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
作者：米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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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
作者：米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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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
1968年12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一段"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 后人恐怕很难相信，这短短的几十个字，曾经使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人整体改变了历史命运，使他们终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上山下乡是从青年人自发的小规模行动演化成全社会的政治运动，这种规模巨大的城乡间的人口迁徙，在和平年代绝无仅有。如果算上城镇回乡知识青年，全国大约有将近两千万人被卷入了这场运动。若按家庭计，估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城镇家庭受到波及。而且它在发展进程中政治化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于持续了十年之久。这场政治运动，不仅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断裂，也酿成了以牺牲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诺大社会悲剧。 "上山下乡"一词，源于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实际上的上山下乡，还早于此。起初，它源于为解决学校无法容纳过多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困难，目的是让这些失业人口到农村去解决吃饭问题。此时逢合作化运动兴起，毛泽东兴奋地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2) 至1957年秋，据称有200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但是其中城市人口不到百分之一。 (3) 1960年到1965年，可以说开始进入上山下乡运动的序曲。根据当时经济调整、压缩城市人口的需要，也为配合"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政治形势，各大城市都有一批批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当农民。全国大约有数十万知识青年由城市前往农村。当时的报刊，也不断出现对上山下乡的宣传。如周恩来到新疆视察工作，还专门抽空接见了一些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代表，以示重视。 真正可以被称为"运动"、或者说本书要讨论的上山下乡，则是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的。"文革"已经有数百万的知识青年投入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但是这和本书谈到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很大的区别。一是之前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是以疏解就业压力、疏散城市人口为主要目的；二是政治上的旗号依然是支援国家建设、支援边疆建设和"与工农相结合"；三是它并未成为城市青年的就业主流，也就是说，它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单一的政治运动的形式。 至今仍被称为"老三届"的1966、1967、1968届中学毕业生，1967年后开始被陆续分配到郊区的一些工厂、学校、煤矿等工作。但是，尽管1967年的国民经济尚未濒临崩溃，却已捉襟见肘危机重重。于是，毛泽东也不得不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不过，他并没有认为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即使经济发生困难也只能是处于被促的地位，是抓纲带目、纲举目张中的目。这样的前提下，即使再强调促生产，实际也无法遏制住经济的颓势。可以说，"文革"造成的工业生产的大规模破坏，使社会无法容纳堆积在一起毕业的老三届们；而服务业的萧条更甚，红卫兵的破四旧也是作茧自缚，急剧加速了服务业的萎缩。最主要的还是其它的各种谋生手段被视为资本主义萌芽，是与当时的政治理论相违背的。于是，全国如此众多的红卫兵小将怎么安排？起初，上山下乡显然和毕业生的正常分配相关联。除把极少量急需的劳动力留下外，其大多数只好让他们去农村谋生了。 按照传统理论，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会出现"失业"的。因此，官方为解决就业难题而推出上山下乡，仍然是以崇高的政治目的来开宗明义，遮掩着背后羞羞答答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时势总在造就"英雄"，有社会的需要就有为这场运动造势的人物应时而生。当时，一些较为激进的红卫兵们，对愈演愈烈的派性争斗不满，对"斗、批、改"停滞不前不满。他们认为：革命到了这一关头，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与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于是，从1966年底大串联的后期，便陆续有些青年"知识分子"自发到边远的农村或农场去长期劳动。1966年底，曾有一批西纠成员前往海南开创红卫兵农场。1967年，以北京25中的曲折为首的十名中学生前往内蒙古插队，随后北京师大一附中的何方方等人跟进，成为上山下乡的开路先锋，扯开了全国为时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无可置疑，许多红卫兵是抱有一种到农村寻求真理的虔诚出发的，他们力图以青年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为摹本来身体力行，去开辟一个新时代的梦境。这是当年那代人的价值取向决定的。以曲折为例，他在"文革"前就下决心走邢燕子、侯隽等人 (4) 的路，曲折的家长希望他上大学，他就给父亲念毛主席语录："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要上山下乡。他父亲也用毛主席语录反驳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所以你要上大学，好好学习。 (5) 用曲折自己的话来说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也会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想法跟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关联。 (6) 这时，曲折付了很多心血，组织了一大批志愿者，他们找了市革委会文教组的赵唯理，先联系新疆，最后决定到内蒙。纯粹自发，而且走的时候在北京销了户口。丢了北京户口，这对北京人来说，是要有很大魄力的，显示了他们割断与城市纽带的决心。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其幼稚的个体行动也是在为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堆砌着一个理想主义的祭坛。 先锋毕竟只是先锋，而要带动大部队行动，组织就出面了。显而易见，没有上层的倡导和官方的支持，这种少数青年的自发行动，充其量和六十年代上半期的插队落户一样，可能不乏轰轰烈烈，却不会形成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然而这些青年对革命理想的激进追求，正好与城镇无法安置大批学生就业的功利需要吻合，也正好使难以自圆其说的劳动力过剩在新的政治高度上得到诠释。陈伯达在听说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中央媒体进行宣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进行了跟踪报道。这种上下结合，使得初始自发的做法逐步被纳入了正轨，散兵游勇的行动渐次为大规模的集团作战取代。上山下乡成为了可行的、解决失业危机的模式，客观上也是一种将全民所有制经济危机转嫁给集体所有制、或者说是把国家财政困难转嫁给农民的缓泄剂。不可忽视的是，它一定程度上成为已非常脆弱的国民经济的支撑。于是，从1967年下半年起，上山下乡在与工农相结合的旗号下从部分大城市展开，浓厚的政治空气改变着整个事情的性质，使人难以察觉面临失业的忧伤，却似乎感受着奔赴战场般的激昂。
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就显得有所偏颇。笔者认为，上山下乡所以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其政治色彩或许要更加浓厚一些。因而，要全面客观地考察这场运动，不得不理解毛泽东个人思想体系中的诸多因素。 首先，上山下乡运动，与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基本的、也是一贯的政治认识密不可分。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他始终把二者视为源与流、体与用、皮与毛的关系。1939年，毛泽东在给抗大的题词中写到："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7)建国后，他又提出著名的关于"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皮毛说。他认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 (8) 关键是最后一句话，从文法逻辑上说，这里实际已经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劳动者之外了。 因此，毛泽东一贯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一是加强政治学习，一是要求他们到工农之中去。这种前提下，把所谓象征着八九点钟太阳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青年首先培养成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当然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中学毕业生和只上了一两年的准毕业生们，即使在平均教育水平很落后的中国，也算不得什么知识分子。因此，在他们还没有成为"臭老九"之前，把他们从旧知识分子脱离体力劳动的"覆辙"拉到正轨上来，很有必要。知识分子若要革命，若要成为真正的劳动者，就只能到工人农民中去脱胎换骨，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在传统的革命词典中，人，只有取得劳动者（实际指体力劳动者）资格之后才能够奢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更应如此。 其次，与上述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相关联，毛泽东也对知识分子的"知识"进行了定位。他告诉人们："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9) 实践出真知，是毛泽东《实践论》的基本思想，他不仅一直身体力行，甚至将这一真理向前推进了小半步。他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10)通过种种事实的罗列，毛泽东的结论是：卑贱者最聪明。因此，"文革"中，继军宣队进驻学校加强对红卫兵们的纪律管束之后，工宣队和贫宣队又被派进学校执掌大权。一方面它表明了毛泽东以体力劳动者占领"资产阶级"世袭领地的夙愿，一方面体现了以生产劳动的实践者直接向学生们传授知识的尝试。这种尝试显然不够彻底，如同他将刚毕业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那样，他也要将这些准知识分子们送到工农之中，使他们在劳动实践中增长"真正的"知识。 再次，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对于当时教育制度的不满。他曾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到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11)也许与毛泽东自学成才的经历有关，他对通过科班学习和增长知识才干的途径始终不以为然。他曾历数各代名人：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孔夫子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弗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瓦特是工人；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在他看来，学院式的教育几乎就是误人子弟。他对教育领域的不满更在于，认为教育领域始终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他从"文革"一开始，就决定对教育整体进行一次大手术，所谓"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6月，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部分高三毕业生发出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正好呼应了这一政治形势而被《人民日报》大加赞扬。而这一手术完成之前，老三届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失去了继续升学的途径，其出路只能是走向社会参与到工农兵之中。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场运动的基点是毛泽东浪漫理想中的一次重要尝试。消灭三大差别以实现向理想社会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就其心目中的理想蓝图，它至少曾被描绘过三次。第一次是他早年接受新村主义时拟就的一份建设新村的计划书，(12)第二次是在大跃进时对人民公社的赞赏和论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指示"。这三次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尽管分处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毛泽东本人不同的思想阶段，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中都可以领会到其理想社会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理想社会的结构应当是：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结合，农林牧副渔全有，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在这种社会中，不再存在工农间的差别，城乡间的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间的差别。实际上，这样的理想社会是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中国历代农民运动的均平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公社理想的结合物。但是，这个模式限制和抹煞了社会发展的个性要求，反映了一种"牧民"的定式，与二十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相背离，所以在现实上根本难于实现。而毛泽东却以领袖的魅力，诗人的浪漫和革命家的魄力，在一穷二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上，用如椽巨笔挥就了这首理想主义的长诗。上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即为这首长诗或曰"尝试"的重要一章。 但是，为达到理想境界，不是从发展生产力入手，而力图依靠行政手段调整社会结构，通过各种社会角色的功能互换以及调动千军万马"与人斗"而一蹴而蹴。如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就很有代表性。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当说就是消灭三大差别的创举。据统计，"文革"十年间，在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及其后，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倒流入城市。其中，除了几百万所谓"三支两军"人员外，也包括部分被当地招工的知青，但无论如何还是有几百万农村劳动力进入了城镇。这两者的峰值虽不重叠，不过它还是清楚地表明，文革中后期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一定的需求。然而，城市的青年依旧整批整批的上山下乡，需求劳动力的企业再从农村一批一批的招工；城市的应届毕业生们到农村去，然后再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这种耗资巨大的城乡间的劳动力逆向对流，这种培养人材的间断性和角色对换性，恐怕是很难单纯从经济角度去解释的。 如果说上山下乡运动有浓厚的政治目的，那么与工农相结合，或者说从生产实践中学习知识，为什么不让他们与产业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相结合受教育，而一定要上山下乡呢？笔者认为除前述经济原因的决定性作用外，也与中国作为真正的一个小农国度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特殊的密切关系；特别与毛泽东对农民的厚爱相关。他对上山下乡不仅全力支持，而且在运动推向高潮时提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概念。这个观点，则表明他对农民的厚爱还不仅仅出于对父老乡亲的感情，而是一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基础加以改造的新理论。
从知识青年这一方面看，他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就沐浴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被灌输着与他们年纪相去甚远的各种政治术语和意识形态。因此，当上山下乡被冠以革命的名义，知青中相当多的一批人，把这个决定他们命运、至少是决定他们青春的一步看得庄严而神圣。很多人在报名表上写下血书，在毛主席像前握拳宣誓，以幼稚单纯的信念却真诚炽热的情感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像这代人以往一样，他们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哪怕是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也总是和祖国的前途呀、革命的事业啊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殉道般的自我感动。 在上山下乡初期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下，一些知青们的使命感中不仅抱有改造落后农村，甚或杂带着从列宁那里拾来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之类的只言片语而前往农村。在开创事业的背后，似乎还有要当一当"小先生"的欲望。无庸质疑，毛泽东接受再教育的理论使得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使得知青们的社会地位从当初代表革命大方向的天之骄子，到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再降低到只有接受再教育的资格。这时，才是真正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起步。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新概念，还有另一方面的现实意义，这与当时文化革命的发展分不开。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过去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毛泽东期盼已久的一种新形式，而且他因势利导地利用红卫兵运动打开了"文革"的局面。但是，这些自以为是的革命小将们，先是干扰了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主流；接着又开创了窝里斗的先例，继而全国分裂成为两大派造反组织。一时间，天下大乱。无政府主义思潮弥漫，两派兵戎相见，烽烟四起。国家的神经中枢都几乎到了失控的地步，这显然也出乎发动者的意料。 从毛泽东开始感到局势有些失控的时候，第一个措施就是对学生实施军训，以加强组织纪律性，进而要求"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久，他又将工宣队派入了学校。从毛泽东对所谓"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以及他采取的上述手段当中，都可以感到他解决局面失控的迫切心情。而实际效果上，无论是派军训团还是派工宣队，都未能根本解决学生中的无政府现象和派性，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至1968年，全国已是武斗成风，就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也是乌烟瘴气。且不论清华、北大的武斗愈演愈烈，就是社会上青少年的吸烟喝酒、斗殴行窃也一发不可收拾，社会治安和道德风气已经降到建国后最差的时期。 1968年夏天，毛泽东破例接见了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并狠狠批评了他们到处"抓黑手"的做法。他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对蒯大富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结论是谁要是再顽抗，就派部队围歼。当然，对这些曾经秉承"文革"战略部署、忠心耿耿跟他走的造反领袖，毛泽东也流露出怜惜之情，说道："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了，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13)看来，毛泽东当时心情也上也有矛盾之处，严酷的现实需要把红卫兵们从舞台上赶下去，但是没想到会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实现。但是随后更加严厉的措施，表明了他收拾乱局的决心。毋论毛泽东在上山下乡形成一定规模之后的1968年底、而不是在此之前发表他的最高指示，其主观动机是否含有上述考虑，效果上却彻底解决了红卫兵的派性、制止了学生们的无政府主义。可以说把已对"文革"主流产生离心力并在多方面起着消极作用的大中学生们逐出政治舞台，让他们分散到广袤的农村去自生自灭，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又一客观功能。 在大跃进失败、毛泽东终于放弃了由他这一代人实现共产主义的设想之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既然"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就格外重要了。1967年，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14)也就是说，"文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培养出一代新人。 但是，在对青年人的看法上，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毛泽东的心情实际颇为矛盾。一方面，他对青年人有着天生的好感，屡屡批评对青年的压制，并由衷地说出：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文革"中红卫兵的出现、青年人破坏现存秩序的勇敢，使得毛泽东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发动文革并打开局面的利器。他称赞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15)他还谈到：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政府！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他对共和国培养的一代知识青年是否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有本质的差别，他们能否保持"江山万代红"并无信心。毛泽东曾几次流露出这种担忧。斯诺曾问过毛泽东对新中国青年一代未来走向的看法。据斯诺的描述，当时毛泽东猛吸了一口烟，过了许久，才缓缓地说："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16)"文革"中，他对这代青年看法的不确定性就更加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伴随着革命小将不断地"犯错误"，他对共和国培养的新一代青年人也感到深深的失望。这被归咎于"文革"前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恶果，而真正要完成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显然有必要对他们及其后来者们进行"再教育"。或许可以说，毛泽东对红卫兵一代人的失望之情，导致了"接受再教育"理论的产生。但是，也正是这一理论的出现，使得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色彩浓于它的经济色彩。 顺便一提的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与此时中苏交恶，边境摩擦频仍的外部环境也有关系。伴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的出台，紧接着便是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以及林彪的"一号命令"。全国立即陷入了一场空前紧张的战备气氛中。除了全民性的深挖洞、广积粮以外，大量城镇人口被动员迁往农村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再城里吃闲饭"则是这一时期的标准口号。接着是机关精简机构，干部走"五七道路"。这些既有战备的需要，又有毛泽东反修防修的考虑。这样的外部环境，也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助力。 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当年那种政治经济形势的必然产物。在其出现和成势阶段，总体看来似乎是以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其特点表现在：规模不大，主要出现在一些大城市；几乎所有上山下乡者都是主动报名参加的；他们的政治定位还是与工农近乎平等的相结合。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发表后，上山下乡产生了很大变化，形成冰发展为政治化的运动。其特点表现在：全国迅速出现全民动员上山下乡的高潮；原本并没有想要上山下乡的多数人成为了主力军；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从自愿转变到被迫无奈走上这条路；他们的政治定位是接受再教育。原来对"插队落户"的官方解释，是根据毛泽东著作中的一句话，定义为三到五年，最高指示之后，"扎根一辈子"逐渐形成这场运动的主旋律。即使在谁都明白这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劳民伤财的运动后，然而却由于接受再教育这一最高指示的存在，没有人想去改变上山下乡的大方向。甚至到了"文革"结束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居然还在肯定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方向。于是，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整整十多年。即使其结束的方式，也是以大批知青的病退、困退、转插、招工、参军、招干等庞杂、无序、五花八门的途径手段，总之都是不能拿到台面的方式，不了了之地结束了这场运动。直到大多数知青已经回城的1980年，才正式行文停止了这场不得人心的实验运动。
注释： (1) 《建国后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6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4)“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模范人物。 （7）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23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 (10) 《与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 （16） “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0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米鹤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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