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荒》长篇连载二
作者: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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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荒(连载二)
登上山顶,一片无边的冰原尽收眼底。 离山脚约二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圆点,像个蒙古包,余汝明说那肯定是老道尔吉的家。他苍白的面颊兴奋得有些发红,在岩石避风处解下腰带,脱掉长袍,把它扎成捆。我和姜志毅也照此办理。他对我说:“咱们滑下坡去吧?雪厚,摔不坏的,别怕。我和姜志毅先下去接你。”说着将衣服卷一扔,自己飞滑而下。姜志毅随后,我也不示弱,相继滑了下去。三个人身后留下长长的雪沟。滑到半坡,各自抓了衣包,又扔将下去,三人再飞滑而下,头发、眉毛、脖子上都是雪沫。三个人都变成了白头翁,大家相视开心地大笑,背起衣卷,朝蒙古包方向望,奇怪,蒙古包不见了!余汝明说,一定是地势不平,起伏的小坡挡住了它,判定方向,三个人朝西北走去。走了很久,爬上了一个小雪丘。 “看!蒙古包!方向没错!”余汝明大叫。 坡下是一片平坦的小盆地,蒙古包坐落在盆地的北部边缘上。一只壮硕凶悍的大狗朝我们狂吠。蒙古包里出来一位五六岁的小姑娘,穿着红绸面小皮袍。她对大狗说话,大狗不叫了。我们走近小姑娘。她将狗赶开,领我们进了蒙古包。 蒙古包门很矮,必须低头弓腰才进得去。里面铺着地毯,中心支着铁炉,粗大的铁皮烟筒通向包顶的圆木架外,顶架上有一圈铁丝将它固定,以防大风刮倒它。顶盖的毡子已经被烟熏黑了,一半翻开,露出半个蓝天。铁炉旁有只小炕桌。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矮木橱,靠墙而立,上面摆着毛主席像。铺盖很少,整齐地叠靠着蒙古包正中的哈那壁。右边是并排的两个小木架,一个做碗橱,一个放着铁锅、小奶桶、长柄勺一类的炊具。 小姑娘请我们坐在中间的地毯上。她向炉里加了些干牛粪,炉火很快旺起来。包外响起马蹄声。小女孩迎出门去,是道尔吉老汉回来了。 “孩子们,我的孩子们,你们是怎么走这么远的路来的?”老汉惊奇地问。 “我们从后山坡上滚下来的。”“哎呀,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以后再别这样了,谁知道那山脚下的雪有多厚?万一人掉到看不见的雪窟窿里爬不出来,那还不要了命了吗?"老汉将茶壶放在旺火炉上,从油腻的布口袋里倒出炸面果子、干奶酪,又取了一瓶白酒,桌上摆了酒杯和景德镇盘龙青磁碗。他往碗里各抓一把炒米,加三五块炸果子,两块奶酪,一勺红糖,然后将滚烫的奶茶倒在碗里,端起来,恭敬地送到我们手中。可是,没勺子,怎么将这些食物弄到嘴里去呢?我看着老汉。老汉为两个男生斟满白酒,又将一片片切好的手扒肉放在奶茶里。我们三个人也照着做了。 毡门开了,一位身穿蓝团花闪光缎的男人俯身钻了进来,他立起身,头顶碰在顶棚陶那(顶棚的木条制支架)上。他身材魁伟,虎背熊腰,手提双筒猎枪,礼貌地向我们点头,说:“塔赛努。”然后用蒙古语跟道尔吉老汉说了好多话。老汉眉开眼笑,连声“阿嘿,阿嘿(好哇,好哇)”。听完,他对我们说:“这位是民兵连长,好枪法,刚才打死一只野猪。吃这野猪,味道特好,他在他那里把肉煮好了,一会儿送过来尝尝新鲜。”余汝明喜形于色,连声道: “伙计,咱们好口福,第一次进真正的蒙古包就吃上野味啦。”正说着,一位穿紫袍的妇人端进一盆野猪肉来。那妇人和民兵连长坐在了小炕桌前。六人围着桌子,用小刀切野猪肉,放进茶碗里。大家一起吃肉喝茶,吃果子、奶酪,男人们对斟饮酒,边吃边谈,兴趣非常。 天色已经黑尽了。三个人都没想起回去的事。几个蒙古人进来问候我们。道尔吉阿爸一脸的得意,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来学习毛主席语录的。 牧民们骑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二十多人围坐在炉前,全都捧着热奶茶。队长、民兵连长讲话,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用蒙古语唱语录歌,唱了一支又一支,唱着唱着就唱变了调,变成了蒙古曲调,悠扬极了。散了会,包外一片马蹄声远去。 勿庸置疑,我们只有在此落宿了。 蒙古包里只剩下老汉、小孙女和两个男生时,我心里紧张起来,惨了,这里只有一个蒙古包,我住哪儿?外面冰天雪地,怎么可以呆人呢?这一夜怎么过?姜志毅在一本正经地请老汉忆苦思甜,余汝明也在专注地听,都没有考虑睡眠问题。道尔吉老人很乐意讲过去的事情。他说,自从流浪到草原就给人家做奴才。“奴才’是贬义词呀,他竟这么称呼自己,可见此地多么闭塞。他说做奴才没地方住,夜里就住在巴依(牧主)的木轮车底下,将人家不要的烂羊皮垫在地上,盖上破皮被,不管多冷的天就那么过,下雨就糟糕啦,淋得没处躲。吃的是东家啃剩下的羊骨头,敲碎了,用锅煮,吃骨头里的东西,还捡人家不要的羊蹄、羊头吃。“现在政府讲忆苦思甜,我想呀,我们这些做奴才的人可以放羊,有蒙古包住,人家看得起我们奴才,这就是甜呢。”老人稀疏的白胡子在抖动。 余汝明问,从前牧区怎么吃小米呢? 老汉说那要碰机会,有商人从内地来,一年只来几回,带些衣料子、针线、粮食什么的,换这里的牛、羊皮货回去。如果商人不来,就派人赶牛车到内地张家口那些地方去买。富人家赶着牛羊去,路上走一个来回要用一年的工夫…… 男生话就是多,没完没了。 夜深了,老人出去盖了顶棚的毡子,回来时说睡觉不用脱衣服,皮袍裹着,外面盖皮被子。 “那我呢?”我不安地问。老人拿了张小皮被,让我靠东边,躺在女主人睡的位置上。他用皮被把我整个裹了起来。两个男生睡在中间贵客睡的位置。道尔吉老汉和孙女儿睡西边,都用很大的皮被裹着。余汝明与我头对头地躺下了。他默默地看着我,眼里闪烁着难以捉摸的光亮。 羊油灯熄灭了,蒙古包里一片黑暗。姜志毅一会儿便鼾声大作。我昏昏睡去,不知什么时候,恍然觉得有东西在脸上爬,陡然惊醒了,是一只手,一只男人的手!正轻轻地抚摸我的脸颊,一种近似梦呓的声音在低吟:“傻丫头,傻丫头,哎,傻丫头啊……”是余汝明,他胆敢半夜摸姑娘的脸! 我心里紧张,不敢动。他一定是流氓!如果他碰我怎么办?喊吗?多丢人呀。终于,那只手缩了回去。我松了口气,又迷迷糊糊地睡去,像做了一个梦。 第二天清晨,我们告别了道尔吉阿爸,返回场部。受到余汝明、姜志毅宣传攻势的影响,什么野猪肉、香奶茶、唱语录歌、牧民学习会啦……大家决定离开场部,下队去。但是,领队的干部说蒙古包还未置办齐全,如果一定要求下队,就先住牧民的家里。 十二小队经过一路的折腾,相互间已难分难舍,纷纷要求在一个生产队。因为石梅注定跟文旭在一起,我没有女伴,怎么办呢?我去找领队的,要求分几个女生到十二小队来。不料,她们都不愿离开原来的小队。这一下我傻了,一时六神无主,呆坐在炕沿上。 余汝明的声音又在我的身后响起: “想那么多干什么?先下了队再说,人不敢闯,活着有什么劲?咱们队的人在一起,以后有趣的事多着呢。咱们这帮子人,可是个个都有两下子的,今后,咱们还要建立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声音不大,却像磁石一样。他那么自信,好像真理就握在他手里,离开十二小队,就会离开真理。我默认了,听其自然吧。 知青们分别下了四个牧业队:巴音淖尔队、萨伦队、宝力格队、额仁戈比队。 十二小队知青的行李堆上了两辆大马车,大家坐在各自的行李上,向着草原深处进发。 车老板因为送北京来的年轻人,荣光万分,鞭子甩得啪啪响。 对着大草原,我真想放声大喊:“我来啦!”“啊!草原……”有人一声怪叫,令人直起鸡皮疙瘩。是苏子义,他顿了顿,接着又喊:“啊,草原啊,真他妈的大!啊,天空……”满车的男生一起跟着喊:“嘿,真他妈的蓝!”一阵哄然大笑。 忽然,貌似文静的韦强指着远处大叫:“快看快看,那是什么?”两对长着长犄角的动物,正仁立在远处,好奇地注视着马车的到来。走近了,它们突然撤开蹄子跑开,比兔子还快,还轻盈,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啊呀,是鹿!”“哥们儿,这地方还有梅花鹿,真新鲜唉!”“什么鹿,那是羚羊!”“不对,哪儿有这么大个的羊……”“那叫四不像!”车老板高声说。“四不像就是长着鹿角、马脸、羊身子、牛蹄子,却又不像这四种动物。”余汝明戴着狗皮帽的大脑袋正低垂着,沉默不语,令人不由得想起他那头乱鸡窝,很想笑。如果从他的乱发里飞出几只小鸟也不奇怪。这个脏得不堪入目的大刺猬,居然还会拉手风琴,并且拉出那么优美的曲子,岂不是更怪?这位言语不多又极胆大的怪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这个敢在晚上摸姑娘脸的坏家伙,更加引起了我的注意。 马车奔到中午又跑了一个下午。一路上,我们不断地受到牧民的热情款待。太阳西落,滑向天边的小山。气温骤降,北风刺骨,长长的雪路,似乎永无尽头。大家开始昏昏欲睡。天完全黑了,马车终于停在一座蒙古包前。大家进了包,热气扑面而来。 吃过饭,就要在这蒙古包过夜了。一屋子男生,只有两个女生,怎么安排?车老板说,到哪儿说哪儿的话,大家就一块儿将就着睡吧。石梅自然跟文旭在一起,我又打单帮了,只好入乡随俗。汉族人最讲究的男女之别,在蒙古包里却淡化了。我在添牛粪火的位置上坐下来,男生们不关心男女有别的事,只顾聊天,竟然忘记了我是个女孩子,应该安排个地方睡觉!直到大家全躺下了,我才赶紧找个角落躺下,做梦到天亮。 两架大车一路行进着,遇蒙古包就停,留下几个志愿者,都是同学校的人。我跟谁一个组呢?眼睛盯着石梅,她根本不看我,依偎在文旭的肩头。不知什么时候,一个沙哑的男低音开腔了:“我们要到最靠边界的地方去。”这话像是专为我说的,因为我正好想到了这里,抬眼循声望去,余汝明正用眼睛看着我,禁不住心头一阵颤动。他总是不失时机地点出我正想到的事。是的,我曾对他说过,我要到最边远最荒寂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去,去开垦出一片新天地。 石梅与文旭下车了,一同住进鄂斯勒格的家。她真开放,一点不顾虑别人会说什么。她走了,头也不回,甚至不看我一眼。我却对她依依不舍,心里空荡荡的。 天空堆起了乌云,刮风了。 一会儿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花。 车上只剩下了最后三个人。另一辆大车在最后一个人下车后,已经掉头回场部了。最后的三个人正是余汝明、姜志毅和我。我说过的话当然要做到,到最边远的地方去,就这么办。我看着姜志毅和他下了车。大车上只剩了我一个人。车老板惊奇地瞧着我说:“喂,就剩你一个人了,不怕吗?”“不怕,我什么都不怕。”我自负地回答。 前面,一座蒙古包前仁立着一位矮小的妇人。她穿着棕红色蒙袍,没系腰带,和善地微笑着,迎接我的到来。车停了,她帮着车老板将我的行李搬进蒙古包。 雪越下越大。我站在雪地里,望着远去的空马车,环顾四周,白茫茫一片,仿佛,世界上只剩了这一户人家,我正站在一颗死寂的星球上。我心中陡然升起一种莫名的空寂感…… 门外,一片无极的白。 包里,烘燃着一炉羊粪火,炉壁和烟筒拐角烧得通红。我脱掉皮帽、皮袍,面朝火炉,吃女房东端上的羊肉白菜粉条汤和酥饼。她会做汉族饭,这是我的福气。 女主人叫尼玛,虽然矮小,一颗头颅却长得天庭饱满,颅顶很大,瓜子脸,黑发又细又软,整齐的小辫垂在胸前,辫梢扎着蓝绸子。 试着用刚学的蒙古话跟她交谈,可是,无论说什么,她总露出不解的目光。掌灯时分,我朝她做了一个睡觉动作,说“温特勒格那”。她明白了,并纠正我的发音。我跟她学,像牙牙学语的孩子。她用大皮被将我裹起来。我想着心事很快睡着了。 清晨,我醒来,睁开眼,看见皮被上结满冰霜,哈那壁、顶棚上,也挂着白霜。再看自己,头发上都结了霜,好厉害的天气!尽管生着旺火,包内依然很冷。我哈着气,从地毡上爬起来。包外响起马蹄声,是巴特尔阿驾(阿驾:对男主人长辈的尊称)回来了,他是这包的男主人,因为放马,常住在远离畜群的看马地窝棚里。我钻出包门,见他和小马倌多格拉一起牵来了四匹没上鞍的马。他们下马,将几匹马系在木轮车的大轮子上。 “长征,来,看看马,你的。”小马倌多格拉用生硬的汉话说。 “我的马?哪一匹?”我高兴得叫起来,向四匹马望去。四匹马四种毛色。巴特尔将其中的大青马解下来,牵到我面前,拍拍马的大鼻梁,骄傲又舍不得地说: “我的呼痕(女儿)。这是我最好的马,送给你用。你可要好好骑它。”他将精心做好的马鞍子配在马背上。于是,大青马显得格外神气、潇洒。它高昂着大脑袋,脊背与我的肩头一样高,碗口大的黑蹄子,结实得可以踢碎一切东西。好一匹骏马呀!今天它是我的了。巴特尔说,它叫“青克勒”,又指着另外几匹,说小青马叫“固库”,黑马叫“哈勒”,小花马叫“阿力克”。巴特尔大叔郑重宣布,从今天起,这四匹马的主人就是我了。我一下子拥有了四匹马,看着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高兴得直摸后脑勺。我暗自纳闷,便问巴特尔,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马呢? “我们这地方,没有马儿,哪儿都去不了,你们知青要放羊,离不了马。春天接羔,马要累垮几匹,四匹马都不够用呀。唉呀,到时候你就晓得了。”说完,他右手撑着套马杆子,左手抓住青克勒的马鬃,左脚伸进马镫子,一使劲,跃上了马背,洒脱得很。 大叔骑着青克勒,围着蒙古包绕了两圈,跳下马来,一脸的得意。 我模仿他的动作去骑马,可是连上几次,都失败了。巴特尔、多格拉和尼玛阿娘都在一旁开心地笑着看我。我真不好意思。巴特尔扶住我,将我举上了马背。第一次在草原上骑马,心里发慌,又兴奋得脸发烫。从此,我长征就是一名真正的草原牧民了。我骑着马在草地上奔跑,跑过了山坡,转到了余汝明他们住的蒙古包前,远远地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我忙着遛我的马,从他眼前一闪而过。跑了一会儿,回头一望,见他仍然仁立在雪地上望着我,我的耳朵发起烧来。 没有几天,我们就搬家了。这时,我才体验到蒙古人是在怎样一种严酷的生活方式中生存着。蒙古包变成了六辆牛车,阿娘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坐在第一辆毡篷车里,它叫哈马车,我骑马跟在车队后面,巴特尔阿驾赶着畜群。牛车排成长长的车队,向另一个草场转移。 远处,一团雾气冒出地面。荒无人烟的大雪原怎么会有雾气升腾?我有些好奇,立刻策马离开了勒勒车队。走近雾气,我惊得睁大了眼睛。草丛后面,露出一个黑森森的大洞,足有半人高,它不是小小的旱獭子的巢穴,那么,它一定是个狼窝!看这洞口像大狗的脚印,正冒着的团团雾气,说明这里住着不少的野兽,对了,是住着一个狼群的家族!啊!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孤独和危险处境。如果群狼冲出洞来,我的马跑得再快也难逃一劫。阿力克身子在颤抖,惊恐地倒退着。我赶紧扭转了马头,朝山坡下狂奔。 奔下平原,我望不见勒勒车队,急得直出汗,在冰雪世界中乱冲了一阵,才看见白雪深处一串黑影。我催阿力克追上勒勒车队,马到跟前,勒勒车已经卸了,围成一圈,正准备搭蒙古包了。我发现尼玛阿娘不在这里,便顺着辙印爬上雪坡,坡下是一个小盆地,几个人影在寒风中晃动。走近时,我感觉自己快冻僵了。这雪窝子里显然扎过营盘,几个妇人正用木锨铲雪,将冻硬的羊粪扒成堆往牛车上装。我下马帮着她们干了起来。太冷了,我和她们终于支撑不住了,只有收兵。 我骑上阿力克,跟在牛车后回营盘支起蒙古包。 一千多只羊,咩咩叫着被赶出“圈”。这是我第一次放羊。我穿着皮得勒、皮裤、毡疙瘩,系着蓝绸腰带,神气十足的牧民打扮。我一手牵马,一手拿着套马竿。巴特尔在一旁帮着,将羊群赶向营盘的后坡。羊儿渐渐散开呈小扇形,边吃草边走。巴特尔要去马群,叮咛我把羊群赶过西边高坡,那边是一大片好草场。他走了。我心里直打鼓,我还不会上马呢,怎么办?而且,上了马又怎么下来呢? 我徒步跟在羊群后面,慢慢赶着。羊群散得很大,漫山遍野。我追上翻越山坡的羊群,担心它们掉到坡那边的大河里去…… 太阳发黄了,气温在下降。羊怕冷,扎成一堆,脑袋低着,躲避刺骨的寒风。我挥动长竿赶羊,要它们掉头向北,迎着风回营盘。羊群不听指挥,一致掉头朝南,背对着北风。 我无计可施,急迫中,脑海里闪出童年听到的故事,说领头的羊认识回家的路。于是,我不再拿套马竿轰它们回头,任凭它们自己回家。这样,一收了套马竿,羊群立刻屁股朝着北风向南跑去,越跑越快。我牵马落在了羊群后面。渐渐地,我迷路了……羊群不见了。 我坚信,羊会识路的,跟着我的羊群准没错。穿毡疙瘩真笨,越走越重,翻了一个坡又一道坡,羊们要上哪儿去呢?三角架!前面有一个三角架!啊!这不是特莫山吗?这是前几日搬家前往过的地方呀,方圆这么多里路,只有特莫山上有个三角架呀,这么说,这里到新营盘有一二十里路啦,搬家那天,只知道跟着牛车队,我还是不识路呀! 这时,我头发、眉毛、鼻孔全都结了厚霜。我知道,气温越降越低,体内的温度已不够用了。现在不是我领导羊,是羊在领导我。我不会上马,只好牵了马跟在羊群后头走呀走。怎么办?只有听天由命! 太阳就要沉入地平线了,那给人温暖与生命的红色球体就要收尽余辉。我不敢深想,只剩下一个念头:跟着羊群走…… 远处传来喊叫声,一个强健的男子骑马朝我奔跑而来。他是邻居铁木勒,身材高大,穿一件蓝缎子蒙袍,腰系杏黄色宽腰带。他喘着粗气,眉毛、胡髭上结满了白霜,马也跑出了汗。看样子他已经跑了许多路,他马到跟前,上前伸出套马竿,拦住仍在前进的羊群,奋力将它们赶回,同时指着西沉的太阳,用生硬的汉语焦急地对我说: “红太阳,没有啦的,家,远远的,要冻坏了的!”听着他日本式的汉话,我忍不住想笑,心里想:这牧主的儿子,要是在内地,说了这句话,不打成反革命才怪呢!这年头,谁敢说红太阳没有了,也不想想红太阳是谁的象征? 他催我立刻上马。我依然是那种爬不上马的丑相。他下了马,将我扶上马去。我挥动长马竿赶羊,立刻灵验了许多。正赶着羊,巴特尔大叔从雪坡后面冒了出来。他骑在马上,表情严肃,眼里冒着火,非常恼怒,我等着他大发雷霆。他开口了,话音却充满了关切,说:“姑娘,你今晚如果回不去,就会冻死。你还不知道这里天气的厉害,夜里有时会降到零下四十度,这里离营子已经几十里路了,羊群今天这一趟要掉多少膘?这一秋长的膘就算自废了!姑娘,你以后可不能再干这种事了!”我很委屈,说:“我是跟着羊群走的呀,我没有想干这种事!”“唉!你怎么能跟着羊群走,不是叫你往回赶吗?”“怎么不能跟着羊群走?羊群不是有头羊吗?头羊会认家,会带路的呀。”巴特尔一脸的嗔怪变得无可奈何。他终于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大孩子,跟这城里来的书呆子说话,有理也说不清,真是哭笑不得。 一路上,又有几个牧民找了来,看样子,这件事惊动了许多人。他们一齐将羊群赶回营子,天已经黑得看不清道路,只听得一片踏着硬雪的清脆马蹄声。 远处,蒙古包的小窗口闪烁着点点灯火。狗在狂吠…… 今天,要分羊爬子,就是将放进羊群里的种羊捉出来集中饲养,以便母羊保胎。巴特尔大叔要我跟他一起去。 我牵了青克勒,心里直发憷,上回放羊,我吃够了它的亏。青克勒真的是个大滑头,当着巴特尔的面很乖,任我在它背上瞎折腾,只有我自己的时候,它就原形毕露了。 一路上,几个小伙子凑在了一起,低声谈笑,然后又一齐冲着我笑。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忽然,“啪”地一声,一根马鞭子重重地打在了青克勒的屁股上。一个小伙子嘻笑着擦过我的马儿跑开去。青克勒猛地一惊,前蹄腾空而起,差点将我颠下马去,接着,像箭一样狂奔起来,我本不会骑马,听着耳边的风呼呼地响,大地急骤地向身后退去。我咬住了嘴唇,使劲勒马嚼子。马嚼口太硬,很难拉住。惊马的爆发力巨大。几个小伙子一齐骑马追了过来。越追,惊马跑得就越快。巴特尔急了,手持套马竿,追上来,想套住狂奔着的惊马。他大声喊着我听不懂的话,我明白那是在告诉我拉住缰绳,千万别掉下去。我拼命勒缰绳,身体向后倾斜,帮着胳膊使劲,几乎躺在了马背上,两只手像要勒断了。马仍在狂奔。此时此刻,一不小心摔下去,不是拖死,就是被后面急迫的奔马踏伤,只要自己镇定,小性命就握在自己手里。风在耳边呼啸着,小伙子们纵马在我左右奔跑,个个神情紧张,想拼命拦住惊马。几匹马都四蹄腾空,踏得雪沫飞溅。马儿和人们都喘着粗气,一团团白雾在我左右滚动。一个系着黄绸腰带的小伙子大吼一声,运足气力,伸出套马竿子,抖开套马索,抡圆了照青克勒的脑袋抛去,一杆碰上了马耳朵,马僵直竖着的耳朵晃动了一下,脚下速度陡然一停,惯力差点将我像炮弹一样射出去,幸亏我是向后仰坐的,没等我反应过来,马儿又腾跃起来,我差点从侧面摔下去。我又一次咬住嘴唇,全神贯注,双腿紧夹马肚子,握紧马缰绳,大脑里一片空白。 青克勒风驰电掣地狂跑着,离一个蒙古包越来越近。马儿像一颗重磅炸弹向这目标射去,那气势真会将蒙古包撞碎。我急得六神无主。 那个小伙子不甘示弱,又追了上来,再一次向马头抛出了套马索,正好套上,几乎在同时,巴特尔的套马索也套上了马脖子。马一下子停住了。我已是大汗淋漓,好一场惊吓。小伙子们开的玩笑大危险了。大叔阴沉着脸色,叽哩咕噜地训那打马屁股的小伙子。小伙子红着脸,静静地听着。 此刻,小伙子们再也不敢开玩笑了,放慢速度向羊群走去。前面已有几个骑马的牧民围在羊群的周围。突然,青克勒掉转了头,拼命向羊群相反方向跑去。我使劲拉住左嚼口,调整方向。马头被拉得朝左偏着,蹄下依然向右迅跑,跑出没多久,突然一停,又向左一闪,冲着羊群跑去。这一着很厉害,九十度急转弯,又闪了我一下,差点将我甩出去。我知道,这是青克勒故意捣乱,想将我甩掉。我已被它折腾得气喘不止,招架不住了。它这样左颠右闪的,时刻威胁着我的安全,我干脆跳下马来,不骑它了。它又胜了我。 分羊爬子是骑马干的活儿,我没有马上功夫,只有站在羊群边上当观众,看着人们跃马在羊群中忙碌。善用套马竿的牧民们在羊群中连连出手,羊肠子做的套马索准确地套在羊爬子的犄角上。几个徒步的牧民便跟上去,将入套的羊爬子抱出羊群,交给另外几个小伙子看管,以防它们又跑回羊群。一只大种羊乘人不备,低着头用大犄角开道,冲刺一样奔向羊群,奋不顾身。几个剽悍的牧民催马追了上去。两根套马索一起向它抛去,挂在了犄角上,用力拉住,另有几个牧民徒步追上,一齐将它拖出羊群。又有一排小伙子,压住种羊群的后阵,防备种羊们再次冲回羊群去。公羊们被迅速集中起来赶向远方,它们虽不情愿,但四十五天的蜜月已将它们的体力消耗殆尽,亟须休养恢复,以平安度过寒冬。再说,严格限制配种时间也是为了春天的接羔大忙能够准确地开始并适时地结束。种羊通常都在远离普通羊群的草场放牧,那孤独的羊倌终日跟在这群同样孤独的倒霉蛋后面亦步亦趋,一刻不停地嗅着它们通体冒出的令人窒息的浓烈膻臊气息…… 牧区的活儿看似古怪、散漫,实则明白、严格得很呢! 巴特尔大叔是民兵连长,常出去开会,每出远门,就骑骆驼。 那一天,骆驼的怪叫声将我从蒙古包里引出来。巴特尔大叔骑着骆驼开会回来。骆驼的叫声本来就很奇特,此刻,像中了邪,尾音拖得极长。它半张着三瓣嘴,扯着嗓门乱喊。巴特尔抖动缰绳,拍它的大脖子,要它蹲下来。它慢悠悠,不情愿地双膝跪在了地上,让背上的主人下来,然后盯住主人不放,眼神很古怪,一边盯他,一边怪叫,叫声震天,十几里外都听得见。 巴特尔立着拉笼头,想让跪倒的骆驼站起身来,它不从,跪在地上不停地怪叫,声音里带着怨气,就这样,弄得巴特尔很不耐烦,抽出马鞭向它示威,逼它起立,它依然不从。巴特尔急得踱来踱去。它毛耸耸的大脑袋和大脖子也随着他转来转去,样子十分可笑。忽然,它大吼一声,从嘴里、鼻孔里喷出黄雾似的一大团粘物。巴特尔被喷了一身粘物。漂亮的蒙袍顿时不堪入目。仔细一看,喷出的竟是大粪。英俊潇洒的巴特尔连长,一下子变得十分狼狈。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流了出来。 骆驼傻乎乎地瞪大美丽的眼睛,看着我们,不再乱叫了。 我问:“阿驾,骆驼怎么啦?”大叔笑道:“我穿得太新鲜,刺激了它的眼睛,它看不惯我这身打扮,生气了……”原来,骆驼生气会用这种表达方式。于是,我骑骆驼的愿望打消了。 草原人跟内地一样,实行“天天读”,就是天天学毛主席著作。牧民每天夜里都骑着马、骆驼,赶着牛车,聚集到队长家里,朗诵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讲讲生产上的事。归途上白雪皑皑,东南西北分不清,很容易迷路。 巴特尔说,不迷路的办法是看天上的星。可是,星空那么大,在地球的任何方位都可以算对着那颗星走呀,相差十里八里也可以认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大叔为什么那么说呢? 一天开完会,巴特尔去圈他的马群,只有我一人骑马回家,我牢记大叔的话,朝着北斗星,走了很久,仍不见自己的蒙古包。四周万籁俱寂,我终于看到前面雪地上一行马蹄印,仔细观察,这是自己留下的。我迷路了,已经转了一大圈。这时,我听见左侧前方有断续的狗叫,盯住那方向,抬头看相应的星座位置,找准地势起伏特点,又一次出发。 不知翻越了多少雪坡,一座蒙古包出现在眼前。群狗狂吠着向我围来。片刻,包里走出一位老态龙钟的女人,手持木棒,驱散狗群。明亮的月光下,我看见一双绿眼睛,幽幽放光。这种野兽般的碧眼,是老妇人的眼睛。一丝恐惧向我袭来,从小到大,我没见过绿眼睛的人,只是在小时听说过。我浑身汗毛竖了起来。老妇人面无表情,询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声调里充满敌意。她紧握打狗棍,我想,她会随时举起来,落在我的头上。我忐忑地询问尼玛的家。她听到尼玛的名字,态度和缓下来。指了路。 我骑马逃也似地走出很远,回首一望,她依然立在包前。我想,这碧眼的老妇人,一定是成吉思汗从欧洲掠来的人的后裔。当年,蒙古人的轻骑队龙卷风一样席卷欧亚大陆,所向披靡,带回了异族的血液。严格地说,蒙古族是一个国际民族,血管中融合了各族人的血液,所以难免有这样的碧眼人。 我深深地感到了寂寞和孤独的恐惧,朦胧地期盼着一副保护自己的臂膀……
这天下午,牧业组的生产会散了,余汝明和姜志毅留下来。木橱上的半导体收音机正在播送着最新最高指示,报道伟大旗手最近的活动。 余汝明品着茶说: “鲁迅才是最伟大的旗手,现在江青也称旗手,这是因为她实质上与鲁迅相似,都是‘钻进去,爬出来’的人物。”我不解地望着他。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从江青讲到马克思,又从黑格尔讲到希特勒,旁征博引。他说,希特勒也崇拜黑格尔,但是对黑格尔的理解与马克思完全不同,所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就是“钻进去”,爬不出来了。敌人最怕“钻进去,爬出来”的人,因为这种人“钻进敌人营垒,再反戈一击,正中要害”。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批判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一针见血,因此取得了文化革命旗手的称号。 我真不理解,一个人除了革命英雄和劳动模范的故事,竟然还会知道那么多,我被震住了,目不转睛盯着他的嘴唇,一丝得意正掠过他的嘴角,灰暗的眼睛闪着光,精神特别好。他又讲到了江青,敬佩她,崇拜她,说她与鲁迅一样,是从敌人的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真正旗手。接着,他又从各个领袖们的秘闻轶事,讲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还有他的种种独立思考…… 我像姜志毅一样,整整一个下午,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在何处。我陶醉在他的胸怀博大、境界高深、性格奇特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崇敬之心。我真想这样听他不停地说下去。 蒙古包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尼玛阿娘和善地打断谈话,请我们喝奶茶。姜志毅起身告辞,出去圈他的马群。我送余汝明回他的蒙古包,雪在脚下沙沙作响。天黑了,远山像黑色的剪影。余汝明仰望满天星斗,叹道:宇宙,大宏大了,人生,太短暂了!他指着星星向我谈起了各种星座。 “你懂天文?”“嗯,只不过感兴趣而已。”我睁大了眼睛,更加钦佩地看着他。 “你去过天文馆吗?”余汝明问。 “没有,到北京上学,我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去过,就来这里了。”“哦,那真是遗憾,我对天文感兴趣,所以常去天文馆,天文馆里有观察星空的望远镜……”他喃喃自语起来,讲了许多星座的美丽神话。不知不觉,我送他送了很远。分别时,我心里忽然觉得少了什么,却又说不清到底是少了什么。 第二天,他来到了我的蒙古包。 他问起了我的父母,说他的父亲待母亲不好,与小保姆有私情。母亲发现了,向父亲抗议,父亲却变本加厉。母亲气病了,后来病情恶化,临死前,母亲将他托付给了哥哥。那一年,他才十三岁。母亲一去世,他父亲就跟小保姆结婚了。从此,他受尽了继母的虐待和打骂。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得了一场大病,又因为治疗不及时,转成了肺结核。继母以此为借口,将他赶出家门,让他住进破旧的小平房,不给他棉被盖。只盖一条薄被过冬,他又冷又饿,病在床上,奄奄一息。那时,他常常把母亲的照片抱在怀里痛哭。继母见他把母亲的像挂在墙上,很恼火。有一天,她闯来把母亲的照片撕得粉碎。那时,他非常瘦弱,几乎是皮包着骨头。有好几次,他从梦中醒来,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父亲有权力,可是并不心疼自己的亲儿子,只弄一点廉价药品敷衍。后来哥哥从部队回来了。哥哥是炊事员,带来了许多白面馒头。他们哥儿俩叫着母亲,拥在一起痛哭。哥哥用旧报纸为他做了一个小窝,和他一起钻进去。哥哥搂住他,用体温温暖他。天底下,只有哥哥一个人关心他。以后,他天天盼望哥哥的到来。哥哥还出面向父亲要治疗肺病的药。在哥哥的照料下,他的病渐渐好起来。后来,由于国家闹三年灾害,哥哥被精减了,便报名去新疆。哥哥聪明过人,怀才不遇,就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哥哥的关怀和鼓励下,他刻苦学习,终于考上了艺术学校,从此有了生活的归宿,不再受后娘的气了…… 他讲述着,眼角闪烁着泪光。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为他难过,为他心疼…… 第三天,他又来了。我和他并排靠在蒙古包的哈那上,听他讲了他母亲的故事: 他母亲长得非常漂亮。因为父母早逝,她从小带着弟弟挨门要饭。长大以后,凭借她的美丽,在上海的酒吧做事,后来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借舞女的身份做党的地下工作。那时候,他的父亲是上海郊区的“抗日大队队长”。虽然他领导的队伍只有一千多人,因为地处上海近郊,对上海的安危却是举足轻重,上海地下党就派她做他父亲的工作,争取他加入共产党。一次,他被逮捕,关进了大牢。她受上海地下党派遣,用重金赎他出狱。她装扮成他的太太,打扮得珠光宝气,去狱中拿钱领人。父亲并不爱她,出狱后,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恩,同她结了婚,所以婚后并不幸福。不久,他父亲那支抗日武装被收编为新四军的一个旅。她也从地下党转到新四军,做后勤工作。有一次,她被敌人困在芦苇荡里,身上带着许多黄金。这是他父亲那个旅的全部活动经费。为了保住黄金,她千万百计逃脱了敌人的围捕。她本来可以用这些钱买些吃的,但是,她一分钱都没有用,饿着肚子寻找自己的队伍。当她找到新四军时,已经是几天没吃东西了,饿得昏了过去……他的哥哥最像母亲,也最爱母亲,一心要做个有志气的人,为母亲争口气!因为母亲的死,他哥哥非常痛恨他的父亲和继母,发誓要为母亲报仇。在哥哥的影响下,家里的孩子分成了母亲派和父亲派。他站在他的哥哥一边。“文革”中,他哥哥在父亲单位贴了大字报,造父亲的反。他认为他哥哥这样做是愚蠢的,思想太偏激了…… 连自己都奇怪,我竟然沉浸在了余汝明的故事里,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中。我常常忘了自己是谁,自己应该有怎样的思想,怎样的作为,今后,自己将如何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存,我的理想、抱负是什么……这一切,全都淡淡地远去。我的思想和灵魂已经被他摄去,耳畔只回响着他一个人的声音,脑子里只贮藏着他高深莫测的观点。我为他的遭遇难过,为他的爱和恨激动,为他不寻常的思想叹服,为他的聪慧和才华惊异……我怎么了?我说不清。我爱他吗?爱就是这样吗?如果不是,那么,爱又是什么?我说不清。眼前的一切,五光十色而又混混沌沌,缠缠绕绕,找不到头绪。只有被动地接受,听其自然发展。 不久,余汝明又对我讲述他的哥哥和嫂嫂的故事。 他的哥哥认识林思韵的经历,实在浪漫。他哥哥知识广博却又偏爱美术,并且疯狂地爱好音乐,经常光顾音乐厅、音乐学院的演奏会。他是在音乐演奏会上认识林思韵的。林思韵长得美丽非常,姿色足以使所有的男人倾倒。她的绝顶妩媚不仅是天然的,而且她的聪慧过人也是天赋的。她家有大量的藏书,因此从小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十六岁时,她考入了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很快成为高材生。他的哥哥就是在音乐学院的演奏会上对她一见倾心的,不仅仅因为她的美丽和风度,更由于她拉出的优美旋律极具感染力。他迷上了她,音乐学院每有小提琴演奏会,他必去。他是有名的厚脸皮,执拗极了。这一次,他不顾及自己的身份与这位美丽少女之间的差距,大着胆子,在音乐会散场以后等到了她。他邀她一同散步。她惊奇他的勇气,欣然同意。 这是一个爆炸性新闻:林思韵竟敢和一个小兵在一起逛马路!她依然我行我素,任凭舆论大哗。始料不及,好奇心促使她与这位小兵接触频繁,感情越来越深,直到不能自拔。 他们惊异地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追求,都在思索着共同的问题,每一次约会成了讨论会。他的哥哥常常为林思韵的学问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林思韵更为他的怀才不遇而惋惜。毕业时,她以全优成绩换来了一张中央乐团的录取通知书,并且成为首席小提琴手,前程远大。可是,她的心已经被这个大兵夺走了。她甘愿为他的理想而生活,她被他强大的思想力量征服了。他复员后,决定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是当时的时尚。他的哥哥智慧再高,也脱离不了时代的影响力,而且更偏激。他认为,要寻求真理,就必须锤炼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必须去走崎岖坎坷的荆棘之路。这一固执的念头,影响了林思韵的一生。林思韵为了追随他的思想,为了心目中神圣的爱情,抛弃了舒适的生活和为之向往的音乐生涯,付出了最大的牺牲。而且,为了追随他的哥哥,她还失去了父爱。林思韵自幼丧母,是父亲亲手将她拉扯成人,她深深爱着父亲。父亲为了培养女儿,含辛茹苦,费尽心血。面对女儿的选择,父亲苦苦相劝,希望以父女深情换回女儿的心,不料,女儿不听父亲的话,坚决跟那毛小子去外地受罪!父亲伤心了,失望了,最后,他愤怒了,断绝了父女之情……就这样,林思韵离开了生她养她的父亲,随着一个前途未卜的年轻人,离开了北京城,义无反顾!…… 我听了这些,心情久久激荡,夜不能眠。余汝明紧锣密鼓地约会,天天坐在蒙古包里说话。他言必谈他的哥哥嫂嫂,好像他的哥哥不仅与他有骨肉之情,而且是他的人生楷模与思想导师。他总是“我哥、我哥”的,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令我好笑。我真羡慕他有个好哥哥。久而久之,我也崇拜起他的哥哥来了。 他说,他要同他哥哥、嫂嫂一样,不惜代价,去寻找防修反修的真理,以天下为己任,这就是他来内蒙古的目的。过去,延安的窑洞里出了马列主义,现在,简陋的蒙古包里也照样能出马列主义,这就叫“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还将他童年时最肮脏、最隐秘的事情向我披露。这是一个何等坦诚的灵魂。他赤裸裸的坦白虽然令我惊恐——我做梦也想不到男人内心世界会如此肮脏,但是,我也强烈地感到了他的信任。人世间有什么比信任更珍贵?一天,我坐在尼玛阿娘身边,看她搓驼绒线。尼玛阿娘用一根细木棰搓线,木棰上已绕了许多线。她一手转动木棰,一手捻毛线,并且不断从簸箕里拿出驼绒续上,再搓成线,像陕北人纺棉花一样。驼绒线非常结实,阿娘说可以用它缝蒙古包的围毡和顶篷,还可以缝毡毯、毡袜、马肚带,它不易断裂,坚固耐用。我一定要学会做这活儿。我接过木棰,学着阿娘的样子捻线。线很好捻,只是捻得粗细不均,阿娘在一旁耐心地指点着。蒙古包的小毡帘被人掀起,余汝明一头钻了进来,由于太急,撞在低矮的门框上。他摸着脑袋,眼睛直视着我,目光怪怪的,像要把我看化了。 阿娘请他到包中间坐,给他倒茶,放在他手中,他居然像没看见,也没知觉,依然呆呆地看着我。阿娘笑了一笑,退到一边,继续忙她手中的活儿。 他在我身边坐下,喃喃地说着什么,越坐越近。我见他反常,慢慢移动身子,跟他保持距离。我从小就对男孩子很严肃,男孩子也不敢侵犯我。可是,余汝明却不知趣,我退一分,他近一寸,这样子让阿娘看着多不好。我可是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呀。我的脸开始发烧了。 忽然,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我像触了电,浑身剧烈地颤抖。他紧紧地捏住不放。我觉出自己的脸色一下子红到耳根,像发了烧,嗓子眼也哽住了,头久久地低垂在胸前。我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我应当怎么办?妈妈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些事,我去问谁?我看看阿娘,她依然在忙碌,平静得像一潭清水。他胆子太大了,竟然敢当着阿娘的面这样做。 “长征,请你嫁给我,我爱你!”我的脸羞得更红了,如果有地缝,我会立刻钻进去。很庆幸,阿娘听不懂汉话,不然,当人的面被求爱,真丢死人了。妈妈从来没对我讲过男女之间的事。爱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是一种禁区。我与同学们从不提爱情这两个字,更不看爱情小说。在这方面,我和许许多多同学的知识都是一片空白。我迷惘地望着他,沉默着。他急切地说:“你同意吗?不说话?我可不怕闯进你的迷魂阵。好,你沉默,就是表示默许了。对吧?”我低下头,眼睛看着地。 他双手扶住我的肩膀,说:“看着我的眼睛!”我无言地望着他。 “这是一双诚实的眼睛,单纯得透明的眼睛。”他喃喃地说:“你真像一块无假的白玉,纯洁,简单极了。我就是要娶这样的人为妻……”我盯住他的嘴唇。 他的嘴唇在一开一合,恳切地说着。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末了,露出一颗橡树籽。他把它放在我的手心里,说:“这是橡树籽,我非常喜欢它,它象征着爱情。我把它送给了你,也就是把我的心给了你。据说橡树籽非常难萌发,只要我们精心培育,它一定会开花结果。答应我,长征,嫁给我,我要亲耳听到你的许诺,不然我会像欧洲人求爱那样,跪在你的石榴裙下,直到得到你的答复。”我真怕他当着尼玛阿娘的面做出什么蠢事来,心里紧张极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又说:“咱们刚到巴音淖尔时,你骑马走过我的蒙古包,神态真像高傲的公主。那一天,丘必特的箭就射穿了我的心。你一本正经,又太高傲。我知道,我只有屈身向你求爱,才能得到你,那时,我就有一种渴望,渴望征服你。”要征服我?在我心中,他就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是我的偶像。他追求我,我能拒绝吗?况且,他从小就有不幸的遭遇,我能忍心拒绝他的爱吗? 我走向行李卷,找出一个黑色布面皮肚兜。它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凝聚着父母的一片心意。如今我要将它送给他,表达我对他的重视。他接过肚兜,仅看了一眼,没说什么。这使我失望。我取出针线包,把他送的橡树籽郑重放进去。突然,他一把将针线包抢在了手里,细细地看。它是用草绿色军用布手工缝制的,上面有红丝线绣着的一行小字:“继承红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这是用来激励自己的话。 “把这个送给我。”“既然你喜欢,就拿去吧。”我说。 他欣喜地接过针线包。我又掏出随身带的小手绢儿,将橡树籽包起来。他叹道:“唉,你们姑娘喜欢送小手帕做定情物,你怎么不会呢?”“送它干什么?小资味儿。”“你真的太像男孩子。”“是的,我从小是爸爸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大的。我真的想当个男孩子,走南闯北,什么都不怕,多好哇。”“傻丫头,简直傻得可爱。走,咱们出去走走。”我红着脸看阿娘,阿娘只是微笑,依然捻着驼线。 这一天,好像过了很长很长,又像很短很短。他拉着我的手,走在白皑皑的雪地上,不停地说话,从朝日说到暮霭,我听累了,他却毫无倦色。他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家庭就会解体,儿童由公家抚养,孩子是人类共同的后代,男人女人因此而解放出来,才有最大的自由。有爱便是夫妻,爱情一旦消失就自然解除婚约。 他讲述了一件真实的事情。 “文革”初期,好友吴溪平有一天拉住他,要告诉他一个秘密,约他某日某时到艺术学院的宿舍去找他。他按时去了,推开房间的门一看,呆如木鸡。好友正赤裸裸地与两个同样赤裸裸的女人睡在一起。吴溪平从课桌拼接的“床”上爬起来,介绍说:余汝明,不认识了?那位是我爱人丽璕,这位是我的好友李菲菲。唉!你怎么不抬头看人,斗走资派的胆子哪里去了。当时,他回过身想走。吴溪平叫住他,说:别走!老弟,你还侈谈什么共产主义,共产共妻,这不是你的观点吗?到了那个时代,所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婚姻将全部解体。男女爱情自由,表面上看与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相似,其实有着根本区别。咱们是敢想敢为,理论联系实际。你看,我们三个人好,我们就在一起。我妻子都不计较,你那儿醋什么劲儿,没个造反者的气派,敢想不敢为,算什么好汉,有胆量,脱了,上来!他还是没敢脱。吴溪平当着他和他那妻子的面,就跟李菲菲云云雨雨。李菲菲真是长得漂亮,当着人的面做那种事,一点羞色都没有。她的身体很像维纳斯女神,美得像玉雕的艺术品…… 听了余汝明眉飞色舞的描绘,我脑子嗡嗡作响。啊,我都听到了些什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今天,“恋爱”等于耍流氓,更何况是有妇之夫当着妻子的面与另一个女人乱搞,这叫什么事?他竟然还说佩服!这叫共产主义行为?他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可是,这些在他嘴里,都和乱七八糟的神圣名词、概念搅在一起,混混沌沌,一锅粥似的稀里糊涂。 我充满疑惑地望着他。 他觉察到了,脸上掠过淡淡的冷笑,说: “你一定觉得,这是资产阶级行为。起初我也很反感,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但是认真想想,什么事说穿了就是那么回事,人是动物,不过是高级动物,男女之事是动物繁殖后代的本能,像人喝水一样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生活的一部分,人本身不该抑制它,可是由于私有制社会的形成,私人对财富的占有也包括对妇女的占有,私有制的产生,夫权代替了母权,随着部落间相互征战,抢掠财富,也抢掠美女,妇女也逐步沦为财富的一部分。古时,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她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拥有众多的美女,是权力的象征,道德规范就随之产生,规定妇女三从四德,绝对服从丈夫。为保护私有财产,制定了法律,维护私有制度,因此,法律、道德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因此,我蔑视那些虚伪的道德,从来不把这些狗屁东西放在眼里,你看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背地里谁没有风流艳事,古人官越大,娶的老婆越多,当了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宫还有佳丽三千,真是随心所欲,快活无比。享受女人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呢,怪不得人人想当皇帝。”他定睛看着我迷茫的表情说:“啊,说这个你还不懂,你是个雏,太嫩,不过,以后我会让你懂的。”说着,他不停地吞咽口水,也许是太激动了。的确,我感到他说得头头是道,我只能做个无奈的听众。 接着,他又谈及真理和谬误:“列宁说过,真理和谬误只差一步,跨过真理就是谬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在许多问题上,表面是一样的,而实质则有本质的区别,就如我说的吴溪平的事就是这样。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在男女行为上也是共妻的,那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剥削制度制造人的贫富之差,富人有钱可以多娶老婆,穷人没钱娶不起老婆,只好去逛窑子,所以妓院的产生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而吴溪平他们的行为表面上也与资产阶级相似,但有本质的区别,他首先不存在金钱的关系,而完全是建立在自由恋爱的感情基础上的,其实到了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共妻。不要怕说共产共妻。到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物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追求的是精神享受和爱情。爱情是人类最高的文明,没有爱情就没有家庭,没有家庭就不成国家,国家国家,有家才有国,家在国的围墙里就是国。共产主义使家庭这个私有单位解体,人们的子女统一由国家抚养,他们的家是大家,没有小家,男女之间没有任何封建约束,想爱就爱,不分你我,自由自在,没有旧式的封建道德观念,用不着嫁一从一,终身只跟一个人,我讨厌一切桎梏人精神的框框,什么责任职守,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正直、廉洁,什么好人好事,表扬、批评,全是虚伪的。人的本性是贪欲的,世界上最幸福最自由的是皇帝,随心所欲,拥有全天下的财产,全天下的女人,世上的金钱、美女二者构成幸福,人们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皇帝才是人生幸福的顶峰。古往今来,多少人盯住皇帝的位置。所以,登上了皇位的人总是疑神疑鬼,干掉周围所有的人,尤其是功臣,所谓‘狡免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功成退隐才是聪明人,要不然一旦建立新朝,所有的开国谋臣、良将,都会被皇帝一一处决,就是为了保住皇位。所以做功臣好又不好,今天是座上宾,明日就是阶下囚、死囚犯。谁上了台都会这样,有朝一日,我要是上了台,肯定也会杀一批人,所谓大赦天下,那是杀人之后笼络人心的谋略。‘伴君如伴虎’,古今如一。因此,要善于韬晦。村野乡民在起事之前,当然不要惹人注意。在边疆这种偏僻之地,谁会注意我……”是他在说梦话,还是我在做梦? 我知道,做梦是听不到这么多闻所未闻的言辞!都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他告诉我的秘密吗?我对他大胆的言论好奇极了,因为实在是与众不同。 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一个人唾星四溅地说呀说,一个人痴头呆脑地听呀听。两个人全犯了傻劲,站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中,直至夜幕降临,相约再见的时间,依依惜别。 那天,满天的星星很亮,在夜空中闪烁。 我们都没有失约,同时出现在一片雪坡上。这是他选定的地点,坡下是一块低凹的小盆地,这是夜里牛群的宿地。 当两人踏在雪地上的脚印,合并为一条直线的时候,我的手又被捏在他硕大的手掌里。他喜欢拉着我的手说话,使我很快克服了最初的一阵猛烈的心跳与羞涩。 见了他,我就说不出一句话。他看我太尴尬,就抬头望天空,拉着我的手谈星星,这个星座那个星座,像上自然课。我跟他一齐抬头望着天空说话,好像一对大傻瓜。谈够了星星,他低下头来,定定地看着我,一本正经地说:“长征,我要你明确回答我,嫁给我!”这太意外了,也太早了,我才刚满十八岁呀。我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呢,便脱口而出: “我……我答应过妈妈二十八岁再谈。”“唉,现在是自由恋爱,法律规定了的,这种事谁也管不着,自己说了算。”“我……我真的不懂什么叫爱情,什么叫结婚。妈妈从来不跟我谈这些的,女孩子也不该想这些,因为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哎,弄了半天,我是在对牛弹琴哟。连男女谈情说爱这人生的最大乐趣都不懂嘛,真是令人扫兴。”他连连叹息着,十分惋惜,又说我是雏,太嫩了,太单纯了。我困惑地望着他那双失望的眼睛,无言以对。 “傻丫头,傻丫头,傻得可爱的傻丫头哟,也许这就是你真正的无产阶级气质吧,跟你在一起肯定不会变成修正主义。你有着最纯正的无产阶级思想,自然会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抵制。娶你为妻,没有男女情爱的乐趣,但是对事业有利嘛。唉,此生我可要舍弃许多人生之乐了……”他像是在独自低语。 我说:“既然是革命者,为什么要谈小资产阶级的情爱乐趣?”“唉呀,说你傻,你是真真地傻透了嘛。原来,我以为你是女孩子害羞,装傻,看来,我遇到的是个地地道道的革命傻丫头哟,连人生基本过程都不懂呀,看来,我还要对你进行爱情启蒙教育呢。无论什么人,除了苦行僧,再伟大的圣人也要恋爱、结婚的,怎么可以把爱情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呢?革命者也谈恋爱嘛,毛主席还不是也谈恋爱,不然怎么写出《蝶恋花》呢?”“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临来内蒙古前,妈妈就问过我将来个人问题怎么解决,我说找个雷锋这样的人。”“哦,哦,我也喜欢雷锋。但是,雷锋头脑简单,我的精神境界比雷锋的要求更高,我是思想型的人,主张精神生活……唉,不能不承认有天才,我就是天才。人的大脑结构不同,你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类,唉唉,这是不可弥补的缺陷啊!”他一阵叹息后,又说:“长征,不要把男女之情看得太重,当做人生一段小小的插曲,好吗?为了革命,将来或许有一天会分手,你要把它当做小小的插曲,好吗?”他拉拉我的手,让我回答。 我更加听不懂了。我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可思议、与众不同的人物。 “答应嫁给我,长征!”他说,“你指天发誓,不会对我变心!”一阵长久的沉默。四周静悄悄的。 “说话,长征,难道你真要我给你下跪?”“干嘛下跪?革命者从来是不下跪的。”我觉得他太复杂了,令人担心,便直率地说了出来:“像你这样思想复杂的人,我怎么能和你相配呢?我知道你知识渊博,什么全懂,而我呢,真的是除了报纸广播还有教科书上的知识,就是一片空白呀。”“我就是要你这样单纯的人。你说你无知,你可以追随我的思想嘛。圣人与庸人之别只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只要努力,庸人也可以成为圣人嘛。你条件好,气质好,我有鸿鹄之志,你嫁给我,你不会失望的。当然,我会给你带来痛苦,可是,如果你追求真理,会感到苦中有甜的。革命者自有革命者的乐趣,而这份乐趣更崇高呢。”我最爱听这种豪言壮语,被深深地感染了。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又说:“那……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喜欢你的朴素、纯洁、诚实,还有你检查错误时,那种自我忏悔的样子,那副模样给我印象太深。你那一双真挚、诚实的眼睛和那种憨厚的表情,惹人怜爱。女人无知便是德嘛。”“我有什么好爱的,什么都不懂。”“就爱你那种憨样。不要小看自己,长征,我们都属于大器晚成的一类。”“你是,我可不是。”“是的,你也是,你只要追随我,也会成大器的。不过……唉,女人嘛,要成什么大器呢?”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将我一把抱在怀里,说:“长征,我爱你,我们肯定关系吧。不要太狭隘嘛,男女之事其实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去大胆实践就会懂了。爱情是要实践的,咱们实践一下好吗?其实这也是科学实践的一种,革命者什么都要了解,包括女人的身体在内,不要用封建主义对待这类事,别学《白毛女》里的那个喜儿,给人弄了一下就寻死觅活的,你不会的,是吧?”我像掉在了五里雾中,茫茫然。 “你最崇拜什么人?”他又问。我说是蔡和森的母亲,年近五十岁的人,竟那么开放,变卖家产,携儿女漂洋过海去留学,学成回国献身教育事业。当了小学校长,她的儿女个个成才,蔡和森、向警予、蔡畅都是伟大的革命家。还有白求恩,他也很伟大…… “你说得对,”余汝明打断我说:“你不是很崇拜向警予吗?她确是一个反封建的女中豪杰。她与蔡和森相爱,没办结婚手续就结合在一起了,成为夫妻。你敢跟她一样吗?白求恩也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呢。他有一个女病人,得了不治之症,生命垂危时向白求恩提出性要求,期望在临死之前体验一下性爱。白求恩满足了她的要求。她死得非常安详。这是一种真正的崇高呢,是封建主义不能解释的反道德行为。好了,让我吻吻你,好吗?”这时,我像一个俘获物,被解除了一切武装。 面对崇拜的偶像,我顺从得失去了自我。 他说什么是什么,想要做什么也凭他去。他感觉到了我的顺从,在星光和雪光的映照下,他静静地望着我的面颊,然后将他冰冷的唇触上来,吻我的眼睛和脸颊,同时,将他巨大的手掌伸进我皮袍的衣襟,掀开内衣。我听见自己的心在激跳,什么也不会想了…… 忽然,雪地里传来马蹄声,他惊了一下,立刻将手缩回去,拉着我,迅速奔下雪坡,朝着一头大母牛奔去。那母牛十分壮硕,正卧在牛群中。他将我拉过去,把我的头按下靠在牛的躯体上,紧紧抱着我。我们的身影在夜色的掩护下,与大母牛的黑影融成了一片。 一会儿,有人来了。他下了马,站在雪坡上,向牛群观望。他在检阅牛群,一个个细数,数到我们这只大肥牛,他蹲下来看了又看,看了一阵,累了,站起来,翻身上马。马蹄声渐渐远去。我紧张极了,当时,我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心跳声更轰响的声音了。“长征,你冷吗?”余汝明抱紧我,“啊,真可惜,穿的衣服厚得像大水桶,不然,把一个娇美的女子抱在怀里,相互倾听心脏的跳动,岂不更具诗意?长征,让我了解了解女性构造好吗?毛主席不是说要亲自实践三大革命吗?了解人体也是科学实践的一部分嘛。”他知道了我的温顺,不再犹豫。 夜,静得只能听见牛群的呼吸声。 我已经不会思考了,一个近在眼前又远在空中的声音,似梦非梦: “啊,自从夏娃制造了人类,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大幸福就在于男女之情。有一首诗写得多么好啊:‘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天堂里,幸福在女人的胸脯上……’”他陶醉得忘记了一切…… 啊,天上的星星作证,天底下只有他这个男人第一次接触了我最宝贵最秘密的一切,从此以后,我永生永世不会与他分离。我不知我们这是在做什么,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 他一边抚摸了我的全身,一边喃喃低语:“多么柔软,多么娇嫩,嫩得一捏就出水呀,我这辈子走了桃花运啦,艳福不浅嘛,遇到你是我的福气,一只完美的嫩瓜,令人馋涎欲滴,它将属于我,属于我一个人呢。爱情是自私的,我要一个完全忠实于我的妻子,所以选择你这傻丫头,是我的福分……”他不累,说着,动作着,没完没了。 “哎呀,天太冷,在这里不行,等着,傻丫头,我要让你尝到人类最大幸福,你才会明白,人活着的意义。上帝为什么要制造男女、雌雄公母这两个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躯体,合二为一又有什么不对。明天,明天,我要与你合二为一。”他系好我的衣扣,将我从雪地上拉起来,眼睛在星光下灼灼闪亮。 “啊,女人,多么诱惑人的女人,你实在太柔嫩了,这难道不是在勾引人?以后有事,我就说是女人勾引的。”他的眼光让人迷惑,说出的话令人费解,令人隐隐地感到了危险,并且有一种莫名的痛苦。我完全被他弄昏了,听任摆布。我知道,我再也不属于自己,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不容再反悔了。这是埋藏在那个年代女性心底最自然最牢固的意识。 他的声音时近时远,呻吟一般:“长征,答应做我的妻子,嫁给我。”“好,我答应。”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这就对喽,我比以前更相信物质第一的理论,真是一试就灵。好!你既然答应了,那么咱们就订下了终身,我要你发誓,永不变心。”“好的,我发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不然,天打五雷轰!”我搬出了最激烈的词汇。 他激动得眼睛里闪烁着异彩,把我的手都捏疼了。 “傻丫头,傻丫头,我亲爱的傻丫头,从此你属于我了,明天我要你懂,要你懂!懂得爱是怎么一回事,真想现在就……该死的寒风!明天开会,你一定要来我们包里,一定要来!”他深深地吻住了我,吻得我喘不过气来。分别时,我带着一颗激动、混乱又像是被刺痛了的心离开了他。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哭泣,可是,却又那么依依恋恋。
从此,我变了,对那种神秘爱情蒙胧而又羞涩的向往已不复存在,心里只有一个他。他占据了我整个的精神世界。我属于他,绝对不会再有第二个他了,我这么想,不知他又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自己的神经变得极其敏感,轻轻一触,就会有一种尖锐的疼痛。无论他说了什么,我格外在意。他的言语稍不合适,我心头就像针扎一样。 他的一双眼睛,锐利而又火辣辣的,总在盯住我。他的话音,像是把我包裹了起来,使我时时地感到走不出去。语言是什么?只是一种声波吗?不!也许语言也是一种物质——一种看不见的物质,它将我的精神完全控制住了。我生活在惶惑不安之中,思不知白昼,食不晓滋味,对其他的事物,视而不见。他说我傻,我真的傻,我怎么就不明白他说的诸多爱情术语的内涵呢? 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恩布赫队长家,刚刚开完“天天读”学习会。他挤坐在我身边,悄声低语: “长征,有一件事,等人家走了要对你说。”语气令人不可抗拒。 牧民们一个个钻出蒙古包,骑上马。妇女们赶着牛车回家。尼玛阿娘今天有事没来,巴特尔的马群离得远,也没来。我得马上走,不然会迷路。我期待他说话,说完我好立刻走人,他却不说什么,给我斟上一碗茶让我喝。我喝完茶,他还是不说话。他拉我从地毡上站起来,用他刚学的蒙语向思布赫的妻子说了几句话,便揪着我的衣袖钻出包外,阿娘也跟了出来。 包外,起风了,冷风刺骨。 我望着混沌得辨不清方位的天际,不由得恐慌起来,害怕再次迷路。 当着阿娘的面,他不说什么。我迷惑不解,他明明说要我留下来有事告诉我,却又不说。黑灯瞎火地摸回家,我注定又要迷路了。我毕竟是女孩子,一个人怎么回家?他知道我迷过路呀……当着阿娘的面不好说,可是,阿娘又不懂汉语,说了又有什么呢?! 他替我拉过马来,紧了紧鞍子的马肚带。我故伎重演,笨拙地从马背上掉下来几次。 “她不会骑马,她会迷路。”他对阿娘说。 他又扶我上马,顺势在我的大腿根重重地捏了一把。我立刻脸红到耳根,他笑了起来,提高嗓门大声用蒙语说:“别迷路,星星看不清了!” 阿娘被他一喊,忙说:“一个人走迷了路,夜里要冻坏的呀!” “她迷了路该怎么办呢?”他问阿娘。 “唉,要你去送他,你回来也会迷路的。长征姑娘,你就在我这里住一晚上吧。”她边说边比划,生怕我听不懂。 “对,对!下来,下来!” 这一夜,阿娘用一张大皮被将我与他裹在了一起。这是包里惟一多出的一张皮被。黑暗中,他将皮被拉上来,盖住我们的头,挡住夜里不断下降的严寒。包里的东西都被冻硬了。他将脸凑近我,悄悄耳语: “傻丫头,可爱的傻丫头,我说了要你懂,今天就要你懂。” 他呼吸急促地解开我的衣服。我的大脑一片白。他手忙脚乱。我被撕裂了,疼痛,流血,伴着心灵的颤抖、恐惧、羞耻、罪恶感、头昏……直至精疲力竭,好像做了一场恶梦。他呼呼地喘着粗气,尖利的牙齿咬进我的皮肤,低声说:“天下所有的男女长大了都这样。知道吗,所谓的‘白头到老’,说穿了,就是为了干这种勾当呢!你就是这种办法生出来的。傻丫头,你爹妈做这种事,卵子跟精子才会相遇,才会生出你来嘛。现在你也到了做这种事的时候了。答应我,给我生个儿子,给我生个儿子……” 我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知道,我犯了大忌。 男女关系是当时的第一大罪恶。人言可畏啊! 做罢那事,他说了许多赞美的话,便呼呼大睡,鼾声很响。我睡不着。他睡了一会儿,又来了,重重地压在身上,弄得很痛,流了更多的血,然后他又呼呼睡去。我想,千万再别醒了,一直睡到天明吧,他醒了又要来干这个的。我心里充满恐惧。这一夜,他反复来了好几次。 啊,太可怕了,多么羞耻。我不能呼救。我怕包里的人听见。 我——以后再也不属我自己了。一个令我崇拜的他,正贴在我身旁,赤裸裸地暴露着他的一切,并且如此使我羞耻,这么痛苦,这么像低等动物,像野兽……不!像流氓!此刻,我终于明白了,妈妈对我只身来边疆担心些什么,不放心又指的是什么。原来,女孩子那么麻烦,还要担心男人做这些事! 我觉得被强奸了。 可是,自己又为什么不反抗? 我崇拜他。这种事,对于我太突然。我压根儿不明白,一想起来就恐惧,恐惧这疼痛和流血,怕听他粗鲁的喘息,一闭眼就像在做恶梦。我突然发现,女孩子单枪匹马走天涯是多么危险的事。多少母亲,也正在这样地担心着自己的女儿。当初来内蒙古,我什么都不怕,那是无知。 清晨,不等人们起来,我就起身,整理好衣服往外走。他送我,一脸的满足和快乐。我心里紧张、羞愧得快支撑不住,骑马走在雪地里,失魂落魄的,像完全变了个人。 过了一个星期,那里还在痛。从此,他像是粘上了我,找机会就干那事。我说疼,他说不要紧,都有这个过程,以后自然会好,等习惯了,就会感到其乐无穷。每次,我都觉得那么无奈,他要怎样就怎样。都怪自己从前不留意好好学习生理卫生,一点常识都不懂,以致没有防范才落到今天这个样子,被他弄来弄去也毫无办法,只好忍着疼痛让他做。过去,只知道男女身体的结构不同,女孩上厕所蹲着,男孩站着,现在才知道男女中间还有这样一种关连。中学上生理卫生课,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做小动作,看课外书、画画……男老师红着脸站在讲台上。他刚从大学里毕业,未婚,在黑板上写些什么精子、卵子类的术语名词,很少有人真正弄清意思。下了课,女生们围在一起嘻嘻哈哈,说老师讲的是啥呀,莫名其妙,什么精子、卵子、虫子,虫子钻进虫子里变人,真是乱弹琴,相互指着鼻子,原来你是条大虫子,咱们都成了大虫子,哈哈哈…… 谁信大活人是虫子变的呢? 我被学习不认真惩罚了,羞于见人,而他却快活得像换了一个人。 他感叹人生太美了,是因为上帝给男人造出了女人;因为我的存在,他才丢掉了他的孤独感;做男女之事是天底下男人最大的享受;我是他的救星、救世主、最心爱的、宝贝、心肝;他爱我爱得死去活来,而这种爱只有通过肉体的密切接触才能充分表达…… 经过了这种事,我的心变得脆弱、敏感,不堪一击。只要他提到别的女性,心里就像尖刀刺那么疼痛。从前,我不会这样小气,为什么现在就完全变了呢?余汝明觉察到了这一点,他讥笑我,说我到底是个女人。原来,他对女性有那么重的偏见。他反反复复地说:女人就是不如男人,女人应当听男人的活。听得多了,我也真的瞧不起自己了,甚至自我批判小心眼儿。可是,批来批去,心还是会疼痛,听见他赞美别的女性,心里依然难受。 难道这是女人的天性?
下队两个月,牧场派大车接走所有知青,去集中学习,传达最高指示精神。大家重又相聚在两辆大车上了。余汝明脸皮真厚,紧靠着我坐,就像石梅和文旭那样。他像在跟文旭比什么,文旭拥有的,他也要有。他很得意,满面春风,甚至靠在我身上,毫不在意人们密集的目光。 同学们全都面朝南,坐在马车上说笑,只有我朝北,故意避开大家的视线。马车在呼啸的北风中疾驰。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实在太冷了,我的脸颊渐渐失去了知觉。马车在一座土坯屋前戛然停住,车老板跳下车去,喊大伙儿下来,跺跺脚,活动活动筋骨。 大家一窝蜂似地跳下车去。文旭突然指着我的脸大叫:“哎呀!快瞧,她的脸刚才是红色,现在成了大白脸,真像演戏的小丑。” 顿时,所有的人全都盯住我看。我心中紧张起来,袁大头也叫了起来: “快吹吹,你的脸冻成冰块了,会烂的,脸皮会掉下来的,没了脸皮可就麻烦啦!” 我赶紧用手摸,脸颊没有知觉,很硬,成了冰块儿,我用手心去暖,却被一双大手捉住了。我惊呆了。这是一个蒙古族老头儿,满脸长着可怕的络腮胡子。他的手那么粗大,黝黑,将我双手捏在一只大手里,另一只手抓起雪往我脸上乱抹,说着生硬的汉话:“不行的,不行的,冻……嘎拉,巴勒怪,脸会烂的,这么样子的,化了的不要紧的。” 我觉得脸上逐渐有了知觉。我知道,脸皮不会掉下来了。余汝明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是他来帮我抹雪?所有的知青全像傻子,不知所措,只会乱喊!为什么喊的人不是他?!他站在一旁,无动于衷。文旭竟然笑我像马戏团的小丑呢。 大家涌进老人的小土屋,屋里烧着热炕,暖和极了。老人的女儿端上热茶。坐在炕角的小女孩解下我脖子上的绿色毛围巾,围在她脖子上,又将她的花格棉头巾系在我的脖子上,就这么交换了,那是临走时妈妈特意为我买的呀,也许这是一种友好礼节,我默许了。 我们喝了热茶,吃了羊油炸果子,从土屋里出来又上车。石梅在我耳边说:“你真傻,她用一条棉围巾换了你一条纯毛围巾,这不值。”我望着她想,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么复杂的问题呢,也许我是真傻,难怪余汝明总叫我“傻丫头、傻丫头”的。 苏子义早就想学赶大车,拍着车老板的肩膀套近乎,问:“师傅,您叫什么名字?” “官特嘎。” “哎呀,这名字怎么听起来像棺材板?” 文旭正色道:“你小子,怎么张嘴乱说,这里可是民族地区,说话注意点政策,嘴上别没把门的,放肆!” 官特嘎连连说:“玩笑话,不碍事儿的,上回也是我送你们去的牧业队。” 余汝明立刻说,草原人的心胸就像大草原一样坦荡,才不像咱们内地人斤斤计较,大伙儿听了全都哈哈哈地乐了。 到了场部,我又与其他队的女生们住在一起。晚上,与我顶头睡的宝力格队的小姑娘在打听王大可了。她关心他的每一件事。我是过来人,知道她看上王大可了。她漂亮、大方,有一张娃娃脸,说话奶声奶气。王大可却是个楞小子,人高马大。看来她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王大可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有个姑娘已经暗恋他啦。 早晨,女生们都去各自的队里集中了。我和石梅推开大通屋的木门,一股呛人的浓烟扑面而来。肖彬正在生煤炉,其余的人全都躺在炕上没起来。苏子义尖叫一声: “牛犊,你小子臭积极什么,没把哥们儿我给呛死,瞧你小子就是个‘修养派’。你想好喽,这么表现又没谁发展你入党啊。” “哎!苏子义,你少打击人家的积极性,都像你这造反派脾气,谁给咱们生火、烧茶喝呀。”袁宁边打着哈欠边说。 “你他妈的袁大头,”苏子义马上顶回去,“咱们走着瞧,找机会露一手给你看看。我说牛犊哇,我这就不打击你的积极性了,你继续生炉子做好事吧,您哪。” 肖彬默不作声,依然忙碌着。他一双大眼睛很漂亮,双眼皮似荷叶一样精致。 屋里有了暖气。刘旺生和祁勇也起来帮着烧茶,去食堂打早饭。李世聪说胡敏放屁太臭。贺佳说闵欣欣夜里咬牙吓死人。王大可说祁勇半夜说梦话喊妈妈,大男子汉还离不开娘,真丢人。 大伙儿边说边起来洗漱、吃饭。“造反派”吃“修养派”打的饭,边吃还边说闲话。文旭说,肖彬、刘旺生、祁勇冒着唇枪舌弹坚持学雷锋做好事,令人感动。大家都说,屋里住着“修养派”实在幸福,由于平凡而伟大的牛犊的存在,所以屋里是暖和的,漱了口就有饭吃。一片怪声怪气的赞美声。 学习是读报纸、闲聊天似的讨论。 带队干部魏国栋说,同学们刚离开北京城不习惯,集中起来休整体整。大家抱怨魏国栋在北京说的话不算数,报纸一两个星期才到几份,耽误了知青及时了解国家与世界大事。魏国栋应着,眨着死鱼一样的眼睛,点头哈腰地退出门去。文旭说,这家伙是个滑头,在北京时的许诺,一件也落实不了。 这次集会的议论不再空洞,大家带来了有趣的消息和见闻,尤其是宝力格队万羽的爱情故事。万羽早熟,一来就单恋上了额仁戈比队的林倩倩,说她文静贤淑。万羽爱得不能自拔,斗胆向她求爱。不料,林倩倩一身正气,当场批判万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遭到如此无情的拒绝,万羽痛不欲生,为了表达真挚的爱情,他决定上吊,死给她看。他跑到场部外,在一棵孤零零的小树上,挂了一根裤腰带,准备自杀。同学们扑上去,左劝右劝,终于劝了下来,没想到他以死示爱的壮举,竟然没能打动芳心。林情倩坚定不移地与他划清界限。万羽悲痛欲绝,说女人最可恨,个个心狠如铁,发誓此生此世再不找女人,干脆当和尚。为了纪念万羽为爱情上吊的壮举,知青们给那棵小树命名为“万羽上吊树”。 从此,“万羽上吊树”成了巴音宝力格牧场的一大景观,孤零零地伫立在空寂的大草原上,老远便依稀可见,已是本地辨别方向的路标。 这次聚会,大家成了真正的玛力沁(蒙古语:牧民),纷纷谈及自己的放牧经历,说最要命的是语言障碍,总是把“同志”(努和勒)和“牛”(乌呼噜)弄混,把公牛母牛说成男牛女牛。一席话,笑得房东阿娘直喊肚子痛,大家也在炕上笑得前仰后合。 胡敏带来了重要新情况,严肃而神秘地说:“告诉各位,这里有潜伏的苏修特务,我亲耳听到敌台的发报声!” 大家睁大眼睛,停止了谈笑。 他伸长脖颈,张着手指,压低嗓音,神色严肃地说: “我听到奥玛额吉(额吉:老妈妈、老奶奶)家有发报机的声音,十分清楚,绝对没错。奥玛额吉一定是潜伏的苏修特务!” 没有人附和。 余汝明半眯着眼睛,嘴角露出嘲笑。文旭哈哈大笑,嚷了起来: “行了吧您那。胡敏,你真他妈的神经过敏。什么苏修特务,一个老实巴交的牧民老太婆,知道什么发报机?你准是听错了,那是半导体收音机。你那叫什么耳朵,听哪儿去了?你小子整天神经兮兮的,就欠挨骂。” 大家也全都哈哈大笑起来,说胡敏这小子有毛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再绷要断了。胡敏一本正经地说,可能是听错了,也许是半导体收音机,又说,真逗,高原上无线电波特灵,半导体可以收到各种电台发射的信号。 余汝明道:“废话少说,咱们谈谈牧场的运动情况吧。” 大家静了下来。 文旭说:“据说牧场的‘走资派’很有手段,专门收买民心,把自己的家办成了‘51号兵站’,成了牧场的免费招待所。那个走资派的老婆也很有一手,用吃吃喝喝拉拢贫下中牧,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保他。反他的人外来户居多,主要集中在牧场场部。‘文革’一开始,外来户就成了造反派。从阶级观点和扎根思想出发,我们当然应该站在绝大多数贫下中牧一边,但是他们保的正是牧场的走资派。对于这个走资派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组织人去外调,最近毛主席又发布了最新最高指示,就是要让革命干部亮相,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 余汝明说:“对!革命造反派要敢革又敢保,对真正的革命干部,就是要大胆保护他们嘛。但是,必须经过严密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参与牧场斗争的第一步就是调查研究,全面接触,包括接触牧场走资派——第一把手朝鲁书记。” 王大可立刻赞同:“对!我说哥们儿,咱们今儿就去朝鲁书记家的‘51号兵站’,吃吃大户怎么样?” “对!吃大户,再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袁大头响应着。 余汝明和文旭相视一笑。 大家一窝蜂似地开进了牧场最大“走资派”朝鲁书记的家。开门的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婆,身穿蓝布长袍,裹着白布包头,两条细短的小辫子垂在胸前。她一声不响,因此没人注意她。同学们进了屋,穿着鞋就上了炕,密密麻麻的,都盘了腿,像坐蒙古包的地毡一样坐炕上。朝鲁书记也盘着腿,与大家坐一起。他是个黑脸中年汉子,额上布满皱纹,身材瘦矮,穿着蓝色中山装,像个小老头儿,一口生硬的汉话,十分平易近人,一点儿不像走资派的样子。他三言两语就跟这些造反精神十足的北京知青混熟了。大家忘了来的目的,与他天南海北地聊起来。他很健谈,与沉默的外表很不一致,无论说什么,他都能说出一大套,常常语惊四座。此人不是等闲之辈!聊到后来,知青们竟跟他拍着肩膀称兄道弟。几个坐在墙边的牧民也松了一口气,笑逐颜开。 那瘦小的妇人站在炕下,默默地在烧奶茶,做烤饼,用小刀将奶酪切成小块,将十几只景德镇花瓷碗在炕沿上排一溜儿,分别放上炒米、炸果子、奶酪块、黄油,然后倒上奶茶,双手捧着茶碗,一只只端到每人手上。她怜爱地看着每位知青,直到大家吃掉她做的食物。她做的炸果子真是太好吃了。这群狂妄的年轻人,端着香奶茶讨论国家大事直到太阳偏西。 天色沉暗下来。 瘦小妇人点燃了一盏羊油灯,照得小屋通亮。 羊粪砖火在炉里燃得乱响。窗外,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屋里却热得脑门冒汗。大家都脱去了皮得勒。有人悄声问,朝鲁书记的老婆怎么还不回来?文旭指着瘦小妇人道,这位就是!这位其貌不扬的老太婆就是牧场头号走资派的夫人?我细细端详忙碌着的老妇人,其实她并不老,大概是大操劳才显老吧,我又看着朝书记,他怎么会爱上这样的女人! 她叫莲花,结婚多年不育,牧民们称她阿嘎。莲花阿嘎瘦削的脸黑脸黝的,厚唇,额上聚集着深深的皱纹,头发稀疏,面无表情,胸脯扁平。这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牧区妇女了,毫无光彩照人之处,怎么会是牧场的妇女主任——惟一的女共产党员?看来看去都不像。可是,为什么牧民们那么喜欢她?在牧业组里,早听了几车子她的好话,每当提到这位莲花阿嘎,妇女们眼里都会满含敬慕的光彩。她们都由衷地爱戴她,说她是天下第一好人,为什么? 当晚,余汝明和文旭干脆留宿在“号兵站”,与朝鲁书记聊到快天亮。 早晨八点,照常学习讨论。正讨论得热闹,有人报告说,后山上发现一具男尸。大家不开会了,纷纷往后山上跑。爬上山坡,见有几个空油桶,男尸静躺在大油桶之间。他穿着北方汉人的黑棉袄,已经冻成了冰疙瘩,黑红的皮肤透亮,像蜡制的假人,身上脸上落了薄薄的一层雪沫。韦强说他叫嘎森,是个车老板。几天前,知青买粮车到场部,嘎森求韦强代写告状信。韦强推托说不了解情况,不乱写状子。他说他写状子是要去旗里告一个人,去了旗里,旗干部说他身份不明不受理,他便跑回场里开了个介绍信,揣在棉衣兜里。当天晚上,他便上吊死了。 车老板去喊韦强救人,说嘎森自杀了。韦强不信,去看尸体,舌头吐得长长的,身子已经僵硬。韦强在死者的棉衣口袋里找到了那张上访介绍信,说一定不是自杀,是他杀。因为出事那天晚上,大车班的炕上坐着好几个车老板,喝酒打扑克。嘎森说出去上厕所,才一会儿的工夫就在外屋上吊死了。里屋那么多人,竟然没发现外屋有动静?奇怪。 胡敏紧张得眼睛都对在了一起,说:对,可能是嘎森发现了什么人的秘密,被杀人灭口的。说不定,咱们就把这案子给破喽。 韦强说没那么容易,那天嘎森找他写状子,手抖抖的,像是怕什么,而且不告诉到底是告谁,很蹊跷。胡敏说这儿阶级斗争真复杂,真是个锻炼阶级斗争本领的好战场。袁宁嗔怪胡敏胡诌。胡敏说,这里情况过于复杂,超出了智力范围,应当留待专门机构调查。苏子义说他说话像放屁,现在公、检、法全乱了套,谁会管这事? 余汝明和文旭都说,弄不好就成了悬案,他死的不是时候。 大伙儿围着男尸议论了很久,见天快黑了,便都哈着气跑回去了。 屋里,张松林守着火炉子,咧着厚嘴唇吱吱忸忸地唱歌。他嗓子不好,却唱了一支又一支,从语录歌到样板戏,没完没了。 喝着茶,余汝明当众笑我取了一个蒙古族名,笑其他队的知青们都在取蒙古族名,什么那仁松月、那命呼、乌兰克月、那仁花儿呀什么的,搞极左搞到内蒙古来了。“文革”初期,北京就刮起过改名风暴,咱们艺校很多人也改了名,什么一兵、卫东、卫红、学军、卫华、爱国,还有的干脆就叫革命。红鹰的原名叫淑英,她说太文质彬彬,不符合革命要求,便改了名。我原名叫洪彬彬,更是犯了忌,也改了,叫长征,多么符合革命化标准。现在,又请牧民起了个蒙古族名叫那宓呼,译成汉语,就是“党的孩子”。要说改名的风源,还是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话呢。他亲自替一个红卫兵小将改了名,叫“要武”,于是,全国上下都开始改名,闹得派出所里一片忙乱。 余汝明嘲笑改名,看法早就与众不同。 这时,大屋的门被推开了,钻进一个拖着鼻涕的小男孩,两只黑眼珠向屋里乱瞄。他身后跟着一个胖女人,满脸的好奇,仔细地检阅每个知青的面孔,刚刚退出门去,又进来一个满脸胡茬子的男人,同样死盯着每个人的面孔。这是一家子人,已经不知来过几回了。韦强说他们的外号分别叫小苍蝇、母苍蝇和公苍蝇,乱串门是他们全家的业余爱好。无论去哪儿都串,无论是造反派、保皇派还是中间派,他们都粘。正说着,门又被推开了,这回是个戴狗皮帽子的虎头虎脑的男人,长得粗眉大眼,膀阔腰圆,强壮的身躯将对襟小袄撑得紧绷绷,脚穿一双翻毛大皮靴,大摇大摆走进屋来,坐在炕沿上,自我介绍叫桂克勇,贫农出身,在牧场打短工,是工人阶级,响当当的造反派,要知青们支持他的造反队伍,一起干。他说话干脆、爽快,立即获得知青们的好感,围住他谈个没完。王大可高兴得直叫,好、好、好,可来了个牧场的百事通。正谈得热闹,又进来一位相貌堂堂的男子,一脸正气,迈着方步,摆出一副杨子荣的架势,脱下白板羊皮短大衣,也往大炕沿上一坐。他身材适中,被中山装衬得十分精干。桂克勇不屑地哼了一声,抬起屁股就走了。这些人出出入入,像走马灯似的。那个一脸正气的男子自称韩智圣,是拖拉机手,从驾驶学校毕业工作了许多年了,代表牧场真正的工人阶级,那桂克勇只是来场里打零工挣钱的,他造反是泄私愤,恨朝鲁书记不借给他钱。韩智圣希望知青们支持他,跟牧民们一齐保朝鲁书记。这韩智圣读过几天书,说话头头是道,很快就与知青们越谈越投机。我和石梅见天已不早,便回女生屋去休息了。 学习班结束后,余汝明说带我去个地方,听听高水平的“再教育”。他说那人叫那日松,是牧民里最博学的人物,一肚子蒙古历史和民间故事,最爱评论时事政治,号称草原上的马克思,牧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那克思”。 我跟着他绕到一座土坯屋前,敲开陈旧的木板门,一位美丽的汉装姑娘开了门。她梳着黑亮的长辫子,扎着绿绸带,身穿小花短袄,白净的圆脸上闪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五官俊秀,透着灵气。她大方地笑着,高喊:“阿爸,苏和同来了。” 我们进了里屋,只见一张靠背椅上坐着身穿蓝中山装的老人。他长着典型的蒙古族人方脸,高颧骨,上唇上一抹浓密的胡子,胡须两端可笑地向上翘着,像阿凡提。一见到余汝明他就开心地笑了,看来他们已经混熟了。他的老伴儿也是一身汉装。她请我们上热炕坐下,并端上茶来。余汝明跟老人开始聊天,老人谈古论今,出口不凡,令我惊讶万分,真想不到在千里草原深处,还有这样的人。他说,我听说你们北京知青特别关心牧场的运动,是吧?你们还是少参加的好。我看当今,运动来运动去不过就是争夺那个皇位。看场里那些人打倒走资派,不过是想打倒别人自己上台。上头的人这个打倒那个,鼓动老百姓,照我说,年轻人,咱们老百姓去瞎掺乎什么呢,还是老老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吧…… 这个贫下中牧,太与众不同了,怎么能这样评论文化大革命呢?他为什么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说成是争夺皇位呢……我扭头看看余汝明,他听得津津有味儿。他说,别看他用词陈旧了些,但是一针见血。 老人严肃地说:“驾罗苏和同(年轻的学生),你们千万要听老人的话。我们吃的盐比你们吃的小米子都多呀。别太自以为是,免得以后吃亏。” 余汝明连声应允。 他与老人谈了很多很多。临走时,我看见墙上挂着的马头琴,请求老人拉给我们听。那日松取下琴,调好音,拉了起来。悠扬的蒙古族音乐,韵味无穷,旋律优美,我听得醉了。告别那克思和他的美丽聪明的女儿桂花儿,我耳畔一直索绕着马头琴声和桂花儿咯咯的笑声,很久很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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