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之上的中国政改梦幻

作者：何·清·涟

原载《纵览中国》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夕，美国CNN对温相的采访将海内外对中国政改的期盼推到了最高潮，一些声望卓著的媒体甚至预言政改将成为五中全会的主要话题。18日发布的中共五中全会公报让人们的期盼降到了冰点，在长达4,700字的全会公报里，虽然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但对政改却只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句之后含义不明地泛泛提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切都证明，从8月下旬以来的政改期盼，与其说是中国的政治动向，不如说是中国国内及国际社会都需要这一帖精神安慰剂。

温相政改谈话师法邓、江、朱等政治前辈其实，只要了解中共的政治逻辑，五中全会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改革几乎都是危机推进型，只有当局者感到不变革无以求存之时，改革才会来临。就中国现在的整体情况而言，社会矛盾虽然日趋激烈，全国群体性事件蜂起。但由于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与有效的抗争手段，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反抗基本上都被地方政府有效地遏制或消弥。只要在刚性维稳手段还有效的情况下，所有削弱现行统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权利的政治改革，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当局绝对不会让步。

这一切都是极权统治的逻辑所决定的。因为极权统治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依靠暴力（枪杆子）与谎言（宣传）维持，目前可见的事实是：当局正在投入天价维稳费用加强暴力统治，控制互联网，还推行大外宣计划，将粉饰宣传扩展至世界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要政府的财力能够维持这种刚性稳定，政治控制只会越来越严苛。除了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维稳的物质手段枯竭，届时中国当局也许会考虑政改图存大计。

温家宝总理放言政改，表示对普世价值的向往，其实是他在任上经常做的课堂作业。这类话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在言说，几乎是历届领导人都说过。从邓小平历经江朱再到胡温，除了胡锦涛之外，其余几位领导人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表过对民主与法制的重视与向往。即使是政治强人邓小平，都曾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78年）只有胡锦涛言行一致，参观西柏坡、回延安、反对颜色革命，公开拒绝西方式民主政治，其实，西方社会在炒做中国政改这个话题上是隔上一两年就来上一轮。比温家宝更能激起西方社会认同与遐想的是江朱两位。江泽民1997年深秋夜访白宫，见到克林顿递给他的林肯亲笔书写的《葛底斯堡演说》原稿，非常高兴地用英语大声朗读。此举赢得了美国人的普遍好感，几乎以为他认同了美国的价值观。铁腕总理朱镕基那充满豪情的话语，如“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这些话不仅深深感动了国内人民，还使港澳台与国际社会对他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

为什么人们需要政改做为精神安慰剂？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温家宝的有关民主与政改的言论都没有超出他的政治前辈。但温相从8月份以来激起的政改讨论，以及国内外对他的期盼之高却远远超过他的政治前辈。无论是国内的拥温政改派，还是国际上那些见多识广的媒体，都罔顾一个事实：胡温即将卸任，这种看守政府基本不可能再有大张旗鼓从事改革的可能，因为执政的时间表不允许。卸任者与接任者都需要在稳定中交接，这是政治常识为什么在社会矛盾日益激烈，政府维稳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人们对中共政府自觉启动政改的期盼反而日益强烈？我想这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于中国国内公众而言，主要是出于人们对现存政治状态极度绝望，普遍产生政治乏力感。人们找不到任何有效途径减缓社会矛盾，并改善其生存处境。在生态危机日益逼近，精英阶层移居他国者越来越多之时，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已经看到危机在日益逼近。由于当局想尽一切办法剥夺公众的自组织能力，导致整个社会有如一盘散沙，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垄断一切资源的执政者能够高尚一次，考量国家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此为契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让中国避免再次遭到暴力革命的倾覆之灾。

于国际社会而言，这些年来的一个共同愿望是希望中国稳定。随着中国经济奇迹掩盖之下的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国际社会还看到：通过国际规则约束中国，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几乎是个幻想。他们普遍担心中国崩溃后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强烈破坏与难民潮（目前的移民已使欧美各国感到极大压力）。与中国政府对内宣传的完全相反，国际社会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希望中国崩溃的“反华势力”。

问题是：中国政府早已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任何民众希望的改革都需要政治精英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得改革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成了与虎谋皮的关系。

高层为何没有政改动力？中共高层没有政改动力，出于以下原因：第一，他们坚信通过暴力可控制局面；第二，同舟共济之利益考量。中共党内所谓“派系斗争”历来是海外炒作热点。但事实并不像外界猜想的那样激烈。在利益分属上，中共党内毫无疑问有派系。但既然同坐一条船，船长、大副与水手们还是知道斗争分寸：内部小打小闹可以，闹到翻船对谁都没好处。

根据这些年的精英动向，可按其利益来源和其个人未来布局大致划分为“扎根派”与“出走派”。出走派多是政府部门中与经济沾边的官员，这些人不少已经将亲属移民海外，公布的118万裸官并非全部，还有不少属于“现在进行时”；扎根派则多属相对而言的清水衙门官员，以及军、警、国安部门、宣传部门。这些官员既无足够财力与意愿移民，就只能选择坚守。军、警、国安及宣传部门官员捞钱的机会远低于金融、国土及国企官员，职司所在又是维稳，是坚守派中的蛮干群体。但这两派有共同利益，即维持稳定，只是目的不同。出走派希望藉稳定获得更多机会捞钱，扎根派则是为了维持长久统治，担心失去政权会遭到政治清算与经济清算。目前不成气候的政治反对力量之“不清算”保证，在富有统治经验的中共眼中，有如小儿戏语。因为任何政治和解都是通过力的诉求得在达成。即使流血最少的英国光荣革命，也是英国绅士们依靠剑与剑的谈判达成的。

政改期望的边际效益递减长期生活在专制政治之下，中国人自然难免怀抱圣君贤相情结。这种情结在90年代的具体表现是“中央领导好，地方官员坏”，“中央的好经叫地方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面对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及基层政权的黑恶化趋势，人们极盼明君出现。

由于中国当局在近十余年以来的政治信用越来越差，公众对政府的政治期望已陷入边际效益递减状态：1978年改革启动之时，人们热切期望邓小平能够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1989年六四以后，邓小平因背负六四屠城之责，国人期盼江泽民不做儿皇帝的那一天会有大的改革动作；江泽民任内，政府贪腐横行（谚云“江泽民的改革让官员成了百万富翁”），人们对铁腕总理朱镕基寄予了无限期望，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到江时代末期，国人开始想“胡哥”盼“胡哥”，如大旱盼云霓；等到胡温上位后，胡的平庸被视为胸有韬略、深藏不露，胡朝拜西柏坡、回延安等政治意涵极强的举动都被一些人解读为江泽民势力压制胡，胡被迫采取的韬光养晦策略。网友们通过热爱“什锦八宝饭”（温家宝被昵称为“宝宝”）这一词，表达对“胡温新政”的无限希望──在改革以来的几代领导人里面，胡温最幸运，因为民众寄望最长，直到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海内外才算是明白胡温根本无意在任内推动政改。与第二、三、四代中共领导相比，习近平的运气不太好，人们虽早知他大位在望，却已丧失了自愿歌颂的热情──个别人士刻意怀抱对习氏的激情幻想除外。

罗斯福曾言：“在每一片土地上，时刻都有使人分道扬镳和使人走到一起的种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在为各遂其志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乃是个人主义者；但在作为一个国家而寻求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不是全体向上，就是一起坠入深渊”。当移居他国为一国的精英群体提供了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并成为精英阶层一种集体选择时，施政过程就与承担政治后果切割开来。在无责任政治的状态中，这种分道扬镳的力量远远大于凝聚力量。依我观之，这种局面不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改观，人们只能等待危机深化可能会促使当局者有所觉悟，只是那时可能为时已晚，补天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