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大草原（连载十）：14.季节小学和方便商店
作者：孟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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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大草原（连载十）：14.季节小学和方便商店
作者：孟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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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大草原（连载十）： 14. 季节小学和方便商店 在全队社员大会上牧民们常常会提出甚为杰出的建议。我们到草原后第三个即将来临的冬天卖羊之前，在大队办公室的房子里招开了一次全队社员大会。跟往常一样，会议说是六点钟开始，七点之后才开始来人，八点左右到了三十多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明年的生产计划。有人站起来提议我们大队自己办一个小学：公社是有一个小学，但是离得太远，孩子们去公社上学必须住校。接来送去倒不是太大的问题，主要是需要孩子们在家帮忙的春季接羔季节他们不在家，而夏天冬天不需要他们的时候时他们又都在家。我们自己办一个小学就可以开冬季夏季班。大家很赞同这一提议，尤其是几个有上学年龄子女的父亲们，非常支持，大声叫着提出各种关于学校的建议：浩特要在冬营盘里呆上四个月不动窝，孩子们也没有什么事干，冬季学期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教室就设在我们现在开会的会议室。 那么老师呢?谁来当老师呢?一个人提议：“斯琴。”斯琴是丹得布的妹妹，她在旗里的中学上到初中二年级，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完成初三的课程。她能读能写，而且脾气极好，更重要的是她现在还没结婚，所以没有家庭牵扯正好可以教孩子们。大家都同意斯琴是一个好老师。但是一个老师管这么一群孩子责任太重大了，两个老师会好一些。那谁来当第二个老师呢?几个脑袋转过来，脑袋上的眼睛盯着我，两三只手一同伸出来指向我：“她!”老乡们的眼光实在是很厉害，他们知道我对动物们尤其是小动物们有着特殊的美好感情和极大耐心，而孩子们也是不大的动物呢！于是我就成了我们队办季节小学的老师。 队办学校没有什么太多可准备的。老木匠和他的儿子小木匠给我们做了一块大黑板，挂在大会议室北边靠东的墙上，我们把桌子摆成四排。我和斯琴骑马去公社小学找课本，公社小学的秋季学期已开学好久了，我们只得到几本蒙文课本，没有算术和汉语课本。 大队社员会后第五天我们队办小学的冬季班开学了，开始的前三天我们有五个学生。当浩特陆续搬进冬营盘后更多的孩子们来上学了，七八天后我们有了十二个学生。他们的年龄从七岁至十四岁不等。这里包括十四岁的伊利基和她的八岁的妹妹；十三岁的宾得利亚和她七岁的妹妹；十二岁的奥仁其其格，十岁的乌兰其其格和她们八岁的弟弟同古拉；额尔登巴特和他七岁的弟弟；还有十二岁的额尔登，他的个子小就像个十岁的孩子一样。伊利基和她的妹妹跟她们的母亲，还有她们母亲的一个叔叔住在一起，这老头是我们队的两个喇嘛之一，七十多岁，为人和善。老喇嘛使劲鼓励催促伊利基姐妹俩去上学。她们的浩特离大队办公室的房子只有一里多远，她们每天走着来上学。额尔登巴特和他的弟弟住在一个亲戚家，他们的浩特离办公室的房子三里地，他们每天走着来上学。另外两个男孩子住的也不很远，每天走着来上学。宾得利亚和她的妹妹，奥仁其其格，乌兰其其格和同古拉他们住的离学校太远。他们与斯琴和我一起住在会议室隔壁的一间屋子里，这屋子里有一个大木炕，我们七个人就都睡在这大炕上。早晨和中午我们都喝茶，孩子们带有炒米口袋和碗，晚上我和斯琴做一大锅面条。 斯琴教给孩子们读和写蒙语。蒙语比汉语容易学，是一种竖着写的拼音文字，学会声母，韵母和拼法，你要是会说蒙语就可以照着念法把单词拼下来、把句子写下来。蒙语里没有英语里那样不发音的多余字母。蒙语里有七个韵母，斯琴领孩子们用一个声母与七个韵母依次一个一个地拼在一起，发出一串抑扬顿挫像唱歌一样的声音；然后再换一个声母，又是一串抑扬顿挫的歌声（现在我耳边时常回响着这些歌声）。我教孩子们算术：加法，减法，然后是乘法与除法。因为没有课本，我得自己给学生们编练习题。除了算术，我还都孩子们汉语，主要是听和说，而不是写汉字，孩子们需要学习简单汉语对话，以便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交流。 孩子们学习新东西很有积极性，但纪律是个大问题。开始的二十多天，每节课的前十分钟孩子们还能安静地坐在那儿听讲，十分钟后就全乱套了：不听讲，开始互相说话，离开座位到处乱走或乱跑，或者两三个人打作一团。我和斯琴抓住乱走乱跑的孩子把他们送回座位上，按着他们坐下，冲着嚷成一团的教室大叫：“别说话了!”“住口!”热闹了一通后最后大家安静下来，我们又可以讲十分钟，然后整个教室又乱成一团。 我注意到女孩子们比男孩子们要规矩一些。同古拉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座位，他也不跟别人说话，只是自己跟自己在那儿嘟嚷着什么。额尔登是最闹的一个，有时他站在桌子上，从这张桌子跳到另一张桌子上，伸着胳膊上大喊大叫。一天额尔登又在桌子上跳，我真是气极了，把他拉下桌子，一巴掌打在他屁股上。他大哭着：“你打我!”然后又蹦又跳地叫着：“我要告诉我爸爸你打我!”我可是气坏了，瞪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告诉你爸爸去吧!” 几天后额尔登的父亲那木次赖经过这里。额尔登的母亲几年前去世了，额尔登是他们的独子。家里没有女人的日子是很不容易的，那木次赖正在找一个合适的女人。额尔登拽着那木次赖来见我，额尔登指着我：“她打我!”然后仰起头望着那木次赖，等着他爸爸给他报仇解恨。我告诉那木次赖，额尔登如何不听讲课在教室里捣乱。那木次赖有些结巴，还是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他张着嘴，翻着白眼：“要是，要是，要是，要是，”我耐心地等待着，“要是额尔登再捣乱，就揍，揍，揍，揍，揍他!”那木次赖好容易发完言，轻松地看着我。额尔登一下子就蔫了。 草原上的牧民，包括他们的孩子们根本没有“纪律”这个概念，因为纪律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意义，游牧生活不需要纪律，草原上的牧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群之一。要训练孩子们遵纪律确是我们没想到的办学校的最大困难。不管怎么说，二十多天后课堂上的纪律好多了。 我们上午上课，午茶后我们唱歌，做游戏。斯琴不知道什么游戏，我是搜肠刮肚地回忆我在幼儿园和小学时玩的游戏，什么“找朋友”，“老鹰捉小鸡”，“跳间”，“跳皮筋”之类。“跳皮筋”不行，因为没有皮筋。我用小尖石头在地上画出一个挨着一个的长方形格子——要跳的“间”。我在“间”上跳着示范给大家：如何跳，什么时候用单脚跳，什么时候用双脚跳。跳间的规则是：每次只能有一个人跳，而其他人站在两边看。没一会儿，这群观看的小哥们们就没有了耐心，一拥而上全都挤进各个“间”里去，单脚双脚地乱蹦乱跳着。对这群没有耐心、又不懂纪律的小哥们们来说最好的游戏是，大家全都参加、大家一块儿乱跑的“老鹰捉小鸡”了。 一个人当老鹰，一个人当母鸡，其他的全是小鸡。第一只小鸡抓住母鸡袍子的腰带，第二只抓住第一只的腰带，这样一只抓住前一只的腰带联成一大串。老鹰的目标是要抓住最后那只小鸡，母鸡伸着两只胳膊左拦右挡老鹰，保护着她的小鸡们。老鹰很是聪明，向左跑一会儿，猛然转向右跑；母鸡也跟着左跑然后右跑，伸着胳膊企图阻挡老鹰。母鸡和前面的几只小鸡跑动的幅度不大，而这一串尾巴上的那几只小鸡却被甩得玩命猛跑。小鸡们叽叽嘎嘎地笑着跑着，不一会儿尾巴就被甩断了。老鹰很容易地抓住最后的那只小鸡，送到一边站着。小鸡链自动修补好，又叽叽嘎嘎地笑着跑了进来。 一天下午玩完游戏后，孩子们该回家的回家了，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五个孩子里外外地干着自己的事情。我看见同古拉一个人趴在房子后面的草地上。我走过去看见他面前是一个田鼠洞，四通八达的小路从田鼠洞伸向附近的草丛里。同古拉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田鼠洞。 我弯下腰，问：“你在干吗呢?同古拉。” 同古拉仍然盯着那洞，口头也不抬地说：“我要捉一只老鼠喂我的小猫。” 同古拉认真地摇摇头：“它太小。” 同古拉的性格、长象都极像他的父亲阿拉布吉。阿拉布吉四十岁刚出头，个高而瘦，非常老实，是那种所谓几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低头汉。我们队还有一个阿拉布吉，为了区别他们，人们叫同古拉的父亲“瑙木亨阿拉布吉”。“瑙木亨”是老实不说话的意思。同古拉的母亲巴得玛却是正相反，她三十多岁胖胖的，总是在笑，特别爱说话，说起话来声音尖而细，像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她在结婚前生有一个男孩子，现在十八岁了，跟巴得玛的母亲住在一起。巴得玛和阿拉布吉有五个孩子：奥仁其其格，乌兰其其格，同古拉，斯琴巴特，还有一个一岁的小女孩。奥仁其其格的脸形像她母亲，但性格却和她父亲阿拉布吉一样，不爱说话。而乌兰其其格和六岁的斯琴巴特的性格与他们父亲的正相反，他们爱说话，进取，敢干，而且能干能吃苦。有人说乌兰其其格和斯琴巴特不是阿拉布吉的孩子，而且指出了具有同样性格的真父亲。我们常在阿拉布吉和巴得玛家停留。他们的蒙古包很旧很乱但却很舒服，我们在他们那儿感到很随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一家人都很热情。每次我来我都和这几个孩子又说又玩。巴特玛耐心仔细地告诉我们每一件我们想了解的事，她的脾气极好，从来不跟孩子们着急。阿拉布吉坐在一边从来不插话，若我们不问他，他是绝对不说话的。 阿拉布吉和巴得玛与我们大队有影响的两个家族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们，还有那些类似的人家对我们大队的事物没有任何影响力。开始的几年我们没看出什么，后来的几年我们才感觉到阿拉布吉家的尴尬不舒服的地位。我在草原的第六年秋天，阿拉布吉和巴得玛一家搬到巴得玛哥哥所在的大队去了。 斯琴的嗓子很好，也爱唱歌。她教给孩子们唱歌，孩子们很喜欢学新歌。我本爱就不爱唱歌，自然记不住很多歌曲，但我也想法做贡献教给孩子们几首。我搜肠刮肚地想尽曲和词都简单的歌，这当然都是我上幼儿园和上小学时学的歌曲。比如一首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儿童歌曲，我忘了名字，但歌词记得清清楚楚：“小小的叶儿哗啦啦啦，儿童好像一支花，生在边区地方好，唱歌跳舞笑哈哈。”我不会把歌词翻译成蒙语，就用蒙语讲解了歌词的的大意，用汉语教孩子们唱。我领唱一句，孩子们跟着重复一句，只唱了三遍孩子们就都学会了，立即教室里一片“…哗啦啦啦，…，哈哈哈”。调儿唱得很准，词儿也听得很清楚。春节前十天学校放假了，孩子们都回家了。 春节前五天大队在办公室开全队社员会，像往常一样开会之前有人起头唱歌，大伙一拥而上跟着唱。先唱了两首蒙语歌曲，然后就听一人起头：“小小的叶儿哗啦啦啦，”众口立即跟上，我可是目瞪口呆了，眼镜倒是还没有掉下来。我看着这些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脸，有人表情严肃认真，大多数人快活兴奋，几十张嘴同时张开时闭上，随着歌声人们的上半身和谐地左右摇晃着：“…，唱歌跳舞笑哈哈。”歌词唱得不是很清楚，但调子却基本准确。我敢肯定大伙不知道这歌词的意思，不过就是知道了也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草原上没有儿童歌曲和成人歌曲之分，是歌曲谁都会唱。还是真不能小瞧了孩子们潜在的影响力呢!这真是要让人大跌眼镜的。 春节过后学校又上了一个月的课，然后放春假让孩子们回家帮助接羔。 我们队的夏营盘在我们大队草场的南部。六月中我和斯琴从大队仓库里拿到一个大蒙古包，大车把它拉到夏营盘的中心。老木匠给我们做了一块小黑板，我们把它挂在蒙古包北边的哈那墙上。蒙古包里铺着三层厚毡子做为地毯，上课时孩子们坐在地毡上面向黑板，这就是我们的教室了。斯琴和我得跪着在黑板上写字，因为蒙古包四周只有四尺高。伊利基和她妹妹来不了，因为她们浩特在夏营盘的最北边，离我们太远。同古拉和弟弟斯琴巴特天天走着来，他们的两个姐姐不少时候来不了，因为她们得在家帮助干活。额尔登巴特和他的弟弟有时来有时不来。另外我们有了三个七岁至十一岁的新学生。由于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斯琴和我没法上任何有连贯性的课。我们尽了我们的最大努力，夏季班更像一个儿童活动中心或托儿所。每天上午我们上些朗读蒙文和算术课，中午斯琴烧一大锅茶，每个孩子带有自己的小碗和炒米口袋。我把茶水舀在大茶壶里，每个孩子端着盛有半碗炒米和奶酪的碗，我提着大壶给每个碗倒满茶。午茶后我们唱歌做游戏，下午孩子们走回家。 八月中浩特纷纷搬进分散开的秋营盘时，我们的夏季班结束了。斯琴和我希望在冬季班开学时能教学生们一些连贯的真正的课程。 大多数浩特搬进冬营盘后，我们学校第二年的冬季班开学了。去年冬天的十二个学生中八个又回来了，另外我们又有了六个新学生。我们把学生分为两个年级，这就需要两个教室。我们把夏天用的小黑板挂在我们睡觉屋子里的东墙上。六个新来的学生坐在木炕上听课。每天上午很是紧张，我和斯琴倒着班教新学生和旧学生，我们忙着讲课，维持课堂纪律，大声喊着“别说话”，追着调皮捣蛋鬼回座位。下午好一些，新学生旧学生坐在一起，我们唱歌做游戏。 第二个夏天一切照旧，我们搬着大蒙古包和小黑板到大队夏营盘的中心。一切都和去年夏天一样，只有一件不同，斯琴怀孕了。夏季班快结束时，人人都能看出斯琴很快就要生孩子了。同古拉把我拉到一边，示意让我蹲下，他的嘴贴着我的左耳，用两只小手在他的嘴和我的耳之间围成一道墙，同古拉小声地问：“斯琴没有结婚，怎么能生小孩呢?”我看着同古拉迷惑的眼睛不知说什么。 我们大队的季节小学就这样结束了。 在我们学校的第二个冬季班开学前，大队招开的全队社员会上又有人提出一个杰出的建议：“我们需要一个方便商店，就卖砖茶，盐，火柴什么的必需品。这样如果我只要买一块砖茶就不用跑那么远去公社了。”所有的人立即支持这个伟大的建议。那么商店建在哪儿呢?“冬天就在这儿，大队办公室；夏天搬到夏营盘像学校那样。”于是一个绝对天才的主意诞生了：“嘿，把学校和商店放在一块怎么样?”一个智叟站起来，指着我，“让她也管商店。” 于是我又成了方便商店的经理和售货员。 第二天我骑马去了公社，在公社供销社的办公室里没有找到经理，商店里经理正在往货架子上摆货。我跟他说明了来意。 “好主意。”他看着我说，“你带没带你要提的货的单子?” 单子就在我脑袋里：“砖茶，盐，糖，火柴，电池，香烟，煤油。” “就这些?”经理问，“明天叫你们大车跟你来提货。” 就这么容易。没有一句废话，也不用什么证明呀，保险呀什么的，没有任何纸上公文手续，只一分钟事情就办妥了。这其间最可贵的就是“信任”两个字，草原上的人信任其他任何人。十多年后我来到美国，满耳听到的尽是与现实相背的动听的“信任”和时髦的“有效”，我总是苦笑着无奈地摇摇头。我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社会，人人都可以放心地信任其他人，那该是怎样美好的一个社会啊! 我们大队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两辆四马大车和一辆拖拉机。第二天我坐着一辆大车去公社拉货。我们的方便商店，或者说是公社供销社的一个小分店就设在我们大队仓库旁边做为厨房用的一个小房间里。所有商品的价钱和公社供销社的一样，过一段时间我把卖货的收入交到公社供销社。供销社不给我工资，大队也不多给我记工分，我的工分还是当老师或种菜园的工分。开始的时候就我们大队的人来买东西。有时一天有两个或三个人来，他们总是中午或下午来，但很多时候一天没有一个人来。如果有人上午来买东西碰到我们正在上课，他就静静地坐在会议室的一边，等着我们下课。 春节快到了，学校放假了。我坐着大车到公社办年货，这次除了日用品外，我们又拉回了白洒，三种不同的糖块，还有唯一的一种点心：月饼。很多人来买年货，不少我不认识的外队外公社的人也来买东西。若天黑后有人来买东西，我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进到商店，然后请来买东西的人或高或低地提着马灯。我用杆秤称糖，糖块，盐；一个一个地数月饼，火柴盒，香烟或电池。 春天接羔季节我从公社拉回一大口袋无糖奶粉，用来喂没有母羊或母羊奶不足的羊羔。 我们学校的夏季班在接羔结束后就开学了。我在大队仓库里找了一个大柜子，四尺长两尺高两尺宽。我可以把砖茶，糖，盐，火柴，什么的摆在柜子里，最讨厌最不好办的是煤油。老乡们用煤油点灯，煤油灯比羊油灯要明亮得多。我们有一个带盖的圆桶可以装二十多斤煤油。但不论我怎么小心，怎么把这个桶上下左右地一通仔细乱擦，这个桶总是脏兮兮的，里外都是煤油。我确实相信煤油是会自己由桶里往外爬的。后来我听说煤油的渗透性极好，人们把农药混在煤油里抹在树干上能杀死树干里的虫子。估计这煤油是连渗带爬地跑到桶外边来的。大柜子就摆在我们作为教室的蒙古包的西边，而这散发着煤油味的脏兮兮的煤油桶就只能放在蒙古包外边了。夏季班结束后，大柜子和煤油桶又搬回大队仓库旁边的那间小屋子里。那年秋天我在菜园里干活。菜园离办公室的房子有二里地远。不少时候买东西的人骑着马到菜园来找我，我就走回商店去。买东西的人有时牵着马跟我一块走，有时自己骑着马先到商店门口等我。若他（她）着急，我就骑在马鞍子后和他(她)一同回到商店。 渐渐地消息传开了，不少别的大队、别的公社的人也来我们这个小商店买东西。一次从我们北边的白音图嘎公社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他买了一些香烟和一小口袋月饼。我告诉他一共是五块四毛钱。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脏脏的小布包，把里边的钱币和钢崩儿都倒了出来，他笑着看着我说：“你数吧，拿你要的，把剩下的给我。”这一堆里有五张十元的票子，不少五元，一元，二角，一角的票子。我看着他布满皱纹笑咪咪的脸，他头上没有缠那种传统的蒙古式的包头，而是戴着一顶单帽，我不知说什么好。我从这一堆钱里拿出一张五元的和两张二角的票子：“这是五块四毛。” 我把剩下的那堆票子和钢崩推向他一边：“这是剩下的。” 他小心地把钱票一张一张码好叠起来，和钢崩一起放回布包里。 同样的事还有过两次。我真是很庆幸亲身经历了这说起来一般人不会相信的人间最可贵的关系：真诚地不加任何条件的信任。可惜可叹的是，这样的信任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是不存在的。我永远忘不了他们那信任的笑脸。 我们的小方便商店开了三年。后来我被选为会计，我一个人管不了这么多账，又没人愿意管小商店，于是商店关门了。
孟小青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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