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取经记(连载一):取经前记
作者：荒山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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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取经记(连载一):取经前记
作者：荒山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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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取经记
我至今不能忘却， 这是我的烦恼。
1968年的春天，省重点中学西安市第20中学的校内，全省各地历年中考选拔入学的高材生们参与社会两派文争武斗的硝烟，渐渐消散了。一位英俊挺拔的军人，骁勇善战的21军派来支左的炮兵参谋，由几位侥幸没有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过的教工陪同，在灰色的三层教学楼周围的校园里四处转悠。他目光炯炯，像是在观察火炮射击的目标方位。然后，他带着几位伶牙俐齿的指战员，轮番进入两派各个战斗队盘踞在校内各处的狗窝般的据点里恳谈。他们以战争年代攻占制高点的顽强斗志努力工作，借助学生们审时度势的睿智，一两个月后，使20中在中学系统中率先实现了两派大联合，建立了革委会。秋天到来时，20中又光荣地成为西安市中学生上山下乡当农民的首批试点学校，有关方面安排了一个叫做红道峪的山村，有三十一个名额，等待着革命小将们自愿报名前往。 文化革命进行到了这个时候，坚守在学校的同学虽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但是，由于长期斗争感到疲劳，方向不清前途不明，已经从昔日叱咤风云的猛士，退化成了无所事事的一群。他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读读书，就只剩下在萧瑟秋风中百无聊赖地徜徉于学校内外，在日渐凋零的大字报上挖掘小道消息来打发日子了；偶然地，也有人会抽烟喝酒谈恋爱，稍稍地借助一下另类的精神感受来打发无聊的日子。 所以，“下乡试点”的消息在校园里真像一块大石头扔进了一潭死水啊！我们十几个来自不同战斗队的同学，决定骑车去红道峪做一次调研（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工作从调查研究开始”），看看它是否可以成为我们革命青年重开战场，大有作为的地方。临行前，学校革委会介绍说，红道峪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叫马金台，文化革命前就是省劳模。老马在运动初期因为“不理解”被斗，后来他“理解”了，也就作为革命干部被结合进村领导班子，继续当大队书记，进而被推选为西安地区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再后来又作为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进了省革委会当了常委。同学们去调研，应该先去找老马。 秋高气爽，我们骑着自行车出了城。穿过黄澄澄秋收中的田野，向东南方向骑行了三个多小时，一路询问，终于找到了红道峪。这里是中国大西北关中平原的南缘、黄土漫上了巨石累累的秦岭北坡的地方。漫长的地质年代这里造就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沟壑，其中有一条在长安县大峪公社叫台沟的，有二百多户农民散落地住在沟口外两侧的黄土坡地上，形成了这个叫红道峪的山村。 我们一大群小伙子和年轻姑娘，人高马大、神态庄重而严肃，推着自行车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颠簸着，叮叮当当地进了这个村子。街道两边，三三两两有蹲有站的男女老少社员们，友善好奇地注视着我们。空气中时而飘过刚刚收获的庄稼秸秆的清香味，时而飘过灶炕里烧柴草的烟熏味，时而飘过猪圈、饲养室的粪肥味。 我们找到了大队革委会，办公室的旧木桌后面站起一位穿蓝色中山装、分头、胸佩主席像章的年轻人，带些口吃地说，老、老马不在，进台沟拆庙去咧。我们把自行车停放在空地上，顺着街道往高处走，进了台沟。 台沟里，蓝天白云下，山岩嶙峋，流水淙淙。溪流两边，收获过的坡地像补丁一样东一块西一块，长着杂草，和山坡上稀少的树木一起，已经染上了秋天的棕黄色。山里的景色让我们这些久居充满革命喧嚣的大城市里的学生耳目一新。走了几里山路，见山崖下的山路拐弯处有一座破庙，一位穿着黑色土布衣裤、光头、腰间扎草绳的中年人，很有气势地站在破庙屋顶上，指挥几位社员拆檩条椽子，一问，他就是老马。 “马书记！你在忙啥呢？” “把这庙拆了建大队部!” 我们向老马讲明了来意。他听了以后，就站在破庙屋顶上，向山外挥舞着臂膀，宣讲他的宏图大略。我们在下面洗耳恭听，然后提出问题：阶级状况？组织状况？自然状况？生产和经济状况？老马从屋顶上爬了下来，用生动诙谐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回答，使破庙院子里充满了欢笑和希望。然后，大家非常满意地下山了。 此时，夕阳西下，彩霞满天，炊烟四起。我们在沟口的高坡上稍事停留，俯瞰红道峪的美丽山川，热烈地议论着它的远大前程，一致认为，如果把红道峪搞好了，不仅对这个山村，对别的农村山区改变贫穷面貌也会有重大的示范意义。 几十年后回顾当时的情况，总不免感慨地想，那天一同去的同学中，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谈起自己的前途呢？难道就没有“私字一闪念”吗？应该会有的——来这里的同学，谁家谁人没有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呢？原因只能是，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优秀高中生们十分认真地认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主旋律，和课本中学过的数理化定理定律一样，是绝对正确、高于一切个人愿望和利益的，而每个好学生，都应该像过去在课堂上一样，在自己社会实践的作业和考卷中，用主旋律的基调写下最正确最完美的答案！
二 1968年10月27日，两辆大轿车把20中最先报名的三十一位同学送进了红道峪村。包括我在内的五个男生三个女生被分到了位于村子最高处、和其他生产队隔着一条台沟河的第五生产队。女生们满意地住进一间干净整洁的厦子房，男生们则欢欢喜喜地搬进了一栋有三间宽敞房间的安间房（陕西关中地区把屋顶为两面坡的大房称安间房，比陕西八大怪之“房子半边盖”的厦子房更为高大宽敞）。生产队把安间房向院子一面的大门锁了起来，在相反方向的土墙上为我们开了一个临街的门。三间大房，灶房卧室用不了一半的面积，所以生产队社员晚上学习开会，都在我们的安间房里。透过锁起的大门门缝可以看见院子里还有三间厦子房，住着老少三代人。一问，原来是一家富农，我们住的安间房是队里征收这家富农的。这家人，有一个年轻时精明强悍发了家、老了却痴呆到当众撒尿的老太婆，一个土改时高中毕业刚好可以戴上“分子”帽子的儿子，一个大脖子（甲状腺肿）儿媳，一个十二、三岁已经自知天生低人一等总是低眉顺眼见人赔笑的大孙子，和一个襁褓里的小孙子。院子里，除了这个经常哭叫的小孙子，个个面带绝望的晦气色，整天相互埋怨吵骂。对啊，人民大众欢乐之日，不就是阶级敌人难过之时吗？ 下乡后第二天早晨，和社员们一起到东岭背后挖红苕。集体劳动热闹啊，像赶大集，男女老少，有说有笑，追打嬉闹，有时需要队长跳脚痛骂来维持劳动纪律。我竭尽全力，所以，第一天下来腰和臂膀就很疼了。农活是这么干的吗？也许。农民不是干了一辈子吗？我要咬着牙坚持！ 十几天后，到了犁地耱地种麦子的时节。这是个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机会。队长也很好说话，经过申请，我平生第一次么喝着一头牛，表面谦逊内心得意地在东岭坡地上犁地。老农手把手地教，使牛听话，也使我感动。只是看到老农们毫不怜惜地从下乡干部安排种植的苹果树上犁过去时有些疑惑：为什么不把集体的财产当自己的财产呢？ 世界上有很巧的事情。这天，正当我挥鞭犁地到了东岭尽头，前面忽然出现了那位英俊挺拔的炮兵参谋，一问，这回他到这里，真的是为21军的加农炮在山区勘测演习用的射击场地来了。我们马上亲热地聊了起来。我偶然提到，有消息说大队有意将学生们集中住在台沟口的林场生活劳动，炮兵参谋歪着头想了一下说，还是和社员在一起生活好，便于互相了解，可以直接帮助农民；他说，学生应该主要是一支改造农村的力量……我拎着鞭子和他聊了十几分钟，直到老农大喊：“牛跑咧……”我一边追牛一边想，军队里还真有一批明白人，怪不得文化革命把一切组织机构都闹瘫痪的时候，也只有靠解放军来管这个国家了。我这辈子当然是没有可能当兵的了，即使我的父母过得了文化革命这一关，到了允许知青当兵的两年之后，我也超龄了，所以，当务之急是，熟悉农村农民，然后为他们谋利益，虽然眼下我还不清楚这利益应该如何为他们谋取。 在隆隆的加农炮声中，秋收秋种的农活完了。冬天到了，队长安排大家在山坡上平整土地修梯田；最后，天寒地冻，粪土结成了块——往山上担粪。我们学生们干起农活来，人人吃苦耐劳，专拣重活干。脸皴了，手裂了一道道口子，“能担一百一，不挑九十九”。农民们看了心疼地说，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娃们家，到咱这搭来，把苦受扎咧！ 但是，我们不这样认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我们看到，贫穷是这里最显著的特征。老碗里端到饭场吃的都是杂粮糊糊。种庄稼的，春天却要借粮吃。平时没见有农民吃干粮，那是砍硬柴、割扫帚的人的专利。没有见过有人家吃肉（除了有一次队上死了牛）。全生产队四十来户的人家，有五六个老光棍，还有七八个后备光棍——家里穷得不敢妄想娶媳妇的半大小伙子。十二岁以上的女性基本是文盲，姑娘们都打算嫁到城郊、平川地、或者其他生活较好的地区。四十多岁的妇女都裹小脚，为了拿八分工，争着担六七十斤重的粪担子爬山坡。火车这种已经出现一个多世纪的工业文明，她们都没见过。有一户老两口五保户，没有钱买盐吃。百分之三十的婴儿存活率。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青少年因缺碘或缺医少药造成弱智或残疾。什么是三大差别，什么是一穷二白，我们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但是，人们对这种骇人听闻的贫穷已经习惯了，麻木了，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惊讶。这表明，在这里需要和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有一本下乡前几个月我们几个战斗队联合编辑出版的《马恩列斯语录》是应该提到的。好书啊，先油印了500本校内分发，受欢迎的程度大出所料，最后迫使我们从墙角把丢弃的蜡纸拣回来展平整理再加印若干，以飨上门追讨的读者。《语录》中有几句摘自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字十分精彩：“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 精研马列的同学们在选择职业时当然不会忘记这段话！虽说现在的职业并非我们自己而是革命为我们选择的，但是看到农村的现状，以马克思所说的标准来衡量，当农民不就是眼下最为美好的职业吗？其实，文化革命初期，学校会议前面的墙上就重重叠叠贴满了各班同学要求废除高考、去农村边疆的决心书，现在似乎终于都如愿以偿了。
三 下乡以后，一晃三个月过去，快过年了。 这天，我们在寒风中往东岭担粪，中午下工回来 ，在灶火熏得漆黑的灶房里，人人动手，担水、烧火、拉风箱、削红苕、捞浆水菜（浆水菜是当地把莲花白外层绿叶在缸内压石头加水加引子发酵变酸后捞出切碎加盐搅拌生食的下饭菜）。过了一个小时，开饭了。又过了二十分钟，一大锅包谷糁红苕稀饭用浆水菜送进了肚子，中饭结束了。同学们陆续离开，剩下张毓森和我，一个坐石墩一个坐木墩，闲聊村里的情况，觉得大队从管理上来看，应该找到更好的办法以加快穷困面貌的改变。张毓森说，陈爽寿建议，我们应该到大寨去参观学习一次，听说，大寨实行群众评议工分制，一月一评，效果很好，社员在集体劳动中热情很高。我说，这个主意真好，百闻不如一见！张毓森说，你还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在想这个主意为什么不是我提出来的。我俩一齐哈哈大笑，说，那晚上一起商量一下！ 这里，我得简单介绍一下完全出于偶然原因吃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位低我两级的高一同学。陈爽寿，中等身材柔韧强健，长相俊秀心灵手巧。他一来就连砍带锯地用山里的木头给自己搭了一张床铺，用镢头在墙上开了一个洞嵌入木框当窗户，蒙上塑料布代替玻璃，又在墙上装了一个书架兼搁物架，一副长期安家落户的架势。他的同班同学张毓森，小时就有数学神童的雅号，办事认真精确，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他俩待人热情随和，队里男女老少都喜欢他们。这些品质暗示了他俩几十年后会有的辉煌前景，不过，那是后话了，眼下，他俩的个人价值都是——生产队一天十二分工（青壮年男劳力一般十一分）的强劳力。 到傍晚下了工，我们三个人坐在炕上，就着黯淡的煤油灯研究地图。陈爽寿显然已经做过详细调研。他说，每晚西安火车东站都有向东发出的货车，所有陇海线上东西来往的列车在孟塬车站一定会停下来加水加煤。我们可以在西安东站扒上一列向东的货车，在孟塬车站下车，换乘路过的客车，坐一站到潼关车站下车，再走二十里路到老潼关，过黄河，进入对岸山西省的风陵渡，再坐火车北上，在山西省会太原之前不远、一个叫榆次的城市下车，再换车向东，到一个叫阳泉的城市下车，再坐汽车向南，经平定县到昔阳县城，下车步行一段路，就到大寨大队了。 张毓森用尺子在地图上测量。我们村到西安东站大约八十里，西安到潼关大约是三百里，潼关到榆次大约九百里，榆次到阳泉大约一百八十里，阳泉到昔阳大约七十里，昔阳到大寨十里，合计约一千五百里，来回三千里。张毓森笑道，看来我们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了。 我说：“方法看来主要是扒车了？” 陈爽寿说：“那当然。确有必要时，买最便宜的车票上车。” 我笑道，这有点儿像铁道游击队了。 陈爽寿笑道：“我正想这么说呢! 来，我起个头——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我和毓森跟了上去：“……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外面灶房里女生喊：“怎么回事？” 我喊：“没啥没啥！饭好了没有？” “快了！” 我们压低声音，继续下一个问题：钱。 经测算，我们决定每人带五块钱。这是一笔巨款。一般情况，如果不买衣服不外出，吃生产队分的粮食，五块钱可以维持一个人在农村半年的生活了。每人五块钱的帐是这样算的：伙食费，自带一些干粮，另每天一毛五至两毛，就算两毛吧，预计最长行程七天，共计一块四毛钱。车票钱，估计单程进站四次（孟塬，风陵渡，榆次，加上不可预测一次），每次一毛至一毛五，坐汽车只能买票，四毛，加上其他不可预测交通费，合计一元二角，来回二元四角，总计三元八角，每人留一元二角机动费用，五元不但够了，看来还有些奢侈。不过，我做事比较谨慎，准备私下多带五块钱，以备急用。 接下来：粮票。 每人除了干粮，要带七八斤粮票。没有钱可以扒车，可以睡在屋檐下，但是没有粮票就买不到吃的。我们知道《西游记》里唐僧四人西天取经一路靠化缘或者说要饭维持生存；也知道种地的农民在新社会有时也会要饭——有一次要饭的农民到了我们的灶房，我们不给，并按学校给我们的教育，认定他们是二流子，要求他们回生产队劳动去——结果难得地受到了一次农民社员们的责备：他们认为，自古以来，农民要饭肯定有不得已的原因，是一件值得同情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当时不懂。但是，无论如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我们不想给要饭的饭，我们也不应该在路上向别人要饭，对不对？高材生们要饭，看起来十分浪漫，可以在个人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不要忘了，这是旧社会的特征！我们去学大寨，能把新社会弄得像旧社会吗？不可以! 所以，没有任何人想到要饭这一招儿，粮票很认真地被带上了。 跟着，又产生了一个好主意。 我们想起来，红道峪山村里来了一支四人支农小分队，还是由骁勇善战的21军派出来的，除了一位老资格的司务长和两位战士，还有一位是著名人物——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的未婚夫贾富元，他好像也是排级干部。贾富元这个名字，当时名不见经传，但是，大寨、陈永贵、郭凤莲，这几个名字早已经在全国闻名遐迩。我不爱看戏说不好陕西话，却会唱秦腔《十学大寨》全段，就是因为班里开新年晚会前，七八个同学天天下午在教室里排练《十学大寨》，迫使我无师自通。由此可见大寨事迹流传之广。下农村后，更是大小会言必称大寨，文件第一页的上方一定印有“农业学大寨”的主席指示。今天也许会有人问：什么叫大寨道路？当年的标准答案：大寨道路就是大寨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支部和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从互助组、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各个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并获得巨大英雄业绩的战斗历程，它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 据说，陈永贵为了不让女中豪杰郭凤莲嫁到外村去，亲自为郭凤莲找的贾富元。贾富元是个孤儿，从小放羊，村里一个老实巴脚的小伙子。为了使他进步得与郭凤莲更加班配，陈永贵把这个小伙子送到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经受锻炼。这次，部队又把他派到了我们村来，和其他几个军人一起帮助我们村开展农业学大寨的工作。 张毓森说（真遗憾啊，又不是我的主意）：“我们去找贾富元，让他给郭凤莲写一封信，我们带上，到了那里，找到郭凤莲，问什么有什么，全是真经！” 这个主意太好了！说干就干！吃完晚饭，我们三人急急忙忙出了门，借着微弱的星光，踩着石头过了台沟河，踏着冻硬的田间小路，往下面村子解放军支农小分队的住处走去。南边是秦岭群山映在夜空中长长一列参差的黑影。凛冽的西北风送来居住在西边黄土高坡上三队的几位同学高亢的歌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这些青年男高音们的歌声，几乎每晚都越过台沟河传到我们队来，今晚的特选节目是《长征组歌》——看啊，连不知情的同学们都在给我们鼓劲！这歌声唤起不畏艰险誓夺成功的激情，像文化革命中每一次投入革命行动前一样，在我们心中荡漾。 走进下面村子一家农户的后院，军人们住着的厦子房里煤油灯亮着。我们敲敲门，里面一声：“进来！”推开门一看，真巧，就贾富元一个人在屋里，因为感冒，没去开会。他中等偏高的个子，山西人常见的长脸，清秀的深色面孔，一看就是一位诚恳的人。我们把来意一讲，他迟疑了好一会儿，诚实的脸上现出认真思考的样子来，最后说，好，我写封信！我们站在昏暗的屋子里，高兴得用手在背后互相乱捣。他又说，我找一下纸和笔，马上写一下，你们过一会儿来取。我们谢了他，离开了房间。 过了约一刻钟，我们怕夜长梦多，觉得最好还是到现场去等在那里，于是又摸回了军人们住的院子。一进院子，听见屋里司务长在说话。 “你在写什么？”司务长问。 “学生们要到大寨去参观，让我给郭凤莲写封信带上，作为介绍。” “他们怎么去？” “不知道，我想是自己去吧。”贾富元嗫嚅地答道。 “你不能给他们写！这伙学生肯定是扒火车去，路上出了事情怎么办？算谁的？你写了信你就要负这个责任！不能写！”司务长斩钉截铁地说。司务长显然在铁路上支过左，见识过学生的革命大串联。我们站在黑咕隆咚院子里，急得直搓手。又听出来，司务长是临时回来拿什么东西的，马上要回会场去，于是赶快退出院子，跑到街道上一个拐角等着。 司务长大步流星走出院门，往大队部方向去了。我们马上溜回军人们的住处，把门敲开。贾富元在煤油灯下看书，我们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问，信写好了吧？贾富元略微带着些不好意思的样子说了他们司务长的意思，然后表示，这是一个命令，他不能违反。我们竭力说服他，说，路上是十分安全的，我们有丰富的铁路旅行经验；为了我们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把我们的村子建成大寨式的新农村，有他的一封信，哪怕是一张纸条，让我们带上，都会是非常有用的，等等。但是，晚了，任凭我们如何翻动革命的三寸不烂之舌，命令就是命令——他不能给我们写介绍信了。 你看，就差那么一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这次就是因为司务长偶然忘了东西跑回来取，碰上了贾富元写信，于是，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又说过，必然性是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难道，学大寨不是一条农村要走的必然道路吗？当然是！于是，在闪电般地进行了一番哲学思考之后，我想出了一个替代的办法，来弥补这个偶然事件带来的恶果，为必然性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我说：“贾富元同志，这样吧，我们就不勉强您写什么东西让我们带上了。但是，您能不能给郭凤莲同志写一封信寄去，就说，您支农的这个村子里有几个学生，叫什么名字，为了把这个村子的农业学大寨工作搞得更好，最近要到大寨来参观，如果到达，请接待他们，介绍一下大寨的经验。我们相信您一定经常给郭凤莲同志写信的。您不用特别麻烦，只是在信里顺便提一下这件事，好吗？”贾富元想了一下，说，行！陈爽寿说：“那请您尽快写一下这封信，我们这几天就要出发了，希望信能在我们到达大寨之前寄到郭凤莲同志手里。谢谢您。”贾富元答应马上就写。 目标只实现了一半。 我们略感失望地离开了军人们的住房，又忽然想起，正式的介绍信还得有一份！于是，顺着布满石块的山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回走，来到大队部，找到了大队会计，当年给我们指路到山沟里找书记老马的黑衣短发胸戴主席像章的年轻人，说明了来意。 “你、你们怎么去？” “自己想办法呗！” “介、介绍信怎、怎么开？”大队会计问。 “抬头写，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另起一行，写‘兹介绍我大队某某人（我们几个的尊姓大名）到你处参观学习’”。 大队会计摇摇头，但还是拿出介绍信，照我们说的写好，“啪”地一声，盖上了大队的红印。 第二天，在村里二队插队的张毓京可能是从他弟弟张毓森那里得到消息，也加入到这次行动中来了。小学时我常去他家看他临贴练字，陪他在手摇唱机上听古典音乐，因此知道了颜真卿柳公权的名字和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有一次他让我仔细听一张苏联交响乐《黑龙江的波涛》唱片，指出，在结束的一瞬，有一把提琴出错，提前拉了一弓，我在他的指导下听出了这个细微的错误。文化革命中他鄙视血统论而不是走资派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他是个永远的读书人，精神上过于敏锐精细，做学问可以（当然眼下没什么学问可做），参加这次活动（虽然美其名曰“取经“）不适宜。当他出现在我们的安间房里，以当事人的姿态坐在我们的土炕上积极出谋划策时，我想，真奇怪啊，就在几个月前，同学们都还像是没有革命目标的逍遥派；怎么现在看起来每个人的内心中都蕴藏着在农村为农民做事情的巨大热情？——有鉴于此，我们决定，不再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任何人，以免要去的同学太多，在铁道游击队式的行动中难以相互照料和统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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