的主意。当时，文旭依然做着上大学的梦，是石梅的行动影响了他的选择。 不料，文旭遇到了如此的不幸。石梅深深地陷入了自责的深渊里，非常痛苦…… 这时，一个兵团战士进了屋，说是汤副政委有请。我和石梅去了他的办公室。他依然是哼着老调子训人。我和石梅回屋后发现铺盖变了形。我再看自己的枕头，明显地被人翻过。石梅说，她的东西也被翻过。看来，我们已经被更加严密地监视起来了。石梅提醒我，赶快将《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集》处理掉，尽管是新华书店公开发行的，也会被他们利用，作为一种证据。 我慌忙将书藏在衣服里，逃难似地进了厕所里，匆匆将书处理了。一回到屋里，我立刻就后悔了。太可惜了。 夜里，我坐在煤油灯前，黯然神伤。石梅劝我别伤心，并且告诉我，她带到内蒙古的一本爱情诗集，是郭沫若编辑的世界名人的爱情诗，里面还有精美的插图，是她最心爱的一本诗集，被汤副政委拿走了。汤副政委说，只要是资产阶级的就要批判！他把书装进了自己的挎包，说要带回家去批判。就这样，他抢走了石梅心爱的书。 石梅的话音充满后悔，怪自己太大意了。其实，这本书最不该被汤副政委拿走，别说批判，他能读懂就不错了。 “五不准学习班”终于结束了。 石梅被通知与巴音淖尔的知青一齐回巴音宝力格牧业队。有关负责人称，由于我态度极不老实，故留下来，继续办我一个人的学习班。 石梅走了，我为她高兴，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恋恋不舍，像失落了什么。以后，我再也没有人可以交流了。 现在，只剩了我自己，我知道，这是诚实的代价，正如徐永红所言，“知青反革命集团”的下场。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小屋里显得很冷清。徐永红常去团部开会，只剩下王同志看守着我。石梅临走时，一再叮咛，千万要提防王珏这个人。 王珏的容貌非常完美，像一尊古希腊女神雕像。她天天盯着我，不放过一举一动，我也盯着看她。当我们的目光相撞时，她便移开视线。其实，我常常将她作为艺术品观赏，她真的太漂亮了，有着典型的东方美人相貌，乌亮的黑发梳成长辫盘在脑后，皮肤洁白如玉，一对亮眸似盈盈秋波，目光温柔，只是少了些纯真，眼角隐约可见的细纹显示了她的年龄，不然，真的会倾倒无数俊男。她总是穿一身褪色军装，然而，依然遮不住她身段的柔美曲线。她一举手，一投足，一回眸，都像一种风景，十分有韵味儿。我猜想，她一定是来自部队歌舞团，曾经是舞台上的宠儿。她怎么会来到这个人迹稀少的穷乡僻野？其中必有特别的原因。她的沉默寡言和眼神中的忧郁像团谜。她名为重点学习班的领导，却更像是一个受审查者。 王珏格外注意我的生活小事，漫不经心地问我想吃酸的还是辣的。当我洗身子时，她就睁大了眼睛看，让我很难堪。虽然都是女性，这样做毕竟不好。我隐约地意识到其中必有原因。 一次，我在炕上摆弄卫生纸，又钻进被窝里换下染血的内裤，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然后匆匆收拾自己的行李，沉着脸跑出门去。 我洗好内裤，晾在铁丝上，门被推开了，汤副政委和王珏一同进来了，糟啦！我来不及取下内裤，被这么一个男人看见了。汤副政委愣在那里，表情极为尴尬，一脸的失望。王珏埋怨地斜睨了汤副政委一眼。他明显地感到了她的不满，讪笑着，眼神变得非常复杂难懂。我也僵在炕上，望着他们难以言喻的表情，再望望高挂在头顶上的内裤，它似乎正在接受瞻仰。啊！我突然明白了——堂堂的汤副政委究竟派给了王珏什么任务。 我脸色绯红，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侮辱，更明白了我和余汝明的“结婚申请”为什么被驳回，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将我单独留下。原来，他们在期待上演一场批判斗争“未婚大肚子”的好戏，在男女关系上大做文章。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因此而使多少男男女女命丧黄泉。原来不批准我和余汝明结婚的企图，竟是如此险恶与龌龊，这是正派人干的事吗？这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公开杀人！ 然而，当一条血污的裤权高高挂在他们高昂的头颅上空时，他们便惨败下来。我难以掩饰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女知青——对他们的蔑视。 我想起初来学习班头一个月没来例假，那是因为情绪波动引起的，他们便以为我怀了余汝明的种，将此事视作是余汝明的罪状之一，于是派王珏监视我，意在证实。 王珏沉着脸，收拾自己的行李。一名男兵团战士进来帮忙。汤副政委亲自动手，与战士一起将行李搬出去。王珏出门时，向我送来同情的一瞥，低声说“再见”，头也不回地走了。 徐永红称：为了“优待俘虏”，带我去看革命电影受受教育。她的口气里充满了鄙夷，我听了，像吃了苍蝇似的难受。 团部篮球场上，早已挤满了人，人声鼎沸。电影尚未开始，放映机前亮着灯，照着几张空藤椅，椅前条桌上整齐排列着茶杯、暖水瓶。这是团首长的宝座。主人不来，电影是不会开场的。他们常常自称“人民公仆”，却一直处处享受人民主人的特权。 我们来晚了，挤不进去，只好站在外围的土墙旁，伸长脖子观望。最近身体不大好，站一会儿就累了，我便蹲在地上等着电影放映。 正蹲得无聊，徐永红走到我面前，叉开双脚站定，用戏剧般的腔调大声喝道：“长征！站起来！’语气里充满了侮辱。 我抬头望她，见她双手叉腰，摆足了威风，俯视着我。我冷笑了一下，不予理会。她转了一下眼睛，忽然亮开哑嗓子唱起了样板戏，惹得人们全都扭过头来看。她头戴军帽，军用皮带将肥胖的躯体拦腰一勒，像只细腰大马蜂，高耸的胸脯上别着一枚碗口大的毛泽东像章，肩上斜挎军用书包，这是当今最时髦的革命扮相。从她的装束，我看到了自己“文革”初期时的影子。那时，自以为这种装束是最革命的，如今，又看见这副模样，心里只有苦笑着。看样子，徐永红是精心打扮了自己的，为了不遮住皮带勒细的马蜂腰，她披着棉衣，敞开胸襟。她演唱的是杨子荣审问小炉匠的一段对唱，边唱边斜视着我，意在告诉观众，她是杨子荣，我是那个猥琐的小炉匠。我不能容忍她的浅薄和对我的人格侮辱，待她唱完，我站起来，也含沙射影地唱起了“阿庆嫂智斗刁德一”。我愤怒地指着她，拖长了腔，高声唱道：“刁德一，又耍什么鬼心肠……”这一下子，我把自己唱成了阿庆嫂，徐永红便成了汉奸刁德一。我不仅气势盖过了她，而且居高临下，多少日子来的忿懑、不平、厌恶、蔑视，全都凝聚在我亮亮的唱腔里，我觉出了声音的颤抖与高山流水般的奔泻，更觉出了自己目光中喷出的怒火。观众一片叫好，有人叫道：“这个蒙古老乡嗓子真不错呀。”老乡们见我穿着蒙袍，以为我是牧民呢。徐永红脸涨得通红，正要发作，电影开始了，因为主人们已经入座。 第二天清晨，徐永红早早出了门，我猜她是告状去了。 果然。傍晚，汤副政委光临，双手叉腰，—一数落我的现行罪恶，并说：“长征，你竟敢看帝国主义的反动小说！美帝作家写的东西，怎么能看？！铁证如山，你有什么可狡辩的？你以为自己把书藏起来了，我们就不知道了吗？自作聪明！”我没有兴趣回答，把脸转向别处。 汤副政委又说：“还有，这次填写阶级成份表，你该看清石梅的真面目了吧？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她干活儿的时候，居然敢看黄色的资产阶级恋爱诗，下流到什么程度？你怎么跟这种人混在一起？” 石梅心痛她的诗集。我心疼我的小说集。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这样一部不朽的杰作，居然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小说”，而且再也看不成了。我暗自可惜，一抬眼，看见了一旁的徐永红。她面有得意之色。汤副政委依然在喋喋不休，“你要清楚自己正在受审查，老实做人，接受徐永红的监督。你竟然骂徐永红是刁德一？她是组织上派来的人，你骂她就是骂党组织！” 我沉默不语。 徐永红说：“你看帝国主义的反动书籍，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挑战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呸，放屁！”我含泪顶撞道。 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徐永红瞪圆眼睛，跺脚尖叫道：“反了反了，好哇你！我是代表党对你说话！你敢顶撞党，绝没有好下场！” 我知道，她还不是党员，只是拼命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怎么能代表党？我当过团支部书记，知道不少，干脆一顶到底，说：“你连党员都不是，就自称代表党，你照照镜子，你配代表什么？” 徐永红的脸憋成了猪肝色，气得语无伦次。 “住嘴！长征！徐永红是组织上派的，她的话就是代表组织。她本人的入党问题，党正在考虑。你必须接受她的批判，组织上给了她这个权力！” 说完，汤副政委走了，徐永红赶紧去送他。 我获准去团部小卖部。徐永红跟在后面，不断地大声喝道：“快走快走！”就像舞台上民兵押着坏蛋的样子。她很得意，神情也很夸张，却深深地伤害了我。路人纷纷注视着我。走到小卖部门口，遇见一位北京知青，他亲热地与我打招呼，我故作轻松地应答。徐永红立刻瞪圆双眼，双手叉腰高声呵斥道：“走！快走！不准跟任何人说话！” 人们围拢过来，对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那知青见状，目瞪口呆地退到一边，目送我进了小卖部。 小卖部很小。柜台后，几个穿黄兵团服的女孩在窃窃私语，斜睨着我。一群兵团姑娘尾随着我拥进了小卖部。一会儿，里里外外围满了人群，鄙视地看着我。徐永红向人们介绍我是什么人，四周一片嗡嗡哇哇的议论声。我买东西，喊了半天，一个小女孩才懒洋洋地走过来，紧绷着脸，动作夸张地将我要买的东西摔过来。我咬着牙，忍了又忍，掏钱给她。她用更加夸张的动作，抢去钱，然后将找还的零钱扔在地上，说：“呸！反党分子，臭德行！” 屋子很小，几乎是人贴人。一群女兵团战士七嘴八舌地说： 人们同仇敌忾。人们争先显示对我的愤恨。人们比赛似地寻找着最肮脏的字眼。人们啊……我低着头，犹如万箭穿心。我想解释，除了余汝明，我没有与任何男人有关系，而且已经订了婚。我想辩白，我不是反革命，从来没有反党。可是，此时此刻，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像被淹没在人们的唾沫汇成的河流里。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千里迢迢来草原奉献青春和生命的呀。我的委屈难以言喻。我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好好哭一场。突然我看见了徐永红，正在得意地冷笑着。我的心像刀剜似地锐痛，淌血，但是，我强忍着，昂起头，挺直了腰板，任凭一批批黄衣服在眼前晃动，拥挤。她们轮流挤进来，观赏我这个“困兽”……我记不清自己是如何走出小卖部，又是如何回到小土屋里。 翌日清晨，徐永红叫我去为团部机关食堂放羊。 我很奇怪，怎么忽然放松了对我的监管。 我赶着十几只羊，上了霍斯乌拉的后山。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望着蓝天白云，我心里充满悲伤。我感到心都要碎了！我将羊鞭丢在一旁，将脸颊深深地埋进积雪，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一点痛苦。 我的心在呐喊，“我不是反革命，不是反党分子，不是破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羊姑娘，一个北京知青，不信就请剖开我的胸膛吧，我会毫不犹豫地用双手把我的心捧给大家看，这颗心是鲜红鲜红的，不是黑的！” 北风凛冽地掠过大地。 我的帽子滚落在雪地上，任凭寒风吹散我的长发。 我将灼热的面颊埋进雪里，很久很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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