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与回忆

转眼三十年过去，作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一千四百万知识青年中的一份子，我也已近知天命之年。一个四十八岁的人回忆自己十八岁时的经历与心境，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百分之百不走样的。想起鲁迅先生的一首无韵散文诗：“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过去。一人说，什么？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时道，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这说什么的，我不和你说什么。”先贤那种睿智的见地和一针见血的文风，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余生也晚，加之心性愚鲁，较为遥远的过去和未来，或难以琢磨，或不可想像，虽亲身经历者，亦深恐一味美化，造成后人错误印象。故此凡涉及回忆，落笔必极其谨慎，盖因一切人事既经岁月之发酵，便已无不成审美对象，主观因素一旦压倒了客观事实，其真实性就必然大打折扣。 

我的专业是电视剧编剧，从事这个工作近二十年来，写成投拍的剧本算来已距百集不远，却没有一部是直接描写知青生活的。对此朋友们中颇有微词，自己也时常有失职之感。对照北方的梁晓声、南方的叶辛，我常常思索，究竟是因为自己的疏懒，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想来想去，觉得怕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表现角度的缘故，别人用过的方法我不愿用，而他们又恰恰抢先使用了最为简便一般的方法，再要找出个别人没想到的路数，以成就独家之绝活谈何容易！说他们用过的方法一般，想必有许多人不会服气，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似不得不展开来多说几句。

先说问世最早的《磋砣岁月》，其中作为主角的男知青在农村屡受挫折，已到厌世轻生的边缘，终因贫下中农（包括其美丽动人的女儿）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帮助，度过了“磋砣岁月”步入新时代的辉煌。我不知诸位同龄人对此有何感想？依我之愚见，这还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标准的注脚，其潜含的思维定势仍是“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而要是说到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和《年轮》，则显然在立意上高于《磋砣岁月》。前者中有面对突发的大返城风潮，是坚守信念还是随波逐流的人性挣扎，后者则关照了我们一代人半辈子的坎坷浮沉乃至于分化瓦解，都具有使人荡气回肠的力量。可我仍觉得他一般。不是我过分挑剔，仅仅是对于凡写知青，必先展示其苦难于前，继而张扬其自强精神于后的笔法略感不满而已。鲁迅先生描写苦难最令我心仪的作品不是《祝福》，而是《阿Q正传》。使全世界不分国度的人民都发出了笑声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我却更把他当成描摹苦难的圣手。我梦寐以求的是，以知青生活为背景，写出能够传世的喜剧作品来，因为我坚信，最纯真最高尚的喜剧，必是与悲剧相通的。这想法能否实现？说老实话，我现在心里还没有底。好在今年仅仅是我们下乡三十周年纪念，后面还是四十周年、五十周年，我当苦心磨砺笔力，继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想必还来得及吧。

近来读了《长沙晚报》转载《中国经济时报》的文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使我对那段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产生了一种别样的心情。那文章是记者采访号称知青问题活档案的原国务院知青办工作人员顾洪章后写成的，讲述了从1955年团中央组建青年自愿垦荒队到“文革”后期改“四个面向”为“一个面向”的全过程，读着这种提纲挈领式的讲述历史过程的粗线条文章，会更加痛切地感到当年我们自己心中无望的期盼、委屈和恐惧，原本在“全国一盘棋”上，就是微不足道没有丝毫位置的；会更加痛切地感到作为一个蝼蚁般的小人物，在伟人掀起的滔天巨浪之下，虽不甘心灭顶也绝无逃避之可能的悲哀。自去年以来，以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为题的纪念文章和书籍，可谓连篇累牍铺天盖地，使我们又一下子看到了那么多挥汗如雨收割庄稼、挑灯攻读主席著作、高擎语录载歌载舞的旧照片，读到了那么多表决心式的日记和书信，看到了那么多自强不息从广阔天地重归改革潮头，成为幸运者或弄潮儿的成功人士的人生记录。然而我总在怀疑，这里面略去了多少真实到不可告人的情感？略去了多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深刻？又略去了多少我们一代人或自觉或被迫做出的恶行？关于这一点，叶辛的《孽债》倒是可作为佐证，虽然它有些巧得过头，以至于显得矫情。

突然想在此再引用一首诗，这还是当年在乡下工工整整抄录在笔记本上的。那是普希金写于1825年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当年我喜爱这首诗，是因为它给我鼓励和希望，今天我仍喜爱它，却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不要被时间空间的双重距离遮蔽了眼睛，把回忆偷换成了审美，一方面陶醉了自我，另一方面却欺骗了后人，以至于留下的并非信史。

在我看来，首先要毫不含糊地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巨大悲剧。无论我们今天如何为自己竟然还能从苦难中重新崛起，重新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自豪，也不能不看到自身那些可怕的局限——我们荒废了最可宝贵的青春；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按步就班地进行系统的学习，以至于掌握的知识多少有些支离破碎。我们中间靠文字为生的、靠经商为生的、靠从政为生的人数，大概不会比任何一代人少，可成为了科学家和优秀工程技术人才的却恐怕明显地不成比例。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并没有得到国家统计数字的支持。读过一本名叫《第四代人的精神》的书，是几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写的。他们的中心论点好象是说，要尽快走出知青一代投射的巨大阴影，以取得第四代人的话语权。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所谓知青一代，原来也早已在后来者眼里变成了《家》中的“高老太爷”！他们认为我们凭借知青身份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以曾经奉献青春为成本，正在并仍在向社会索取着巨额的回报。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少道理，倒是不可不对这种说法的产生深长思之。

我们走过了一段历史，并且是从泥泞和荆棘中胼手胝足地爬过来的，这确实可歌可泣，但我们一旦抒写这段历史，是否总缺少些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以致至今还拿不出真正称得上审美佳品的文字以传世？这当然是对于象我一样从事文字和文艺工作的前知青们说的。英国作家爱德华．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霍华德庄园》都拍成了同名电影，并都获得了奥斯卡奖。而他还写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小说面面观》却不见得有多少人读过。福斯特在这本小册子中将文学中的人物分为扁平的和圆形的两种，他称那些类型化的、容易辨认的人物为扁平的，而称那些有多侧面、复杂性格的人物为圆形的，当然，他认为作家全力追求的、有更高文学审美价值的是圆形人物。无独有偶，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他的《性格组合论》中也有类似的议论。然而在知青的文学艺术形象中，可以称得上圆形并广为人知者，似乎还只有一个路遥笔下的高加林，而他偏偏又是个回乡青年！为此，我对迄今为止的知青题材文学艺术，表示总体的失望！

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我谈的主要是关于知青题材的文学艺术，不会使人觉得有点离题吧？然而我认为，文学艺术总是作为每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被载入历史的，所以其质量的优劣实在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份的。还有，我对审美和回忆之间关系的议论，是否会令人有些许混乱的感觉呢？其实在我自己心里，逻辑一直十分清晰而又连贯，我是既怕从审美出发，使我们的回忆自觉不自觉地略去负面的东西，变成一种经过粉饰的自我陶醉；更怕出于粉饰之心使塑造的人物过于扁平，以至于离文学的较高审美层次越来越远。审美不可以作为文学艺术的出发点，而只能成为其归依，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个人每忆及知青生活，脑子里总会冒出一些诸如“饥寒起盗心”、“破坏生态环境”、“相互损害，两败俱伤”等等词句，我想，真实地说出我们的过去，说出我们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同时，如何侮辱与损害过他人，这必是深刻展现人性之正途。真与善，作为文学命题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敢正视血淋淋的真，就不会大彻大悟产生真正的向善之心。这大概也恰恰是我迟迟不敢动笔写知青生活的真实缘故吧。说这些是否是对三十周年纪念的大不合时宜、大煞风景呢？可这些却是真话，是真话就应该说出来。

我要说：在我们纪念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愿每个同龄人多些反省，少些陶醉。另外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我还要借这三十周年之机，对自己，也对与我从事性质类似工作的前知青们，提出一个更高的期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拿出我们描述那一段历史的真正的力作来。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句已经用得过多过滥的话——我们青春无悔！

 

                                                        写于1998年老三届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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