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否定极左思潮的精神武器

作者：安立志

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列宁语），它不仅是一首歌，它既是旗帜，也是哲学，是歌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国际歌》作者逝世25周年时撰写了著名的《欧仁·鲍狄埃》。毛泽东同样重视《国际歌》，在战争年代就曾赋诗：“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多年来，虽然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纷繁复杂，但每逢召开党和工会的代表大会、庆祝大会及其他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我们仍要高奏（唱）《国际歌》。

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国际歌》曾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国际歌》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歌；在和平建设时期，《国际歌》也始终是与国歌并重的政治歌曲；在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国际歌》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从纠正“文革”的极左错误开始的，《国际歌》中所蕴含的思想力量也是否定极左思潮的精神武器。比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之于否定个人崇拜；“让思想冲破牢笼”之于坚持解放思想；“要为真理而斗争”之于强调实践标准；“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之于劳动创造财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之于历史创造主体……无不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华。

鲜为人知的《国际歌》本来面目《国际歌》原本是法国工人诗人、巴黎公社战士欧仁?鲍狄埃于1871年公社失败时创作的一首长诗。在鲍狄埃去世的第二年，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以满腔激情为长诗谱曲，从此，这首歌唱遍全世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国际歌》的原名，它的法文名字“La Internationale”，其实是“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是以马克思为灵魂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当时简称“国际”（后被称为“第一国际”）。这首歌后来被称为《国际歌》，大抵与此有关。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将《国际歌》译为中文时，出于音乐节拍的考虑，将歌中的“Internationale”音译为“英特纳雄耐尔”，是一个重要贡献。瞿秋白曾对曹靖华说：“‘国际（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时可以和各国的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此后，不同译本也有将“英特纳雄耐尔”译为“国际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的，但它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本义，人们往往不甚留意。

《国际歌》在传播过程中曾被译为多种文字，由于各国历史、文化的差异，今天的《国际歌》，其用语和表达较之原文已有较大出入。比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在法文中“热血”应为“理性”；“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在法文中“一无所有”应为“一钱不值”等。在翻译过程中，这些词汇的改变，有的变得更加直观，有的变得更加贴切，有的变得更符合中文的语境，这都在能够理解的范畴之内。然而，《国际歌》发生的最大改变，并不是不同语言的翻译问题，而是其版本是否完整的问题，这是许多歌唱者都不知道的。国人熟悉的中文版《国际歌》有3节歌词，这其实是照搬苏联的结果，而鲍狄埃的原版作品，却有6节歌词。1900年12月，正在从事秘密斗争的列宁，将《国际歌》的第一、二、六节和副歌歌词刊登在《火星报》上。瞿秋白在将《国际歌》译为中文时，是参照俄文版，从法文版转译而来的。早期的中共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因此，《国际歌》也参照了俄文版的格局。瞿秋白在其译本说明中曾披露过这一事实：“法文原稿，本有6节，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有3节，中国译文也暂限于此。”《国际歌》歌词删减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需要从原歌词中去找答案。

2000年3月24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人民文学》原副总编辑、著名文学翻译家绿原先生的文章——《〈国际歌〉译文改动真相》。为了对照，绿原先生用“公约数式的汉语”将鲍狄埃的法文原文进行了翻译，未列入通用版本的第三、四、五节歌词如下：

……（第三节）国家在压迫／法律在欺骗／赋税把倒霉人敲榨／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仰人鼻息的苦恼受够了／平等要讲另外的法律／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它说／同样／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第四节）那些矿山和铁道的大王们／骑在人头上令人心惊／除了劫掠劳动果实／他们可曾干过别的事情／众人创造的一切都落进了／这些家伙们坚固的保险箱／人们宣布归还他们的一切／只希望享有他们所应享／（第五节）大王们用梦想麻醉我们／对自己人讲和平／对暴君要作战／要在军队中间鼓动罢工／朝空中挥舞枪托／把队伍解散／如果他们／那些吃人野兽／坚持要我们去当兵／他们很快会明白我们的子弹／属于我们自己的将军……欧仁鲍狄埃，巴黎，1871年6月。

从鲍狄埃的原作看，我们耳熟能详、广泛传唱的三节歌词，可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与战斗口号，从它对于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众集会的适应性来看，这样的剪辑是得到广泛认可的。而被删减的三节歌词则可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纲领。比如，第三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和赋税；第四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经济要求，针对的是财富的来源和资产阶级的剥削；第五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军事要求，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军队。它们之所以被删减，除了歌词全文太长，不适合群众演唱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有人曾有这样的担心：这三段歌词如果也像一、二、六节歌词那样广泛传播，是否会在少数工人中产生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

歌里歌外：理想与现实的抵牾《国际歌》并不为特定的政党和国家所专有，它是属于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政党的。这首歌在“二战”前，曾在各国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中广泛传唱。《国际歌》诞生于第一国际，并曾成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第二国际后期分裂为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和以欧洲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社会党等）为代表的社会党国际，虽然二者的政治主张与发展道路不同，但追求的目标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有着共同的标志，就是《国际歌》。经过百年变迁，苏联模式失败了，而北欧模式倒是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失败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计划经济、专制政体的苏联模式的失败，发展则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前者说的是经济基础，后者说的是上层建筑。从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治理可以得出实践的证据，说明小平的见解是正确的。

《国际歌》在我国可谓命运多舛。其实它所强调的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神权、君权为代表的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力量与权力。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却出现了十分荒诞的社会现象：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往往是开始曲奏《东方红》，结束曲奏《国际歌》，前者刚刚唱完“他是人民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后者就接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种荒唐的状况，直到“文革”谢幕才告结束。

1971年，以“九一三”事件为标志，“文革”开始由狂热走向没落。在这一年的8、9月间，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南方巡视，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他还说，对《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在作上述谈话时，全国规模的“早请示”、“晚汇报”尚余绪未歇，“语录歌”、“忠字舞”的狂热依旧遗风荡漾。领袖的谈话与社会的现实，竟然如此抵牾，大相径庭。

假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假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文章，后收入我的《工会组织与和谐社会》一书。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始终以“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相号召，以第三世界的领头羊自居，也确实赢得了亚非拉人民的信赖与支持。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为实施“走出去”战略，许多中国企业跨出国门投资非洲、拉美和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中，中国政府谴责西方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商品倾销市场、资本投资场所和原料供应产地。风水轮流转，不过20年时间，中国在亚非拉人民面前不再是过去的穷哥们，已经成了财大气粗的投资商。中国企业在境内外投资经营活动中的角色，变成了劳资关系中的“资方”。

有时我在想，假如有一天，当这些中外雇员高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高唱着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把中国的投资者当作资本家，要求与之进行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的谈判与斗争时，那该是多么大的角色倒置或历史讽刺呀！

据报道，在南方某地，为了保障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当地出台了一条“新规定”，就是凡有打工者参加的集会和活动，一律不准播放和演奏《国际歌》。工人阶级的政权建立60年来，何以竟然对《国际歌》害怕起来？何以对作为自己阶级基础的工人群众害怕起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除了执政党内部分成员发生了角色变异和立场变异之外，这一现象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大批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生存状况，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容乐观的。不少职工工作、生活在“血汗工厂”中。最近发生在沿海地区的工人接连坠楼和罢工事件说明，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不仅没有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一些人甚至生活与生命都难以保障。如果不能保障职工的生命、健康和尊严，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资本、劳动、政府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果不能适当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与利益关系，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

 

《国际歌》译文改动真相

作者：绿原

摘自2000年3月24日《解放军报》

    世界上唱的人数最多的歌曲，恐怕要数《国际歌》了。这是各国无产者共有的自己的党歌，而无产者在任何国家都是人数最多的。单以中国而论，几千万党员加上更多准备入党的青年和非青年，都唱过《国际歌》，都会脱口而出地唱它，它的普及程度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相上下。

只因唱得太久了，太熟悉了，对于《国际歌》的译文，我们简直没有怀疑过。其实，它是有过改动的。例如，第一节“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就是从原先的译文“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改过来的。

这首革命歌曲本是巴黎公社诗人鲍狄埃1871年6月所作的一首六节格律诗，1888年6月由法国工人作曲家狄盖特谱曲，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逐渐在世界各地传唱。1917—1944年前苏联采用为国歌，歌词仅用原诗的第一、二、六节。中国传唱的中文歌词是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的，译者不详；1962年又经订正，上面提到的那句“一钱不值”，大概就是这次改成“一无所有”的。

为了让后人了解歌词的改动真相，有必要参照手头《国际歌》的法语原文，对我们背得滚瓜烂熟、字与字之间似乎经过焊接的中译歌词，从语法角度进行一番推敲。

首先，来复习一下《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复习之前，顺便说说歌词的题目“英特纳雄耐尔”的意思，它原来是1864年在伦敦建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的“国际工人联合会”的简称，从它最后的迭句“……就一定要实现”来看，也是指工人团结起来的组织形式而言；把它译作“国际歌”，是中译者为了便于普及而作的本土化创造，其成效卓著自不待言。歌词如下：“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迭句）这是最后的斗争……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迭句）这是最后的斗争……”以上三节只是法语原文的第一、二、六节，与前苏联1943年12月31日以前的国歌相同，从它对于各种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众集会的适应性来看，这样的剪辑早已得到极其广泛的认可。

现在，且来读读革命诗人鲍狄埃的这篇杰作的法语原作。说原作，并不是指原文，为了与法语文本相对照，原文已由笔者用公约数式的汉语翻译出来：“（第一节）起来／全世界的受苦人／起来／饥饿的囚犯们／这是最后的爆发／理性已从火山口发出轰鸣／把腐朽的一切扫除干净／奴隶们／起来／起来／世界将从根本改变／我们一文不值／但要成为全才／（第二节）没有至高无上的救世主／没有神仙皇帝和护民官／生产者们／我们要自己救自己／要把公共福利实现／为了让盗贼吐出赃物／为了把精神从牢笼解脱／要打铁趁热／要煽旺我们的炉火／（第三节）国家在压迫／法律在欺骗／赋税把倒霉人敲榨／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仰人鼻息的苦恼受够了／平等要讲另外的法律／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它说／同样／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第四节）那些矿山和铁道的大王们／骑在人头上令人心惊／除了劫掠劳动果实／他们可曾干过别的事情／众人创造的一切都落进了／这些家伙们坚固的保险箱／人们宣布归还他们的一切／只希望享有他们所应享／（第五节）大王们用梦想麻醉我们／对自己人讲和平／对暴君要作战／要在军队中间鼓动罢工／朝空中挥舞枪托／把队伍解散／如果他们／那些吃人野兽／坚持要我们去当兵／他们很快会明白我们的子弹／属于我们自己的将军／（第六节）工人们／农民们／我们是劳动者的伟大的党／地球只属于工农大众／游手好闲者快滚到一旁／我们多少血肉被吃掉／可是／如果这些大乌鸦／座山雕／有朝一日消灭干净／太阳将永远照耀／（迭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将是全人类。欧仁·鲍狄埃，巴黎，1871年6月。”

通过以上对照，中译本与《国际歌》原文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信手拈来几处，作些比较和分析———

第一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的“热血”一词，在法语文本中为“理性”。中译本把其改为“热血”一词，可能是嫌“理性”一词太概念化，才索性改得更为群众喜闻乐见吧。不过，这样一改，从歌词的直观性而论，更显得顺耳了一些。

同一节，把“一钱不值”改成“一无所有”，显然译者有更深层的考虑，这个考虑反映了译者的一种世界观：可能认为，“一钱不值”在汉语中属于贬义词，用在这里似乎有辱无产者的身份，不如强调他的贫穷（“一无所有”），突出无产者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其实，原作中的“一钱不值”指的是无产者在阶级性社会所独有的社会地位，用在此处也很贴切。因此，译者以“一无所有”来代替“一钱不值”表面上似乎无所谓，实际上更适合汉语所表达的语境和思想。

第二节“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思想”一词，在法文本中为“精神”。“精神”和“思想”虽说同属主观范畴，但还是有区别。译者把“精神”译成“思想”，除了避免宣传唯心论之嫌外，也许还有别的考虑。

原作共六节，中译本只选用了三节，其所据俄译本也可能是三节。那么第三、四、五节为什么没有被选用呢？且看这三节的基本内容；第三节反对国家、法律和赋税，当然是指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法律和赋税；第四节号召人人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当然是向资产阶级争取；第五节则号召解散军队，当然也是指资产阶级的军队。中译本或俄译本均未选用这三节，除了由于六节太长，不便于群众性合唱，是否另有顾虑，顾虑从中产生或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等倾向的消极影响呢？

历史已清楚地证明：《国际歌》作为世界上传唱最广的革命歌曲，已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宣传鼓动作用，这除了鲍狄埃慷慨激昂的歌词本身的缘故，还应归功于法国里拉工人狄盖特庄严雄浑的旋律。

今天，中国人每每唱起《国际歌》时，仍然觉得有现实的教育意义，而且最值得牢记，那就是第二节开头的两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来源：http://top1.jschina.com.cn/2011/0210/34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