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录(续十二):史铁生·两种乌托邦·宗室贤人·朝鲜·1957整风·1975宪法 作者:海宽


 

 

  感悟642

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完成他在人世间的历炼,步入天国。

博主由于常年沦落尘俗,疲于奔命,竟然未能在铁生在世时与这位老知青进行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好在我很快就可以退休,可以得到解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与铁生进行灵魂之间的对话。

周国平正在写纪念铁生的文字。他在《读〈务虚笔记〉的笔记》中写有这样一段:

曾有一位评论家对史铁生的作品做了一番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断言由瘫痪引起的性自卑是他的全部创作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对于这一番分析,史铁生相当豁达地写了一段话:“只是这些搞心理分析的人太可怕了!我担心这样发展下去人还有什么谜可猜呢?而无谜可猜的世界才真正是一个可怕的世界呢!好在上帝比我们智商高,他将永远提供给我们新谜语,我们一起来做这游戏,世界就恰当了。……在史铁生的作品中,我们便能鲜明地感觉到这种精神上的健康,而绝少上述那位评论家所渲染的阴郁心理。

我认同周国平的看法。

我理解史铁生。

 

  感悟643

2011年1月13日《重庆日报》刊登了一篇对王绍光先生的采访:

重庆日报记者:过去许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认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果真如此吗?

王绍光:卡尔·波兰尼说,“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变得更明显。

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30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反省。

2008年4月28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

看来,有两种不同的“乌托邦理想”,一种是博主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矢志追求的“共存乌托邦理想”,另一种则是“市场乌托邦理想”。我把这两种理想视为两种不同的偏好,类似吃羊肉吃狗肉的偏好,类似于吃辣吃咸的偏好。今天,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吃咸的偏好不利于身体健康。与此相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市场乌托邦”的偏好,会为社会的健康带来一系列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海啸,使许多人开始动摇这种关于市场乌托邦的偏好。人们开始想到,面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这种市场乌托邦偏好甚至会导致人类的灭绝。

看来,今后不能不加修饰地谈论乌托邦了。在谈论我的乌托邦理想的时候,需要使用“共存乌托邦”的概念。

 

  感悟644

全国瞩目的钱云会案终于落下帷幕,肇事司机费良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

对费的审判,主要是动机审判。如果费具有主观故意,判决结果将截然不同。

显然,在罪责追究上,“动机效果统一论”是完全不成立的。

动机并非不可知,法官和陪审员们完全可以根据事实,作出合乎情理的判决,就像钱云会案一样。

在1959—1960的“大饥荒”中,在纹革中,都有许多钱云会一样无辜的人死于非命。我希望在未来的县政中国,能够对“大饥荒”和纹革悲剧进行一次公正的道德审判,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显然,那也将是一场关于动机的审判,而不是一场关于效果的审判。

我相信,法官和陪审员们也会根据事实作出合乎情理的判决。

 

  感悟644

2011年1月29日晚,马晓力在餐桌上谈起有趣的“已巳”往事。学生不吃东西数天以后,举国震动,举世震动,军机处却似乎无动于衷。时任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同志打算向枢机上折陈情,阎在干部会上说:“大不了我回出版社去作翻译,做编辑。”时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四局副局长的马晓力说:“大不了我再回牧区放羊。”时任六局副局长的陶斯亮说:“大不了我还去当医生。”于是,阎率众人挺身而出,进行了一次艰难的、最终失败的对话努力。“已巳”后,三人都受到整肃。

阎、马、陶三人虽都属于红朝贵胄,身上却无许多八旗子弟的骄娇之气,体恤民艰,心忧国祚,实在堪称宗室贤人。

纹革和上山下乡,使许多红朝宗室得到接触底层、磨练意志的机会。如果红朝命脉未绝,欲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尚需要这些经过纹革和上山下乡历炼的宗室贤人积极参与。

 

  感悟645

1966年冬,毛夫人对主要由红朝宗室子弟组成的“联动”说了一句傲慢的话:“八旗子弟,神马东西”。“联动”也回了她一句掷地有声的话:“20年后见高低”。

44年过去,我们似乎已经见到了“高低”。

这是最后的结局吗?

 

  感悟646

清朝权贵和满族宗室曾经对君主立宪瞻前顾后,动作迟缓,患得患失,颟顸傲慢。待到袁氏逼宫的时候,才希望能够实现君主立县,但为时已晚。若知今日,悔不当初。

百年前清朝宗室和权贵的教训,值得红朝宗室和权贵们深思。

 

  感悟647

辛亥前,满族宗室和清朝权贵面临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他们并不相信袁世凯和“北洋三杰”这样一些汉人将领,他们希望将精锐的部队控制在宗室后代的手中,希望精锐的部队能由八旗子弟组成。但是,已经被养尊处优的生活境遇腐蚀掉的宗室后代和八旗子弟,已经很难再形成真正的战斗力。最终,曾经成为清廷“维稳”支柱的新军,曾经为清廷剿灭了许多“裙体事件”的新军,成为终结清廷的最重要的力量。

今天,红朝面临着相似的两难困境。红朝权贵切不可过于迷信主要由平民将领指挥、主要由平民子弟组成的军队可以成为自身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可靠保障。失去了道义的感召,谁敢保证当初的保镖不会转身成为夺命的杀手呢?

窃以为,红朝权贵们最好的选择是效仿英国王室和日本皇族,及早推动“档主立县”,以立县换优待,从而避免重蹈清廷和法国王室的覆辙。

 

  感悟648

希望朝野的改革派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中庸立场,联手抗击分别来自顽固派和革命派的进攻。

我想大声呼喊:朝野那些正在担当起重要责任的老知青们,朝野那些曾经在广阔天地中体察民间疾苦、认识中国国情、阅读古今中外、思考中国前途的老知青们,不要辜负自己上山下乡的宝贵经历,不要辜负自己当年油灯下的阅读,不要像那些工程师和辅导员们一样不求进取、无所作为,要以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为榜样,要以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为榜样,要以经国、登辉、许信良、施明德、林义雄为榜样,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承担起推动中国和平演变的责任,实现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政治抱负。

 

  感悟649

从地缘政治角度谈谈朝鲜,或许还有意义。从社会发展角度,实在不值得花时间谈朝鲜。既然有的人总在喋喋不休说朝鲜,也不妨简单说两句。

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维度是县政vs砖置,一个维度是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或右vs左。对此,陈ZM先生曾有非常清楚的阐述。

对于“县政vs砖置”问题,博主的态度是明确的:左右的博弈只能在县政平台上进行。博主与许多自由主义朋友早已取得非常明确的共识:左右首先要携手争取县政平台。

在博主以真实姓名发表于1990年6月16日出版的《百姓》杂志第218期的文章中曾写道:“悯主进程包括传统砖制、开明砖制、精英政治、悯主政治四个阶段。去年(7+1)×(7+1)之前,中国的问题是防止向传统砖制的倒退和促进向精英政治转化的问题,不是实现悯主政治的问题。”如果说今日中国已经发展到开明砖制,今日朝鲜则还处于传统砖制局面。如果说今日中国已经发展到威全统治或后极全统治,今日朝鲜则还处于极全统治局面。

没有宪政平台,共存乌托邦理想很难真正实现。

 

  感悟650

一谈到毛对共存乌托邦理想的真诚追求,总有一些人搬出希特勒、金日成来说事儿。

2009年,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首个圣诞节,由奥巴马夫人米歇尔亲自装点的圣诞树上,悬挂了毛的头像。

此举引起一些右翼的批评,但不过是一点淡淡涟漪,波澜不惊。

奥巴马“四大顾问”之一的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邓恩(Anita Dunn)也引起一些右翼批评。她2009年5月对一批美国高中生说,她最欣赏的政治哲学家是毛和德兰修女。面对批评,邓恩反驳说,她除了提及毛,也提到德兰修女。

希特勒和金正日可能出现在白宫的圣诞树上吗?奥巴马的左膀右臂可能崇拜希特勒和金正日吗?

那些把毛与希特勒、金正日相提并论的人,那些至今热衷于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人,虽然口口声声什么普世价值,实在没有跟上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

由于发动了纹革,毛使自己与斯大林和金日成划清了界线。由于发动了纹革,毛也使中国避免了朝鲜的道路。

 

  感悟652

《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2期刊载了一篇李甚之写于1968年的揭发胡乔木的材料。其中提到:

1957年4月下旬,吴冷西曾有一次作了“中央政策”的长篇传达……开场白却是胡乔木的一段话。吴冷西说:“乔木同志最近谈了一下毛主席的心情。乔木同志说:‘斯大林时代统治的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残暴的统治,如果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下去,是不会千秋万世的,毛主席最近日思夜想,就是要设法使社会主义能够千秋万世’。”

从这段文字,无法判断哪些话出自毛,哪些话出自胡。不过,从这些出自毛的大秘书胡的话,应可以反映毛当时的“心情”,从中大致可以看出毛发动1957年整风的主要原因。

 

  感悟653

杨恒均在《别了,穆巴拉克!》一文中说:

最后,你只不过希望民众能够再给你一段时间,哪怕只几个月……但,太晚了!你有足足三十年的时间,可你都没有给埃及人民机会,这次,他们自然也不愿意再给你哪怕一天时间的机会,你不配了。

真希望穆氏的遭遇能够引起红朝宗室的深思。1986年下半年,邓反复讲“不搞政改,经改搞不通”(参看《邓文选》)。从那时算起,迄今已经25年了。中国人的耐心真是无限的吗?

 

  感悟654

在毛主持制定的1975年县法第四十五条中说“公民有……霸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这些曾被毛县法赋予的权利,都因不利于“为稳”而被邓取消了。由于取消了公民的这些权利,权贵变得日益嚣张和肆无忌惮。

1966-67年间,中国人曾短暂地、部分地享受过县法从字面上所赋予的言论和节社的权利。

1967年,博主曾参与了从写稿、编辑、购买新闻纸(极其短缺,购买极其困难)、联系印刷厂、印刷、上街卖报的完整的报纸出版过程。在整个过程中,是不存在任何审查的。

局限于他的视野,毛防止两极分化和抑制权贵的努力是失败的。窃以为,后人对前人失败的探索可以多些宽容,少些苛责。

 

  感悟655

互联网使毛喜欢而斯大林、金日成和邓都不喜欢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禾懈的骚扰之下又复活了。

 

  感悟656

今天,在现行《宪法》的基础之上,在“挡主立县”的框架之内,至少有这样一些合法、合理的诉求可以提出:

1、取消网络风锁,让大陆人像香港、澳门、台湾的中国人一样,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一样,可以在网络上自由浏览和自由发言。

2、允许己巳,即(7+1)×(7+1)流亡人员回国探亲、居住、就业、创业。

3、抚恤己巳死难者。

4、首先公布正治局委员的个人财产。

 

  海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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