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东北人！”其实，我出生在北京，东北老家我是一次也没去过，但在我心里，我依然是个东北人。
    我的老家在渖阳郊区的苏家屯。我至今也说不清楚祖父辈以前的故事。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我太太（东北的满族人对曾祖母的称呼，我家在旗，所以随了满族的称谓）的样子：她有一双象老式的尖烙铁一样的小脚，头上戴了顶黑丝绒的小帽，帽子中央安着块绿色的玉石。牙没了，人也糊涂，令人惊讶的是眼睛奇好，八十多岁还能将一根棉线穿进细细的针孔。她是在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所以记不得太多关于她的事情。但有几件是记忆犹新的。
    一件是过年拜家谱。打我记事，家里的墙壁上就挂着一幅神秘的东西，大约有一幅年画那样大小，用一个红绿锦帛象门帘那样盖着。揭开那“帘子”，下面便是我们老刘家的家谱。家谱是用金红彩墨绘制的，每个祖宗的牌位上都写着名字。我记得最上头的牌位上写的名字是刘成功，想来那应该是我家能回朔到最远的祖宗了吧？家谱下面的八仙桌上供着锡礼（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两个字应该怎么写，只记得发音），就是造型各异的八支生锡做成的祭器。小的时候，总觉得那些东西很好玩儿，喜欢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揭开香炉的盖子来看，那里边有一股子难闻的低价香火味道，放着些针头线脑扣子顶针什么的。墙上的家谱是不能随便揭开的，冒犯祖宗，太太会生气。过年，全家都会穿了新衣，个个走到太太面前。太太则早早用低级生发油将头发抿得生光，扁了没牙的嘴，等着我们一个个地屈了膝盖跪在她小脚边的棉垫子上对家谱磕头。爸爸和妈妈都是共产党员，每到这时候他总是很犯难。倒是妈妈随和，她是坚持要老太太过年高兴的，所以先将我们小孩子关在门外，然后拉了爸爸磕下去。我当然没看见爸爸磕头的样子，但我猜他一定还是磕过了的。我们小孩子都喜欢磕头，因为磕过之后就会每人得到一点点压岁钱，用它买了“呲花”（一种廉价的焰火）或“耗子屎”（用泥做成的象耗子屎一样的东西，中间是火药，点燃后会在地上乱窜），尖叫着在院子里燃放。估计爸爸因此也就恨那家谱和“锡礼”，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里摆着那些迷信的东西实在是不成体统。所以到了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时候，全民大炼钢。家家户户都将铁门把手、铁锅拿出去捐了。爸爸就借着这个引子找到太太商量，说是国家需要这个东西炼钢，他本以为老太太会不答应，没想到老太太一听是为国家，什么话也没说就捐了。从那以后，爸爸倒是不用再拜祖宗了，可我们也就没了得压岁钱的机会。弟弟再缠着太太要钱的时候，她就会说：“现而今不能再讲究那些个迷信了。你再满地打滚我就把你送到村公所去！”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她说的那个村公所是个什么机构。
    我喜欢听太太讲故事。她最爱说的就是红灯照火烧十里铺粮仓。看得出她对红灯照很看重，说：“那些大闺女个个穿了红袄，包了红头巾，舞着大刀，邪唬！枪子儿打不透！”记得四年级我入队（不好意思，上小学时候太淘，所以到了四年级才勉强入队：），我太太听说了就颠着小脚跑了挺远，买回来一打十二支中华牌铅笔送给我。那种铅笔在当时是价格最贵的，要一毛钱一支。太太如此隆重令爸爸妈妈看了特别惊讶，就问：“您知道入队是怎么回事吗？”她说：“怎么不知道？入队就是入会，干什么都有个帮衬，光荣呗！”说得全家人哈哈乐。
    六年级的时候，太太过世了。那天我突然听到妈妈喊：“不好！讷（旗人称呼祖母为‘讷’，我还是写不对这个字，原谅）不行了！”原来是太太上床没上好，一下子摔倒在地上，背过了气去。当她硬撑着睁开眼睛，我们便被妈妈推着，一一来到了她的面前，心里真的好怕。她就是不肯闭上眼睛，嘴动了几动象是要说话，我爷爷将耳朵凑上前听了，告诉妈妈说，老奶奶要把自己这一辈子唯一值点銭金戒指给了我妈妈。妈一听就哭了。后来，在将太太放到棺材里的时候，我看到妈妈把那戒指退了下来，戴到了太太的手上。
    前些天，我妈妈收拾柜子里的东西，拿出了太太的照片给我看。我这才有记起了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曾祖母。我忽然想到了那把中华铅笔和她瘦小的身影，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人就象风吹走了一粒沙。她是怎样的身世呢？在闹军阀和小鬼子的艰难岁月里她是怎么度过的呢？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其实连自己的家是怎么回事，我的祖上是干什么的，统统不知道呢？我得找个时候好好问问我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