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摘选：红八月的记忆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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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摘选：红八月的记忆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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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摘选： 红八月的记忆
由于从小爱鼓捣机器，顺理成章我参加了少年宫的无线电小组。小组每星期都有活动，老师教我们制作各种电子管收音机，讲解电工原理为辅，让我们亲自动手制作为主。我当时特别投入，完全可以用如醉如痴来形容，很快便在小组里鹤立鸡群，真没少受老师的夸奖啊！初一时，五六个管儿的收音机我已能轻松地安装，修理活儿到我手里也逐渐成为小菜一碟儿。那时提倡学习雷锋，助人为乐，所以我经常主动帮人修理坏了的收音机，得一句表扬心里就美滋滋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儿，这里多少有逞能的成分，只是不自觉而已。 这么着，家里自然存有不少原器零件，像电子管、天线等等。有的是少年宫发的，但主要是我花爸妈给的零用钱在市场买的。 没想到，电子零配件有一天会成为我家的定时炸弹之一，我竟然是爸妈遭受迫害的罪魁。 文革开始时我16岁，大妹14，弟弟10岁，最小的妹妹才8岁。一字排开，除了我和大妹半懂不懂人事儿，那两个只是孩子。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迈进家门儿，就发现红卫兵已来抄过家了：爸爸被带走了，家里碗儿朝天、盆儿朝地，一片狼籍。最可怖的是妈妈，昔日的大波浪变成了阴阳头，跟狗啃过一样，衣服上一道道口子渗出血迹，弓着背，浑身哆嗦……几个扎着武装带的老兵儿嘴里冲她吼着：他妈的江涵是狗特务头子（江涵指我爸爸），你丫是电台台长、报务员……都他妈老实交代！ 一边说着，一边拿武装带往我妈妈身上招呼。她估计已经吓懵了，痛觉已被恐惧完全镇住了，每一鞭子落在她身上，她只轻轻哼上一声，竟然不知道大声喊叫…… 老兵儿命令我们四个孩子站成一排，鞭子每个人也都挨了几下。可能看我们都是孩子吧，抽得不特别猛。我没感觉特别疼，最小的妹妹只撇了撇嘴，都没敢哭出声儿。不知道是他们打累了，还是发了慈悲心，也许我们已经吓傻了，从而痛觉神经变得麻木？ 几天后我才知道，爸爸已被押送到民航局隔离审查。那时，两航起义的都被怀疑成特务，关押的不在少数。民航的革命派怕关押的人“自绝于人民”（自杀），就将裤腰带一律没收。失去了自由，少吃缺喝，人越来越瘦，原先的衣服只能在身上逛荡，出入厕所都要提了着裤子……这也算民航局一道特殊的风景吧！ 后来听说，我的那些电子元器件，竟然成为特务的铁证。红卫兵来抄家，当然会抄出天线、电子管等元器件，他们立刻断定我家有电台，我爸爸旋即成为国民党派遣到大陆的特务，而我妈妈是电台台长兼发报员…… 除了电器元件惹了祸，街道更是火上添油，她们不但将妈妈的档案抖搂给了老兵儿，而且还揭发我家的收音机经常发出叽里咕噜的鸟语声。这一下，我父母的特务问题更加坐实了。 我家住的是两间平房。那是一座四合院儿，好几家人合住，与邻居只有一门之隔，红木雕花门，雕花的空隙只能用纸糊住。隔断属于象征物件儿，邻里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我爸爸英文好，从解放前就一直爱听英文的“美国之音”，解放后也没把这毛病戒掉。当然，只能偷偷听，把音量拧到最小。但这不隔音的门儿却成为祸害，还是叫邻居听见了。邻里之间几乎是零距离，孩子又多，哪有不磕碰的。运动好比发泄机，平日的小矛盾导致互相往死里整。 爸妈的罪状一下子窜升为十几条，从敌特到坏分子，喊出来一长串儿，多得我没法儿记全。 那种阵势下无理可讲，武装带决定一切。 我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正立在当地犯晕，一个老兵儿把武装带在空中扬了一下，立即发出劈啪怪叫。紧接着，他把武装带塞进我手里：小子，老子累了，你替我打！ 他的手指头指着我妈妈。我仍旧立在那儿回不过神儿，明明听见了这话，脑子里却是空荡荡的。小子，你打不打？你们四个狗崽子都得打！不打，就是拒绝划清界限，连你们一块儿专政！耳边响起几个老兵儿的吼声，此起彼伏，像一枚枚炮弹轰得我的胸口嗡鸣作响。 恐惧使我的血液凝固了，但脑子反而有些清醒。我明白，自己是家里的老大，三个兄弟姐妹都在看着我呢。如果我不动手，下场就和爸妈一样，连8岁的妹妹都是……我当时怕，真怕啊！念头在脑子里旋转，旋转得浑身发麻，手却居然能动，攥在手里的武装带没掉到地上，已经挥到了妈妈身上。哆嗦的手挥出的鞭子有些绵软，不具任何威力，可我的五脏六腑像过了电，同身体一起剧烈颤抖…… 妈妈一声没哼，低着头。我无法看清楚她脸上的表情，不知道她是否疼，可曾感觉到儿子抽在她身上武装带的痛楚？ 不知什么时候，武装带被夺了过去，又传到大妹手里……当武装带传递到小妹手里时，有一瞬间，我的头脑突然变得异常清醒，视力也变得格外清晰。我注意到，8岁小妹的手还那样稚嫩，手背竟然是透明的，似乎都能看到血液在里面流淌……武装带突然又模糊成一片黑红色……我们是妈妈的骨血啊！意识到这点的同时，心仿佛被炮弹炸裂，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很快，一切又变得麻木…… 代表恐惧的武装带，就这么在我们四个孩子的手里传递，虽只是象征性地比划了两下，但这象征同时撕破了我们的灵魂…… 老兵儿走后，妈妈在家里被专政起来。白天，她由街道积极分子也就是邻居看守，晚上就没人管了。但她们严厉警告我们四个孩子和奶奶：出了什么事情，拿你们几个是问！按现在的理解，我们成人质了。为了这几个孩子和老人的生命安全，妈妈也得老老实实，她必须没有尊严地活下去，她没别的路可走。 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何况我们几个孩子。天天有人在耳边吼叫你们是“狗崽子”，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人的本性往往趋利避害，谎话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老兵、邻居、所有的革命群众都说爸妈是革命的敌人，那他们还能是好人吗？如果不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们能在人前抬不起头吗……破碎的灵魂似乎也在给自己找借口：雷锋叔叔说过，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打敌人几下也就打了，虽然她是妈妈……人一旦迈出悖逆的一步，就不再能够收手。 奶奶吓得不再敢管事儿。在我这老大的带领下，我们真把妈妈当敌人对待了。对她吆喝来吆喝去，就连吃饭也是我们几个先吃，剩下的再叫她吃，甚至有时只叫她吃白饭……不是为自己开脱，但大革命中，革命先烈杀死土豪亲爹的都有，我们不过是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理念灌输下，既然觉得妈妈是反革命特务，能不大义灭亲吗？
李义是我文革前认识的哥们儿，比我大一岁，文革时上初三。他从小在军队大院儿长大，出身革命军人，父亲是位老革命。名如其人，李义为人仗义，特别崇拜《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我俩一直是不错的朋友，常在一起玩儿，但我们不在同一所学校，对彼此的家庭情况并不特别了解。 到了红八月，李义俨然已是他们那拨老兵儿中大哥大级的人物，臂上戴着黑字红袖章，腰间扎着武装带，前后簇拥着一帮穿旧军装的少男少女，跑到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到处去大辩论、抄家、破“四旧”…… 他虽隐约知道我出身不咋地，在我面前也逐渐开始摆谱，处处透着掩不住的优越感，可还是继续罩着我，有这样的活动也不忘通知我。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抄，父母都被打成了特务，可我没敢告诉他，就这么瞒着，甘心做他的红外围，努力跟着他干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是不是就要人的命呢？十六岁的我不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头脑中历来被灌输的又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理念，这一次，一切犹如急风暴雨，由不得我去思索，更来不及分辨是非，我只能紧跟革命形势。既然李义他们是革命的弄潮儿，打砸抢属于革命行动，我就得紧赶紧努力，证明自己是要革命的，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避免被革命大浪淘沙，成为众人踩万人踏的沙子。 别说我这样的，就是工人阶级出身，都没有铁券证书保证。 我们班有个工人子弟，有一天翻着毛主席语录说；这书红皮儿白瓤。说的不过是事实，没有任何引申含义，却被体会出引申的含义来，被老兵儿揪了出来，用皮带一顿狠抽，抽得直流哈喇子…… 所以，我得紧跟李义。 那天，我们一拨人来到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三口人，一对中年夫妇，样子像知识分子，都戴眼镜。孩子是个女儿，模样清秀，身材高挑，约有17、18岁，大概是高中生或刚毕业吧。当时抄家，除了学校掌握的情况，就是街道把住户的档案有意抖搂出来。比如抄我们家和这家都跟街道有关系。根据街道提供的情报，这家的男人解放后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解放前当过反动国民党政府的伪参议员，属于历史反革命，当然在被抄之列。 让三口人低着头，老老实实立着，抄家开始了。 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并没见任何值钱的东西。一通翻箱倒柜后，有人从床底下搜出来一台收音机。仔细一看，还真跟普通收音机不一样，一般收音机是长方形，这台则是正方形、铁壳儿，底下多出一块。翻过来，便看到一个标签，上面标明是四几年的产品，说明是解放前生产的。大家立刻高度警觉与兴奋起来：若是普通收音机，为什么要藏在床底下？为什么和普通收音机的模样不一样？这不分明是部电台吗？ 李义知道我懂电器，立刻冲我招手。我赶紧过来，他指着那台东西说，你给看看！我检查了一下，一般收音机都是交流电的，离不开有电源的插座。这东西虽与普通收音机结构有异，不过是个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底下多出的一块是个装干电池的盒子，不需插座就能听广播，方便携带外出，属于国民党的军用收音机。我估计这就是把它藏起来的原因：国民党军用的，犯了大忌讳。 可在上天入地、火眼金睛们的搜索下，哪里有安全的藏处！反革命一旦有了安全，革命者就不安全了，这就是响当当的革命逻辑。 这时，我耳边响起了李义的询问声：是电台吗？我小声对他说：不是电台。李义伸直了腰，眉头拧紧：谁说不是电台，就是电台！ 电台，电台……像一堆吃粮食的蝗虫嗡嗡叫着，在我耳边轰响。他们抄起了武装带，开始抽打那个中年男子，逼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那台收音机是电台。此时，蝗虫们啃嚼的不是大田里的庄稼，是一个活生生人的肉体。中年男子倒在了地上，皮带与皮带扣漫天飞舞，耳畔是那男人撕心裂肺的嚎叫…… 我分辨不清是否听到了中年女人和少女的叫声，我又一次吓傻了，如同我家被抄的时候一样。在男子的喊叫中，六七个人上去压住他，两个人手持一枚大钉子，硬生生往他的胸腔里摁。没有伤到要害处，男子继续嚎叫，又有六枚钉子扎进了男子的胸膛，叫声越变越小，终于停止…… 一堆人又拥上去，打那个中年女人，嘴里叫骂着“狗特务”之类的话。不用再审，案情已经确定，只剩下泄愤与打反革命的快感。除了用武装带，还有手持自来水管的。有的乱抽，有的胡戳，女人在地下乱滚，伴随着愈变愈弱的嘶叫……终于，有个人用大皮靴在女人的脑袋上狠狠踢了一脚，女人不再动弹，一丝声气也没有了。 有人吼了一声：你他妈装死！不久，便有人端过一盆凉水，冲躺在地上的女人泼去。 这都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当年国民党抓到了共产党，据说就是如此对待的。如今革命后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 女人仍旧一动不动，有人过去摸了下脉搏，说了声：死了！当时，打死人忌讳把手伸到鼻子部位，怕万一人醒过来，垂死挣扎，咬上一口。 两个大人就这么在我眼皮子底下被打死了。 大家横七竖八站着，嘴角带着残忍的微笑，仿佛有个无形无影的指挥，大家突然同时挺起胸膛，同时振臂高呼：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敌人不投降，就让他（她）灭亡……我的手也跟着举了起来，不易觉察地慢了半拍、手臂微微颤抖。 只剩那个少女，这回要冲她去了。 刚才，有几个人正按住她。此时，大家齐声高喊口号，谁的胳膊也不甘落后。一起举手的间隙，那少女得以挣脱，只见她从院子的一头儿斜刺刺往另一边儿跑去，侧着身体，一头便撞到了墙上。只听“砰”的一声，头皮似乎从中间撞裂，一边的辫子耷拉下来…… 我的呼吸刹那间仿佛停止，一家三口就这么惨死在了我眼前。多清丽的一个少女啊，就这么自戕了！ 当又能呼吸的时刻，我突然感到万幸，我家里也几乎是这种情况，要是当初来抄家的是我的哥们儿李义他们……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可没有少女这般刚烈！想要一头撞死，得有多大的决心与毅力啊，我这种俗人决计办不到！ 鲜红的血仍旧在我眼前飞溅，像红色的喷泉，把眼前的一切都染红了，呛得我喘不过气。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也是一只蝗虫，一只翅膀折断了的蝗虫，只配抖缩着折断的翅膀，趴在大田埂上观望。 我没有资格也不敢露出牙齿……
四、武斗旁观者 （一）冷枪打死了同伴 自从家里被抄家、父母双双被打成特务，除非万不得已，我几乎不愿在家多呆一分钟，我开始发疯似的往外跑。除做老红卫兵的外围，就是沿街野逛，我甚至有幸成为第一批到外地串联的学生。那时，往外地跑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革命大串联”。而我主要是为逃避现实，革命倒在其次。这话只敢现在说，要当时说出来，非把我斗得吐血不可。 刚开始，我在火车上蹭票，到外地蹭个能吃住的地方；到后来，革命大串联蔚然成风，一切都可以公开蹭了，时间就变得格外好打发了。跑的地方多，我也算见多识广，大规模的武斗没见过，但武斗的一方活埋对方，冷枪打死人等等，我都曾是旁观者。就这么瞎混，直到我“主动”报名去到内蒙古草原。 1967年初，全国已是山头林立，谁都自诩造反派、革命派，把对方打成保守派、反革命派，唇枪舌剑很快演变成大打出手，甚至动了真枪真炮…… 当我听说长春发生激烈武斗后，立刻就登上特快59次列车。那时，我跟打了鸡血差不多，一旦听到哪儿有枪炮声，为了亲历战争场面，恨不得当天就奔赴现场。我不怕死，把命当成了足球儿踢，没考虑什么正义、非正义，只为好奇与寻求刺激。“活一天就赚一天”，用这话形容我当时的心情颇为恰当。 这次串联我属于单打独斗。当然，还是得蹭车出行。不是第一回了，我蹭车已属于老油条级别，查票、躲猫猫我当然玩儿得一路顺畅。 火车上，我已经打听清楚，长春最大的一派在地质大学。如今，我已经忘了那派的具体名称，只记住当地人称地质大学为地质宫，那就暂且称他们为地质宫派吧。下车后没人管了，我向站上的人打听怎么往地质宫去，然后就开动我的11路。我这11路的两条腿儿绝不含糊，步行串联也经历过，走这短短几里地，不过是放松两条肌肉绷紧的腿而已。 一路走过，我发觉这座城市相当奇怪，路上见不着一个警察或军人，犹如一座死城。 本该最繁华的斯大林大道，大街上却几乎看不见一个行人。建筑物的玻璃上大多粘贴着米字，有的用布条儿，有的用纸条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怕弹片儿飞过来，把玻璃打得过碎，因为碎片儿容易伤人，才这么做的。沿途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地受损，不少已经残破。机关的大门敞开，谁都可以进去。我顺路去了几家，桌翻椅倒，文件、纸头摊在地上，风一吹漫天飞舞，一片凌乱……太像我在电影里看过的场景了——被战争洗劫后的萧杀与凄凉。 我发现，小胡同里人倒多些。我上去跟好说话的人答咯（交谈），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告诉我，建筑物上可能趴着狙击手呢，可不敢在大街那嘎达走！还说，正经商场和市场都不开门，黑市猖獗着呢！ 我就这么走到了地质宫。听说我是首都来的，虽不至于夹道，也立即受到欢迎。那时，我们这些北京人都沾了伟大领袖的光，两派无论怎么你死我活，看见北京人，一律视为革命开路先锋。 有两个人主动走过来，向我介绍革命形势，一位叫小郭，另一个叫小李。他们说，两派都去抢了武器库，据说上面不让军人开枪，革命行动因此很是顺利。武器库打开后，武器被抢走了，分散在两派手里，也有个别流落到老百姓手里的。大型武斗刚过去几天，双方的武器都还没被收缴…… 第二天，小郭和小李约我一起吃早饭，吃完了，表示愿意陪我一块出去走走。既然来了，就不能当缩头乌龟，我欣然应允。 三人同行，走了刚几百米，忽然，我听到一声类似鞭炮的响声，在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时，小郭已应声倒地。小李喊了一声：中冷枪了！血从小郭的脸上往下流淌，子弹射中了他的脑袋！他不住呻吟着，我和小李以为他只是受了轻伤，赶紧过去把他搀扶起来。可他已然走不动了，我们夹着他，往前只走了几步，这几步迈得格外艰难，他不住往下出溜，神志似乎已经不清，呻吟声也越来越小……没办法，我和小李只有轮流背他往地质宫跑。几百米的路程，我们气喘吁吁，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才从炼狱转回人间的地质宫内。小李立刻去叫卫生员。等他们赶到现场，小郭早已停止了呼吸。 他的尸体被停放在操场，地质宫派的被集合起来，面对死去的战友，有的满脸是泪，大家纷纷举起铁拳，全体高喊激昂的口号：血债要用血来偿！报仇！报仇！所有的声音如同一个声音，所有的意志如同一个意志，那就是一定要为死者报仇雪恨。 我倒没想替小郭报仇，因为我不知道敌人躲在哪里。我只感到特别惋惜，挺豪爽的一个小伙子，也就比我大四五岁吧，二十刚出头，耳中听到的似乎只是炮竹的声响，人就这么没了……想到这里，浑身的肌肉都紧张起来，忽然觉得自己的后背湿漉漉的。我把衣服脱下来，才发现衣服上都是血——小郭的血，衣服上的血迹未干，仍旧是鲜红的，小郭的生命却已经消失了。 近距离接触死亡，特别是触摸到鲜红的血，我才真真实实感觉到了后怕与紧张。如果我穿着血染的衣服出去，说不定就会成为活靶子。可我没有带别的衣服来，只有赶紧去洗衣服。 水龙头下，鲜红的血半天都化不开，带着小郭生命的血迹就这么在我眼前慢慢逝去…… 注：当时地质学院是长春公社的据点，属于“反军派”；其对立面是红二总部的，属于“拥军派”
不久，我从长春到了西安，经过那儿去往成都。串联学生都北叫做革命小将。小将我首先寻找负责革命串联的站点，通过串联点的介绍，我住进了一家工厂。该厂设在城乡结合部，位于郊区，厂房外头就是野地，没种庄稼，只是荒草一片。 那时，成都的两派真刀真枪打得特凶，两派互有伤亡。 一天下午，我忽然看见一帮人吵吵嚷嚷走了过来，神情激动，听见有人在说：在那儿要活埋人了……只见人越聚越多，像一堆黄蜂嗡嗡乱叫。中国人历来爱看热闹，我当然也不例外，便随这帮人来到那片野地。 一帮手持武器、臂带袖章的男女走了过来，神情悲壮，大多带有杀气，首先立在那儿，振臂高呼了一堆口号：报仇雪恨！血债要用血来偿！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再踏上一只脚……期间夹带几句毛主席语录。口号刚停，一个头头儿模样的人眉头拧在一起，突然高叫一声：带上来！一男一女被反绑着双手，慢慢走了过来。两个人的衣服都已被撕烂，上头染着点点血迹，明显受过拷打。此时，他们的双脚没被捆绑，脚步迈得铿锵有力。那男的个头儿不很高，生得浓眉大眼，阳光下一头黑发似乎有星星闪烁；女孩子面目清秀，白皙的鹅蛋脸由于激动泛着粉红，金色的太阳映照下分外娇艳……两人脸上都带着大义凛然的表情，使我立即联想到电影《红岩》中的许云峰与江姐。只是，他们比革命先烈要年轻许多，脸上还带着难以掩饰的稚气。 透过人头攒动的脑袋，我看到不远处已经挖好两个大坑。有人冲到那一男一女的身边，打算把他们推下坑去。两个人同时厉声喝道：不用你们，我们自己会下去！说的同时，两人先后跳了下去。 然后，他们高昂起头，同时喊道：为革命牺牲，虽死犹荣！杀了洪长青，自有后来人！土被一锹锹扔进坑里，两个人不再喊口号，而是叫骂：今天杀了格老子，明天就有人为我们报仇！龟儿子不得好死！格老子18年后又是一个，饶不了你们！死了也变厉鬼，拿你们垫背…… 土掩埋到接近胸口时，两人的叫骂已然含混不清。围观的人太多，都在吵吵，我听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土埋到脖子、只有两个头露在外头时，两个人已然不能发声，脸也变了形，逐渐变为紫色，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张着大嘴，露出的舌头竟然也是紫的……我又一次感觉到害怕，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一股凉气从脚心往头顶直窜。 那些带红箍儿的人不让围观者靠近，维护着现场。不久，人们逐渐散去了。 两个死者也就和我一般大吧？革命先烈就是带着对信仰的坚定不移、视死如归走向刑场的。两个年轻人面对死亡的英勇表现，一点儿不输于革命先烈，我似乎应当肃然起敬。然而，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那么，到底谁革命，谁又是反革命呢？如果不幸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死得岂不轻如鸿毛？我一时很是茫然。 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笔下杀人示众的描写来：我不过是个围观的看客，在围观杀人而已。 后来听说，当天晚上，尸体被死者那派的人抢走了。 两个年轻姣好的生命就这么从人世间消失，离开了这个喧嚣残酷的时代。风把他们带走，是东风还是西风？太阳把他们带走，是滋润他们的阳光还是烤焦他们生命的阳光？ 至死，他们都以为自己是革命烈士。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知道真相了吗？ 那一阶段，我几乎没在北京安生呆过，一直混到1967年11月。 当时，父母的特务嫌疑尚未解除，我爸还在民航局关押，我妈也在大院里被群众专政。但形势已渐趋和缓，革命群众不再天天到我家尽监视妈妈之责，她只需每天与五类分子一起去街道报到，然后干些扫街之类的粗活儿。 自从听说了有自愿报名去内蒙古，我立刻毫不犹疑地报了名。除想要逃出北京，逃出叫我喘不上气的那个家，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那时，已经批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老兵儿属于那线儿上的，他们已作鸟兽散，不少人的父母也被专了政。从那时开始，我就时常在心里自责，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要不是自己那一堆电子元器件，父母的问题也不至于升级成特务，被关押专政至今，自己还居然动手打过妈妈，打了最爱自己的亲妈啊，我还算个人吗？所以，死也该死得离父母远点儿……就这样，我来到了内蒙古草原。 然而，我对北京与父母又有种难以割舍的感情，所谓主动报名，不过是权宜之计，心里想的只是在那儿呆上一年半载，最多几年，早晚我还得回北京，回到我长大的城市。没承想，这一呆竟然是半辈子…… （作者按：《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是根据兴国的口述整理，根据兴国本人的愿望，兴国及地名均为化名。按语则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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