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村纪事—（十四）

  下放干部

    那些年在红村,除我们知青外,另一外来群体就是下放干部。

“下放干部”并不都是干部,只不过当地农民把知青以外的这些人都称为下放干部。其实他们包括真正的下放干部、工宣队员和下放医生。

在我们下乡之后,最先到来的是工宣队。那是1970年上半年“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我们大队来了两位工宣队员,一位姓蔡,德化红旗瓷厂的老师傅,40多岁；一位姓李,复退军人,在县车站开车,较年轻。这两位工人师傅为人都挺好,虽然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可他们并没有因此趾高气扬,而是保持着工人阶级朴实的本质和踏实的作风,因此,我们大队的“一打三反”只是走过场,并未取得什么“战绩”。

老蔡和老李经常到我们集体户聊天,我们也乐于同工人阶级相结合。混熟了,当他们撤走后,我们回家途经县城时,有事常找他们帮忙,如找老李联系乘回泉州的货车。老蔡则带我们参观红旗瓷厂。当时瓷厂的陈列馆除一间摆放瓷制毛主席像及像章外,其余因“封、资、修”全部封存,记得在一个房间里我们看到有不少十分精美却残缺不全的花瓶等瓷器时,我们问为什么会这样,老蔡说这是“破四旧”时被砸坏的。我们看了觉得心痛,花瓶有何罪?

随后而来的是真正的下放干部,到我们大队的有二三人,都是从市里（那时叫地区）下放的。记得一位姓徐,是报社的；一位姓郭,归侨,在侨务部门工作。这些下放干部一般不参加劳动,也不大管队里的事,乐于东走走,西看看。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一般是由于“站错队”或其他原因才被下放,仕途不顺；再说大队干部也不听他们的。他们当时唯一谈得来的就是我们知青。“同病相怜”,在我们面前,他们也敢于发发牢骚,说说心里话。下放干部待的时间不长,好像半年多就回去了。那位姓郭的归侨干部,40多岁了还未结婚,脸色腊黄,身体似乎很差,后来听说回去后找了一位急于回城的女知青结婚了。

1971年,红村来了一对医生夫妻,还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儿子,是从省城下放的。男医生姓杨,夫妻俩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都戴着眼镜,一副知识分子模样。他们一家被安排住在大队部。

杨医生一家成了受欢迎的一家,就是大队干部对他们也很尊重。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下放,也弄不清既然下放了为什么不让他们开个诊所,但当地农民有病就先找他们看,包括附近大队的农民也慕名而来。杨医生夫妻总是热情和蔼地接待。看病当然是免费的,对于一些贫困的病人,他们甚至拿出家中的备用药相送。遇到急病,不管是黑夜或刮风下雨,只要有人叫,总是背起药包就走。农民没钱,常常送一些蔬菜、鸡蛋作为回报。有时,送的菜多了,他们反倒送一些给我们。他们对我们这些知青很关心,经常向我们讲一些预防生病、保持健康的常识。

在我离开红村时,杨医生一家还在那里,当然,最终他们也回到省城。

我敢说,如果现在还有像杨医生那样的医生下放到农村,一定会受到农民更加热烈的欢迎!

 

  郑亚鸿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