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晚清、民国现实思考的浮光掠影

作者：许亿

来源：天涯社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814207.shtml

    最近重看《走向共和》以及看了一些关于民国、晚清的文章，很有感触。中国是个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的国家，总是在绕弯子了想图省便，吝啬抗争，结果比任何一个开明国家走的更曲折、流了更多血。一个民族经此曲折，至今依然矛盾重重，很难相信中国人总在表扬自己的有智慧。一些感触散乱记下，供学史的人一笑。

一、慢一拍

以前人家说中国和日本一样维新，结果甲午一战，优劣立现。我说其实起点是不一样的，日本经过倒幕归政天皇，旧势力应该说是经过一个大的清洗，所以理论上是一个新的政权，所以政治上的包袱是很轻，加上明治天皇勤勉，一国人齐心，少壮派当国。维新的相当成功，而中国的是在旧瓶子里装新酒，太平天国并没有改变政治体制、社会格局，某些程度还加强的旧势力的反扑心态，虽然受鸦片战争及镇压国内起义催生洋务派的一时风气。但曾、李、左、张等人老成持国，万事讲究稳妥，有个同治中兴的成绩就颇为自许，并不晓得自己所处的历史当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在变，这期间，普法战争、美国南北战争都此起彼伏，某个程度给清朝一个喘息的时间。洋务派以为自己在进步，却不知道人家进步更快。所以到到中日战争一检验，中国输的非常干净。

这里说有个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假想，体制里的人是想改良，但涉及自身权势的时候，很难改变，要是太平天国灭亡时候，曾国藩振臂一呼，国家为之一变，政治洗涤一清，也未必后来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这个只是假想，曾国藩或知不可为或与民休息或道德文章约束及其他顾虑，却不知道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就慢了一拍，这要命的一拍。

二、文化的判断

首先我从小就怀疑我们的两千历史并非封建主义，从小时接受的政治学分类而言，封建社会只在周朝及以前。秦以后，应该是非常鲜明的帝国主义状态，王权至上，以知识分子为社会行政主体并掌握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及广大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从帝国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形态而言，有扩张的欲望但并不强烈（这一点与今日之美国多有相似，有领袖欲而少领土欲），更多在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态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家思想中，开疆辟土的现实意义就不过是一种完成统一的王权责任。所以秦、汉、隋、唐、明（即使包括赢弱的宋）在帝国初期无不四处用兵，极力扩张帝国，而扩张目标，却仅以恢复先朝疆域而已。

中国只有王权，没有神权。所标榜的帝国核心价值为儒学，接受儒家的方式是学，学则可疑之，疑则少诚，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思想根源其实是道家。道强调的是变化。所以中国擅长变与不变的学问，功利心强于道德。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是皇帝替换，只要顺乎天道，也无不可。至于天道，那就是个表面文章了。以至坚贞者罕见，变节者众。比如五代冯道，在乱世当中的生存学问今天看何尝不见得没有道理。

西方国家多有宗教信仰。王权神权并立，接受宗教的方式为信，信极则轻生，可以坦然赴死。所以若干世纪来传教的热诚可以夸张到十字军这个程度。传教可以说是文化侵略，但价值观的世界大同也未必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化理想。只不过事及当世之人只有切身之痛。

所以这里要说日本是个很奇怪的例子，在文化上，毫无疑问和中国一体，但更要纯粹一点。道的思想也未必没有，但只及花草茶饮。于为人处事，还如儒家一样强调状怀激烈。

从体制上，日本倒是保留封建的状态几乎到幕府结束，只不过幕府时期藩属大名略为式微一点。另一点，很有意思，政权代表为将军，神权代表为天皇。这点而言，日本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信仰使全国的价值观统一，这也日本顺利变革的原因。

甲午战争，与中国，可说是变革的失败，也可说是文化的失败。

因为此时中国人甚至没有国家认同，失败是皇帝的，与百姓何干。

三、民族问题

前面说中国人没有国家概念，甚至也没有民族概念，太平天国的号召里就没有特别强烈的满汉区别。曾国藩的镇压也就没有太大的民族情节，所谓满人走狗恐怕是中国人日后的好恶方式。

太平天国的目标非常混乱，但有一点却前所未有，就是破坏中国文化。这点可说是开坏风气之先，日后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没有太平天国的余毒影响，之前还有五四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及否定。

太平天国的方式自然不是曾国藩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可以忍受的。所以说曾国藩与其保皇，更不如说是卫道，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武斗，结果是曾国藩所代表高级或高层知识分子略胜一筹，但可惜这也高级或高层知识分子的最后一场胜利，约100年后，国共之间的斗争以共党所代表低层知识分子获得胜利，胜利的方式很大程度在于对于农民的组织。除了彼此之间的天然接近以外，强大的组织能力也非高层知识分子所能掌握的。

民族问题是有了国家认同的后的新问题，孙中山后来把“驱逐鞑虏”改成“民族主义”到后来的“五族共和”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淡。

中国人有很大的兼容性和适应性，以中国人哲学而言，置之不理往往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一旦放到桌面就再无回旋。

今天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如此。

某些骚乱费那么劲折腾无非换取一个重视。

中国人一直以来,实在是太不重视了.

四、说话方式

世界乱的时候，就是中国人的机会，至今依然，同治中兴如此，一战期间的民国十年也是如此。后面二战缠斗其中，却籍此摆脱半殖民地命运，接着冷战中于美苏之间长袖善舞连横合纵，到现在金融危机中国的世界救世主表现。但可惜的是，每一次，机遇都把握的不够。

清朝想宪政的时候，汉人已经不答应了，所以武昌起义，袁世凯当国的时候，孙中山偏要与他斗，当然这个问题说来复杂，其实无关是非，却开启一个流血的说话方式的时代，此后中国人有革命勇气，却无协商改良的耐心和涵养，血流干，结果现在还有人怀念民国，说起码那当时氛围还是宽松，政治家还是开明的。经过一个轮回，国人开始意识自己是不是走复杂了，这个圈非但没有把自己走出光明，甚至还没有把自己走回去。体制的问题显而易见，一个大规模的彼此不信任情绪正在扩散。原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员，但显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在历史当中学到过什么。两千年王朝更迭变无可变，马未都言中国人的封建体制2000年未在制度上破产。这个东西给中国人带来的是文化上自信心，所以迷恋传统，即使而今传统不复，还要举着恢复的大旗给社会主义注入中国特色。

清帝逊位袁世凯当国其实是中国一个很好开始，但也许就是来的太容易了，也就不会珍惜不去思考，今天杨度和梁启超的体制探讨还是意义的。他们其实都看到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都想到以某个方式去防范问题。可持续和稳定才是中国有所发展的根本。所以当时开明专制未必不是好事，革命家想一步登天，却没有想到乡间民众内心2000年训练出来的麻木和漠然。于是革命成了革命家的私欲，专制却成了一个共同掩饰的持续事实。

袁世凯是有本事的人，但可惜的是，太有本事了，以至无人可以牵制。总不能看着你通杀全局，所以我推翻牌桌，讲话的方式变了。

想来真的很可悲，慈熙不和光绪好好谈，成就了戊戌六君子袁世凯和孙中山不好好谈，结果是二次革命却只成就遍地军阀。

蒋介石和毛泽东不好好谈，结果是三年大规模的内战以及民主历程的彻底夭折。

中国始终没有养成谈判并尊重谈结果的习惯，也许身怀利器就不懂得克制了。

五、阿Q主义

鲁迅总结中国的特色就是阿Q主义。一个善于自我解嘲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所以也不抗争的民族。当然，这也怨不得。历来成王败寇，胜利者通杀。无论你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成就只是这个赌局中的胜利一方，与旁观的百姓几乎无关。而且翻盘过于频繁，百姓已无法有无必要表态。

所以今天去想小时候接受的那些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观简直就是屁话，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从来无关阶级感情，什么所谓解救劳苦大众，想的也就是自己做皇帝而已。一个被剥削阶级成为剥削阶级的奋斗史而已。

所以军阀时代只是这个浓缩历史的现实教育，犹如唱戏般你来我往。也造就彼时军阀的涵养，以及小百姓的自我宽慰。中国百姓没有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说高层一直也没有在乎过。

曾几何时，台湾带给我们希望，但当百万红杉军也没有让陈水扁下台的那刻，我一度怀疑所谓民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还有就是群众的大多数是不是在正确选择。是的，陈水扁是进监狱了，但这不能不让人感觉是政权更替后的秋后算帐。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后学生尸体前长跪不起，而后专意念佛，坚持吃素，这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内疚，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惺惺作态，这以后，惺惺作态也不复了。我们陷落在拜金主义当中，全民堕落。

六 为什么总是失败

中国的近现代史充满了失败，各种各样匪夷所思但又理所当然的失败。不过政治家们总认为处在伟大的不断胜利当中。我们的胜利往往是对错误的纠正，但我们总不反省为什么老是在犯错误。我们忽略错误，而后夸大胜利，比如比较值得拿出来一说的抗日战争的胜利，14年的斗争2000万军民的死亡大半个国家国土沦丧换来的价值恐怕最多是对日军的所谓牵制。胜利应该属于原子弹，当然有我们的功劳，但全部是苦难。

失败从清朝开始，但把清朝的灭亡和明朝的灭亡放在一起比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这么说，明的灭亡还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比如北京没有被李自成打下来（据说是因为一场瘟疫使守城明军丧失战斗力），或者说刚烈的崇帧皇帝逃掉而不自杀，再比如太子可以逃到南京，明帝国准备了终其一代的陪都结果并没有让正统的接班人用到，也正是这个所谓正统问题导致了晚明内斗的血腥而可耻的18年，不过怎么说接班的清帝国讨了一个老大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