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椅子·琐谈“中国改变世界”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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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椅子·琐谈“中国改变世界”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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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椅子
人们在等待，等待本该坐在这张椅子上、手捧这本证书的人。他没来，还坐在本不该坐的地方。 看着这张照片，忽然想起早几年闻知北京上演一出荒诞剧：《等待戈多》。介绍说是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1952年用法文发表，1953年首演。又介绍说，贝克特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本证书不知道是否跟这个空椅子上的一样。 传媒曾经哗然，评说这部两幕短剧，各说各的。当时曾经找来剧本，细细品味，试图找到作者作者意欲表达的，也就是传媒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戈多是谁？”结果得知戈多谁也不是，却又什么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主。 口惠，才值得等待；实不至，总是白等。有点像前苏联那个笑话：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无论你朝它走多久，它总是在地平线上。 现在忽然联想起《等待戈多》。人们知道这位戈多是谁，知道他来不了，就连他的奖项代领者也来不了，于是没有期盼，没有等待，只是完成了颁奖仪式，那本证书静静地靠着椅背望着所有参加仪式的人，以及看到仪式影像资料的人。 人们似乎也在等待，等待证书投入主人的怀抱，那位主人是一个人，却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人类最大群体的生存状态。 姜大嫂在发布会上说：中国不高兴。她说这话是代表权力，应该是权力不高兴。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你们白等，戈多是不会来的。老等，我们不高兴了。 戈多会不会来，没人知道。戈多不是上帝，人们却知道。戈多是希望，所以值得等待。 （2010.12.11）
接着说下去： 还是在网络上，又阅读了诺和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的演讲词。他说到诺贝尔遗嘱中对于和平奖的先决条件：“各国间友爱”。似乎这也是不断引发争论之所在，抨击诺和奖政治化的呼声无论东西方都很激烈。亚格兰演说中并未避讳，列举了诸多颁奖遭遇所在国诟病的范例，其中包括美国的马丁.路德.金获此奖时的“美国不高兴”。 难道和平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吗？绝对是。战争与和平历来就是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压倒一切！诺和奖的宗旨，正如亚格兰所列举的那些事例所显示，无以逃遁地证明它的政治属性，抨击诺和奖政治化其实很可笑。无论谁，无论其是否具有政界身份，如果他致力于战争或者致力于和平，都属于政治范畴之活动。诺和奖倘若游离出政治范畴，那才滑天下之大稽，它的生命力也早就该终结了。 关键在于评委们的选择，倘若他们评选出来的获奖者背离和平，以现在的观念而言即背离人权，那才应该指责。例如1938年诺和奖，瑞典的一位具有推荐资格的议员推荐了希特勒，为的是同英国首相张伯伦获得提名较劲；也因为希特勒上年下令禁止任何德国人接受任何诺贝尔奖，故想给他一点难堪。但此举显然不明智，至少不是诺和奖宗旨所提倡的，尽管此次提名显属闹剧。 亚格兰演说中提到卡尔?冯?奥西茨基，这位德国和平主义作家兼记者被授予1935年诺和奖。这使得希特勒暴怒，也遭致当时挪威包括国王在内的舆论界抨击，因为奥氏乃纳粹囚徒。奥西茨基的“透露军事情报罪”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前魏玛法官判决的，奥氏不但积极反纳粹，还在其主持的《世界舞台》周刊披露了一系列魏玛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秘密重整军备的内幕，包括潜往苏联训练空军之类高度机密。 诺和奖评委该次评选堪称世纪经典，已经在史册中闪烁永恒的光辉，亚格兰以此为荣并不奇怪。奥氏获刑18个月，接着又在“国会纵火案”之后的恐怖潮中落入纳粹集中营。还在魏玛德国法官判决奥氏有罪时，就遭到国内外和平民主人士的反对，包括流亡美国的爱因斯坦也募捐营救。陷入纳粹集中营后，国际上声援潮中，要求给奥氏诺和奖便是营救手段之一。而纳粹政府则积极打压，尤其是以军事威胁作为恐吓手段。可以这么说，奥氏最后被补授1935年诺和奖，成为首位囹圄中获奖人选，是国际著名人士和组织的积极推荐与纳粹政权的打压共同作用的结果。 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不但某政府如同纳粹政府一样频频给挪威朝野施压，“敌对行为”，“干涉内政”之类外交用语都一样。就连那个“孔子和平奖”，其创意大约也来自希特勒，希氏当年就奥氏获诺和奖而设立了“德意志科学文化奖”以对抗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的老祖宗有些时候还是颇有预见性的。 1992年德国联邦法院终审裁定奥氏原判罪名成立，也即魏玛德国法官所判罪成立，并不得翻案。大概德国联邦法院判决奥氏罪名成立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披露国家军事机密违犯了魏玛德国的法律，无论其正义性如何都不能改变违法行为之性质，因为任何国家均不可能将保守本国军事机密作为恶法加以废弃。此项终审或可争论，而奥氏获得诺和奖似乎跟那次判决关系不大。奥氏的反纳粹谋和平的不懈努力才是获得诺和奖的真谛，评委会对奥西茨基的评价是：表彰他通过新闻出版而对和平事业的杰出贡献，表彰他勇于反抗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似乎给人以启示：一种对于人类文明大势的积极张扬，很可能触犯某一国的某些法律。对这类张扬的表彰，例如诺和奖的授予，无须理会此类法律的限制，即使这类法律仍然成立。那么，类比之，就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只要它不是煽动暴力行为，而是张扬和平进步，诺和奖的授予也是天经地义的。人类社会，总会有一种精神境界存在着，它超越国家、民族、政权之上。以现代文明的发展水平视之，这个精神境界应该是人权观念。倘若凭借国家政权的威慑力去恐吓、限制对人类精神境界的努力追求，也即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注定要遗臭万年。希特勒就是榜样。 作为一种比较现实的考虑，尤其是担当比较重大责任的人物，明智无疑是一种美德。当年挪威国王没有出席1936年奥氏获诺和奖的颁奖礼，理应属于这类明智的表现。纳粹德国组建波罗的海舰队直接以军事威胁恐吓小国挪威，而世界尚未看见能够阻止纳粹军事力量之力量何在，可以理解挪威国王的苦衷。而今世界已经形成人权之共识，扮演当年纳粹所扮演的角色毫无光彩可言，用陈腐的冷战思维模式－即姓社还是姓资－是搪塞不过去的。至少，挪威国王伉俪坐在空椅子两边而不是选择回避，证明了今非昔比这个浅显的道理。 亚格兰的颁奖致辞不露锋芒地谴责了某些现实：“因此，在当今社会不少人忙于数点钞票，很多国家只顾及眼前的本国民族利益或对lxb的倡议和努力置若罔闻时，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再一次决定，通过和平奖的颁发，来支持为全人类利益而奋斗的人们。”当年纳粹凭借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迫使某些国家屈服，今日中国凭借挟持13亿人口这个超级大市场同样迫使某些国家屈服，异曲同工罢了。但世界潮流无可抗拒，一个前景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必将改变中国，绝不可能中国去改变世界！
（2010.12.13）
琐谈“中国改变世界”
我历来喜欢先弄明白概念，界定清楚，再讨论。否则很容易陷入无聊的斗嘴消遣中去。因为几乎所有概念皆有歧义或触类旁通，各执一义便毫无讨论价值。比如“世界”，基本定义就是全球，包括中国在内；中国人说的“世界”，大抵置身圈外，所有外国是也。多有“华夷观”之延续；还有其它延伸，比如“内心世界”、“情感世界”、“海底世界”、“动物世界”、“英语世界”……直至上海的“大世界”，皆特定领域之谓。广东话更有“捞世界”之说，指的是到商圈里去挣钱，并非见义勇为把即将灭顶的世界捞出水面。 我说的“改变世界”，此“世界”只指“所有外国”，以迁就盛行的华夷思维，讨论中国与世界谁改变谁的问题。“改变”亦仅限差别显著的变化而非细微变化，例如蝴蝶摇翅能掀起多大的风之类。更不必扯什么中国造衬衣、马桶之类以为“改变世界”的例证。薄熙来当初耿耿于怀说“八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这种廉价大路货充斥于世，绝非很光荣的事情，充其量只能证明中国自身的改变，知道用血汗到国际市场锱铢必赚了。没有知识产权，没有自主品牌、没有营销管理，做“世界工场”贴牌加工，挤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借以满足GDP及外汇储备之虚荣。毛还知道“开除球籍”，徒子徒孙却侈谈什么“改变世界”，忘记“羞耻”二字咋写的了吧？ 记得网上读过美国人戴维.伯恩斯坦写的《如何改变世界》，没读完，知道他说的是“社会企业家”应该行善，呼吁“个人改变世界”，属于“从我做起”那类故事，也就知足掩卷了。书厨里还有一本也是美国人的豪沃德.罗斯曼写的《改变世界的50家大公司》，也没读完，作为资料挑着读了。这本书说的“改变”就比上面那本要隆重，盖在于其影响的人群巨大得多，有的确实无人得以逃遁，例如爱迪生创建的通用电气、马可尼的无线电、微软的操作平台等等，只要你是社会人，都得用上他的发明，没办法。 法国人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写了《当中国改变世界》，浏览了一下获得的感觉像是我一位中学同学的故事：他儿子小时候玩剪刀，把蚊帐剪了一个洞。当爷爷的下班回家，感叹道：“啊，真了不起，看这个洞剪得多方正，你们谁都剪不了这么方！”居然还有人真的当回事了！还有一位落魄的法国人拿破仑，囚禁在圣赫勒拿。据说看守听见他说梦话：“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他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可惜简化汉字略掉了后半段：“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看来他确实谢得不冤枉，这狮子不但沉睡还会做梦，梦见满世界的羔羊都成盘中餐了。 另有英国人马丁·雅克写的《中国统治世界》，成为西方世界十大畅销书之一。这位仁兄比较认真，他判断中国是一个二元社会，曾经正式存在且真正重要的“机构”也就两个，一公一私。“公”是指政府，处于中心强势地位；“私”是指家庭，处于边沿弱势地位。无论是孔子时代还是当今中国，政府都不允许不同利益的存在。他还写道：“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超高的经济增长率相结合，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验：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在改变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而且还会把它带入一个陌生的未来。正因为这种转变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人们谈论现代经济历史甚至会使用‘中国前’和‘中国后’(和‘公元前’、‘公元后’类比)这类术语。”堪称中国改变世界的热切鼓吹者，甚至预言2027年中国将取代美国引领世界潮流。但他承认书名只是一个噱头，事实上不可能有谁能统治世界，“它指的是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在“零距离”观察中国之后，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他时，他又谨慎了些，虽然仍坚持己见，但“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但是在本世纪之内肯定会实现”，时间顺延了。他认为“中国文化处于很深的危机当中，社会中充满太多矛盾，普遍有一种迷失感。”还告诉记者：“随着社会变革越来越快，我们的确要进行政治改革，以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社会变革的速度也会很快，如果不能及时改革政治体制，就很难适应需求。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府也是落后于时代的。一旦这样，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到时候处理起来就会更加困难。西方有句谚语，‘早缝一针比最后多缝九针要好’，政治体系也是如此。”关键的、核心的问题恰在于此，一旦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改变的将是中国，而非世界！ 在言论享有充分自由的西方世界，议论百出并不稀罕，但我们杜绝所有指责，放行一切恭维，中国的受众便大有携洋自重的满足感。华夷之辨从而不断延续，夜郎精神也生生不息。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成就，都是受惠于全球化所得，绝非“中国特色”所致。戊戌变法失败后李鸿章答慈禧：“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所谓“六部”代表中国既有政治体制，大清朝廷笃信中国必能改变世界，坚持不懈，终于惹出辛丑之败。然后放松经济管制，被动改革部分政治体制，十年所成颇丰。皇族们利令智昏，在守旧派大臣的拥戴之下走回头路，结果是辛亥之乱爆发。 还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反美作家乔姆斯基，这位仁兄反对美国政府的每一项举措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他还公开呼吁说美国政府是黑社会老大，希望中国牵头搞垮它。他那些极端文字与言论，比起中国所有的“异见分子”加起来还要犀利，只是“麻木不仁”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定他个颠覆罪。所著《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一书被查韦斯在联合国讲坛上高举，据说连本.拉登也极力吹捧此书，乃至于在美国书市闹到洛阳纸贵的地步。亚马逊网上书店销售排行榜，该书三天内即从第20664位跃居第一位！大概正是因此，当中国有关机构邀请来中国时，乔大叔说他之所以没离开黑暗的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 我到网上查阅了此兄的言说记录，发现他反对美国政府的皆属外交政策方面，从越战政策到中东政策。至于美国的内政，他几乎无话可说。对于一个任由人民批评甚至允许人民推翻自己的政府，你还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去推翻它呢？只有那些靠着枪杆子打造和维系的政府，才会无时不刻忧虑自身的安危，唯恐失去既得的权力和利益。乔姆斯基对于美国式民主没什么可以挑刺的，也不奇怪，那个体制鼓励挑刺，若仍去挑刺，无疑入其彀中。倘若像乔大叔这样的左派都无法忍受美国以外的政体，美国人民难道能忍受中国去改变它吗？ 乔姆斯基8月13日在北大的演说，题为《世界秩序勾勒：持续与变化》，除了论述当代世界潜在威胁为核战与环境恶化之外，没忘记继续指出美国越来越没法控制世界。却不似李敖，对一个主子狂吠，对另一个主子摇尾乞怜。乔大叔这回直言中印皆无可能取代美国去改变世界，我领会他的意思是：世界的改变寓于各国自身改变之中。乔大叔盛赞以GPI也即“真实发展指数”代替GDP，GDP只强调生产和市场总值，忽视了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人力和环保等方面的负面问题。若取GPI衡量，印度基本是垫底的，只稍稍超越了缅甸、老挝和塔吉克斯坦。中国则排在92位，超越了约旦，但低于多米尼加和伊朗，中国还面临着全世界最大的不公平问题。 乔大叔看来属于“婉约派”，这番评述已经把GDP激发出来的中国式荷尔蒙淡化了，排名92位的国家还背负着13亿人口的重负，言下之意是谈不上改变世界之可能性了。乔大叔肯定令请他来演讲的人失望。美国之所以很长时期内能领衔改变世界，其根本在于它一直致力于改变自己。而它的“国情”本身就是世界改变它才导致的，一个被世界改变的成功范例，无疑比较容易成为反馈，成为改变世界的楷模。对此，马克思先生早就有认识，在致林肯竞选连任的贺信中，老马说“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只可惜他的徒子徒孙都成“跳蚤”了，展示不了“龙种”的形象。 我说“世界必将改变中国，绝不可能中国去改变世界”，是因为我们那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陈腐套路早就在坚船利炮时代碰得头破血流。毛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本质上就是党权专制代替皇权专制，了无新意可言。不用说别的，仅凭浩浩荡荡的落马贪官阵势，且不包括那些漏网之鱼及权力庇护者，已经令世界乍舌。老乔面对“全世界最大的不公平问题”，也不敢再呼吁中国牵头搞垮美国了。现在冒出“中国改变世界”之说，不过以攻为守，是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帮腔，醉翁之意无非保住既得利益。真有心“改变世界”，必须首先改变自己，以中国幅员之广大，改变自己才是对改变世界的最大贡献，当然这个“世界”指的是全球，而非夷狄。 中国改变世界的另一种表述就是中国阻止世界改变，甚至力推其倒退回中世纪专制体制中去，只能是白日梦！世界大势绝不是中国可以扭转的，无论GDP做得多大。这个体制越来越彰显其不合理的本质，只是既得利益者捍卫其利益的工具，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全世界，皆非福音。真爱国者，不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靠“唱读讲传”，梦呓着要去改变世界，而是老老实实医治自身的腐肉毒瘤，唯有改变了中国，才能算作是对改变世界的贡献。鲁迅在《忽然想到（十一）》里说的确系真谛：“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面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回头再翻阅《改变世界的50家大公司》，那50家公司没有一家“MADE IN CHINA”。若将前四个字母读作汉语拼音，“妈的IN CHINA”倒还能“幽上一默”，宣泄一点苦笑。在那50家公司的创办者中，只有台湾出生的杨致远一位中国人与大卫.菲洛排列在雅虎的创始人栏目中。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样子，我还真的费心查找了一通家电产品名录，看看有什么发明出自中国。结果发现有一样是广东一位农民企业家的发明：消毒碗柜。略带些得意话知香港朋友梁先生，没料到遭来一盆冷水：“香港都呒人买啦，bindisei（哪里用）消毒的？”搞了半天还是我们的环境特色逼出来的需求。 迄今为止，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者已有八位，皆在美国成就。其余的，例如波音公司创业时首位工程师王助，就是奠基功臣；在NASA等美国尖端技术及科研机构担当要职的华裔数不胜数，大学或政法、医药诸界供职的精英也不少，成就斐然者亦不止一个两个。留在本土的却鲜有想象力或创造性，别说诺贝尔科学奖连苗头都找不到，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至少说明了学术现状。而钱学森的侄儿、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则说：“我在美国出生、成长，虽然有中国血统，但也是一位美国科学家。中国的唐朝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因为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不局限于中国本土文化。举世闻名的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到美国从事研究工作之后，才获得名声与肯定，古今中外，有许多华裔科学家在西方取得科学成就。学术研究无国界之分，不需要拘泥于血统。” 要知道，世界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恰是科学的新成就，比如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都是改变了世界的巨匠。在中国这一套的体制下，大学都成了学府衙门，连一位大师也出不了，凭什么妄言“中国改变世界”？再引用爱因斯坦在《文明与科学》一文中说过的话：“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话，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牛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唯需诠释的是，“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之“龙脉”传承至今，攒了一堆血汗钱大部分都在衙门里放着，供老爷们支配。养着举世无双的大政府，长着暴发户的脾气。忽然复兴了夜郎精神，加上某些洋人一煽动，就想起“中国改变世界”这回事了。其实也不新鲜，当年乾隆皇帝就曾致信英王，其中说道：“我对你的仁慈，使我老人感到安慰，只要你效法我，在各方面推进仁政及和平，你将治理得很好。”这位老人家要改变世界的意图是从要求英王效仿大清开始的，直至溥仪退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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