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家住的宿舍大院要折了盖楼，于是我们搬到了一条深深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刚搬去两个多月，“文革”就开始了。一时间红色恐怖席卷京城，满耳听到的，不是“破四旧”就是“抄家”。

  一天我回家，天已黑了，满胡同的树影在灯光下摇曳，走到门口，忽然发现大门两边的树影下站着两个人，吓了我一跳。我不认识她们，但一看那装束神情就知是街道上的造反派，我不明白这时候她们站在这里干什么，心中奇怪，她们也在黑影中一声不响地盯着我。我推门走了进去。 半夜时分，门被砸得山响，一群人闯了进来，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破门而入后，一句话不说就开始又翻又砸，皮带抡得呼呼响，稀里哗啦一片破碎声。我想，这就是抄家了。我看见其中有傍晚站在大门口的那两个人，又想，哦，原来那时她们是在监视我们？ 

 当时家里只有奶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我们被命令低头站在一边。

 他们不停地在屋里乱摔乱砸，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趴在墙上或地上一边敲一边听，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在找夹墙或地窖。可当时心里非常奇怪，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几个屋子都这么折腾遍了，最后有人突然喝问： “说！你们家的金条都藏哪儿了！？” 

 啊！这简直太荒谬了！我家的“问题”一直都是“政治上、思想上”的，从知道父亲是右派开始，我被找去谈过多少次话，“认识”过多少次，全都是这方面的。可是“金条”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我父母都是靠工资吃饭的，我家哪儿来的金条？”

 有一个红卫兵小将抡着皮带喝道：

 “还不老老实实交待！还敢顽抗！要不是刚刚颁布了[十六条]，毛_主_席叫我们不要打人，我，我真想打人！说！金条藏哪儿了？！”

 “说！你们家的秘密地窖在哪儿？”

 皮带带着呼呼的风声一下一下抽在椅子上，把椅背上的漆都抽掉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害怕：阿弥陀佛！幸亏公布了十六条，多么伟大英明的毛主席！阿弥陀佛！多么纪律严明的红卫兵小将！这真是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啊！

 这时，有人在院里兴奋地喊了起来：

 “快来，在这儿呢！”

 他们一窝蜂地冲了出去。

  院里一个隐蔽角落有一间屋子，门紧紧地被一把大铁锁锁住，他们认定金条藏在这里，勒令我把门打开。我告诉他们这院子是单位宿舍，这是公家的房子，里面堆的是公家的一些杂物，我没有钥匙。他们不信，喝道：

 “到现在你还不老实！你们家的金条准藏在这儿了，赶快打开！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他们要砸门。这时有位邻居出来，证明我说的是事实，这间屋子是公家的，里面堆着一些建筑材料，都是公家的东西，钥匙在单位。

 他们根本不听，问他是哪儿的，与我家什么关系？那位邻居说他也住在这院，与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还是不行，问他什么出身，于是人家正色道：

  “我出身贫农，革命退伍军人，现在是单位的保卫科长。”

  这样，他们才不喊了，也不再要砸那间屋子的门了。

 他们又回到了屋里，在一片狼籍中进一步地仔细翻抽屉。不一会儿，从父亲书桌的抽屉中翻出了一张集体合照，他们认出了上面的几个人。于是在一片惊愕的议论声中，我听明白他们原来对我家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父亲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连我们这院是单位宿舍都不知道，还以为这整个院子是我们家的。 到这时我才注意到来抄家的人，除六、七个街道上的造反派外，还有十几个穿黄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其中大部份红卫兵竟然都是外地口音。

 后来，他们又翻出了我母亲的日记，其中写到对于父亲被划为右派想不通，他们说是反动日记，交到母亲单位，从此我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找不到金条，也没看出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天已亮了。他们有人去打电话叫卡车。其他人没事干，开始审问我奶奶。问她什么出身。奶奶说是地主。有一个红卫兵就抡着皮带喝道： “你这个老地主，现在蒋介石喊着要反攻大陆，你一定很高兴吧？你整天盼着他回来吧！”

 这又是太荒谬了！我忍不住又说：

 “我奶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那个人抡着皮带说：

 “你还敢顽抗！把她捆起来！”

 于是他们用绳子把我的手从后面捆了起来。

 他们嚷嚷着要把我奶奶遣反回乡，交给贫下中农专政。一个街道上的人（后来我知道是街道主任）说：

  “我去给派出所打电话！” 一会儿她回来了，把那个总是抡着皮带的红卫兵叫了出去，在外面小声说了些什么，就再也没提遣反的事。

 大卡车来了，他们开始往外抬东西，一箱箱一件件。

  可能是那位邻居给父亲单位打了电话，单位很快来了人。他们来时，第一车东西已经拉走，正在装第二车。他们进屋来看了看说：

  “这些书不能拿走，这里很多都是公家的。” 意在保护这些书。

 其实即使他们不说，抄家的人也不会要那些书，他们已经把书都倒在了地上，只是费劲地把放书的大书架和几个高大的玻璃书柜抬走了。

 大卡车拉了三回，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只剩下几张床，一张方桌，几把椅子，这些都是从父亲单位借的，上面钉着刻有单位名称的铜牌牌。还有就是一地的碎片和一大堆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抄家的原因。

 当年我们搬来时，单单是书，就用了两大卡车，一个个大木箱，沉甸甸地往下抬，这情景不知被街道上什么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认准了那里面是金条！所以“文革”一开始，街道上的造反派就找来了一帮红卫兵（其中大部份是来京串联的），到我们家抄家找金条。

 但有意思的是，最后他们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大书架和玻璃大书柜，唯独忽略了那些曾使他们认为是金条的书。说起来，那里面还真有些值钱的版本和一些值钱的字画呢。后来父亲单位的人把这些都拿走了，“文革”后期，国家作价买了去。

 后来，开始退还抄家财物，还成立了一个办公室，那时我早已去农村插队。那年回家探亲时，我找到了那个办公室，并不指望要回什么东西，只是希望能得到正名。人家翻了半天，最后说抄家名单上没有你家，说凡是我们抄过的这里都有纪录，拿走的财物也都有登记，于是让我看一个大表格，密密麻麻的。

 于是我才弄清楚，街道办事处，是政府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而街道居委会，只是群众性的组织。那次抄我家的是街道居委会的人，我又跑到居委会去问。当年参与抄家的人都说这事不是她们负责，是某某校的红卫兵。我又到那学校去问，说都去农村插队了。至于来京串联的那些红卫兵，就更无法找了。

 我再跑到退还财物办公室，得到的最后答复是：这是群众运动，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对这事我们应该理解。

 于是，我对这次抄家的最后理解就是：抄了就抄了吧，你就当它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