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荒

  编者按：

那是《血色黄昏》出版不久的一天，一位陌生的孱弱女子找上门来，哽咽泣诉。原来，她正是该书涉及的一个人物。我被《血色黄昏》背后更为真实、惨烈、不忍卒闻的故事深深地震撼了——人间竟有这样的旷世绝痛！她说，我想写出来，你是《血色黄昏》的责任编辑，同意为我出版吗……十年过去了，她突然寄来一尺厚的稿件。原来，她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中，不舍昼夜，数易其稿，发愤写作至今。此后，在我的苛求下，她又三易其稿。前后累计二百万字，历时十二年，并且广为征求意见，终于成书。这是何等罕见的坚韧！我想，凡是读了这部以生命以血泪为代价书写的三十八万字的作品，纵有铁石心肠，也难禁怆然泪下。曾经是花蕾一样美好、年轻的生命，除了贫穷，不再年轻和不堪回首的记忆，几乎已经是一无所有。朋友，读下去吧，你将洞见是什么击碎了纯洁的爱情梦想，谋杀了人的天赋人权，夺走了生命中一切最实质的生命；你将目睹最诱人而又最苦涩的爱情里，伏满了怎样的幻惑、毁灭和骗局；你将领悟人可以忍受的精神痛苦极限是什么，谁在以动人的名义牧人、驭人、弄人，谁在为谁埋葬生命的终极意义；你将为茫茫文明荒野的深邃、辽阔、恐惧动魄，为放逐远去的灵魂漂泊、追捕、监禁惊心。不必慨叹，能够走出遗忘的，必然很重，重如历史；不能步出闹剧的，终将很轻，轻如亘古的噪音。

  前言：

浩莾、神秘、深邃的内蒙古大草原腹地，群狼号野。

踉跄在狼嗥深处的，还有一位纯洁、善良、含羞草似的北京女知青。她深挚地爱上了知青领袖——当年的造反派首领，从此，被摄去了思想，一同寻找反修防修的真理；从此，她爱得苦涩、焦虑、恐惧、迷茫、失落、惨烈、苍凉，心碎得都在滴血；从此，由盲目到盲从，受到“知青反革命小集团”、“内人党”牵连后，因为抗拒揭发以整个生命爱着的知青领袖，遭到监禁、斗争、诱供、劳改、凌辱，受尽折磨。深怀“牧人”大志的知青领袖获罪思想，被捕入牢，不堪非人的虐待，绝食、装疯、自杀未遂，最后因为恐怖，更因为仅有领袖之志而无领袖人格，出卖了亲哥哥、嫂子，险些酿成人间惨祸。他成为自由人后，又为生死相许的女主人公设下陷阱，惊心动魄。是自劫？是人祸？是天意？武斗，抄家，夺权，逃难，行乞，拒捕，跪哭，盲从，内讧，劫狱，暴动，自焚，尽在这千古轮回的人造混沌中，读来似曾相识而又不忍回视。

本书，是来自历史瓦砾的生命史记。

本书，是一位历尽沧桑的女性义无反顾地捧出的心灵珍藏。

  

上部·投荒

      一

一九六七年。

北京。夏日傍晚。

天很凉爽，学校的楼道里静悄悄的。我正在宿舍里看书。窗外传来二胡声，那是一曲《江河水》，如泣如诉．凄凄切切让人听着心里酸酸的，无事也要生悲，什么人拉的这二胡曲子？好奇心起，我不由自主地朝那乐声走去。

穿过长长的楼道，循声上楼走到高年级男生宿舍的楼道口，远远望着传出乐声的大门，我却步了，不敢越过“三八线”，因为那是男性世界。我仁立在那里，久久地听着这支让人伤感的曲子。曲子拉得很流畅，旋律沉郁悠慢，好像在叙说着什么，好悲凉的情调，我听呆了。有人从身边走过，“找谁？”一个男声。我一惊，醒过来，感到脸颊发烫，说：“不找谁。”紧身惶惶地跑下楼去。

又一个傍晚，那曲声又传了过来，这样许许多多个傍晚，总是听到这二胡曲子。这个人会拉许多曲子，却都拉得这么悲凉，为什么呢？这么低沉、这么颓废？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今天，怎么会生出这么与时代不合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强烈的好奇心使我壮着胆子去问高年级的女生任皙，任皙说，拉二胡的那位是三年级的余汝明，挺有问题的。在学校“四清”的时候他曾与两个同学一起给校领导写过“小字报”，被定为反革命小集团，后来四清运动结束了，这事也没人再提起。这个余汝明很少跟别人来往，常常拉二胡，情调灰得很。

原来如此！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灰？都想些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这个团支部书记被同学们选为班文革小组长。因为我们艺术院校是文化革命的重点，中宣部派了工作组进驻，凡工作组的指示，我便坚决照办，从不怀疑。那个灰得很的余汝明真怪，居然又贴小字报反起工作组来。工作组来了只有三十几天就撤走了，楼道里一下了贴满了大字报，说是批判刘少奇反动路线。堂堂国家主席一下子变成了“反动”，师生骤然分成两大派，那个余汝明成了造反派头头，我糊里糊涂犯了路线错误，十七岁的我竟然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保皇派，当造反的同学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我诚心诚意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我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分不清大是大非，不知道国家主席和他派出的工作组也会犯错误，我沉痛地向“造反派”同学们赔礼道歉，表示将终生引以为戒。

一天夜晚，熟睡中的我被喊醒，勒令立刻起床。

造反派同学押着我，在黑暗的楼道里走上顶楼教室，要我交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名单。我把班中的工作日记交了出来，那里记载有工作组带领我们班文革小组成员给班里同学划的“左、中、右”名单，是遵照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划分的。以左、中、右为标准，分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打击对象。依靠“红五类”，团结非红五类，打击“黑五类”。

“红五类”就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黑五类”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其余的中间阶级都是革命的团结对象。学校里运动的参与者全是未成年或刚刚成年的中学生，没有这样的阶级成分，便根据学生的家庭出身划分左、中、右，这张班文革小组内部掌握的“黑名单”就是这样“出笼”的。

在四楼顶层空荡荡的教室里，一片凌乱。我和向我训话的同学坐在画架中间的木凳上。他们轮番训话，要我认错并目承认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我不点头，因为我个人承认了不能算数。

那夜，天很黑，楼道特别静，同学的指责加重锤，句句砸进我心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放回了我，十七岁是多觉的年龄，困得发了昏，记不清是怎么在黑洞洞的楼道里摸回寝室的。

门大开着。进了房间，我惊呆了。衣箱、书柜被翻得底朝天，被子掀得乱七八糟，衣服、袜子、书籍、纸张、本子、画笔散落满地。窗子大开着，月光幽幽地映照着双层木床和一地杂物。从小到大，我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伤心极了。

我执行了错误路线，可从未对任何同学有过激行为，甚至未公开在班上点任何一个同学的名字。他们为什么这样翻我的东两呢……我想，毛主席教导说“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正视自己的错误，正确对待群众的过火行为，不记恨造反的同学们。但从那以后，我经常失眠，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我闭门思过认真自省，也很想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就是搞不懂人家是怎么成了造反派的。我拍着笨脑袋，整天抱着‘红宝书”找答案，读遍毛选四卷，囫囵吞枣，弄得消化不良，总算在《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找到了答案——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是真正的革命道路，革命、不革命或是反革命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与工农相结合，而目是惟一的标准！恰值此时，学校中传来中学红代会有十人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插队的消息。这消息又让我失了眠，看来我的想法是对的，已经有人比我先走一步了，我当然要去闯一闯。于是，我与女友红鹰商量去边疆还是去山区，商议结果是去西藏，这多有战斗性。西藏山高路远，既是边疆，又一穷二白，更充满神秘，等着我们去为她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俩为自己的异想天开兴奋不已，说干就干，跑去西藏驻京办事处，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西藏不是你们的理想王国。进藏的路程坐汽车要走三两个月，为你俩就要准备一卡车行李，吃喝穿戴样样从内地带，实在麻烦得很。况且高山反应和缺氧，足以使正常人得高山病或心脏病，如果心脏不好也许在半途中就完了。红鹰听了脸色苍白拉了我就往外走。原来，她有心脏病。于是，我俩又直奔新疆驻京办事处。

路上，我们开始说新疆太吸引人了，迷得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往新疆跑。可是一推开新疆驻京办事处的门我俩就目瞪口呆。大厅里贴着新疆群众武斗的照片，惨状令人惊心动魄。办事人员不必费口舌，让你自己看自己想，然后三言两语就把我们打发了。

碰了两鼻子灰，青春热血依然在沸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又去了劳动部，哎呀！劳动部有那么多年轻而激动的面孔晃动着，一片喧哗，大家都在高声议论同一个话题，怎么这么多人会想到一块去了呢？真怪。拨开拥挤的人群，我壮着胆子敲开一扇门，看见一位中年干部开口就提去边疆的要求。干部说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询问我们志愿去哪里？家长意见？要我们仔细想好，别真去了以后哭鼻子。我和红鹰都说懦夫才哭鼻子，我们要去最苦、最没人烟、阶级斗争最复杂的边界线上，到真正的反修第一线投入三大革命的大风大浪，去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我们讲了一大堆革命豪言壮语，听得中年干部连连叹息：“唉唉，真是革命小将啊，有人不愿去边疆，你们还抢着要去，唉唉，年轻人啊，你们真是太年轻了！好吧，留下你们的名字、学校、家庭住址，我负责联系，等联系好了再通知你们吧。”

学校食堂正排队打饭，同学们端着饭碗在议论那十位同学去内蒙古插队的事，我凝神思忖着自己的去向，一声沙哑的男中音在我耳边响起：

“听说你也要报名去边疆？”

我头不回地答：“是呀，我已经报名了。”

“那么你想上哪儿去？”

“到最苦，阶级斗争最复杂，最锻炼人——还有，能跟苏修打仗的地方去，那才叫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无产阶级政权呢！”

“哦，你还是个好战分子呢。”

“对了，我从小就想亲手解放台湾，亲手保卫祖国边境。”

“那么你是去黑龙江还是去内蒙古？现在恐怕去向只有这两个地方。”

“黑龙江！那里有辽阔无边的大荒原，又与苏修接壤、一定大有可为。”

我应声说着，回头看去是他——那个拉二胡的同学，如今已是造反派的头头了。他不是正忙着夺权吗？怎么会跟我这个被打败的保皇派说话?看来他也在关注这事。

“焦裕禄说过：‘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黑龙江是人们早就开发过的地方，并不是一片处女地，我们去那里等于去嚼别人嚼过的馍，走别人走过了的路，那又有什么味道？你不是想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吗？内蒙古的边境线很长，苏联现在控制着蒙古那片地方，他们在别人的国土上打仗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四五年苏联进攻驻在我国东北的日军，就是取道蒙古呢。如果苏联与中国打仗，最可能先从内蒙古进来，因为这里离北京最近，路比东北好走，真要打仗，那么我看内蒙古肯定是第一线呢，要说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内蒙古无疑是最理想的战场，那里牧主与牧民、敌特分子、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走资派、封建势力，甚至原始社会等矛盾交织在一起，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只怕我们去了还对付不过来呢。”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个人怎么总说“我们、我们”的？谁跟他“我们”?他的话似真非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引人入胜，却又像没有说完。

打完饭，我端着碗，不由自主地走近这位陌生的大男生，说：

“哎（当时尚记不清他的姓名），你的话还没说完呀，继续说嘛。”他笑了，唇下露出两颗大暴牙，说：

“我认为，去内蒙古比去东北的好处更大，除了我刚才讲过的那些优点，再就是内蒙古这个边疆离北京近，回家方便，如果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脱离太远就不好了，消息太闭塞，如果北京有什么事，我们从内蒙古回北京也快些。”

“可我认为去新疆地理条件好，少数民族很多，有大山牧场，还有沙漠，还有神秘的楼兰古迹，新疆歌舞特好看，生活丰富多彩……”我固执己见地说。

他回答道：“新疆当然好喽，但路途太遥远，八年才有一次探亲假。内蒙古较之新疆在各方内部更有利嘛，既满足了你去边疆的愿望，回家又近，我认为是很理想的去向呢……”

他真能说，头头是道。我动心了，低头自语道：“那我要跟红鹰商量一下再定。”

他目光沉暗，冷冷地微笑道：“干嘛要跟别人商量？你的肩上应该长着自己的脑袋嘛。”

声音虽然平和，却深深刺痛了我的自尊心，难道我只会跟着别人跑吗？我是有独立主见的人，当即我便冲动地下了决心：到内蒙古去，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两天后，红鹰告诉我她去东北的决定。她说去东北每人发一套大棉衣，包伙食，每周还有五块钱，她说这对她很重要，因为家里困难这样从此就不用家里管了，三年后转为正式职工，每月工资有三十多元呢。她眼里闪着向往的光彩。她问我去内蒙古有这么好的条件吗？我答不出，因为内蒙古那边还没来通知，情况不明。我想，革命就不能讲价钱，要决定去内蒙古就不要想东北的大棉衣。我属牛，自己决定的事，九头牛也难拉回头。她劝我去东北，我就劝她去内蒙古，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十八岁了，她二十一岁，都已是大人，都有人生选择的权力。我们决定分手。她和我分别收到了东北黑龙江建设兵团和内蒙古牧区插队的通知书，从此将各奔前程……

一接到通知，我立到乘上火车赶往南方探望父母。

敲开了家门，开门的是妈妈，她惊喜地抱住了我，吻我，说很想我，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我自认为已经是革命小将，不再拘泥于私人感情，于是第一句话便说：“妈妈，我马上要去内蒙古了，我是回家来告别的。”

妈妈顿时愣住了，惊得手足无措，半晌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拉着我的手，怔怔地看着，欲言又止。我感到家里的气氛不对，沉闷、压抑。

“爸呢？”我问。

“他病了，一个多月没起床了。”

“叫么病？”

“造反派打的，腰打坏了，在床上躺着呢。”

妈妈恢复了正常,平静地说。没想到，“文革”之火已经烧到了自己家里，这对于赞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向父亲的卧室，扑倒在他的病榻前。

妈妈说造反派别出心裁，在台上斗争爸爸时，桌子上架了板凳，让他像杂技演员一样高高地站在上面，斗他打他，然后将他从高处推下，摔伤了腰，膝盖皮开肉绽，脊背上伤痕累累，但是他一声不吭。有人说他曾放走了一个党内大叛徒，因此他被斗了六十多场。

“爸，你痛吗？”我轻声问。

“不要提这些，谈谈你是怎么想的。”爸爸说。

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他笑了，说：

“孩子，你的翅膀硬了，要离开父母了。本来我想让你参军，继承爸爸的事业，既然你认定了毛主席指的路，那就走下去吧。爸爸也是十八岁离开你奶奶跑去找红军的，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孩子，记住：无论群众怎么斗爸爸，你们也绝不能说不利于党和人民的话。”

我默默地点头。

“孩子，去了边疆要严格要求自己……”

我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义无反顾。

女生宿舍。双人床下铺摆满了书。我在整装，准备卖掉带不动的东西。我腾空了木箱，送给明天就出发的红鹰。

红鹰的床上堆着新发的棉衣裤，好大一堆。她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劝道：“快改主意吧，现在报名去北大荒还来得及，我帮你去说。”我执拗地拒绝了，不顾她的推托，硬将她的衣物装进我送给她的木箱，送她上了北去的火车，彼此互道珍重。然后我赶去旧书店卖掉那些书，老店主说不要，还说我的书没有收藏价值。我生了气，要知道这些全是最革命的书籍：《红岩》、《欧阳海之歌》、《开顶风船的角色》……并且全是没两年的新书，凭什么说没价值。他只给收废纸的价，憋了我一肚子气，那是我节省饭钱买的书，当废纸卖，我可不干，把书又抱了回来。

红鹰走了，我感到了一种异常的孤独，心里天天觉得缺了什么。

不久，我收到了去劳动部集合的通知。从前总是红鹰带我去，我不识路，这次只有跟着几个大男生一起去了。去的男生有余汝明、童君、姜志毅和杨亦森。他们都跟我不是一派的，但是对我还算客气，我成了他们的尾巴，跟着他们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穿行。街上的人太多了，全国各地大串联的人流塞满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走在街上看到满街的人头攒动，公共汽车爆满，挤得车厢快裂了，男同学们统统挤了上去，我跟在后面向上挤，一只脚刚踏进车门，车已开动了，一只男人的大手不客气地扶住了我的腰，将我揽进车门。

是他，余汝明，我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根，长这么大，没跟男生碰过手，他竟敢扶我的腰，太放肆了。我扭身摆脱他的手，不再理他，虽说他在帮我，可我讨厌他扶我的腰，女孩子的腰是可以随便扶的吗？真是岂有此理！况且我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他竟与我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得这么近，真讨厌车这么挤，挤得与他贴得这么紧，想逃都逃不开。我望着窗外，就是不看他，心里特别紧张，脑门渗出了一片细密的汗珠。

劳动部的小礼堂热闹非常，出出进进全是喜形于色的年轻人，都是报了名去内蒙古的，有好几百人。我挤进人群随波逐流，听凭劳动部的干部们编排分组。我被分到了第十二小队，办事员宣布，各小队明天到指定学校集合，熟悉新集体，通知出发日期及准备事项。

集合那天学校大教室里一屋子人，其实只有二十一个人，因为天冷都穿着棉大衣，每个人占面积较大，我被夹在人缝中，变得那么矮，原以为自己长得很高，今天却属我最矮。室内生着暖气，大家都脱掉棉帽，全是清一色小平头，难道同伴里没女生？害得我不敢抬眼，不知往哪里看。所有的人都叽哩哇啦说话，像误入了斗鸡场。其实，仔细听，他们全是一个观点的。我用目光扫视着，终于发现一位包头巾的女生。我望着她，准备给她一个微笑。她穿一件黑灰色长大衣，戴着黑边眼镜，一缕黑发遮在宽宽的额前，头巾下露出一双细长的小辫子，鹅蛋形脸显得很美。她骄傲地昂着头，正跟一位穿军人衣的男生说笑，根本不看我。我很失望。大家互报各自的学校和姓名，每个学校皆有三五个人都是结伴儿来的。我们学校也来了五个人，其余四个全是男生。我突然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耳畔的一片噪音也时远时近，恍惚中，我听到在天安门前集合出发的通知。

离出发只有两天了，我忙着收拾东西，把一大堆没卖的书全送给同学,又上街买了几十本《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分送同学们，让大家知道我们行动的意义，然后去图书馆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十分喜欢这本书，可借书店没卖的。我想把这本书带到内蒙古去，恳求管图书的老右派卖给我。她是四十年代初奔赴延安参军的学生，与丁玲相识，不知为什么也给划成了右派。前几天她还在劝我读丁玲的书，态度真顽固。听了我的一番恳求她神情冷漠地说：“书不能拿走，上哪儿去也得还书！”好古怪的老女人，我不情愿地将书放在她的桌上，在她阴沉沉的目光中离去。走在长长的楼道里，我几次回过头去看她。她僵直地站在走廊尽头的窗下，像一尊雕塑。

鬼使神差，我又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余汝明的宿舍门口，我要问问他都该带些什么，红鹰走了，只好问他了。他站在宿舍的木床前，看着我笑了：“进来吧，想着我带了些什么，是吧？随便看吧。”奇怪，他怎么知道我想什么？他正收拾箱子，一箱子书，箱角放着几件衣服。他穿着蓝棉制服，戴顶蓝棉帽，在生暖气的宿舍里也不摘掉，面色苍白而消瘦，眼神那么深沉、灰暗，似乎埋藏着难形容的力量与忧伤，床上平放着一把胡琴，他就是用这把琴拉那些让人伤感的曲子的，它是他的伴侣。我盯住琴说：“也带这个吗？”“不带了，麻烦！”他不以为然地说。

他怎么会舍得？难道这琴会被他水远抛弃在这里？这就是说，以后他再也不拉忧伤的曲子了？疑惑中，我抬眼触到了从宿舍的木床上扫射过来的许多令人费解的目光，头皮一阵发麻，对了，这是男生宿舍，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注意到？这里不得久留。我顿时又感觉到了脸颊灼烫，连忙盯住自己的脚尖儿，匆忙跑了出去。

这是最后一次参加学校活动。那一天，学校组织同学们去音乐学院看学生毕业汇报演出，演的是《红灯记》，演出结束，满脑子里映着红红绿绿的舞台灯光走出剧场。长安街上，走着一群群的同学，人群中，有一个跳动的蓝色块，那是他！他正跟一个女人走在一起，说说笑笑，很亲密的样子。干嘛这么亲密，真出格。有的同学说，那女人是他嫂子。怎么是嫂子？大家都还没长大，他就有嫂子？为什么他跟她嫂子说说笑笑，干什么那么亲密？他怎么能跟女人这么亲近，岂有此理！心里一阵反感。他是谁？我干嘛管他跟谁一起走？我心里一阵别扭。我别扭什么呢？真是乱弹琴。明知乱弹琴，可是，我依然莫名奇妙地别扭，别扭他跟女人一起走！

 

  二

天安门前。一片旗的海洋。

人声鼎沸，鼓乐震天。

这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文革”中第一批北京知青赴内蒙古草原。十几辆大轿车排列在金水桥前初冬的阳光下，十分眩目。广场上，送行的人群摩肩接踵。我坐在轿车里，看见窗外全是表情丰富的脸，微笑、鼓励、热泪盈眶、依依恋恋，全没有了派别之分。好多同学赶来送行。我和车里的同学们将身子探出窗外，与无数双送别的手相握。我被温暖、快乐包围着，直想笑，想唱歌，觉得今天是最得意的日子，让那些自称最革命的造反派看看，到底谁真革命。人人都会喊革命，一旦动真格的，怎么都蔫了？怎么我这“保皇派”竟踏上革命征途了？

不知哪里传来男人的抽泣声。我搜寻到了声音，怎么会是他？那个穿军大衣的会哭？男子汉会哭？笑冻结在嘴角，疑问留在眸子里。世界真奇怪，堂堂须眉男子，自愿赴边疆，壮志凌云，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却会有女里女气的小资味感情，大庭广众之下哭鼻子，哼，丢不丢人呀。我注意到窗里窗外许多人都流露出近似蔑视的表情。男子汉，怎么可以用哭鼻子来壮行呢？

车队终于开动了，向北方驶去。天安门不见了，京城的楼宇不见了，京郊一片土黄色。庄稼全变成粮食进了仓房，只留下裸露的泥土。寒风吹进车厢，到了郊外才感受到时节。车队停在燕山脚下，知青们在这里集中。北京市委第一官员、北京市红代会的头头及众多随行官员、记者，将我们送到京郊北大门。官员们即兴发表了鼓励性演说。我觉得脚很冷，只听进去一句话：祝我们北京赴蒙知青一路顺风。一位音色极美的广播学院学生，代表知青们致辞，表达大家的豪情壮志。我们伫立在寒风中，有人叹道：“瞧人家这播音水平，国家级的，证明咱们头一批全是北京中学的人尖子。”有人附和道：“那当然，咱们这批人没的说，全是有头有脑的人物，各学校的优秀分子。”

“是呀，还有各派的头头脑脑，以后那才有好戏看呢！”一声怪调。又有人道：“大头，就你小子词儿多。”

散了会，人们爬上各自的车辆。车里居然有人不去开会，是哭鼻子的男生和骄傲的长辫子眼镜，他俩竟敢不听领导讲话。早听到有人叽咕哭鼻子的男生像个“小联动”。听说会哭的男人胆量不小，看样子，他不是个寻常人物，看来坐在我前排的余汝明比他随和一些。

十二小队的同学们全上了车，关闭车门时，夹住了一只突然伸进来的手。一声尖叫后，门开了。他一只脚立刻踏上车来，另一只手拖着打捆的花棉被，胸前斜挎着绿书包，逃难似地往里挤。“不对，你不是咱十二小队的人。”有人嚷道。

“哎，你小子是哪儿来的？”有人一把揪住了他的前襟。

“放手，放手，我也是知青，我也要去边疆。”

“你小子怎么早不报名，干嘛尿憋裤裆里了才跑来？”有人说。

“你的怎么不正正当当报名，没办户口你去什么边疆，是不是乘机偷越边境的呀。”又有人说，一下子使气氛紧张起来。

“不，不不，我……我是南方知青，我没北京户口，可我也是革命造反派，我也要报名去边疆。”小男孩惊吓得白了脸。

我立刻同情了这小男孩。他一片好心，一腔热情，这群人怎么不能理解？对他太粗暴了。这群家伙这么凶，即便是革命造反派，也不该造学生自己的反嘛。我将视线投向余汝明，希望他能替这男孩说几句话。他将脸转向窗外，似乎此事与他无关。

一个名叫王大可的，三下五除二，连人带行李，将小男孩推下车去，又上了车门。小男孩敲击车门，却遭到一阵笑骂。车开动了，那小男孩和行李被甩在马路中间。有人继续侃侃而谈，说小男孩一定是企图越境者，受到人家赞同。突然，哭鼻子的男生说话了：“人家也是一片热情，你们不应当对他那种态度。”他口气很硬，不容辩驳。人们全被他的话噎住了，鸦雀无声。

车队行驶到长城脚下停住了。知青们登上长城告别家乡。山上的草枯黄了，在风中瑟瑟抖动。仁立在长城上，举目北望，一片苍苍茫茫。当年，王昭君也是从这儿出塞的吗？当一个塞外牧羊女会是什么心境？我心中升起一种难言的惆怅。

车队缓缓升向天空，像爬天梯。

盘山公路在视线中渐渐消失，千山万水尽在脚下。车队升上了海拔一千米的内蒙古高原，进入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坝上”。

我收回视线，看窗玻璃里自己的影子，黑柔的短发，笑眼红唇，颈上围着葱绿色毛方巾，那是妈妈为我去边疆特意买的。

气温随车队上升的高度逐步下降。玻璃上有一层水蒸气。我们不得不穿上在张家口发的白板羊皮大衣。男生们纷纷往腰里绕十尺长的腰带，嚷嚷着说蒙古人的腰带实在太长，男生系腰带臭美，边说边绕，绕得乱七八糟，一点也不美观。

车厢里的人好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气温继续下降，窗上的水蒸气凝固了，车身摇晃得像摇篮。天黑了，玻璃结了霜。我把脸埋在大衣的羊毛里，幻想未来，无意中目光触到了一对炽热凝视的黑眸，又是他！心里颤抖了一下，急忙收回目光。他常常这样注视我，盯得我心神不宁。

从书包里取出大烟斗来玩，这是高年级同学集体赠送的礼物，看着它就想笑，女孩子能抽大烟斗吗？这可是高年级同学集体商议的结果。有经验的大同学说“东北有三怪，十八岁的姑娘叼着大烟袋……”，传说北方冷，那地方人人吸烟，十八岁的大姑娘都不例外，据说抽旱烟可以抗寒驱虫。内蒙古也是北方，而且是防修反修第一线。当年斯大林就是拿着大烟斗敲赫鲁晓夫的脑袋的，有照片为证。因此，从反修的意义上讲，买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是最合适的，由此推论，买烟斗送给去边疆的同学既实用又有时代的深刻意义。于是，我们五个去边疆的同学每人得到了一份礼物——大烟斗。尽管大同学们的大道理如此正确，可是，每当我看着这只反修大烟斗就想放声大笑，总也抹不掉滑稽的感觉。

入夜十点，车队在一所学校前停下。一位蒙古族姑娘帮我们打开水，生火炕，里里外外地忙。她的脸蛋像红苹果，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蒙古族姑娘。吃过饭，上炕盖上皮大衣，在烧得暖暖的校舍土炕上度过第一个内蒙古之夜。我真的走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来了。

在寒冷的晨曦中，车队又上路了。太阳跃出地平线，碧空如洗，那么辽阔、深邃。车队行进在更显苍茫的世界里，渺小得像甲虫。傍晚车队进入锡林郭勒盟。我们全都住了下来。不久盟里的负责人来到旅店，看望我们。负责人们穿着军装，有的刚挨完了批斗，就匆忙赶来。一同来访的，是一大群戴着红袖章的中学生们，他们刚揪斗了这些“走资派”们，就与这些他们拳脚下的“牛鬼蛇神”一齐探望北京的革命战友来了，斗与被斗的双方都是这里的主人。

在旅店一角，中学生们围着一位高个子胖领导，据说他是锡盟第一把手。他的手弯曲着，刚挨了打，身上留有伤痕，正微笑着，不失身份地与“小将们’谈话，很有大丈夫气概。门口，几位穿着汉族小袄的蒙古族姑娘和穿蓝中山装的小伙子们，用蒙古话谈笑，又用汉话跟“客人”交流内蒙古“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告眼前这几个“牛鬼蛇神”盟领导们的状况。中学生们来了一拨又拨，他们的红袖章上写着不同组织名称，他们对“客人”的热情态度完全一致。闹腾了许久，主人们陆续走了。我躺在旅店的床上，望着结了厚厚冰霜的窗户，入了梦乡，脑海里是披着冰霜的梨树林，一片晶莹闪烁……

清晨，耀眼的阳光照着窗外的白雪地，将房间映得通明。天空湛蓝，漂亮极了，这是内蒙古高原的天空啊！我心里在感叹。

早餐时分。十人一桌。大家入了席，十二小队二十一个人坐满了两桌，刚好多出一个人来。我是两个女同学之一。那个叫石梅的，正坐在哭鼻子的男生文旭身旁说说笑笑。我只好独自到了另一张桌旁。

“现在，全体起立！”

一个女高音在叫喊，所有盯住食物的眼睛一起转向女高音，大家全部恭敬地站起来，神态庄重地将《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举在手上。我也随着满桌的干部、记者们站起来，转身望望我们小队，只见两桌的新伙伴们稳如泰山地坐在饭桌前。他们竟敢不站起来！这群大胆的毛小子！我顿时非常惊恐，感到头发都快竖起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当然必须和他们保持一致，犹豫片刻，我也坐了下来，抬眼看看整个餐厅举红宝书的人们，再看看同学们，他们中竟然有人胆敢开始动手拿馒头吃起来。我害怕了，耳边轰然响着嘹亮的女高音：

“让我们向着早晨的朝阳，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人们举目望着餐厅正面墙壁上的毛泽东画像，身体笔直，嘴唇一张一合，齐声回应着，极其虔诚而庄严地祝福领袖。响亮的声音久久回荡，震得我耳朵发麻。这张桌上只我一个人坐着，忐忑不安，头上冒出汗来。我不明白我们小队怎么这样出格，我也莫名其妙地出了格。显然，十二小队的行为已引起了所有来宾的注目，人们惊疑地观察他们，在这全国上下一片红，人人高歌毛泽东的伟大时代，他们太不恭敬，太胆大包天了。我着实出了一身冷汗，并且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记得北京一个大人物，在批斗他的台上说了一句对领袖不敬的话，被人通知红卫兵，结果被打得皮开肉绽……

敬祝仪式完毕，人们“哗啦啦”坐下来，开始用餐。一位干部问我：“小姑娘，你几岁了？”“我吗？已经满十八了。”我红着脸，怕他们再提问。万幸，谁也没提起刚发生的重大事件，满耳是一片喝汤、咀嚼和碗筷杯盘相撞的声响。

饭毕，只见姜志毅、余汝明、杨亦森掏出大烟斗叼在了嘴上。一个同学掏出一包烟来，分送同学们，戴黑边眼镜的祁勇对着伸过去的烟摆手拒绝了。

“嘿，哥们儿,抽吧，抽烟是成人的标志嘛，来一支？”

犹豫了一下，祁勇接在了手里。一包烟二十只，分送在座的所有人（女生除外）。两桌的同学们一齐冒起烟来。这个新集体的行动如此一致，又使满厅革命小将和干部、记者们瞠目。

午饭的时候，一张大字报赫然贴在了餐厅的玻璃上。看了大字报题目，我额头又冒出汗来，回头四望，发现许多双朝这里注视的目光。我急忙看了几行字：“……他们对伟大领袖不尊敬，当大家高呼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时，他们竟然胆敢不站起来！他们还敢在领袖像前叼着大烟斗，这是流氓行为……”

“嘿嘿，大惊小怪，居然还值得大动干戈，来一张大字报表扬一下，至于嘛？”

姜志毅抓抓脸，对着大字报说；“喂，真不赖，一进盟门就收到了一张表扬，哈哈！”说着，他又将大烟斗叼在嘴里对着大字报吞云吐雾。

杨亦森也叼着大烟斗跟着吐烟，说：“瞧咱这烟斗，多漂亮，跟斯大林的大烟斗一个样，他们敢给斯大林贴大字报吗？小事一桩，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走！看这种吹毛求疵的大字报是白浪费时间。”一直站在我身后的余汝明拍拍姜志毅的肩膀，劝他离开。这时十二小队的同学们来了一大群，围住大字报，叽哩哇啦地议论起来。

内蒙古的天气又冷又怪，空气干燥，手伸出来会感到扎手，但不像南方那样冷到骨头里去。

姜志毅拿着大烟斗，邀了几个新伙伴，跑到锡盟街上去了。所谓“街”，也只是初具规模。公路两旁的平房低矮，稀稀落落，像内地的小镇。傍晚，姜志毅最后一个回到旅店。他双手硬邦邦的，捧着冻硬了的包子，不会动了。同学们围了上去，从他手上取下包子，替他搓手。他的手已经发白，余汝明和几个人急匆匆去问当地人领队，手冻成冰了该怎么办，可不可以烤火？姜志毅走向房间里的暖气，想把双手放上去。被一位老人断然制止了。他将姜志毅的双手抓住放进自己的棉衣里，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让姜志毅把手放到水池里，用冷水泡着。姜志毅照办了，冻硬的手慢慢化开，他说感到了凉，有知觉了，同学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批知青上山下乡，震动北京，引动了全国上山下乡大潮流，也震动了锡盟这座僻远的边陲小城。人们大费心机，为知音在盟里逗留的短暂两天，安排了满满的节目。晚上，盟礼堂里一片灯火辉煌。

北京知青们捏着节目单，坐了上宾位置。人群中有音乐学院附中的三位银嗓子姑娘，谱写了革命歌曲教大家唱，她们三个人，一人打拍子，一人教唱，一人拉手风琴伴奏，配合默契。台下一曲唱罢，台上大幕徐徐升起。全场安静下来。灯光照着两个身穿美丽蒙古袍的男女青年，他们用蒙古语报节目，接着跳起了著名的安代舞，响起了古老而悠扬的马头琴。蒙古族少年银铃般的歌喉倾倒所有的人，礼堂上空余音缭绕，在内地绝听不到这样动听的歌声。据说，这样的音乐小天才有八十多位。锡盟这地方，历史上就出好嗓子，号称“王爷的金嗓子”。蒙古人能歌善舞，锡盟堪称第一。来到这里，如同掉进了民间艺术的大海。我认为，蒙古人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他们穿戴的服饰，有数千年传统。他们豪放淳朴的气质，独一无二。他们的马头琴、高亢宽广的歌喉……

忽然，舞台上灯光暗了下来，背景用幻灯映出满天星斗，后台传来哗啦啦地板上拖金属的响声。报幕员出现了，表情严肃奇特：“下一个节目，革命历史歌曲联唱《抬头望见北斗星》。”

“哗啦啦”的声音上台了。一群衣衫褴楼、遍体鳞伤的男女，相互搀扶，行走极其艰难，脚上拖着沉重异常的黑色铁镣，踉踉跄跄地走上台来，满脸大义凛然的神态，很夸张，歌声响起来了：“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这深沉悲壮的歌声，伴着镣铐的撞击声，格外庄严凝重，颇具戏剧性。我以为是在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片段，定睛一看，这群年轻人臂上全戴着当今革命造反组织的红袖章，不伦不类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过了一会儿我差点笑出声来。这是在表现群众组织之间打派仗，被对立派抓住了，英勇不屈拒绝投降，唉，怎么也搞成这种悲壮模样，不至于到了如此地步吧？太滑稽了！

一曲唱罢，革命造反“囚犯们”高举戴着镣铐的双手，久久伸向北方。背景上出现耀眼的北斗星，响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我望着台上发起呆来。这演的是个什么节目？镣铐是革命的专政工具，戴在革命的红卫兵小将身上，表现自己人专自己人的政，还这样夸张和动情。

“这群学生娃啊，真是瞎胡闹。台下他们斗干部，台上他们戴镣铐，唉呀呀，啧啧。”一位老者叹道。

“你瞧他们戴的镣铐全是真家伙，听说是从监狱借的，他们可真有本事借……”

他们在唱“北斗星”，难道他们果真迷失方向了吗？今天晚上专政者与被专政者同台演出，真是新鲜又令人费解。我回头四顾，见大家都习以为常。“文革”就是怪事多，见怪不怪。人们都在伸长脖子看，神情痴迷，愉快，陶醉，欣赏着脚戴镣铐的红卫兵小将在台上悲悲切切，步履艰难，唏哩哗啦走下台去，有人发出了笑声。台上竟有几个演员也捂着嘴窃笑起来。唉，好一台“北斗星”……

一支庞大的知青队伍在锡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留在西乌珠穆沁旗，一部分将抵达中国的北部边界线，成为新边民。减员一半的车队在草原上又走了一天，还未到达目的地。中国太辽阔了。人烟越来越少，难怪中学课本上说内蒙古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足一人，果真名不虚传。

车队宿营在著名的东乌珠穆沁旗的礼堂式建筑前。一旁有几座白毡新蒙古包，那是为男生准备的。女生都住小礼堂。当晚每人领到一件标准的蒙古牧民羊皮长袍，衣襟镶着金银线花边，银色的金属纽扣。一位红脸蛋的蒙古族姑娘带我扎好了腰带。我得意洋洋，真想让小队的同学们看看我穿蒙古袍的样子。

要在旗里休整一天，听说离目的地还很远，还要将这部分知青再分开，分到几个公社和牧场中去。我不担心，反正分到反修第一线就行。

早晨，跟几个不相识的女生信步在小街上，东张西望。一座土坯屋前的木桩上挂着五匹骏马，全配有鞍子。鞍鞒用金属条镶边，一溜儿银铆钉，钉出大小不一的几种图案。脚蹬上铸着各种图案，漂亮非凡。据说，蒙古族男人专门在马鞍子上下功夫，以显示他们的技能和财富。

一个圆脸男孩子，选中一匹大白马跳上马背。大白马认生，打着鼻响，喉咙里嘶嘶低吼，乱踢乱蹦，惊动了另外四匹马，全都拉直了系在桩上的缰绳使劲挣扎，马蹄踢踏。刹时尘土飞扬，乌烟瘴气。小男生吓呆了，死死抱住白马的脖颈，直到被闻声赶来的主人解了围。知青们一下了围住了主人和大白马，都想试试当白马英雄的滋味。知青们习惯地排起了长队，轮流爬上马背。我也凑上骑了一分钟。

土坯屋的街道上满是知青人群。有人手里拿着蒙古匕首，鞘上盘着两条金光闪烁的龙，鞘口插着一双骨雕筷子。这正是牧人常别在腰里的那种短剑。据说因为短剑上刻了龙，属于四旧，便降价出售，只卖四元钱。我也挤进争购的知青人群买了一把，捧在手里，细细端详，爱不释手。

小镇后山半坡上有一座古寺庙，据说很有名。我独自一人朝寺庙走去。身后传来脚步声，回首一望又碰上那双盯视着我的眼睛，心里一跳，又是他。为什么走到哪里都有他的眼睛跟着？他的身后跟着姜志毅。

“好兴致，去嘎海寺吗？一齐走吧。”余汝明若无其事地说，有些灰暗的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彩，这种光彩具有驱使人的力量。

我们并排步入了神庙。石砌的台阶上，到处散落着瓦砾。寺门全都大开着。寺庙年久失修，大门的油漆斑驳脱落，一派破败不堪，进得庙里，空空荡荡，菩萨塑像、佛事用品荡然无存，只有满地的碎瓦。抬眼四望，没有雕梁画栋，屋顶已被揭去，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大梁。著名的古寺，竟然如此凄凉，除了四墙围墙，它已是一座废墟了。

我感到若有所失。它被毁得太彻底了，连一幅壁画的残迹也未留下来。

望着满地瓦砾，我连连叹息：“可惜，人可惜了呀。”

“是呀，这里的人太左了，北京破四旧也没敢这么毁坏寺庙建筑。这是愚昧，太愚昧了。”余汝明说。

我们的意见一致。

从废墟里走出来，下了高坡，远远望见一片土坯建筑群旁散落着几座蒙古包。炊烟袅袅。再远处，一片白色的羊群呈扇状在草地上缓缓移动。一拨人马跟在羊群的侧边。我们不约而同朝蒙古包走去。

蒙古包前拴着几只肥羊。一位壮汉脱下上半身皮袍，双袖垂下，吊在腰间。他正忙着宰羊。一位妇人穿紫色长皮袍，正不停地递上他要用的东西。他见我们走近，一边忙碌，一边用听不懂的语言跟我们打招呼。我们用刚学的蒙话向主人问好。他听懂了，也向我们道好。我们围观汉子宰羊，数数还剩七只待宰的羊。一次要杀这么多羊，真了不起．奇怪，在铺开的几张羊皮旁，并未看见血迹，血都流到哪儿去了呢？

壮汉很好胜，见有人观赏，情绪特好，动作更加麻利，三下五除二就结果一只。在摊开的几张羊皮旁，又铺上一张羊皮，平平整整，羊皮剥得白白净净。蒙古人杀羊不见血，奥秘何在？我睁大眼睛，从头看到尾，对他的每一个动作分外留心，因为今后我们也会像这汉子一样生活了。

妇人又解下一只羊。羊并不反抗。妇人拖住它的一只后腿，它的另三只腿就随着妇人走。它惟一的反抗就是扭动肥硕的尾巴。尾巴大得出奇，像只小脸盆。它被拖到汉子身旁，汉子接过羊后腿，轻轻一扭百十斤重的肥羊就摔倒在地。它短细的四肢竟然没有反抗的力量。牧人将羊翻过来，肚皮朝上。它四肢朝天，动弹不得。无奈地等待末日，一双像人一样的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悲伤。壮汉骑上它腹部，用锋利的尖刀划开它胸口的皮肉，一汪白花花的肚油从三寸长的刀口中冒出来，不见血流出，这说明用刀精确，没有碰到血管。他将右手伸进刀口，伸进去，再伸进去，半只胳膊都伸进了它的胸腔。他的手在胸腔里忙碌着，似乎抓住了什么，轻轻一拉，然后左手捂着羊嘴，不让张开。羊在抽搐，渐渐地，头颅无力地垂下来，不再挣扎，耳朵也不再扭动，眼睛失去了光泽，瞳孔散大，显然已经魂飞魄散。壮汉从羊腹中抽出半只右臂，满手滑腻腻的肥皂沫似的血水。他拉断了羊胸腔中的大动脉。

姜志毅在一旁点着头，若有所悟。

余汝明一刻不停地盯着壮汉的手。

壮汉用刀尖将羊皮从羊下巴一直划到小腹，再稍划几刀，使刀口部位皮肉分家。他抓住剥离的羊皮，另一手向皮肉间插进去，猛划几下，皮和肉就大面积分开，然后左右开弓，大揣大划，瞬间，一张羊皮就被剥离了羊体，皮肉分升至小腿上。他轻轻一拉，整张皮就全部脱离躯体。壮汉把刀在羊蹄与连皮的关节处划了一下，拉断了筋，轻轻一掰，“咔吧”一声，蹄子断了。他切断蹄筋，整张羊皮就铺在了草地上，遂又在这张羊皮上将羊肉切割成块。

妇人端来瓷盆和撮箕，放在一旁，盆里撤了盐、面粉和少许葱花。男人用刀将羊腹划开，取出肠胃装进撮箕，又在食管处拉断胃管。妇人将这堆脏器端到一边处理，男人遂用刀尖划开羊的胸腔隔膜，露出胸腔，那里有心、肺，还有一腔热血。上胸腔如同一只大容器，装满鲜血。刚才，他就是将手伸进胸腔隔膜时，拉断了大动脉的。他熟练地拿起长柄铜勺，将血浆一勺勺盛满盆子。妇人走过来，将盆内血浆与面粉、盐搅匀，然后端进蒙古包去。这样，草地上不见一点血迹。原来，这就是杀羊不见血的全部操作过程。妇人又端来空撮箕，男人将上腔里的心肺一刀切下，羊内脏就全部处理干净了，然后挥刀切开羊体，整羊就肢解完毕。壮汉子立起身，将切割好的肉块放在架子车上，只片刻工夫，大自然的天然冰库就将鲜羊肉冻成了硬块。

妇人又解下一只羊来。剩余的几只羊，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竟然无动于衷。看来，这种生命，注定任人宰割。壮汉撂倒了那只活羊，这时，余汝明跑上前去，拍拍壮汉的肩膀，又拍拍自己的胸脯，比划几下，说要试试。壮汉领会，欣然同意将刀子递给他。余汝明照壮汉的做法，用刀划开羊的胸部，伸手进去，捅破隔膜，在胸腔里摸到心脏，钩断动脉，一试，成功了。后来姜志毅也尝试成功了。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孩子，照样一试，居然也成功了。

天色渐暗，我们向牧人告辞，尽兴而归。

晚饭后，十二小队男生住的大蒙古包里，开始了一场大辩论。袁宁、王大可、苏子义、张松林、胡敏等人，正集中火力对准余汝明，提出的问题都是敏感问题。我静静地在蒙古包的一角坐看好戏。余汝明唇枪舌剑，力挫群雄。后来，众人的火力点又转向了文旭，没想到文旭竟也是辩论高手，口若悬河，音若洪钟，一股豪气，出言大炸雷一般。看来他在学校里肯定是一个浪尖儿上的角色，那种压倒一切的气概，很快使他占了上风。余汝明立论明确充分，逻辑推理严密，文旭引经据典，常常语惊四座。人家对他俩刮目相看。

从此，他俩成了大家的精神领袖。

后来，大家相互有了更多了解，原来十二小队是个各派全有的大杂烩，什么中学的四三派、四四派、造反派、保皇派、老兵派、中间派，五花八门，观点不一。文旭、余汝明说，什么这派那派，从今天开始，咱们哥们儿都成了一派——小学生派，来牧区老实做工农兵的小学生。牧民什么派，咱们就什么派，一切以牧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进行三大革命实践。

大家全点头称是。

十二小队与一百多位知青一同分到边境牧场——巴音宝力格。在东乌珠穆沁旗，半截车队又分成了三份，朝三个不同的方向出发。

从此，我们开始了苍凉万端的人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