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拉不完的旋律

（二）
   
久违了，家乡!

常州似乎网开一面，比南京大度，不再劝返插子们回农村，显得十分宽容。

街上看到许多同病相邻的熟悉面孔，老刘回城了，他要为他“过去”讨说法;老x也回来了，他在为“收”走的住房而奔波;开老虎灶的、理发的一些个体户也逐渐回城，许多知青也陆续离开农村，男青大都学些瓦、木匠、油漆、钣金之类的手艺，而女青多数学做着裁缝。他/她们无法改变穷困，再加上思乡情切，纷纷投亲靠友以求欲火重生。小海、大光这二位昔日练摊的搭档，相邀我加入他们的行例，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出外闯荡已一年余，父母、弟妹倒流城市已立足脚跟，全家为生存拧成一股绳，风雨飘摇的生活无法动摇每个人求生的欲望，大弟居然小小年纪去几十里路外赶集市，过早地承担着生活的艰辛。小妹妹跟着母亲早出晚归不离左右，兜售着维持生计的货物。她再也不是一年前，天不亮，我驮着她离开村子时的一副惊恐模样，显得十分机灵和谈定。多年后，工厂破产她下岗了,一家人为她担忧时，她竟然单打独斗在街头也练起了摊。

穷则思变，世上没有救世主,哪有嗟来之食？我不能像几年前那样自私离家，决定与家人唇齿相依。

六七年初秋（学校停课）,我与父亲从北方放蜂南下,在凤阳与临淮关之间的小李庄采集荞麦花蜜,小住一月余,得知那里是花生产地，便决定北上淘金。

临淮镇不大，街市走向顺着铁道线。几番辛苦小有成就，每趟可赚三、四十元（一星期跑二趟），只是上下火车，被一百多斤花生仁搞得够呛，只恨少手缺腿难应付。

为了生活，我硬充英雄走起单帮。只可惜，好景不常在，有时辛苦的竟连车马费也赚不回，只因集市上吃了鬼称;车上又被加罚了行李费，真是雪上加霜，弄的我狼狈不堪，（那时，花生属油料作物，贩买花生仁是违法的，未没收货物,罚你一下,算是高抬贵手了）显得非常无助。

杨姐与史哥是南京知青,下放在安徽，常走那条线跑红皮（花生仁）。她/他俩听完我的遭遇哈哈大笑：“我与史哥兄弟俩结伴，街上没人敢对我们使鬼称。每次搞三、四百斤，上车有人送（卖货的）。进货每斤比你少五、六分钱，这样可省去二张车票钱,而我们通常又少打车票。车上跑红皮的人半数以上全是小插（知青）。遇到查票，都死磨硬泡，说是知青回家的，没钱哇！列车员十有八九是南京人，沾亲带姑的也摊上个把知青，多少有点怜悯之心，睁眼闭眼的放一马，你那能与我们比啊？要是出站查的紧，我们会在浦口下车，有家人在浦口接站。这英雄饭，你甭吃了，以后，我们给你家送来，决不误事！再说南京做的人太多，我们也做厌了，有你这个朋友,我们也想去常州跑跑。”一席话茅寒顿开，我也无需长途劳累，在家练摊吧！

果然，杨姐与史哥言之有信，隔三差五送上许多货源。

非常的年代里，造就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景象，人为了所需要的三饱一倒基本的生存条件，选择短、平、快的谋生手段，是最有效的。同学小冠，居然也操起与我同样的营生手段。我很惊奇，他下乡了，为何与我这般模样沦落街头？我向小冠问好，他竟无动于衷，当我走近他再次示好时，他恨不得将头埋进裆里，不愿搭理我，把我似同陌路，我很生气！天天看着他似龙虾蜷曲的后背，显得十分压抑，我俩尴尬地僵持着。

三十年后同学聚会，我俩宴席上相邻而坐，我提及当年，小冠顾左右而言他。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一切。

“小冠啊！你是班里男同学唱歌最棒的，上去来一首？”“你还记得？!”小冠立马两眼放光。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迷人的故乡，桃园荡漾着孩子们的笑声......”歌声虽不惊座，但比蒋大为高八度。银幕前的小冠仿佛是当年黑板前唱“时刻准备着,我们是......”的小雄鹰！

小冠心眼清高，理想与现实差之万里，街头练摊他比我还要怕羞，或许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会被人扯笑。这时代的阵痛，他再也不愿被人撕裂愈合的伤口。当年知青街头练摊又何止我与小寇，运动造成的穷困潦倒又何止一家？

杨姐与史哥最近没来送货，货源突然紧张起来，我决定去南京找杨姐与史哥。他俩帮我在一些菜市的背旮旯处扫了许多货,临行前一脸愁云地告诉我：“小史弟弟走红皮没打票，跳车命丧铁道旁。他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天天死盯小史，不让他离宁半步。过几天再帮你送些红皮，我俩就罢手了。”

小史弟弟西去了，小史金盆洗手了，杨姐孤掌难鸣，不久“小乔初嫁了”。

冬去春来，生活还得继续...... 

 

（三）

流失的岁月似一道道曲曲弯弯的年轮，寒暑春秋演绎了多少时代的悲凉。

贩红皮、舞青龙（青皮甘蔗，那时红皮甘蔗极少。）、盘绣球（西瓜）、数千张（百合），周而复始记录着昼夜。练摊人常为了躲避被加身投机倒把的罪名，无奈中生造了许多切切私语，即便公开场合谈斤论价，也决不用阿拉伯数字来交流，这到有些像玉石商人袖子里成交一般，显得诡秘。尽管非常谨慎，仍逃不了时而被没收处理的厄运。没有人敢去抗争，在什么都能上纲上线的年代里，必须老实接受各种形式的处罚。

栉风沐雨的生活让人厌倦。望着留城、病退的玩伴难免顿生失落感，连信誓旦旦要与我乘同条船去农场的小兔，从拘留所里转了一圈回来（儿时玩伴，中学同学），也阴错阳差地进了企业，他们的脸上总比我显得有朝气。生命的主题对我来说，仅限于三饱一倒。我也想穿上工装，享受八小时外的快乐。可快乐与我无缘，烦脑又上门来了。

花开二朵，各表一枝。

七四年的初春，春寒料峭。在春忙前，我们选择了只有“华山一条道”的回归之举。

那一刻，回家是最后的希望！那一天，倒流是破釜沉舟无奈的举动!在老队长的鼎力相助下，半夜时分，我送走父母及弟妹，回到村子和小霞匆匆话别，与大妹登上手扶拖拉机，装着仅存的家用，乘着夜色，悄然离开。我与妹妹及景友（队长妹夫，机手）全身上下被雨水湿透，一路颠簸于傍晚进了城，人与家当都集中于居委会的院内（原私房己成公管房屋）。

那一日，一帘疏雨细于尘，春寒愁煞人。

那一晚，是个不眠之夜。

时任居委主任的陶姨一声叹息，默认我们的归来（他家也有知青。）。

区、街道的齐姨、汪姨视而不见（负责上山下乡的相关工作。）。

邻里们为我们搭建临时栖身的简易棚尽心竭力。

啊，苍天有眼！那一刻是人性回归的开始，善良的人们除了同情便是装聋作哑。

在众邻里们的帮助下，不久支起了灶，通上了电，告别了油灯，回家的感觉真好！

唯独周老太，不找我们问长短，偏偏深夜摸到我姑妈家对着景友连珠炮似的发问：“有迁移证吗？是哪级政府送上来的？上山下乡是闹革命，这不是你们的革命行为？！你什么成份？河边停放的拖拉机是你开的吗？一连串盘问，早把景友吓的六神无主，不敢抬头面视她。

可怜景友从未出过乡县地界，哪见过如此场面。尽管来前已考虑到意外情况，为他反复打了预防针。可是，真遇上了，却无济于事。城里小孩怕狼，乡下小孩怕官。看来，唉，连大人也怕“官”？

一个居民小组（付）长兼治安员，在乱像环生的年代，却是那条弄堂里政治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原本让景友住二天，逛逛园林，尝尝土特名点，这一来，他哪有兴致。第二天连早饭都不想吃，赶在天亮前溜之呼也，从此，未踏足龙城。

事后，我去村里向景友致歉。他说：“那老太提到拖拉机，又把我吓了一跳，那可是村子里最值钱的宝贝，田里少不了，要是被扣了，我如何向村里交代？送你们回城，我孩子舅又担了破坏运动的风险，公社追查下来，哪还了得？所以，我只能逃离是非之地。”一个好人！我们还未及酬谢他，心里却想着他人与集体的利益。

“常州老太真厉害！比县里小兰子更厉害!”（小兰子,名，徐高兰，女。县革委会负责人，造反起家。）景友不无感慨地继续说着。

新的烦恼开始了。

新一轮动员返乡运动开始了（重点是知青），周老太亲自上门排查，父母自然一推三不知。

她不甘心让我轻易溜走，并做起了我老祖母（我住祖母家）的思想工作，说什么年青人大有作为、什么倒流城市不务正业、不主动回乡要如何如何......（我真不愿意把她当年的话复原。）

层出不穷的运动，千锤百炼般地提升了一些人的运动能力。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在那个年代居然练就了高深的政治意识形态说教理论。但，队长也目不识丁啊，为何同样的人，处事的差距却天壤之别？

祖母又唉声叹气，为我担忧起来。我不得不又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记得恩格斯在马克思坟前的讲话：人们首先必须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伟大的理论总结，对“五脏庙”的需要来说，最实用不过。可我又能得到谁的理解？

表弟父母双亡，也是一位插青。他有个小搁楼，反正闲着，让我暂且栖身。我便一头扎进搁楼，打发着郁闷的日子。这真是：躲进搁楼成一统，管他锣鼓与口号。

一日，父亲急匆匆来搁楼找我，“赶快拾收行李，准备回村里！”别人动员尚可理解，父亲动员儿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