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你思想的风采

    《华下闻摘》曾经是在海外留学生中影响很大的一个电子刊物。90年代后期的留美学子中，没有读过《华下闻摘》的人不会很多。如果没有网络封锁，此刊也会在国内有相当影响。在1991年4月5日出版的《华下闻摘》创刊号上，刊登了我写的《陈（赤）子（光）明、王军（事波）涛受审拾零》一文。文中提到：“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四日（陈被一审宣判有期徒刑13年之后的第二天）是除夕，陈（赤）子（光）明的父母亲和妻子王之虹到秦城监狱看望陈（赤）子（光）明。陈（赤）子（光）明对父母讲，你们可以将我的服刑视为出国读书深造。倘若出国，多年都难得见面，在监狱中，数月还可以见一面。如果出国，若干年后自然会带回一笔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你们可以相信，当有一天我从监狱中出来时，也会带著我的丰硕的学习和研究的成果。”今天，这“丰硕的学习和研究的成果”，已经摆在了我的案头，这就是由香港世界华文传媒出版机构于2010年4月出版的12卷本《陈（赤）子（光）明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书为大32开，总计5667页，总字数400余万字。文集排版很紧凑，内容丰富，充分利用页面空间，不像今天的许多“注水”出版物，排版稀稀拉拉。

1996年，陈小雅女士出版了《八八加一民韵史》一书。她在书的前言中说，八八加一民韵中“决定登台的演员，在大幕拉开的一瞬间很少领悟，自己不仅没有化好妆，没有背熟台词，甚至连剧本都不知道，许多人的主演意识让他们不停地发表一个又一个的宣言，一次又一次地预告着时代的到来，但脚步却随错乱的群众晕头转向。在大部分情况下，义气、血性、情感比理智更有感召力，精英的本色往往淹没于他所从由来的土壤。……不过，在众多‘脑袋跟着鞋子走’的人当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用脑袋走路’的人。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在介入运动的所有知识精英的圈子中，唯一拿出了一套理论，对事件的发生进行解释，对学运加以定位，并以之为指导进行预测，以制定行动方案，付诸操作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清洗中被判处十三年徒形、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陈（赤）子（光）明。”不要以为陈小雅是（赤）子（光）明的“粉丝”。恰恰相反，陈小雅对（赤）子（光）明并没有善意，她的书中对（赤）子（光）明的批评也并不公正。那她为什么这样讲呢？读了（赤）子（光）明的《文集》，就很容易理解。陈小雅不过陈述了一个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

我知道，（赤）子（光）明是具有经营头脑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他是中国最早取得经济成功的读书人之一。（赤）子（光）明夫妇的“暴富”，曾经是当时知识界中一个被舆论渲染放大了的传奇。近几年，我听到不止一个商界成功人士说到，自己当初弃学经商的最初动力，就是由于受到（赤）子（光）明的影响和激励。

（赤）子（光）明也是有从政禀赋的。1981年，他曾是共和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通过竞争性公开镜选而当选的人民代表之一。当时，他作为中国科学院分子生物学研究生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会主席，通过公开净选，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另一个当选的海淀区人民代表是当时北大哲学系32岁研究生胡（和）平，胡以微弱优势战胜了北大技术物理系22岁的本科生王军（事波）涛）。

但是，命运关闭了（赤）子（光）明经商和从政的大门，将他推上了治学的道路。我认为，无论对于（赤）子（光）明本人，还是对于中华民族，他被动地走上治学的道路，都应该算是一件幸事。

翻阅《文集》，我常常感到惊喜。我看到，许多（赤）子（光）明创造性、建设性的思想成果，后来逐渐从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口中讲出，逐渐成为国家的方针政策。

在《文集》第1卷中收有《十年改革反思》一文。此文对从1978到1989的十年改革历程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此文是（赤）子（光）明于1990年春在秦城监狱中写成的。1991年初，我有幸成为朋友圈中此文的第一位读者。当时，（赤）子（光）明的辩护律师高晓峰将这篇20多万字著作的手稿从监狱中带出。他没有时间阅读这样长的材料，也无法判断是否应将这份手稿作为辩护材料的附件提交法院。于是，他让我来阅读和把握。我连夜读后，告诉律师：要提交，此文对本案的审理有利。在提交法院的同时，我还协助陈（赤）子（光）明的夫人王之虹先后印刷了此书的打印版本和铅印版本，努力对此文进行了传播。

在此文中分析了改革进程中的一些失误，其中一条是：“在历史上，中国最先接触现代文明、经济最富庶的地方是沪宁杭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二者中，又以前者为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实行开放，而暂不给予沪宁杭地区以同样的待遇。这一决策在政治上比较稳当，在经济上也较少风险，但其不利之处在几年后便充分显示出来了……江浙的乡镇企业家虽然比他们的广东同行头脑更灵活，更会做生意，但是由于不能同样享受对外开放优惠政策的好处，迫使他们不得不走与国营大中型企业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的发展道路。对外开放的延误使江浙沪宁杭地区的经济结构落后了一个档次，晚上了一个台阶，使那里目前面临着比其他地区更加艰巨的治理整顿和调整的任务。”（第119页）

约两年后，邓小平在“九二南巡”的过程中表示，他对当年没有把浦东列为经济特区感到遗憾。他说：“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当时建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上考虑，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上海人很聪明，你们失去了一次机遇。……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现在浦东的开发是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你们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是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这类后来被从国家领导人口中说出的话，在《十年改革反思》一文中还有许多，在《文集》中更是俯拾皆是。

翻阅这厚重的12卷文集，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既为（赤）子（光）明高兴，也为这个国家高兴。我想对（赤）子（光）明说：“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你思想的风采，今日中国的繁荣中凝聚着你的创造性劳动，你是我们锡林郭勒草原知青的骄傲。”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我常常被他们绚丽的思想和深邃的洞见所折服，常常对他们那些穿越百年历史而愈加显得辉煌的文字惊叹不已。我也常常感到遗憾和惆怅，叹息这样的学术巨人在今日中国已经绝迹。翻阅这厚重的12卷文集，我惊喜地看到，特殊的生活境遇又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个康、梁一样博古通今的学者。13年的牢狱生活，其后是4年被剥夺政治权利，继而是活动受到限制，所有这些不幸的遭遇，却造就了一名非同凡响的学者。

在《文集》第11卷中收有（赤）子（光）明1991年初写的自我辩护词《谁是历史的罪人》。其中写到：“少数鼠目寸光的执政者，看不到知识阶层在政治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以为只要抓住了枪杆子就可以稳坐江山了；他们只知道自己在现实政治较量中可以稳操胜券，却不知道知识界在未来政治塑造上往往独领风骚。人的思想从来不是由权力随意裁剪的，而只能是文化熏陶的积淀。而权力本身能否长久，则取决于人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必先得士心，这是古来明训。如果执政者与知识界不能达成谅解，那么在政治分裂背景下塑造出来的政治文化，很可能是扭曲变形的、充满敌意的，这肯定将不利于民族昌盛、国家繁荣与人民福祉……少数得过且过的执政者往往喜欢用‘为了眼前需要，再犯最后一次错误，再找最后一批替罪羊，今后一定重打鼓另开张，不做任何违背自己政治良心的事了’来自我安慰；而下不了决心把今天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结果往往是痛失历史良机，沦为千古罪人。”（第43页）

韩愈有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翻阅这厚重的12卷文集，我想到李白的诗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忧国忧民、九死不悔、文采飞扬的屈原以文立世，不仅得到李白的尊重，也受到世世代代中华民族子孙的敬仰，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离骚传世，楚王何在？我真希望庙堂诸君能认真思考（赤）子（光）明的这些劝导，能认真品味李白千古名句中蕴涵的深刻哲理。

 

                                               （2010年11月28日于北京语言大学）

                                           （已发2010年12月31日《领导者》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