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
作者：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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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一生
作者：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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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一生
从小到大，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一直是窝窝囊囊的：终日沉默寡言、少有笑脸；处处低声下气、鲜见友人……。我曾对父亲的这一形象感到不快，甚至对父亲那种与世无争、逆来顺受的处世态度心有怨言，以为是他的这种处世态度影响了家庭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和我们的前程。 不过，从他老人家去世前一年对我讲的一件往事，以及后来我母亲讲的另两件同样的事，我终于悟出了父亲终日沉默寡言，总是惟惟诺诺、一切都逆来顺受的深层原因。母亲后来也说："你爸爸这样做是为了这个家庭。如果他再有点什么不测，这个家将如何能维持？你们又将如何长大？"而我大姐姐在父亲去世后的一句话"爸爸在中年以前也是活得很有光彩的"，以及这几年我回乡寻根听家乡的人们回忆父亲，使我重新认识了父亲：并不象我印象中的那样一辈子窝窝囊囊。当然，父亲在他41岁上有了我的一年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翻江倒海，他就开始生活在战战兢兢，窝窝囊囊中了。 父亲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一个有耕读传统、也拥有较多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富裕农民家庭。这样的农户后来被称为地主。老家那个乡现在叫荣华乡，之所以叫荣华，是因为出了一个人物--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的陈天华。而且巧得很，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谭德宣（丙离）公，和陈天华关系很深：他们是一道发萌的同窗好友，他们一起走出山沟游学省城京城。据父亲说祖父也参加过陈天华他们的反清革命活动，还准备一同去日本留学。不过到天津后我祖父打了退堂鼓。一种说法是他害怕飘海，不过我近年在乡下读家谱时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就在那两年，我祖父两个亲兄弟在二十来岁的年龄上相继去世。我曾祖父美化（作人）公只剩下他这一个儿子。这大概也是他在长沙、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游走了几年后又返回故乡，并最终在乡下娶妻生子当了个土地主的重要原因。 祖父虽然跟着陈天华他们闹过一阵子反清"革命"，却也是个有功名的人，是秀才。这方面父亲从未向我们讲过，是这些年回老家听乡亲们说的。族谱上记载的是"庠生"。虽然我成长的年代曾不止一次地听我母亲拿祖父与外公打比，埋怨我祖父是个土地主，把后代全连累了，"无用"。但我这两年回乡听老辈人说，当年我祖父在家乡还是个"说一句话算一句话"的有威望的人。我祖父虽然最终当了个"土地主"，但毕竟曾是读书人，因此父亲也象他自己的父亲一样，有机会在外面受教育。 1933年，父亲从国立武汉大学毕业。他先投于湖南著名教育家、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曾任过毛泽东的数学老师的何炳麟先生麾下，在何老校长于清宣统年间参与创办的岳云中学当一名国文教员，后来，他回到家乡，开始自己办学。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是中国一个欣欣向荣、充满理想的年代。那个时期后来被称为国家建设的"黄金十年"。那十年，国家的生产总值，也就是现在喜欢说的GDP，以每年8.3%的高速度增长。与此相应，国家的教育事业也发展飞快，中、小学学生人数倍增，一些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向乡村，发起"乡村建设运动"。最著名的有晏阳初先生、陶行知先生和梁漱溟先生。他们搞乡村建设，搞乡村生活改造，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进行平民教育。他们信奉教育救国。 当然"黄金十年"也充满危机。一来中国的政治并不统一、内部并不安定：仍存在少数有野心的军阀及其他势力割据一方、与中央政府枪炮相向的现象。另外，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也触动着日本的神经，"1930年以后控制日本政局的军国主义者，感到他们统治中国和东亚的愿望受到威胁，便于1937年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黄金十年"的建设成果就这样在日本人的炮火中化为灰烬。但是，中国人的振兴民族之心，却是炮火难以摧毁的。 父亲就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之下回家乡开始办学的。他到底是受理想主义的指引还是被战火驱赶只得回雪峰山麓偏僻的家乡靠办学校挣口饭吃？我不得而知。也许两种情形都有，但应当是教育救国的理想主义成分多一些。后来我也听父亲讲过，说三十年代不少读书人都抱有"教育救国"理想。而当时作为一个广有田土山林的富裕农民的儿子，在家乡他不干任何事情也不会有物质生活上的忧虑。 日本人的炮火摧毁了国家的"黄金十年"，却导致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诞生。就在父亲回乡的前后，我母亲杨棣华大人，一个留美归来的大学教授的女儿，也因为"躲日本"和她的母亲，我的外婆杨姜氏（淑徽）老夫人回到了家乡。他们在这里相遇、相识并建立了家庭，以后就有了我们。 回到家乡后，父亲办了一所女子中学。他办女子中学的目的是为了向当时少有读书机会的女孩子提供上学的便利呢还是为了避免与实力强大、拥有大量男生生源的县立中学竞争？同样不得而知。不过不管怎样，父亲在家乡开了大面积进行女子教育的先河。 父亲刚开始办学时相当艰难，艰苦办校的作风，也一直伴随着父亲办校的全过程。我后来（当然是改革开放后）听母亲埋怨父亲，说她跟着父亲吃了不少亏：学校经费紧张，身为校长的父亲常常自己不领薪水，说是应当作贡献。幸亏外婆在乡下有田产，祖父也是地主，老人们不但不须他们供养，还总是从乡下送些谷米菜蔬来补贴他们的生活。不过，一个"旧社会"的中学校长，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会有什么样的处境、会受到怎样的对待，这是任何一个受过那个年代政治运动洗礼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的。为此，母亲后来经常埋怨父亲：抗战胜利后，身为湖南大学老资格教授、有相当好的人缘关系又有一定话语权的外公已为父亲在大学谋到了职位，他不该太恋家乡！ 母亲埋怨父亲时，我在心里是站在母亲一边的。因为父亲在家乡当校长惹下的"历史问题"使我们兄弟姐妹在要求进步（入团）、升学、就业上受尽挫折。当然，很久以后，当我知道了许多情况、对生活也有更深的认识后，我开始理解，父亲之所以不愿意离开家乡，大概与他自己的父亲当年之所以从上海又跑回家乡最终当了个土地主的原因也差不多：他年逾古稀的老父亲孤老头一个，只有他一个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好离开家乡、远离老父呢？当然，人算不如天算，父亲后来在他老父的生活旅程最艰难、生命之火行将熄灭、最需要儿子在身边的时候却离开了家乡，不但未能为老父送终，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前面讲了，父亲办学虽然经历了不少艰辛，但他的学校是办得很成功的，得到了省教育厅的好评。而且由于学校的口碑好，又已在他多年含辛茹苦的建设下具有了不小的规模，生源也充足，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政府接收，变为县立中学。 办学的成功、抗战胜利后仍留在本乡本土服务，使父亲在县里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据说父亲曾经一度成为县长的热门人选。不过他推辞了。他对族人解释说自己想多活几年，当校长好些。关于这件事，是我2006年回家乡时祠堂主持（我不知该怎样称呼，大概相当以前的族长吧）对我讲的。当然，"族长"的这个说法我并不完全相信，因为我知道乡下人有吹嘘自己"有能耐"的族人的习惯。但是话又要说回来，"族长"的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可信度。武汉大学现在仍是中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以前的地位更高。即使到了大学生如过江之鲫的今天，武汉大学毕业生在县里也凤毛麟角。推举一位乡绅名牌大学毕业的儿子做县长并非没有可能。当然，县长最后由一个从省城长沙派来的人做了。不过据说县长在县里开展工作常要靠父亲的支持。这话可信，父亲毕竟是本地人。父亲虽然不想从政、不问政治，只想一心办学，但后来仍在县里挂了个什么议长，以我母亲的话说在县里算是第三号人物。 父亲在县里是第三号人物为自己的乡亲带来了方便和照应。这几年我回家乡，在听到乡亲们向我感叹"上面没人"的种种不如意时，也听到他们说起我父亲在县里时对家乡的种种好处。他们说，当年县保安队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鸡飞狗跳。但到了我们乡却秋毫无犯，路边的茄子辣椒都不会少一只。因为一到我们乡的地界，保安队队长会告诫手下的那些兵痞："注意，这里是谭校长的家乡，不可乱来！"说起这些，老一辈的乡亲至今仍有些得意洋洋。 父亲也常常为乡亲们打抱不平。一位年老的乡亲告诉我，说有一年他们到镇上交"公粮"，然而粮所以谷子晒得不够干而拒收。这其实是粮所的人为自肥找的借口。乡亲们与他们争辩，但无济于是。你不同意每担谷扣除几斤水分，你就挑回去！挑回去可有十几里路啊。正当乡亲们一筹莫展时，我父亲来了。那天他正好从县里回乡刚下船。父亲立即跟乡亲们来到粮所，他抓起一把谷子质问粮所的人"这样的谷子还不够干吗？农友们辛辛苦苦种田不容易，不要老想打他们的主意。这谷子你们不收吗？那我回县里叫人来验、来收！"粮所的人自知理亏，乖乖地按实际重量收了谷子。父亲还解救过本乡两个被抓壮丁的乡亲。2006年我回乡时他们都还健在，知道我是谭致平的儿子后专门到我堂兄家来看望我，说了许多怀念和感谢父亲的话。 老辈乡亲说，父亲每次回乡都戴着礼帽，柱着手杖，仪表堂堂，是他们心目中的人物。 父亲不但为乡亲做了一些好事，作为一个校长他也尽了保护学生之责。他的学校有地下共产党的活动，父亲应当是张只眼闭只眼的。因为那些共产党或靠拢共产党的学生，居然把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发到父亲的校长室来了。而当他的学生"闹事"被县保安队抓走时，父亲总是将他们一一"保"出来。一个学生是地下党。有一年，就在她准备随一位从邻县过来接应她的男学生一同去延安时，双双被县保安队抓入牢中。父亲得到消息，立即跑到保安队交涉，将两人"保"了出来，使他们成功地离开了新化奔赴了延安。那位男学生后来官至某某工业部副部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父亲两次到北京我大姐家小住，每次去了，副部长夫人，也就是那位女学生都会来看望他。当然，父亲保护过学生中的地下共产党并没有使他避免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运动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那一次又一次凶险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我哥哥近年告诉我，说1964年湖南师范学院作为省委的"试点"进行高标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当时省委社教工作团团长魏东M先生曾对父亲说过半句话"你在解放前还算是个好人"。我觉得，这是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它表明共产党还是知道父亲为他们做过好事。 也许因为父亲有意无意为共产党做过好事，也许因为自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培养出来，1949年以后共产党还是让父亲做了一名教书匠。虽然那只是一个向未来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传递知识的工具，却使他有了一个领饭票的地方。尽管那份饭票相当微薄，但靠着它我们一家人毕竟生存了下来。 父亲在家乡为乡亲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为他的学生做过不少好事，但同时也为自己惹了一些麻烦。当然，这些麻烦是到了1949年以后的政治环境下才成为麻烦的。这些麻烦大大的影响了他的儿女们--也就是我们的前程，使我们的成长过程充满了屈辱和艰辛。 父亲的一个最大麻烦当然是他担任了三青团的一个什么"长"。据父亲在交待材料中说（当年我在他的抽屉中偷看到了草稿），他当这个"长"实在当得冤枉。那时县党部三番五次纠缠他，说学校应当建立三青团组织、做校长的要兼任负责人，而父亲一直以种种借口推着、拖着。但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有些事情身不由己。作为校长，他的印鉴并不由他自己保管，是学校的办事人员在县党部的有关表格上盖了章而使他成为校三青团负责人的。他心里虽然并不愿意当这个"长"，但却无法推脱，只得听之任之……。 1949年下半年，三湘大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面，国民党元老程潜主政湖南，秘密筹划"和平起义"，共产党在各地的活动已是半公开。另一方面，白崇禧等国民党顽固势力也进入了湖南。湖南处于一个国、共拉锯的态势。而对于湖南当时有地位、有财产、为国民政府效过力，实际上是在国民政府属下的机构讨过生活的人来说，何去何从？也到了最后决定的时刻。 父亲是国立武汉大学毕业生，又是县立中学的校长，在湘中那个直到宋朝才"新归王化"因而叫做新化的蛮荒地方也算得上是一个有见识的人物。于是，当国军撤退时，对于"我们要不要跟着走？"这个问题，有三个人来咨询他。而对这三个人的咨询，我父亲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不要走。而他这样回答的依据，全来源于他偷偷地藏于自己办公桌抽屉里的地下共产党发来的宣传小册子。 当年父亲虽是国民政府地盘上的中学校长，一个在三青团中挂有职务的人，但他内心却相信共产党，并选择跟共产党走。当时程潜虽然已在长沙宣布了和平起义，但据母亲在回忆录中说，新化仍经历了两次"解放"。第一次"解放"以后，白崇禧的军队又反攻了过来。解放军只得退走乡下。而父亲带着我们全家，是跟随解放军共进退的。乡亲们说，当时已读小学二年级的我大姐姐，迎解放扭秧歌最为积极、新歌也唱得最好……。叫自己的亲戚朋友不要跟着国民党的政权外逃，自己又与解放军共进退，这些都是父亲相信共产党、靠拢共产党的有力证明。 不过父亲相信共产党、靠拢共产党的思想，大概很快就受到了严重打击。这个打击，来自那三个咨询过他的亲友的悲惨遭遇。 这三个亲友，一个是谭孝麟先生。关于孝麟公咨询父亲的事，是2000年夏天我回故乡寻根时父亲亲口对我讲的。 谭孝麟先生是父亲的叔伯哥哥，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如同亲兄弟。因为孝麟公婴儿时他父亲就病逝了，他与我父亲同在那个虽然三代同堂、祖父母膝下却只有三个孙子的家庭中长大。孝麟公早年从益阳师范毕业，当过小学教员，1949年时在乡政府做干事。由于他担心自己既是地主，又在乡政府做事，共产党来了会没好果子吃，于是有跟随退却的国民政府军队一同走的想法。我父亲否定了他的这一想法，说不用走，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共产党只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共产党也是要用有知识的人的。于是，孝麟公听了我父亲的话留了下来。孝麟公是否还抱有一点其他幻想不清楚。因为他的大舅哥，是参加共产党很早、有一定名气的成仿吾。只不过他大舅哥离家也有几十年了。 孝麟公留在家乡迎来了新政权，也立即迎来了自己的灭顶之灾。他被抓进监狱，很快就死在监牢里。孝麟公的遗孀成氏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也陷入了绝境。之后他们悲惨的生活，成氏夫人在斗地主时遭受的皮肉之苦以及1960年的饿毙，到现在我的几个堂兄弟都不忍回首。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另一个向父亲咨询的亲戚是我的伯外公，也就是我外公杨开劲教授的亲哥哥杨开庆老先生。其实说起来，开庆公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是第一个在新化县办新式学校的人，又曾在长沙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做训育主任。他当训育主任时，毛泽东正好是那里的学生。开庆公也有女儿在北京、大连、长沙等大中城市，都是知识分子；他的大女婿纪育沣先生1949年以后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尽管开庆公也有其他一些消息来源，但他还是来找我父亲商量，就去留问题咨询我父亲。而对于开庆公的咨询，我父亲同样是说"不用走"。 开庆公听了我父亲的话留了下来。不过等待他的，却是逮捕和枪毙，罪名是恶霸地主。当然三十多年后的一九八0年代政府给开庆公平了反。但骨头都可以打鼓了，平反又有什么用呢？ 对开庆公的死，开庆公自己大概也有责任。那时县里的中共地下党放出风声说"他是我们毛主席的老师，我们不会动他"。这可能使年已六十几的开庆公心存幻想。不过即使这样，父亲也仍有责任，我母亲对我说这事时评论说，父亲过于相信那些宣传小册子中写的，这也是使开庆公送命的原因。 向父亲进行咨询的友人是一个曾经的国军师长。这位师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就解甲归了田，在县里做寓公。我父亲的回答当然不会是别的，仍是"不用走"。结果这位前师长与开庆公一样，很快就吃了枪子。 唉，父亲，你简直可以说是乌鸦嘴！ 三位亲友的不幸遭遇，是否使父亲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任危机？父亲从未向我们讲过，现在我也不好胡乱揣测。不过，父亲在把自己花了十几年心血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学校及全部校产交给共产党后，并没有接受新政权对自己的工作安排，而是拿着何炳麟老校长发来的聘书去了岳云中学这所当时的私立学校。而父亲这一次没有接受政府的安排，成了他在日后在政治运动中被指控的一项永远的罪名。 就在父亲离开家乡后不久，也许是因为儿子的远行，也许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又也许是因为本来就年老体衰，生于同治十一年，已78岁高龄的我祖父德宣公病倒了。由于父亲已远在他乡任教，由于故乡对父亲来说已成了是非之地，母亲承担起了回乡照顾有病老人的任务。不久，祖父撒手人环，于是接下来母亲又只得留在乡下料理后事。 正当母亲回乡下照顾祖父并料理后事时，"土改""运动"开始了。虽然驻村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曾对母亲说办完后事她就可以离开，没有她的事。但结果却并没有这么简单。我母亲虽然是持乡政府开出的证明正当地离开故乡的,但据她后来说，土改中她仍被关押甚至被吊打。"文化大革命"时，她因教研组长工作而得罪过的个别"红五类"同事又借此事发难,诬她为"逃亡地主"，使她再一次吃了不小苦头。因此，我母亲对祖父的病、丧一直耿耿于怀。不过，对自己在乡下所受的委屈，母亲从未讲过。因为之后她仍是教师，她的职业要求她以光明面教育子女和学生。直到改革开放后环境大为宽松，她亦退了休离开了教师岗位很久了，才偶而露一两句。 对我母亲土改时在故乡受到的委屈，我们抱着"过去事就让它过去吧"这种思想。我们一家从未向这几年来我家的乡亲提起过此事，我兄长回乡时也没有再揭过这个伤疤。但是大约在1996年前后，我兄长回乡时村里一位年近八十、"成分"是贫农的本家老哥却特意找到我兄长，郑重其事地同他谈了此事。 这位老哥怀着愧疚的心情对我兄长说,当年捆绑、吊打我母亲,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是土改工作队里一个叫刘××的女干部策划、指使他们这么干的。那位老哥还告诉我兄长，说刘××现在也在省城工作，是某厅的干部，现在恐怕离休了。 刘××？父亲记起来了。与此同时，他还记起了一桩与刘××有关的往事。而父亲说的这桩往事，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刘××要策划那场对我母亲的残酷斗争。 刘××曾是父亲那所中学的学生。她家虽然没有什么产业，但由于倚仗着在县里颇有势力的县商会刘会长这个本家亲戚，所以她父亲在县商会管着账房，也属于富裕家庭。不过，有件事却使她家一下子跌进了深渊。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为了支援前线,新化县的工农商学各界募集了一笔款子。然而这笔款子却迟迟没有送达抗日前线，而是去向不明了。 消息传出，各界哗然。为了有所交待，县里成立了一个由各界代表组成的小组进行清查，父亲作为当地有名望的中学校长，也是清查小组的成员。经过清查账目，发现这笔由县商会代管的款子原来被在商会管账房的刘××的父亲贪污了。 任何作奸犯科者在被追查时都会想方设法逃避惩处，刘××的父亲当然也不例外。在清查过程中，他四处活动，这中间也包括叫他的女儿刘××向我父亲求情，请我父亲看在师生关系的份头上放她爸爸一马。 父亲是个死板的人，处事不圆滑。他说得按章办事，他不能够枉法；又说清查小组还有其他人，不是他一人说了算。总之，父亲没有满足刘××的要求。 由于贪污抗日募捐款这事非同小可，所以尽管刘××家是商会刘会长的本家亲戚,刘会长也无能为力。总之,刘××的父亲栽了。刘××一家显然从此陷入了困境，因为刘××随后就再也没来学校上学。 对于刘××的去向，父亲并不清楚。可能，当校长的也很难顾及每一个流失学生的去向。不过现在看来，刘××在家庭变故以后，应该是投奔了共产党。 父亲说的这桩往事，使我们清楚了这样一点，那就是在处理刘××为她父亲求情的问题上，父亲为自己惹了麻烦，使他自己、使我们这个家庭在1949年以后少了一条路，却多了一堵墙。 父亲未能回乡陪自己的父亲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未能为自己的父亲送终，想必是父亲最为痛苦、最为愧疚的一件事。然而对于我们这个小家来说，又幸亏父亲没有在那个危险的时候跑回乡下去。世上的事，永远都是那样的矛盾。 我们家从此离开了家乡新化。那种离开，甚至可以说是逃离。当时我们家已一贫如洗，剩下的仅仅是每人身上的那套衣服。幸亏我舅舅杨慧根先生施以援手，尤其是我三伯伯杨利华先生从大连寄来了300元钱，使我们家又有了过冬的衣被。外公也帮了我们。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在乡下料理祖父后事时，我的三个哥哥姐姐寄住在湖南大学桃园村的外公家里。 当然，我们家还要感谢何炳麟老校长，是他及时向父亲发来聘书，使我们家重新有了开饭的地方。直到这些年我才知道，那年头岳云中学也相当困难：学生人数从1949年前的1200多人锐减为400多人，学校经费极为紧张。 经过短时间的离乱，我们家终于在南岳衡山下安顿下来。我随母亲到南岳的时候刚刚有了零星的记忆，我已记得父亲到衡山火车站来接我们时的片断：父亲要抱妹妹，但那时刚一岁的妹妹对几个月未见的父亲已没有印象、认生。于是父亲把我高高抱起，贴在他的胸前。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他胸部的起复和他的体温。 到南岳后我们住在镇上一个叫"岳云果园"的大院子里。岳云果园由南岳镇北支街的房屋、南面的一片水田、西面和北面的夯土墙包围着。果园中间是一片屋场，我家和岳云中学另外十来户教职工家属就住在这片屋场里。与屋场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四合小院，那是何老校长的住处。果园里有一片茂密的桔园，以及均匀散布于菜地里的百十株梨树。果园里的菜地打理得很好，常有大批岳云的学生来这里搞劳动。果园里还有三口池塘。在果园里，我度过了五年的童年时光。果园不但环境良好，邻里也和睦，而且孩子成群。父母上班以后，我们在这里做游戏、捉迷藏，采花摘果捉蜻蜒，自由自在、十分愉快。在我看来，那时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当然，实际上那时社会上也有风有雨。岳云中学改制了，由私立变成了公立；政府派来了党的书记和副校长，何老校长已不必问事；与我家关系很好的隔壁邻居干妈妈一家突然不声不响地搬走了；直到这些年我才听我哥哥说，干妈妈一家之所以突然搬走，是因为她丈夫成老师是"历史反革命"被抓入狱了。而且成老师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岳云中学并非绝无仅有。学校的杨副校长也被抓入了牢中。杨副校长也是武汉大学毕业生，与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李R先生还是同学关系，在何老校长聘我父亲的问题上起过作用。象成老师和杨副校长这样的厄运没有降临到我们家的头上，我的生活仍充满阳光，但父亲的心里会不会有阴影呢？大概会有吧。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终于知道，父亲原来也是"历史反革命"。当然他比成老师、杨副校长幸运，没有被抓进监狱（陈老师在监狱关了几个月放出来后很快就死了，杨副校长则死于文革之中），而是得到了宽大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外国的历史学家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中评论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以接连不断的运动与短暂的喘息时期相交替为特征的"。在这种"短暂的喘息"的1956年，父亲被调到长沙的一所大学。 随着父亲，我们一家也搬到了长沙。搬来长沙之前我曾到过长沙两次，住在岳麓山下外公家里，在这里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小客人。虽然我们搬来长沙前不久外公去世了，但长沙在我心目中始终是美好的。 我们刚到长沙时的生活待遇也不错：住在有抽水马桶的新楼里，到教工食堂就餐就象在饭店吃点菜，坐定后填好菜单服务员会立即来收，不一会热腾腾的饭菜就端了上来，价钱实惠、不必现交钱。不过渐渐的，日子开始变得不太如意起来。就说到食堂吃饭吧，已要自己端着碗排在长长的队伍中等候。不久开始了反右运动；大跃进热闹了一阵后紧接着又迎来了"苦日子"，再往后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8年以后货币的购买力已明显下降。我们家开始生活在物资的清贫和精神的紧张压抑之中。也许是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观察周围世界的能力，我发现父亲原来竟是那样的窝囊，在他工作的那所大学他没有任何地位，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是被攻击的对象。似乎，父亲在单位的作用已只有一个：做阶级斗争的靶子。而我们作子女的，则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在"靠拢组织"、争取进步、甚至升学就业方面都受到排斥。品学兼优的大姐加入共青团的愿望一次次成为泡影，原因是"父亲有历史问题"要"考验"；我从9岁加入少先队后一直任中队长、中队委、班委委员、课代表，算是"老干部"，但到初三时全部抹掉了。我自己清楚，是"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1964年，诚实乐群、学习优异的我仅读完初中就失学了。 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形势下我面临上山下乡。但我想读书的心并没有死。我没有在学校报名上山下乡，居委会的大妈立即上了门。父亲对她们说我今年15岁。大妈们于是无功而退。我初中毕业时只有一米五三，是班上最矮的。大妈们可能相信了我还没有到政策规定16岁的上山下乡年龄。但实际上我已满了16岁。父亲记错我的年龄。当然，第二年我仍未能"考"上高中，终于走投无路，只得上山下乡。迟一年上山下乡使我多享受了一年逍遥的少年生活，少遭受一年的饥寒劳碌之苦，此外还多了一份"社会青年"的生活经历，这都是父亲的记忆错误带给我的。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汹涌而来时我已在乡下做农民，但我知道，在单位最先受到冲击的是父亲这些牛鬼蛇神。本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可能是由于地方上的掌权者对运动认识不透、又可能是他们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运动开始时，最先被"揪"出来的，还是"老运动员"。单位的当权派把父亲的档案公布了出来，于是他立即成了这场风暴冲击的重要目标。革命干部、革命师生对他口诛笔伐，我们简陋的家也被掀了个底朝天。当然，家里的经济损失很小，毕竟十几年前我们家已被水洗过一次，1960年苦日子时家里稍值钱一点的东西又都卖了换萝卜填肚子，家里几无隔夜之米，桌椅板凳都是借公家的。文革最乱的时候我从乡下倒流回城，发现在操家时我们只少了这几样东西：外公1925年摄于美国的大幅个人像片、父亲大学毕业戴着学位帽的大幅个人照和毕业文凭、何炳麟老校长发给父亲的聘书、1949年后我们家幸存的唯一的一件贵金属--父亲的银指环印章、以及父亲1930年代购的两大本《辞海》及几本破旧的《文心雕龙注》。 革命造反和武斗那段时间大概是父亲过得最轻松的日子。红卫兵和革命的工人干部为了"夺权"正互相大打出手，暂时无暇顾及牛鬼蛇神。不过随着革命的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父亲的厄运立即又来了。那时我已重新被赶回乡下，虽然唯一在家的小妹妹来信总是说"家里一切如常，不用挂念"，但从我同学、朋友那里传来的消息却令人揪心：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我们家又一次被翻了个底朝天，这回抄出了父亲的几首"反动诗词"；父亲又被关起来了，每天清晨与其他牛鬼蛇神一道由革命学生押着，跪在寒冬校园里打着白霜的水泥地上向毛主席请罪。据说他即将被开除公职、剥夺城市户口谴送回老家乡下。我们的邻居梁老师上了吊。父亲没走那条路。同学传来的可靠消息说，在那所大学的牛鬼蛇神中，父亲罪最大：一是历史问题最为严重；再就是抗拒交待、死不认罪。父亲在牛棚外时处处逆来顺受，在牛棚中竟然敢于抗拒，也许是"兔子急了也咬人"吧。 看到县里一批一批谴送牛鬼蛇神下乡，我在心里暗暗推算父亲遭谴送的时间。但不知什么原因，父亲最后没有被谴返。父亲只是被发配到汩罗江边的校办农场搞劳动，在那里做了个放牛佬。父亲虽然是那所大学最后被"解放"的牛鬼蛇神，但放了两年牛后，那所大学还是给年已60开外的父亲办了退休。父亲终于脱离了单位的大漩涡，告别了政治运动、阶级斗争靶子的生活。 改革开放后父亲已年过七十。这时候他又想要做点事，于是成天捧着本《说文解字》并写啊写的。虽然也在古汉语研究的刊物上发表过一两篇文章，但在学术上父亲已不可能有什么建树。他最好的岁月已在战乱与政治运动中消耗殆尽。最后仍想再做点学问使父亲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这就够了。 父亲享年94，从1907到1949再到2001年。 人们都说仁者寿。从父亲这一生看，这话有道理。
哥巴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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