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录（续十三）

    感悟660

朋友发来一段《一个台湾人看中国大学》：

美国东岸的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西岸的柏克莱史丹佛我都去过，也待过；大陆的北大和上海交大我也去过。

如果要我说出大陆的大学和美国、台湾的大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我想就在于对于大学的地位、使命、格调的定位不同上面。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材；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材。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

所以，台大可以出几个诺贝尔浆得主，大陆十多亿人却无法“填补空白”（博主注：与事实略有出入，至少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已经培养出了一位。）

听上海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谈话，永远都只围绕着“个人”问题，出国啦，读学位啦，学英语啦，学电脑啦，工作啦……。

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的；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

博主在中国大学中已经生活了30多年，在美国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近年先后6次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有许多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的朋友，对台大、台师大都有所了解。博主认为，这位台湾人对中国大学的批评，不无道理。

感悟661

通常认为，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德国人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我的博士导师是冯特的第4代学生，1948年就开始在辅仁大学（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她曾经对我说：“近代中国，许多时候都受到官场腐败的困扰。但是，以往即使是在官场非常腐败的情况下，校园中还能保持住一块相对的静土，教师们还能坚守对学生的一份责任，多数教师还能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今天，校园中的这块静土已经不复存在了。”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解放后靠助学金完成大学学业，属于“根正苗红”的一类人，很早就入了党，对新社会怀有朴素的感情。春节期间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解放时，我已经十几岁了，懂事了。就贪污腐败、警匪勾结来讲，解放前也没有今天这么严重”。

我相信我的两位老师所讲，不无依据。

感悟662

读台湾人对中国大学的评论，我想到自己2010年12月19日偶然在北京一所211加985的大学中遭遇的那堂英语课。不要说什么“学术殿堂”，不要说什么“领袖人才”，不要说什么“知识分子”，今日中国的一些大学，包括一些所谓的名牌大学，即使以职业学校和技术学院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合格的。

感悟663

2011年2月24日的报纸报道：“奶粉已经跻身香港旅游纪念品第一位。……这一轮抢购导致的结果是，香港所有超级市场都面临奶粉断货状况……奶粉的抢购已经迫使超市开出奶粉限购令。屈臣氏超市……每人每日限购3罐。而百佳超市的限购令更为严格，规定不管哪种品牌和型号，奶粉每人每天限购2罐。”

健康奶粉问题曾是博主2008年9月关注的话题，并被写入建国59周年的节日祝贺电话短信中。

博主在2008年9月20日贴出的博文《“三聚”感想两则》中曾写到：

“三聚”虽然牺牲了，但是，“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一个“三聚”倒下去，还会有无数个“三聚”站起来。

三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卷土重来的国产奶粉危机不幸被博主言中。

叶檀在2月23日发表的《从奶粉二度恐慌看中国的经济成本》一文中披露，今天受到沉重打击的不仅是国产奶粉业，还有国产葡萄酒业。由于造假严重，真葡萄酒难以生存，葡萄树被大量砍伐，国产葡萄酒业遭受重创。

市场可以解决儿童的儿童奶粉健康问题吗？今天，这是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们和唯物主义们需要思考、需要回答的问题。

感悟664

博主认为，仅仅靠市场解决不了儿童奶粉健康问题。完善的市场是保证奶粉健康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退休后，博主要花一些时间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是博主思想的重要来源。即使是发展博主并不喜欢的资本主义，也离不开“伦理”和“精神”。

感悟665博主认为，仅仅靠“责、权、利”统一的科学管理措施，解决不了儿童奶粉健康问题。“责、权、利”统一的科学管理措施是保证奶粉健康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这也是博主退休后要花时间予以论证的观点。

感悟666

为了保证儿童吃到健康奶粉，如果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和“责、权、利”统一的科学管理措施，就需要采用大量的监管措施，包括购买大量的检验设备和检验试剂。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可能实现，其成本也是巨大的。

对于那些少数偏好共存的人，这种信用成本是可以节省的。在“共存派”和“丛林派”共同维护的县正和市场平台上，由于共存爱好者们节省了这部分巨大的信用成本，他们可能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

感悟667

缺乏来自内部竞争的动力，是共存乌托邦的劣势。节约大量的信用成本，是共存乌托邦的优势。共存乌托邦的优势完全可能补偿其劣势。由于具有节约信用成本的优势，共存乌托邦在基于县政和市场平台之上的外部竞争中，完全可能不仅维系生存，而且取得发展。

感悟668

在我的乌托邦理想中，“抱团取暖（penguin huddle）”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其英文翻译penguin huddle的直译是“企鹅聚集”。

“企鹅聚集”是一种自然现象。企鹅生活在南极的极寒地带，它们通过拥抱在一起获得温暖，降低能量消耗，抵御寒冷。有趣的是，那些在中间已经暖和过来的企鹅会自动走到外面来，好让等在外边的企鹅有机会到中间去取暖。在“企鹅聚集”中，包含着动物的“合作本能”。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种“合作本能”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化。现代人类，已经在“合作本能”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个别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这种差异，体现为不同的偏好（preference），仅仅一部分人尚保存着“合作本能”或“合作偏好”。共存乌托邦只可能由那些具有“合作偏好”或“共存偏好”的人来自愿地建立。

感悟669

共存乌托邦理想是一种不把“发大财”作为生活目标的人生态度，市场乌托邦理想是一种把“发大财”作为生活目标的人生态度。

市场乌托邦主义者的人性假设是：“所有的人都把发大财作为人生目标”。他们不相信还会有一些人不把发大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也不相信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爱情、友谊、信任、哲学、数学、文学、诗歌、音乐、舞蹈等比“发大财”还重要。他们仅仅相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不相信“物质诚可贵，金钱价更高，若为共存故，财富亦可抛。”共存乌托邦主义者的人性假设是：“有些人（可能是少数人）不把发大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市场乌托邦主义者宣称：“人性不可能是高尚的。人性不可能是善良的”；共存乌托邦主义者则相信，一部分（可能是少部分）人的“人性可能是高尚的，可能是善良的。”这是不同的人性假设，也是不同的信仰。这种信仰层面的差异，不存在沟通的可能性，也没有讨论的必要。这就是“小庆第二定理”。

逻辑地、理性地讨论没有必要。但是，双方可以讲各自的故事，可以感染，感召，可以在一些人之间形成感性的共鸣。

感悟670

毛忽视人与人之间的个别差异，企图改造“人性”，企图把共存乌托邦强加给所有的人，实际上强制一些不具有“共存偏好”的人接受“人民公社”。这是毛的错误，也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对此，秦晖曾精辟地指出：“乌托邦没有错，错的是强制。”感悟671今天，在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江苏华西、河南南街、山西大寨、北京韩村河、河南新乡刘庄、河南耿庄、山东西霞口、山西平顺西沟、河北晋州周家庄、广东崖口村……等等成百上千个“共存乌托邦”的成功案例。在城市中，在工业、科技、商业领域，实际上也已经出现了许多“共存乌托邦”的成功案例，这些成功案例尚未得到很好的总结和宣传。

所有这些成功的集体，实际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是来自外部的危机。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县政平台，社会上存在大量“劣币驱逐良币”、“劣币牵连良币”的现象。今天，不知多少本分善良的奶农、葡萄种植农户受到少数“劣币”的驱逐和牵连。

其次，也来自内部的危机。内部的危机主要是源于对“自愿原则”的违背，源于某种程度的“强制”。

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县政平台，是包括市场乌托邦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共同任务。

消除强制，真正贯彻“自愿原则”，则是那些成功的共存集体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这些成功的共存集体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感悟672

日前，学者于建嵘提出借助网络的力量帮助那些丢失孩子的家庭，寻找被拐卖去乞讨的儿童。他的建议引起广泛的响应，许多热心人上传照片，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一过程中，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小村浮出水面。记者调查发现，拐卖儿童，逼迫儿童乞讨，已经成为宫小村及其附近地区的致富之道。

像“小寨”一样，“宫小”又一次使我联想到“大寨”。实事求是地讲，在我插队的11年中，白天想的、夜里梦的，基本上都是“学大寨”，都是如何学习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辛勤的劳动，改变牧业“靠天吃饭”的不稳定局面。一方面，争取为国家建设多作贡献，另一方面，巩固祖国的北部边防。

走大寨、南街共同富裕、勤劳致富的道路，还是走小寨、宫小的部分先富、乞讨致富、拐童致富的道路？这确实是值得许多中国农民思考的问题，也是值得许多中国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感悟673

实践虽然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无疑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是人的正确认识的最重要的来源。

总结实践经验对于避免错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0年过去，回首总结1980年前后的农村改革，当时可能犯了严重的错误，至少是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如何评价1980年前后的农村改革？有人认为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有人认为可以“五五开”。作为一个挣了11年“工分”的前人民公社社员，在亲身经历了一个生产队44年的沧桑变迁和兴衰沉浮之后，我个人倾向于“三分成绩、七分错误”的判断。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老毛遇到老史（来贺），此生无憾了。

史来贺是刘庄档支部书记。

在猛烈的“分田风”的横扫下，仅仅有河南刘庄、江苏华西、河北晋州周家庄等少数村庄坚持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在现实的教育下，包括河南南街、北京韩村河、河南耿庄在内的许多村庄在走了一段弯路以后又先后重新回到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天，当年的“分田典型”安徽小岗也在优秀干部沈浩同志的带领下以南街为榜样，重新开始了“并田”的过程。

30年后回头看，那些顶住了“分田风”的村庄和较早开始重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村庄，大多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相反，许多“分田”的村庄却沦落为卖淫村，吸毒村、卖血村、爱滋村、乞讨村，拐童村，乞讨+拐童村，假奶村，假葡萄酒村，假金佛村、假鞋村、假皮包村、空壳村、……。

对于1980年前后的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需要具有独立人格和学术良知的农业问题专家们，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总结。

感悟674

鲁迅曾说到《红楼》：“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许世友看出了“吊膀子”。他曾在南京军区干部会上批评喜读《红楼梦》的军人，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

毛看出了政治斗争。1973年12月20日，毛在军委会议上当面对许讲：不读一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你讲《红楼梦》是“吊膀子”书，这个观点不对。《红楼梦》用的是“假语村言”，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吊膀子”是掩盖它的。

博主看出了“情”与“理”的冲突。博主认为，《红楼》主线是以宝玉、黛玉为一方的浪漫主义与以贾政、宝钗为一方的现实主义的冲突，类似于电影《红菱艳》。

感悟675

90年代中，我当时的直接领导（汉语水平考试中心主任）在向别人介绍我时曾说：“小谢是一个干事业的人。”我急忙解释说：“我可不是什么干事业的人，我不过是一个现代宝玉。”共存乌托邦或“桃花源”，仅仅属于宝玉、黛玉、妙玉和鸳鸯们。（类似于姓钱却不在意金钱的钱锺书，那个姓金却不在意金钱的的丫环鸳鸯，像面镜子，把当今的多少所谓“名媛”映照得何等鄙陋。）

在市场乌托邦主义者的眼里，所有的人都把“发大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的确，世界上大量存在贾琏、凤姐、贾芸一类热衷于“发大财”的人物。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逃离”是宝玉的结局，也是博主的梦想。

我的印象，即使是具有明显现实主义倾向的宝钗，似乎也不是很在意“发大财”。待考。

感悟676

博主在小学低年级就开始看《红楼》的小人书（连环画）。

1962年王文娟、徐玉兰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上演，轰动一时。那时我11岁，不过是“少年不知情为何物，为赶时髦强说红楼”。

小学六年级曾经大致看过一遍《红楼》的原著，不过是看看热闹，并没有什么感觉。

第一次认真读《红楼》，是在草原上。上世纪70年代初，《红楼梦》在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中风靡一时，人人争读《红楼》，争说《红楼》。知青们恰逢20岁上下激情荡漾的年纪，也模仿着书中人物，在诗意的草原上演出了一幕幕痴男怨女、妒爱纠结、悲欢离合的浪漫青春剧。

越剧电影《红楼》全剧的最后几句唱词是：

抛却了莫失莫忘通灵玉，挣脱了不离不弃黄金锁，离开了苍蝇竞血肮脏地，撒开了黑蚁争穴富贵巢。电影结尾的这几句唱词，半个世纪后，到了耳顺之年，博主才听出味道。

博主退休以后，肯定是要认真再读《红楼》的。当年在草原上读《红楼》，缺乏关于欺男霸女，仗势压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上下奔走、卖官鬻爵的活生生现实感受，缺乏“豪门酒肉臭，寒门度日难”的感性体验。他日重读《红楼》，一定会有与当年不同的感受，或许会对毛关于《红楼》是“讲政治”的判断，产生新的认识。

感悟677

回头看共和国走过的60年，看来，在经济问题上陈云坚持了比较正确的“中庸”立场。

毛是强调理想，忽视现实。邓是强调现实，实际上放弃了共同富裕的理想。陈云则既能面对现实，又没有放弃共同富裕的理想。

毛是只讲“按劳分配”，容不下“资本”和“土地”参加分配，要把“资本”掐死。邓实际上放弃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听任“资本”鲸吞虎噬，把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挤压得微乎其微。陈云则一直在努力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但也允许“资本”和“土地”占据一定份额，提出著名的“鸟笼理论”，主张允许“资本”在“鸟笼”中飞。

在支持农村搞“联产承包”的时候，陈曾讲，少干活的人侵占多干活的人的利益，也是一种剥削。（大意）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陈的前期基本立场是“主补论”，后期调整为“主辅论”，都是强调集体经济为主，个体经济为辅。“共富”为主，“先富”为辅。

可惜，玩政治，陈终不及邓。

子曰：“中庸之为德至矣”，“过犹不及”。孔一介书生，雄据中华历史两千年，并非偶然。

感悟678

评价80年前后农村改革的功过，我们可以有一个参考视角。邓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会议上讲：“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文选》，第3卷，第110页）

今日中国是否已经“两极分化”？今日中国是否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如果承认中国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如果承认中国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按邓的标准，当时的政策就失败了，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我们已经看到，当年顶住压力没有分田单干的刘庄、华西、黑龙江兴十四村等，避免了两极分化，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较早总结教训重返共同富裕道路的南街、韩村河、耿庄、西霞等村庄，也依靠集体力量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感悟679

毛的一个重要失误是未能很好地区别“路线之争”与“道路之争”。

毛与自己的档内同事之间，既有关于轻重缓急、节奏快慢的“路线之争”，也有关于共存乌托邦与市场乌托邦之间的“道路之争”。

毛、刘、陈、彭德怀、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胡风、遇罗克、张志新、林希（凡蓝）翎等，都是具有宗教情怀和理想主义热情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信仰也都是认真的。他们追求共存乌托邦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分歧，是追求共同目标过程中的不同路线之争。

邓是非常现实、冷静的人，谈不到宗教情怀。或许年轻时也曾有过一些理想主义热情，后来就淡漠了。毛、邓之间的分歧，是关于共存乌托邦与市场乌托邦的目标之争，道路之争。

毛错误地把自己与彭、刘之间的“路线之争”视为“道路之争”，伤害了本不该伤害的同志和朋友。

毛对自己与邓之间的“道路之争”是有警觉的，判断也是基本正确的，但轻信了邓信誓旦旦的表白。

 

感悟680

我们不仅需要区分“路线斗争”与“道路之争”，而且需要区分“道路之争”与“正义（justice）之争”或“公平（fair）之争”。道路之争是偏好之争，口味之争，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争，不是公平与不公平之争。

共存乌托邦与市场乌托邦的道路之争源于关于“患贫”和“患不均”的不同偏好（preference），源于关于平等（equality）和效率的不同偏好，源于表现在“发大财”方面的不同偏好，并不涉及是非、善恶、正义、公平和良知，与是非、善恶、正义、公平和良知无关。

感悟681

近日读到青年人闲言关于今上的一段话，惟妙惟肖：

“摸着石头过河”方向是明确的，迷糊的只是路况；现在连方向都搞不清了，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只能什么问题迫在眉睫解决什么，尽量维持现状，避免翻船。

网络是让失去方向、水中摸石、唯恐落水的今上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封不胜封，和（谢）不胜和，防不胜防。

 

感悟682

“留苏工程师”今天一定会非常懊悔，当初本该让何作庥、司马南这样一些学者去做的事情，却让井查去做。本来中轩部一个副处长约谈教主一次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不仅在国内把20年法制建设的成就毁于一旦，更在国际上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希望后来人能够接受“留苏工程师“的教训。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应该依靠汪晖、王绍光、俞可平、崔之元、王晓强、曹天予、林春、张维为这样一些学者和黄纪苏（话剧《格瓦拉》编剧）、张广天（话剧《格瓦拉》导演）、尹力（电影《张思德》、《云水谣》、《铁人》的导演）、刘长瑜（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扮演者）、谭晶、祖英、丽媛这样一些艺术家去解决，不能靠井查和网井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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