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作者：白桦

来源：南方报业网 南方都市报 2011-03-16 14:44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李白

    有不少记者向我问过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您几乎参加过1949年后中国发生的所有政治运动,而且都是被批斗的对象,这条路您是怎样走过来的?”

以往我羞于谈这个问题,所以我的回答连我自己都不满意。但这又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回答的重要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没有跳出几千年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束缚,也从没摆脱“忠君即爱国”的束缚。即使像屈原那样的伟大诗人也不例外。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不管那个握着玉圭的是什么人,只要是戴着皇冠,就肃然起敬,并向他顶礼膜拜。南明时期的许多士子,刚刚还在为故国痛哭流涕、发誓死节,顷刻,清兵进关,随之全线崩溃。最大的名士反而最丢脸,例如复社的领袖人物钱谦益,在柳如是共死的要求下,不仅颓然却步,还领衔率领文武百官匍匐于南京城下,恭迎新主子。

而当代知识分子又当如何呢?我接触过的知识分子,可以从“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青年”算起,各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中,不乏精通中西学的饱学之士,这些“先驱者”们比当时还是青少年的我们要虔诚得多。这些知识界的前辈很多都曾留学西洋,但后来他们个个都把自己宝贵的思想库存出空,敞开大门,连识别真伪的能力都没有了。只要略得小惠,立即颠狂,趋炎附势,甚至六亲不认,卖友求荣。这些已经成为历次运动中常演常新的丑剧,舞台上受命扮演“正面人物”的演员激情澎湃,受命扮演“反面人物”的演员痛心疾首。在完全闭塞的时代,上空有一张无形的大网,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张大网的受害者,又是编织这张大网的合作者。如果在图书馆翻翻过去一个甲子的中国报纸,你在每一张报纸上都能找到一些可钦可敬的作家、艺术家留下的谄言媚语,以及对自己和伙伴的羞辱谩骂。这就是中华民族所以跳不出几千年恶性循环的原因之一。

“文革”第一年夏天,我在武汉被隔离,一位老作家来到我被监控的地方,刚好看管的人办私事去了。这位老作家是我的多年的忘年交,精通西方多国语言,可以背诵希腊史诗,(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写作。这个时候,他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使我大吃一惊,特别是当我看到他的额头上挂着一行血迹的时候,竟打了一个寒噤。他为什么不把血迹擦去再上街呢?他自己可能不照镜子,但是可能不洗脸吗?而且他的夫人应该提醒他。我实在没敢冒昧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坐下沉吟片刻之后对我说:昨天工农作家造反组织在文联开了一夜针对他的批斗会。这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头顶上流过血,毫无疑问是挨了打。一下我就明白了,他大约以为这一切都是罪有应得,甚至让众人看到血迹,以证明自己这个臭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心悦诚服。我原以为他至少会对昨晚的事件向我多说几句,可他没有,没有一句怨言,连批斗的经过、内容都没有叙述。他很快又提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今天应当如何配合“革命群众”,有效地来“革”自己的命。

当时,我真的还没有他的“觉悟”高,只是停留在对知识分子“原罪”的自省上。知识分子与生俱来就负有“原罪”是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悟到的,所以哪里还会有“革命”的奢望。既然你认定眼前是一轮红日,阴影当然就是你的延伸。我受益于中国文化中的自省,它让我在长期的禁锢中像苦行僧一样,对自己有个心理支持,日子稍稍好过些。

后来,到了1975年,“文革”已近尾声,大部分中国人已经认清了“文革”的罪恶,以及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我又见到那位老前辈。我很想向他讲讲我在北京之行的见闻,“谣言”与追“谣言”所反映出的动态。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向我谈起读《资本论》的心得来了,并且真诚地告诫我:“江青同志是可信任的,毋庸怀疑。”我就哑口无言了。“文革”后这位前辈写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他猝然自杀,没有留下遗嘱,如此决绝,原因不详……

多年来,我除了自省,还有什么可以指望呢?这要感激陈毅元帅,他在“文革”初期情急中说过的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是一句古已有之的民间谶语,他在特定的时候说了出来,真的别有一番深意。我想,他虽然身居高位,遇到的肯定类似我所遇到的思想困境,当伟大的理想和卑微的希望都破灭了,当所有的经史典籍都无法解释,只能在中国底层文化中找到这几个字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必然的规律吗?未必。但在精神领域里抓不到任何东西的时候,就剩下这条社会道德底线了!无论信奉什么主义的人,如果没有一丝向善之心,人还是人吗!

多年以后,我甚至庆幸自己在所有的政治运动中都在砧上,否则,一不小心成了“新宠”,成了“骨干”,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只要活着,我们就还要在路上行走。今天,社会形态大变。知识分子应该自省,把握自我,以史为鉴。遗憾的是:不少知识分子正在扮演着类似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喜剧《一仆二主》里的那个快乐的仆人特鲁法尔金诺的角色,但今天的特鲁法尔金诺们侍奉的两位主人并非一对幸运的情人,而是权力和金钱。其结局是什么呢?可以预见。

◎白桦,作家,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