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我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
作者:林小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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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我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
海南岛是继台湾岛后中国的第二大岛,岛的周围是碧波万顷的大海,岛上热带动植物资源繁多,有美丽的五指山、万泉河、有三亚银色的海滩,岛内随风摇曳挺拔葱翠的椰林,海南岛的蓝天白云处处迷漫着热带风情。 我的老家在海南岛文昌县,这是一个著名的侨乡和文化之乡。文昌县现有五十多万人,而居住在东南亚和美、英、法等国的文昌县人则高达七十多万,可见侨乡名不虚传。 文昌人杰地灵,海南岛没有建省前它一直归属广东。广东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做"没有文昌人,不能成衙门,"可见那时候文昌人的影响和聪慧。文昌有被誉为"海南第一庙"的文昌孔庙。有人说文昌出过三个国母,她们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刘少奇的前夫人谢飞。宋氏家族的确为文昌增添了荣誉。文昌县在国民党时期出过许多将军,被称为将军县。我的老家文昌县沙港村就出过在辛亥革命和北阀战争中功勋卓著的陈策将军,抗日战争时,陈策将军曾领导保卫香港之战。文昌还出过林文英等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先锋。 海南岛曾从红军时期坚持革命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文昌也曾是红军坚持斗争的地方,文昌涌现出张云逸大将和冯平、许侠夫等一大批革命家和杰出人物。 文昌县位于海南岛的东北部,东南两面濒临南海,北面是琼州海峡。文昌一面傍山,三面环海,海南60%的椰子树集中于文昌,我的老家文昌会文镇沙港村依山临海,是一个被椰树、油棕、剑麻等热带雨林环绕的村庄,村里房舍排列井然有序,厅堂相通。村里的人以姓林、姓陈的居多,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东南亚各国或美国、欧洲。现在这个村在海内外当教授的人就有十几位,仅我知道我该叫叔公、叔叔的人中,就有多位在新加坡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按照村里林氏祠堂记载,文昌的林姓大都是在明朝初年的时候,从福建的福州、泉州迁来。 在海口开会时,我和来海南办事的爸爸不期而遇。第一次在海南岛我们的家乡见面,大家都十分的高兴,爸爸兴致勃勃的跟我谈起他的往事。 我爸爸林诗仲,1919年生于海南岛文昌县沙港村,我爷爷同文昌很多男人一样,在很年轻时为了生计,抛下家中年轻的妻儿下南洋去了。爸爸在很小的时候也漂洋过海到新加坡去找爷爷,那时的爷爷在新加坡开了一家糖果店为生,我爸爸在新加坡读书长大。我爸爸对海南岛有很深的感情,毕竟这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曾同海南当时的负责人雷宇(后调广西任副主席)及后来海南几任省长、省委书记都保持很好的关系。 我爸爸1949年6月在南京参加革命后,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在朝鲜荣立战功,他还做为志愿军的英文翻译参加了著名的板门店的谈判。曾担任中央对台办主任的杨思德将军、曾任总参二部部长的席一、还有总政的王央公都是他在朝鲜战场和总政敌工部时的领导。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爸爸和妈妈先后转业到地方,本来要分配英文很好的他去新华社担任驻外记者,后来因为他这个海南岛文昌侨乡来的人有太多的海外关系而被拒之门外。上级也曾分配我爸爸和妈妈去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任教,但那时有主见的他不愿意离开北京。在部队领导的帮助下,我爸爸被分配在文化部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我妈妈被分配到师范附中任教。历史就是那么富有戏剧性,当年他们没有去黑土地,而后来我插队去了九年的黑土地。 我爸爸在中影公司工作不错,凭借他娴熟的业务和一流的英语口语很快成为业务骨干,并多次担任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事国务活动的英文翻译。那张周恩来1958年接见在北京举办的亚洲电影节导演和演员,周恩来与印度女演员亲切握手的照片,站在他们中间的就是我爸爸。他那时正为总理做英文翻译,爸爸非常珍爱那张像片,他常说他十分敬重周恩来的人品。 海南岛文昌县,爸爸的家乡,既给他带来过机遇,也因为是侨乡,在那极左的年代又多次给他带来不公正的待遇。 文化大革命中,位于北京西郊民巷内的中国电影放映公司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我爸爸因为爷爷家原来就不富庶,加上他参军多年又立有战功,再有更主要的是他也不是当权派,与世无争的他基本躲过那场劫难。 爸爸提起文革很难过的是,他的几位好朋友,也是归国华侨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姜永宁在文化革命中相继被迫害致死。我爸爸很喜欢打乒乓球,那时中影公司离先农坛体育馆很近,容国团、姜永宁、林慧卿这些曾为新中国赢得荣誉的乒乓球冠军是爸爸的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打球、聊天。爸爸的乒乓虽然是业余的,但他和中影公司另外两个人组成的代表队,也曾在文化部取得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每当谈起文革,爸爸都深深怀念他在体育界英年早逝的杰出归侨朋友们。 我爸爸的五七干校生活是在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渡过的,在有千湖之省美称的湖北江汉平原,他以海南岛人那种特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平和的对待着干校发生的一切。他在干校烧过茶水锅炉,别人看他挑水轻松的样子,不敢相信他是一位久居都市的中年知识分子。他划过船,下湖打过鱼,机关熟悉他的人惊讶的发现老林游泳很不错,如果他们知道我爸爸是在海南岛文昌沙港村大海边上长大的,也就不奇怪了。爸爸性格开朗豁达,不畏强权,同情弱者,他从小在逆境中长大,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他常安慰和帮助思想压力大的人。他曾跟我说,他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可怕的,少年时代的他只身闯南洋去新加坡找爷爷,爷爷在新加坡开的糖果铺经营稍有好转,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就踏上了新加坡的土地,爷爷的生意很快倒闭了,他说殖民地的苦日子他们都挺过来了。他常提到他亲身经历过的朝鲜战争,他和他的战友们夜行军,美军的飞机来轰炸,照明弹把山野照得如同白昼,惊天动地的炸弹爆炸后,有的战友被炸得无影无踪,树叉上挂着牺牲者的白毛巾,这种战争的生离死别使他活得超然。他也感慨地提到他们志愿军的司令员彭德怀元帅,提到领导板门店谈判的传奇人物李克农将军。我爸爸曲折的经历和豁达的性格使他熬过文化大革命那些不平静的岁月。 文革后期爸爸返城后,被分配在新组建的北京语言学院任教,他主持编辑出版《新英汉大辞典》。粉碎四人帮后,爸爸的生活和事业都有了很大的转机,他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七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华侨组成员。他和当时全国政协华侨组组长黄鼎臣很熟悉,黄老一度想介绍他参加中国致公党,他不知这是一个从美国擅香山就追随孙中山的华侨组织,错把致公党听成和念做"蛐蛐党"(蟋蟀),亏得黄老那时已八十高龄,没听清楚他的话,否则这位致公党主席会气昏过去,当然爸爸始终也没有参加民主党派。 后来,我爸爸以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名义,根据组织安排到香港工作。他在香港的十几年,也是他走完七十八年人生历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应该是他最愉快的岁月。他那时有很多朋友,包括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我爸爸还一直是福州市政府顾问。他凭借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出类拔萃的语言能力,充满自信的交往方式,做了他愿意做的事情。他到过中东战争中的英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将军的庄园中作过客,他去过欧洲、东南亚许多国家,他为了祖国与许多在台湾和美国的国民党元老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有位机关的大姐告诉我,你爸爸、林诗仲教授为国家做了一些也许永远不会被公开的重要工作。记得有一次在北京东四的一座机关的四合院里,国务院"西苑机关"的部长宴请我爸爸,当时请我作陪。在谈到工作经历时,那位曾当过北京团市委书记的部长客气的尊称我爸爸为前辈,这也许是一种褒奖。有一次爸爸去美国华盛顿,我弟弟林佟从加拿大蒙特利尔赶到华盛顿看望他,他们去参观白宫,那天不巧是假日,白宫不对游人开放,我那颇具个性的爸爸,竟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了卫兵,守卫白宫的卫兵竟破例请他们进去参观。 我爸爸在他人生最后几个月里,一直忙碌着设法从欧洲的一个国际基金会为他的老家海南省的一个重点项目募集资金,为这件事他和原来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现任海南外事办主任的陈辞夫妇成为了朋友。但遗憾的是那件事没有办成他就悄然离去了。他多年经商虽也有收获,但他毕竟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商人。但让我所欣慰的是我爸爸在香港那十几年里活得自由开心。 1985年5月,我们父子不约而同回到老家海南岛,那是一次我终生难忘的会面。我最喜欢听解放军海政文工团吕文科的那首"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歌中唱到,"在那美丽富饶的西沙岛上,是我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汗水洒满座座岛屿,辽阔的海域,无尽的宝藏,西沙,西沙,祖国的宝岛,我可爱的家乡"。现在海南岛的行政区域包括了西沙在内的南海诸岛,这首歌分明是在歌唱我可爱的家乡,我们美丽的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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