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肆意集中展示苦难
 

突然颇为后悔，后悔竟还是看了这张碟——《中国知青民间记忆纪实（之黑土地之红土地）》。

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了，估计又要开始失眠。我怕，因为我饱尝过连续近一个月失眠的烦躁的痛苦。这或许是有预感的后悔么？若说还有原因，那就是我不愿意面对过于集中的如此之多的苦难。

在网上，我曾无意间看到一篇很大的“文件”，看得出，搜集整理者是费尽了心力在那里面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他能得到的几乎“全部”知青年月里知青们所遭受到的悲惨和苦难。包括插队的和建设兵团的知青。如果搜集整理者是知青，那么我敢说，他在整理时一定会痛苦不堪饱受这些材料给他带来的哪个年月的蹂躏和折磨。

我早知道有《中国知青民间记忆纪实（之黑土地之红土地）》这张碟。

红原来的同事是我的同龄人，但没有尝受过知青的日子。她和如她般的同样没做过知青的同学一起观看过这张碟，看后感慨万千，于是巴巴的让儿子将碟带了回来，说现在理解了这些老知青们的情感以及原来并不接受的许多行为你们俩也看看吧。于是我和红一同坐在电视机前看。

从头到尾，红的眼睛始终是红的。时不时有泪淌下。

那里面都是事实，而且都是那样真实而又残酷……一桩桩一件件。

我开始进行本能的反应和感慨和唏嘘。

我以为，我们还可以进行不同的记忆，不同认识层面上的记忆。

这部片子是凤凰卫视于前年制作的。

记得2005年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看区号是从深圳来的。电话里传出一个陌生的语音颇为标准的女声，彬彬有礼的问：“请问您是XXX吗？”我说是。“我是凤凰卫视的制片人，我们正在制作一部记录片，是关于知青的，希望能采访您。”我很惊诧，采访我？

在此之前的两个月，我还曾接到安徽卫视一个制片人的电话，也是说希望能得到我的帮助去云南拍摄相关的记录片的。记得当时我一口答应下来，但我是否能成行我是没有把握的，因我那时刚出院不久。安徽卫视的电话后来又来过一次，在电话里我仔细询问了他们的制作这部片子的初衷及制作方式等等。

来自安徽卫视和凤凰卫视的电话后来又打来过几次。

在看《中国知青民间记忆纪实（之黑土地之红土地）》这部片子时我又回忆起了这几个电话以及为什么都突然的想制作这片子。

那几个电话代表着不同的电视制作人不同的视点角度以及要求。我再清楚不过。安徽卫视的指向很明显，就是打算制作个关于知青的系列节目罢了。而令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发生在1974年的“地震大逃亡事件。”在电话中我问：“你们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在我的全部记忆中，是从来没有安徽卫视的。“北京。我们在北京采访时得到你的电话的。”电话那头，没有告诉我是通过的谁，于是我也不再问。北京的朋友很多。

让我感到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情绪的是凤凰卫视。在电话里，我已经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意图是要做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片子。也许毕竟是在香港，他们的胆子要比身处内地的电视人要大得多。

安徽卫视后来没再找过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大关心。倒是凤凰卫视的人在通了电话后不久，就到了成都。而且立即和我取得了联系。

凤凰卫视的人到了成都后立即和我取得了联系，对于我是否接受采访我不置可否。第二、三天我接到一位知青的电话。在电话里，他用一种做作的亲热以及颇有些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我唠叨：“我觉得嘛，我们还是要支持人家噻，是香港凤凰卫视的哦，我们已经安排了采访地点也安排了些人，你还是要去哦。不过喃，我觉得有几点还是要注意的．．．．．．”此时我已经耐不住性子了，我打断了他的一、二、三。若是面对面，我估计借他一个胆子也不至于敢对我如此说话。（我不大想提及此人的名姓。这是一个可以让人觉得恶心的同时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在与凤凰卫视的制片人的电话里，我谈了我的几点看法：１、制作如此的片子我表示支持；２、若我接受采访我不愿出镜；３、我的看法也许与很多知青会不大一样。

安徽卫视与凤凰卫视的制片人都向我提出了一个相同内容的采访要求，那就是1974夏季发生的云南瑞丽（原建设兵团第11团）知青地震大逃亡事件。对此事件，安徽卫视与凤凰卫视的不同点在于安徽卫视想从这里切入进而揭开有关知青生活的系列。

安徽卫视和凤凰卫视的人后来没再找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想或许是因了最后我告诉他们我和他们是同行的缘故。如果是，那么，他们可能会感到“意外。”因为我太知道电视人的心理了。在电视里，我们见到过太多的泪水太多的不平太多的困苦，而对于那些年轻的电视人来说，这其实很廉价。

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老知青来说，知青岁月是我们生命中的一段不可能因了任何事情而能够被磨灭的生命痕迹。它很特殊，带着那个特殊岁月能有的所有标志性细节，而绝非仅仅的部分。

有句话说得好：“老人们应该清醒的告之自己的子女及后人们以真相。”什么真相？历史。

如果总拿出那些年月中的苦难出来“展示”，来“说明”这种苦难，那么，又与总站在街边如祥林嫂般的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有何两样？

我以为，制作如此的片子或者以此为题材的文章、文学作品除了是对那段历史的再现、批判、反思等等之外，也应该是一种文化交流。尤其是对知天命的人们，更应该是一种深层的文化交谈。仅仅停留在“控诉”上是可笑的。而仅仅在“控诉”的前提下再来集中的展示苦难则是可悲的。

所以我反对将知青生活中所有的苦难集中展示的做法。很简单，那段岁月本身就是由“苦难”来定义的，那是中国文革历史的延续，谁都不可能避开。

中国的历史上的苦难太多太多。如果当年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们也如此的“控诉”，那么，他们控诉的岁月还会更长。与兵团知青们不同的是，当年的右派们是一个个的个体被扔在任何一个角落，他们面对的那几十年中每一个日子的苦难。

没有谁会逆来顺受，没有谁会期待蹂躏，更没有谁会被奴役成习惯。但你必须接受历史。

许多老知青们其实很矛盾，也很令人可笑。一方面他们用饱含着泪水的目光向你讲述自己的那段青春岁月，而同时又为自己拥有了那段历史感到无比的自豪骄傲。于是有些肆意的挥洒着自己其实并不饱满的情绪和情感，自己先将自己弄得泪眼婆娑。在他们天命之年的这些时日里，他们把自己变成了走向了事物极端的两头的很奇怪的群体。一边载歌载舞的表现那段岁月，将自己曾经留下青春痕迹的那些地方比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尽情的让人们感觉他们因了曾经是老知青的荣耀与欢快；而另一边则将一个一个在知青岁月中的那些极端事件集中起来进行控诉。从强调苦难到苦难的强调，再茫然无知到茫然有知。这是一种从无知的情绪发泄到似乎是有知的思想的肆意作为。

我想，如果将那段岁月中的一个个可以是美好的点点滴滴、可以是让你感到温暖的一丝一毫的东西也都集中起来呢？毕竟，知青在被遣散下去时是没有被如右派般的扣上一顶在中国最要命的最极端的政治帽子。

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吧！

（面对这样的题目，我自己的心情也很复杂，或许没有达意。但就这样吧。以后再想想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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