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梦，遗留在霸王岭下

八、结识婉婷

转眼间就过了两个多月，在我们竭力工作之下，能勉强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徐班长对我们这帮青年人的表现大概还满意。虽然我们在工作中有时会出些差错，但他从来没将情况上报，也没上纲上线地把做错事的人作为批判对象；连队经常开批判大会，流露出不正确思想或工作中犯错误的战士要站到台前接受批判和教育。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不知哪天自己也会站上去。

连长和指导员极少到我们的工地现场，我们只有在开全连大会时才能见到连级干部，因而，班长就是唯一直接管束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工作强度由班长掌握，工作表现好坏的评定也全由班长说了算，所以，有一位体贴下属的班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召开全连大会时，连长和指导员偶尔会想到我们这十位知青，对我们说的大体上还是那句话：知识青年要努力改造旧的世界观。他们也没有忘记督促徐班长必须严格地管教我们，要求他协助我们“脱胎换骨”，从而彻底与旧的世界观决裂。于是，我们十位青年之中的大多数人每天都挥汗如雨地工作,希望能与那连自己也不知道藏在脑海哪个旮旯的“旧世界观”决裂。我之所以说大多数，是因为还有那么一两个人干活时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

日子随着我们刻意的磨练一天天地消逝，我的思想在渐渐地转变，失去了初踏琼岛（海南岛的别称）时那见什么都觉得新奇的感觉，也淡化了那种为自己能献身于祖国的橡胶事业而觉得无上光荣的自豪感，余下的只是必须牢记如何“接受再教育”和如何“改造世界观”。

白天，我摒弃所有思想杂念，全力以赴参加生产劳动，晚上7时和全连干部、战士一起集中在晒场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逢星期一、三、五的晚上连里不是开全连大会就是开班组小会，如此日复一日，我们的生活十分单调而规律。

在这期间，伟鸣来过几次五连。他仍是郁郁不乐，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听他说，三连的领导对他们这批新来的青年也有同样的要求。他每天上午到橡胶林段里除草，下午仍旧在树桩上练习割胶技术。由于参加了劳动，伟鸣的皮肤也晒黑了。每次见面我都想方设法开解和安慰他，希望他能快些适应兵团的生活。他告辞时，我也总是送他到歧雅峒才与他分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兵团里的集体生活我逐渐习惯了，我们四位青年人住在一起，一直相安无恙。在个人兴趣方面，我们各有各的爱好:廖建平喜爱文学，整天看书和写字，但能借到一本值得一看的书并非一件易事，于是，能够找到的书他都看，也许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覃郁民喜欢音乐，有空就吹笛子或唱歌。往日在学校宣传队他已是文娱方面的活跃分子，笛子独奏是他的拿手节目。童志成喜欢钻研数、理、化，他的床头堆放着许多卷了页边的旧版课本，有一部分还是大学课程的；因文化大革命的掀起而取消了高考使他耿耿于怀，在平时的言谈中，他总爱说假如不是因为停止高考，自己满有把握跨进大学门槛；这原本不是他的过失，他亦为此懊恼不已，也许是懊悔自己生不逢时吧。我十分佩服志成的学习精神，对我来说数、理、化是最枯燥乏味的学科，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那些课本。我的爱好是看书和集邮，偶尔也会写几行别人看来不知所云的诗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干扰别人的行动。就这样，在那盏摇曳的煤油灯下，我们有时各做各的事，有时一起谈天说地。

周末这天，临收工时，徐班长告诉我们，他另有工作安排，要与我们分手了。以后由一位名叫黄玉珠的班长带领我们。

因为对老班长依依不舍，同时感激他对我们的爱护和帮助，星期天我们十位青年一起到老班长的家里做客，感谢他几个月来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

老班长的家在东边营区一排平房中，有两小间，隔墙开了个门口使两间房子相通。房子前面有一棵椰树，房子后面是几棵高大的杧果树，从外边看，环境还不错，但进入室内感觉就不同了。老班长的家十分简陋，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在充当客厅的半间窄小的房子里，四个角落堆放着锄头、长把镰刀和装胶乳用的铝桶等工具；厅中间摆着一张用粗糙木板钉成的方桌，大概既作餐桌也当书桌。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正趴在这张方桌上写作业，另有两位小姑娘在做家务，他们都是老班长的儿女。见到一大帮人进来，小孩们感到十分诧异，都抬起头来瞪大眼睛望着我们。

虽然大宿舍与老班长的房子只相隔一条并不很宽的泥路，相距不足百米，但我们平时竟没来拜访过老班长。见我们造访，徐班长很高兴，忙说：“请坐！请坐！”可房子里根本就没那么多椅子。我们都站着，嘴里连说“不用！”、“不用”。

“抗美，援朝，快到邻居家里借几把椅子回来！”徐班长大声地叫。

起初，我们还以为老班长在高呼口号，待见到两位小姑娘乖巧地走了出去，才明白那“抗美”、“援朝”大概是他两位女儿的名字。旋即间，两位小姑娘搬回几把凳子，我们才围绕着老班长坐下来。

老班长也许留意到我们的诧异，向我们介绍道：“这是我大女儿抗美，今年十五岁，在团部中学念书，平时就住在学校里。今天是星期天，她才有空回来；这是二女儿援朝，读五年级了；小儿保家，今年刚上学。”他转过身去又对躲在他身后的儿女们说：“这些哥哥们是从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他们来支援海南的建设。”接着是几声稚气的、参差不齐的“哥哥们好”。志成乐颠颠地对老班长说：“徐班长，你还有一个任务没完成呢！”老班长不明所以，认真地问：“还有什么任务，请提醒一下。”“你还要和老伴生一个小‘卫国’呀！”志成笑着说。

一下子引来满堂欢笑。刚好老班长的爱人从外头走进来，听到志成的话，她接口说：“不生了！不生了！养大这三条‘化骨龙(作者注：粤语方言中的借喻，形容儿女。意思是父母要耗尽一身心血和精力才能把儿女哺养大)’我们也就完成任务了。”听口音，就知道徐班长的爱人是南方人。我想，这家庭一南一北的结合，挺有意思的。老班长的爱人进来，原本热闹的场合一下子冷了场。志成的脸红透了，他原想和老班长说说笑，想不到却让大嫂听到了。

为了打破僵局，建平解释说：“师母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需四个儿女的名字才能凑完整，所以志成才如此说。现在缺了‘卫国’，实属憾事。”大嫂答道：“我姓刘，名春英，你们叫我春英就行了，不必客气。哎呀，当初我们结婚时，老徐是有这样的打算。他说为了纪念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将来要生四个孩子，就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来起名字。但现在想来，三个孩子已足够，不想再生了。要将孩子培养成人可不容易啊！孩子越多，家庭负担越重。”从大嫂这毫不拘束的话语中，我们已看出她是一位落落大方、性格直率的女性。凝固的气氛又渐渐活跃起来。

老班长爽朗地笑着说：“就让三个孩子长大后一起来卫国吧！”我们附和着称“是”。

又说笑了一回，话就转入正题，建平代表十位知青多谢老班长这段时间对我们的照顾和教育。

徐班长说：“回想起来，我对你们的管教是不够严格的。这次把我调离你们，也是因为我缺乏带兵的水平。”他的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将我们每人都看了一眼，又说：“你们之中有几位工作是挺积极的，这我心里清楚，只可惜这次连队里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和评‘生产标兵’你们没有一人能评上。这全怪我不好，见你们太‘嫩’，怕累坏你们，结果反而阻碍了你们进步。往后，你们要更加自觉地做事，别怕苦怕累，钢铁是经千锤百炼后而炼成的。”“是的，我们一定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取当上‘生产标兵’。请徐班长放心。”陈家栋说。

“其实，当不当生产标兵不重要，做人最好不要有虚荣心，要踏踏实实地干活，荣誉只是一种鼓励。”老班长转了语气说。我想，这才是他的真心话。

林劭年关心地问：“徐班长，我们很不舍得你走，但你另有重任，我们也替你高兴。你是调往何处？”这正是我们都想知道的事情，大家静了下来，等待老班长的回答。

徐班长笑了笑说：“也可以说是重任吧，我要负责全连人的吃肉问题。我当猪倌了。”付立勋眨巴着小眼睛，疑惑地问：“养猪？这岂非大材小用！派一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英雄去养猪！简直闹笑话。”徐班长正言道：“不，不，不！工作不分贵贱，我也不是什么英雄。”我很欣赏老班长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但我仍不觉得这是合理的工作安排。我问老班长：“全连那么多人，怎么偏偏调你去养猪？那位自称以猪圈为家的黄水养不是很好的养猪专家吗？”老班长淡淡一笑：“领导分配工作必有综合考虑，作部下的只有听从命令的份儿。说起那黄水养，他由于嘴巴能说会道，工作上又做出了一点成绩，现在已是咱连的红人了，哪还用养猪。早几天他参加了团里‘学毛著讲用会’，博得了团部首长的青睐。他誉满归来，林连长马上提出让他当连队的文书！把文书小肖调去割胶班了！”我说：“什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他是地道的钻营分子、投机派、表里不一、吹牛大王……”我将脑海里涌出来的词汇一口气念了出来。

徐班长摆了摆手，说：“这事在此说说也就算了，在外头别嘈嘈嚷嚷的。再说，他也有一定成绩的，起码把连队里的猪养得比较好。”“饲料充足猪就养得好，有啥希奇。”建平也心有不服地说。

老班长望了我们一眼，我们的表情和眼光中都流露出不平和愤慨。他微微一笑，平静地抚慰道：“青年们，不必激动。要知道，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只要他付出了劳动，尽心尽力地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就能问心无愧，就能心安理得地生活。早些年我也曾经养过猪，现在只是重操旧业罢了，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接着，老班长向我们说了几句肺腑之言，大概是“日后说话要看场合，不要捅娄子”之类的话，我们又连连称“是”。

天刚蒙蒙亮，起床号刚响过不久，一个急促的女高音在我们住处门口叫唤：“喂！喂！里面住的战士，快出晒场集合！”那声音高昂而急促，就像指挥官在战场上下达紧急的战斗命令。我从上铺一翻身跳了下来。走出房门一看，只见大宿舍的六位兄弟已站在晒场边沿待命。显然是我们这“独立营”最后才接到通知。我慌忙向房里叫道：“快，大家快起床，集合了。”“开工号还没吹响，怎么就集合了？”志成嘟哝道。

“我还没吃早餐呢！”郁民焦急地说。

“小房子里的战士，快出来集合！”晒场上又传来了那女高音的催促声。

我们房里乱作一团，四个人碰碰撞撞地忙碌着。好在我的小铁桶里还储有水，我打湿毛巾糊乱擦了把脸，漱漱口，然后一边穿衣服一边向晒场跑去。

一位身材高佻的大姐神态威严地站在晒场中央。她双脚并拢，挺直身子，屈举右手，平伸左手，用刚才叫唤我们出来集合时那种高音调命令道：“战士们靠拢！排两列横队。”我估计这就是我们的新班长了。我们顺着她的手势的指引互相靠拢。建平、志成和郁民刚好及时地跑了过来。队伍很快站好了，一排五人，虽不太整齐，但个个都挺严肃。此时从女兵宿舍区跑来了四位姑娘，她们自觉地分开两对分别接着我们的两行队伍，嘴里嘻嘻哈哈地小声说着什么。

“肃静！战士们，首先介绍我自己：我叫黄玉珠，”这位新上任的女班长用带有潮汕口音的普通话说。她的声音仍然是那么高昂。为了保持威严，她的面部表情有些生硬。她两眼直视我们，接着说：“接连部命令，从今天起，由我担任你们的班长。另有四位割胶的女战士，因为现在橡胶已停割，暂时和你们一起干活。她们来兵团的时间比你们早，而且都是连队里的生产能手，你们要好好向她们学习。”十位小伙子不约而同地向左边扭转头，盯着几位姑娘看。黄班长接下来讲什么大概谁也没听清。

“立正！向右转，起步走。”讲完话之后，黄班长发出口令。

我们机械地转过身来，向前迈出大步。黄班长走在头里，带领我们向连队食堂走去。

食堂的东面墙壁上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肖像，我们面朝肖像恭恭敬敬地站立。

黄班长说：“我们现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作早请示，请战士们一定要遵从领袖的最高指示，发奋工作。”十几张嘴同时嘟嘟哝哝、吱吱喳喳地请示着，谁也听不清别人说些什么。也许只有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才能听见我们每个人的心声。紧接着是几句整齐的朗朗祝愿：“恭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恭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崇高的祝愿词我们在学校时已念过千百次，因此能十分流利而自然地高呼出来。

时间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开工号角早已吹响，但天大的事情也不能阻止或干扰正在作“早请示”的人们。请示完毕，黄班长仍然十分虔诚地面向领袖的肖像站立着，也许她正在遥感从几千里外的北京传来的批复。许久，她才转过身来，带领我们走出食堂。青年们都装成精神饱满的样子，跟随这位女班长昂首挺胸地向连队南边的橡胶林走去。

走过溪边那段两旁长满野草的弯弯小径，我们来到一片近山的胶林。几位女战士肩上扛着捆扎住的麻袋，从后面赶上来。队伍停下后，黄班长对大伙说：“今天的任务是收集橡胶种子。这种子是用来培育橡胶幼苗的，所以太小的或是变坏了的就不要收拾……”时令已是深秋，橡胶树已经落叶，林段地面铺满枯叶，到处一片金黄。林间飘荡着一种深沉的气味，那是树叶子在完成了它的使命后释放出来的最后一缕气息。此时的橡胶果实已熟透了，那像小孩子拳头大小的果实在树上噼啪、噼啪地炸裂开来，鹌鹑蛋般的籽儿不时往下掉，落地后滚动几下就钻进枯叶底下。

我们在林段的边沿一字形排开，再顺着橡胶园的行间慢慢走过去，一边用脚拨开枯叶，寻找那些让叶子遮蔽住的橡胶籽，看到后就把它捡起来放到麻袋里。这是小孩都会做的工作，比拿锄头轻松多了，工作时大家便有说有笑起来。再说，因为有几位姑娘和我们一起工作，大伙干活似乎特别来劲，姑娘们那青春倩影惹得我们这十位小伙子不时投去不老实的眼光。

栗色的橡胶树籽表面很光滑，质地也较硬，有点像蓖麻籽，不过大许多。听说团里还有很多土地没开发，往后还要种植更多的橡胶林，所以需要收集很多橡胶籽。

我们和几位姑娘并不陌生，平时大家在连队里多少都打过照面，只是彼此没有说过话而已。其中有一位姑娘对我本人来说可算是老相识，她就是我刚到五连的翌日清晨在胶林里见到的那位长发姑娘。工作时，我故意与她并排走，找个适当的时候，我对她说:“你不是那位在二号林段割胶的大姐吗？我看过你割胶，”她扭转头，瞄了我一眼，说：“记起来了，那天你差点掉进沟里……嘻！嘻！”她也许是回想起我那时的狼狈相，嘻嘻地笑了起来。

为了遮羞，我忙说道：“你唱歌十分动听，割胶时的姿势和动作也很优美！轻盈飘逸，简直是一种美妙的舞姿！我是听呆了、看傻了，才会摔跟头……我真想再看你割胶。”她莞尔一笑：“你过赏了，我笨手笨脚，哪像你所说的……想看我割胶还不容易。”说着，她抬头看看因掉光了叶子而貌似干枯的橡胶树枝桠，然后接着说：“不过，要等到明年春天啦，当橡胶树上长满叶子的时候才能开割。”我也笑着回答说：“好！到时我一定再去看……”我向她说出那天看到她工作时所产生的美好感觉。我说的是心里话，自从那天清晨看了她割胶之后，她那长长的秀发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飘荡。

她微笑一下，说她在割胶班已工作了两年，每天都重复做相同的工作，动作当然熟练了，言下之意是我把极平常的事情神化了。

我以羡慕的口气说：“我能学懂割胶就好了，当一名割胶战士才有意思呢。”她听了马上说:“你别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割胶是一件苦差事。我们每天夜里三点钟就要起床，那时你们还在梦中呢。接着我们要在胶林里不停地来回走，一棵树接一棵树地割，一直干到天亮，累得手脚发软、腰酸背痛，加上其间蚊叮虫咬，真是苦不堪言。”万万想不到，我认为极富诗意的割胶工作还有这看不到的一面，我顿时哑口无言。

“小弟弟，你刚来，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的呢，”她笑着说。她竟称呼我小弟弟，令我很尴尬。自从我走出社会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自己当作大人了。

“我叫马文锋，”我对她说。马文锋三个字我说得特别响，希望她不要再称呼我“小弟弟”。

她又笑了笑，然后用俏皮的口吻说：“啊，是匹小马！我就称你小马吧。我叫黄婉婷，你叫我黄大姐或婷姐都行。”“‘婉婷’，很好听啊，你的名字和人一样美。”她收敛笑容，朝我说道：“你别卖嘴乖，我不喜欢溜须拍马的人。”让她如此一说，我很不好意思。我原本没有一点谄媚和奉承的意思，说出来的完全是从内心自然溢出的话语。也不知哪来的胆量，我坚持道：“我说的是真话，你确实很漂亮，‘婉婷’这名字也很好听。”她的脸微微泛红，像初绽的桃花般妍丽。一双闪亮的大眼睛匆匆地瞅了我一眼，她那小嘴嗫嚅了一阵才说出话来：“别说这些，说说你得知了割胶的真情实况后还想不想去割胶。”我不加思考地应道：“想，割胶总比打杂强，如果……”我想说如果能跟她学割胶，那真是幸事，怕她又抢白我，话到嘴边急忙收住。

沉默了一会，婉婷又对我说：“你知道吗！两年前，我刚上岗位割胶时，半夜三更一个人在胶林里工作，真是怕得要命啊！在电石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觉得到处都像潜伏着野兽或妖怪，一有风吹草动，就哭叫起来。”她顿了顿，脸上略显愧意。“那天，你所看到的只是天亮后的场面，当时我刚从黑暗中解脱出来，精神自然为之一振。”就这样，我们一面谈话一面工作，心情很愉快，时间亦过得很快。转眼已到上午10时，这是规定的休息时间，大家可以坐下来休息十五分钟。以往挖木薯和番薯时可是盼很久才到休息的时间呢！那时，我们一坐下就是半小时左右，徐班长总是有意无意地延长一点休息时间，好让我们恢复体力。

 

九、默默关怀

橡胶林段旁边的小山坡上长着疏落的树木，几棵木棉树正在落叶，几棵枫树的叶子已黄中透红，然而，小山坡后面山峰上的常绿乔木依然一片苍翠。在这暮秋的季节里，山林中红绿交相辉映，真是一种奇妙的景色。没被大树荫蔽的坡地上长着许多野菊花，金黄色的一簇簇开的很艳丽，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儿牵挂在藤萝上或是顽强地挤身于荆棘中，大大小小的花朵争奇斗艳，煞是好看。我们来到这有树木、野草和鲜花的坡地上憩息。我和建平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躺下来，那伏地而生的蜈蚣草老叶已枯黄，但它的嫩叶却继续在生长，似乎不知道有秋天的存在。

我想起了到居委会报名上山下乡时那位女办事员所说的话，什么“海南岛遍地是椰林和水果，香蕉比水牛角粗，荔枝还大过苹果”，简直是吹牛。但平心而论，这里倒是一片恬静宁谧的地方，工作劳累了的人们，假若躺在这柔软的草地上，望着小树丛中的藤萝和成群结串的小花，或踏步于散落着野牡丹花瓣的溪边青苔上，听着潺潺的流水声，那是多么惬意。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身的疲倦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满脑海的闲情逸致。

十几分钟时间太短了，我要抓紧时间休息，于是伸展一下身子，让自己更舒适地躺着。望着远方的群峰，望着苍翠的背景下的红枫树，我的心中萌发了诗兴，一首《如梦令》便有了雏形：

“峻岭嶙峋屏障，苍翠嫣红相傍。

时令临严冬，山脉青葱依样。

惜甚！惜甚！

美景无暇观望。”我默念了一遍胡乱拼凑的、还没对准平仄的句子，便闭目养神。我刚合上眼帘，一位名叫张莹倩的姑娘走过来找建平。她是和婉婷一起暂时派来我们班的四个姑娘之一，是韶关市知青。

“建平，过来！帮忙摘野果，”莹倩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语气叫道。听到这种不容商量的话语，就像他们早已相识，并且感情很好似的。其实，他们只是一起工作了小半天而已。

我微张眼帘，只见建平一骨碌站立起来，乖乖地随莹倩而去，走向山坡的另一边。我很想去看看那里有些什么野果，但为了不干扰他俩，故忍耐住没跟去。

经过几个小时的接触，几位姑娘我们全认识了，看来她们也挺喜欢和我们这帮楞头小子说话和玩闹。除了婉婷和莹倩，另外两位姑娘一位名叫张月莲，是婉婷的同乡；一位名叫曾碧霞，是广州市老三届知青。

建平一走，我也不想再躺着。我坐了起来，抬眼望去，见到婉婷正在不远处的草丛里摘野花，于是起身走了过去。来到婉婷身后，我无话找话说地问：“婷姐，你在摘花吗？”“废话，明明见我在摘花，还这样问！”她头也不回地说道。

“嗯，啊，我是特笨……”我的脸蓦地发起烧来，讪讪地转身走开。

身后的婉婷“噗哧”一笑，低声叫道：“回来！你竟这般没用，说句话都受不了！”我不得已转回身，红着脸，一副窘态地面对她愣愣地站着。

婉婷碧眸熠烁，瞅着我，用手捂住嘴又“哧哧”地笑了几下，然后问：“这花好看吗？我编个花环送给你好吗？”我机械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赶忙纠正：“我点头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花儿很好看。花环我可不敢要，男子汉脖子上挂个花环，别人会笑话的。”婉婷咂嘴道：“唷！你也算‘男子汉’哟！我看你还是小男孩呢！”这婉婷！真是茶馆里的捣蛋伙计——哪壶不开提那壶。自从出社会工作，我最怕别人说我小，她偏偏不是称我作“小弟弟”，就是叫我“小男孩”，让我的脸没处搁。

正当我因不知如何回答她而左右为难时，建平小跑着来到我面前，焦急地说：“文锋，来帮个忙。我爬不上那棵树，你来试试看。”“婷姐，我过去看看。”我巴不得有个脱身的机会，说完，一阵风似地跟随建平跑开。到那边一看，只见莹倩、月莲和碧霞三位女战士正围着坡地上的一棵橄榄树仰首观望，那生津解渴的山橄榄诱惑着她们垂涎欲滴。志成则在尝试着想爬上那棵树，可上到两米来高就支撑不住，不得不滑下来。

我打量一下那棵橄榄树，树干约有十来米高，对我这个从小就懂爬树的人来说要爬上去并不难。我搓搓手掌，施展自己爬树的本领，三两下就爬到了树杈上，站稳后四处一看，果实很少。时值深秋，成熟期已过的果实几乎掉光，剩余下的果实东几粒西几粒的挂在树梢上。我使出从小练就的技艺，在枝桠间跨过来攀过去，一颗颗地寻找那稀疏分布的果实，看见了就摘下抛给在下面等待着的一群人。我见到婉婷也走了过来，和大伙一起站在树底下等候我扔下那些味道甘美、生津止渴的果实。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玩闹着争夺那一粒粒小小的橄榄，开心极了。

突然，我透过橄榄树的枝叶，见到黄玉珠从橡胶林里走出来，陈家栋和付立勋像两个卫兵似的跟在她的左右。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这位身材颀长的新班长，样子生得不错，性情却不和善，加上她那毫无笑容的嘴脸，使我十分敬畏。

“开工了！你们怎么跑得连影儿都看不见，”玉珠站在林段边缘向着山坡这边高声地喊着。

我赶紧抱住树干往下滑，由于动作太仓促，上衣纽扣让粗糙的树皮刮掉了两粒。我用手拉扯住那因缺纽扣而松开的衣襟，狼狈地跟在建平的身后走回橡胶林段。我留意到婉婷还在橄榄树底下转悠，也许她一粒果实也没捡到。我后悔没留下几粒放在口袋里，过后好送给她。

“你们给我站住！”玉珠朝着懒洋洋地走向林段的青年们叫道。“动作快点，靠拢过来。”陈家栋和付立勋两人早已毕恭毕敬地站立在班长面前，余下的人也就乖乖地跟着排列成两行队列。

婉婷是最后一个走过来的。玉珠瞪了她一眼，说：“婉婷同志，今天你的动作最慢！干活的时候嘴巴没停过，听到我的开工号令你还在背后磨磨蹭蹭，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珠姐，我……”婉婷也许想解释一下。

玉珠打断她的话：“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要称呼我班长，不许‘珠姐’、‘珠姐’地叫，懂吗？你们往后都要记住。”说着，她从头至尾地扫了一眼严肃地站立着的部下。

婉婷脸颊潮红，敛眉而立，微低着头没再辩解。

“还有你，”玉珠伸出修长的手臂，用两只尖尖的手指指向我。“你叫什么名字？”“马文锋，”我惶恐地答道。我尽量控制自己，使身子不要颤栗。

玉珠瞪了我一眼，厉声说道：“马文锋，你休息时不好好歇着，爬到树上干嘛！你以为自己是霸王岭上的长臂猿吗？！一不留神摔下来，你后悔也来不及啦。”我几乎连气都不敢呼，静静地站立着受训。但说完这几句话她没有再训斥什么，我才偷偷地呼出一口气。

玉珠望着眼前参差不齐的队列，想了想接着说：“知道徐德轩为什么不能带领你们吗？是因为有人向连长反映，说你们工间休息的时间太长，说是徐德轩纵容你们偷懒，说他没水平带班，只适合养猪。现在由我带领你们，大家就要听我的，我们必须完满、漂亮地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我们还要严守纪律，工间休息时间是十五分钟，不允许多占公家一分钟，清楚了吗？你们不要丢我的脸，让领导把我也调去养猪！”虽然她以幽默的话语结尾，但她那冷峻的脸上仍不露丝毫笑容。

“清楚了！我们不会给黄班长丢脸。”陈家栋和付立勋两人异口同声地答道。这一高一矮的一对孖宝虽然性格不尽相同，但在阿谀逢迎方面却显得很齐心。见他俩朗声地表态，其余人也就拉拉沓沓地复述了一遍。

“你们往后叫我玉珠班长吧！别叫黄班长，”玉珠降低了音调说。

“是！玉珠班长。”有了刚才的例子，这次全体青年轻易地做到不约而同的齐声应答。班长的要求虽使我们感到莫明所以，但我们完全可以按她的喜好称呼她。

这位女班长在带班的首日便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大家领教了她的做事风格，只好老老实实地干活，再也不敢大声说笑。

由于玉珠点名批评了我和婉婷，我们不敢再站到一块工作。建平也自觉地与莹倩分开了。我拖着半麻袋橡胶果，跟在建平身后。我的脑海里仍在想着刚才玉珠所说的关于徐班长的事，心里感到十分不平。我对建平说：“勤勤恳恳工作的老班长却让人说成只适合养猪，是谁这般颠倒黑白！”建平还没出声，旁边的志成就插话说：“讲起这件事，我想起来了，有几次我们在地头休息时，总是见到黄水养躲在远处鬼鬼祟祟地向我们张望，我们休息时他这么留意，想必是为了向领导打小报告。”建平说：“我也见到过这种情况，这样说来，很有可能是他搞的鬼。那次听了他在‘学毛著讲用会’上吹嘘，我就知他是地道的小爬虫。”此时郁民也凑过来，他接口说：“这就是黄水养的才能啦，要不，他怎能从一位养猪的一下子就跳到连队文书的位置上。”我不解地问：“踏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也算有才能？”“对这类人来说算是吧，”志成说。他的理解能力比我强多了。

上午工作结束时，我们扛着几麻袋橡胶果实，满载而归。

下午，我换了一件衣服出工。掉了纽扣的衣服我已洗涤干净晾在房前的树枝上，打算有空时去找回那两颗纽扣缝补回去。

工作时，婉婷走了过来，打量我一下说：“我以为你还穿那件缺纽扣的衣服出来呢！”“已换下来洗了，”我红着脸回答。“你怎么知道我的衣服纽扣掉了？”我感到奇怪：休息过后我一直没和她一起干活，她怎么会留意到我的衣服呢。

“你以为用手拉扯住衣角，别人就看不见你的衣服掉了纽扣吗？”她微笑地说。接着问：“你懂钉纽扣吗？”我没有十足的把握，稍微犹豫一下说道：“大概可以应付！”她递给我一只绣着精美图案的针线包：“那么，你自己应付吧！如果不行，就拿过来让我给你缝。”“谢谢你，好婷姐！我正为如何找来针线而发愁！”我激动地说。

晚上，回到我们那小天地以后，我赶忙拿出婉婷借给我的针线包，准备钉纽扣。可一想，那丢了的纽扣还没找回来呀！这又使我犯难。也许针线包里有，我想。我连忙打开那精致的针线包，里面确实有纽扣，不过都是姑娘衣服上那种雕花小纽扣。正当我失望之时，我见针线包里面还有一个小纸包，扯开一看，摆在眼前的是两粒和我衣服上的一模一样的纽扣。我心里一阵热乎，我明白了当时婉婷为什么在大家走后还留在橄榄树下转悠，原来她是在为我寻回那脱落的纽扣。为此，她还受到玉珠的批评。

我站在煤油灯下缝纽扣。建平拿起那只放在他的床铺上的针线包，疑惑地问：“哪来的针线包？这么小巧玲珑，很精致。”我含糊地答：“是别人借的。”郁民从对面床上坐起来，笑着插嘴说：“一定是那位长发姑娘借给你的。看来她是看上你啦！对你这么关心。”“她好像是叫婉婷吧，人长得满漂亮的，还很机灵！你要把握好机会！”建平放下手中的针线包，接着郁民的话说。

志成也不甘落后，嘻笑着说：“唏唏！文锋，你真有福气啊，才一天时间就和那‘小瀑布’搞得火热。”“什么‘小瀑布’？”郁民听不明白，问了一句。

“你没见她那满头秀发直垂至屁股吗？像不像小瀑布？”志成反问道。

郁民长长地“哦”了一声，表示明白和赞同。

想不到因这小小的针线包，竟引来了他们三人对我的围攻。我本不想表态什么，随他们说好了。但是志成竟然用了“屁股”一词，我怕亵渎婉婷，于是说：“志成，你别太粗俗，‘屁股’一词也能说出口，没有其它的词语吗？”“噢，有的：臀部。”他一本正经地答。引来建平和郁民哈哈大笑。

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婉婷，言谈之中，夸赞的多，都是说她长得很标致之类的话，同时也挑出一些他们认为美中不足的地方。也许是由于精神空虚，抑或是年青人聚在一起时必然会这样，他们经常谈论与姑娘有关的话题。我年纪最小，所以一向只作旁听者，很少插嘴。没想到这次他们竟把矛头指向我和婉婷。

忍无可忍之下，我不得不说：“我求求你们，别在背后对一位刚认识的姑娘评头品足！这是缺少涵养的表现。”大家并不理会我的抗议，继续嘻嘻哈哈地说笑。虽然明知他们的说笑是出于善意，但我仍然不想他们说下去。

婉婷的相貌确是姣美，她的身段不胖不瘦，似乎恰到好处。她的脸庞圆润白晰，粉妆玉琢的小嘴和鼻梁之上镶嵌着一双美丽而流露出无限柔情的眼睛，眼珠特别黑，像两颗晶亮的黑珍珠，稍微转动一下，就会闪烁出一种淡淡的光彩。用小说中描写少女的眼睛时所常用的“水灵灵”一词来形容她的双眼我觉得很贴切，虽然老套，但我一时想不出其它更好的形容词来。还有那两排与眼睛匹配得很和谐的弧形睫毛不时地眨动一下，像是会对你说话似的，真是奇妙无比。虽然婉婷如此俊俏，但我和她说话并没有建平他们所说的那种目的，所以我接着又辩解道:“我只是向她了解割胶的情况，没谈别的。再说，我已有心上人了，只不过她现在还在读书，不能谈恋爱。等她读完中学，我会正式和她谈对象。如果你们有兴趣听，我把我和她的故事讲给你们听吧。”他们几个人往日在那无聊的晚上都公开地谈过自己的恋爱史，惟独我从来没有讲过这方面的事情，他们巴不得我将自己的内心秘密透露出来。在一片鼓掌声中，我将自己和杨丽的童稚之恋向他们公开：

“她叫杨丽，是我的同窗。她仍在读书，今年读高一。我们青梅竹马……”我以人们回忆甜蜜往事时常用的幸福语气慢慢地讲述我和杨丽的往昔。

在没征求杨丽同意的情况下，我就泄露了我们之间的秘密，这似乎很不应该，但为了使他们不再谈论婉婷，我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情节并不复杂，我的“故事”很快就讲完了。他们都沉默不语，房子里一时寂静起来。我想，他们听后肯定觉得不过瘾，因为我和杨丽之间的交往太简单了；我们的交往是很纯洁的，只是一起看书、一起看电影或是两人坐在一起空谈一些今后的理想而已。更多的时间是两人之外再加上伟鸣，我们总爱三人一起活动，那种场面愈加活跃和愉快。

沉默了一会，建平说：“看不出，你小小年纪也有浪漫史。真遗憾啊！现在你俩各分东西，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日后怎么办，真的没想过，所以没有回答。郁民说：“你那些‘浪漫史’只是幼稚的往事，不要太认真。你别沉浸在不现实的幻想之中，现在你已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了，安身于千里之外的海南岛。你在岛上劳动，她在城市里念书，能联系到一块吗？一切都要从头来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志成躲在帐子里吟诵起毛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那声音喃喃的像梦呓般，听了令人很不舒服。

就算我已有心里准备，听了郁民的话，我依然觉得心烦意乱。如此说来，上山下乡就像一道深邃而宽阔的沟壑，它将我的过去和现在分隔得远远的，使我难以将两段时间连接起来。一种不安的情绪开始在我内心蠢蠢蠕动：往日，我和杨丽朝夕相处，感情的纽带当然萦绕得较紧，现在我们却相隔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见上一面，这时空之隔，也许真会使感情淡化！

见我闷闷不乐，郁民又说:“早些天我已说过，我也有一个学生时代的恋人，她叫吴颖。在学校里，我们偷偷地传递纸条，丝毫也不敢让同学和老师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好不容易盼到高中毕业，可我却要来海南岛。与你所不同的是：我在来海南的前一天跟她分了手；她父亲有法子给她安排工作，所以她不想和我一道走上山下乡之路。我觉得与她再牵扯着那种关系很不实际……”他凛然地说着，似乎毫不后悔自己那果断的决裂。我心里暗暗佩服：好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傲然气概。但是，在他停下话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细微的叹息。

在我听来，郁民所说的这番话像是对我的暗示。我想也对，这种相隔千里的爱恋是有点不现实。我承认他的说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等于我要照着做，我仍然愿意保留一个美丽的梦。

“吴颖？她父亲是不是在红阳化工厂当革委会主任?”郁民说完之后，我问。

“对呀，”郁民连忙答道。想了想，他惊奇地问：“莫非你认识她?”我答道：“是的。她弟弟吴励是我小学的同学，小时候我经常去他家里玩，读中学以后因为与吴励不同学校，交往才渐渐疏了。”郁民说：“哦，难怪。我是在读高中时才开始和吴颖相好的，我很少去她家，所以从没遇见你。”我笑道：“我倒是杨丽家的常客呢。这就怨你懒惰了，女朋友的家都不去，你到底怎样恋爱的！要不，我们早就互相认识了。”郁民无奈地说：“不怕对你们说，吴颖的父亲不怎么喜欢我，我觉得很难应付他的诸多盘问，干脆避之则吉。”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位一朝得志不可一世的吴主任的尊容，于是体会出郁民当时的艰难处境：“是的，吴励的父亲一向凶巴巴，不好相处，特别是参加了造反派登上厂革委会主任的宝座后，更是趾高气扬。”有了共同认识的人，于是我们转了话题，谈起了吴家的事。

郁民比我年长两岁有余，人生经验当然多些，他所说出的话在我听来总是带有一定的哲理。建平的年龄比我大三岁，他处事较为冷静，说起紧要的事情总是思前想后再开口，而且思维能力也较强，连郁民都说他是“老谋深算的人”。志成亦比我年长两岁，他虽然多少有点玩世不恭，但说话却颇有逻辑性，这可能与他经常解方程有些关系。四人之中唯有我是幼稚无知的，所以无论他们谈论什么事情，我总是洗耳恭听，贪得无厌地吸取那怕是一丁点的知识，用来填充我在社会学方面上几乎空白的脑袋。

 

十、结拜姐弟

停割后就没汽车进连队拉胶乳了，我去三连探望伟鸣只能靠步行。星期天一到，我早早起来，轻松地上路，太阳还没出来，初冬的天气凉飕飕，独自慢慢地走在那铺垫着一层白色沙砾的大路上十分惬意。

由于是随意漫步，我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三连。太阳已升上树梢，阳光照射在皮肤上感到灼热刺痛。在海南岛，有阳光和没阳光的天气气温相差十分悬殊，在树阴底下和在太阳底下也像是两个世界。

伟鸣见我到来没有特别高兴，他懒洋洋地挥了挥手向我示意，让我坐到他的床沿上，好像知道我一定会来并且明白即使我来了也没多大作用似的。从外表看，他好像又消瘦了一些，而且无精打采的显出一种慵懒、疲倦的神态。

我细心观察他的变化，试探性地与他谈各种话题，揣摩他的内心活动，希望找出切入点来排解他的心疾。他有问必答，有些话回答得很正常，有些话却是答非所问，言语之间漫无条理。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他的思维处于正常与非正常之间。除了我早已知道的致病根源之外，这里的生活环境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的精神状态似乎是一种预兆，暗示他的精神随时会崩溃。就算我知道这是危险的信号，亦无计可施。

伟鸣说他毫无食欲，仍然吃得很少，有时甚至还会将吃进肚里的东西呕吐出来。

“你写过书信回家里吗？”我问。我想，他应当将这情况告诉母亲。

“写过，我说了和你分在不同的连队，我叫母亲不用挂心，我一切都好，能照顾自己。”“你没说吃不下饭？”伟鸣摇摇头：“没说。说也没用，这种情况家里帮不到我，反而会增添母亲的忧虑。再过些日子，也许我就能习惯这里的生活。”伟鸣的话让我非常感动，在自己的状态这么糟糕的情况之下，他仍能替母亲着想，不愿母亲为他担心，真是不可思议。

我为伟鸣能说出这种十分正常、十分有理智的话语而高兴。正当我将他的精神状况往好的方面设想时，他突然问我:“文锋，张保仔的宝藏真的藏在海南岛吗?”我愣了一下，才想起在集训那段日子里，曾给他讲过张保仔的故事，说过“也许张保仔遗留下的那批价值连城的珍宝，就埋藏在海南岛”这句话，我的原意只是为了给海南岛增添一点神秘的色彩，从而让他对这里产生好感，想不到他竟惦记着这传说中的宝藏之事。我万分歉意地说:“对不起！那是我随口瞎说，你别当真。南海水域岛屿众多，没人知道那些珍宝藏在哪个岛上。”见我否定了以前的说法，伟鸣那深陷的双眸倏忽间变得暗淡，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色。为了使他不至于太难过，我于是补充道：“再说，海南岛的面积有3万多平方公里，大着呢！就算真有珍宝藏在岛内，也很难找到。”我强调海南岛的土地面积广阔，意思是叫他不要再惦记这件虚无缥缈的事情，哪想到，他却转忧为喜地笑着说:“嘿！嘿！如果那批珍宝真埋藏在海南岛，发现它是迟早之事，我们已有千千万万的知青来了海南岛，说不定会有人在挖山或锄地的时候，意外地发现那些宝藏呢！一天，有人抡起锄头，一锄挖下去，哇！地底下是空的，钻进去看，满窟是闪闪发光的钻石、珍珠、玛瑙和金元宝！那就过瘾罗！”看他说话时那开心样，就像真的有人发现了宝藏似的。我怕他越想越出神，便说：“金银财宝不是无产阶级追求的目的，我们最大的财富是有一双勤劳的手。”怕我误解，伟鸣急忙申辩：“我并不是想要那些宝藏，金钱只是‘阿堵物’，但解开一个迷却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真的很好玩！”见他又说了一句像样的话，我便认真地说：“传说中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假的，往后别想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无谓事情了。”“也存在可能性，”他回道。

我不知他是指存在传说有假的可能性，抑或是指存在有宝藏的可能性。为了不让他围绕此事想太多，我就此打住话题。接下来我依例是对他说了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话语。在吃午餐之前，我就告辞了。

伟鸣的健康情况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真令我烦恼万分，我不能听之任之。回到连队，我立即写了封信给兰姨，将伟鸣的近况（主要是说他吃不下饭和身体日益消瘦）告诉她。我没能很好地照顾伟鸣，这不能瞒住兰姨，否则，伟鸣若有什么意外事情发生，我将无法向兰姨交代。

我的信发出后一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放工回来，蓦地见到伟鸣和他母亲站在我们宿舍门口等着我。

“是兰姨呀，千里迢迢的，你怎么亲自跑来呢。”我惊喜地叫了起来。几个月时间没见过家乡的亲人，见到兰姨，一股亲情涌上心田，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一点也没想到兰姨会亲自跑到兵团来，我写信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她知悉儿子来海南后的一些实际情况，哪想到，她竟会风风火火赶到海南来。

“看了你写回的信，我是牵肠挂肚啊，不来看看鸣儿我是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安。”兰姨说。那慈母对儿子的关爱之情流露无遗。

我低垂着头，自责道：“该责备我，我本不应写那样的信给你。唉，我还不如伟鸣晓事。”“你做得没错，”兰姨忙说。“我想伟鸣大概是患了水土不服的症状，多亏你写信让我知道。我这次特意从阳江带来了几罐家乡水，伟鸣日后每天喝一小杯，必能减轻他的症状，慢慢习惯这里的水土。”“快进屋里坐吧。”我说。说着推开宿舍的门，“房子窄小，没有椅子，就坐床上吧。这几位都是从家乡一同来海南的战友。”我指着刚进房来的建平、郁民和志成说。

“打搅你们了。这是我母亲，刚从家乡来。”伟鸣对建平他们说。不知是因为喝到了家乡水，还是由于见到了母亲，伟鸣的精神状态已焕然一新。

“家乡来的亲人，欢迎！欢迎！”建平说。

大家坐了下来。兰姨讲了家乡最近的情况，说是上山下乡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我们则向她谈了到兵团几个月来的心得体会。

郁民到食堂跟炊事员商量，晚上打多了两份饭。

“兰姨，今晚尝尝我们兵团的饭菜，”郁民打饭回来时说。“炊事员听说我们家乡来了亲人，还特别给加了一碟炒大蒜。”因陋就简，我们只能以食堂的饭菜招待兰姨。兰姨也了解我们的处境，当然毫不介意。我们一边谈着一边进餐，这顿晚餐还挺有气氛呢。说来也真奇怪，虽然是和平常一样的饭菜，但进餐时伟鸣的饭量明显增加了，而我也觉得今晚的饭菜特别香。

一九七〇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到来。来海南岛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但我像懂事了许多，我的确受到了锻炼，我正在迅速成长，我为这收获而沾沾自喜。我心里暗暗在想，新的一年会有新的开始，我还会接触到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自己将会更加了解人生和社会。

元旦前夕，连队进行军事大操练，全连大部分战士参与了这次操练。操练的队伍共分为五排横队，第一排站的显然是连队的骨干力量，队列里有徐德轩、黄玉珠和黄水养等人；第二排是小个子的男青年和年轻的女兵，婉婷、莹倩和月莲等人就站在这一排；第三排是我们十位新兵和一些老战士；第四、五排是年纪稍大的女战士（其实是婶婶、阿姨们）。队伍中只有第一和第二队列的战士手中握有真家伙（老式步枪），其余人手里握的只是木棍。

军训的科目也只是普通操练，如列队、左右转、跑步和卧倒等简单的动作训练，稍带军事味儿的是练习刺杀，手中持有枪械的战士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向着假设的敌人举枪直刺，可我们这十位新兵和那些婶婶、阿姨们手中握着的只是一根木棒，那刺杀的气势和味儿就大打折扣。

“杀！”、“杀！”晒场上不时响起整齐而有节奏的叫喊声。

晒场边沿竖立着一排稻草人，第一和第二排的战士轮换着拿稻草人作练刺杀的靶。喊杀声中，随着前排战士的刺刀一进一出，稻草人身上的草叶碎片纷纷往下掉。

我看着婉婷和莹倩她们十几位女战士手中握着枪杆子，跨着矫健的步伐，心想：那飒爽英姿的样儿倒是巾帼中一种别样的美！只是那50年代中期从正规部队退役下来的53式步骑枪对于她们来说显得过于笨重。既然女战士们都有枪，大概我们这十个新兵不久也能配上枪支的。想到这里，手中的木棍被我握得紧紧的，向前挺刺的时候也有劲了。

军训时间为期两天，操练结束，人们接着做回原本的工作。练兵的雄壮场面就像是生活中的点缀，不时来那么一下，让千篇一律的呆板日程有点波澜；再者就是让人们久不久摸摸枪把，才不至于愧对“兵团”和“战士”等军事性特强的称号。

连队里没有什么文体活动，我们的业余生活相当枯燥乏味，不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信，就是躺在床上聊天，今天几乎就是昨天的重复。

每天早上6.00时，山桂树上的大喇叭就响起刺耳的起床号，那声音一公里范围内都可听到，中午和晚上大喇叭则广播激烈的文章或播送革命样板戏选段，当你想静静地看书时就会感到它的噪音很可恶。晚上7.00时，全连战士都要集中在晒场上，恭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好在这政治任务只是半小时。隔三岔五，晚上还有全连大会，多是政治学习，间或也有批判大会。

在我们同宿舍的四人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政治不感兴趣，每次学习都是任务式地参与。晚上，全连大会结束之后，我们回到住处，依旧散漫自由地生活，从不谈学习时讲到的那些内容，而是谈论各自的私事。例如建平就毫不掩饰地谈过他很喜欢张莹倩。在日间的工作中，我也见到建平总是和莹倩并排干活。志成没有固定目标，但他也会突然说起西边营区某间房里有一位很漂亮的姑娘，或是说白天他与某姑娘相遇时，她向着他露出微笑等等。可是，我从没见志成将言论付之行动，在日间的劳作中，他总是站得离姑娘远远的。郁民则是怀旧派，虽然他来海南时断然地和吴颖分手，但却经常回忆往事。当然，类似这些谈到异性和爱情的话题我极少发表自己的言论，可我却细心地聆听。

在这段日子里，我收到杨丽几封来信，在信中她只是谈了她的学习情况，对我写给她的信中流露出来的思念的言词，她一点也没有回应。也许是我的不是，我不应该谈那些话题，她现在还在学习，我不应干扰她。

连队里没有什么文娱、体育活动，工作之余我便觉得无事可做。我原本喜爱集邮，现在往来信件多了，邮票也就日益多起来。我细心地将每个信封上的邮票揭下来，然后粘上少许糨糊，整齐地贴在笔记本上。无聊时，我就可以翻出这些邮票来看一下，以这点小小的情趣来打发无聊的时光。

我开始不断地写信，几乎凡是认识的人我都给他们去信，目的是为了获得回信中的那枚小邮票。半个月后就收到了成效，我的信件明显多了起来，信中亲友的问候和鼓励给我带来了无穷的精神力量自不需言，光是信封上那方小小的邮票就给我带来了不少的乐趣，美中不足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邮票是相同的。

连部门口的墙上挂着一个开口的木盒子，那是收信箱。本连所有来信都放在那木盒子里，由收信人自己去领取。我最喜欢往连部门口跑，首先是希望在信箱中看到自己的信件，其次是看看别人的信件上是否贴有漂亮的邮票；如果见到信封上有自己想要的邮票，只要我认识收信人，我会亲自把那封信送到收信人手上，再恳求收信人将那信封上的邮票送给我，或者我拿一枚没寄过信的邮票跟他们交换那一枚盖了邮戳的旧邮票。人们都认为我很傻，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的爱好，更不知道我是想借这方小小的邮票来打发空虚的时间，我也从不解释，只是默默地充当这样的傻子。

第二次领工资时，我就用其中的5元钱跟郁民买了十几张使用过的香港邮票；他有亲戚在香港，那是以前他家里收到香港亲戚来信时他揭下来的。买到这十几枚香港邮票我如获至宝，但别人却认为我又笨又幼稚。

由于近段时间干活较为轻松，所以时间也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地又过了一个多月。婉婷、莹倩和月莲三位姑娘已和我们混得很熟，在工作中，趁玉珠不留意，我们总是偷偷地谈笑。原本言语不多的我，在婉婷面前竟能滔滔不绝地讲话，这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确存在缘分吧。那位名叫曾碧霞的广州知青来到我们班不久就调走了，我几乎还没与她说过话，听说是团里派她到师部医院学习。结业后，她就成为卫生员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赤脚医生。团里每个连队都有卫生室，配有一至两名经过培训的卫生员；人们平时染了小疾，就在连里医治，只有患上重病才出团部医院治疗，团部医院不能医治的，就往师部医院送。我们连队卫生室的苏丽梅医生可不是这种经短期培训出来的卫生员，她是正牌医科大学毕业的，曾在内地城市的大医院里当过几年内科医生。林连长转业到海南岛之后，为了夫妻团聚，她才申请调来兵团。

橡胶种子收完后，我们给林段锄草，由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有树叶遮蔽，树底下缺乏植物生长所需的阳光，所以橡胶树行间的杂草很少，我们的工作并不繁重。天天在林段里转，连队里每一片橡胶林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在这期间我和婉婷谈话最多，我们说话很投契，海阔天空什么都谈；玉珠并不像徐德轩那样和我们打成一片，她分派任务之后，经常会走开去干她自己的事情。这样倒好，她一离开工地，十个小伙子就与三位姑娘谈笑风生，使工作的时间更容易度过。陈家栋和付立勋也经常走到婉婷身旁与她搭讪，我觉察到婉婷总是淡淡地敷衍他们，与他俩从来没有认真地谈话，更没有开怀畅笑的场面。

一天，我们正在林段里除草，婉婷仰望叶子已掉光的橡胶林，喃喃地说：“冬天过后，春天就来了，树枝上很快就要发出萌芽，长成绿叶。我想，不久我们就要分手了，我可能再也没机会和你们一起干活了。”她的话里虽然用“你们”这词，但我知道她说的只是我。

听她念叨这些话，我的神色有点黯然。我的心灵深处产生出一缕眷恋的情绪，十分不情愿离开她。于是，我把希望寄予将来：“还有明年的秋冬季节呢，那时我们再一起捡橡胶果。”婉婷笑笑说：“哪有年年都拾橡胶果的，只有需要用时才收集。往年，橡胶种子和落叶一起全沤烂在树底下，有个别的种子在原地长出小苗，开割后就让人们踏死了。”不捡橡胶果可以锄草嘛，我又说：“我们一起给林段除草。”婉婷说：“你又不是连长，工作由你来安排吗！我倒是有个想法：不如我们结拜为姐弟，你说好吗？”婉婷望着我，等待我答复她。

她的话证实了我刚才的想法，她说的只是不想与我分开。我对她也有这种亲切感，和她在一起时觉得很自然、很开心。婉婷比我年长三岁，我在她的眼中大概是一位无知但却听话的小弟。她不是曾经这样称呼我的吗。我没有姐姐，有一位关心我的人作我的姐姐当然乐意。

“那太好了！但你不怕我这调皮捣蛋的弟弟给你添麻烦吗？”“你敢！一旦你调皮，看我拿藤条打你手脚，”婉婷板脸吓唬我，并举高小手，做出姐姐打弟弟的样子。顿了顿，她又说：“生活中遇到困难，你可要对我说，做姐姐的有义务照顾好弟弟！”说这话时，她又回复到原本那温柔体贴的可爱模样。

她解释道：“我家只有三姐妹，我是老大，两个妹妹在家乡读书。自小我就盼望有一位兄弟，可是一直没盼来。”我忙说：“我没有姐姐，你肯作我的姐姐我很欢喜，也是我的最大荣幸。”我们的结拜没有繁琐的仪式，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互相勾了勾手指，击了三下手掌，也就成立了一个重大的契约——起码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契约。

结拜完成之后，我十分开心，心想：这回任何人都无法把我们分开！婉婷当了我的姐姐，我们就可以合情合理地在一起。我不明白为什么与婉婷结拜姐弟就这般开心，是不是自己真正需要她的保护，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其实，我并不至于要让一位姑娘来保护自己，我对她的眷恋主要是出于一种莫名的情感，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述这种情感。

婉婷思索了一下对我说：“如果我们将来不在一起干活，你有空就来我的宿舍里陪我聊天，我和莹倩一起住，大家都熟悉，你不必拘束。”“好的！”我愉快地答道。

迫不及待地，没等到分开干活，我就走过婉婷宿舍去了。可惜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是很多，玉珠就住在婉婷宿舍的隔壁，因为对她的敬畏，我不想让她见到我走过女子宿舍，所以我必须等到玉珠不在房里的时候才敢过去。通常我是先在通往食堂的大路上来回走一趟，见到玉珠房间的窗户没有灯光而且房门紧闭，才蹑手蹑脚地走进婉婷宿舍，进门后也不敢大声说话，怕我的话音传过隔壁。我心里想：也许玉珠关着灯在房里休息！为此，婉婷和莹倩经常笑我。

我之所以会冒险前往婉婷的宿舍，是因为连队里的生活确实太枯燥。太阳下山后，我就觉得无事可做，摆弄邮票也无法打发完所有时间。属于自己的地方就那两平方米床铺。房子外面除了别人的宿舍，就是胶林和农作物种植地，根本无处可去。和婉婷姐谈话就能不知不觉地打发时间，而且心情还很愉快。

婉婷的房间离我的住处很近，就在西边营区靠大路旁，门前有一株高大的白玉兰，房子旁边的窗口对着一棵略高于屋顶的椰树。那些沿着大路两旁而种的椰树总是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果实，听说是一年四季都有椰子收获。在我们分配来五连不久的时候，曾每人分到一只，我尝到了那新鲜椰汁的清香。婉婷的居住环境比我们的好多了，她们那间房子比我们住的房子面积还要大，她们住两人我们却住了四人。

在婉婷的宿舍里我觉得很舒服，那里有家的感觉，我在里面能感到家庭般的温暖。婉婷的室友张莹倩是一位大方开朗的姑娘，她待人真诚、谈吐直率，令人在她面前无拘无束。婉婷同她的关系很好，相处和谐，这也是我乐于在那里与她们一起聊天、玩乐的原因。她们那间相对来说还算宽敞的房子里连家具也比较齐全，从真实意义上说也像个家的样子，除了婉婷和莹倩各自有一张书桌外，这个“家”里还有一张小圆桌和几张摺叠椅，还有一只煤油炉、一只小铁镬、一只小铝锅和一套碗筷茶具，还有一只保温瓶。那只保温瓶里面像是任何时候都储备着开水，每次我到来，婉婷都从保温瓶里倒一杯水端到我面前。细想一下我会感到奇怪：这些原本十分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具怎么在我眼中会变得那么珍贵，甚至觉得拥有它们并不亚于拥有百万家财。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生活环境过于简陋才使我产生出这种感觉。我们的宿舍里没有一张椅子，自己固然每天都蜷缩在床铺上，连来了客人也只能委屈他们坐在床沿上。我自己个人的全部“家产”就是一床被铺、几件衣服、一只小铁桶和一只饭盆；小件物品的清单是:一双凉鞋、一条毛巾、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一本自制的邮册、一叠信笺另加几个信封。当然，还有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牙膏、牙刷和肥皂。

婉婷还有一个小仓库，那是一只由粗糙的货物包装箱改成的小箱子，里面贮备有一些食物，如饼干、绿豆、桂花粉、白糖之类；婉婷是潮汕人，里面当然少不了汕头特产沙茶酱和萝卜干。如果我是晚上到她们那里，婉婷往往会从小仓库里找些东西出来煮熟作夜宵，生怕饿坏我似的。

婉婷喜欢唱歌，她有一本厚厚的歌集，全是她亲手抄写的，平时锁在书桌的抽屉里，为了给我看，她才从抽屉里一叠本子的底层将它翻出来。她唱那些歌曲给我听，歌集里的歌她都会唱，而且不必看着本子就能记得歌词，这使我佩服极了。那歌集里所抄的全是抒情民歌和文革以前的电影插曲。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所有情歌都已被视为洪水猛兽，因而歌集里大部分歌曲是禁唱的，这就是她将那本歌集藏在抽屉底层的缘故。

在旧歌曲中，我能唱上几句的只有朗朗上口的《草原情歌》和《康定情歌》，遗憾的是，这些歌名都含有一个情字，这是当前最忌讳的。我没唱歌的天分，其它稍为生疏一点的歌曲，离开本子就记不住歌词。每当我唱不下去的时候，婉婷就陪伴我唱。每次我们都是压低嗓子轻轻的唱，生怕房子外面有人听到；其实，许多人都会偷偷地唱旧歌，不管是民歌或是情歌，只要懂唱，人们都在唱，但不论是谁，都不敢大声唱和不敢在公开场合唱，尤其不敢在领导干部面前唱。

有一次，婉婷听我讲，我是趴在床上写信时，她立刻对我说:“趴在床上写字很不好，容易近视。你往后要写信就来我这里写吧！这里桌、椅齐备，灯也明亮些。”她有一盏发着雪白亮光的汽灯，和我们宿舍那盏灯花摇曳的小马灯相比，光亮得多了。

我欣然接受她的提议。我高兴地说：“那太好了。趴在床上写完一封信我真的觉得很累。我还想来你这里抄一些歌曲，回去自己学唱，唤醒脑海里沉睡的音乐细胞。”提起音乐，我想起了伟鸣，便接着说：“我有一位同乡，是我的好朋友。他也来了海南，在本团三连。他在音乐方面很内行，还会拉小提琴。”婉婷说：“是吗！有机会介绍给我认识，我喜欢听提琴演奏。”“好的，下回我带他来，”我高兴地答应。

星期天，我到歧雅峒的小商店里买了一本软皮笔记簿，晚上就来到婉婷的宿舍，在那张桌子上抄写歌曲。断断续续地经过了几个晚上，我将她那本歌集里面的歌曲抄了近一半，虽然其中许多歌我都不懂唱，但那优美华丽的歌词足以令我心醉神迷。

有一次在抄写那首名叫《黑眼睛的少女》的歌曲时，我乐颠颠地对婉婷说:“这歌词好极了:‘黑色的眼睛，少女的眼睛，乌黑的眼珠，明亮晶莹，黑色的眉毛，美丽的头发……’这是在描述你呀!我漂亮的婷姐。”由于我得意忘形、手舞足蹈，把她桌上的一面镜子碰倒掉了下地，结果镜子的玻璃摔裂了，那裂缝占了镜面的三份之一。我十分不好意思，尴尬得手足无措。

“实在对不起，我把你的镜子摔破了。”我站立在她面前，老老实实地认错。

“不怕，还能照呢，”婉婷拾起镜子，毫不介意地说。稍停片刻，她转而娇嗔道:“往后你别称我做‘漂亮的婷姐’啦，别人听见会闹笑话的。你简直是胡说，姐姐是丑八怪，就你喜欢夸我。”“姐姐明眸皓齿，长发飘飘，真的很漂亮！”我委屈地争辩道。“只是你自己不觉得罢了。在我的心目中，你简直美若天仙。”婉婷抿嘴一笑，微低下头，没再理我。我以为自己说错话了，她才不理睬我，自讨没趣，只好继续抄写歌曲。

每次到婉婷宿舍，不管莹倩是否在房里，我都会在熄灯号吹响之前告辞，这是我自己定下的原则。如果晚上没到婉婷那里，我只好将就地在自己宿舍里那盏吊在房梁上的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和写日记，我把从婉婷那里抄来的歌曲转抄了一些寄给杨丽，每封信里捎带一两首。刚来兵团初期，我几乎每隔几天就写一封信给杨丽，现在已改为一个多星期一封，而她是平均每收到我两、三封信才回复一封信给我，不过我并没有见怪，我知道她的学习很忙。

 

十一、海岛新春

又是一个寂静的晚上。我们这间孤零零的房子每当夜幕降临后就像是与世隔绝般肃穆冷清，连房子旁的山桂树上的叶子似乎也停止了抖动。郁民和志成吃过晚饭后就到大房子那边去了，那里人多，总是很热闹的，到那里可以回避黑暗之神赐予这所房子的孤寂。建平在看书。我在房内那狭窄的空间徘徊，想不出要做什么。

正当我感到百无聊赖的时候，伟鸣来了。进门后他就说：“我母亲返回家乡了，因为交通不便，她没来向你告辞，特让我来告诉你一声。我的身体也好多了，以后你不要挂心，我会和别人一样地生活的。”自从伟鸣的母亲来看过他之后，伟鸣的身体状况确实日益好转，我真是喜出望外，那种隐隐约约的忧惧从我的心内排除了。看来我写那封信，将伟鸣的情况告诉兰姨真是做得对。

建平从床上下来，望着伟鸣不无关心地说：“晚上你也过来呀，天黑路暗的，走路多不方便，怎不等星期天再过来。请坐，你就坐在床头，这里亮些。”他边说边收起蚊帐，让伟鸣坐到他的床头边沿。

伟鸣坐了下来，答道：“我来的时候天还没黑下来，大路也很好走，没事的。”我坐到志成的床上，面朝着伟鸣，接话说道：“只要你平安来到就行，回去我可以送你，或者在我这里住一晚也行。”闲聊了一会，我想起了一事，便说：“你来得正好，我结拜了一位姐姐，介绍你认识她好吗？”“好啊！”伟鸣点头同意。于是我带着他去见婉婷。

莹倩出去了，只有婉婷在房子里。她正在用白纸描绘一幅花边图案。见我带着一个人进来，她连忙叠好纸片，十分热情地招呼道：“这是你的同乡吧！快进来，请坐！”说完，她又是搬椅子，又是沏茶的忙个不停。

“是的，他叫伟鸣，就是我往日与你说起过的那位懂拉小提琴的好伙伴。”我对忙碌着的婉婷说。“伟鸣最喜爱音乐了，你取出那本歌集给他看看吧，他看见一定很开心。”“哪一本？”婉婷把开水倒进茶壶，盖上壶盖之后瞅着我问。

她有好几本歌集。我指的是抄有旧民歌的那本，平时，她是没怎么拿出来的。我陪着笑脸说：“好姐姐！取出我喜欢的那本歌集让伟鸣瞧瞧。他能唱的歌曲也许不比你少的，所以我才介绍你们认识。”婉婷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小钥匙，扭开了抽屉的锁头，翻出那本有点卷边的软皮抄递给我。我笑嘻嘻地接了过来，送到伟鸣手中。他接过那本歌集，就马上贪婪地翻着、看着，后来还眉飞色舞地哼着、唱着。

一些旧歌曲竟然能使伟鸣如此兴奋，简直太神奇了。见到他那忘我的样儿，我有点担心：虽然我和婉婷也唱那些歌曲，但我们有理智，能有节制地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来唱，我怀疑伟鸣不一定有这样的自制力，弄不好的话会使他出事的。我有点后悔让他见到这本歌集。

待伟鸣看了十几分钟之后，我便说道：“婷姐，收起它吧。我想，伟鸣应多了解一些新的歌曲，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说不定有一天他能站到舞台上表演呢！这些旧的歌曲可是一点也派不上用场。”婉婷从桌面上拿过一本铅印的歌集递给伟鸣。我曾翻看过那本歌集，里面收录的是最新的革命歌曲。

伟鸣接过来掀了掀，不屑一顾地说：“我不喜欢这些新创作的歌曲，很难找出一首合我口味的。不好”“革命歌曲怎能说不好？”婉婷故意问道。

伟鸣答：“我说的是韵律方面的不好，我不置评它的歌词。”“歌曲的好坏怎么判断呢？”婉婷又问。

伟鸣说：“听一首音乐，要使人能从中体会到那是生活的反映，是生活的一部分，在音乐中喜、怒、哀、乐、忧、郁、悲、伤都要细致表现，该缠绵委婉就缠绵委婉，该亢奋激昂就亢奋激昂，要随情节而跌宕起伏，不要生硬死板，更怕矫揉造作。总的来说，音乐不但要有旋律美，还要讲究自然和谐，满足这些要求的就是好歌曲。那嚎叫似的音调和千篇一律的旋律就不太好，起码不适合我的喜好。”说完，他合上那本新歌集，扔回桌上。

我很愕然，一是见他对音乐居然有这么多独到的见解；二是听出他的话过于偏激。在他说话时我就伸手关上了窗户，这些不合时宜的论调一旦让旁人听了去，不坐牢也得挨批斗。我赶紧说：“注意！千万要注意，不许乱说话。作为一名革命青年要接受革命的东西，包括音乐，否则，你再有天赋也没用。”伟鸣没吭声，他这毫不理睬的态度是为了向我表明他不在乎我的话是对或是错，他向来我行我素。

婉婷淡淡一笑，对伟鸣说：“文锋以前对我说过，说他有一位很懂音乐的同乡。我原本不太在意，这次见面，才知你确是音乐行家，我很欣赏你对音乐的观点和见解。但文锋说得对，旧的歌曲现在不能再唱了，说句世故点的话，做人要审时度势，眼下你需要的是接受新出的革命歌曲，你和我们不一样，我和文锋唱那些旧歌曲是作为消遣的，而你想在音乐的王国中有所建树，就一定要接受革命歌曲，否则会一事无成，甚至成为批判对象。”婉婷明白我的心思，她帮我耐心地开导伟鸣。

说完，她合上那本旧歌集，想把它放进抽屉里。

伟鸣神情十分紧张，他从婉婷手中一把抢回那本旧歌集，恳求说：“请让我再看看。”我望望婉婷，微微点一下头。我不想给伟鸣任何刺激，怕他经受不起。在原则允许的情况下，我一般都顺从他的意思做事。

伟鸣抢回歌集，急促地翻动几下，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那一页才停下来。他欢喜地笑着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的几首插曲就很不错啊，特别是这首《冰山上的雪莲》，清新而幽婉，像是将人带进雪山戈壁，可惜我唱得不好，婉婷姐，你能否带着我一起唱？”“当然可以，”婉婷点头答道。“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冰山上的一朵雪莲……”婉婷落落大方地陪同伟鸣唱起歌来。她从不扭捏作态。我很喜欢她这种性格。

伟鸣的歌喉也不错。他与婉婷配合得很好，歌声美妙动听。

他们唱完《冰山上的雪莲》接着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见两人如此沉迷，我没阻止他们，只是走到门口把房门掩上，希望歌声不要传得太远。

他们唱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之后，婉婷接着独唱了一首《永远的微笑》，说是唱给我听的。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能在深冬，给我春光。

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歌词虽然软弱缠绵，似乎与革命时代青年的思想格格不入，但我却很接受，很喜欢听，只因为这些优美的歌曲是从婉婷姐那小嘴里唱出来的。当我听得如痴如醉时，才稍微明白了伟鸣的话：这些歌曲有何不好！？熄灯号吹响后，我们才离开婉婷的住处。

“婉婷真是位漂亮的好姐姐，”走出婉婷的宿舍，伟鸣说。“她是好心肠的人，也很聪明，会留下这些好歌曲。我以前也有，遗憾的是母亲把我那些歌集全烧毁了。唉，妈妈真没见识……”我对他说：“那是迫不得已啊，你爸爸出事之后，红卫兵来抄过家，那些旧的东西不烧掉会把你也连累的。你还不明白那时的形势，倒起霉来说也说不清呀。”由于天太晚，我带着伟鸣，到连队值班室作了登记，让他在我这里过一夜。夜里，我们谈了好多话，伟鸣的精神好转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喜事，心情的喜悦使我一点也不觉得睏。翌日清晨，伟鸣才赶回三连。

春节前夕，婉婷回家乡探亲。我们十位阳江青年来海南才半年，没有资格探家，只能在岛上过春节。

这是我在异乡迎接的第一个春节。春节放假五天。年三十，有家庭的老战士每户分了几斤猪肉和几斤面粉，以及其它一些过节用的副食品，算是连队赠的节日礼物罢。没结婚的青年人要在食堂吃饭，什么食物也没分到。

进入连队的大路口那座用木桩和竹竿搭成的门楼挂上了大红横幅，上书“欢度春节”几个大字。我想，只有这几个醒目的大字是这节日的最好提示与点缀。除夕夜没有新年到来的喜庆气氛，偶尔，从老战士的居住区传来几声噼啪响，那是小鞭炮燃放时发出的声音，这才提醒人们，今天与平常不一样。在家乡时，除夕夜我们一家人总是喜欢守岁，必定要过了零时，点燃了预备好的去旧迎新的鞭炮，才开始休息。但这回，我们几位年轻人却早早地就爬上床铺睡觉了。

年初一，我和建平、志成到歧雅峒玩。郁民要去八连找同学，所以没跟我们来。歧雅峒是最靠近五连的一个黎族同胞的集市，或者它不是集市，只是我喜欢这样称呼它。黎族同胞没有规定每月的多少号是集市日，他们也极少将自己的猎物或农产品拿出来卖，只有苗族人有销售农副产品的习惯，但附近苗寨很少，所以来歧雅峒的苗族同胞不多。

歧雅峒有几间商店，附近村寨的人都来这里购买诸如盐巴、火柴之类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为了买笔记本、邮票和墨水我已来过几趟歧雅峒，去三连看望伟鸣时，来回也必须经过这里，因而对这黎族集市已熟悉。先锋团四连设在歧雅峒的旁边，与歧雅峒隔着一个橡胶林段，人口和房屋都比歧雅峒这边多。有了四连，无疑增加了集市的兴旺。歧雅峒本身只有十几间低矮的瓦房，房子沿着大路两旁而建，规模很小，比我们家乡的小圩镇还要小得多。

走近歧雅峒，那集市特有的喧哗声便迎面扑来，想不到这小小的集市却洋溢着节日的热闹气氛。进入集市，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与平时那冷冷清清的样子大相径庭。慢慢一想，这也难怪，新春佳节，附近连队的人都会来这里走走，黎族、苗族同胞也三五成群地从附近的寨子里走出来，到这集市里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从人们的服饰打扮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是汉族人还是黎族人或苗族人。据我的判断，在这小集市里走动的人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数不相上下。

在海南岛，汉族人与少数民族同胞是和平共处的，没有种族歧视的现象。要说有分别，除了服饰的区分，就是汉人稳重些，少数民族同胞活泼些；我们是面无表情地、漫无目的地走着，连话语都不多，而扎着头巾的黎族青年和身穿筒裙的黎族姑娘却是互相推搡嬉闹着，喜气洋洋地逛着这小小的“闹市”，我想，就是从他们那纯朴的笑声中渲染开这节日的热闹气氛的，使我们一进入歧雅峒就感受到春节的喜庆。黎族的男子大多数在腰部都挂着一把尾部略弯的腰刀，那晃动着的腰刀露出锋利的刀刃，令人见了觉得心寒，而这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与这节日的气氛十分不协调。

几位脸上刻有蓝色花纹的黎族中年妇女从我们面前走过。志成问：“很难看啊，为什么她们要划花自己的脸呢？”黎族妇女年纪稍大一点的，脸上都刺有一些简单图案的花纹。这些深蓝色的花纹在我们汉族人看来感到很不顺眼。

建平回答他：“那是黎族人的民族习惯。他们可能觉得那样很美。”志成说：“这不是等于没说吗！我是问她们为何会有这种习惯。”我有了卖弄知识的机会，于是说：“我听婉婷姐讲过，关于黎族妇女黥面纹身有几种传说，一种说法是为了辨认本族人，就算死后，祖先在阴间也是以相同的记号辨别本族后裔；另一种说法是妇女们把脸划花了，毁掉了美丽的容貌，从而免遭异族掳掠；还有一种说法是……”我滔滔不绝地将从婉婷口中听来的复述一遍。

“你的契姐似乎什么都懂。你与她在一起真是获益匪浅啊！”建平笑着说。

“是呀，她来海南比我们早两年，知道的事情自然多些。”我说，也不管他是嘲笑还是真心赞扬。

一群十几岁的黎族少男少女追逐着从我们的面前跑过。望着这天真烂漫的群体，志成羡慕地说：“真是一个幸福的民族！”建平以玩笑的口吻说：“志成，你这么羡慕少数民族，讨一位黎族少女做新娘吧！”志成微笑着没有作答。倒是我十分认真地阻止道：“不行！我听婉婷姐说，黎族的族规是不许本族女人与外族男人通婚的。”“她骗你，她喜欢你，怕你娶了黎女，”建平扮作一本正经的样儿逗我说。

“不，是真的……”我红着脸争辩。

志成并没有在乎我们说什么，他依然故我地看着那些黎族男女在无忧无虑地嬉闹。

少数民族和我们就是不同，他们十分直率而豪放，能很自然地将心中所想付之行动；他们在大庭广众下男女间互相挑逗的动作，连我们这些自诩文明的汉族人也做不出。

黎、苗族的语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但他们大部分人能说带着民族口音的普通话。我们与黎、苗族人之间的交流就是用这些不太标准的语言加上手势来实现的。这个区域属于黎族自治区，但是，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几个民族的相处还是很融洽的，大家已和睦相处了很长时间，黎族同胞慢慢地接纳了汉族人和苗族人，不再将其他民族的人视为入侵者。祖国解放初期，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以部队的退伍军人为先锋的开垦大军进入这片疆土开荒垦殖。正是因为有了汉族人的进驻和开发，才给岛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许多先进的文化。我想，随着大批知青的到来，必将促使黎族同胞从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加快步伐走向文明。

在一间兼售化肥的土特产购销门市部门前，几位苗族男女正卸下背上的竹筐，把一些土特产售卖给门市部。我们围拢着看了一会儿，他们卖的多是些白藤、红藤和中药材。再走过一点是邮电营业所，那间小房子是我已光顾过好几次的地方。邮电所隔壁是卫生所。公路的另一边有一家餐馆和一间小商店，其余的建筑是十余间民房。整个集市就那么十几间房子，可说是一览无余。这小集市除了满足四周居民购物外，它亦是这条大路中途的一个小小的驿站，让那些过往的客人能在此歇歇脚，喝杯茶水；这条大路的南端通往霸王岭区深处的村寨，北端通往先锋团的团部和其它的黎族、苗族村寨。

我们在这个袖珍集市中来回走了几趟，揣在口袋里的几十元仍没花出多少。建平和志成各自买了些牙膏、肥皂之类的日用品；我买了一只搪瓷水杯，以后不必用饭盆装水漱口了。对我们有用的只能找到诸如此类的小件物品，所以花费不多。对了，我们还各自买了十张邮票。

走出邮电所，志成将手中拿着的十元钱折叠成为飞机模样玩弄，嘴里嘟哝着调侃道：“哎！真是破天荒第一次遇上如此怪事，这海南岛竟是赚钱容易用钱难哪。我这张‘大团结’捏到手出汗了，还没花出去。”建平高兴地说：“好吧，我们来帮你一把，也好尽同乡之情。”说完指了指邮电所对面的那间餐馆，向我示意。

此时已是中午时分，大家的肚子也真的饿了，于是我和建平一人一边，架着志成走过马路，进入餐馆。这间小餐馆只有四张方桌，都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是端着饭菜蹲在餐馆门口吃的。我和建平推着志成到售票的小窗口前排队买餐票，然后两人走到一张饭桌旁等候着食客的离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占到了三张椅子。此时志成也像表演杂技似地端着三碟炒粉走过来。我们挤在一张方桌的一角，三下五除二地将一碟炒粉消灭光。看着摆在眼前的空碟子，大家都不想起身离去。见此情景，我只好自告奋勇地冲入售票窗口前的人堆中，掏出钱和粮票买了三碗肉丝汤面。每人又将一碗汤面灌下肚子，才稍为满意地离开餐馆。这就是我们大年初一的午餐，不但食物简单，而且还吃得很狼狈。

填饱了肚子，我们开始步行回连队。公路两侧是防风林带，为避免烈日的照射，我们走在防风林带内。眼前虽然是初春，但中午的太阳仍然火辣辣的。

年初二，我到三连探望伟鸣。他在宿舍里拉手提琴。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神采，也许是因为进入音乐王国里的缘故。

“在练琴吗？”我问。

他高兴地说：“是的，音乐是我唯一的寄托，拉琴和唱歌都使我开心。除了音乐，我已找不到消遣的法子。”刚进门时，我听到他奏的是一支旧曲子，是属不许演奏的那一类，于是我对他说：“不是和你说过了吗？往后你要演奏革命歌曲，旧的乐曲不能再奏了。”“新的乐曲？我总是觉得它们缺乏艺术性，没味道。”伟鸣不假思索地说，依然是往日的论调。

“那你干脆放弃音乐吧，沉溺在这些旧的文化糟粕中会令你失去斗志，不能振作。另外，它还会给你惹来麻烦。”我不得不十分严肃而高调地对他说。如果他不接受我的劝告，后果将不堪设想。

“乐曲的好坏应当自己去评价，不要听别人谬说，因为耳朵长在自己身上。如果根本不懂音乐，那他们也不知道我奏的是什么曲子。何必怕呢。知音者不多也。”从他的口气我听出，这末句的“知音”，既是指懂得音乐的人，同时也是指了解他的人。

见他固执己见，我只好说：“起码那些通俗的情歌和外国的靡靡之音不能奏，那些调子人们一听就能听出来。”“中国民间流行的情歌是民族的文化遗产，那点不好？革命者个个都不恋爱、不结婚吗？”他高高地昂着头，故意和我抬杠。他望了一眼摆在床板上的一张歌谱，又说道：“是你介绍我认识了婉婷姐，才使我重新回到久违的音乐王国。原来旧歌曲不止我一人喜爱，你那聪敏的婉婷姐，不是一样喜欢吗。”他一连串的问话使我无言以对。我叹了一口气，恳求道：“我不想与你辩论这些观点，反正你必须正视眼下潜伏着的危险，不能再一意孤行。懂吗？”我真是无可奈何，不想与他再争拗下去。

他撇撇嘴，十分不情愿地说：“好吧。我会尽量注意的。”“你母亲带来的家乡水喝完了吗？”伟鸣指了指放在床底下的几只塑料罐，说：“还有两罐。我每天只喝一小杯。”顿了顿，他又兴奋地说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我早就看出来了，并且见到他的精神也好多了，情绪也较稳定，见到伟鸣慢慢康复，我无比欣慰。

他捧出一只铜制小炉具给我看：“这是酒精炉，很方便好用。我每天从塑料罐里倒一小杯家乡水出来，放到这个酒精炉上煮开，在晚饭前喝下去。”我接过那小炉具细看，真的很精致。我说：“既然这方法对你的水土不服症有疗效，你就坚持下去。水喝完了，就让家里人再带几罐来。”钟初鹏又是在临近午餐的时间才回到宿舍，我以热情的口吻和他套近乎，为的是使他和伟鸣相处和睦些。通过几次交谈，我觉得初鹏还满通情达理的，并不像伟鸣所说的那样沉默寡言、难以相处。

我在伟鸣那里吃了一顿午餐才告辞回来。

平平淡淡地，节日的几天假期就过完了。春节过后，婉婷从家乡回来。她送给我一瓶沙茶酱和一罐橄榄菜，还有一些其它的家乡特产。我将这些礼物带回宿舍里，与室友们共同分享。大伙们在用餐时拌一点美味的沙茶酱或橄榄菜在饭里，饭菜就变得好吃多了。

我们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给橡胶树施肥。冬季已过，气温逐日回升，处于冬眠状态的橡胶树就要苏醒，此时应该给它们施肥；就像冬眠的动物醒来后要大量觅食一样，橡胶树被春意吵醒也需要大量吸收养分。

施肥工作的过程是这样的：人们先在橡胶树旁边挖个深坑，然后再到山边、沟旁割些野草扛回来埋进坑里，上层盖上泥土，再浇一些水，青草便会在坑里沤烂变成绿肥。不是每样野草都合适沤肥的，最好是飞机草（作者注：飞机草学名叫紫茎泽兰，原产中美洲），这种多年生菊科植物叶大多汁，而且在海南岛遍地都是。也许是因为它那长着许多绒毛的种子成熟后漫天飞扬吧，人们都称它为飞机草；也有人说它是从外国引进的，因为当初使用飞机播种，才得此名。有了这些天然的绿肥，农场里省去很多肥料钱。这种施肥方法，与我想象中那种让人拉着一车化肥，沿着橡胶树底下一路抛撒过去的方式相差甚远。

这回我们是每天挖坑不止。漫山遍野的胶林，每棵树底都要挖一个大坑，这坑距离树桩一米多，坑长一米，宽五十公分，深度也是一米。挖坑、割草、背草、埋草，一连串的工作，对我这刚满十八岁的小青年来说确是很沉重的活，但我把它看成又一次锻炼机会。不仅仅是我们十几位青年在进行这种劳动，这项施肥的工作工程很庞大，因而动用了连队里大部分劳动力，大家都在积极地干活，以期尽快完成任务。

 

十二、集邮乐趣

集邮使我在枯燥的业余生活中找到了一点乐趣。我于是广开渠道搜集邮票，有几位我已熟识的老兵，在我的恳求下为我翻出尘封的家书；五、六十年代的票种很丰富，在我欣喜若狂时，老兵们却面露惊诧的神色。无数个晚上，我躲在小窝中将找来的邮票编排摆弄，工作、学习之余就没有初来兵团时那般空虚和无聊。我从歧雅峒的小商店里买回了一本硬皮笔记本，精心地在每页上面都粘贴好一条条的透明薄膜，邮票就镶嵌到这些薄膜条中。这一本由我亲手制作的邮册其实很粗糙，薄膜条贴得不怎整齐，透明度也较差，但我还是很喜欢，因为这样一来我再也不用把邮票用糨糊贴到纸页上去，起到了保护邮票的作用。

在我千方百计的搜集下，我的邮票越来越多，包括向郁民买的那十多枚香港邮票，我已有了上百枚不相同的邮票了，其中一半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邮票，我对这部分旧票种特别喜爱，十分珍视。旧邮票里面有几枚是解放初期发行的，票面值是800元和2000元，看了令人咂舌，其实那是旧的货币价值，相等于现时8分钱和2角钱。闲时，我就翻出这些邮票来仔细的观赏，研究、分析它们各自的图案、代码和编号，增加自己的集邮知识。

一天中午，我在连部门口那只充当信箱的木匣子里见到了寄给婉婷的一封信，便捡了起来，高高兴兴地往她的宿舍跑去。我是冲着信封上那枚邮票而这样做的，那是发行不久的一套革命样板戏剧照邮票的其中一枚，而我正在收集这套邮票。

“婷姐，你的情郎来信了！”还没走到婉婷的房前，远远的我就嚷着。话一出口，我即刻觉的自己唐突，怎么我会说出这句话。

婉婷坐在宿舍门口的一张矮凳上吃午饭。见我跑过来，她随手将饭盆放到窗台上，站立起身迎前两步。

“胡说！你想挨打吗？”婉婷装成愠怒地责骂我。“真是不懂事的兄弟，姐姐我还没有情郎。”当我举着那封信走到她面前时，她那清澈如泉的双眸紧紧盯住我，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紧接着她那菱角小嘴微微动了两下；我从口型中读出那是“谢谢”二字。

她从容地接过我手中的信，双眸凝视着我，关切地问：“早上砍草时，你的衣服让荆棘勾破了。你发现了吗？换下来我帮你缝补一下！”我忙说：“我知道的，好在破洞不大，我自己会缝。”说着，我的手掌不由自主地伸向背后捂住衬衣上那撕裂的破洞。

“还是让我帮你缝补吧！你们男生哪懂针线活，缝起来还不是皱巴巴的一个疙瘩，你就不怕难看！”婉婷说，说着将那封信举高，遮住嘴巴，显然是在窃笑。笑过之后，她漫不经心地往信封瞟了一眼：“这信是我表妹从家乡寄来的，一看这娟秀的字体就知是出自女孩子的手了，你不觉得吗？”她当着我的面把信拆开，将信末的署名递给我看。见她如此认真，我感到有点意外，我撇开眼睛不看那信，口里忙着解释：“不，我不用看，我是故意与你说笑呢!”蓦地，我的眼睛瞥见了一个人，她就是我们的班长黄玉珠。也许是听到我的话音，此时她正从婉婷宿舍隔壁的房门口伸出头来。我竟忘了隔壁的玉珠，刚才多不该大声嚷嚷啊，必定是我那句不该说的话语将她引出门口的！一见她露出脸来，我立时感到浑身不自在。玉珠平时十分严肃，极少说笑，一点小事情她都可给你“上纲上线”，我不知因自己的造次会带来什么后果，真是后悔莫及。

我垂手而立，像一位等待被责罚的小学生。玉珠慢条斯理地挪了过来，睥睨的眼神隐藏着诡秘。她阴声怪调地说：“嗬！与其说情郎来信，倒不如说是情郎送信。婉婷呀，你真有两下哦！”果然不出我所料，她一出口就是“重磅炮弹”，几乎把我轰炸得粉身碎骨。她前一句是嘲笑我的，这易懂，但后一句说婉婷“有两下”，我弄不清她的所指。说这话时，玉珠一改往常的威严神态，变得阴阳怪气起来，这点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的。

这当头的一击使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紧张加害怕，我竟一句话也不懂回应。我想转身走开，但还没来得及向婉婷讨那枚邮票，只好傻傻地站在房门口，指望玉珠说完话之后会离开。

婉婷替我求情：“珠姐，别笑我的小兄弟，他还是小孩子，不经笑的。”“别看他小，小鬼头鬼着呢！”玉珠仍旧不依不饶地用那种不阴不阳的语调说道。她又转向我：“文锋啊，你也要留意点！别眯缝着两眼看事情。”我又懵懂起来，不知道她要我留意什么。她此时的言行举止与平时很不相同，平日里她办事说话很干脆，一是一、二是二，没像现在这样旁敲侧击的。我倒希望她狠狠地训斥我几句，也比这样挖苦、嘲笑我来得痛快。

我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出。见我满脸难堪，婉婷有些紧张，她以严肃的口气急促地说：“珠姐，算我求你了！闭上尊口吧。”我明白，玉珠那句“鬼着呢”是指什么，和满肚子坏主意差不多吧。听到她这样说我，我觉得身上像有无数小昆虫在爬、在咬，很不舒服；同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就像自己来此真有某种不轨目的一样。有一阵子，我想辩驳几句，但这位牙尖嘴利的黄玉珠是我的班长，我不能得罪她，再说自己因涉世未深，脸皮很薄，说不出有分量的话语，在斗嘴方面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吃不了就兜着走吧！于是，我装作听不懂她的话，扭头便走。婉婷向着我连叫了几声，我硬是没回头。接着就听到婉婷用家乡话骂了玉珠几句。

回到房间，心情平静下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我不应该不理睬婷姐的呼唤，那样确实太没礼貌了。

下午的工作依然是给橡胶树压青施肥。对季节敏感的橡胶树似乎已嗅到了春天的气息，那貌似干枯的枝桠在暗暗萌动，光秃秃的枝条开始有了生气，很快就要抽枝长叶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抓紧时间给它们施肥。林段一片连接着一片，就像无边无际似的。我们一个坑、一个坑地挖着，再背回一捆捆的野草，埋在坑洞中让它发酵，给橡胶树储备营养。

我手握着大砍刀，在山边的荒坡上砍伐飞机草和鬼灯笼草，我知道这几种草才能沤多些绿肥。夹杂在飞机草中生长的还有许多黄茅草，那些茂盛的茅草叶子随风起伏，锯齿状的叶片边沿像刀刃般锋利，将我的双臂划得伤痕累累。我没留意那些小小的伤痛，我在想着中午的事情，我沉思着如何找机会和婉婷提起此事，好向她道歉，同时向她索取那枚邮票。都怪玉珠的嘴巴太犀利，她简直是我的克星，自从她当我们班长的首日起，我对她就有了一种畏惧感。

只有山边或沟壑里才有茂盛的野草，我们砍好草，要背很远才能送到林段里。当我扛着一捆飞机草，回到林段时，月莲来到我跟前，悄声说道：“文锋，婉婷叫你呢，你有空时请过去一下，好吗？”月莲是一位极其文静的姑娘，她与婉婷同年出生，比婉婷还大两个月，婉婷称呼她为莲姐，两人关系很好。月莲的个头不高，身材不胖不瘦，是典型的中等身材；两根不长的小辫子悬在一张清秀的瓜子脸两侧，随意地摆动，越发显出她的俊俏。她说话的语气温文尔雅，性情也十分温顺，给人的印象像只可爱的小绵羊。平日里，月莲很少和我聊天，她过来替婉婷传话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稍微愣了一下，我才回过神来，十分感激地对她说：“好的，好的。谢谢你了。”月莲含蓄地微微一笑，转身走开了。我扔下肩上的那捆野草，走过林段的另一头。婉婷正在一棵橡胶树下挖压青的坑洞。

“锋弟！过来帮我一把，这石头我搬不动，”见我过来，婉婷大声地向我求援。我清楚，她的话是为了让旁人听的。

婉婷穿着米黄色上衣，淡蓝色长裤，衣服贴身的部位已让汗水浸湿。尽管她的衣袖和裤筒都高高卷起来，但泥土还是把她的衣服弄脏了。我走到她身边，用手指掸拂掉她衣服上的泥土。

我对她说：“锄头不要举得太高，你看，泥土掉到衣服上了。”“谢谢！”她望我一眼，甜甜地一笑。“你也该留意一下自己，看你的衣服，不也染成草绿色了！像迷彩服似的。”我低头看了看我那条浅灰色的裤子和那件白色上衣，那上面确实有许多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绿色斑点，那是野草的汁液染成的。其实不必看我也清楚，因为最近每天都与野草打交道，砍、捆、扛、背，草叶的绿汁在任何一道工序都将给自己的衣服留下纪念的记号，旧的痕迹还没洗褪，新的斑点又覆盖其上，斑斑驳驳。我想起了电影里那些美国士兵穿的迷彩服，便觉婉婷形容得很恰当，不禁哧哧地笑了起来。

笑完后我说：“俗语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是近草者绿，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何必理它呢。”说着，我跳下土坑，见里面确实有一块石头，但是，那石头不至于重到她搬不起来。我想得没错，她是借故叫我过来的。

“中午对不起你了，我……我没听见你叫唤我，”我弯下腰搬石头时小声地说道。

“蹩脚的谎言！‘没听见’，哪你怎么知道我唤过你？”她瞅了我一眼，然后以衣袖掩嘴哧哧地笑。“我没责怪你。我只是想对你说，往后不用怕珠姐，她只是在逗你玩。”我把石头搬起来，用力将它滚到胶林旁的小沟处，小沟边的含羞草给石头碰到后，纷纷羞答答地合上叶子，枝蔓也慢慢地蜷伏到地面。

做完了该做的事，我低着头，讷讷的不知该说啥话。因为刚才说了明显的谎话，也许脸上已泛红。可我没觉得很窘迫，自从和婉婷结拜姐弟之后，我与婉婷单独在一起时，无论她如何说我，我也不会产生别人取笑我时常有的那种窘困感。我心里明白，婉婷姐事事处处都在关心、爱护着我，就算我偶尔说错话，她亦会谅解的，因而我不必难堪。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的窘态，所以没回过头来，实在对不起！”我坦白地说，并再次道歉。

“没事。我还不了解你，脸皮太嫩了。你就像那沟旁的含羞草，让人一碰就蔫了，根本不像一个男子汉。”她指着那棵刚才让石头碰过的含羞草，说道。“往后多些过我宿舍坐，不要让玉珠把你吓倒了，工作之外的事情她管不着，你别把她的话当回事就得了，光明正大的，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管别人怎么想。”我机械地“嗯”了一声，表示听从她的吩咐。接着我为该不该向她索要那枚邮票而踌躇，我知道，只要我开口，她必定会把它送给我，可是如果她也集邮，那将是夺人所好。

“你还有什么事?”她见我嗫嚅着便问道。

在她的追问下，我只好开口了:“你有没有集邮?我中午送信给你时，原本是想向你讨信封上那枚邮票的。那是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剧照，我很喜欢。”“什么是集邮?集邮干啥?”她没有回答邮票是否给我，却问起了有关集邮的事。

“集邮就是把发行的邮票收集起来，整理成套，收藏和鉴赏。使用过的和没使用过的均可……”我将自己仅懂的一点集邮知识讲给她听，并说集邮可陶冶性情。

婉婷笑笑说：“难怪你的性情这么柔弱随和，得益于集邮吗？”不等我回答，她又爽快地接着说：“好吧！你今晚到我宿舍来，我把邮票给你。对了，记得带上那件划破了的衣服来给我缝补。”“好的，我中午已经把那件衣服换下来洗了。至于集邮，我也是刚开始……”见她将我的性格和集邮联系起来，我忙着解释。

吃过晚餐，冲完凉，我就在住处旁的山桂树下徘徊，等待天黑。夜幕降临，我包起那件要缝补的上衣，急忙往婉婷的宿舍走去。远远地我就见到玉珠的房门关闭着，但窗户却透出了一缕灯光。我很害怕，心情十分紧张，就像去办一件坏事似的。临近婉婷的宿舍，我那颗怦怦直跳的心像是就要蹦出胸膛。踟蹰了一会，我还是决定进去。婉婷的房间虚掩着门，我抬手在门板上轻轻地叩了三下，房门马上打开了，就像她早已在门后等候着似的。我连忙跨进房间里，生怕隔壁的房门也在此时推开。

莹倩不在房间里，隔壁也没有什么动静，我这才轻松下来。婉婷接过我手中的衣服，把它放到枕头旁边。她拉过一张椅子让我在她的床前坐下，再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许多她往日收到的信件，摊满一床。

“你挑吧!有你想要的你就撕下来，”她热情而大方地说，说完坐在床沿上，帮我将那枚杨子荣的剧照揭了下来。

我想阻止已来不及了，幸好邮票没撕破。我告诉她:“取邮票时要将邮票连信封的纸一起剪下来，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待邮票上的糨糊溶化了，邮票自然会剥离。这样取下的邮票才不会缺损。还有一种方法是连信封一起保存，那叫实寄封。”她豪爽地说：“那你连信封一起拿去吧，不用揭了。”我不想那样做,一是保存起来太占地方，二是信封上有别人的回邮地址，放在我处怕不太好。

婉婷端来一脸盆清水，放在一张矮凳上，并帮我将选出的邮票剪下来放到里面浸泡。

信封上的邮票有许多是我已经收集有的，我不想要重复的，于是慢慢地挑选。我想，婉婷一定有很多同学和朋友，才会有这么多来信。我看到其中一封信写着“黄婉婷姐姐亲启”字样，那刚劲的笔迹应是男子写的。她说没有弟弟，这位弟弟从何而来；既然有一位字写得这般好的兄弟，何故还要认我这位资质甚差的人作弟弟。

婉婷的眼光十分锐利，她留意到我那瞬间的神态，于是说：“那是我堂弟写来的。他是我亲叔叔的大儿子，名叫黄卫忠。他去年报名参军，结果如愿以偿。他也在海南岛服役，驻守在崖县藤桥。他来信说‘天涯海角’就在离他们驻地不远的地方，邀请我有空过去玩。”我抬起头来望着她，兴奋地说：“那可好呀！带上我这冒牌弟弟一起去。我的同学来信经常说我是在天涯海角，他们哪知我压根没到过‘天涯海角’。”婉婷说：“有机会再去吧，我们与表弟虽然同处一岛，但崖县在东线的尽头，我们在西线的山沟里，相隔挺远呢，来回最少也得两天时间。除非自己开车去，从八所抄近道走，那样当天就能来回。”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揭开让水浸泡透的邮票，再一张张地摆到铺好在桌面的白纸之上。婉婷的动作比我更加小心细致，兴致也比我高。当她从脸盆中捞起最后一张邮票时，我走到桌子旁清点了一下，共有三十五枚，全是不相同的，收获真大。我乐不可支地拍着手掌笑道：“太好了，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邮票，我真高兴！”“看你天真烂漫的样子，像个小孩子。嘻嘻！以后有新的邮票我全给你留着。”我握住她的手说：“你不知道，我多么喜欢邮票。谢谢好姐姐！”“你的手还没干呢，我帮你擦一擦，”婉婷说。说着，她从墙壁的钩子上取下毛巾，把我的手掌和手指上的水抹干。

我突然间像是想起了什么，心情有点不安；我是怕隔壁的玉珠什么时候会突然走过来，所以不想久留。

“我要回去了。”“多坐一会吧！”婉婷挽留道。

拿到东西立刻就走，也太自私了，我勉强地坐回椅子上。心想：再坐一会吧！五分钟或十分钟。

婉婷整理着那些让我弄得乱七八糟的信件，嘴里说着“这封是某某寄的，那封是某某寄的”。我却坐立不安，根本没心思听她的解说。我的眼睛老是往外看，就像自己在做不正当的事，生怕别人逮住一样。

世事就是如此怪异，越是怕发生的事情越是容易发生。当我见到婉婷将信件整理好，拂干净床铺，便决意告辞。可就在此时，响起了敲门声，我以为是莹倩回来，可进来的竟是玉珠。

我倐地从椅子上站立起来，惶恐地望着大踏步进来的玉珠班长。

“莹倩！”玉珠装模作样地叫了一声。“莹倩不在？哦，是你在这里呀，慌慌张张的，做了亏心事吗？”“没……没有……”我的心在怦怦剧跳，大可不必回答的问话我却答得吞吞吐吐。

玉珠冷笑一声，仍然用中午我已听过的那种阴阳怪气的声调说：“哼！哼！孤男寡女，呆在一间房里做什么？”我宁可被她严肃地批评几句，也不愿听她这种怪声怪调的问话。我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就像自己千真万确做了她想象中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

婉婷从床沿上猛地站起，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说：“黄玉珠，你不要太过分了！请你尊重一点我们好不？！我和文锋已正式结拜为姐弟，我们只是纯洁的姐弟关系，旁人想的肮脏事儿与我们一点也不沾边，作弟弟的光明正大地到姐姐的宿舍坐一回也不行吗？”玉珠愣了一下，然后摆了摆手，改用平和的口气说：“算了，不关我的事！我本想找莹倩的，她上哪啦？”她忽然大度起来。我想，她也许是见到婉婷动起火来，才退却的。

婉婷没回应她，转身回到床边坐了下来。玉珠站在那里，似乎是在等待婉婷的回话。趁这空档，我赶忙溜了出来。

此后几天，我都害怕与玉珠的眼光接触，尽量不与她打照面，干活时也离她远些。同时，我也有意识地避开婉婷，她走到东，我就走向西，我是不想给她惹来麻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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