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思偶记之九：主宰社会的主义
作者：wenjunq
|
|
|
|
| |
|
|
| |||
|
|
| |||
|
杂思偶记之九：主宰社会的主义
作者：wenjunq
|
|
| ||
|
| ||||
|
| ||||
|
杂思偶记之九： 主宰社会的主义
王震（1908-1993）七十年代末到访伦敦，在亲临一户失业工人家庭“访贫问苦”后颇有感触：“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老人家说出一个实质性要素，也即“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并非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之根本，是否“共产党执政”才是要害所在。此说延续的是著名的列宁公式：“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所谓“苏维埃”也即“共产党执政”。 我们于是可以得到些启迪：判别社会主义的真伪，在于这个社会是否被共产党主宰；共产党之真谛，不在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在于掌控社会主宰权；只有共产党主宰社会的主义，才是真社会主义。去年7月戴秉国在美国对新闻界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亦可见主宰社会在权力层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社会经济之发展皆属次要的。路易十五名言：“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是不负责任的，共产党是个负责任的党，还得把主宰社会之权力无限期世袭下去。 如果回溯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此类主宰欲源自动物世界里的交配权，即使是食草动物，其雄性拼杀胜者为王之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主宰欲，令自己妻妾成群。这种兽性延续下来并发展、包装一番，就是人世间的主宰理论，古代的例子就很多，西方的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彼得大帝都属于佼佼者之列；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亦成楷模。当人类社会主流意识还带有浓墨重彩之兽性尾巴，歌颂和崇拜此类英雄人物是无可避免的。 但人类脱离动物圈盖因其思维发生了理性，人性区别于兽性起点在于理性思维。古希腊堪称人类思维之奇葩，不但最先萌生了成型而非散乱的科学与哲学，各种关于国家管理模式的思考――政治学――也接踵发生。 斯巴达立法者吕库古（生卒不详）被罗素鉴定成一个神而不是人，因为他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创立了元老院，称之为“国家之船的压舱物”；设立平民监察院，以监督国王和元老院，堪称“三权分立”之第一缕阳光。他还设计了重新分配土地，要消灭不平等的每一个痕迹，可以视作“土地改革”的发端。而大食堂、配种式婚媾等，又成为极权主义的起源。后来古希腊学者如普鲁塔克（46-120）著《希腊罗马名人传》评述说：“总之，吕库古将自己的同胞训练成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倒像是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聚集在首领周围，怀着近乎是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这段评述不仅适合毛式新中国，也同样适应所有社会主义国度。 对于吕库古的斯巴达体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32）在其《政治学》里给这个体制列出了不折不扣的“十大罪状”。这十条“弊端”似乎不如他的老师柏拉图那么富于理性，有就事论事之嫌。但无可否认仍属精辟，在批判之中亚里士多德亦没有构建某种政体模式，只是提出了一些政治原则，强调的是恒定的法制。指出“追逐名利，野心和贪婪较其它恶习能更多地导致罪行”，实际上也是对主宰社会持否定态度。幻想甚至设计一个美好的社会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它。主宰欲必定导致支配整个社会，唯有剥夺、强制才可能达成支配；社会主义与绝对君权之类的差异仅在于：它用一张未来美好的空头支票，换取现实的支配权。 城邦国林立的古希腊，尤其是吕库古的斯巴达体制，后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从中找到其萌芽，即使希特勒的血统论，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但中国人也不笨，《国语》中《邵公谏厉王弭谤》的故事也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说的是周厉王严刑惩治民间批评者，而邵公奉劝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周厉王不准百姓说话的结果是遭流放，中国编年史于是开始于“共和元年”，也即公元前841年。 而人类文明也就是这种理性思维不断发展的积淀。这种积淀聚少成多，逐渐地出现了谁也主宰不了谁的权力制衡模式。很可惜，中国人的共和只维持了14年，而且远不及吕库古的斯巴达体制有那样丰富的内涵。君权意识早熟，即使在春秋战国那种封建体制下，儒、墨、道、法四大家都围着绝对君权――尽管说的是明君――论事。不但没有古希腊那种城邦国所滋生的哲学、科学，思想深度更是望尘莫及。罗素称古希腊是一个奇迹，大致是不错的。人类文明从西方发展壮大起来，依愚见，那边一开始就产生权力制衡，且始终没能形成一统式主宰局面，至少是一个主要因素。 柏拉图（前427-前347）在其经典名著《理想国》里，为前人所憧憬的“公正”下了一个定义：“公正就是注意自己的事情而不要干涉别人的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主宰社会的企图有合理性。他还写道：“人民领袖的所作所为，亦是如此。他控制着轻信的民众不可抑制地要使人流血；他诬告别人，使人法庭受审，谋害人命，罪恶地舔尝同胞的血液；或将人流放域外，或判人死刑；或取消借款，或分人土地。最后，这种人或自己被敌人杀掉，或由人变成了豺狼，成了一个僭主。这不是必然的吗？”由此可见，把柏拉图的《理想国》视作社会主义的原始文件有失偏颇，虽然他在书中涉猎广泛，几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没有漏掉。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设想很多都被后世社会主义者沿袭过去，作为那个理想的参照物甚至直接套用，以叙述它给人民以幸福的许愿。但柏拉图不赞同剥夺，更不主张任何个人或组织主宰社会。他甚至警告：“僭主政治：跳出油锅又入火坑，本想争取极端的自由，却不意落入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中。”后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再现了柏拉图警告过的境况。 到公元4-5世纪，古罗马的圣奥古斯丁（354-430）描绘了《上帝城》，从基督教的道德观出发，构思了乌托邦理想。很玄妙的是，它比古希腊那些构想更加不切实际，如果说柏拉图等是在设计，奥古斯丁更像是在说梦，但其梦境里却描述了绝对权威的愿望。他把主宰权委托给上帝：让“上帝裁判一切”；“真理又地上长出，正义从天上下视”。这是纯粹的乌托邦，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境界，与社会主义之类谈不上有什么承袭关系。 切实地成为社会主义鼻祖的当属托马斯.莫尔（1478-1535），38岁时写成《乌托邦》，首先提出消灭私有制的理念，把上帝的主宰转化为人的主宰。此是为社会主义之发端。当这本书得以出版并获得多位人文主义者赞许之后，莫尔在給挚友、著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1466-1536）信中写道：“你可不知道，我现在为此感到多么的开心，多么的高兴啊！我本人似乎也自认为身价提高百倍！在我眼前，总好像由我的乌托邦人推举我当上了终身的国王。所以，我甚至设想自己仿佛在胸前手握着一束鲜果组成的帝王权杖，身上披着引人注目的圣方济修道士的袈裟，头戴一顶非常漂亮的麦穗制成的王冠，昂首挺胸向前走去。我周围是一些身穿美丽长袍的亚马乌罗提城（乌托邦都城――作者）的达官贵人。我得意洋洋地朝着外国使臣和王公们走去。”可见其主宰欲有多么强烈，“终身国王”可以算是他的最高精神境界，具有如此精神境界者，所构思的《乌托邦》应该是招兵买马之宣传纲领，目标在于使“我的乌托邦人推举我当上了终身的国王”。 这本书于1516年出版时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而它原名《没有的地方》，也使人明白其子虚乌有性质，用一个影视剧之老生常谈“纯属虚构”来定性，应该准确。莫尔以其梦幻中“终身国王”的至高权力制定了他梦中王国所有臣民的全部生活，核心在于主宰社会。 莫尔的“最完美的国家制度”设定了对城乡的支配办法：“每个农户男女成员不得少于四十人，外加农奴二人，由严肃的老年男妇各一人分别担任管理”；“规定每家成年人不得少于十名，也不得多于十六名”；“把一户过多的人口抽出，以填补人口不足的一户”；“对不遵守乌托邦法律的当地人，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他们若是反抗，乌托邦就出兵讨伐”；“在议事会外或在民众大会外议论公事，以死罪论”，等等。就连吃饭分几桌，“男子在餐桌上背墙坐，女子靠外坐”都规定好了。莫尔自称是“管理自由的人”，而“国王视臣民为奴隶”。实际上，这样的“管理自由”，比国王管奴隶更严苛、更细密。 在莫尔式首创的所有财产归公，令居民视财产如粪土的体制下，首先满足的是他的主宰社会之欲望。必不可少的是需要设计一种美好的生活以吸引眼球，比如“只安排六小时劳动”，比如“每一户的户主来到仓库觅取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所需要的物资，领回本户，不付现金，无任何补偿”；比如所有居民在厅馆（公共免费食堂）就餐，“在公共医院治疗的病人首先得到特殊照顾”，“病号管理员领到医生医生对病人所规定的食物后，将最精美的各种饭菜根据各厅馆人数平均分配，但是对总督、主教、特朗尼菩尔，以及外国使节和全部外侨则是例外地给以特殊照顾”。不一一详叙。看过这些，发现“人民公社是天堂”时，那些举措大致皆由此学来的。 意大利修士康帕内拉（1568-1639）因策划反抗西班牙统治而入狱27年，在狱中写下《太阳城》这本书。1613年经德国学者阿达米传出狱外，流传于世十年后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又一经典。与莫尔主宰社会的梦幻相同，康帕内拉也是一位主宰社会论者。《太阳城》在其“太阳城的统治者”一节开篇便道：“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位司祭，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叫做‘太阳’，而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应该称他为‘形而上学者’。他是世俗和宗教界一切人的首脑；一切问题和争端要由他作出最后的决定。在他的下面有三位领导人，他们的名字是‘篷’、‘信’、‘摩尔’，照我们的意见或者译为‘威力’、‘智慧’和‘爱’。”读罢这一节，似乎可以明白我们当年“红太阳”之由来了。 康帕内拉授予“威力”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力，授予“智慧”以管理艺术、手工业、科学、教育等权力。超出莫尔的虚幻的，是“爱”的管辖权：“抚育儿童、医疗、制药、播种、收割庄稼和收获水果、农业、畜牧业、伙食，总之关于衣、食以及性关系的各种工作，都由‘爱’来掌管。”我们应该能看出来，“太阳城”所设计的只是一个奴隶庄园，任何与权力相关的事都不是被奴役者所能染指的。 比莫尔更进一步，康帕内拉决定按照犬只、马匹的改良来改良人种，不光其居民的居住、饮食、衣着要遵命，就连性交与生育、婴儿取名都管起来了：“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要按照古斯巴达人的风俗把衣服脱光。这样，领导人就能够根据他们的体格情况，来确定哪个男人最适合同哪个女人性交；他们只需很洁净地洗过一次澡后，就可以每三夜进行一次性交，体格匀称和美貌的女子，只同体格匀称和健壮的男子结合；肥胖的男子与消瘦的女子结合，消瘦的男子与肥胖的女子结合，为的是使他们得到有益的平衡。”除了性交的各种仪式细节均有规定之外，还有令：“妇女如果初次与男子性交后而不受孕者，便配給另一个男子；如果多次与男子合欢而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而且也就不能像主妇那样在‘生育会议’上在神庙和公共食堂中受人尊敬了。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某些妇女贪图欢乐而有意避孕。”《太阳城》还规定：“如果所犯的罪行是反对国家的自由、反对上帝、反对最高领导人的，那就会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悯而立即宣判。这样的犯人就得判处死刑。”这就与莫尔一样，胡萝卜也是靠大棒才能维持其诱惑力。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我们感觉到他那种极其强烈的主宰整个社会的欲望，他强调了“太阳”这位政教合一的独裁者及其三位助手，连同逐层而下的“领导者”们，似乎可以为“党领导一切”寻得其根由。 之后，德国人安德里亚（1586-1654）写了《基督城》，他模仿莫尔用幻想的游记方式记述到访理想境界的奇遇，一个美妙的社会模式出现在他笔下。这本书与《乌托邦》、《太阳城》一道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第三大名著，实际上后两本皆脱胎于《乌托邦》，是前一本的诠释与补充。安德里亚自述了对《乌托邦》之崇敬，还有论证说他曾从德国学者阿达米那里读得《太阳城》，从中获得许多灵感创作《基督城》。书中同样讲述了作者对整个社会的安排，所有人与机构皆任由其支配，故不去细说这本书了。 17世纪乌托邦形成思潮，英国人温斯坦莱（1609-1652）主张开垦实现理想境界，号称“掘地派”；法国人梅叶（1664-1729）则鼓吹暴力手段实现理想境界，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用最后一根神甫的肠子绞死最后一个帝王。”而18世纪的法国人马布利（1709-1785）则侧重鼓吹“公有欲”，“这个共和国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自然界多么明智地准备了一些条件来引导我们实行财产公有，制止我们堕入建立私有制的深渊。”与之相仿，法国人摩莱里（1700-1780）也是消灭私有制的鼓吹者。而法国人巴贝夫（1760-1797）则被认定是“共产主义者的原型”，他主张并力行以一种密谋式革命暴力创造平等，并因此付出生命代价，在一次密谋暴动失败后被处死。 脱离朦胧状态，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公认是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和英国人欧文（1771-1858）。他们的著作既多且有名，无须多说。圣西门最主要的主张是精英统治世界；傅立叶则力主建立一个主宰一切的统治集团，所有人都服从调配从而消灭竞争，谓之“统一主义”。他允许保留少许私有财产和利息，但必须是在不影响社会集团调配的前提下。现在的“举国体制”就颇符合傅立叶的主张。 欧文出身贫寒，当过学徒、店长、后来成了工业资本家。他在所管理的新拉纳克工厂中主动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福利条件，提高工资。我们不应怀疑欧文的真诚，他不再空谈，而是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人类社会的目的，是在最大的实际可能行范围内为每个人创造幸福。”但这个主张渗透着浓郁的“上帝情结”，或许很仁慈，却不能摆脱主宰社会的阴影。 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仅仅维持了四年，“创造理性和平管理区”的实验以失败告终。1849年欧文在其《管理新拉纳克的三十年实验记述》里有一段重要表白：“工厂工人是向我乞求恩惠的奴隶，我可以随时解雇他们。所以他们知道，如果被我解雇，他们的生活就比享受有限的幸福生活时要困苦。”这大概就是老毛那句“饿饭就是了”的来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管制住全民之饭碗，最有利于独裁者主宰整个国家，野心更大些就如同马克思，主宰范围要扩展至全世界！ 从莫尔开始，所有这些主张里都贯穿着一条主线：主宰欲。在这种欲望驱动之下，社会就成为主宰者的棋盘，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棋子，美好且幸福的憧憬是为对于棋子的奖励。近世的历史证明了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预言的“人民领袖的所作所为”及其导致的恶果，哈耶克所著《通往奴役之路》可以算是对被主宰者之命运的总结。而在同样的历史进程中，还有另一条主线：自主欲。几乎可以这样类比，主宰欲导致了社会主义模式，而自主欲导致了资本主义模式。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如果说前者的宗旨是社会大锅的掌勺人，那么后者的宗旨仅限于从社会大锅中分一杯羹。主宰社会也就是取得控制权，罗素（1872-1970）对此的解释是：“当今通常采取的权力形式是控制权，即通过使用公开的或隐藏的暴力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那样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实质上就在于压制他人，因为只有当别人被强制去做他们并不想做的事时，这种权力才显示出来。”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可以这样看，马克思堪称第一位从理论上论证主宰欲合理性的大师，比起之前那些描述性著述，它显得无比深沉，晦涩的学术味道给他的理论戴上了神圣的光环，令每一位膜拜者只能虔诚地匍匐在他面前。毛称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个总结基本准确，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详细描绘他拟建的理想社会。 罗素认为：“假如社会主义只是想让人们获得当今富裕阶层所享有的那种生活态度和人生观的话，那么它是不会激起境界高尚者的热情的。”这也是自《乌托邦》以来种种宣传并没能激起多少热情的缘由，人们可以在教堂里听讲更美好的天堂故事。只有仇恨才会激起高涨的热情，于是梅叶提出“用最后一根神甫的肠子绞死最后一个帝王”。他用最激烈的语言控诉暴君、控诉上帝、控诉有产者乃之每一个税政、司法、神职等工作人员：“这些家伙遍布全球，像贪婪的狼一样，他们在自己的法制和权力的借口下，压迫你们，劫夺你们，抢走你们最好的东西。”显得宽泛而且空洞，没有多大的说服力。 马克思的理论则不同。罗素认为“马克思的国家观并不十分清楚”，“马克思正是希望借助于这事实来给他的信徒们灌输对资本家的刻骨仇恨，并使他们在阶级斗争中成为无所畏惧的战士。”“马克思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者受到了残酷的剥削，他没有论证，也没有试图去论证雇佣劳动者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受到的剥削是否少得多，因为这与他设想的理论体系相冲突。带着无产阶级倾向的读者阅读马克思的书时，都会分享到他的美妙设想，却忽视了这些设想是没有得到证实的。”“马克思的目标是产生一个政党最终倾覆世界。”本文未曾想涉及那种“分一杯羹”的各种论说以及其简史，仅说主宰社会的故事。事实上主宰社会的理论也扛着“民主”之类旗帜，只不过那是“掌勺者”主宰下的“民主”而已。托克维尔（1805-1859）说过：“民主与社会主义除了平等这一词以外，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但注意两者间的差异：民主是为了自由而追求平等，社会主义则是为了压迫和奴役而追求平等。”历史很不幸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确系在乌托邦的迷雾中延续的主宰社会的理论与现实，列宁、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卡斯特罗、波尔布特、萨达姆以及上世纪中叶非洲那一大串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独裁者，这些个成功经营社会主义国家的案例，无一不是人权灾难的发生地。前文所引柏拉图关于“人民领袖”将导致的灾难的预言，你不得不佩服其精准。 所以说，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人类社会古老的主宰与被主宰关系的中世纪翻版，换了个包装而已，谈不上任何“先进性”。就连马克思，也不喜欢用这个名词来定义他的理论，《共产党宣言》之主要篇幅皆用于批判各种招牌的社会主义即是证明。即使恩格斯把他们的共产主义分割出“科学社会主义”来，老马本人仍不大情愿用其说事。 亨廷顿说马克思是列宁的前驱，而列宁绝非马克思的传人，恐怕跟这有关。列宁直言不讳称马、恩皆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摒弃了马克思理论中所有人文关怀的成分，极端地弘扬其暴力主张。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组建铁的纪律、组织严密的党，并借“民主集中制”扫除党内任何自由，绝对服从党的领袖。由这样一个党，向广大民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他认为工人运动根本不可能产生这种意识，只能强制输入。这样，列宁以先主宰一个强有力的党，再通过这个党主宰全社会，而且绝不心慈手软。应该说，是列宁赋予社会主义以可操作性，用亨廷顿的话说，是中世纪绝对君主制在20世纪的翻版。它只能在贫穷落后的国度，也即文明滞后的地方得以成功，绝非偶然。 西方人嚼烂了社会主义这块馍，俄国人再嚼一遍，然后分给中国人，嚼得津津有味不但，还挺得意地冠以“中国特色”，这倒是颇为滑稽的事情。
（2010.12.2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