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内蒙
（一）
我从内蒙回来了。不过我们那里是农区，虽然也有大草原，也有马，但一般不骑。
感慨颇多，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天是天，云是云。
我又看到了天垂四野，天边是一带迷迷朦朦灰蓝色山脉的剪影，依希还有些渺渺的村树，天蓝得令人心旷神怡（比照片上拉萨的蓝天浅一些，柔和一些），蓝天上是大块成立体状的、雪白的、白得发亮的白云，这天，这云，是在北京多年没有看见的了。
三十年前，夏天铲地休息时，找一个干燥的垅沟躺下，仰面看到的就是这天，这云，同时心里自然而然地就会响起：
白云遮不住红太阳，狂风吹不散蓝天。
我们奔驰在草原上，心中把北京怀念。
啊哈嗬咿………………
高山紧贴着蓝天，草原和北京紧相连。
这个歌的旋律，并不是在意这个词，根本就没有经过大脑，也许是这旋律与这种景色很配，于是歌就自己从心里流出来了。
广阔无边的蓝天上，成团成团巨大的白云，层层叠叠，一会儿象怒涛；一会儿象山脉；一会儿变成一只巨大的怪兽；一会儿又化为两只并虎视眈眈的对峙着；一会儿又成为一艘可怕的、横贯天空的怪模怪样的巡洋舰……。看到最后，我竟觉得这白云十分狰狞，不敢看了。
现在想想，那时在我整个生活中，也响着一支主旋律，虽然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这回是只在意它的词，而不在意它的旋律了。
如今又看到蓝天上巨大的幻化着的白云，觉得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在蓝天白云下照了一张像，可惜我的相机不够专业，照出来只是灰白色的一片。
晚上，又看到了满天繁星！明亮硕大的北斗挂在树梢，群星灿烂，“深蓝色的天空中，星星们在跳着圆舞”。天似乎很低，星星离得格外近，伸手就可摘到似的，而且每一颗星都水灵灵的亮，记起看过的一位朝鲜诗人（似乎是）的一句诗：天青星欲滴。当时想，要是真有机器猫该多好，我让它变出那个能把这星空吸进去的机器，吸进去，带回家来看。
在老乡家，我们指明要吃苞米碴子，老乡家也不吃了，要吃也要去买了。这里特有的大扁豆，又面又好吃，是从后面园子里摘的；菲菜，细细的，是从园子里割的；黄瓜，又短又粗，又脆又甜，是从园子里摘的；紫色的茄子，也是从园子里摘的；一碰就掉皮的土豆，这里的特产，又面又甜，是从园子里刚刨出来的；小鱼，虽然只有一揸长，也是从草甸子上的浅河沟里打的。
有时我常想，我前生肯定是农人，我喜欢土楼，木屋；喜欢篱笆，短墙；喜欢草叶上的露珠，篱笆上的牵牛花；喜欢墙上的小窗，屋后的绿树；喜欢树叶时时探进我的小窗。但绝不能是泥潭一样的院子，院里应是洁净的细砂。
唉，不说了，下次再说。
（二）
这次去内蒙，我们是一行四人，三女一男。那位男士十分细心，从查找车次到订票买票，他一人包办，我们就等着到时候在车站前聚齐。
如今车次多了，本着在路上尽量节省时间和避免夜间出发、到站的原则，经过筛选，他选定了从北京至齐齐哈尔的1301次，这车早9：52发车，次日晨7：05到齐市，接着8：28就有一趟2061次经过，开往讷（ne）河，早十一点左右就能到讷河。这么科学的安排，听着真让人高兴，美中不足是没有空调。
7月17日，按时到达，按时出发。候车室里人们大包小包，挤得水泄不通，这情形与三十年前没多大变化，体现了普通老百姓出门的艰辛。预报今天是三十五度的高温，此时已显出它的威力，车厢里热气蒸腾，我们是卧铺，两个中，两个下。上铺是一个小伙子，南开的大学生，因为天津买不到卧铺，他就到北京来买，到了天津又上来三、四个同学，分别在另外几个格里。他们全是海拉尔的，怎么全都齐刷刷考到了南开？和他们聊了几句，大致知道是交了一些钱。
中午，大家说睡一下。我要了中铺，咬牙躺下，后背象火烧一样，都不敢挨铺，只好尽量侧身躺着，全身热得如汤煮，真可怕！车过锦州，天才开始有了些凉意，晚上比较舒服了。
7月18日7：30到齐齐哈尔，晚点二十多分钟。原以为还要出站去买票，没想到站里就有个售票亭，八点钟正常卖票，真是太方便了。想想三十年前的艰辛……唉，毕竟三十年了！在早晨清凉的空气中，我们愉快地在售票亭边等着。2061次正点进站，等着上车的人很多，也是大包小包的。我紧张地问：怎么办？咱们挤不挤？回答说：当然挤，要不然三、四个小时站着呀。我最怕挤车了，可此时已由不得我怕不怕了，已经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到人群之中。我们每人也都提着两、三个包呢，这种感觉又象是三十年前了，没办法，只好拚命挤了。总算都有了座位，环顾四周，所有上来的人都有座。只是后来中途上来，坐一、两站的人有几个站着的，还是车次多了。
十一点左右到了讷河，当年这里只一间肮脏的破仓库似的候车室，如今一排高大漂亮的白色建筑，候车室宽敞明亮，最让人高兴的是到处都十分干净。一出站，居然像热点旅游城市那样围上来许多人招览生意，让我们坐车。抬眼看去，站前停满了“中面包”、“小面包”和小卧车，还有各种推车做生意的，热热闹闹的。
讷河与莫旗分属黑龙江与内蒙，以嫩江为界。从讷河到江边大约有六、七十里，过了江还要走二、三里地才到莫旗，从旗里到我们所在村又有二、三十里。以前，从讷河一下火车，我们就陷入了困境。那时，车站前是一条土路，两边有些杂树，十分荒凉，到江边的车一天只来回一趟，我们到时已没有车了。只好拦顺路到江边的卡车，拦不到就要在讷河镇里住一晚。江上没有桥，只有一条大渡船，等船上装满了人、牛车、马车、卡车、汽车……，就慢慢开过去。常常是到了江边大船刚走，那么就要坐在江边等上两个多小时它才过来。过了江，到旗里的那二、三里路，若是没有搭上便车，就自己扛着东西走。在旗里，若正好能碰上自己村的马车，那简直是万幸，其次，若是能找到周围村的马车，带一段，也算是幸运的了，但常常是哪儿的马车也碰不上，还是要靠自己的两条腿。所以那时候，北京到讷河的几千里地我们不发愁，而从讷河到村里的这一百多里路却被我们视为畏途。
没想到如今已经这么方便了，真是又惊又喜。这喜一方面是为行路不再难，另一方面，面对这种变化，就像是看到自己一个破破烂烂的家变好了一样，从心里感到高兴。就连对那些围上来兜览生意的人，都觉得很亲切，有话没话都要停下来说两句。不像在别的城市，看到围上来的人，只觉得像是四面围过来的墙，只想快快地躲开。这样的一种感情，是来这里之前，甚至是走出这个车站之前自己都不曾觉察到的。其实，这里留给我们的，只有困顿和磨难，但是随着这些苦难，我们的时间与生命也留在了这里。在那已经遥远了的整整五、六年的时间里，我们与这里互相属于，互相见证，生命留在了这里（不管它是苦是甜），感情自然也就留在了这里。这样说，绝不是矫情和故做姿态。想想如今有些指斥我们这一代人的，什么“既然你们那么怀念插队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回到北京来？”之类的话，实在觉得他们的生命缺少过程，缺少磨难。当然人活着，谁也不愿意去追求苦难，但是没有经过磨难的生命，肯定是轻飘飘的。我想，被沉重的岁月之河打磨过以后，也许这些人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这里也没有忘记我们，出了站刚一开口说话，就有人问：你们是北京知识青年吧？在旗里买东西问价，刚一开口，那位大嫂就笑盈盈抬起脸问：你们是北京知识青年吧？问得我们又感动，又感慨，都三十年了，还“青年”呢！在村子里也是一样，那些儿孙后辈根本不认识我们，可只要一提我们的名字，他们马上喜笑颜开，说，“知道，知道，听我爸说过”，或是“听我妈说过”。村里人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脾气禀性，我们说过的话，我们做过的事，有些，是我们自己都忘记了的，可至今他们说起来还是如数家珍。看来，我们已经走入了他们的传奇。
那位男同胞领着我们在车群中间转来转去，这些车中，有黑龙江牌照的只开到江边，不愿过江。过江一来一回要收过江费不说，过江后是内蒙地界，对他们处处会有不便。虽然他们一再保证，江那边有许多车等着，但我们当然还是不愿坐这种车；有中巴倒是内蒙的，可以直到旗里，但看了看坐得很挤，又热，肯定不舒服，也不想坐；人家追着我们问，那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我们三位女士也说不出想要什么样的，那位男同胞十分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们四人要一辆小车，直到旗里。这里把小车叫做“轿子”，我们一出站就有好多人问：要不要轿子？我想：轿子？两人抬着的？走七、八十里？这也太过份了吧。还四处张望半天呢。
最后，找到一个小伙子的车，可以直到旗里，我们问能不能直接开到村里，他说可以。这真是太好了。这里不按里程而是按人头收钱，可是似乎也考虑到里程，还很复杂。听他一个人念念有辞地在那里算了半天，最后说一共要73元。我们的代言人说：
“你也别73元了，就75元吧。”说完提着几个包走到车后。
那小伙子可能从没听过这么划价的，一时没反应过来，楞了一下，才赶忙说：行，行。于是跑到车后打开后箱盖，把我们的东西放进去。
一上路，我们就掉进了绿色的海，一望无际的绿色，直到天边。高高的头顶，碧蓝的天空发着蓝色的光，笼罩着我们。路两边是两排高高的白杨，我们的车伏俯在绿荫下，愉快地开着。
一开始路面还可以，很平稳。可是很快就颠簸得厉害，有好几次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底盘被硬物狠狠地刮擦着，我们都替他心疼，一再劝他开慢点儿，但他满不在乎。小伙子很建谈，告诉我们，他初中毕业，不愿上学了，就买了这辆二手车，已经两、三年了。再开一年就把它卖了，买辆新的。这是一辆很旧的桑塔纳，就冲他这么开，再开一年？那到时候还不散架了？我问，这么旧的车还能再卖？他说能。小伙子开车技术确实不错，有时路面完全不能走了，他就熟练地从旁边没有路的地方绕过去。过一个水渠，上面架着窄窄的圆木，对面的车一点一点小心亦亦地开过来，我们的车轻而易举地就过去了。从旗里到村里的路更不好走，可以看出完全没有人维护，一个一个大坑，有的坑里还有旁边田里浇地的积水，我们的车，忽地一下就从泥潭里冲了过去，溅了满窗的泥点。我不禁感叹，都说环境造就人，看来环境也造就物。这样的路况，这样的开法，在北京这车早完了，可现在我坐在车里，虽然对于车是个外行，但是听声音没什么毛病，看它在这样坑坑涯涯的路上跑得还很轻快，真是够“皮实”的，也真是一辆命苦的车哇！
你看哪，这匹可怜地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
可恨那财主要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
（三）
嫩江水依然是那么有些野性地、浩荡地流着，江面上水气迷朦，江水浑浊，不像以前那么清澈了。对岸，一带青山迎江而立。这山并不高峻，只是舒缓地伸展着，远远望去，其中展开一片高高低低的楼房，俨然一个现代化都市。这是莫旗？我们大吃一惊，前些年，也听说莫旗大变样了，可再也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种气象。
当年，整个莫旗没有一栋楼房，唯一高大的，就是象一间厂房一样的电影院。只有一条正式的街道。旗里所有的行政机关，邮局、商店，小饭馆，医院……，总之，组成一个市镇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这条街上。记得有一回我们起了个大早，要赶到旗里办事。走二十多里赶到时，正是旗里各机关单位刚刚上班，早请示，在跳“忠”字舞。人们站满了整整一个街筒子，手举红宝书，随着高音喇叭里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转圈、跳跃。我们穿行其中，头上是一片舞动着的手臂的森林，脚下还要时时小心不要被他们伸腿转圈时踢着。于是我们在旁边找了一个台阶先坐下，与四乡早来的农民一起，看着他们跳完。感觉上整个莫旗都在我们面前随着那进行曲的节奏，严肃认真地跳跃着，留下了一个十分强烈怪异的印象。
如今，这里高楼林立，房屋成群，已经成了一个足可以使我们迷失在其中的现代化市镇。原来一条街的小镇，连影子都没了，我们完全失去了记忆的坐标。通体蓝色玻璃、漂亮气派的商业大厦，有希腊式大圆柱的高大庄严的博物馆，这些肯定是旗里的象征和骄傲；但看到那些蓬蓬勃勃簇拥着的各种小摊小店，卖日用杂物，卖水果、蔬菜，美容、美发、纹眉纹眼线，小饭馆，成衣店，音象店，电器维修店，等等，我心里更高兴。不过，长途汽车站里的“收费厕所”，两个木板坑，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脏得要命，照样收费三毛------别管内容怎样，一律形式上找齐-------这点，可真是全国统一啊。
车近村了，以前，远远地看见的是一片房屋，如今，先看见的是一片树木，房屋似乎都萎顿在树木之中了------屋旧了，人老了，树木长高了------这就是离别三十年之后，我们回到村里的第一个印象。
两排房屋中间一条土路，从东到西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依次排开，这就是我们的村子。虽然房屋挨着房屋，从表面上根本无法区分，但四个队从行政到生产都是互相独立、完全分开的。我们是一队，最穷。当年刚一来时，我们就知道这点了。我们问，为什么咱们队最穷呢？队长回答得很干脆：那是，咱们队要不穷，也不能要你们。队长的回答，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不过很快我们就听说，队长愿意要我们，是因为随着我们每个人，有一笔安家费（大概是每人250元，一个很可笑的数字）拨下来。但知道了后，我们仍不明白，安家费是给我们用的，与队里有什么关系呢？
三十年的时间，旗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之下，我们的小村似乎被扔到了时间之外。我们的一队依然最穷，房屋大多低矮破旧，房沿只到我下巴，似乎很快就会坍塌，又复归为一滩泥土。以前绝不是这样的，也许三十年间，它们陷下去一截？窗台的木纹纵横交错，那深深的纹路里积着三十年前的尘土。相比之下，那三个队的气象就不一样，虽然也是泥墙草顶，但是泥墙平整，院落干净，房顶上的苫房草铺得平整利落，给人一种勤奋、自持、自满自得的感觉。
不过，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也许我们队的人信奉的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的原则？最先让我们注意到的是每家都有了彩电。其次，不管走进哪家，院子里总有手扶拖拉机、或打谷机、脱粒机之类的机械。三十年前，村里的孩子们根本不知道玩，总有活儿在等着他们。从抱孩子（那时似乎每家的孩子，只要长到会走路，抱得动东西了，下面就总有一个更小的孩子在等着他们抱），到抱柴禾，挖猪菜，剁猪食，喂猪，然后，再大一些就是跟着大人到队里挣工分。那时上学的孩子不多，即使有上学的，回家来仍然要干活儿。如今，傍晚的村路两边，坐着许多孩子，从四、五岁的，到半大的姑娘、小子，闲聊，玩耍，一派悠闲景象。
村里从八几年开始分了地，按当时的人口，每人九亩，直到现在，无论人口增减，都不再动。地里大多种的是土豆、黄豆、水稻，几乎没有种玉米的了。当年满眼都是青纱帐（这是一个多么著名的词啊），现在已经看不见了。谁不知道大米好吃呢，可是大米产量低，当时不让种。为了能给各家分一点大米过年吃，队里偷偷在远远的草甸子上种了很少的一片地。开春，稻田里还有冰棱，就由队里的青壮年，一人怀里揣一个酒壶，用兜子装一兜稻种，走进田里，喝一口酒，撒一把稻种，喝一口酒，撒一把稻种。当时队里没钱，那酒，是用酒精兑的，为了好喝一点，队长问我们要了些白糖，放进酒里，唉，那个年月啊！当时我们说，这酒不能喝，对身体不好。他们说，没事，全靠它顶着呢，要不水太凉，人扛不住。我们说，稻子不能这么种，要插秧。可没人理我们。如今，小何家在南大岗种了大片的水稻，我们问，水稻怎么种的？他带着些歉意说，就像你们说的，插秧。我们问，南大岗子地势高，哪儿的水？他抬手指指四周说，那不，你们挖的水渠。这里是嫩江河套，有许多小支流，只要挖了渠，就能把水引进来。当年公社组织水利大汇战，村里以我们为主去挖渠。那时，白天一律要在队里干农活，晚上才去挖，挑灯夜战。我们白天黑夜连轴转，腰疼得直不起来，肩膀磨被了，人累晕了。但是，现在听他这一说，我们还真有点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得意与欣慰。
小何的一个女儿，当年与外队的一个北京知青结了婚，去了北京，听说现在在前门一带卖服装。若是在南方，一村有这么一个人，就可以一个连一个，把人带出去一大串。可这里，人们对这事很淡漠，也很隔膜，说起她，似乎就像说一个去了外星球的人一样。
建军比我们小个一、二岁，如今已经有六、七个孩子了，几个儿子高高大大，他全笼在家里。在他家吃饭时，我们热心地劝他：让孩子到北京闯闯去。一开始，他不说话，后来他说，行，你们要能帮上忙，我想让他到北京去干个保安什么的。听他这一说，我们一下子顿住了，倒不是不愿帮忙，而是他的话使我们猛然醒悟：他完全不在状态，他，以及这里所有的人，离“到北京闯闯”这种状态，还差得太远。这里毕竟不是南方。再说，北京缺保安吗？“到北京闯闯”，这话我们说得多轻易啊，可能因为这一路我们走得太顺了，再加上饭桌上几杯啤酒，我们这话也就顺着出来了。可对于他们，难道就是打张车票上车这么简单的事？就算是当上了保安，难道这么高大壮实的小伙子，到北京当个保安就算是达到目的了？这么一想，我们也有些糊涂了。
其实，这里有大片绿色的土地，相对来说还是地多人少。因此，这里的人，没一个到城里去打工的。人们似乎更眷恋土地，村子里也有很多人出去打工，但他们的眼睛都看着北方，他们都往更北边走，去给人家开荒种地。这里蓝天绿野，空气清澄，完全可以握紧“绿色环保”这张王牌。这里有一种啤酒，是“巴特罕”牌的，与北京的“燕京”不相上下，甚至口感更好。这些，都是巨大的财富，守着这一切，难道还要到城里去打工吗？可如果仅仅是“守着”，它们是永远也无法变成财富的。那么，从“这一切”到“财富”之间，到底有没有路，这路有多长，到底能不能走通？这问题，是连我们这些热心的出谋划策的人也回答不出的了。
（四）
建军是一个很能交际、按这里的话，就是很能蹦达的人。我们走的那年调到了大队，后来又回来当了队长。听说他当队长期间把村（也就是一队）里祸害的够呛，把人心都搅散了。村里很多人家都走了，当然有的是迁往北边更富裕的加格达奇或林场等地，有的纯粹就是在村里待不下去了。
不过建军“主政”期间也干了一件大事，他领着村里人把这条路修好了。原来这条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别说马车走不了，就连人走都拔不出腿。如今铺了砂石，再也不怕了。但也正因为修了路，就贪了污，97年的时候被抓起来判了刑。听说如今还是“保外就医”呢。我们村里的李家，原来是大队干部，听说后来到别的大队当大队长，为人霸道，贪污，被村里老百姓告到旗里，判了刑，保外就医期间，他又打击报复，于是又被抓起来，刑期延长。听了这些，我们有些新奇的感觉：其一，原来这里这么明镜高悬、毫发不爽的？其二，这里的“抓起来”、“判刑”听他们说起来，似乎并不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与我们头脑中那种“惩罚”、“罪犯”的沉重概念相去甚远。在这里，这似乎只是官府的一种调济，是对老百姓的一种平衡。
比如建军，依旧是爱说爱笑，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兄弟姐妹七、八个，他老大，兄弟们大多在村里成了亲，如今这队里，基本就是他们家族姻亲。我们的车一进村，首先看见的就是他家的几个儿子，村里唯一的一个小卖部，也是他家开的。我们当然也一下就落入了他家的包围之中，他随手就在脚边抓一只鸡杀了。听他说话很有意思，说起一个得脑膜炎去世的人，他说：那时得这病，干脆就是等死，哪象现在呀，得了这病，轻松加愉快，没事儿。听得我们大笑，得脑膜炎还轻松加愉快？他很正经的说，那是，现在有药呀，还怕啥？
吃完饭，建军说，走，去看看你们的房子。这真是我们最想看的。我们的房子，当时是用最好的木头搭的架子，尤其那根大梁，是一整根粗粗的松木。我们走后，很多人想买我们的房子，最后是大队的一个干部买走了。扒了土坯，换成了红砖。如今当然是面目全非了。建军指着房前园子周围浅浅的一道沟说，这不，这是你们挖的。又指着园角一株七扭八歪的榆树说，这是你们当年种的，在这儿照张像吧。这时，我们真是感谢建军。
当年我们不会编篱笆，于是就在园子周围挖了一道沟，也挖不深，就浅浅的。老乡家都在这宝贵的一点地方种菜，我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十八棵小松树苗，郑重其事地栽进园里，象征我们十八个人象十八棵青松，扎根在这里。可是松树很快就死了，后来也不知谁弄来一棵榆树，种在了园角。
这里的冬天，天亮得很晚，黑得很早。那时一到冬天，队里就做粉条，土豆粉的，很好吃。干活儿的人中午就可以在队里吃粉条，算是一顿饭。我们不干活儿，也去吃，队里也不管，其实也没什么活儿，就是搓苞米。有一天天实在太冷，我们觉得我们刚起来，队里就敲钟吃饭了。吃完粉条，我们不想干活儿，又回来昏昏欲睡地躺在炕上。小敏出去上厕所，一出门，她忽然惊叫起来：
“快来看呀，两个太阳！”
我们全跑出去，果然，房屋两边，离地一竿多高的天上，一边一个，又红又圆、一模一样的圆球。这一下我们可炸窝了。
“怎么两个太阳？太奇怪了！”
“不对，东边是太阳，西边是月亮。”
“不对呀，咱们都吃完中饭了，怎么太阳还在东边？”
“对呀，那太阳应该是在西边呀，那东边这是什么？”
“东边是月亮呀！”
“谁说的！现在才几点呀，再说月亮怎么会跑到东边去了？”
“月亮怎么不在东边呀，月亮是从东边升起来的。”
“谁说月亮是从东边升起来的？月亮是从西边升起来的。”
这一下我们全糊涂了：月亮到底是从哪边升起来的？
想想吧，我们都是高中生或初中生，我们有知识，我们都学过地理，可是此时，我们却在为月亮是从哪边升起来的争论不休。
那个冬天的下午，我们象一群原始人，我们心中甚至也体会到了原始人对天象的那种恐惧和崇拜，也感觉到了“蒙昧”像一个巨大的怪兽，在旁边窥视着我们。从此，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使我害怕。
这次我们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在嫩江边照一张像。那时，嫩江在我们的生活中太重要了。夏天它泛滥了，我们无法过江；初冬，它要封江了，我们不能过江；开春，它要开江了，我们不能过江。它时时限制着我们的行动，它是一道天堑，横梗在我们与世界中间。可是如今江上已搭了浮桥，我们的车就是从这桥上轻快地开过的，几年以后，就会有一座大坝出现在江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兴奋，忘了照像，回去时赶火车，来不及照相，唉，等以后吧，几年后，大坝修好，我们还会来的。
2001-08-04
呼伦河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