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

    ——幸福的“闷罐”行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临近了，看着报上、电视上关于“春运”的报道，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因为我也曾亲身体验过“春运”，时间长达十五年，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从七六年到地质队至九一年调回成都，十五年春节回家探亲，每年都要经历一次挤火车的“战斗”。那时还没有“春运”这种叫法，火车上的主流乘客也不是农民工（那年头不允许人员无序流动，否则将被视为“盲流”遣返回原籍）,而是我们这些从城市到外地工作的人群。成昆铁路沿线的渡口（现为攀枝花市）、西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泸沽等地聚集了大量的内地支援三线建设人员，每当春节来临，在山里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收拾行装，踏上归家的路。大批人员集中返家造成了火车难上的状况。

记得每年春节返家，队上会派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接下来上车就全靠自己了。我们上车是中途站，火车一般在起点站就已超员，到我们那里时，已是严重超员。运气好的时候，可从车门挤上车，但上车后不要想挪动半步，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就在那里度过。更多的时候车门已打不开，只好想法从车窗翻进去。停车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我们在站台上东奔西跑，寻找有缝隙的窗户，男人们想法把窗户打开，先把女人和地质包塞进去，他们最后再爬上来。我们从人们的头顶上越过，耳边充斥着抱怨和咒骂，最后落在了车厢里。车厢里人挤人，我们或是在车厢连接处，坐在地质包上，或是站在过道上，靠着椅背，在火车的“哐当”声中，迷迷糊糊地挨到天亮，就到成都火车北站了。几乎年年如此，至今想起都是晕乎乎的。

印象中最幸福的一次是坐“闷罐车”回家过年。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七六年招去的那批知青都已陆续结婚生子，依照有关政策，孩子落户在都市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他们像小候鸟一样，每年幼儿园放暑假，就回到地质队和思念他们的父母团聚，告别成都阴冷的冬天，充分享受凉山冬日的阳光，待我们春节放假时再送回去。春节前夕，带着孩子挤火车难度太大，无奈的我们只好求助队上。在春运那样的非常时期，想搞到客车皮是不可能的，有关部门通过各种关系，在西昌联系到了一节货车皮（俗称“闷罐车”）。

那天傍晚，队上的大客车把我们前往成都方向带着孩子的十几家人拉到西昌马道车站（货运站），一列货车停在站台上。来到属于我们的那节车厢，大家都很兴奋，连拉带拽地爬上高高的车门。车厢里空荡荡的，没有座位，只有一地的稻草。具有野外生存能力的我们立即着手以家庭为单位开始筑“窝”：在稻草上铺上预先准备好的塑料布和毯子，再把自家的大小包裹放上去，人坐上去就成了。正在乱成一团时，忽听外面有人喊：“发车了！”大家赶紧坐下，把孩子抱着。“哗啦啦！”沉重的大铁门关上了，车厢里一片黑暗，车窗很高，看不见外面，孩子开始哭闹。车启动后，突然眼前一片光明，原来是车里的两盏灯亮了，太好了，大家都欢呼起来，孩子也不闹了，高兴地玩耍起来。

夜幕降临了，坐在摇晃的火车地板上，听着那有节奏的“哐当”声，宽敞的车厢里全然没有以往的拥挤。孩子困了，我们把两个地质包拼在一起，铺上军大衣，就成了孩子的小床。把军大衣的两只袖子反抄和衣领做成枕头让孩子躺上去，用大衣的下摆包住孩子的脚，再把前襟包过来扣上扣子，一个舒适的棉睡袋就成了，够有创意吧？孩子睡了，大人则开始活动，男的聚在一起打扑克牌，女的织着毛活儿摆“龙门阵”，饿了就拿出自己带的吃食互相交换着吃。一直坚持到大半夜，实在困得不行了，各自倒在自家的“窝”里,靠着孩子睡了。

火车一路上没有停站，车厢里都是自己人，不用担心孩子和东西，大家放心地酣睡着。直到火车大声地鸣着汽笛，开始刹车进站，我们才在列车猛烈的摇晃中醒来。列车员打开了大铁门，告诉我们成都东站（货运站）到了。这时天已大亮，接站的家人们已等候多时了。

这是我十五年“春运”历史中最幸福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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