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父亲工作的单位以及他们那整个系统，都在“砸烂、撤消”之列，全体人员连同家属被“连锅端”到了干校，叫做“走光辉五七道路”。父亲是“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据说能让“走光辉五七道路”还是光荣。北京的家没有了，各家在外插队的孩子们春节时就都到干校去探亲。我们许多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在这里见了面，倒也热闹非常。那时的我们啊，到了干校，也不愿闲着，每天跟大人们一起下大田插秧，或者去伙房帮厨。 

有一天，我在伙房和一位阿姨一起择菜，一边干一边聊天。我们在北京同住一个大院，我与她的孩子们从小玩在一起。她问我一些插队的情形。我也问她的孩子们的情况，在哪里插队，什么时候回来探亲，等等。一个间歇过后，她忽然问：你那两个姑姑现在怎么样了？问得很突兀，而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几个亲姑姑堂姑姑都常来往，我楞了一下，说，哪两个？她说，就是那两个很美、很漂亮的姑姑呀！ 

啊，美！漂亮！已经多久没听到这样的词了？ 

在那个“大破四旧”的年代，这样的词是“大破”“横扫”的对象，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绝迹了，就像“除四害”以后的麻雀。我那时不到二十岁，本来应该是最爱美的年龄，可在我心中，这样的词、连同与它们有关的种种概念，早都被一起删除了。因此，那位阿姨轻轻地说出的这两个词，于我，却不啻是一记重重的撞击。 

我是有两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姑姑，她们和我的父亲不同母，从小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但是长大以后，她们都在北京上学，把我们的家当作家，大家相处得非常自然融洽。她们两个都是高高的身材，苗条优雅，但两个人的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 

大姑姑的美是西方式的，宽宽的额头，聪慧的眼神，爽利洒脱又能干。有一个星期天她回家，提着一大袋毛线，说是刚才在路上看到的，质量很好，正好她新学了一种很大方的花样，要给奶奶织一件毛衣。第二个星期天，她就拿来了一件蓝色的大毛衣，色泽和花样都很别致漂亮。奶奶非常吃惊，问她怎么织这么快，是不是几个晚上都没睡觉。她说：哪有啊，主要是在上课时间，一边听课，一边就织了。 

她学习毫不吃力，功课一直非常好。她的男朋友是她的一个大学同学，相貌英俊刚毅。我们小孩一直叫他叔叔，直到他们婚后也没改口。我的爷爷在广州的大学教书，有一年姑姑陪奶奶到广州看望爷爷，在回来的火车上与几位军校的学员同路，下车后，他们一直把姑姑和奶奶送到家，后来也常在星期天来看望奶奶，于是就常常能碰到姑姑，虽然他们也知道姑姑有了男朋友。 

反右时，父亲成了右派，学校里都知道了，她与同学争论，说，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没有错，都是事实，他没有“向党进攻”。于是，她也成了右派。现在想想还真算是幸运：她没有被送去劳改，只是开除了学籍。那年也正应该她毕业，她没有工作，婚后全靠姑夫的一点工资。后来她辗转到了美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很快谋得了一份工作。如今，她已是一位有成就的企业家。 

小姑姑的美又是一种，朦胧的，柔和的，有些慵懒又有些憨憨的。解放初期，她还是中学生，苏联电影中的那些集体农庄女拖拉机手，特别是后来奥维奇金的《拖拉机站长与总农艺师》里的女农艺师，是她崇拜的偶像，考大学时，便义无反顾地考上了农学院。 

她爱读外国小说名著，爱吃零食。她在家里时，每天洗完澡，就把衣服扔在一个竹躺椅上，家里请的保姆就拿去洗了。她自己都记不得什么时候说的这事，但是班里同学都知道了。运动一来，就开她的“思想展览会”，画一张大画张贴起来：画着小姑姑慵懒地坐在沙发里，左手捧一本《红与黑》在看，右手伸进旁边一个饼干盒，后面一个保姆抱走一大堆脏衣服。班里开会“帮助”她，让她“深刻认识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她认识了一遍，说不深刻，再认识一遍，还是不深刻。真把她愁坏了，怎样才算认识“深刻”呢？ 

一个春天的傍晚，教室里只有小姑姑一人，埋头在那里认真地写“深刻”的认识。一位不同系的男同学从门口经过，看见她在屋里，就进来问她写什么。小姑姑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他看。当看到“由于我对党有着刻骨的仇恨” 这样一句时，他大吃一惊，说，怎么能这样写呢？小姑姑说：报上的批判和检讨里，不是常常都这么说吗？这样不是才深刻吗？那男同学说，你不想活啦！于是把这张纸撕得纷碎，开始指导她怎样写。 

以前在自习室或图书馆里，他有好几次都碰巧（？）坐在小姑姑的近旁，也说过几句话，这回他们才算是正式认识了。这位男同学，后来就是我的小姑夫。 

后来，只要谈到小姑夫，家里的女客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真像苏联电影中的那个马克辛。看着她们那种仰慕的神情，弄得我对这个“马克辛”都神往起来。可是至今我也没看过这个电影，也不知道这是演员的名字，还是剧中角色的名字。只是从照片中看到，当年的小姑夫，高高的身材，潇洒而又帅气。 

两个姑姑和两个未来的姑夫，星期天常一起到我们家来玩。那时来我们家的亲朋非常多，星期天尤其热闹。那位未来的大姑夫，每次来了就坐在屋里一角的沙发上，安安静静地听父亲与客人们高谈阔论。而两个姑姑和那位未来的小姑父与几个年轻人一起，就聚在我家宽宽的廊沿下说笑，于是我们几个孩子就在廊沿下或院里的花木间窜上窜下，嘻闹奔跑，简直玩疯了。有时，姑姑们也把我们招到一起，请未来的大姑父给我们照相。他很会照相，有一台很棒的德国相机。 

说来有些奇怪，那时从没听人说过这两个姑姑美丽、漂亮，不，确切点，就是从没听人评论过她们的相貌。而那时的我对于美的判断，还处在“花蝴蝶结”、“花衣服”的水准上，所以，虽然经常与她们一起玩，却对她们毫无感觉。 

但是，谁又料得到，于不知不觉间，这些儿时的岁月，却一片一片地沉积在我的潜意识之中，就像相机暗盒中的底片，静静地卷在黑暗里，单等一个时机、也许，就等着这样一句问话，就等着这么一个点击------突然间，所有的那一切，比如，姑姑们进出我们那个大院时，人们看她们的那种欣赏的眼神；比如，那几个那么神气的“解放军叔叔”的频频来访；比如，每次跟她们出去，不管是排队买东西还是坐公共汽车，都能得到周围人们特别热情而友好的对待……，所有这些，此刻，被这个阿姨这么一问，全都一齐爆光，立体的、全景的、有头有尾地活跃在我的心中，显出了它们全部的意义。 

于是，就在那一瞬间，我头脑中飞快地完成了一个关于美的启蒙。同时，就有一种热乎乎的感动，直灌心底。 

要知道，这是在干校啊！这些“干校学员”，早在他们取得进入这个单位的资格之时，就已先天地成了“待罪之身”。他们年纪大的六、七十岁，年纪小的也有三、四十岁了。他们曾经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后来，经过了“反右斗争”，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又经过了“文革”的种种批斗，如今，在这里，他们四、五个人住一间屋，白天集体下地劳动，晚上还要开会、学习。他们不能随便离开，不能随便走动。就连星期天进城，也要请示、汇报。干校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半流放，半劳改之地。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在这样的地方，以这样的一种身份，已经经历而且还正经历着种种的磨难，可是，却仍然有人记着“美丽、漂亮”，记着同院邻居家两位美丽、漂亮的女孩，并仅仅以此来作为记住一个人的标识，！ 

于是，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美丽，漂亮。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明白，当年那位阿姨忘不掉的，绝不仅仅是我两个姑姑的美丽。浸润在她回忆之中的，其实是对那个被“革”掉的、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生活的一种深深的怀念，对那中间一些美好的东西的深深怀念。 

也正是这种怀念，使我感动并记忆至今。它说明，存在于人们心中的那种对于生命，对于美的永不屈服的希望与追求，其实是任何力量也压不垮的。任何倒行逆施，任何凶残暴虐，看似气势汹汹，看似杀灭了一切生机，但只要细细留心，你就会发现，在这一片黑暗肃刹之下，万千心灵之中，汩汩地涌动着的，是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泉。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